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義。
我知道，馬科斯先生，在您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肯定已經離世，因為把信交給您的同時，我請求過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開。我要告訴您，馬科斯先生，在過去七年裡與您相識，相處，是何等的愉快。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充滿感情地回想起這段歲月，我們在花園裡年復一年地種西紅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來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們還隨興所至，互教互學，做過不少波斯語１和英語的功課。我感謝您的友誼，您的體貼，以及您在我國從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會把我的謝意轉達給您善良的同事們，特別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維奇女士，她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也請您代我向她勇敢、可愛的女兒羅詩致意。
我應該告訴您，馬科斯先生，這封信不僅僅是寫給您的，還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轉交此人，其中的緣由，我會在後面加以說明。因此，如果我重復了一些您已經知道的事，還要請您海涵。之所以有寫下這些事的必要，是因為她。馬科斯先生，您將會看到，信中不僅包含懺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體的事，讓我產生了寫信的念頭。基於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須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這故事該從何說起。這對一個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頭子來說，實非易事。就像我這一輩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樣，我到底多大年紀了，連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說個大概的歲數，那我心裡還是蠻有譜的，因為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和薩布爾打過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後來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們聽說有人朝納第爾沙開了槍，把他殺了，納第爾沙的兒子，年輕的查希爾，已經登基做了國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蠻可以從那個時候講起，不過還是換個別的開頭吧。故事就像行進中的火車：不管你在哪兒跳上去，都能到達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在哪兒結束，也就該從哪兒開始。是的，我認為這樣才合情合理，那就從妮拉·瓦赫達提開始吧。
我是1949年遇見她的，那一年她嫁給了瓦赫達提先生。當時我已經為蘇萊曼·瓦赫達提先生工作了兩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區，在另一戶人家干過一年。我1946年來了喀布爾，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馬科斯先生，我離開沙德巴格的前因後果，可不是什麼引以為榮的事。請把這當做我的第一個懺悔吧，因為我要說的是，當時我感覺村子裡的生活扼殺了我。我和兩個妹妹一起過，有一個還是殘疾。我無意為自己脫罪，馬科斯先生，可我當時是個大小伙子，渴望著闖蕩世界，滿腦子的夢想，很簡單，也很模糊，我的夢想歷來如此，可是，眼看著青春慢慢消逝，未來的路越來越窄，我就離開了，去找事做養活兩個妹妹。是的，這是實話，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為瓦赫達提先生全職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裡。當時這房子，馬科斯先生，可一點都不像您2002年剛到喀布爾時看到的那樣破敗。它是個漂亮的、宏偉的宅邸。那個時候，這房子潔白耀眼，好像周身鑲嵌著鑽石。正門外是一條寬寬的柏油車道，一進來就是屋頂高高的門廳，擺放著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鏡框的圓鏡子，正好位於有段時間您掛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時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機在海灘上拍的那張。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亮閃閃的，有一部分鋪上了深紅色的土庫曼地毯。地毯現在已經沒了，皮沙發、手工茶幾、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紅木櫃子也都沒了。那些豪華的家具幾乎什麼都沒剩下，現在它們恐怕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了。
我頭一次走進那貼著石頭牆磚的廚房時，嘴巴都合不攏。我想，廚房蓋這麼大，讓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體村民來這兒吃飯都成。六灶的爐子，一個冰箱，一個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鍋、刀，還有各種各樣的廚具供我使用。衛生間總共有四個，貼著精雕細刻的大理石牆磚，裝著陶瓷的洗手池。馬科斯先生，樓上您衛生間的台子上，有四個方洞對嗎？裡面本來鑲的是青金石。
接下來要說說後園。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樓上的辦公室裡，往下看看花園，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樣。過去要進花園，得經過一個半月形的游廊，欄桿上爬著綠色的葡萄籐。草坪厚實，翠綠，處處花團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邊上是兩排果樹。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櫻桃樹下，閉上眼睛，聽著微風從樹葉之間側身而過，一定會認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住處了。
我自己住的，是後園最裡面的一間窩棚。它有一扇窗戶，四面白牆，粉刷得干干淨淨，對一個沒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來說，屋裡的空間已經足夠大了。我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還有足夠的地方，讓我一天五次鋪開禮拜毯。小屋當年對我來說剛剛好，現在我也覺得挺合適。
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做飯。之所以學會這門手藝，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親下廚，後來在喀布爾的一戶人家，有個上了年紀的烏茲別克廚子，我給他打過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興地做了瓦赫達提先生的司機。他有一輛雪佛蘭，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車是藍色的，帶皮篷，同樣藍色的樹脂座椅，鍍鉻的輪轂，非常漂亮的小汽車，不管我們去哪兒，都能讓人駐足圍觀。他讓我開車，因為他看出我是個好司機，謹慎，熟練，還因為他是那種不多見的男人，不喜歡擺弄汽車。
我是個好僕人。馬科斯先生，請不要認為我在自誇。通過細心的觀察，我對瓦赫達提先生的好惡，有什麼怪癖，有哪些脾氣，已經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習慣，有怎樣的規范。比如，每天早晨吃過早餐，他都喜歡出門散散步。可他不喜歡一個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著他。我只能從命，盡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都不和我說，好像永遠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來很快，背著手，對路人點頭致意，一雙樂福鞋，皮子擦得珵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卡卡作響。他兩條大長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後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趕。一天當中其余的時間，他大部分都待在樓上的書房裡，讀書，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歡畫畫，畫得有多好我說不上來，至少那會兒還不清楚，因為他從來不讓我看他的畫。我經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書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裡，皺著眉頭，聚精會神，拿炭筆在速寫本上又塗又抹。
每隔幾天，我就開車拉上他，到城裡轉一轉。他去看他母親，一個禮拜一次。還有家族聚會，不過大部分聚會瓦赫達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爾出席，所以我載著他去那兒，去葬禮、婚禮、生日派對。每個月，我拉他去一次美術用品商店，他到那兒備足蠟筆、炭筆、橡皮、鉛筆刀和寫生簿。有時他坐到後座上，只想出去兜個風。我問他：去哪兒啊，瓦赫達提先生？他聳聳肩，那我就說：好咧，老爺。然後我掛上擋，我們就出發了，在城裡一轉就是好幾個小時，沒有目標，也沒有打算，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沿著喀布爾河，開到巴拉喜薩爾堡，有時出城，就到了達魯阿曼宮。有的日子，我倆開車離開喀布爾，去加爾加湖。到了那兒，我會把車停在離湖畔不遠的地方，關掉引擎，瓦赫達提先生在後座上一動不動地坐著，一個字也不和我說，好像讓他心滿意足的只是搖下車窗，看著小鳥在樹間飛來飛去，陽光播灑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萬萬細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蕩漾。我從後視鏡裡看著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單的模樣。
瓦赫達提先生非常大方，讓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車，開回村裡，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爾瓦娜和她丈夫薩布爾。我開著車一進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圍著車跑啊，跳啊，拍著車身，敲著車窗。有些小崽子還想往車頂上爬，我不得不把他們轟到邊上，就怕他們刮花了漆，把車身頂出坑。
瞧瞧你，納比。薩布爾對我說，你成大明星了。
薩布爾有倆孩子，一個叫阿卜杜拉，一個叫帕麗，生母死了（帕爾瓦娜是他倆的後媽），所以對他們，我總是非常關照，特別是那個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這些。我提出帶他一個人開車兜兜風，可他總要把小妹妹也帶上。我們圍著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繞圈的時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緊緊地摟著她。我讓他開雨刷，按喇叭。我還給他演示，怎麼把大燈一檔一檔地開到全光。
玩完了車，全消停了，我就坐下來，和我妹妹還有薩布爾喝茶，講講我在喀布爾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達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講。說實話，我很喜歡他，因為他對我好，所以在背後對他說三道四，在我看來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個嘴巴不那麼牢靠的僕人，准會告訴他們，蘇萊曼·瓦赫達提在我眼裡就是個大怪物，這爺們兒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遺產打發掉下半輩子了，他沒有正經職業，沒啥特別的熱情，顯然也無意在身後給這世界留下什麼東西。我還會告訴他們，他過的是一種沒有目標，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開車帶他漫無目的地兜風一樣。一種生活在後座上的生活，隨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種冷眼旁觀的生活。
我要是開口，准會這樣說，可我沒講過。我不講就對了。我要是講了，那才是大錯特錯。
有一天，瓦赫達提先生走進院子，穿著一套漂亮的條紋西裝，我以前從來沒見他穿過這身衣服。他讓我開車送他去城裡另一個富人區。我們到了以後，他告訴我把車停在路邊，就在一座圍牆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門口搖響了門鈴，有個僕人開門讓他進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達提先生家還大，甚至還要更漂亮。車道兩邊植有高大細長的柏樹，還有密實的灌木，開著一種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後園至少有瓦赫達提先生家的兩倍大，牆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著另一個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夠不著。我看出來了，這是另一個等級的富戶。
