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記得，聽蔡一江一說，我的眼前立即浮現出一個喜歡穿著花格子西裝的人，兩條細腿像是鷺鷥的腿，那就是穆人蕉，蘇州人，南社成員，時常在上海與蘇州之間跑來跑去，很多聚會上都能看到他的影子。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我剛來上海還不到兩年，在友誼書局的一次茶會上，幾十個人在一起說話，談天，紫菱洲的兩名夥計像兩隻雄蝴蝶一樣在人叢中穿來穿去。後來突然從外面跑進來一個人，穿著花格子西裝，繫著花領帶，頭髮油亮，那就是穆人蕉，他是一路笑著跑進來的。進來後，兩隻手扶住章世嚴坐著的那把椅子，繼續笑個不停，笑得兩隻眼睛都睜不開了。那時候我在想，這是個什麼人呢，發生了什麼事呢？後來他從椅背上抬起頭來，勉強止住笑，對眾人說道：「昨日又把老頭子氣壞了。」只說了這一句，接著就又開始痙攣般地笑。幾分鐘後，又把笑止住，說：「老頭子吐了血，通宵開夜車，要準備反擊呢。」
坐在我身旁的文宛輕聲問我：「你知道他說的老頭子是誰麼？」我說：「大概……是他的父親吧？」文宛笑著在我的肩上打了一下，她的那張芳香四溢的臉從一旁探到我的胸前，對我說：「哪裡呀，他說的是魯迅。」
我聽了，心裡一驚。
不久以後，穆人蕉終於笑夠了，嘴裡叼著一支雪茄，走過來邀請我跳舞，我沒有跳。禍根大約就是那個時候種下的吧。
我後來又看見過穆人蕉辱罵別人的一篇文章，那時候他還住在上海，說他有一天早上去四馬路上的一個早點店裡買早點，店裡的人用一張紙包了兩根油條給他，他拿了油條往回走，一路上都感覺異樣，但又不知是哪裡不對，只是覺得與往日大大不同，覺得有污穢不乾淨的東西一路上跟著他，一直隨他回到家裡。
及至打開那張包裹油條的紙要吃早點的時候，才猛然發現那張紙原來竟是《小說月報》上撕下的一頁，上面刊印著沈××的小說，於是，他恍然大悟，那個一路上讓他感覺異樣的原因終於找到了，問題並不是出在紙上，亦非出自油條，而是紙上的那篇沈××的小說……自然，剛買來的早點也因此變得惡臭、骯髒，吃自然是不能夠再吃了，但即便是丟棄也讓他傷透了腦筋，成為那個早晨裡的一件最為棘手的事情，若是隨意地將它丟棄在牆角的垃圾筒裡，整個家也會因此變得不像個家，濁氣上升，污穢瀰漫，再無法居住，房東也會不答應，不依不饒……為了能夠長久的在這裡住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將那兩根已被嚴重污染嚴重摧殘了的油條再用那張萬惡的紙原封不動地重新包好，振臂一揮，從閣樓裡的窗戶上扔出去。做完那一切後，他又去千遍萬遍地洗手，一邊洗著一邊想，儘管這個早上一出門就大不吉利，不但蝕了本，還失去了一頓早飯，胃裡至今還是空的，但眼下，有一點讓他特別放心，至少房東是不會來問罪的了。
我想起八九年前初來滬上時的情景，那時候的我倒真的像是外地的一根細瘦的稻草，被商英一路拈來，然後又擱下。商英帶著我在路上輾轉了幾個月，一個舊皮箱就是我們的家，裡面裝著我全部的家當物件。津浦路、隴海路，有很長時間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辨不清東南西北，商英說東，我就認為是東，商英說西，我就相信是西。整日裡，只聽見火車光當光當地跑，輪船在嗚嗚地叫，牛車在吱吱扭扭地走，看見破爛的人群，污水一樣地流著，陶土一樣的面孔和神情，討飯的籃子和缺邊少沿的碗滿地亂滾。
在一個黃昏時分來到上海，我們在一個小旅館裡住下，幾個月來，那只皮箱終於能夠多放一會兒在地上了。住下後不久，商英就出去找他的朋友，商英讓我在旅館裡等他，他說很快就會有朋友來幫助我們。
自那日走後，商英就再沒有回來，也沒有一絲音訊。
那一年的夏天，我開始向上海的報紙和雜誌投稿。兩年後的一天，在位於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我第一次見到了魯迅先生。
多年以後，在萬國殯儀館，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商英的身影竟出現在我模糊不清的視線裡，他在靠近花圈的那一排人裡站著，有一瞬間，他也看見了我，忽然把頭低得更深了，此後再沒有抬起過，一直低垂著，倒也符合那時的氣氛。
