胡蘭成離開溫州，仍走的是自己前幾年逃亡的老路，搭內河船經麗水到了杭州。
秀美來見，帶他去看斯太太。斯太太此時已從鄉下回到杭州，經過這幾年社會生活的激烈動盪，斯家子女已星散四處，目前只和秀美以及老四斯君三人租了個小院落生活。胡蘭成此番不敢在斯家居留，他在車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館落腳。斯太太留他吃飯，他吹噓往北京的打算，斯太太也不同往常那樣高興。他與秀美兩人去游西湖，秀美也是滿腹心事。他還去浙江大學看望了夏承燾，夏留他吃了頓飯，兩人間卻是無甚話可說，胡蘭成信口開河批評共產黨新政策，夏承燾只是聽卻不接口，他知道話不投機，甚是無趣。胡蘭成在杭州前後只待了五天。
胡蘭成回到上海，仍然不敢回家，他投宿在熊劍東家。熊劍東已死，家中唯熊太太唐逸君在。
熊劍東是汪偽政府稅警總團第二團團長兼副總團長，在李士群死後，外敵去除，內鬥又生，熊劍東與稅警總團長羅君強為爭權奪利，兩人之間又發生矛盾。羅君強因手下人胡鬧，受到日本人責難，被迫交出了稅警團改任安徽省長。但羅不甘心將稅警全部交給熊劍東，結果仍由周佛海出面自兼總團長，熊仍任副總團長，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
熊劍東原是軍統，與重慶也始終保持著聯繫，但臨近抗戰勝利他卻慌張不安，他擔心的不是與日本人關係密切，而是他殺死過軍統人員，劫奪過軍統物資，他怕戴笠要和他算賬。於是，他聽從國民黨「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與新四軍關係密切的李明揚的勸告，準備拉隊伍去蘇北投靠新四軍。熊妻唐逸君不同意他投共產黨，其他軍統人員也勸誘，答應為熊保駕不會有事，結果熊未走成，還跟著周佛海擔任了所謂「上海行動指揮部副總指揮」，在日本宣告投降後維持上海治安，為重慶方面接收上海出了大力。果然，周佛海最後沒逃過重慶的抓捕和審判，熊劍東卻是逃過了。熊掌握的稅警團武裝被國民黨政府改編為交警第七總隊，任熊為總隊長，不久熊的部隊即被派往蘇北進攻解放區。熊部在開往瓜洲途中遭解放軍伏擊，部隊被一舉殲滅，熊劍東在戰場上被當場擊斃。[13]
熊家已是門庭寥落，個別來往的親友在新社會也是如驚弓之鳥，交談之間只是歎氣和牢騷。胡蘭成不死心，去了一次張愛玲家，卻是人去樓空，出來應門的已是外人，問起張小姐去向茫無所知。凡此種種，都令他不敢再貿然去北京，所謂「臨河不濟」，他若是真到了北京，怕是再也走不脫了。可不去北京，他還能到哪裡去呢？也是湊巧，就在熊太太家裡，他又遇到了武漢舊交鄒平凡。
鄒平凡算是「背叛」過他的，鄒表面上與他計劃「共舉大業」，事實上卻始終在與重慶勾搭，在重慶接收前自己先下手「劫收」，狠狠地給自己撈了一票。鄒平凡以後到郭懺手下做了一任閒官，從武漢出來就住到了上海。鄒無兵無權，國民黨逃亡台灣不會帶他走，他有「前科」也不敢跟去，就此逗留在上海觀望。共產黨新社會的種種舉措令他不安，國民黨沒有追究他在汪偽時期的舊賬，共產黨卻不一定會放過他，鄒已感到了危險，想逃離大陸。於是，這兩位過去同床異夢的舊交，又糾合在一起合謀逃生之計。
兩人現在是有合有分，合的是兩人都想逃離大陸，胡蘭成不敢往北京，自然也不敢留大陸，也想逃離出國。不同的是胡蘭成手頭無錢，連作路費的錢也沒有，而鄒平凡錢卻不成問題，僅僅在武漢那次「劫收」，就積下了大量錢財。鄒平凡想出去卻沒有門路，這一點其實兩人也相同，胡蘭成無門路，但胡蘭成為利用鄒平凡的錢，謊說自己可以和陶希聖聯繫，陶在台灣擔任蔣介石的秘書，去台灣即使不行，陶希聖定能幫他們去日本發展。這一次算是胡蘭成失信於鄒了，鄒平凡相信了胡蘭成的話，於是兩人再一次合作，算是由胡蘭成引路鄒平凡出錢，計劃先一同往香港，聯繫台灣後再往日本。
行前，胡蘭成讓青芸帶著兒女到熊家見面。大兒子阿啟已經去北京上大學，寧生也到了入學年齡，底下兩個小的小芸和寶寶，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歲，青芸帶著他們來與胡蘭成見了最後一面。
註釋
[1]廢名(1901-1967)，原名馮文炳，文學家、佛學家，湖北黃梅人。早年與周作人聯繫，以後被視為周作人弟子，京派代表作家。1922年入北京大學預科英文班，開始發表詩和小說，參加「淺草社」，192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1929年畢業留校任中國文學系講師，次年和馮至等創辦《駱駝草》文學週刊並主持編務，出刊26期。抗戰期間回家鄉教小學，寫就《阿賴耶識論》。1946年任北京大學國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調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後更名吉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主任，並先後擔任吉林省文聯副主席、吉林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吉林省政協常委等職。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於長春。文學作品晦澀難懂，奉周作人、俞平伯為知音，對佛學有研究，專研唯識論。作品集另有《桃園》《棗》《橋》《莫須有先生傳》《談新詩》等。
