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三日星期五至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星期五一早從《千禧年》辦公室走向莎蘭德舊公寓所在的倫達路那一帶時，布隆維斯特格外留意沒有被跟蹤。他得到哥德堡去見吉第，問題是怎麼樣才能不被發現或不留下痕跡。他決定不搭火車，因為不想用信用卡。通常他會向愛莉卡借車，但如今已不可能，他也想過請柯特茲或其他人替他租車，但如此一來則會留下線索。
最後他想到這個明顯的解決之道。他先在約特路上的提款機領錢。莎蘭德那輛酒紅色本田的車鑰匙在他手上，車從三月起就一直停在她倫達路的公寓大樓外面。他調整好座位，看看油箱還有半滿，便啟程經由利裡葉島橋上E4公路。
兩點五十分，他將車停在哥德堡林蔭大道的一條小巷內，看到第一間咖啡館才進去吃一頓延遲的午餐。到了四點十分，他搭電車到安耶瑞，在城區下車後，花了二十分鐘才找到吉第的住所，比約定時間晚了十分鐘左右。
吉第來開門，與布隆維斯特握手後請他進入裝潢簡樸的客廳。他走路有點跛，他請布隆維斯特坐下，座位旁邊的櫥櫃上擺了十來個相框，布隆維斯特逐一細看。
「我的家人。」吉第說。
他說話帶著濃濃的口音，布隆維斯特懷疑他應該通不過瑞典人民黨所建議的語言測試。
「這些是你的兄弟嗎？」
「左邊是我兩個兄弟，八十年代被薩達姆殺害了。中間是我父親。我的兩個叔伯在九十年代被薩達姆殺害，我母親死於二ままま年。我的三個姐妹都還活著，兩個住在敘利亞，最小的妹妹在馬德里。」
吉第倒來土耳其咖啡。
「巴克什要我代他向你問好。」
「巴克什說你想請我做一件事，但沒說是什麼事。我現在就得告訴你，非法的事我絕不會做，我不敢捲入那樣的事情。」
「我要請你做的事絕對合法，只不過很不尋常。工作本身會持續幾個星期，每天都要做，但每次只需花你幾分鐘。我願意每星期付你一千克朗，直接給錢，不會向稅務機關報告。」
「我明白了。你要我做什麼？」
「你有一份工作是在索格恩斯卡醫院——每星期六天，如果我沒弄錯的話——負責加護中心一一C病房區的清潔工作。」
吉第點點頭。
「我要你做的是這個。」
布隆維斯特傾身向前，開始解釋他的計劃。
埃克斯壯檢察官端詳來客。這是他第三次與警司紐斯壯見面，對方那張佈滿皺紋的臉外圍框著花白短髮。紐斯壯第一次來找他是波汀被殺後幾天。他出示了替國安局工作的身份證明，接著他們便壓低聲量展開長談。
「有一點你一定要瞭解：我絕不是企圖影響你的一舉一動或是你辦事的方法。我也要強調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你都不能公開我給你的信息。」紐斯壯說。
「我明白。」
老實說，埃克斯壯並不完全明白，但又不想問太多問題露出一副蠢樣。他所瞭解的是波汀(札拉千科)的死是必須非常謹慎處理的案子，還有紐斯壯的來訪雖有國安局最高級別的背書，卻是秘密進行。
「這絕對關乎生死。」紐斯壯開門見山地說：「就秘密警察而言，凡是與札拉千科有關的事都是最高機密。我可以告訴你，他是個叛逃者，曾經是蘇俄軍情單位的幹員，也是七十年代俄國對西歐採取攻勢的關鍵人物。」
「這顯然正符合《千禧年》的布隆維斯特所說。」
「在這件事上，布隆維斯特說得沒錯。他這個記者無意中撞見了瑞典國防部有史以來最秘密的行動之一。」
「他會將這項信息公開。」
「當然。他代表的是媒體，不管優缺點都一大堆的媒體。我們生活在民主國家，自然不能去影響媒體的報道。但本案的問題是關於札拉千科，布隆維斯特只知道部分真相，其他大部分他自以為瞭解的事都是錯的。」
「我懂了。」
「布隆維斯特沒搞懂的是，札拉千科的真相一旦曝光，俄國人將很快就會找出我們在俄國的眼線與消息來源。那些為民主冒生命危險的人將可能遇害。」
「不過俄國現在不也是民主國家了嗎？我是說，如果是在共產黨時期……」
「那是錯覺。我們說的是以前在蘇聯當間諜的人——全世界沒有任何政權能容忍這個，即使事隔多年也一樣。而且這其中有些人仍繼續提供情報。」
其實並無這種情報員存在，但埃克斯壯不可能知道，只能聽信紐斯壯的說辭。得知這項全瑞典最機密的信息之一——當然，不能列入記錄——讓他忍不住感到榮幸，甚至有些詫異瑞典的情報員竟能像紐斯壯所說的那樣深入俄國軍方，而且他非常明白這種信息絕不能散播出去。
「我奉命和你接觸時，我們對你的背景作了廣泛的調查。」紐斯壯又說。
要想慫恿某人，必得發掘他的弱點。埃克斯壯檢察官的弱點就是對自己的重要性堅信不疑。他和其他人沒兩樣，也喜歡聽好話。技巧就在於要讓他覺得他是萬中選一的人才。
「我們確信你在警界……當然還有政治圈，都非常受到尊重。」
埃克斯壯顯得很得意。既然有不具名的政治人士對他極具信心，就暗示了只要他出對牌，他們便會感激在心。
「簡單地說，我的任務是盡可能秘密地為你提供必要的背景資料。你一定要瞭解，這件事已經變得不可思議的複雜。一方面，由你肩負重責的初步調查已經展開。不管是政府或國安局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預你如何辦案，你的工作是要探查事實真相，將有罪的人送上法庭。這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埃克斯壯點頭表示同感。