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陽光燦爛，天空鮮艷。我搖下車窗，讓風暖暖地浮蕩而入。別看司機的工作是開車，可其實呢，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頭，空轉著引擎；等在舉辦婚禮的樓外，聽著音樂含混的回聲。那天為了打發時間，我玩了幾把撲克，玩膩了就下車，朝這邊走幾步，又往另一邊踱一踱。後來我坐回車裡，心裡合計，瓦赫達提先生出來之前，我也許能小瞇一覺。
就在此時，那房子的大門開了，一個黑頭發的年輕女人走了出來。她戴著太陽鏡，穿一條短袖的橘紅色裙子，短至膝蓋。她光裸著兩腿，雙腳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車裡坐著，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沒看出來。她抬起一只腳，鞋跟踩在身後的牆上，這樣一來，她裙子的下擺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裡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臉上一下就燒起來了，一路往下，燒到了脖子。
說到這兒，請允許我再做一次懺悔吧，馬科斯先生。一種令人有幾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動。那時候我肯定還不到三十歲，是個大小伙子，正處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們村裡好多同齡的男人不一樣——那些小伙子連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沒見過，就結婚了，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有結了婚，他們才能獲得許可，瞅一瞅這樣的大腿。跟他們相比，我真該算得上有些經驗了。這些經驗是我在喀布爾獲得的。我偶爾會去拜訪某些地方，到了那兒，一個年輕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審慎又便利的滿足。我這樣說只是為了證明，我與之同寢過的娼妓，沒有一個比得上眼前這位——這位剛從大宅子裡走出來的，美麗的，優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牆上，點燃一支香煙，不緊不慢地吸著，帶著令人銷魂的優雅，用兩根手指的指尖夾著煙，每次抬臨雙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轉睛。她這只細腕玉手弓起的模樣，讓我想起一幅畫，那是我從前在一本亮光紙印刷的詩集裡看到的，畫的是一個婦人，睫毛長長，黑發如瀑，和情人在花園裡同寢，她正用細若無骨的手指拿著一杯酒，遞給情人。街對面有什麼東西，一度吸引了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這短暫的間隙，趕快拿手抓了幾下頭發，要不然因為天熱，頭發已經開始粘結成塊了。她回過頭，我便再次僵坐不動。她又吸了幾口，在牆上捻滅了香煙，然後悠閒地走回宅中。
終於，我能呼吸了。
當晚，瓦赫達提先生把我叫進客廳，說：“有事情告訴你，納比，我要結婚了。”
看來，對他喜愛孤獨的程度，我畢竟是有些高估了。
訂婚的消息傳得很快。流言蜚語同樣如此。我是從瓦赫達提先生家進進出出的工友那兒聽來的。嘴巴最賤的就是園丁扎希德。他每個禮拜來三天，打理草坪，給大樹剪枝，修齊矮樹。他是個討厭的家伙，有個讓人惡心的習慣，每說一句話，都要吐一吐舌頭。就是這條舌頭，在不假思索地噴吐著流言蜚語，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丟撒著糞肥。和我一樣，他也是一輩子給人打工的命，我們這些人成了一撥，都是這一片的廚子、園丁和雜役。每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飯，大伙便擠到我的小窩棚裡喝茶。我記不清這個慣例是怎麼形成的，不過，一旦成了慣例，我就沒辦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現得沒禮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讓人以為我在同類中間，自覺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時候，扎希德告訴別的老爺們兒，瓦赫達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這門親事，因為他那沒過門的新媳婦品行不端。他說，喀布爾盡人皆知，她既沒囊，也沒納穆斯２，沒有好名聲，才二十歲，就敢“在全城到處拋頭露面”，跟瓦赫達提先生的小汽車一樣。最糟的是，扎希德說，她不僅不否認這些指控，還拿這種事寫詩。說到這兒，滿屋子響起了一片非難之聲。有個男人說，要是在村裡，他們早就把她的喉嚨割開了。
就是這個時候，我站了起來，對他們說我聽夠了。我痛斥他們，罵他們像做針線活的老婆子一樣，聚在一起說小話。我提醒他們，如果沒有瓦赫達提先生這樣的人，就咱們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撿牛糞去了。我質問道：你們的忠心，你們的尊重，都到哪裡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為自己把這幫蠢漢子鎮住了，沒想到他們哄堂大笑。扎希德說我是馬屁精，說不定這房子未來的女主人會寫首詩，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納比頌》。我氣急敗壞，一跺腳出了窩棚，留他們在裡面笑鬧不停。
可我沒走太遠。他們那些閒話一會兒讓我厭惡，一會兒讓我著迷。不管我剛才表現得多麼正直不阿，說的話多麼得體和審慎，我還是待在聽力所及的范圍之內。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句讓人血脈僨張的細節。
婚禮沒過幾天就舉行了，不過沒有盛大的儀式，也沒請人來唱歌跳舞，聽不見陣陣歡聲笑語，只有一位毛拉和一個證婚人短暫到場，外加一頁紙上兩個潦草的簽名。這樣一來，從我第一次看到她，還不到兩個禮拜，瓦赫達提太太就搬到家裡來了。
馬科斯先生，請允許我稍停片刻，略作說明，從現在開始，我將把瓦赫達提先生的妻子稱作妮拉。不用說，回到當年，我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權利，哪怕人家給了我這個權利，我也不能接受。我過去總是叫她“尊貴的太太”，帶著理所當然的恭敬。可是考慮到這封信的用意，我將把禮節放到一邊，依照我心裡始終所想的來稱呼她。
這麼說吧，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樁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這兩口子之間有什麼示愛的表情，也很少聽見他們說過什麼甜蜜的話語。他們是住在同一幢房子裡的兩個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點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慣例，伺候瓦赫達提先生吃早點——一片烤囊，半碗核桃仁，綠茶裡撒點小豆蔻，但不加糖，還有一只煮雞蛋。他喜歡把蛋戳開，讓蛋黃往外流，一開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覺相當焦慮。每天早晨，當我依例陪著瓦赫達提先生散步的時候，妮拉還在睡懶覺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該伺候瓦赫達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個上午，我一邊干著雜活，一邊渴望著妮拉出現的時刻，等著她推開客廳通往游廊的紗門。我會胡思亂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頭發是梳起來，在腦後扎成一個發髻呢，還是會讓我看到頭發放開著，亂亂地披垂於雙肩？她會戴太陽鏡嗎？會穿涼鞋嗎？是穿那件配腰帶的藍絲袍，還是那件洋紅色的，有大圓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終於亮相，我便在園中瞎忙一氣，假裝看到車頭得擦，或是發現野玫瑰要澆水，不過自始至終，我眼睛都沒閒著。我看她把太陽鏡推上去，揉著眼睛，看她取下綁頭發的橡皮筋，向後甩甩腦袋，拋落一頭光亮的卷發，或者看她坐著，下巴擱在膝頭，望著院子，懶洋洋地吸煙，又或者雙腿交疊，一只腳上下擺蕩，這姿勢在我看來，代表著無聊或煩躁，或許只是一種難以自控，漫不經心的俏皮。
瓦赫達提先生偶爾出現在她左右，但通常並不這樣。他仍然和從前一樣，大部分時間待在樓上的書房裡，讀書，畫畫，這樁婚事幾乎沒有改變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寫作，不是在客廳，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鉛筆，幾頁紙鋪在腿上，而香煙總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們用飯，兩人以毫不掩飾的沉默，各自接過食物，低頭盯住自己的米飯盤子，只有低聲的“謝謝”，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盤時的叮當聲響，才會打破這片寂靜。
每個禮拜有一兩次，我要開車載著妮拉出門買煙，買新筆、新本子，或化妝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給她開車，我一定會梳個頭，刷個牙。我要洗臉，拿一片檸檬，挨個蹭一遍手指頭，好把洋蔥味去掉。我會撣掉西裝上的塵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欖綠的西裝，其實是瓦赫達提先生送給我的舊衣服，我希望他沒把這事告訴妮拉——不過我猜，他可能已經跟她說過了。他這樣做並無惡意，可是像瓦赫達提先生這種地位的人通常意識不到，微不足道的瑣事也會讓我這樣的人蒙羞。有時候，我甚至把父親死後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鏡子前面，把頭上的帽子往這邊拉拉，再往另一邊拽拽，全神貫注，想像著自己像模像樣地出現在妮拉面前。此時就算有只黃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讓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門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我會想法多繞一段，繞遠是為了拖長路程，多一分鍾——也許兩分鍾，但是不會多到讓她生疑——由此延長我和她在一起的時間。我雙手緊握著方向盤，眼睛死死盯著路面。我奉行嚴格的自我控制，絕不透過後視鏡看她，只在她和我說話時才這樣做。只要她坐在後座上，我便已經很滿足了，我能聞到她身上的各種味道——昂貴的香皂、潤膚露、香水、口香糖，還有煙味兒。在大部分時間裡，這些味道都足以讓我情緒高昂。
正是在車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談。我們第一次真正的交談，也就是說，不算無數次的她讓我拿這拿那。我載著她去藥房取藥的時候，她問我：“納比，你們村是什麼樣子的？它叫什麼來著？”
“沙德巴格，尊貴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麼樣子的？跟我說說。”
“也沒啥好說的，尊貴的太太。跟別的村子一樣。”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我表面上保持著平靜，心裡卻一片狂亂，拼命想回憶起點什麼，奇花啊，異草啊，得像個樣子，能讓她感興趣，能讓她聽了高興。可這沒用。像我這樣的人，一個農民，一個沒啥見識的小人物，又能說出什麼，讓她這樣的女人聽了為之心動？
“葡萄挺棒的。”我說。可是一咕嚕出這兩個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個大嘴巴。葡萄？
“是嗎？”她無動於衷地說。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條地縫鑽進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窩裡開始冒汗。
“有一種很特別的葡萄，”我說，突然變得口干舌燥，“據說只有沙德巴格才種得出來。它非常嬌貴，怎麼說呢，非常難活。你要是在別的地方種它，哪怕是在旁邊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後死掉。它會枯萎。會死於憂傷。沙德巴格的人都這麼說，可是當然了，沒有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尊貴的太太。憂傷。”
“很動人，納比。”
我冒險往後視鏡裡飛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因為我發現她的嘴角向上抬起著，正是微笑過後的余韻。我精神為之一振，隨即聽到自己又開了口：“我可以再給您講個故事嗎，尊貴的太太？”
“盡管講。”打火機卡嗒一聲，煙從後座朝我飄來。
“嗯，在沙德巴格我們有個毛拉。當然了，每個村子都有毛拉。我們這一位叫謝基卜毛拉，他是個故事大王。他會講多少個故事，我說不上來。可是有件事，他給我們講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個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這世界上哪個地方，你都會發現讓人大大吃驚的東西。他們的掌紋一模一樣。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穆斯林左手的掌紋構成了阿拉伯數字裡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數字18。81減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歸真的年齡，願主賜他平安與吉慶。”
我聽見後座傳來一聲低笑。
“後來，有個旅行家路過。理所當然，按照慣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謝基卜毛拉一塊吃飯。旅行家聽了這個故事，想了好一會兒，然後說：‘可是，謝基卜毛拉，請您恕我直言，我從前遇見過一個猶太人，我發誓他的兩只手也有著一模一樣的掌紋。這件事您怎樣來解釋呢？’毛拉說：‘這個嘛，那猶太人骨子裡也是個穆斯林。’”
猛然間，她爆發出一陣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這笑聲裡。就好像——真主寬恕我的不敬——就好像樂園從天堂降臨我身，如經書所言，那樂園下臨諸河，其中的果實是永恆的，其中的蔭影也是永恆的３。
