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說
劉勰作為一個理論家，在這個時代，從形式上判斷，他具有重要的份量。關於他個人的情況和《文心雕龍》這本書的情況，我們必須要用一個概說來做一個詳細的交代。
劉勰其人的經歷保存在兩部史書裡，一是《梁書·劉勰傳》，一是《南史·劉勰傳》。兩部史書中介紹文字的字句都差不多，但《南史·劉勰傳》不如《梁書·劉勰傳》詳細，我們這裡的介紹以《梁書·劉勰傳》中提供的材料為主。
劉勰，字彥和。《爾雅·釋詁下》說："勰，和也。"《爾雅·釋訓》裡說："美士為彥。"據楊明照先生說，"古人立字，展名取同義"。故而其"字"來歷如此，從其"立字"可以推知劉勰對傳統中"和"這個核心價值的重視，也可以說劉勰這個字取得非常有文化，有內涵。古人取名立字很講究，總是趨向於既正面又美好的價值觀。劉勰的籍貫，史書記載說是"東莞莒人"，莒則山東莒縣，今仍存其建制，按這個推理，這句話中的東莞當然就是山東東莞了。但是，這個記載有一些問題，東莞之名在南北朝時期有兩個，一個是山東東莞郡，一個是南方徐州的南東莞郡。楊明照先生說："晉太康元年，置東莞郡，十年，割莒屬焉。永嘉喪亂，其地淪陷，渡江以後，明帝始僑立南東莞於南徐州，鎮京口。
宋齊諸代因之夫僑立州縣，本已不存桑梓；而史氏狃於習俗，仍取舊號。非舍人及其父、祖猶生於莒，長於莒也。莒即今山東莒縣，京口則為今江蘇鎮江。一南一北，固遠哉遙遙也。"根據楊明照先生的看法，莒縣這個地方和劉勰實際上只是非常遙遠的關係，劉勰祖父、父輩這些人實際上早已不在莒縣居住，而是"世居京口"，住在鎮江。"世居京口"說明劉勰家族已經有多少代都不在北方的莒縣居住，已經南遷到鎮江。現在的鎮江市非常重視劉勰這個文化名片，每次"文心雕龍學會"開年會時，鎮江市都很重視，派市裡面重要的文化官員參加會議。劉勰祖父劉靈真，事跡不可考；其父劉尚，做過越騎校尉的小官。可以看出，劉勰的家族在非常重視門閥的南北朝時代，不算一個世家大族，理論上說屬於寒門庶族。
劉勰早年的經歷是不愉快的，也是不幸的。史書記載他"早孤"，但卻"篤志好學"，之所以好學，除了天性之外，也有時代原因，"六朝最重門第，立身揚名，干祿從政，皆非學無以致之"。而劉勰所學者，當然也與"立身揚名，干祿從政"密切有關，據楊明照先生推證，乃是"儒家之著作居多"，並推測說"後來撰文心以'述先哲之誥'，其原道、征聖、宗經之濃厚儒家思想，諒即孕育於斯時"。史傳接下來的敘述是"家貧不婚娶"，這句話看似簡單，但又不簡單，一般人容易理解為劉勰因為家裡窮而沒有結婚，但楊明照先生卻不同意這個看法，故而楊先生在這句話下面做了詳細的註釋，以為"按舍人早孤而能篤志好學，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見。而史猶稱為貧者，蓋以其家道中落，又早喪父，生生所資，大不如昔爾。非即家徒壁立，無以為生也。如謂因家貧，致不能婚娶，則更悖矣"。在楊明照先生看來，把"家貧"與"不婚娶"這二者在邏輯上聯繫起來是錯的，他找了很多例子來證明劉勰不結婚不是因為貧，而是因為篤信佛教。
劉勰雖"篤志好學"，但可能在內心上覺得自己與干祿入仕很難有緣，故而可能"篤志好學"一段時間之後，就有了新的想法，這新的想法就是到寺廟裡去，做另外一番事業，故而史傳中說劉勰"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這是劉勰早年最重要的另外一段經歷，也應該是他篤信佛教的一個重要因緣。這工作主要是跟著僧祐學習佛經，同時幫著僧祐整理佛典。與僧祐一起住了十餘年，遂使劉勰博通佛教經論。要注意的是，這個"經"不是儒家的經，而是佛教中的"經"，"論"也是佛教中的"論"，楊明照先生說此"經論"是"三藏中的經藏與論藏也。經為如來之金口說法，法華經、涅槃經等是；論為菩薩之祖述，唯識論、俱捨論等是"。