[2]梁漱溟（1893-1988）中國思想家，原籍廣西桂林。畢業於直隸法政專門學校，辛亥革命後潛心佛學，1917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1922年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東西文化比較觀。1924年辭教職，先後到山東、河南從事「鄉村建設」，自辦教育，後在山東鄒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主編《村治月刊》。30年代初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主張以「鄉村建設」取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抗戰時期參加民主黨團同盟，1946年曾隨參觀團赴延安參觀、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擔任歷屆全國政協委員。
[3]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春鶯囀》。
[4]孟甫《胡蘭成有幾分真話？其人在〈今生今世〉中對溫州的描寫與史實頗為不符》，《溫州日報》2004年1月31日。
[5]劉景晨（1881-1960）字貞晦，又字冠三、潛廬、梅隱、梅屋先生等，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早年就讀京師學堂，後執教於溫州府學堂（溫州中學）。民國初年，被選為第一屆國會眾議院候補議員，1923年拒曹錕賄選，毅然偕同沈鈞儒、陳叔通等南下，在上海結交劉放園、李佩秋、陳石遺、徐悲鴻、張紅薇、鄭曼青諸詩畫名家，回家鄉從事教育及文化學術工作，弘揚永嘉學派經世致用傳統，倡導文獻整理和文物保護，抗戰後期出任永嘉縣修志局總纂。新中國成立後，為溫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溫州市政協副主席、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省第一屆人民代表等職。善詩文書畫金石，繪畫尤長梅花，有西泠印社影印發行《貞晦印存》《貞晦題畫絕句》，另著有《古遺愛傳抄》《貞晦詩集》《中國文學變遷史略》《大若巖志》等，近年，有《劉景晨集》出版。
[6]李叔同（1880-1942），教育家，書法家，畫家，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名岸，字息霜，法名演音，號弘一，浙江平湖人。早年支持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南逃上海，參加城南文社，1900年組織上海書畫公會，1901年入南洋公學，1905年到日本東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學繪畫，兼攻音樂，期間和曾孝谷共創戲劇研究團體「春柳社」。1910年回國，1912年入南社，任《太平洋報》副刊畫報主編。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皈依佛門，創設南山律學院，弘揚南山戒律，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主張。在書、畫、詩詞、篆刻、音樂、戲劇諸方面均有成就，其對佛學律宗貢獻很大，被佛門稱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著作有《四分律比五戒相表記》《南山道祖略譜》《在家律要》等。
[7]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48年12月27日記曰：「張嘉儀寄來新印之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改名張玉川，不知何故。」《夏承燾集》第七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聯合出版。
[8]孟甫《胡蘭成有幾分真話？其人在〈今生今世〉中對溫州的描寫與史實頗為不符》，《溫州日報》2004年1月31日。
[9]徐步奎（1923-），浙江東陽人，畢業於浙江大學英文系，曾師從夏承燾。解放後任教於浙江師範學院，該院以後改名杭州大學，近年又歸並至浙江大學，徐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教學研究，以徐朔方名稱於學術界，被譽為「中國當代戲曲小說研究重要開拓者之一」，2001年10月底，浙江大學為其舉行了「慶祝徐朔方教授從事教學科研55週年暨明代文學國際研討會」。
[10]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雁蕩兵氣》。
[11]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臨河不濟》。
[12]鄭仁桂《中國「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台灣《傳記文學》第367期。
[13]徐肇明《漢奸周佛海勾結軍統及其下場》，《文史資料選輯》六十四輯，中國文史出版社。另有李時雨文《我怎樣以地下黨潛入東北軍西按剿總、再到汪偽政府、到軍統核心、到迎接解放》，文中記述：「熊劍東率偽稅警總團開往瓜洲時，也是我及時提供的情報，被我軍一舉殲滅的。」台灣《傳記文學》第3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