葬禮過後，我獨自往回走，一邊走一邊悲傷地想著，周先生已經離開殯儀館了，今天晚上他會住在哪裡呢？眼裡的淚不知不覺地又湧了出來。路過一個煙店時，我進去買了一聽他平日裡常吃的那種裝在一個綠聽子裡的紙煙，這種煙很便宜，是他自己吃的，還有一種貴的，裝在黃聽子裡的，是專門給客人吃的，客人來了，他下樓時就將那黃聽子帶下來，客人走了，又帶上去，放進他書桌的抽屜裡。想起他將煙夾在手裡時的那副模樣，有時候隨著他的笑聲，長長的煙灰會猛然斷裂，落到地板上。
那時候，我也搬到了北四川路，住的離周先生的家比原來近多了，原來乘電車要一兩個小時，現在我時常可以走著去，跑著去。有一天是個梅雨季節裡難得一見的晴天，我穿了一件大紅的衣裳跑到周先生家裡，走進他的書房裡以後，周先生從籐椅上轉過來，笑著問道：
「來啦？」
我說：「來了。」
「有什麼事麼？」
「今天是個晴天。」
我的話讓他大笑起來，一種對於衝破憂鬱心境的欣然會心的笑，他手裡的那截長長的煙灰如一根年頭日久的柱子，猛然斷裂，倒落在地板上。
我記得他曾經說過：「別人穿什麼我是看不見的。」真的是這樣，我來了半天，他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穿的是什麼。最後還是我忍不住站起來，轉了兩個圈，抬起那件大紅衣裳的寬大的袖子，問他：
「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他從上往下看了一眼，說：「不大漂亮。」
我說：「為什麼呢？」
「你的裙子的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要配紅裙子，要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渾濁……你沒看到外國人在街上走的麼，絕沒有下邊穿一條綠裙子，上邊穿一件紫上衣，也沒有穿一件紅裙子而後穿一件白上衣的。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還帶格子，很渾濁，所以把紅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那天周先生很有興致，把我的一雙短統靴也略略批評一下，說我的短靴是軍人穿的，因為靴子的前後都有一條線織的拉手，這拉手據魯迅先生說是應該放在褲子下邊的。
我說：「周先生，為什麼那靴子我穿了多久而不告訴我，怎麼現在才想起來呢？現在我不是不穿了麼，我穿的這不是另外的鞋麼？」
「你不穿了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我一說你就該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去赴一個宴會，我讓許先生給我找一點布條或綢條束一束頭髮，許先生拿來了米色的綠色的還有桃紅色的，我和許先生共同選定了米色的。為著取美，把那桃紅色的，許先生舉起來放在我的頭髮上，並且開心地說著：「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規矩又頑皮的等著周先生往這邊看我們。沒想到周先生這一看，臉是嚴肅的，他的眼睛往下一放，向我們這邊看著：「不要那樣裝束她。」
許先生有點兒窘了，我也安靜下來。他好用這種眼光看人，早年在課堂上，一生氣就用眼睛往下一掠，在記范愛農的文字裡也曾說過自己的這種眼光，而曾經接觸過這種眼光的人就會感到一個時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問：「周先生怎麼曉得女人穿衣裳這些事呢？」
「看過書的，關於美學的。」
「什麼時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買的書麼？」
「不一定是買的，也許是從什麼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麼？」