「萬一札拉千科的全部真相外洩，將會是國家的大災難。」
「所以你來找我究竟有何用意？」
「首先，是讓你知道這敏感的狀況。我想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瑞典從未暴露在如此危險的處境中。就某種程度而言，也許可以說瑞典的命運就掌握在你手中了。」
「你的上司是誰呢？」
「很抱歉，我不能透露本案中任何相關人士的名字，但我可以說我是奉了最高級別的命令。」
天哪，是政府給他的命令。但他不能說，否則將引發政治風暴。
紐斯壯發覺埃克斯壯已上鉤。
「然而我可以為你提供信息。我獲得授權可以自行判斷要讓你看哪些資料，其中有一些還是國家最高機密文件。」
「我懂。」
「也就是說你若有問題，不管什麼樣的問題，都應該告訴我。不能找國安局裡的其他人，只能找我。我的任務是引導你走出這個迷宮，萬一造成利害關係的衝突，我們也要彼此協助找出解決之道。」
「我瞭解。那麼我應該大大感謝你和你的同事願意幫助我，讓事情進行得更順利。」
「即使處境艱難，我們也希望司法程序能照常進行。」
「很好，我向你保證我會採取最謹慎的態度，這畢竟不是我第一次處理最高機密信息。」
「沒錯，我們十分清楚。」
埃克斯壯提出十來個問題，紐斯壯小心翼翼地記下，然後極盡所能地給予答覆。他這第三次來訪，將會回答埃克斯壯上次提出的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有關畢約克於一九九一年寫的報告，真相究竟為何？
「那件事很嚴重。」紐斯壯面露憂色。「自從這份報告出現後，我們便派出一個分析小組日夜不停地趕工，想查出究竟怎麼回事，現在差不多可以得出結論。結果非常令人不快。」
「我可以想像。那份報告宣稱秘密警察和精神科醫師泰勒波利安聯手將莎蘭德送進精神病院。」
「要真是這樣就好了。」紐斯壯露出淺淺的微笑。
「我不明白。」
「如果整件事只是這樣，很簡單，那就表示有犯罪行為，直接起訴就行了。難就難在這份報告和我們檔案裡的其他報告並不相符。」紐斯壯拿出一個藍色講義夾打開來。「這個才是畢約克在一九九一年寫的報告。另外還有他和泰勒波利安之間來往信函的正本。這兩個版本不一樣。」
「請作解釋。」
「令人驚愕的是畢約克上吊自盡了。可能是因為他偏差的性行為恐怕即將公諸於世。布隆維斯特的雜誌社打算揭發他，讓他深陷於絕望之中才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個嘛……」
「報告正本是敘述莎蘭德企圖以汽油彈謀殺她的父親札拉千科。布隆維斯特發現的報告前三十頁與正本吻合。這些內容老實說沒什麼值得注意之處。直到三十一頁畢約克下結論並提出建議的部分，便出現了差異。」
「什麼差異？」
「在正本中，畢約克提出五項清楚的建議，是關於對媒體低調處理札拉千科事件等等，這是事實，無須隱瞞。畢約克提議讓札拉千科到國外進行康復治療，因為他灼傷非常嚴重，諸如此類。此外他還建議讓莎蘭德獲得最好的精神醫療照顧。」
「原來如此……」
「問題是有人巧妙地竄改了其中幾個句子。在第三十四頁某一段，畢約克似乎是暗示莎蘭德既已被貼上精神異常的標籤，就算有人開始問及札拉千科，她的話也不會被相信。」
「而原始報告中並沒有這句話。」
「正是。畢約克自己的報告中從未有過類似暗示。姑且不論其他，光是這樣便已違法。他只是熱心地提議說她很明顯需要照顧。在布隆維斯特的版本中，這卻成了陰謀。」
「我可以看看正本嗎？」
「當然可以，但我走的時候得一併帶走。在你讀之前，我要先請你注意一下附件，那是畢約克和泰勒波利安後來的往來信件，幾乎全都是偽造的，而且不只是在細微處作更動，而是大膽地編造。」
「編造？」
「我想這是唯一適合的形容。正本顯示泰勒波利安受地方法院指派，為莎蘭德進行精神狀態鑒定。這並無任何不尋常。莎蘭德當時十二歲，還試圖殺死父親，這駭人聽聞的事件最後要是沒作精神鑒定才真是奇怪呢。」
「說得對。」
「如果由你擔任檢察官，我猜你會堅持雙管齊下，同時調查社會面與精神面。」
「那當然。」
「即使在當時，泰勒波利安已是頗受敬重的兒童精神科醫生，也是法醫精神科醫生。他接受任命，進行一項普通的調查，作出那女孩患有精神疾病的結論。在這裡不必使用他們的專有名詞。」
「不必，不必……」
「泰勒波利安把結果寫進報告送去給畢約克，畢約克再轉呈給地方法院，法院於是裁定莎蘭德須住進聖史蒂芬接受治療。布隆維斯特的版本裡面漏掉了一整段泰勒波利安的調查經過。取而代之的是畢約克與泰勒波利安的通信，暗示畢約克指示泰勒波利安假造精神檢驗結果。」
「你是說這是捏造的，是偽造的？」
「毫無疑問。」
「但捏造這種東西對誰有好處？」
紐斯壯放下報告皺起眉頭。「你這麼一問可就問到重點了。」
「答案是……？」
「不知道。我們的分析小組也非常努力想找出答案。」
「會不會有一部分是布隆維斯特杜撰的？」
紐斯壯笑了起來。「我們的第一個想法也是這樣，但應該不是。我們傾向於認為那是很久以前假造的，也許和原始報告差不多同一時間出爐。造假的人不僅非常熟知內情，而且還能取得畢約克所使用的打字機。」
「你是說……」