請您理解，馬科斯先生，讓我神魂顛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盡管這美貌已足以讓人著迷。我一生中還從未遇見過妮拉這樣的年輕女人。她做的一切——說話的方式，走路的樣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樣——事事都讓我覺得新奇。對女人如何舉手投足，妮拉動搖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種概念。我知道，這些特點必定會遭到某些人頑固的反對，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薩布爾，還有我們村裡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這些特點對我來說，不過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誘惑與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時候，甚至後來別的工友過來喝茶的時候，她的笑聲還回蕩在我耳畔。我齜著牙，美滋滋地，根本聽不見他們的嘰嘰呱呱，耳邊只有她那銀鈴般的笑聲，我也很有幾分得意，因為我知道自己講了個聰明的故事，讓她從婚姻的不滿足中得到了少許的緩解。她真是個非凡的女人。那天夜裡上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好像也有了幾分不凡。這就是她對我的影響所在。
不久我們就天天交談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時候。我會晃悠過去，假裝有這樣那樣的活兒要干，然後倚著鐵鍬，要麼就守著杯綠茶，和她講話。她能選我，讓我感到格外受寵。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僕人。我已經提到過那個寡廉鮮恥的癩蛤蟆扎希德了，還有個雙下巴、大臉盤的哈扎拉婦人，她每個禮拜來兩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選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連她自己的丈夫也沒這福分，和他一起，只會增添她的孤獨。一般情況下，都是她說我聽，我覺得這樣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讓她往裡倒故事，我已經備感幸福。比方說，她跟我談起過她和父親去賈拉拉巴德打獵的事，還說那些死鹿無神的眼睛如何好幾個禮拜纏著她不放。她說她小時候和母親一塊兒去過法國，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車，又搭船。她跟我講了火車輪子光當光當，簡直要震斷肋骨的感覺。她還清楚地記得吊鉤上垂掛的窗簾，相互分隔的臥車包房，以及蒸汽機車有節奏的噴氣和嘶鳴。她告訴我，她得過一場大病，去年和她父親一起，在印度住過六個禮拜。
時不時地，趁她扭頭往茶碟裡彈煙灰的當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紅艷艷的腳指甲，刮過毛的，散發出淡淡金色光華的小腿，還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總要多看一眼她那對飽滿的，形狀完美的乳房。我真覺得不可思議，有些男人撫摸完這兩只乳房，和她做愛，親吻過它們之後，竟然還能活在世上。難道你做完之後，這輩子還有什麼別的追求不成？一個已經站上世界之巔的男人還能再往何處去？可一旦她回過頭，面對著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識地收起目光，看著安全的地方。
隨著她越來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閒談期間，她抱怨起了瓦赫達提先生。有一天她說，她發現他冷漠而傲慢。
“他對我一直非常寬厚。”我說。
她不屑一顧地擺了擺手。“得了，納比。你用不著幫他說話。”
出於禮貌，我低下了頭。她說的未必不是事實。的確，舉個例子來說吧，瓦赫達提先生有一種習慣，老是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語氣，糾正我說話的腔調，也許是的，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傲慢。有時我走進房間，把一盤甜點放到他面前，給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餅屑，可他呢，對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紗門上的一只蒼蠅。他對我完全無視，連眼皮都不抬一下。說到底，盡管像是小小的詭辯，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個住宅區的人——我給他們做過工的人——是打自己僕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帶抽。
“他沒有幽默感，也沒有冒險精神。”她說，百無聊賴地攪拌著咖啡。“蘇萊曼是個暮氣沉沉的老頭子，空有一副年輕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來的坦率嚇了一跳。“確實，瓦赫達提先生非常罕見地安於孤獨的狀態。”我說，小心謹慎地選擇著婉轉的措辭。
“也許他應該和他媽住在一起。你覺得呢，納比？我跟你說，他倆才是天生的一對。”
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是個難纏的，相當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爾另一個城區，有一群俯首帖耳的僕人，兩條深受寵愛的狗。她對這兩條狗格外溺愛，不讓它們和僕人平起平坐，而是高過僕人們，高出好幾個等級。這是一對矮小，無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驚，充滿焦慮，動不動就發出刺耳至極的尖叫。我鄙視它們，因為我一進那房子，它倆就往我腿上撲，傻了吧唧地想爬上來。
我當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載著妮拉和瓦赫達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後座上的氣氛都很緊張，頗為壓抑。通過妮拉眉頭那道痛苦的犁溝，我就能看出來，他倆剛剛吵過架。我還記得，我父母拌嘴的時候，非得有一方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他們才會停戰。這就是他們結束爭執的方式，用一個結論來堵住怨氣，不讓它繼續外洩，免得第二天沒法收拾。瓦赫達提夫婦卻不是這樣。他倆吵到最後，與其說是吵完，倒不如說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進水碗裡，總會殘留下一些顏色，久久不去。
用不著太聰明，也能猜得出來，那老太婆不贊成這門親事，妮拉也知道這一點。
當我倆，妮拉和我，繼續這些談話的時候，有一個關於她的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腦海中浮起。為什麼她要嫁給瓦赫達提先生？我沒有勇氣去問。就我的本性而言，實在做不出這樣一種逾規失禮的舉動。我只能揣想，對某些人，特別是對某些女人來說，婚姻——即便是像這樣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種對更不幸福狀態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讓你帶我去趟沙德巴格。”她開口道。她說她想見見我的親屬，看看我的老家。她說我給她做飯，拉著她滿喀布爾地轉，到現在已經一年，可她對我幾乎一無所知。她這個要求把我弄得驚惶失措，退一步說，像她這種身份的人提出來，要大老遠地跑去見一個僕人的親屬，也實在很不尋常。我也感到高興，因為妮拉對我竟有如此強烈的興趣，可同時我又害怕，因為我提前考慮到了我的不便——還有，是的，我的羞恥——到時候她就會看到我老家的貧窮。
我們在一個陰郁的早晨出發。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紅色的無袖長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沒有建議她另做選擇。一路上，她都在問問題，問村子，我認識的人，我妹妹和薩布爾，他們的孩子。
“他們叫什麼名字？”
“嗯，”我說，“有一個叫阿卜杜拉，快九歲了。他親媽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爾瓦娜的繼子。阿卜杜拉有個妹妹，帕麗，還不到兩歲。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冬天，帕爾瓦娜生了個小男孩——奧馬爾，這是他們給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兩個禮拜。”
“出什麼事了？”
“冬天，尊貴的太太。冬天作踐這些村子，每年都要隨隨便便弄死一兩個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別進你家的門。”
“真主啊。”她低聲道。
“說點高興的吧，”我說，“我妹妹又懷上了。”
到了村裡，光腳板的孩子們照例蜂擁而上，追著車歡迎我們，可等妮拉一從後座上下來，小孩們馬上變得鴉雀無聲，直往後退，也許是怕她罵人。可是妮拉表現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來，微笑著，和每個孩子講話，握他們的手，摸他們的髒臉蛋，撫弄他們的髒頭發。讓我尷尬的是，村民們聚攏過來，圍觀妮拉。其中就有我的發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們一起，蹲在房簷上往這邊看，活像一排烏鴉，全都在嘴裡嚼著納斯瓦爾煙末子。他父親謝基卜毛拉也在，和三個白胡子老頭一起，坐在一堵牆下的陰涼裡，漠然地捻著手裡的念珠，眼珠子卻不嫌老，緊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臉的不高興。
我把妮拉介紹給薩布爾，然後一塊走向他和帕爾瓦娜的小土房，身後跟著一幫看熱鬧的。到了門口，盡管薩布爾告訴妮拉不必多禮，可她還是非要把鞋脫掉。大伙一進屋，我就看見帕爾瓦娜默默坐在角落裡，緊繃繃地縮成了一個圓球。她向妮拉問了好，聲音小得像蚊子一樣。
薩布爾朝阿卜杜拉揚揚眉毛。“上茶，兒子。”
“噢，別麻煩了。”妮拉說著，一屁股坐到了帕爾瓦娜身邊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經閃身進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廚房，又是他和帕麗睡覺的地方。門洞上釘著一塊髒乎乎的塑料布，用來隔開我們待的這個房間。我坐下來，手裡擺弄著車鑰匙，後悔沒機會提前和我妹妹說一聲，告訴她有人要來串門，好讓她有時間收拾收拾。煤煙熏黑了龜裂的土牆，妮拉坐的破床墊也沾了一層灰，屋裡僅有的一個窗戶上星星點點，全是蒼蠅屎。
“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說，用手指摩挲著那張小毯子。它是大紅色的，圖案是大象的腳印。這是薩布爾和帕爾瓦娜擁有的惟一值錢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來，它就要被賣掉了。
“原來是我父親的。”薩布爾說。
“是土庫曼地毯嗎？”
“是。”
“我特別喜歡他們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難以置信。”
薩布爾點了點頭。哪怕和她說話的時候，他也沒朝她的方向看過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進來了，端著一只托盤，上面有幾個茶杯。他把托盤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給她倒了杯茶，便盤起腿，坐到她對面。妮拉和他拉話，問了他幾個簡單的問題，可阿卜杜拉只是點著他剃光的腦袋，吭哧出一兩個字作答，之後便怯生生地看著妮拉。我跟這孩子講話時留了個心眼，就算罵他失禮也要和顏悅色。我會采用一種友善的方式，因為我喜歡這孩子，他生性認真而且能干。
“什麼時候生？”妮拉問帕爾瓦娜。
我妹妹低著頭，說預產期在冬天。
“你真幸運。”妮拉說，“馬上就有寶寶了。而且還有這麼一位懂事的繼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舊面無表情。
帕爾瓦娜嘟噥了一句什麼，可能說的是“謝謝”。
“還有個小姑娘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妮拉問，“帕麗？”
“她在睡覺。”阿卜杜拉馬上說。
“噢。聽說她好可愛。”
“去把你妹妹抱來。”薩布爾說。
阿卜杜拉磨蹭著，看看父親，又看了看妮拉，這才滿臉不情願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現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責任，也會說，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間不過是一般的兄妹關系。可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沒人知道他倆為什麼選擇了彼此。這是個謎。我從未見過兩個人之間能有這樣的親和力。實際上，阿卜杜拉更像帕麗的父親，而不僅僅是兄長。當她還是個嬰兒，還在半夜裡哭鬧的時候，正是阿卜杜拉從睡覺的小床上爬起來，走到她身邊。是他承擔起了給她換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覺的責任。他對帕麗的耐心是無限的。他抱著她滿村轉，到處顯擺，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讓人渴望得到的獎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麗抱進房間，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著臉，不放心地遞過妹妹，好像心裡已經出於本能，拉響了警報。
“噢，她真是個小可愛。”妮拉叫出聲來，笨手笨腳地晃蕩著，暴露出她對怎麼帶孩子一竅不通。帕麗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後開哭。阿卜杜拉一把將她從妮拉手裡抱了回來。
“瞧她的眼睛！”妮拉說，“噢，還有那小臉蛋！多可愛啊，是不是，納比？”
“就是，尊貴的太太。”我說。
“名字也取得這麼好聽：帕麗。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摟著帕麗，搖晃著她，同時看著妮拉，臉色越來越難看。
