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深夜，我又推門出來，看見院子裡果然沒有人了，那柄亮亮的叉子和那桿紅纓槍靠在一起，立在窗戶下，像是一對兄弟。滿樹的梨花開了，龐大，肥嫩，開得急迫而又從容。我站在樹下，想起了數年前在日本居住時的情景，常常也是我一個人，也是滿樹的雪白。我們的這個民族是個病態的民族，而隱藏在櫻花深處的那個民族則更甚，滿街響著木屐的聲音，想到街上走走，路又不認識。窗外的樹聲，如家鄉田野上抖動的高粱，青藍的天空，好像家鄉六月裡廣茫茫的原野。他們的生活一點自由也沒有，人人都工作得像鬼一樣，所有的房子都像是空的，歌聲是沒有的，哭笑聲好像也沒有，一到夜裡，房子都黑了，燈光關在板窗裡。
有一天，董家的那個六七歲的孩子突然不見了。
第二天，有人在樑上的一個土洞裡發現了那個孩子，已經死了，臉上是灰白的，脖子是青紫色的。我聽了，心裡不禁一驚，聽到有堂堂的鑼聲在心裡響起。
案子很快就破了，殺害孩子的人是鄧長順，我的擔心得到了暗合。鄧長順很快就被執行了死刑。
又有一天，我在丹霞河邊遇到了正在那裡洗衣裳的施金蘭，我本不想問什麼，但在她的身邊坐了一會兒後，還是忍不住問了。我問施金蘭，鄧長順為什麼要那樣做？施金蘭說，他其實什麼都明白，可就是覺得嚥不下那口氣。你後來沒見過他，整個人瘦得像一根柴禾，臉上只剩下兩個眼睛還在骨碌碌地轉。
這年冬天，我離開丹霞村，隨同大批幹部進了城。一路上看見一些光禿禿的樹，不知是死了還是活著，看見白色的鴨鵝和進城的部隊，馬匹在鐵道旁邊吃草。車過一個小站，看見窗外平地上隆起很多墳墓，遠處有烏鴉和奇怪的大鳥飛著。
轉眼梨花又開了，上一年梨花開的時候，我還在丹霞，住在董卓然的院子裡，今年梨花再開的時候卻不是了。我住的地方沒有梨花，須走過一大片平房的院落才能看見，在霧裡，梨樹隱隱地發著白色。我住的地方有一棵不知是什麼樹，常有黑紅的東西從樹上垂下來，垂的高度和人的身高差不多，有人從樹下走過時，那東西又悠的一下提上去了；也有來不及提上去的，或是人在下面走得過快，會碰到人的額頭或顴骨。我問附近的一位婆婆，婆婆回答說，「是吊死鬼兒」。從來也沒有走近前仔細看過，自打從婆婆那裡得知它的真名實姓後，就越發不敢再過去了，至今都不知它長得是何等面目。
一個叫小鄭的年輕人來通知我去開會，在一個闊大的禮堂裡，我去時已坐滿了人，放眼望去，竟沒有看到一個我認識的人。禮堂裡嗡嗡的，看見很多人都在興奮地說話，又用手比畫著，卻不知他們在說什麼。別人彼此都是熟識的，只有我是生的。
我問旁邊的一個蹺著二郎腿的男人：「為什麼還不開會呢？」
他用眼睛白了我一下，說：「領導們還沒來，我們開什麼呢？」
我又問：「領導在哪裡呢？」
「在後台。」他說，「先開小會，小會完了才能出來開大會。」說著，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問我：「你是從國統區來的吧？」
我想告訴他，我不是從他說的那個地方來的，可是，他已不聽我說什麼了，已坐得板正筆直，兩眼望著主席台上了。那上面不知何時已有了一排人，坐成一條直線，彷彿木匠用大號的墨斗拉出的一條黑線。我忽然看見葉放坐在其中，她隔過去幾個人，又忽然看見商英……儘是些讓我驚訝的人。葉放作為領導，坐在那上面，我不奇怪，她本來就是那樣的人。可是，商英難道也是了麼？
開過會幾天以後，又是那個叫小鄭的年輕人，拿來一張表格讓我填寫。他說，先把自己的志願寫出來，上面會盡可能地根據每個人的志願安排工作。我填了創作。
此後幾十天無有下文。再見到那個叫小鄭的年輕人時，他說，您那個還沒有消息。我問他，所有的人都沒有消息麼？他說，大多數人都有了結果。我沒有再問他，因為他說他已不再干跑腿的事了。
夏季裡的最後一天，我被通知到圖書資料室工作。