入梁之後，似乎有了一些入仕的機會，於是劉勰離開僧祐去求取功名，但到俗世也僅僅做過幾任小官。"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此後"出為太末令"，史傳中評價他"政有清績"，再後來做過仁威南康王記室，並"兼東宮通事舍人"，最後陞遷的官職是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通事舍人"的職責是"掌呈奏案章"，正因為劉勰做過東宮通事舍人這個官，後人又稱劉勰為劉舍人。東宮是太子居住的地方，當時劉勰所在東宮的主人是昭明太子蕭統，昭明太子喜歡文學，而劉勰又是文學之人，因此蕭統對劉勰非常好，"深愛接之"。在入梁之後的這段仕宦經歷中，劉勰雖在仕途，但也並未與寺廟斷絕緣分，可以說劉勰在外做官但又心繫寺廟，有時也奉敕回到寺廟幫助整理佛教經典，最後是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差不多成為專職任務。到撰經"證功畢"時，劉勰"遂啟求出家"，終於下定了出家的決心。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乃"先燔鬢髮以自誓"，而皇帝亦"敕許之"，劉勰"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完成了最後的心願。
過去是在僧俗之間徘徊猶豫，到人生最後一年終於下定決心變服改名，堅決出家，這一出家行動當然有劉勰與佛結緣的因素，但也有世俗的因素在其中，正如楊明照先生所說："舍人不於依居僧祐之年或受敕撰經之日變服，證功畢始啟求出家，遁入空門。此固與信佛深化有關，然亦未始非無可奈何之歸宿也。"可能與仕宦那麼久也沒有達到自己期待的目標有關，故而最後出家大體應該是佛緣與憤懣、失望相交集的結果。可惜的是，劉勰剛剛變服改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所謂"未期而卒"是也。他去世時大約在七十二三歲之間，已經算是古代世界中的高壽者了，活了與孔子差不多大的歲數。從劉勰的經歷可以看出，劉勰在心中是個佛教徒，但又塵緣未了，在塵世時又佛緣未了，一生大約就在這二者之間徘徊。他終生與佛結緣，最後出家，悟透人生，遁入空門。劉勰正因為有篤信佛教這一面，所以才"為文長於佛理"，他不僅僅長於佛理，而且還撰寫了很多寺塔及名僧的碑誌，而定林寺的經藏也是劉勰整理釐定，並撰有關於佛教義理的文章，今所存者唯《滅惑論》而已，這是劉勰的一生中對佛教的貢獻。
但與佛結緣、為佛教作貢獻只是劉勰一生中的一部分，劉勰除了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之外，也是一個正宗的儒家知識分子，也為儒家作出了貢獻，這可以《文心雕龍》為代表。《文心雕龍》這部書作於南齊時候，《文心雕龍·時序》中有"皇齊馭寶"的文字，按古代寫作傳統習慣，既然劉勰用"皇齊"二字稱呼齊代，那麼寫作時間當在南齊時期。至於《文心雕龍》的寫作結束於哪個時代，我們還可以繼續推證。《文心雕龍》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自序》，《自序》沒有"皇齊"、"皇梁"的說法，所以無法靠此直接得出結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寫到《時序》時還是齊代，而《時序》篇離《文心雕龍》結束篇《序志》只有五篇，如果劉勰不是寫了《時序》就停筆等上若干年再寫後面幾篇的話，那麼就大體可以推定整本書都寫於齊代，正如楊明照先生所說："舍人自齊入梁，至大同四年或五年乃卒，其間凡三十七八年。吏事之餘，於頗為自負之文心，偶加修訂，精益求精，容或有之。如謂其書'作於齊代，告成梁朝'，則未敢苟同也。"