「我們不知道畢約克在哪裡寫的報告，可能在他家或他的辦公室或其他任何地方。我們所能想出的可能性有兩種。造假者也許是精神病院或法醫部門的人，不知為何想要讓泰勒波利安捲入醜聞。否則就是秘密警察內部有人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而造假。」
「有可能是什麼目的呢？」
「事情發生在一九九一年。當時國安局內部可能有某個俄國情報員發現札拉千科的行蹤。目前我們正在檢視大量的個人舊檔案。」
「但如果是被KGB發現……早在幾年前就應該洩漏了。」
「你說得沒錯，但別忘了那也是蘇聯正面臨瓦解的時期，KGB被解散了。我們不知道出了什麼錯，也許是原本計劃好的行動被擱置了。KGB向來善於偽造與洩漏假情報。」
「可是KGB怎麼會想要偽造這個呢？」
「這點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最明顯的目的就是要製造瑞典政府的醜聞。」
埃克斯壯撅起嘴來。「所以你的意思是莎蘭德的醫療評估結果是正確的？」
「可不是。說得白話一點，莎蘭德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瘋子，絕對毫無疑問。判她入院治療的決定百分之百正確。」
「馬桶？」瑪琳的口氣似乎認為柯特茲在捉弄她。
「馬桶。」柯特茲又說了一遍。
「你想寫一篇關於馬桶的文章？刊在《千禧年》？」
瑪琳忍不住笑了。星期五開會見他晃進來時，便已察覺他難掩熱情，完全就像一個正在寫獨家報道的記者模樣。
「說說看吧。」
「真的很簡單。」柯特茲說：「到目前為止，瑞典最大的產業是建築業，但即使斯堪雅建築公司在倫敦設立了分部，這個產業基本上還是無法外包海外。不管怎麼說，房子總是得蓋在瑞典。」
「這又不是什麼新聞。」
「對，不過新鮮的是：就競爭力與效率而言，建築業領先了瑞典其他產業好幾個光年。如果沃爾沃也用同樣的方式生產車輛，最新車款可能要賣一百甚至兩百萬克朗。大多數產業都要面對不斷降價的挑戰，可是建築業卻恰恰相反，每平方米的價格是持續攀升。國家還要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以免價格高得無人問津。」
「這裡頭有什麼新聞性嗎？」
「等一等，這很複雜。假設漢堡的價格曲線從七十年代起就沒變過，那麼一個大麥克現在大約要賣一百五十克朗或更貴。再加薯條和可樂要多少錢，我就不猜了，不過以我在《千禧年》的薪水恐怕買不起。現在在座的人有誰會去麥當勞買一個一百克朗的漢堡？」
沒有人應聲。
「這可以理解。可是當NCC建築在斯德哥爾摩利丁粵區的果薩加用幾片鐵皮拼成四方隔間出租時，三房公寓一個月租金就要一萬到一萬兩千克朗。你們有誰付得起這麼貴的房租？」
「我付不起。」莫妮卡說。
「當然付不起。可是你已經住在丹維克斯杜爾旁邊的一房一廳公寓，那是你父親二十年前為你買的，如果你打算出售，應該可以賣到一百五十萬。但是一個想搬出來自己住的二十歲年輕人要怎麼辦？他們負擔不起。所以只好當二房東或三房東，不然就是賴在家裡和母親住到退休。」
「那這跟馬桶有什麼關係？」克裡斯特問道。
「就快說到了。問題是公寓為什麼會貴成這個樣子？因為委託蓋房子的人不知道怎麼定價格。簡單地說，一個開發商找上斯堪雅，問說蓋一百間公寓要多少錢。斯堪雅算一算，回來告訴他們說大概要五億克朗，也就是每平方米造價多少克朗，如果你想搬進去，每個月就得花一萬克朗。但和麥當勞不同的是，你其實別無選擇，總得有地方住嘛。所以只好按市價付錢。」
「柯特茲，親愛的……請說重點。」
「這就是重點啊！為什麼得花一萬克朗月租去住哈馬比罕能那些破爛房子？因為建築公司根本不在乎要不要壓低價錢。無論如何，顧客都得付錢。建材是主要成本之一。建材的買賣要通過批發商，他們也是自行訂價，因為競爭不大，所以在瑞典一個浴缸零售價五千克朗，同一個製造商的同款浴缸在德國卻只賣兩千克朗。不管有哪些額外成本都難以解釋這樣的差價。」
圍坐的眾人已開始不耐地低聲抱怨。
「九十年代末開始運作的政府組織的建築成本代表團有一份報告，裡面寫了很多相關資料，在那之後卻沒什麼進展。沒有人去找建築公司反應價格的不合理，買家欣然支付賣家開出的價格，最後負擔就落在租屋房客或納稅人身上。」
「柯特茲，馬桶呢？」
「建築成本代表團寫了報告之後，只有局部地方產生改變，主要都在斯德哥爾摩外圍。有些買主受夠了昂貴的建築價格。比方說卡爾斯克魯納之家，他們自己買建材，蓋出了比別人都便宜的房子。瑞典商貿聯盟也加入了戰局，他們認為建材價格太荒謬，所以一直試著要讓那些公司更容易買到質量一樣好卻比較便宜的產品。結果去年在歐弗休的建築商展上還引發小小衝突，因為瑞典商盟帶了一個泰國人，他賣的馬桶一個五百克朗。」
「結果呢？」
「他最主要的競爭者是瑞典一家批發公司叫維塔瓦拉，他們賣的純正瑞典制馬桶一個要價一千七百克朗。精明的都市買家開始搔頭苦思，心想既然可以用五百克朗從泰國買到類似的馬桶，那又何必花一千七呢？」
「也許質量比較好吧？」羅塔說。
「沒有，完全一樣。」
「泰國。」克裡斯特說：「好像有童工之類的，所以價格低。」
「不是這樣，」柯特茲說：「泰國使用童工的產業大多是紡織業和禮品業，當然還有戀童界。聯合國特別注意童工的問題，我也查過這家公司，是有名的製造商。這是一家大規模、現代化、享有聲譽的衛浴設備公司。」
