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在與張愛玲相遇之前，除了玉鳳，又經歷了兩度婚姻，一度離異。
1932年，胡蘭成南下廣西，次年轉百色的廣西第五中學任教，與全慧文結合，生兒育女。胡蘭成北歸，然後到上海《中華日報》，抗戰發生從上海到香港，兩年後再回上海，來去拖兒帶女的，就是這個在廣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蘭成投身汪偽集團，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報紙總主筆，做了汪偽國民黨「中委」，以後又是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次長，一下子做官發跡，身份與廣西時期那個中學教師已大不相同，與香港時期那個六十元港幣月薪、害著眼病可憐兮兮的小編輯更大不相同。中國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討小老婆，何況像胡蘭成這樣陡然一步登天的？與中國一般男人的舉動無異，胡蘭成也在此時「休掉」了舊妻，別有懷抱。當年玉鳳的擔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頭，享受的卻另有新人，這一命運，玉鳳沒來得及遇上，卻降臨到了這位「百色」妻子的頭上。
全慧文應該要比時時生活在貧苦困窘中的玉鳳要好，不過好得也有限，她跟著胡蘭成流離南北，先從廣西到上海，再從上海到香港，然後又再度北歸回上海。可當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時，一切卻隨之而去，沒有她的份了。全慧文為胡蘭成生養了最多的孩子，胡蘭成現在大陸的六個子女，全慧文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不知胡蘭成是否給過像樣的「遣散費」？她自此以後的命運如何？根據胡蘭成、全慧文的兒子近年公佈的回憶說，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撫養。[1]不知其病是否與胡蘭成有關，或與此次離異有關？是因病而離還是因離而病，不得而知，但胡蘭成對其的不仁不義那是毫無疑問的。胡蘭成對此無一句話可說，在其回憶中無一詞辯解。
胡蘭成與全慧文離異大約在1941年，在其擔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的後期。胡蘭成將侄女青芸和兒子阿啟從家鄉嵊縣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應該就在與全慧文離異之後的事。全慧文離開，子女卻未帶走，全留給了胡蘭成。胡蘭成身邊少不得女人，對子女卻無多少興趣，他經常在上海、南京兩地跑，子女需要有個家，也需要有人帶養，侄女青芸已長大成人，將青芸和兒子從胡村接到上海，兩家合為一家，由青芸做家長，正是一舉兩得再理想不過的事。
在與全慧文離異前後，胡蘭成搭識了舞女出身的應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過程，應的來歷，胡蘭成從未細說過。從他以後逃亡日本與佘愛珍結合之際，應英娣又再度出現，可以猜想，胡蘭成與應的結識以及其後的婚姻，與佘愛珍大約不無關係。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遊廣闊，與舞女這輩人自是熟識。胡蘭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應英娣是與他共富貴始終的，似與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蘭成與應英娣結合，應自然不肯走進胡蘭成上海的家，胡蘭成也不會願意將應英娣帶進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沒有母親的孩子中，他娶這位戰時夫人本不為兒女。他將前兩次婚姻遺下的兒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給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帶著新娶嬌妻往南京安家。此時他被解職宣傳部次長後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長，法制局長需長駐南京，而法制局長職又實在輕閒，每日只需辦公三四小時，他與應英娣別營安樂窩，陷入溫柔鄉中很過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這段婚姻持續了兩年，直到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相戀，直到胡蘭成與汪偽政府反目，離開南京回上海，徹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張潤三有過這樣一段記述：
胡蘭成被改組派（嚴格地說應該為公館派）趕出來（指趕出偽宣傳部——筆者），周佛海派自然歡迎。胡與周派勾搭上後，當上了上海《國民新聞》報的總主筆。後來胡又和一個「女作家」張愛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筆者）派的人，乘機煽風點火，唆使胡蘭成的老婆大鬧特鬧，醋海風波，滿城風雨。[2]
張潤三所寫，前面所引的在時間上的錯誤，已經辯正。這段不知時間上是否有問題。這裡的胡蘭成的「老婆」，應該是指應英娣，因為按胡蘭成的說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長職後才與張愛玲相識的，那時他的「老婆」正是應英娣。能夠被別人「唆使」後「大鬧特鬧」，弄得「醋海風波，滿城風雨」的，也像是應英娣的作為。以後胡蘭成與應在日本再度相逢，事過境遷已十年，兩人見面也時常吵得不可開交。若張這裡說的胡蘭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蘭成在與應英娣結合時，並未與全慧文離異，他此時在三個女人之間周旋。這種情況，按胡蘭成的個性倒是有可能的，但與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據胡蘭成、全慧文的兒子的回憶，全慧文此時應在胡蘭成家鄉胡村和上海兩地養病。
不過，從張潤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個情況就是，在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相戀時，兩人並不是一帆風順走到一起，還是經歷了一番尷尬的。按胡蘭成的「蕩子」性格，對這些當然無所謂，在張愛玲確實是有一點難堪的，按世俗標準，正是他們兩人之間的戀情拆散了原來的家庭，用現在的話講，張愛玲就是所謂的「第三者插足」。兩人雖曾經過如此「大鬧特鬧」和「滿城風雨」，可無論是胡蘭成還是張愛玲的筆下，未見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見兩人的文章素養。
順帶說明一個情況：
在前所引的張潤三文章中，張文在所有提到胡蘭成之處，都將「胡蘭成」寫作「胡竺成」，將「張愛玲」寫作「張愛珍」。[3]這顯然是故意的，不是簡單的對人名的記憶錯誤。一個人對與自己有過關係的人名發生記憶錯誤，可能會記錯在讀音，記錯在同音不同字，而不會記錯在字形，而這兩個人名中的兩個錯字，音完全不同形卻相近，顯是特意如此改動且改得不差太遠。不知道算是怎麼回事。
此文寫於1963年，發表於二十年之後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為此時大陸剛開始談論張愛玲，柯靈先生《遙寄張愛玲》[5]的名文即在這一年年初公開發表。其時張愛玲人還在美國，可能為了「統戰」之類的原因，因而編輯部在發表時，將張文中的人名臨時作了如此音錯形相近的小小改動。不知道張愛玲的，自然不會知道指的是誰，而對知道張愛玲的人，又絕不會弄錯。既尊重了歷史，又不妨礙現實，也算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