回喀布爾的路上，妮拉無力地坐在後座上，頭倚著車窗，很久都沒說一個字。後來，她突然哭了。
我把車停到路邊。
她很長時間都不講話，只是用兩手捂著臉，肩膀抖動著，嗚嗚咽咽。最後，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謝謝你，納比。”她說。
“謝我什麼，尊貴的太太？”
“謝你帶我去那兒。見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們的福分才對。也是我的。我們很榮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陽鏡，輕輕擦著眼睛。
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最好還是先把嘴巴閉上。可是剛才她當著我的面哭了鼻子，這麼不見外，我總該有些言語上的表示才對。我輕聲說道：“您也會有的，尊貴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會看在眼裡。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會的。真主看不到這些。”
“當然會。真主會看到的，尊貴的太太。您這麼年輕。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會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說。我從來沒見過她這樣疲憊不堪，這樣無精打采。“已經沒了。在印度就被整個拿掉了。我身子裡是空的。”
這一番話讓我無言以對。我真想爬到後座上，攬她入懷，用不停的親吻來撫慰她。沒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麼，我的手已經伸到了後面，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本以為她會抽回去，可她帶著感激，緊緊握住我的手，於是我們便坐在車裡，不看對方，只是望著身邊的原野，滿目的灰黃，無盡的枯萎，只被干涸的灌渠劃破，叢生的灌木與散落的巖石之外，偶有星星點點的生命微瀾。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電線桿，目光跟隨著一輛運貨的卡車，它在遠方緩慢行進，車後塵土漫卷，哪怕就這樣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帶我回家。”她最後說，松開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點休息。”
“是，尊貴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掛上了一擋。
她進了臥室，好幾天閉門不出。這種情況並非第一次出現。以往，她偶爾會拉過一把椅子，放到樓上臥室的窗邊，坐在那兒，吸著香煙，一只腳搖晃著，面無表情地望著窗外。她不講話。她不換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頭。可這一次，她連飯也不吃了。異常的態勢引起了瓦赫達提先生異常的警覺。
第四天，有人敲響了大門。我去開門，是位個子很高的老人，穿著精熨細燙的西裝，閃閃發亮的樂福鞋。他看上去儀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為他站在那兒，猶如泰山壓頂，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雙手握著珵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權杖。他一個字還沒說，我就已經感到，此人必已習慣了發號施令。
“聽說我女兒過得不痛快。”他說。
這位一准就是老太爺了，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是的，老爺。我想您說得很對。”我說。
“那就靠邊站，年輕人。”他從我身邊揚長而過。
我在花園裡忙碌，把一大塊木頭劈成柴火。從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臥室的窗口。只見老爺子就在屋裡，朝妮拉彎著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臉上，是人們那種被突如其來的巨響嚇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陣妖風重重地摔了一下門。
那天晚上，她吃了飯。
幾天之後，妮拉把我叫進房裡，說她要開個派對。瓦赫達提先生結婚之前，家裡即使舉辦過派對，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進來之後，每個月都要辦兩三次。派對前一天，妮拉會給我具體指示，要我准備開胃品和飯食，我便開車去市場，一一采辦。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從未買過，瓦赫達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與宗教無關，只是他厭惡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卻對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們戲稱為“藥房”，到那兒偷偷摸摸買一瓶“藥”的花銷，可以趕得上我兩個月的工錢。為這種事跑腿帶給我一種很復雜的感受，雖然是在參與犯罪活動，但是，取悅妮拉的需要總是壓倒了一切。
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們也開派對，慶祝結婚或是舉行割禮，活動要分成兩個房子進行，一處給女人們，另一處給我們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對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塊的。大多數女人都像妮拉那樣穿衣打扮，胳膊整條整條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們吸煙。她們還喝酒，杯子半滿著，有的無色，有的是紅色，或者暗紅，裝的都是烈酒。她們說笑話，哈哈大笑，還隨隨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著娶這屋子裡別的女人呢。我端著小盤的波拉尼烙餅和盧拉烤肉串，在煙霧繚繞的一個個房間，一堆堆客人間穿行。此時電唱機裡播放著唱片，不是阿富汗音樂，而是妮拉所說的什麼“爵士”。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賞這種音樂。在我聽來，鋼琴叮叮當當地亂彈，喇叭怪腔怪調地號喪，實在是又亂又不和諧。可是妮拉喜歡這個，我老聽到她跟客人們說，這張唱片一定要聽，那張唱片不聽不行。整個晚上，她都杯不離手，舉杯的次數之多，遠遠超過品嘗我上的飯菜。
瓦赫達提先生對客人熱情有限，只是做個樣子，應酬一下。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角落裡，臉上帶著一種冷淡的表情，轉動著手裡的一杯蘇打水，有人和他說話，他也只是客客氣氣地笑一笑，依舊閉口不言。等到客人們開始要求妮拉朗誦詩作的時候，他便像往常一樣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這都是我最喜歡的節目。她開始朗誦的時候，我總能找到不必走遠的工作，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側耳傾聽。妮拉的詩和我從小所知的大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樣，我們阿富汗人熱愛詩歌，就算最沒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茲、海亞姆或薩迪的詩篇。您還記得嗎，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說過，您有多麼熱愛阿富汗人。我問您為什麼，您大笑著回答：因為就連你們的塗鴉藝術家，也把魯米往牆上噴。
可是，妮拉的詩違背了傳統。它們不遵從格律，表現的也不是常見的事物，比如樹啊，春天的花啊，夜鶯一類的鳥啊。妮拉寫的是愛情，而且這種愛情，也不是魯米或哈菲茲筆下那種蘇菲式的思慕，而是肉體上的愛。她寫情人們在枕邊私語，互相撫摸。她寫肉體上的享樂。我從來沒從女人嘴裡聽到過這樣的語言。我站在那兒，聽著妮拉略帶沙啞的聲音飄過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燒得通紅，想像著她在讀給我聽，我倆才是詩中的情侶，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會打破這種迷醉的狀態，然後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趕快跑開。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讀的詩讓我猝不及防。它寫的是村子裡一個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們死於寒冬的嬰兒。客人們好像非常喜歡這首詩，不停地點頭稱道，屋裡到處都能聽見贊賞的低語，當妮拉從紙上抬起頭的時候，他們熱情地鼓掌歡呼。我的感覺卻是驚愕與失望，因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來賓的娛樂。有種感覺在我心裡揮之不去：我遭到了難以說清，卻已傷人的背叛。
派對之後過了兩天，妮拉說她要去買一個新的手提包。瓦赫達提先生正在餐桌邊讀報紙，桌上是我給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湯和囊。
“你需要什麼嗎，蘇萊曼？”妮拉問。
“不，阿齊茲，謝謝你。”他說。我很少聽到他用“阿齊茲”以外的字眼稱呼她，這個詞的意思是“心愛的”、“親愛的”，可是每次他這樣叫她的時候，這兩口子之間的距離都變得更加遙遠，每回它從瓦赫達提先生的嘴裡迸出來，原本用來表達愛意的這三個字，聽起來都是那樣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說她要去接個朋友，然後告訴我去朋友家怎麼走。我把車停在馬路邊上，看著她走進街區，走向一幢亮粉色外牆的兩層樓房。一開始，我沒熄火，可是五分鍾過去了，妮拉還沒回來，我便關掉了引擎。我這麼做就對了，因為直到兩個鍾頭以後，我才看見她苗條的身影，悄悄地沿著人行道走回汽車。我拉開後門，她鑽進車裡的時候，我聞到她身上有另一種味道，潛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點像雪松，好像還有一絲生姜味兒，我記得這味道，兩天前的那個晚上，我在派對上聞到過。
“我沒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後座上，一邊重新塗著口紅，一邊說。
透過後視鏡，她看到了我臉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紅，從睫毛下盯著我。“你拉我去了兩家商店，可我沒找到自己喜歡的包。”
她的目光在鏡子裡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著。我明白了，我已經被拉進了一個秘密。她在考驗我的忠誠。她在要我做出選擇。
“我認為您應該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氣無力地說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monseulami，納比。”
我瞇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時候我覺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燦爛地一笑，可這樣也沒法提振我下墜的心。
那天余下的時間，我做家務的時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時的熱情也只剩下了一點。當晚，男人們又過來喝茶，有一位還給大伙唱了歌，可是歌聲也沒能讓我的心情好轉。我感覺戴綠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終於脫離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來的時候，它又出現了，再一次填滿了我的住處，從地板到頂棚，滲入四壁，浸潤著我的呼吸，如同潮氣。不管用啊，馬科斯先生。
我沒辦法告訴您，具體是在什麼時間，這個想法成了形。
也許是那個秋天的早晨，起了風，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彎腰為她切下一片粗麥蛋糕，此時，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機裡說，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為寒冷。也許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牆的那幢房子，或者還要往前，那一次在車裡，她哭，我拉著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這個想法，就怎麼也抹不掉了。
馬科斯先生，我想告訴您，我那時絕對問心無愧，並且深信自己的提議是出於好心和真誠的目的。這樣做雖然會有一時的痛苦，但是從長遠來看，對大家都有好處。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動機。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給妮拉一件東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還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給不了的東西。
我先跟薩布爾講了。要是為自己辯解的話，我一定會說，如果我認為薩布爾能接受我的錢，那麼我會很樂意把錢給他，而不是提出這個建議。我知道他需要錢，因為他跟我說過，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從瓦赫達提先生那兒預支些工錢，借給薩布爾，幫他一家子挺過這個冬天。可是薩布爾像我的許多同胞一樣，總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這種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難以動搖。他永遠都不會要我的錢。我本來一直給帕爾瓦娜匯款，可她一過門，薩布爾就不肯再接受這筆小錢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養家。後來他死就死在了這上面，還不到四十歲，他有一天出門，到巴格蘭附近一個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聽說，他死的時候還拿著割甜菜的鐮刀，滿手的水泡，流著血。