「好吧……但我們現在說的是低工資國家，也就是說你寫這篇文章恐怕是在暗示瑞典產業競爭不過泰國產業，應該解雇瑞典勞工、關閉此地的工廠，全部都由泰國進口。你根本過不了工會聯合會那關。」
柯特茲聽了，臉上綻放出微笑，背往後一靠，志得意滿的神情有點可笑。
「又錯了。」他說：「你們猜猜維塔瓦拉售價一千七的馬桶在哪製造的？」
無人出聲。
「越南。」柯特茲說。
「你在開玩笑吧？」瑪琳說。
「他們至少已經在那裡做了十年的馬桶。瑞典工人早就在九十年代被淘汰出局。」
「該死！」
「現在重點來了。如果直接從越南的工廠進口，價格大約三百九十克朗。猜猜看泰國和越南的差價該作何解釋？」
「可別跟我說是……」
「偏偏就是。維塔瓦拉公司轉包給一間名叫豐蘇工業的公司，他們被聯合國列為使用童工的公司，至少從二まま一年就開始接受調查。不過絕大部分的工人都是罪犯。」
瑪琳終於放聲大笑。「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等你長大一定是個了不起的記者。寫完需要多久時間？」
「兩星期。我有一大堆國際貿易的東西要查，而且報道裡面需要一個壞人，所以我要看看維塔瓦拉的所有人是誰。」
「那麼來得及刊在六月號嗎？」
「沒問題。」
包柏藍斯基面無表情地聽著埃克斯壯檢察官說話。會議已持續四十分鐘，包柏藍斯基有一股很強烈的衝動，想抓起檢察官辦公桌邊緣那本《瑞典王國法律》朝他臉上甩去。他暗想著，倘若如此衝動行事不知有何後果？除了肯定會成為晚報頭條，也很可能被控傷害，他於是將念頭驅離。文明人類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屈服於這種衝動，無論對手如何挑釁都不行。當然，每當需要包柏藍斯基巡官出面，通常就是有人被這種衝動征服了。
「我就當我們達成協議了。」埃克斯壯說。
「不，我們沒有達成協議。」包柏藍斯基邊起身邊回答。「不過初步調查由你負責。」
他喃喃自語地轉進走廊，走回辦公室途中把安德森和茉迪同時叫來。這天下午他能找的同事只有他們兩人，霍姆柏決定在此時休假兩星期真是不巧。
「到我辦公室。」包柏藍斯基說：「順便倒咖啡。」
三人都坐定後，包柏藍斯基看了看自己與埃克斯壯開會做的筆記。
「依目前的情況，原本因為幾樁命案被通緝的莎蘭德，我們的初步調查負責人已經對她撤銷所有相關控訴。就我們而言，她已經不再是初步調查的一部分。」
「不管怎麼說，這都可以視為有所進展。」茉迪說。
安德森一如往常沒有吭聲。
「這我就不敢說了。」包柏藍斯基回答道：「在史塔勒荷曼和哥塞柏加事件中，莎蘭德仍涉嫌重傷害，但那些調查已與我們無關，我們得全力找出尼德曼，偵查尼克瓦恩森林裡的埋屍洞穴。但話說回來，埃克斯壯一定會起訴莎蘭德，案子已移交給斯德哥爾摩，他也下令展開全新的調查。」
「真的嗎？」茉迪說。
「猜猜看，要調查莎蘭德的人是誰？」包柏藍斯基說。
「恐怕是最糟的一個。」
「法斯特回來上班了，他將協助埃克斯壯。」
「太過分了！法斯特根本不適合調查和莎蘭德有關的任何案子。」
「我知道，但埃克斯壯有一個好理由。法斯特請了多久的病假……嗯……他是四月崩潰的，對他來說，這起案子應該是處理起來最簡單、最理想的。」
無人作聲。
「總而言之，今天下午要將所有關於莎蘭德的資料交給他。」
「那有關畢約克、秘密警察和一九九一年的報告這整件事……」
「……將會由法斯特和埃克斯壯一併處理。」
「我不喜歡這樣。」茉迪說。
「我也不喜歡。可是埃克斯壯是老闆，又有高層當靠山。換句話說，我們的工作還是找殺人兇手。安德森，現在情況如何？」
安德森搖搖頭。「尼德曼好像人間蒸發了似的。我不得不承認當了這麼多年警察，還沒碰過這種事。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密告，沒有一個網民認識他或是知道他可能去了哪裡。」
「聽起來難以置信。」茉迪說：「不過他被通緝是因為涉嫌在哥塞柏加殺警、重傷害另一名警員、殺害莎蘭德未遂、對牙科護士卡斯培森的綁架與傷害，還有謀殺達格和米亞。每件案子都有明顯的鑒定證據。」
「至少有點幫助。硫磺湖摩托車俱樂部財務經理的案子怎麼樣了？」
「葉朗森，還有他女友蕾娜·尼格倫。葉朗森的屍體上留有指紋和DNA。尼德曼揍人的時候，指節肯定流了很多血。」
「硫磺湖摩托車俱樂部有什麼新消息嗎？」
「因為藍汀繼續收押，等候米莉安綁架案的開庭，俱樂部由尼米南接管了。有傳聞說尼米南懸賞重金打聽尼德曼的下落。」
「那更奇怪了，如果黑社會全都在找他，怎麼還會找不到？那葉朗森的車呢？」
「在葉朗森住處發現卡斯培森的車，尼德曼想必是換了車。可是他開走的車毫無線索。」
「所以我們要問三個問題：第一，尼德曼是否還躲藏在瑞典？第二，如果是，和誰在一起？第三，他是否已經潛逃國外？你們怎麼想？」
「毫無跡象顯示他出國了，但那真的是最合邏輯的路線。」
「如果已經走了，那他把車丟在哪裡？」
茉迪和安德森都搖頭。警方若想找人，十之八九都不算困難。只要展開一連串邏輯性的調查：有哪些朋友？有哪些獄友？女友住在哪裡？有哪些酒友？最後一次在哪裡使用手機？車子在哪裡？循線追蹤到最後，逃犯通常就出現了。
尼德曼的問題是他沒有朋友、沒有女友、沒有手機記錄，也從未坐過牢。
