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星期日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國安局憲法保障組負責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緩緩轉動著手上那杯紅酒，一面仔細聆聽米爾頓安保總裁說話。阿曼斯基毫無預兆地來電，並堅持邀請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粵的住處用晚餐。他妻子蕾娃准備了美味的燉菜，他們吃得很開心，也彼此客客氣氣地閒聊天。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餐後，蕾娃坐到沙發上看電視，留下他們倆在餐桌旁說話。阿曼斯基這才開始說起莎蘭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國會女議員受到死亡恐嚇而結識的。當時女議員向黨召集人反應此事，國會保安隊立刻接獲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當時，貼身護衛組是所有秘密警察單位中預算最低的單位，但國會議員只要公開出現便會全程受到保護。至於下班後則只能自求多福，而這卻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擊的時間。於是女議員開始懷疑秘密警察的保護能力。
某天晚上當她回到家，發現有人闖入她家在客廳塗寫淫言穢語，還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跡。她隨即聘用米爾頓安保負責她的人身安全，卻並未將自己的決定通知秘密警察。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預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間學校時，政府的保安人員與她的米爾頓保鏢起了沖突。
那時艾柯林特正是貼身護衛組的代理副組長。他不喜歡看到私人惡霸保鏢做政府部門該做的事，卻又不得不承認議員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不過他沒有讓問題惡化，反而請米爾頓安保總裁吃飯。他們一致認為情況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預料的還嚴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僅有做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訓練，甚至還有更好的裝備。最後他們協議讓阿曼斯基的人擔任保鏢，秘密警察則負責犯罪調查與支付酬勞，解決了眼前的問題。
這兩人發現自己都十分欣賞對方，後續幾年當中雙方也合作愉快。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當他急於請他來吃飯想私下談談，他也願意聽。
但他沒想到阿曼斯基會把一枚點燃的炸彈丟到他腿上。
“你是說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為？”
“不，”阿曼斯基說：“你誤會了。我是說秘密警察當中有一些人涉入這種行為。我不認為國安局局長允許他們這樣的行為，也不認為有政府的認可。”
艾柯林特端詳著克裡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輛車牌號碼以KAB開頭的車。
“阿曼斯基……這不是惡作劇吧？”
“我倒希望它是。”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進入總局的辦公室後，仔細地將眼鏡擦拭干淨。他頭發斑白，有一雙大耳朵和一張剛毅的臉，只是此時的表情卻是困惑多於剛毅。昨天他憂慮了一整夜，不知該如何處理阿曼斯基給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在瑞典，(幾乎)所有黨派都認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組織，但也同時存有戒心，進而無中生有地編造關於他們的陰謀論。丑聞確實不少，尤其是左派激進分子當道、出了一些憲法錯誤的七十年代。