我沒做過父親，因此沒辦法假裝自己懂得薩布爾做出那個決定時，經歷了怎樣痛苦的思索。瓦赫達提兩口子是怎麼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這主意告訴妮拉的時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達提先生商量時，別說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達提先生會反對。我從來沒在他身上瞧見一絲做父親的本能。說實在的，我曾經懷疑過，也許正是因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讓他下決心娶她。不管怎樣，我遠遠躲開了這兩口子之間的緊張氣氛。每當入夜，我躺下睡覺的時候，那一幕總是浮現在眼前：我告訴了妮拉，她抓起我兩手，淚水奪眶而出。她凝視著我，帶著感激，還有——我敢肯定——某種像愛一樣的東西。我只想到這是由於我給她的禮物，那些遠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給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給了她，給得那麼徹底，那麼快樂。我還想，還希望——這當然很愚蠢——從此以後，她不只把我看成僕人。
瓦赫達提先生終於松了口，我對此並不吃驚，妮拉是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女人。我隨即通知了薩布爾，並且提出開車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麗。可我到現在也沒完全理解，他為什麼寧願步行，送女兒到喀布爾來，又為什麼允許阿卜杜拉同行。也許他想和女兒多待哪怕一點點時間，也許他想通過旅途中的艱辛來贖罪，也許這只是出於薩布爾的自尊，不想和買走他女兒的人同車。不過最後，他們還是到了，他們仨，滿身風塵，按照事先的約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們，去瓦赫達提家的時候，盡力作出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這是替孩子們著想。對自己的命運，對很快就要拉開的可怕一幕，孩子們還渾然不覺。
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現，它偏偏還是出現了。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細靡遺地回憶這一幕，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每當記憶重現，我仍然覺得格外揪心。怎麼能忘掉呢？那兩個無助的孩子是我帶去的，愛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最單純，最無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們分開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突如其來的感情重創。我抱著帕麗跑開的時候，她趴在我肩膀上，驚慌失措，小腳亂踢，尖聲叫著：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掙脫父親的阻攔。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兩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聲來。這一幕至今讓我無法釋懷。這麼多年過去了，馬科斯先生，我仍然無法釋懷。
帕麗當時還不到四歲，雖然年紀不大，卻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對她的影響。比如，人們告訴她，不要再叫我納比卡卡了，就叫納比４。要是她叫錯了，便會有人，包括我在內，和顏悅色地加以糾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倆之間再無親屬關系。我成了她的廚子納比，司機納比。妮拉成了“媽芒”５，瓦赫達提先生成了“爸爸”５。妮拉開始教她法語，她自己的母親就是說法語的。
瓦赫達提先生對帕麗的冷淡反應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然後，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淚汪汪、憂心忡忡、思鄉切切的小帕麗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麗便加入了我們早晨的散步活動。瓦赫達提先生把她放進童車，我們散步的時候，他便推著她，在附近到處轉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車方向盤後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讓她按喇叭，而他笑瞇瞇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個木匠，讓他給帕麗打了一張有三個抽屜，帶腳輪的床，一個裝玩具的大楓木箱，還有一個小小的，矮矮的衣櫥。他把這些家具都放進帕麗的房間，那屋裡刷成了黃色，因為他發現這是她最喜歡的顏色。有一天，我瞅見他盤著腿坐在衣櫥前，帕麗待在他旁邊，看他用出色的技藝，往櫥門上畫長頸鹿和長尾巴猴子。這應該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內心得到了釋放，馬科斯先生，我跟您說，那麼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畫呀畫呀，可這還是頭一回，我親眼見到他的作品。
帕麗的出現還有一個作用：她讓瓦赫達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覺。對帕麗的感情將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現在他們頓頓在一起吃飯了。他們帶著帕麗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園，相挨著，心滿意足地坐在長椅上，看著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給他們上茶的時候，經常發現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給帕麗讀童話書，讓孩子斜倚在他倆腿上。每過去一天，帕麗就多忘記一點，忘記她過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還有那裡的人們。
我沒有料到，帕麗的到來也造成了另一種結果：我退到了後台。馬科斯先生，請別對我過於苛求，別忘了那時我還是個年輕人，但是我承認，我也有過希望，有過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的蠢行。我終究只是妮拉做母親的工具。我發現了她不快樂的病根，給了她一劑解藥。那麼我有沒有想過我們會成為情人呢？我想說的是，馬科斯先生，我還沒蠢到那個地步，但這倒也不完全是異想天開。我想，實際上我們都在等待，我們倆，面對種種無法逾越的障礙，等待著某個奇跡的降臨。
我沒有預見到自己會逐漸隱身。此時，妮拉的時間都用在帕麗身上了。上課，游戲，小睡，散步，繼續做游戲。我們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邊。要是她倆正在搭積木，或是玩拼圖，那麼妮拉幾乎注意不到我給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躡手躡腳地退出了房間。我們講話的時候，她好像心有旁屬，總想長話短說，早早收場。在車裡，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因此，盡管很不光彩，可我還是要承認，我對外甥女產生了一絲怨恨。
瓦赫達提夫婦和帕麗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們登門，也不允許和她有任何聯系。帕麗搬來與瓦赫達提夫婦共同生活之後不久，我有一天開車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時候，我帶了些小禮物，給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兒子伊克巴爾，那時他已經開始學著走路了。
薩布爾直截了當地說：“禮物你已經送了，現在你該走了。”
我對他說，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魯。
“你當然明白。”他說，“以後也別再強迫自己過來看我們了。”
他說得對，我確實明白。我們之間已經有了隔閡。我的登門拜訪已經變得尷尬，緊張，甚至會導致一觸即發的爭吵。此時坐下來一塊喝個茶，聊聊天氣或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經十分別扭。我們假裝一切如常，薩布爾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樣了。不管有什麼理由，說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薩布爾不想再看見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馬科斯先生，在這房子裡，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永遠地改變了。我記得那天下著雨。不是那種煩人的、逗得青蛙亂叫的雨，而是一種磨磨嘰嘰的毛毛雨，整個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記得住，是因為園丁扎希德在那兒，一副懶洋洋的老樣子，倚著耙子嚷嚷：就沖這破天氣，天怎麼還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窩棚，不想聽他胡說八道，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大房裡傳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沖過後園，跑向大屋。她的聲音出自樓上，出自主臥室的方向。
我看見妮拉躲在角落裡，背靠著牆，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說，手卻沒有從嘴上拿開。
瓦赫達提先生穿著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嚨裡發出奇怪的聲音，臉上沒了血色，歪扭著，頭發亂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卻怎麼也抬不起來。我還驚恐地看到，一條哈喇子正順著他的嘴角往下流。
“納比！快想想辦法！”
帕麗當時六歲了，現在也進了房間。她撲到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頭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張一合。帕麗尖叫起來。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遞給妮拉。我告訴妮拉帶上孩子去別的房間，因為我知道，說什麼也別讓孩子看見她父親這種樣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過神來，看看我，再看看帕麗，這才伸手接過她。她不停地問我，她丈夫出什麼事了。她不停地讓我快想辦法。
我從窗口把扎希德叫上來，至少這一回，這個一無是處的蠢貨證明了自己還有點兒用處。他幫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套上睡褲。我們把他從床上抱起來，抬下樓，塞進汽車的後座。妮拉也爬進來，坐到他旁邊。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裡，照看帕麗。他剛說了半個不字，我就揍他，鉚足了勁兒，一巴掌抽在他太陽穴上。我對他說，他就是頭驢，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說完，我便把車倒出車道，猛給了一腳油，開跑了。
整整過了兩個禮拜，我們才把瓦赫達提先生接回家。混亂接踵而至。親戚們成群結隊地登門造訪。我幾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飯，伺候這個大爺，那個大姨，上了年紀的姑奶奶。從早到晚，大門的門鈴響個不停，人們湧進家裡，在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上卡卡地踩來踩去，在走廊裡嗡嗡地交頭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沒在家裡見過的人，我知道他們只是過來點個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表示問候，而不是來看望那位總也不照面的病人，他們和他之間的親情實在少得可憐。母親大人當然也來了，謝天謝地，沒帶那兩條狗。她沖進家裡，一手拿一條手帕，用來擦紅腫的眼睛和湯湯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頭，就開始哭。不僅如此，她還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發涼，就好像她兒子已經死了一樣。
不過這麼說也對，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從前的老樣子。現在，他有半張臉成了僵死的面具，兩條腿幾乎完全不聽使喚，左胳膊還能活動，但是右邊那條只剩下了骨頭和松垮垮的肉。他講起話來，只是一串嘶啞的咕嚕和呻吟，誰也沒法聽出個所以然。
大夫告訴我們，瓦赫達提先生還是能感受到各種情感的，在這方面，他和中風前一樣，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暫時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應。