調查工作集中在尋找葉朗森的車，據推測應該是尼德曼開走了。他們本以為只要幾天的時間，車子就會出現，而且很可能是在斯德哥爾摩的某處停車場。但至今仍無影無蹤。
「如果他逃出國，會上哪去呢？」
「他是德國公民，按理說會去德國。」
「他好像和漢堡那些老朋友都沒聯絡了。」
安德森搖搖手。「如果他計劃去德國……何必開車到斯德哥爾摩？不是應該去馬爾默和通往哥本哈根的橋，或是前往某個渡輪碼頭嗎？」
「我知道。早在第一天，哥德堡的埃蘭德警官就把追蹤工作集中到那個方向。丹麥警方已接獲有關葉朗森的車的信息，而我們也確定他沒有搭任何渡輪。」
「可是他確實開車到斯德哥爾摩和硫磺湖，殺害了俱樂部的財務經理，而且——可以這麼推測——還帶走了一筆金額不明的款項。他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他得離開瑞典。」包柏藍斯基說：「最可能就是搭渡輪橫越波羅的海。不過葉朗森和女友是在四月九日深夜被殺，尼德曼大可在隔天早上去搭渡輪。我們是在他們死後大約十六小時才接獲報案，接著才對車輛發出全面通告。」
「假如他搭了早上的渡輪，葉朗森的車就會停在某個港口。」茉迪說。
「之所以找不到車，也許是因為尼德曼開車經由哈帕蘭達出境往北走了。要沿著波的尼亞灣繞一大圈，但十六小時內就能到芬蘭。」
「是這樣沒錯，但進芬蘭不久就得丟下車子，那現在也該被發現了。」
他們靜靜坐著無言以對。最後包柏藍斯基起身走到窗邊站著。
「他會不會是找到一個地方先暫時藏身，像避暑小屋或……」
「我不覺得會是避暑小屋。現在這個時節，每個小屋主人都會去查看屋況。」
「他也不會冒險到任何與硫磺湖摩托車俱樂部有關聯的地方。他們是他最不想見到的人。」
「整個黑道應該都可以排除……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女友？」
他們可以猜測，但沒有事實根據。
安德森下班後，茉迪又回到包柏藍斯基的辦公室敲敲門柱。他招手讓她進去。
「可以佔用你幾分鐘嗎？」她問道。
「怎麼了？」
「莎蘭德。我不喜歡埃克斯壯和法斯特還有新審判這回事。你看過畢約克的報告，我看過畢約克的報告，莎蘭德在一九九一年遭到非法拘禁，埃克斯壯也知道。他到底在搞什麼？」
包柏藍斯基摘下老花眼鏡，塞進胸前口袋。「我不知道。」
「你一點概念都沒有？」
「埃克斯壯說畢約克的報告還有他和泰勒波利安來往的信函是偽造的。」
「胡說八道。如果是假造的，當初傳訊畢約克的時候他怎麼不說？」
「埃克斯壯說畢約克不肯討論這件事，因為這是最高機密。我挨了一頓罵，因為太早採取行動帶他來問話。」
「我開始對埃克斯壯有很深的疑慮。」
「他有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不能拿這個當借口。」
「茉迪，事實真相不是我們的專利。埃克斯壯說他拿到證據可以證明報告是假的，事實上沒有那個文號的報告。他還說偽造得很成功，內容巧妙地混合了真假。」
「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這個我得知道。」茉迪說。
「整件事的梗概都相當正確。札拉千科是莎蘭德的父親，也是個會打她母親的混蛋。他們的問題倒也常見——母親不想提出控訴，所以就這麼持續了幾年。後來莎蘭德企圖殺死父親，畢約克奉命調查事發經過。他和泰勒波利安通過信，但我們所看見的信件格式顯然是偽造的。泰勒波利安為莎蘭德作了例行的精神鑒定，判定她精神不穩定。某檢察官決定不再進一步調查。莎蘭德需要治療，就被送到聖史蒂芬。」
「如果是偽造的……是誰做的，又為什麼？」
包柏藍斯基聳聳肩。「據我瞭解，埃克斯壯會讓莎蘭德再接受一次徹底的檢驗。」
「這我無法接受。」
「這已經不是我們的案子了。」
「而且接手的是法斯特。包柏藍斯基，這些混蛋如果再敢對莎蘭德做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我會去找媒體。」
「不，茉迪，你不會。第一，報告已經不在我們手上，所以你無法證明你的說辭。你會像個偏執狂，然後職業生涯也到此結束。」
「我還有那份報告。」茉迪低聲說：「我替安德森複印了一份，但還沒來得及給他，檢察總長就把資料都收走了。」
「假如你洩漏這份報告，不但會被撤職，還犯了嚴重瀆職的罪。」
茉迪默默坐了片刻，雙眼直盯著上司。
「茉迪，答應我別這麼做。」
「不行，我不能答應。這整件事裡頭有些非常病態的地方。」
「你說得對，是很病態。但我們不知道對手是誰，暫時也無法採取任何行動。」
茉迪將頭側到一邊。「你會採取什麼行動嗎？」
「這種事我不會和你討論。相信我吧。現在是星期五晚上，休息一下，回家去吧。還有……這段談話從沒發生過。」
賽庫達斯安保公司的警衛尼可拉斯·亞當森正在用功準備三星期後的考試。此刻是星期六下午一點半，他聽見地板打蠟機低速轉動的聲音，並看見是那個跛腳的深膚色移民清潔工。此人總會禮貌性地點頭招呼，但聽到他說的笑話卻從來不笑。亞當森看著他拿出一瓶清潔劑，朝服務台上噴兩下，再用抹布擦，然後拿起拖把將打蠟機清理不到的角落拖一拖。於是警衛重新埋頭於國內經濟學的書中，繼續研讀。