但備受批評的秘密警察在經過五次公開調查後，新的一批公職人員誕生了。他們代表較年輕一派的積極分子，來自國家警察隊伍的經濟、武器與反詐欺等小組，原本就是調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員。秘密警察已經現代化，特別是憲法保障組也擔負起顯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規定，其任務在於揭發與防范國家的內部安全威脅，即利用暴力、威脅或強迫以圖改變我們的政體、影響具有決策力的政治實體或有關單位的決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個人受憲法保障的權利與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動。
總之，就是扞衛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斷的反民主威脅。他們主要擔心的是無政府主義與新納粹主義分子，原因是前者堅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後者既然名為納粹，就定義而言便是民主的敵人。
取得法律學位後，艾柯林特成為檢察官，後來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他起初在貼身護衛小組，後來進入憲法保障組擔任分析師兼主管，最後當上了負責人，總管扞衛瑞典民主的警力。他自認為是民主人士。憲法由國會制定，他有責任保護憲法完好無瑕。
瑞典的民主只奠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論的權利。這賦予人民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對任何事都可以表達、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這項權利涵蓋所有瑞典公民，從住在森林裡的新納粹瘋子到丟石頭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項基本權利，如組織政府的權利、自由結社的權利等，都只是自由言論權利的實際延伸。民主能否持續就全看這條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論權的限制由媒體自由法規來規范，其中定義了民主的四點約束：無論創作者認為多麼具有藝術性，皆不得發行兒童色情作品與描繪某些暴力性行為的作品；不得煽動或勸誘他人犯罪；不得中傷或誹謗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國會也同樣規范了媒體自由，其基准在於就社會面與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會限制，也就是構成文明社會框架的社會契約。立法的精髓主張的是沒有人有權利騷擾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論權與媒體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種機關來確保人民守法。在瑞典，這項功能分屬於兩個機構。
第一個是檢察總長辦公室，負責起訴違反媒體自由法的罪行。艾柯林特對此並不滿意。依他之見，檢察總長對於那些他認為是直接違反瑞典憲法的罪行，處理態度太過寬松。檢察總長則總是回答說民主的原則太重要了，若不是非常緊急，他就不應該插手警告。然而近幾年來，他這樣的態度也愈來愈受到質疑，尤其在瑞典的赫爾辛基委員會秘書長羅伯·霍德提出報告後更是如此。這份報告檢視檢察總長數年間缺乏機動性的表現，並聲稱幾乎不可能將任何人以違反族群仇恨法起訴並判刑。
第二個機構便是秘密警察局的憲法保障組，艾柯林特警司非常兢兢業業地負起這個責任。他認為這是瑞典警察所能擔任的最重要職位，在整個瑞典司法界與警界，無論用什麼職位跟他交換他都不願意。全瑞典可是只有他這個警察可以當政治警察，這任務很棘手，需要莫大的智慧與司法自制力，因為有太多國家的經驗顯示政治警察部門很輕易就會變成民主的最大威脅。