然而這不完全是事實。其實只過了一個來禮拜，他對來訪者的感受，包括對他母親的態度，就表露得相當清楚了。即使病到這個分上，他也不改孤獨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們的憐憫，不需要他們愁眉苦臉的表情，更不要他們絕望地搖著頭，把他當成慘絕人寰的奇景。他們一走進他的房間，他就揮起能動的左手，做出憤怒的，往外轟人的動作。他們和他說話，他就把臉扭過去。如果他們坐到他身邊，他就撓床單，哼哼著，拿拳頭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離開。和帕麗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封閉程度絲毫不減，只是溫和了許多。她帶著玩具過來，在他床頭玩，這時他便仰望著我，滿臉懇求的神色，眼中含著淚，下巴顫抖著，直到我把帕麗領出房間。他不打算和孩子講什麼，因為他知道自己一開口，就會讓她傷心。
訪客大撤退讓妮拉松了口氣。當初人們把家裡擠得水洩不通，妮拉便和帕麗一起躲到樓上，躲進孩子的臥室，她婆婆對此極為反感，她肯定希望——說實在的，誰會怪她呢？——妮拉守在兒子身邊，就算不為別的，至少做個樣子也行。當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麼樣子不樣子的，也不管人家怎麼議論她。閒話可多了。“這算什麼媳婦啊？”我聽見婆婆不止一次這樣大聲嚷嚷。她對所有肯聽的人數落妮拉的不是，說她狠心，說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現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兒呢？丟下這麼忠誠有愛的丈夫不管，這算什麼媳婦啊？
當然，老太婆有些話說得一點兒都沒錯。實際上，人家總是看見我守在瓦赫達提先生的床頭，我喂他吃藥，有人進屋，也是我迎來送往。大夫總是找我談話，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聽瓦赫達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達提先生轟走了來訪者，減輕了妮拉的不快，卻給她帶來了別的煩惱。過去，她躲進帕麗的房間，關上門，不僅就此避開難纏的婆婆，也讓自己遠離了身處困境的丈夫。現在家裡空了，妻子的義務擺在面前，而這恰恰是她最難承擔的。
她承擔不了。
她也沒有承擔。
我不是說她狠心，也不是說她無情。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紀，有一件事總是明白的：一個人在對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做出評判時，最好懷有一定程度的謙遜和寬容。我必須告訴您，有一天，我走進瓦赫達提先生的房間，正看見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嗚嗚地哭，她手裡還抓著一只湯匙，扁豆湯正順著瓦赫達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圍嘴上。
“讓我來吧，尊貴的太太。”我輕聲說道。我從她手裡拿過湯匙，抹淨瓦赫達提先生的嘴巴，接著喂他，可他呻吟著，死死閉上眼睛，把臉扭到一邊。
此後沒過多久，我便把兩個行李箱提下了樓，遞給一個司機。汽車沒熄火，他把行李裝進了汽車的後備廂。帕麗穿著她最喜歡的黃外套，我扶著她爬到後座上。
“納比，媽芒說了，你會帶爸爸到巴黎來看我們的，對嗎？”她問，咧開嘴，豁著牙，沖我一笑。
我告訴她，我肯定會的，等她父親好些了就去。我挨個親吻了她兩只小手的手背。“帕麗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樂如意。”我說。
我在樓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階的妮拉，她眼睛腫著，眼線也花了。剛才她待在瓦赫達提先生屋裡，和他道別。
我問她，老爺怎麼樣？
“我覺得他如釋重負。”她說，接著又道，“不過也許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覺得他如釋重負。”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鏈，把背帶甩到肩後。
“別告訴任何人我要去哪兒。這樣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證，誰也不告訴。
她對我說，會很快寫信回來，然後久久地直視著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摯的情感。她抬起一只手，撫摸著我的臉。
“我很高興，納比，因為有你陪著他。”
說完，她上前擁抱了我。她的臉貼著我的臉，我鼻子裡都是她頭發的香氣，她香水的味道。
“原來是你啊，納比。”她在我耳邊說，“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嗎？”
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不容我開口發問，她已抽身離去。她低著頭，靴子跟兒踏響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車道。她鑽進出租車的後座，坐到帕麗身邊，看了看我，便張開手，按住了玻璃。汽車駛離車道，而這只按在車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給我的最後印象。
我看著她離去，等著汽車轉過街角，才把大門關上。然後我靠在門上，像小孩一樣地哭了。
雖然瓦赫達提先生不樂意，還是有幾個訪客陸續登門，不過也只持續了不長的時間。到了最後，只剩下他母親還來看他了。她大約每個禮拜來一趟。她沖我打個響指，我便為她拉過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邊，馬上就開始嘮嘮叨叨，數落他已經走掉的妻子，攻擊她的人品，罵她是個娼妓，騙子，酒鬼。說她膽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時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兒。對這種話，瓦赫達提先生只是聽著，不吭聲，無動於衷地望著她身後的窗子。接下來就是沒完沒了的新聞和動態，大部分無聊透頂，讓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對表姐妹吵了架，因為其中一個居然厚著臉皮，買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樣的茶幾。誰上個禮拜五從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癟了一只車胎。誰又理了個新發型。不停地說啊說。有時候瓦赫達提先生會咕噥兩聲，他母親便回頭看我。
“你。他說什麼？”她一向用這種字眼兒稱呼我，說起話來既尖刻又不中聽。
我幾乎整天守在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慢慢地破譯了他的語音。我會湊到很近的地方，別人聽起來無法理解的呻吟聲和咕噥聲，我卻能聽得出來是要水，要便盆，還是要翻身。我已經成了他事實上的翻譯。
“您兒子說，他想睡覺。”
老太婆歎口氣，道一聲，那就這樣吧，她得走了。她彎下腰，親一親他的腦門，保證很快再來。她的司機等在大門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達提先生的房間，坐到他床邊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時我們四目相對，他會搖晃著腦袋，歪咧著嘴巴笑起來。
此時我分內的工作已所剩無幾，開車出去只是買些食品雜貨，每個禮拜一兩次就夠了，做飯也只有兩個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錢請別的僕人有什麼意義，他們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這些話跟瓦赫達提先生說了，他做了個手勢。我湊近了去聽。
“你會累壞的。”
“不會，老爺。我很高興這樣做。”
他問我是不是真心話，我告訴他是的。
他的眼睛濕了，一只手有氣無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認識的人當中，就數他最喜怒不形於色，可是自從中風之後，最細微的小事也足以讓他激動，焦慮，涕淚橫流。
“納比，聽我說。”
“聽著呢，老爺。”
“你給自己開工錢，開多少都行。”
我告訴他，我們之間沒必要談錢。
“你知道我放錢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爺。”
“多少錢我都不在乎。”
我說我打算午餐做個湯。“怎麼樣，喝湯行嗎？我自己想喝，您也考慮考慮。”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會。我不在乎他們怎麼看我了，我將不許他們再進瓦赫達提先生家，花他的錢，來這兒給自己找樂子。解雇扎希德對我來說，是一件相當大的樂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發走了。從那以後，我來洗衣服，我來把它們掛到繩子上晾干。我照看樹，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種菜。我打理房子，清掃地毯，給地板打蠟，拍掉窗簾上的塵土，擦窗戶，修理漏水的龍頭，更換生銹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達提先生睡覺的時候，我去了他房間，清掃天花板上邊邊角角的蛛網。正值夏日，熱浪逼人，又干燥得厲害。我已經給瓦赫達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單，卷起了睡褲的褲腿，窗戶都打開了，頭頂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轉著，可還是不管用，熱浪從四面八方襲來。
屋裡有個挺大的衣櫥，我早就盤算著把它打掃一遍，現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動手。我把櫥門拉開，從西裝開始，一件件撣去灰塵，不過我也明白，十有八九，這些衣服瓦赫達提先生再也不會穿了。裡面有一堆書，積了灰，我把它們也一並抹干淨。我拿了塊布，擦淨他的鞋子，一雙雙擺放整齊。我發現了一個大紙箱，放在幾件冬天穿的長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擺垂落著，把它擋得嚴嚴實實，幾乎看不見。我把它拉出來打開。裡面裝滿了瓦赫達提先生用過的速寫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遺跡。
我從紙箱裡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寫本，隨便翻到一頁。我的腿一下就軟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著又一本，又一本，然後又是一本。一頁又一頁，從我眼前翻過，每一頁都發出低低的歎息，輕輕吹拂著我的臉，每一頁都用炭筆畫著相同的主題。那是我，是從二樓臥室的陽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車的前臉。那是從游廊裡看到的我，是我倚靠著一把鐵鍬。紙上還有我在系鞋帶，劈柴，給矮樹燒水，從水壺裡倒茶，做禮拜，打盹。還有汽車停在加爾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盤後面，車窗搖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後座上畫著一個朦朧的身影，群鳥在空中盤旋。
原來是你啊，納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嗎？
我低頭看看瓦赫達提先生。他還在側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寫本放回紙箱，合上蓋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後我出了房間，輕輕關上門，免得把他吵醒。我走過昏暗的走廊，走下樓梯。我知道自己沒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熱，走過車道，推開大門，邁步上街，轉過街角，一直走，不回頭。
我該不該留下來？我不知道。對此前的發現，我既不覺得惡心，也沒感到榮幸，馬科斯先生，可我確實心煩意亂。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經知道的情況下，怎麼才能留下來。我在紙箱裡發現的那些東西，讓事事都蒙上了一層屍布。這種事沒有辦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拋在一邊。可是他處在這樣一種無助的狀態，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適的人選，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達提先生的，最起碼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著他，討他妻子的歡心。
我走進餐廳，坐到玻璃桌邊，閉上眼睛。馬科斯先生，我沒法告訴您我在那兒坐了多久，一動不動，直到我聽見樓上發出了響動。我睜開眼，看到陽光已經轉暗，便站起來，灌了一壺水，燒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進他的房間，說我有個驚喜給他。那是五十年代末，還要過很長時間，喀布爾才會有電視可看。那些日子裡，他和我玩撲克來打發時間，後來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來，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們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上閱讀課。實踐證明，他是個很有耐心的老師。我朗讀的時候，他閉著眼睛聽，要是讀錯了，他就輕輕搖一搖頭。再來。他說。那個時候，久而久之，他的語言能力已經有了相當驚人的改善。再讀一遍，納比。1947年，他剛雇我的時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識字的，這得多虧謝基卜毛拉，可是通過蘇萊曼的輔導，我的閱讀才真正有了提高，寫作能力也因此大為進步。他教我，當然是為了幫我，可是他給我上課也有自私的成分，因為現在我能讀他喜歡的書給他聽了。不用說，他自己也能讀，可是只能讀一小會兒，因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於家務，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沒什麼好干的了。他聽聽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鳥兒在樹上飛落，看天，看看雲朵，聽孩子們在街上嬉鬧，聽水果販子牽著驢，吆喝著：櫻桃咧！新鮮的櫻桃！