我來之前，圖書資料室已有了三個女人，一個在織毛衣，另外兩個在翻書。一個月以後，兩個在織毛衣，只剩下一個還在翻書。兩三個月以後，三個都在織毛衣了。沒有仔細注意過她們所織的毛衣的顏色，印象中好像有黑的，灰的或紅的。那個叫孫中華的女人，時常把半件或毛衣抱在胸前，遠遠看去，像是抱著一隻兔子或鴿子。
有一天，無聊至極，我一個人跑到北海去坐了兩個鐘頭。
近來又恢復了夜裡害怕的毛病，驚醒之後就是不間歇地咳嗽，咳嗽過後，反倒不再駭怕什麼了。一個人躺在黑暗的屋子裡想著，就算是鬼來了，真的走到我的床前，也定能夠與之從容面對，直到最後使其悻悻離去。
想起一張畫，也許是一個夢，一個小孩睡在簷下，從旁邊來了的大概是她的母親，在柵欄外肩著大鐮刀的大概是她的父親，那屋簷下方塊的石頭的廊道，那遠處微紅的晚天，那茅草的屋簷，屋簷下開著的格窗，那孩子的小腿，真是好啊！看到那小孩就像看到了我自己，我小的時候就是那樣的。
C先生某一天突然來到資料室，他也是那天開會坐在台上的領導人之一，他上樓來找一種資料，推開門，看見我坐在冷冷清清的三樓修補一本舊書，C先生問我在這裡做什麼。我告訴他我就是在這裡工作，他聽後大吃一驚，當即就說要調我到出版社去，我拒絕了。不知道我這一生為什麼總是拒絕？三樓沒有椅子，也無法請他坐，C先生就那樣站著，突然罵起了葉放。罵了幾句，又突然問我讀了葉放的那本《曙光》沒有？《曙光》目前正廣受讚揚，除了瞎子，眼睛本身不作主，看過的人實在太多，大家都說好。C先生憤憤地說，沒有靈魂。可是，我倒不這麼看，我卻認為《曙光》也是有它自己的靈魂的，那靈魂自始至終透著兩個字：討巧。一路山山水水地過來，她的意思也非常的明顯、昭然。不過，我並沒有對C先生說這些。看見他，我猛然想起了十幾年前的一個上海的傍晚，C先生匆匆地來了，拿出兩瓶胃藥讓我轉交給周先生，之後，他又匆匆地離去，搭船去了香港。我沒有提起這些，他好像也早把那一切全都忘了。
重陽日，飲了他們的菊花酒，吃了他們的菊花糕，與老裴，秀梅夫婦各談話一個多小時，原以為這是一個美滿的家庭，原以為這是一對沒有縫隙的夫妻，卻不料他們彼此也都有各自的痛苦。我真是奇怪，誰家都是這樣，這真是個發瘋的社會！女人在戀愛的時候，總是會昏了頭，忘了民族，忘了國家，不顧一切地直奔那個人的懷抱，組成家庭後卻又是這樣，回想當初的一路狂奔，猶如豬羊直奔屠戶門……
時常在報紙上看到二先生的文章，全都是些不疼不癢的東西，我真懷疑他寫這些東西僅僅是為了一周的米錢或醬錢，或是別的什麼。政府號召節約，他就寫節約，寫豆腐如何比肉好吃，豆腐的若干種燒法，油煎不如水煮等等。說起蒼蠅不好，不講衛生，他就能把蒼蠅的三姑六婆，十八代祖宗全都考證出來，證明它們這一族從來就是壞的，自打從進化成蒼蠅的那一天起，就從來沒做過一件好事。談到建設，他豎起大拇指稱讚鋼鐵和大煙囪，鋼鐵是多麼的偉大，有力，大煙囪是多麼好看美麗，雄偉，壯觀，彷彿他本人豎起的那個大拇指就是一個大煙囪。黃包車消失了，他和寫黃包車如何的不好，如何的跟不上時代的潮流，都是平等的人，為何你拉我坐？三十年前他斷不會這樣寫。如今他拋卻了一切的情調和趣味，重在強調作用，強調有用，合轍，與時代合轍。隔一段時間，還要在文章中把他的兄弟請出來，為他著色，為他上光，我頂反感他這一點，做人何以如此？
於今，文學於我而言，早已是一個殘缺頹敗，模糊不清的舊夢，且愈退愈遠，愈遠愈淺。可是，文學於他二先生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但他有辦法能讓它變成一種混飯吃的營生，這就是他。
我曾在那一帶遠遠地徘徊過，但沒有去看過他，原本就不是去看他的。
星期六從飯館裡出來，竟沒有跌倒，回想著吃下去的東西，竟有一種服毒的感覺。