媒體與民眾多半都以為憲法保障組的主要功能是追蹤納粹分子與激進的純素食主義者。這類團體確實會引起憲法保障組的注意，但還有許多組織與現象也屬於該單位的管轄范圍。舉例來說，假如國王或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心裡認為議會制度已經過時，應該由獨裁體制取代，這位國王或指揮官馬上就會被憲法保障組列入觀察。再舉個例子，假如有一群警察決定擴張法律，以至於侵害到個人受憲法保障的權利，那麼憲法保障組就有責任作出反應。若有如此重大案例，檢察總長應該也會指揮調查。
當然，憲法保障組的問題就在於他們只有分析與調查的功能，並無行動作業的權力，因此通常要逮捕納粹分子，出手的若非正規警員就是秘密警察局內其他部門的人員。
艾柯林特對於這樣的事態深感不滿。幾乎每個民主國家都會有某種形式的獨立憲法法庭，負責監督權力機關不得任意踐踏民主程序。在瑞典，這是檢察總長與監督公務員是否瀆職的國會監察專員的任務，然而他們也只能實行其他部門轉達的建議。如果瑞典有憲法法庭，那麼莎蘭德的律師便可立即控告瑞典政府剝奪她的憲法權利。接著法庭可以下令調集所有數據，也可以傳喚包括首相在內的任何人來作證，直到事情解決為止。而以如今的情況，她的律師頂多只能向國會監察專員申訴，但國會監察專員卻無權向秘密警察要求提出資料或其他證據。
多年來，艾柯林特一直熱烈提倡設立憲法法庭。若有這樣的法庭，他便能更輕易地對阿曼斯基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動：只須擬訂一份警察報告，將數據呈交法庭，不容阻擋的程序就能隨即啟動。
以目前的情況，艾柯林特並無合法的權力啟動初步調查。
他塞了一撮無煙香煙到嘴裡。
如果阿曼斯基的信息正確，就代表當某個瑞典女人遭受一連串重大傷害之際，資深的秘密警察竟視而不見。接下來她的女兒因為一份偽造的診斷報告，被關進精神病院。最後他們還縱容一名前蘇聯情報員犯下涉及武器、毒品與性交易的罪行。艾柯林特一臉痛苦的表情，他甚至不想去估計這其中發生了多少不法行為，更別提布隆維斯特住處的竊案、莎蘭德律師遭襲案，也許還涉及札拉千科命案，對此艾柯林特實在無法相信。
事情一團亂，艾柯林特並不希望自己非卷入不可。只不過從阿曼斯基請他吃飯那一刻起，他就已經卷入了。
現在該如何處理呢？就事論事的話，答案很簡單。假如阿曼斯基所說屬實，莎蘭德最起碼被剝奪了行使受憲法保障的權利與自由的機會。從憲法的觀點，這恐怕會一發不可收拾：政治決策團體的決策方向受到誘導。這也觸及了憲法保障組被授予的責任核心。艾柯林特身為警察又得知某犯罪行為，便有義務向檢察官報告。但實際上，答案卻不這麼簡單，甚至可以說一點都不簡單。
莫妮卡·費格勞拉巡官盡管姓氏相當特別，卻是在瑞典中部的達拉納土生土長，她的家族至少從十六世紀古斯塔夫一世時期就住在瑞典。她是個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女人，有幾個原因：她現年三十六歲，藍眼，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留著短短的、淡金色自然鬈發，不僅吸引人還懂得將自己打扮得更迷人，而且身材健美。
青少年時期，她曾是傑出的體操選手，十七歲那年還差一點被選入奧運代表隊。後來雖然放棄正統體操運動，卻仍持之以恆地每星期上健身房五天。由於太常運動，她體內分泌的腦內啡就像毒品一樣，讓她一停止運動便痛苦難耐。她會跑步、舉重、打網球、練空手道，還曾經十分沉迷於健美，但在幾年前已經減緩了這種美化身體的極端手法，當時她可是每天都要舉重兩小時。不過她依然非常勤於鍛煉，身上肌肉極其發達，一些毒舌同事至今仍叫她費格勞拉先生。每當她穿上無袖T恤或夏天洋裝，沒有人會不去注意她的二頭肌與厚實的肩膀。
另外她的聰明也令許多男同事膽怯。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二十歲進入警官學校，之後在烏普薩拉警局服務九年，閒暇時候還研讀法律。她也修了政治學學位，據說是為了好玩。
她離開巡邏勤務成為刑警，可說是烏普薩拉街頭治安維護上的一大損失。她首先在暴力犯罪組，後來加入專門打擊經濟犯罪的單位，二ままま年申請進入烏普薩拉的秘密警察局，二まま一年調到斯德哥爾摩。起初從事反間工作，但幾乎立刻就被艾柯林特欽點進入憲法保障組。他剛好與費格勞拉的父親熟識，這幾年來一直在留意她的發展。
當最後決定必須對阿曼斯基的信息有所行動時，艾柯林特把費格勞拉叫進辦公室。她進這個小組還不到三年，也就是說還只是個地道的警員，稱不上經驗豐富的內勤戰士。
那天她穿著藍色緊身牛仔褲，青綠色低跟涼鞋和海藍色夾克。
“費格勞拉，你現在在忙什麼？”
“我們正在追蘇納那起雜貨店搶案。”