我告訴他有個驚喜的時候，他就問我什麼驚喜。我用胳膊摟住他的脖子，跟他說，咱們得先下樓。那段時間，我不用怎麼費勁，就能把他抱起來，因為我還年輕，有力氣。我輕而易舉地托起他，把他抱進客廳，輕輕放到沙發上。
“行了嗎？”他問。
我把輪椅從門廳推了進來。我已經為這事勸了他一年多，可他總是頑固地拒絕。現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買回來再說。他馬上搖起了頭。
“是因為鄰居嗎？”我問，“你是怕聽到人家議論你嗎？”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樓上去。
“聽著，我才不管鄰居怎麼想，怎麼說呢。”我說，“這樣，咱們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個步。天氣蠻好的，所以我們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這樣。如果咱們不走出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來了。如果我瘋了，你怎麼辦？哎呀行了，蘇萊曼，別哭了。你就像個老婆子。”
他這會兒又哭又笑，嘴裡還在說著：“不要！不要！”可我已經把他抱了起來，放進了輪椅。我拿毯子給他蓋好，推著他出了大門。
應該在這兒說一下，一開始，我確實給自己找過繼任者。找人的事我沒告訴蘇萊曼。我覺得最好還是先找到合適的人選，然後再跟他說。來打聽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們見面，以免讓蘇萊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後來，問題遠比我預想的要多。有些應征者明顯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貨色，我跟這種人打了一輩子交道，他們什麼味兒，我馬上就能聞得出來，所以當場就把他們打發走了。還有些人沒有必需的廚藝，我以前說過，蘇萊曼是個相當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會開車。許多都不識字，這是個很嚴重的障礙，因為習慣已經養成，每天黃昏前，我都要給蘇萊曼讀書。我發現有些人沒耐心，如果要照顧蘇萊曼的話，這就是另一個嚴重的缺陷，因為他很容易動怒，有時候會耍小孩子脾氣。還有些人，我憑直覺感到，他們缺乏必要的性情，來承擔手頭這份艱巨的工作。
於是三年過去了，我還留在這宅子裡，還在不停地跟自己說，只要我覺得能把蘇萊曼的命運交到可信賴的人手裡，我就考慮離開。三年過去了，還是我在給他擦洗身子，用一塊濕布，兩天擦一次，還是我在給他刮臉，剪指甲，理發。我喂他吃東西，扶他躺便盆，再給他擦干淨，就像人家收拾嬰兒一樣，我也得給他墊尿布，尿布髒了我來洗。在那段時間裡，由於親密無間和例行公事，我們之間發展出了一種無需開口的語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種以前難以想像的不拘禮節，已經慢慢滲入到了我們的關系裡。
一旦我讓他接受了輪椅，早晨散步的老習慣便恢復了。我把他推出家門，推到街上，一邊走，一邊跟路過的鄰居們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輕的巴希裡先生，剛從喀布爾大學畢業，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帶著各自的妻子，搬進了一幢兩層的房子，就在我們家馬路對面，隔著三戶人家就是。有時我們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車，准備去上班，我總要停下來，開幾句玩笑。我經常推著蘇萊曼去沙爾瑙公園，坐在榆樹的樹蔭下，看人來車往——出租車司機舉起大巴掌，猛拍車喇叭，自行車叮叮作響，驢兒歡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車搶道。在公園裡，在公園外，蘇萊曼和我，我倆成了常見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常常停步，和賣雜志的攤主、賣肉的屠戶說說笑笑，跟指揮交通的那些年輕警察，我們也能逗上幾句。我們還和那些倚著擋泥板、等人坐車的司機搭訕。
有時，我把他塞進老雪佛蘭的後座，輪椅收進後備廂，開車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兒，我總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綠地，樹蔭下小溪潺潺。我倆吃完午飯，他便動手寫生，但這實在艱難，因為中風影響了他慣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畫出了樹林、群山，還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兩只好手都用上，也遠遠不及他技藝精湛。最後，要是蘇萊曼累了，就會打起瞌睡，鉛筆從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給他蓋上腿，挨著他的輪椅，躺到草地上。我會聽微風在林中婉轉，看著天空，一條條雲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遲或早，我都會發現，我的思緒飄向了妮拉，她現在和我相隔萬裡。我會想起她頭發柔潤的光華，一只腳上下起落的模樣，涼鞋吊在她腳後跟兒上，啪的一聲，將一支燃燒的香煙生生踏滅。我想著她身後的曲線，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邊，被她的氣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時久別的心髒抖顫。她答應過給我寫信，可好幾年過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經忘掉了我，到現在我也不能撒謊，不能否認，每次在家裡收到來信時，我仍然會感到一種突然高漲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詳著棋盤。這已經是多年以後了，是1968年，是蘇萊曼的母親去世後的那一年，也是巴希裡先生和他哥哥雙雙做了父親的那一年，他們給兩個兒子取了名，一個叫伊德裡斯，一個叫鐵木爾。我經常看見這對小哥倆兒坐在嬰兒車裡，兩個母親推著他們，在附近悠閒地散步。那天，蘇萊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盤象棋，他以進攻性的棄兵局開場，而我正在琢磨怎樣才能挽回頹勢。就在這個時候，他對我說：“告訴我，納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說，“這一點我還是有譜的。”
“我在想，你該結婚了。”他說，“趁你還好看。你已經有白頭發了。”
我倆相視而笑。我告訴他，我妹妹馬蘇瑪過去老跟我說同樣的話。
他問我還記不記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當然記得。此前，就在離瓦赫達提家幾個街區遠的另一戶人家，我給一個大廚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聽說瓦赫達提先生需要廚師——他當時的廚子結了婚，搬走了——就在一個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搖響了大門的門鈴。
“你當時可是個糟糕透頂的爛廚子。”蘇萊曼說，“現在你干得很棒，納比，可那第一頓飯？我的真主啊。還有你第一次開我的車，拉著我，我真覺得自己要中風了。”說到這兒，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後咯咯地笑起來，沒想到自己開了這樣一個意外的玩笑。
對我來說，馬科斯先生，這可是個天大的意外，震驚啊，真的，這麼多年了，對我的廚藝和駕駛技術，蘇萊曼從來沒跟我抱怨過一個字。“那你為什麼要雇我？”我問。
他把臉轉向我。“因為你一走進來，我就在心裡想，我從沒見過這麼美的人。”
我垂下眼簾，看著棋盤。
“我一遇見你，就知道我們不是同類，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東西。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開車出門，我不會說有了這些我就滿足了，可這總要好過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學會了在你身邊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著說道，“我想我說的東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納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無法抬起眼睛，去觸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訴你，哪怕就這一次，告訴你我一直愛著你，愛了很長很長的時間，納比，請不要生氣。”
我搖了搖頭，表示不會。有幾分鍾的時間，我們誰也沒有開口。他說過的那些話，還在我倆之間縈繞回蕩，那生命壓抑的痛苦，那永遠無法得到的幸福。
“現在我告訴你了，”他說，“所以你就能明白為什麼我想讓你走。走吧，納比，給自己找個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樣。你還有時間。”
“嗯，”我終於開了口，想用無禮的言辭驅散緊張的空氣，“沒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會後悔的，還有另一個可憐的狗雜種，後悔老得給你洗尿布。”
“你就愛開玩笑。”
我看著一只甲蟲輕輕爬過灰綠色的樹葉。
“不要為了我留下來。這就是我想說的，納比。不要為了我留下來。”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開玩笑。”他疲倦地說。
我沒再說什麼，哪怕他理解錯了。這一次我可沒開玩笑。我之所以留下來，已經不再是為了他。一開始的確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為蘇萊曼需要我，因為他完全依賴我。從前有一次，我拋棄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揮之不去，並終將伴我到死。我不能再這樣做了。然而，慢慢地，難以覺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變化。馬科斯先生，我沒法告訴您這種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又是怎樣發生的，可後來我是為自己而留下來的。蘇萊曼說我應該結婚。然而實際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識到了，我已經擁有了人們在婚姻中追求的東西。我擁有了舒適、伴侶，以及一個隨時都能接納我，愛我，需要我的家。作為一個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當然了，這種需求仍然存在，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此時已經不那麼頻繁，也沒那麼迫切了——還是有辦法解決的，怎麼解決，我先前說過了。至於孩子，雖然我一向喜歡小孩，可是從來沒感到自己父愛纏身。
“如果你想當騾子，不想結婚，”蘇萊曼說，“那我對你有個要求。不過你得先答應我。”
我對他說，他不能這樣強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臉看著他。
“你可以說不。”他說。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豎八地笑著。於是我作了保證，他提了要求。
隨後這些年的事，馬科斯先生，我該怎麼跟您說呢？對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近來的歷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寫這些事，我就心生厭倦，而且這個國家遭受的苦難，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記載，它們遠比我的筆墨更有見識，更有說服力。
要對這些年做個概括，我用兩個字就夠了：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戰亂。不是一場兩場的戰爭，而是很多場戰爭，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義的，也有非正義的，在這些戰爭中，英雄和惡棍不斷變換著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場，都會喚起對昔日惡棍日益加深的懷念。他們的名字變了，面孔也變了，可我照樣唾棄他們，一個也不會落下，為那些無足輕重的爭斗，那些冷槍，地雷，空襲，火箭彈，劫掠，強奸和殺戮。噢，夠了！這任務太巨大了，也太讓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經活過來了，我有心在這封信裡重溫一遍，盡可能簡短。那段歲月給我帶來的惟一好處，就是想起小帕麗的時候，減緩了幾分負罪的感覺，她現在一定長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遠離這一切的殺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爾確實還沒有那麼可怕，因為戰斗大部分發生在農村。盡管如此，那卻是個逃亡的年代，附近許多家庭收拾了細軟，離開了這個國家，要麼去巴基斯坦，要麼去伊朗，盼望著從那兒前往西方某個國家落腳。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巴希裡先生過來道別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風順。我還和他兒子伊德裡斯道了再見，他那會兒已經十四歲了，又瘦又高，留著長發，嘴唇上邊已經冒出了軟毛。我告訴伊德裡斯，他和他堂弟鐵木爾一起放風箏，在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會讓我非常懷念。您大概還記得，很多年以後，咱們見過那對堂兄弟，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見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這宅子裡開了個派對，當時他們已經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戰火終於蔓延到了這座城市。蹂躪喀布爾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從娘胎裡一滾出來，手裡就抓著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馬科斯先生，別看這幫人頂著各種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頭銜，他們全都是野蠻人，是拿槍的賊。火箭彈開始橫飛的時候，蘇萊曼就待在家裡，拒絕離開。他固執己見，對院牆外的信息不聞不問。他丟掉了收音機，也不碰報紙。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戰爭消息帶進家門。他不知道誰在和誰作戰，也不管誰輸誰贏，好像在希望著，通過頑固地對戰爭視而不見，便能獲得報償。