清潔工花了十分鐘才來到走廊盡頭，亞當森所在之處。他們互相點了點頭。亞當森站起來讓他打掃擺在莎蘭德房門外那張椅子周圍的地板。自從被派到這裡站崗以後，幾乎每天都會看到這個人，卻記不得他的名字——是某種奇怪的外國名字——不過亞當森並不覺得有必要查看他的身份證。第一，這個黑鬼不能打掃囚犯房間——上午有兩個清潔婦會負責；其次，他不覺得一個跛子會造成任何威脅。
清潔工打掃完走廊後，打開莎蘭德隔壁的房門。亞當森覷了他一眼，但這與平日例行工作並無兩樣，那裡是清潔工具室。接下來的五分鐘內，他倒掉水桶的水、清洗刷子，並將垃圾桶用的塑料袋補放進清潔推車。最後將清潔車推入小工具室。
吉第早已留意到走廊上的警衛。是個金髮年輕人，通常一星期會在那裡兩三天，看書。兼差的警衛，半工半讀的學生。他就像牆上的一塊磚，把週遭環境看得一清二楚。
吉第很好奇，若真有人企圖進入那個叫莎蘭德的女人的房間，亞當森會怎麼做。
他也好奇布隆維斯特究竟想做什麼。他在報上看過關於這名特立獨行的記者的報道，也知道和一一C病房區這個女人有關，本以為他會要他偷帶東西給她。但他無法進入她的房間，甚至從未見過她。而無論他原本預期什麼，總之都不對。
這項工作，怎麼看都不違法。他透過門縫看著亞當森，只見他又埋頭讀起書來。確定走廊四下無人後，吉第從工作服口袋掏出索尼愛立信Z600手機。他看過廣告，這款手機要價約三千五百克朗，具有一切最新功能。
他又從口袋拿出一把螺絲起子，踮起腳尖，旋下靠莎蘭德房間牆面一個通風口的白色圓蓋。然後按布隆維斯特的吩咐，將手機盡可能地推入通風口，接著再將蓋子重新旋上。
他只花了四十五秒鐘。第二天花的時間會更短。他要做的是取出手機，換電池後將手機放回原位，並將使用過的電池帶回家充電。
吉第要做的就是這些。
但這對莎蘭德毫無幫助。她房內的牆面應該也有一個用螺絲旋緊的類似圓蓋，但除非她有螺絲起子和梯子，否則永遠也拿不到手機。
「我知道。」布隆維斯特當時說了：「不過她不需要拿到手機。」
吉第必須每天做這個動作，直到布隆維斯特告訴他不必再做為止。
光做這件事，每星期就能有一千克朗的酬勞直接入袋，而且工作結束後，手機就歸他所有。
他當然知道布隆維斯特在打某種怪主意，卻想不通會是什麼。將一隻手機放進上了鎖的清潔工具室的通風口內，開了機卻沒連上線，這實在太瘋狂，吉第怎麼也想不出這有什麼用。如果布隆維斯特想和病人取得聯繫，還不如買通某個護士偷偷將手機帶進去給她。
但話說回來，他並不排斥幫布隆維斯特這個忙——這個忙可是一星期價值一千克朗呢。所以最好別多問。
約納森回到賀加路住處時，看見一個男人拎著公文包，靠在他那棟公寓外的鐵門上，不由得放慢腳步。那人看起來有點面熟。
「約納森醫師嗎？」他問道。
「是的。」
「很抱歉在你住家外面的大馬路上叨擾你。實在是因為我不想追到你工作的地方，但又得和你談一談。」
「有什麼事，還有請問你是？」
「我叫布隆維斯特，麥可·布隆維斯特，是《千禧年》雜誌社的記者。這事有關莉絲·莎蘭德。」
「喔，我認出你來了。是你打的緊急求救電話。她傷口上的絕緣膠帶是你纏的嗎？」
「是的。」
「做得很好。不過我不和記者討論我的病人，你得和其他人一樣，去找索格恩斯卡醫院的公關部。」
「你誤會了。我不是來探消息的，而且完全是以私人身份來找你。你什麼都不必說，也不必告訴我任何信息。反而是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
約納森皺皺眉頭。
「請聽我把話說完。」布隆維斯特說：「我不是隨便在路上找外科醫生搭訕，而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能不能請你喝杯咖啡？」
「先告訴我是關於什麼事。」
「關於莉絲的未來與幸福。我是她的朋友。」
約納森心想，來者若不是布隆維斯特他是不會答應的。但此人備受矚目，不太可能玩什麼無聊的把戲。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會接受訪問，也不會討論病人的事。」
「我完全瞭解。」布隆維斯特說。
約納森於是陪著布隆維斯特到附近一家咖啡館。
「首先，我不會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引述你的話，甚至不會提及你。至於對我而言，這番對話從未發生過。我來是想請你幫個忙，但我得解釋原因，你才能決定幫或不幫。」
「聽起來不是什麼好事。」
「我只請你聽我把話說完。你的職責是照顧莉絲的身心健康，而身為她的朋友，我也有同樣責任。我沒法直搗她的腦袋取出子彈，但我有另一項技能對她的幸福也一樣重要。」
「那是？」
「我是個調查記者，我發現了她真正經歷的事實。」
「好。」
「我可以大略地告訴你，而你可以自己下結論。」
「好的。」
「我還應該聲明一下，莉絲的律師安妮卡——你應該已經見過——是我妹妹，也是我付錢請她為莉絲辯護。」
「我知道了。」
「我顯然無法請安妮卡幫這個忙，她不跟我談論莉絲的事，她必須為她們倆的對話保密。我猜你已經在報上看過有關莉絲的報道。」
約納森點點頭。
「她被描寫成精神病患者，還是個不正常的同性戀殺人狂。這全是胡說八道。莉絲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許跟你我一樣正常。至於她的性偏好與他人無關。」