秘密警察通常不會浪費時間偵查雜貨店搶案，而費格勞拉和手下的五名警員是負責政治犯罪案件的，他們最倚重的工具就是和一般警察局報案系統聯機的電腦。呈報到瑞典任一警局轄區的報告，幾乎都會送到費格勞拉部門的電腦。軟件會掃描每份報告，並對三百一十組關鍵詞有所反應，例如黑鬼、平頭族、卍字、移民、無政府主義、希特勒舉手禮、納粹、國家民主主義、賣國賊、親猶太或親黑鬼等等。只要一出現這樣的關鍵詞，報告便會打印出來受到審查。
憲法保障組會公布一份年度報告，名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根據地方警局接獲的報案，提供唯一可靠的政治犯罪數據。在蘇納商店搶案中，電腦對三組關鍵詞起了反應：移民、臂章和黑鬼。有兩名頭戴面罩的男人持槍搶劫一間移民開的商店，取走了兩千七百八十克朗和一條香煙。其中一名搶匪身穿中長外套，戴著一枚瑞典國旗臂章，另一人對著店主數次高喊“去你媽的黑鬼”，並強迫他躺在地上。
這樣便足以促使費格勞拉的團隊展開初步調查，查詢搶匪是否與韋姆蘭的新納粹幫派有關系，搶案又是否能定義為種族歧視罪行。假如是的話，該起事件很可能要列入年度的統計數據，同時也要納入維也納聯合國中心匯整的歐洲統計數據之中。
“我要給你一個艱難的任務。”艾柯林特說：“這件事可能會讓你惹上大麻煩，也可能毀了你的前途。”
“我洗耳恭聽。”
“但如果順利，你就能向燦爛的前途邁進一大步。我想把你調到憲法保障組的行動隊去。”
“請恕我直言，可是憲法保障組並沒有行動隊。”
“有的。”艾柯林特說：“今天早上成立了。目前的隊員就是你。”
“明白了，”費格勞拉顯得遲疑。
“憲法保障組的任務是扞衛憲法不受所謂的‘國內威脅’所害，這多半都是那些極左或極右派。但萬一對憲法的威脅來自我們自己的組織，那該怎麼辦？”
接下來半小時，他將阿曼斯基前一晚說的話告訴了她。
“這些話的來源是？”費格勞拉聽完後問道。
“重點在信息內容，不在來源。”
“我的意思是你認為消息來源可靠嗎？”
“消息來源絕對可靠。我和此人已經相識多年。”
“這一切聽起來有一點……怎麼說呢？難以置信吧。”
“可不是嗎？很像是間諜小說的內容。”
“你要我怎麼做？”
“從現在開始，放下其他任務，你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調查這件事的真相。這些說辭你必須一一加以證明或否決，然後直接向我一人報告。”
“我現在明白你說我會陷入困境的意思了。”
“但萬一是真的……即使只有一部分，我們就等於面臨憲法危機。”
“你要我從哪裡著手？”
“先從簡單的開始。先讀畢約克的報告，然後確認那些據說在跟蹤布隆維斯特的人的身份。根據我的消息來源指出，那輛車登記在莫天森名下，一個住在威靈比維坦吉路的警員。布隆維斯特的攝影師拍下的照片中還有另一個年紀較輕的金發男子，身份也要確認。”
費格勞拉邊聽邊記下來。
“接著查一查古爾博的背景。我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但我的消息來源認為他和秘密警察有關聯。”
“也就是說國安局內部有人找一個七十八歲的老人去做掉一個老早以前的間諜。這我實在不相信。”
“不管怎麼樣還是去查。你的整個調查工作，除了我之外誰都不能知道一丁點。在你采取任何行動之前，都要先向我報備。我不要看到水面出現任何漣漪，也不要聽到任何風吹草動。”
“好巨大的任務，我一個人怎麼做得來？”
“不會只有一個人，你只是先做查證的動作。如果你說查過以後什麼也沒發現，那就沒事。如果發現有任何一點和我的消息來源描述的相符，我們再決定下一步。”
費格勞拉利用午餐時間到警局健身房舉重。然後將包括黑咖啡、肉丸三明治配甜菜根色拉的午餐帶回辦公室吃。她關上門、清理桌子後，開始邊吃三明治邊讀畢約克的報告。
她也看了附錄中畢約克和泰勒波利安醫師的來往信函，並記下報告中每個需要查證的姓名與事件。兩小時後，她起身到咖啡機旁再倒一杯咖啡。離開辦公室時順手將門鎖上，這是國安局內的慣例。
她第一個查的是檔案文號。她打電話到檔案室，對方回答找不到這個文號的報告。接下來是查詢媒體檔案，結果好一點。一九九一年關鍵的那一天，有幾份晚報和一份早報報道有一人在倫達路的車輛起火案中受重傷。該起意外的受害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但未提姓名。有一份晚報寫道，根據目擊證人指稱，那是一個年輕女孩蓄意縱火引發的事故。
撰寫報告的畢約克真有其人，是移民組的資深官員，最近請病假，前不久才過世，是自殺身亡。
人事部並不知道一九九一年畢約克在做些什麼，檔案蓋上“極機密”章，即使對國安局其他同仁也不例外。這也是慣例。