劉勰《文心雕龍》一書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根本的指導原則，全書總共五十篇，主要內容是"論古今文體"。用劉勰的話說，全書包含三個部分，第一是"文之樞紐"部分，第二是"論文敘筆"部分，第三是"剖情析采"部分，這三個部分嚴密地組織在一起，形成了體系化、系統化的論說。"文之樞紐"部分相當於今日《文學概論》裡的總論，"論文敘筆"部分相當於今日《文學概論》裡的文體論，"剖情析采"部分相當於今日《文學概論》裡的創作論與批評鑒賞論。關鍵問題是，這樣一部體系嚴密完整的著作在當時的影響怎麼樣呢？事實令我們感到非常沮喪與遺憾，劉勰寫書"既成"，卻"未為時流所稱"，當時士林中人並不看重。對於當時文壇的反應，劉勰應該是非常傷感的，但劉勰並不甘心，"自重其文"，並想辦法來提高這本書在當時的影響力。
他想的辦法就是找當時的文壇領袖沈約而"欲取定於沈約"，想通過沈約的口與手使這本書在士林中得到廣泛的認可。當時沈約"貴盛"，地位很高，使劉勰"無由自達"，於是劉勰就想了一個特殊的辦法，"乃負其書"而"候約出"，在沈約出入的地方等著沈約，看見沈約出來，馬上就跑上前"干之以車前"，讓沈約的車停下來，而劉勰在車前是"狀若貨鬻者"，樣子像賣貨的人，但遞上去的卻不是貨而是書，沈約當然沒有拒絕，"命取讀"，讀後"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而"常陳諸几案"。沈約雖然重視，但實際效果還是有限的，我們沒有看到當時其他文人來推重劉勰的《文心雕龍》，《文心雕龍》一出來就面臨著世間的寂寞回應。而劉勰負書要譽也並不只是為了今日學界所謂提高學術影響力而為之，而是有"'奉時騁績'之圖"的政治目的，這是時代使然，不能以今日之眼光責備劉勰為什麼不為學術而學術。
六朝之後的時代又是怎麼對待劉勰的《文心雕龍》呢？從唐代開始，一直到清代，實際上劉勰《文心雕龍》的影響一直也是非常微末的，或者說基本上沒有實質性的影響。據專家們考證，宋代有很少的注，但基本上亡佚，直到明代才有梅慶生、王惟儉給《文心雕龍》做了一些簡單的注梅慶生的注本是《文心雕龍音注》，王惟儉的注本是《文心雕龍訓詁》，但梅慶生、王惟檢這兩個人很多現當代的人也都不知道，這也就意味著注者在歷史上基本上也是默默無聞的人。
我們都知道，古代凡是一本書注的人多，而且注家本身地位也很高，文化影響力很大，那就證明這本書本身有很大的影響力，比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這些書的注家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大文人。明代注劉勰《文心雕龍》的梅慶生、王惟儉也非明代的有名大文人，所以其注在明代也幾乎沒什麼影響。到了清代，黃叔琳給《文心雕龍》做了一個輯注，這樣《文心雕龍》的影響才有了一點起色，以至於章學誠這樣的名流也開始表彰起《文心雕龍》了。而《文心雕龍》真正產生大的影響並且讓劉勰這個人與這本書成為熱門之學的時代，確乎不在古代，而在現代，熱門到因為這本書而形成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的程度，這門學問就叫"龍學"，楊明照先生也因此被學界稱之為"龍學泰斗"。所以概括地下一個結論，在古代，其人其書寂寞；在現代，其人其書熱鬧。
《文心雕龍》最早的版本目前可以看見的有唐代的寫本，是殘卷，元代有至正刻本，明代有萬曆刻本，清代流行的本子是黃叔琳的輯注本。現代以來通行而且影響很大的本子是範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20世紀30年代就寫出來了；再後面一點的是四川大學中文系已經去世的楊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龍校注》和《文心雕龍校注拾遺》本。範文瀾先生和楊明照先生這兩個本子是目前《文心雕龍》研究界獲得評價最高也是最多的本子，是海內外公認的研究《文心雕龍》的權威版本。楊明照先生去世之前，把他研究《文心雕龍》的成果再次整理了一番，寫成《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一書，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