「如果我瞭解得沒有錯，這件案子已經改變了偵查方向。現在被追捕的殺人嫌犯是那個德國人。」
「據我所知，尼德曼是個毫無道德良知的殺人犯。不過莉絲有敵人，有力又卑鄙的敵人。其中有些是秘密警察。」
約納森愕然地看著布隆維斯特。
「莉絲十二歲那年，被送進烏普薩拉的兒童精神病院。為什麼呢？因為秘密警察不計代價想要守住的一個秘密，被她揭開了。她的父親札拉千科——也就是在你們醫院被殺的波汀——是蘇俄的叛逃者，是間諜，是冷戰的遺物。他還年復一年地毆打莉絲的母親。莉絲滿十二歲時出手還擊，趁父親坐在車內，朝他丟擲了一顆汽油彈。她就是為此被關。」
「我不懂。如果她企圖殺死父親，讓她接受精神治療當然是名正言順。」
「我的故事，我要發表的故事是秘密警察知道札拉千科會打妻子，他們知道莉絲受到什麼刺激才做這種事，卻仍選擇保護札拉千科，只因為他能提供珍貴情報。於是他們偽造了診斷書，讓莉絲非住院不可。」
約納森滿臉狐疑，布隆維斯特看了忍不住笑起來。
「一切細節我都可以提出證明，我還要趕在莉絲開庭的同時寫出完整的敘述。相信我，這將會引起軒然大波。請你記得一件事，激怒莉絲的那番毆打讓她母親下半輩子都得住院。」
「好，請說下去。」
「我要揭發為秘密警察作惡，幫著將莉絲埋葬在精神病院的兩個醫生，要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懲罰。其中一個還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我說過，我掌握了所有的證據。」
「如果有醫生捲入這種事，那真是整個醫界之恥。」
「我不認為有必要歸罪於群體，這只和直接涉入的人有關。秘密警察也是一樣。我絕對相信在秘密警察界也有優秀的人才，這只是一小部分的陰謀者。莉絲十八歲時，他們又再度想把她關進醫院，這次沒有成功，她反而有了監護人。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一開庭，他們就會再一次極盡所能地污蔑她。我或者應該說我妹妹安妮卡將會盡力讓她獲釋，也讓法院撤銷她目前還存在的失能宣告。」
「我明白。」
「不過她需要彈藥，這就是這項策略的背景。也許我應該再提一點，警局裡有幾個人其實是站在莉絲這邊，但對她提起控訴的檢察官卻不然。總之，莉絲在出庭前需要幫助。」
「可我不是律師。」
「對，但你是莉絲的醫生，你能見到她。」
約納森瞇起眼睛。
「我想請你幫忙的事不但違反醫德，說不定也是違法。」
「是嗎？」
「但是就道德面而言，這麼做是對的。她的憲法權利被那些理應保護她的人給剝奪了。我給你舉個例子。莉絲不能會客、不能看報或與外界溝通。檢察官還強制她的律師不得對外洩密，安妮卡遵守了規定。然而，檢察官自己卻是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媒體才會不斷寫那些亂七八糟的報道。」
「真是這樣嗎？」
「比方說這則新聞吧。」布隆維斯特拿起一星期前的一份晚報。「調查小組內部的消息來源聲稱莉絲精神失常，導致這份晚報臆測她的精神狀態。」
「我讀過這篇報道，全是胡說。」
「這麼說你不認為她是瘋子。」
「這點我不予置評。但我確實知道她沒有作過精神狀態評估。所以這篇文章是胡說。」
「我可以確切地向你證明洩漏這項消息的人是一個名叫法斯特的警員，他在埃克斯壯檢察官手下做事。」
「喔。」
「埃克斯壯會想方設法讓審訊時禁止旁聽，那麼外人便無從得知也無法衡量對莉絲不利的證據。但更糟的是……因為莉絲遭檢察官隔離，將無法作充分的準備為自己辯護。」
「這不是應該由她的律師來做嗎？」
「如今你想必也推測到了，莉絲是個很奇特的人。我在無意中發現她的一些秘密，卻不能告訴我妹妹。但莉絲應該可以選擇開庭時要不要加以利用。」
「我明白。」
「為了讓她能這麼做，她需要這個。」
布隆維斯特將莎蘭德的奔邁T3掌上電腦和一個充電器放在兩人之間的桌上。
「這是莉絲的火藥庫中最重要的武器，非給她不可。」
約納森難以置信地看著電腦。
「為什麼不交給她的律師？」
「因為只有莉絲知道如何取得證據。」
約納森坐了好一會兒，還是沒碰電腦。
「我來跟你說一兩件有關泰勒波利安醫師的事吧。」布隆維斯特說著從公文包抽出一個活頁夾。
星期六晚上八點剛過，阿曼斯基離開辦公室，徒步走到位於聖保羅街的索德區猶太會堂。他敲開門後自我介紹，開門的拉比本人請他入內。
「我和一個認識的人約在這裡碰面。」阿曼斯基說。
「在樓上，我帶你去。」
拉比給了他一頂小圓帽，阿曼斯基略一遲疑才戴上。他是在伊斯蘭教家庭長大，戴著這個感覺很蠢。
包柏藍斯基也戴著小圓帽。
「你好，阿曼斯基。謝謝你來。我向拉比借用一個房間，我們可以安靜地談談。」
阿曼斯基坐到包柏藍斯基對面。
「你這麼神秘兮兮的，應該有特殊原因吧？」
「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知道你是莎蘭德的朋友。」
阿曼斯基點頭承認。
「我需要知道你和布隆維斯特打算捏造什麼來幫她。」
「我們為什麼要捏造什麼呢？」
「因為埃克斯壯檢察官問了我十幾次，你們米爾頓安保到底對莎蘭德的案情調查知道多少。他不是隨口問問，而是擔心你們會爆出什麼震撼彈……震撼媒體。」