此外倒是很輕易便證實，一九九一年時莎蘭德和母親與孿生妹妹同住在倫達路，接下來兩年則住進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至少在這些部分，檔案與報告的內容吻合。
如今已是知名精神科醫生並經常上電視的泰勒波利安，一九九一年在聖史蒂芬工作，目前是院內的資深醫生。
費格勞拉隨後打電話給人事部副主任。
“我們憲法保障組正在做一項分析，需要評估某個人的可信度和一般精神狀況。我想征詢某個可以處理機密信息的精神科醫生或其他專家，有人向我提到彼得·泰勒波利安醫師，我想知道能不能雇用他。”
過了一會兒才得到響應。
“泰勒波利安醫師已經為國安局做過幾次外部咨詢工作。他已經通過安全調查，你可以不太深入地和他討論機密信息。不過在找他之前，你得按程序來，你的上司必須先批准，然後正式提出申請讓你能和泰勒波利安醫師接觸。”
她的心往下一沉。她剛剛證實了一件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事。泰勒波利安確實和國安局有往來。
她放下報告，把注意力轉移到艾柯林特交給她的其他信息上。她仔細檢視照片中那兩人，據說他們在五月一日跟蹤布隆維斯特離開科帕小館。
照片中灰色沃爾沃的車牌清晰可見，查閱監理所的資料發現車主叫約朗·莫天森。接著又從國安局人事部獲得證實，此人是局裡的員工。她的心沉得更深。
莫天森屬於貼身護衛組，是個保鏢，也是在正式場合上負責首相安全的幾名警官之一。過去這幾星期，他出借給反間組，請假時間從四月十日開始，札拉千科和莎蘭德住進索格恩斯卡醫院之後幾天。不過這種暫時性的職務調派並不罕見，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彌補人手不足的缺憾。
接下來費格勞拉打給反間組副組長，她認識這個人，之前短期待在反間組時也曾在他手下工作。請問莫天森在忙什麼重要的事嗎？能不能借用他替憲法保障組做一項調查？
反間組副組長十分困惑。費格勞拉巡官肯定弄錯了，莫天森並未被調到反間組。抱歉。
費格勞拉瞪著話筒呆愣了兩分鍾。貼身護衛組以為莫天森出借到反間組，反間組卻說他們絕對沒有借用他。像這樣的調派必須由秘書長批准。她正想拿起電話打過去，又及時縮手。如果貼身護衛組出借了莫天森，就表示秘書長肯定批准了。但莫天森不在反間組，秘書長一定知道。假如莫天森出借給某個跟蹤記者的部門，秘書長想必也知情。
艾柯林特告訴過她：不許泛起漣漪。向秘書長提起此事，恐怕是朝水塘裡丟一塊大石頭。
愛莉卡坐在玻璃籠裡的辦公桌前。此時是星期一上午十點半，她剛從休息室的咖啡機倒了杯咖啡，現在的她太需要了。工作日一開始的數小時全被會議占滿，最早的一場十五分鍾，由副主編弗德列森報告這一天的大概行程。由於對霍姆失去信心，她愈來愈倚賴弗德列森的判斷。
第二場是和董事長博捨、報社財務總監克利斯特·賽爾伯、預算主任烏夫·弗洛丁的一小時會議，討論廣告蕭條與零售量欲振乏力的問題。預算主任與財務總監都決定要削減報社的一般開支。
“今年多虧廣告量些微上揚，加上兩名高薪的資深員工在年初退休，才勉強撐過第一季。那兩個職缺還沒有遞補。”弗洛丁說：“這一季結算很可能會出現小小赤字。不過免費報紙《都會報》和《斯德哥爾摩城市報》正在搶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廣告收入，我預料第三季會損失慘重。”
“那我們應該如何因對？”博捨問道。
“唯一的選擇就是削減預算。我們從二まま二年起沒有解聘過任何人。但在今年底之前，必須裁掉十個人。”
“哪些職位的人？”愛莉卡問。
“我們得采取‘刮干酪’原則，這裡刮掉一點、那裡刮掉一點。體育版目前有六個半的職位，應該縮減為五個全職。”
“據我所知，體育版已經應付不過來了。你現在的提議等於要我們刪減體育版面。”
弗洛丁聳聳肩。“我很樂意聽聽其他的建議。”
“我沒有更好的建議，但有個原則：如果裁員，就得發行較小的報紙，如果發行較小的報紙，讀者人數將會減少，廣告商的數量也一樣。”
“惡性循環。”賽爾伯說。
“我受聘就是為了扭轉這個下滑的趨勢。”愛莉卡說：“我認為我的職責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改變報紙風格，讓它更吸引讀者。如果要裁員，我就做不到。”她轉向博捨說道：“報社還能流多少血？我們還能再承受多大的損失？”
博捨撅起嘴來。“打從九十年代初開始，《瑞典摩根郵報》已經吃掉很多老本，我們的股票行情比起十年前掉了差不多三十個百分比。這些資金大多是用來投資IT的，各項支出也很可觀。”