看見一個黃頭髮的女人從旁邊走過，忽然想起了瑪麗亞，小時候住在我們後街上的一個白俄女子，肥胖，貪吃，喜歡一個人跳舞，其實更喜歡有人帶著她跳，因為沒有人帶著她跳，所以只能一個人跳。祖父常問她：「瑪麗亞，為什麼要到我們國家來呢？」瑪麗亞就學著街上那些婦人們的樣子，把嘴一撇，說：「混飯吃唄！在哪裡不一樣？在哪裡不是吃了睡，睡了吃？」祖父的鬍子笑得翹了起來。這話其實是她那當馬車伕的父親常掛在嘴邊的，她也是聽來的。瑪麗亞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得了肺病，想回去沒有回成。我第一次聽說肺病就是從她那裡知道的，感覺是一塊黑硬的銹了的鐵皮，微捲著，每夜都會有一些螞蟻似的碎渣掉下來，這就是我對於肺病的概念和印象，至今猶是，沒有人告訴過我，也無有人強加於我，完全是我一個人想像，整理成那樣的。
又是一個灰濛濛的午後，我用一塊藍布包了兩本刊物和幾十頁原稿，到城外的官道上去燒。
燒前，先寫了他的名字。
刊物是幾年前的刊物，裡面有我的兩個短篇小說，都是在他逝世以後的幾年間寫的，他當然沒有看過，想燒給他讓他看看，看看我有無長進？說來又傷心，寫好的原稿也想燒給他，讓他改改。
想說「往後恐怕不能夠多寫，甚至再寫了」又不敢說出口。
刊物冒起青煙和白煙，火著起來的時候，眼裡的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官道上沒有人，漆黑的燕子似的紙灰載著我的思念和絕望向灰濛濛的遠處飛去。
這年冬天的時候，我的肺病加重了。未知瑪麗亞當年是否有這樣的感覺，我的感覺是那塊黑硬的銹了的鐵皮又重新出現在我的身體裡了，微捲著，不知被誰狠狠地用力敲了一下，我疼得要命，感覺無數螞蟻似的碎渣在那重重的一擊下紛紛揚揚地掉落了下來。
我蜷伏在床上，屋裡沒有別的聲音，能夠微微地看清一些輪廓，窗簾、椅子，我的那口跟著我南來北往的舊皮箱。茶壺為什麼沒有叫起來呢？我分明看見裡面的水早就冒了氣，是一個冬日的黃昏，我靠在祖父的膝前，祖父拉拉我的小辮，又摸摸我的頭，說：
「快快長吧，長大了就好了。」
我想告訴祖父的是，大是早就大了，好卻幾乎從未有過。
一閉上眼，又看見蜂子和蝴蝶在後院裡不知疲倦地飛著，綠草，白雲，玫瑰樹香得讓人躺在它的下面直打瞌睡。剛想睡一會兒，又聽見兩個叫油子在吵架，都躲在那綠草裡吵，誰也不先跳出來。我慢慢地將一隻手從眼睛上移開，仔細地瞄了一會兒，我斷定在金百合的下面有一隻，我是從金百合顫動的樣子上推斷出來的，另一隻卻不知躲在哪裡，看了半天也始終猜不出它的準確位置。我掏出我的小洋刀在就近的地上掘著，想起母親死的時候，人說她以後就不會再回來了，我卻不能夠懂得，用小洋刀和母親換算以後，才終於能夠懂得了。我拿著小洋刀去問瑪麗亞：「小洋刀丟了以後從此就不再回來了吧？」瑪麗亞說：「那當然，那是肯定的，丟了就再沒有了。」聽瑪麗亞一說，眼裡的淚嘩地一下就出來了。瑪麗亞說：「哭什麼，不是還在你的手裡麼？」我不是哭小洋刀，是哭母親，終於明白她從此是真的不再回來了，儘管她對我很不好。草根被掘出來了，忽然聽到牆外有人咳嗽了一聲，趕忙把草根一埋好。青藍的天空裡沒有一絲雲彩，一些影子在牆上趴一會兒，又站起來走一會兒。
舊歷年底的一天，我掙扎著出去了一趟，平時不長的一段路走了一個多鐘頭。我買了一棵酸白菜，準備給自己包一次酸菜餃子。烏鴉在光禿禿的樹上站著，頭頂上的電線在寒風裡嗡嗡地響著。忽然想起十幾年前在上海吃酸菜餃子時的情景，周先生吃完規定的數目後，舉著筷子，問道：「我能再吃幾個麼？」
遠處忽然有爆竹炸響，我像是被從夢中驚醒後一樣，身上一陣寒冷。回到家門前，要上台階的時候我卻再也上不去了，抬起一隻腳，試了幾次都沒有上去，我在台階下站著，看著近在咫尺的家門，喘得越來越厲害了。想把那棵帶著冰碴子的酸菜抱在前面，卻沒有提起來，覺得它重得如一塊頑石。最後一次試著抬腿往上邁的時候，突然倒下了。
我就那樣躺在台階下面，從此再沒有起來。
很久以後，陸陸續續地有幾個人圍了過來。
深夜，兩名戴著口罩，身穿藍色大褂的殯儀館的工人把我抬走了。
沒有一個人來送我，沒有一聲哭聲，連一朵紙做的小花也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