「原來如此。」
「既然埃克斯壯這麼擔心，就表示他知道或是懷疑你們在醞釀什麼計劃，否則至少是和某個心存懷疑的人談過。」
「某人？」
「阿曼斯基，別耍把戲了。你知道莎蘭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對待，我只怕一旦開庭又要舊事重演。」
「你是民主國家的警察，如果你有這樣的情報，就應該採取行動。」
包柏藍斯基點點頭。「我也正打算這麼做。但問題是：怎麼做？」
「你說你想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維斯特在打什麼算盤。我猜你們不會只是坐在那裡無所事事。」
「事情很複雜。我怎麼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維斯特發現一份一九九一年的報告……」
「我知道。」
「我已經拿不到那份報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維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蘭德現在的律師——手中的兩份報告都不見了。」
「不見了？」
「有人闖入布隆維斯特住處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則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襲擊倒在地，報告也被搶了。兩件事都發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藍斯基沉默良久。
「為什麼我們還沒聽到消息？」
「布隆維斯特是這麼說的：出版的好時機只有一個，壞時機卻數不勝數。」
「可是你們兩個……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輕輕地點了點頭。
「在哥德堡被偷襲，在斯德哥爾摩被闖空門。同一天。」包柏藍斯基說道：「這表示我們的對手很有組織。」
「我恐怕還得再提一下，我們知道安妮卡的電話遭到竊聽。」
「一大串的罪行。」
「問題是：誰幹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還是秘密警察，他們有理由不讓畢約克的報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們現在說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個政府單位。我不敢相信他們會允許這種事發生，我甚至不相信他們有做這種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覺得難以消化，更別提還有人晃進索格恩斯卡醫院，轟掉札拉千科的腦袋。在此同時，報告的作者畢約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認為這一切背後有一隻黑手？我認識哥德堡負責調查的警官埃蘭德。他說所有的跡象都顯示這起命案完全是一個生病的人一時衝動之舉。我們徹底查過畢約克的住處，一切線索也都指向自殺。」
「古爾博，七十八歲，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憂鬱症的治療。我們的行動組長約翰·弗雷克倫查過他的背景。」
「結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爾斯克魯納當兵，後來研讀法律，成了稅務顧問。在斯德哥爾摩開了三十年的事務所，很低調，秘密客戶……如果真有客戶的話。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爾姆。沒什麼值得注意的，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有一兩個令人驚訝的細節。弗雷克倫到處都找不到古爾博的資歷。任何報紙或專業期刊都沒有提過他，也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他有哪些客戶。就好像律師界從來沒有這個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顯的關聯。札拉千科是蘇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還有誰會照顧他？接下來是將莎蘭德關進療養院的共謀問題。現在又出現闖空門、偷襲和電話竊聽。我個人並不認為秘密警察是幕後黑手。布隆維斯特稱他們為『札拉千科俱樂部』，也就是一小群脫離蟄伏期、躲藏在國安局某個陰暗角落的冷戰分子。」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包柏藍斯基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