“我聽說《瑞典摩根郵報》發展出自己的文字編輯系統AXT，那花了多少錢？”
“開發經費大約五百萬克朗。”
“為什麼報社要自找麻煩開發自己的軟件呢？市面上本來就有不貴的商用程序。”
“這個嘛，愛莉卡……也許真是如此。是我們前任的IT主任大力鼓吹的。他說長期下來會比較便宜，而且我們也可以賣使用權給其他報社。”
“有人買嗎？”
“其實是有的，挪威一家地方報社買了。”
“結果呢，”愛莉卡冷冷地說：“我們還坐在這裡用五六年前的舊電腦……”
“明年絕不可能花錢買新電腦。”弗洛丁說。
討論就這樣一來一往。愛莉卡發現自己每次抗議都會被弗洛丁和賽爾伯給駁回。對他們而言，刪減預算是最重要的，從預算主任和財務總監的立場來說當然可以理解，但她這位新上任的總編輯卻無法接受。最令她氣惱的是她一發表意見，他們便帶著施恩般的笑容加以打發，讓她自覺像個在接受隨堂測驗的青少年。雖然沒有說出任何不恰當的言詞，他們對她的態度卻古板得近乎可笑。小姑娘，你那漂亮的腦袋不應該煩惱復雜的事情。
博捨的幫助不大。他只是在一旁觀望，讓其他與會者盡情發言，不過他並沒有給她同樣高高在上的感覺。
她歎了口氣，打開電腦收信，有十九封新郵件，其中四封是垃圾郵件，想向她推銷威而鋼；“和網絡上最性感的羅莉塔”進行網愛，每分鍾只要四美元；“獸交，全宇宙最刺激的人馬交”；以及訂閱裸體時尚電子報fashion.nu。這些垃圾潮從未消退過，不管她試了多少方法還是阻擋不了。另外七封是那些所謂的“尼日利亞詐騙信件”，諸如阿布扎比某家銀行前總裁的遺孀願意給她一大筆錢，只要她贊助一點點資本金之類的騙術。
另外有上午備忘錄、午休時間備忘錄，有三封是弗德列森寫來報告當天頭條新聞的最新進展、一封是會計師寫來想和她碰面討論她從《千禧年》跳槽到《瑞典摩根郵報》後薪資的變動，還有一封是牙醫告知她每季定期檢查的預約日期。她查看完日程表後，馬上發現那天不行，因為已經預定要開一個重大編輯會議。
接著她打開最後一封信，寄件人是
centraled@smpost.se>，主旨欄寫著“致：總編輯”。她緩緩放下咖啡杯。
臭婊子！你以為你是誰呀賤貨。別以為你能來這裡作威作福。有人會拿螺絲起子插你的屄，賤人！你最好快點消失。
愛莉卡抬起頭以目光搜尋新聞主編霍姆。他不在位子上，也沒看見他在編輯室。她看了寄件人，然後拿起電話撥給IT經理彼得·佛萊明。
“早啊，彼得。
centraled@smpost.se>是誰在用的賬號？”
“這不是報社裡的有效賬號。”
“我剛剛收到這個賬號寄來的一封郵件。”
“是假造的。郵件裡有沒有病毒？”
“不知道，至少防毒軟件沒有反應。”
“那就好。這個地址並不存在，不過要假造一個看似正常的地址非常簡單。網絡上有些網站可以讓人發送匿名郵件。”
“這種郵件有可能追蹤嗎？”
“幾乎不可能，就算這個人笨到用自家的電腦發送也一樣。你也許可以借由IP地址追蹤到服務器，但如果他用的是熱郵之類的賬號，追蹤也不會成功。”
愛莉卡向他道謝後，自己沉思了一會兒。她不是第一次收到瘋子寄來的恐嚇郵件或信息，這一封卻明顯針對她總編輯的新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哪個神經病讀到她和莫蘭德的死有關的新聞，或者發件人就在這棟大樓裡。
費格勞拉絞盡腦汁地思考該如何處理古爾博。在憲法保障組有一個好處，只要是瑞典境內可能與種族歧視或政治有關的犯罪案件，她幾乎都有權取得警察報告。嚴格說來，札拉千科是移民，她的職責也包括追查國外出生者所遭受的暴力，以確認該罪行是否涉及種族歧視。因此，她有權介入調查札拉千科命案，查明已知的凶手古爾博是否與任何種族主義組織有關聯，又或者有沒有人聽到他行凶時說出種族歧視的話。她調閱報告，看到寫給司法部部長的那些信，發現除了誹謗與人身攻擊之外還有親黑鬼與賣國賊等字眼。
這時已經下午五點。費格勞拉將所有數據鎖進保險箱、電腦關機、沖洗咖啡杯後，打卡下班。她快步走到一間位於聖艾瑞克廣場的健身中心，花了一小時做一些簡單的肌力訓練。
結束後，她回到彭通涅街的一房一廳公寓，沖了個澡，吃了一頓時間稍晚卻十分豐盛的晚餐。她本想打電話找住在同一條街隔三個路口的丹尼耶·莫格蘭。他是木工師傅兼健身教練，已經斷斷續續當了她三年的健身伙伴。最近幾個月他們之間也發生過純友誼的性愛關系。
對她來說，做愛幾乎就像在健身房劇烈運動一樣令人滿足，但是身為三十來歲，不，應該說將近四十的熟女，費格勞拉開始想到也許應該物色一個穩定的伴侶，作更長遠的生活安排。甚至也許該生孩子。但不是和莫格蘭。
最後她確定今晚誰都不想見，便拿了一本古代史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