「隨便看看。」
「周先生看這書做什麼呢？」
「……」沒有回答，好像很難以回答。然而我終於想起來了，他是什麼書都看的。
年初，《吶喊》重印。《墳》刊印。
二月，川島在《語絲》發表《又上了胡適之的當》，劉復（半農）發表《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周作人發表《狗抓地毯》。
三月，《濟慈詩選》、《雪萊詩選》，《安娜·卡列尼娜》中文出版。
四月，創造社同仁在富春江集會；新月社同仁在松江集會；南社成員在虎丘集會；各派報紙均以顯著位置發表他們的主義，思想。
五月，滬上報紙載，海派作家王玉王，身染疾病（據傳疑是尋常的花柳病），因久治不愈而不勝其煩，先在家中自殺，未成，後又跳黃浦江，終遂其願。報紙編者雲，久雨不晴的梅雨季節成為其去往另一個世界底最好之通道，然患病者多矣，王玉王先生又何以要率先急匆匆離去？現今年份，如此自律，如此要臉，著實令人吃驚！誰言滬上無古風，全是白相，全是些叭兒狗？
六月，連載中的《復活》開始中斷，譯者邱野獲在其寓中病逝，由於是邊譯邊載，只得半部。從當月下旬起，開始連載《雙城記》與《包法利夫人》。
七月，十二日，C先生自江北來，談及目前文壇，幫派縱橫，山頭林立，一些人佔山為王，生殺予奪，呼風喚雨，有的已與青紅幫無異……言語之間充滿惆悵。C先生攜來胃藥兩瓶，囑我轉交周先生。當晚，C先生乘船赴香港。
八月，美國作家海明威來到上海。
表妹梅梅來信，言其已有身孕，其夫名曰貴喜，一月前成為巡警，騎腳踏車，終日巡行於城鎮，鄉間，甚是艱辛；因是試用期，月薪三塊。
梅梅是小學教員，心中尚有浪漫結存，因又告我：磨坊裡的磨倌死了，家鄉的高粱紅了。
九月，光明書局的一次宴會上，來者話不投機，黨同伐異，有的一滴酒未沾，躺在旁邊的籐椅上呼呼大睡，有的借酒撒瘋，遷怒於人，將久已積存的怨氣一併潑撒，有的密談，有的拂袖而去。
我在廊外遇到沈先生，兩個人沿著一路白菊花一直走到大門口，在那裡分了手，一路竟無語。
十月，《社會新聞》等數家報刊發表驚人「內幕」消息，稱魯迅實為日本派往中國之偵探，所寫作品均為情報，由××書店提供給日本方面。
十一月，「馬占山將軍」牌香煙在上海問世，號召國人皆吸之，吸則愛國，不吸則反之。一日，見平亞書局經理高雲嶺先生噴雲吐霧，神情肅穆，問：什麼牌子的香煙？高經理鄭重答曰：馬占山將軍牌。在場諸人無不笑倒。
十二月，因得罪於某權貴，一向香火旺盛的明月庵被焚燬。經查核實，庵內師父定遠辱沒佛門，白日裡阿彌陀佛，普度眾生，至夜晚人定以後，由花木深處的禪房經暗道進入密室，褪去日裡的僧衣，換上高跟鞋、旗袍、假髮、口紅、胭脂、法國香水。密室內還藏有原裝之法國阿維尼翁葡萄酒……後幾年，法號定遠的女子不知所終。
盛湧清對我說，日軍駐杭州的竹內師團第七聯隊有一名叫志賀的下級軍官，來華之前一直在他們的本土寫作小說，應徵入伍後，從東北華北一路過來，後隨隊佔領杭州。不久前，他的一篇小說在日本國內獲得××文學獎，評委會一行數人專程從日本趕到杭州為其頒獎。
在施高塔路的這家咖啡店裡，我見到了剛從杭州回來的盛湧清，西裝革履，頭髮梳得精光，他說那番話的意思是想告訴我日本人是很看重小說家的，他極力勸說我留下來，如不想在上海，亦可去杭州，那裡有現成的房子。我問盛湧清最近在做什麼，他說到處跑跑，然後爭取在一兩年內完成他早就想寫的那部《中國文學史》。我聽了，不禁啞然。我問先生的在天之靈，盛湧清寫出的中國文學史會是一部什麼樣的文學史呢？
分手時，盛湧清要我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訴他，一輛黑色的小汽車在外面等著他。我早已不再想了，沈先生介紹我到內地去教書，他們夫婦已走了，也是去內地教書。
一天以後，又是在施高塔路的那家咖啡店裡，我與文宛最後告別。文宛自小在上海長大，內地的艱辛是她所不敢也不能想像的。
三月，我到達捧場公學的時候，這個內地小城的舊城牆上已冒出了綠茸茸的青草，駱駝在下面伸出舌頭舔著城牆。城牆有什麼好舔的呢？我不明白。一年以後，當我再離開這裡的時候，早已明白駱駝舔的是城牆下泛出的鹽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