當然不會。我們住的這條街曾經那麼安靜，古樸，燈火闌珊，現在變成了戰場。子彈擊中過每幢房子，火箭呼嘯著從頭頂飛過，槍榴彈在街上此起彼落，將柏油路面炸出一個個彈坑。到了晚上，紅紅白白的曳光彈到處亂飛，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們能得到片刻的緩解，短短幾個小時的安靜，然後，炮火驟然而起，打破寂靜，一輪又一輪的爆炸響徹四面八方，伴隨著人們在街頭發出的尖叫。
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壞，都是那幾年造成的，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來這兒時，已經親眼見到了這些破壞。雖然說，有些損傷是由於年久失修和疏於打理，因為那時我已經上了年紀，成了個老頭子，再也沒有力氣像以前那樣照看這房子了，樹已經好多年不結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黃，花也謝了，但是，對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無情的，還是戰爭。槍榴彈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戶。一枚火箭炸毀了花園的東牆和半個游廊，就是在那兒，妮拉和我有過許多次的交談。手雷毀壞了房頂。子彈在牆上留下累累傷痕。
接著就是搶劫，馬科斯先生。民兵大搖大擺地走進來，見到喜歡的東西，拿了就走。他們搶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畫、土庫曼地毯、雕像、銀燭台、水晶花瓶。他們敲掉了衛生間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磚。有一天早晨，我被門廳裡的人聲弄醒，發現有一群烏茲別克民兵，拿著彎刀，正在割樓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邊看著他們。我能怎麼辦？再來一個腦袋瓜挨槍子兒的老頭子，對他們又算得了什麼？
和房子一樣，蘇萊曼和我也是每況愈下。我的眼神越來越不濟，膝蓋疼起來就沒完。原諒我的粗俗，馬科斯先生，但我就連小便一下，也會變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對蘇萊曼的影響比我還要嚴重。他萎縮了，變得瘦小，脆弱得嚇人。有兩次，他差點兒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時間，兩派武裝正在交戰，一派是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另一派屬於古爾布丁·希克馬蒂亞爾，死屍躺在街頭，幾天無人認領。蘇萊曼當時得了肺炎，醫生說他之所以染病，是因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醫生，還有醫生開的藥，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盡力照料蘇萊曼，真是讓他從死亡邊緣撿回了性命。
也許是因為天天足不出戶，加上彼此已親密無間，那段時間蘇萊曼常常和我拌嘴。我們像夫妻那樣，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執己見，熱火朝天。
這禮拜你已經煮過豆子了。
我沒有。
你有。你禮拜一煮的！
爭論還涉及到我們前一天玩過多少盤象棋。為什麼我明明知道太陽會把水曬熱，還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給你端便盆嗎，蘇萊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為我是什麼，聾子還是懶蟲？
還用得著選嗎？你兩個都是！
真不要臉，自己成天躺在床上，還說我是懶蟲。
沒完沒了。
我喂他吃東西，他使勁把腦袋擰來擰去。我干脆不管他了，臨走時還把門重重地一摔。我承認，有時候我是成心氣他。我走出家門，讓他哭去。你要去哪兒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裝一去不返。當然了，我只是上街轉轉，抽根煙，抽煙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養成的，不過只是生氣的時候才抽。有時我在外面待好幾個鍾頭。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會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發地走進他的房間，把他翻過去，抖松枕頭，我倆誰也不看誰，誰也不和誰說話，等著對方求和。
戰火終於平息了，因為塔利班來了。那是一幫年輕人，臉瘦瘦的，留著黑色的大胡子，畫著黑眼圈，拿著鞭子。對他們的殘忍和暴虐無度，已經有了詳盡的記錄，所以我還是要說，馬科斯先生，沒有什麼必要再給您一一列舉他們的暴行了。應該說，足夠諷刺的是，他們在喀布爾這幾年，倒讓我多活了一陣子。他們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熱都留給那些年輕的，尤其是窮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個老頭子。我對塔利班政權的主要讓步，就是蓄起了胡須，老實說，這讓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臉的苦差。
“這太正式了，納比。”蘇萊曼躺在床上喘息著，“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個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從我身邊經過，好像我是頭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給他們留下這種印象，裝出一副溫順的蠢牛模樣，免得引起特別的注意。一想到他們會怎樣看待妮拉，怎樣對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時，我在心中喚她出場，看她手拿香檳，在派對上大笑，看她光裸的雙臂，又細又長的雙腿，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憑空想像。仿佛她從未真正地存在過。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還有我，以及帕麗，以及年輕而健壯的蘇萊曼，甚至我們共同生活過的那段時間，那個家。
後來，2000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端著盤子，裡面放著茶和新烤的囊，走進蘇萊曼的房間。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來上氣不接下氣，枯死的臉色突然變得遠甚以往，他想說話，卻只能發出一串沙啞的噪音，比風吹樹葉的沙沙聲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盤子，沖到他身邊。
“我去叫大夫，蘇萊曼。”我說，“你等著就行。我們一定能讓你好起來，像從前那樣。”
我轉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搖晃著腦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畫著。
我湊近了，把耳朵貼到他嘴邊。
他不斷地努力，想要說些什麼，可我怎麼也聽不清。
“對不起，蘇萊曼。”我說，“你必須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來。”
他又搖起了頭，這一次搖得很慢，淚水湧出他被白內障阻遏的雙眼。他的嘴張開了又合上。他把頭轉向床頭櫃，我問他是不是裡面有他需要的東西，他閉上眼睛，點了點頭。
我拉開最上面的抽屜，裡面只有藥，老花鏡，一瓶舊古龍水，一個記事本，他幾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筆，除了這些，我什麼也沒看到。我正要問他讓我找什麼，就一下子看見了。它折疊著放在記事本下面，是個信封，背面寫著我的名字，正是蘇萊曼歪歪扭扭的筆跡。信封裡有一張紙，他在紙上只寫了一段話。我讀了。
我俯看著他，他下凹的太陽穴，嶙峋的臉頰，深陷的雙眼。
他又動了一下，我湊上前，感受到他陰冷、吃力、時松時緊的呼吸吹在我臉上。我聽到他在掙扎，舌頭在干巴巴的嘴裡奮力蠕動。不知何故，或許純粹出於意志的力量，他最後的力量，他竟在我耳邊低低地說出了話。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骨鯁在喉，拼命才擠出幾個字：
“不，別這樣，蘇萊曼。”
你保證過。
“還沒到那分上。我照顧你，你一定能好起來。一定能。我們一定能撐過去的，就像過去一樣。”
你保證過。
我在他身邊坐了多久？勸了他多久？我無法告訴您，馬科斯先生。只記得最後我站起身，在床頭走來走去，終於躺到他身邊。我把他轉過來，讓他面對著我。他好輕，輕得像一個夢。我親吻他干裂的雙唇。我把枕頭放到胸前，挨著他的臉，然後捧住他的後腦勺。我把他摟在懷裡。一個長長的、緊緊的擁抱。
後來，我只記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樣。
我走到窗前坐下。蘇萊曼那杯茶還在，還放在盤中，擱在我腳邊。我記得，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開門。小男孩走在上學的路上。已然塵土飛揚。馬路上走著一條懶洋洋的狗，蚊子如黑雲，圍著狗頭盤旋。我看見兩個小伙子合騎一輛摩托車，後面那位跨坐在車尾的貨架上，一邊肩膀上扛著台電腦顯示器，另一邊是西瓜。
我把腦門頂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蘇萊曼抽屜裡的字條是一份遺囑，寫明他把一切都留給我。這房子，他的錢，他個人的財物，甚至那輛汽車，盡管它朽爛已久，屍首卻棲留於後園，車胎盡癟，徒然一堆銹蝕不堪、委頓於地的鐵皮。
有一段時間，我真真確確地感到手足無措，不知道拿自己怎麼辦才好。半個多世紀了，我一直都在照顧蘇萊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於他的需要，始終都有他的陪伴。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發現這自由不過是個錯覺，因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復存在。人家說，去發現，發現你生活的目標，然後去過那樣的生活。可是有的時候，你只有生活過，才能認識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標，也許這目標你從來不曾想到。現在我的目標已經實現了，我覺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隨波逐流。
我發現自己在大房裡怎麼也睡不好了，我在裡面待都待不下去。蘇萊曼一死，我就感覺這房子太大了。每個角落，每個暗處，每條裂縫，都隱藏著鮮活的記憶。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盡頭的老窩棚。我花錢請了幾個工人，在棚子裡通上電，好讓我能就著燈光讀書，到了夏天，可以吹吹電扇。至於空間，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財產加起來，不過就是一張床，幾身衣服，還有那個裝著蘇萊曼畫稿的紙箱。我知道，馬科斯先生，您可能會覺得這有些古怪。的確，從法律上來說，這房子，還有這房子裡的一切，現在都屬於我了，可我對任何一件東西都沒有主人的真情實感，而我也知道，我永遠也不能真的產生那種感覺。
我讀了很多書，從蘇萊曼的舊書房裡拿的。每次一讀完，我就把它們放回去。我種了些番茄，一點兒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蓋老是疼，後來我索性走到兩個街區之外，再強迫自己往回走。有時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園裡干坐著，無所事事。我跟蘇萊曼可不一樣：我習慣不了孤獨。
後來，2002年的一天，您搖響了大門的門鈴。
當時，北方聯盟已經趕跑了塔利班，美國人也進入了阿富汗。幾千名救援人員從世界各地湧入喀布爾，建立醫院和學校，修復道路和灌渠，帶來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來的那位翻譯是個年輕的阿富汗當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夾克衫，戴著太陽鏡。他問我誰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訴翻譯我就是。當時您二位飛快地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來，對我說：“不，卡卡，我說的是主人。”我請您和他進屋喝茶。
喝的是綠茶，就在殘余的游廊上，談話用的是波斯語。不過您知道，馬科斯先生，這七年來，多虧您的指導和厚愛，我也學了些英語。您通過翻譯告訴我，您來自蒂諾斯，那是希臘的一個島。您是外科醫生，屬於一個醫療隊，到喀布爾來，是為了給那些面部受傷的兒童做手術。您說，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個住所，這一陣子你們管它叫“宿捨”了。
您問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說：“不收。”
我還記得，那個穿紫夾克的年輕人翻譯完了以後，您那副驚訝的樣子。您又問了一遍，也許是以為我沒聽懂。
翻譯欠了欠身，坐到椅子邊上，湊近我。他用一種推心置腹的腔調和我講話。他問我是不是老糊塗了，我明不明白您的醫療隊願意付錢，對喀布爾現在的房租漲到什麼程度，我有沒有概念？他說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對他說，和長者講話的時候要摘下太陽鏡。然後我告訴他，該干嗎就干嗎，老老實實地翻譯，用不著提建議，接著我轉向您，說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許多理由，而這一個並不涉及私密。“您告別了您的國家，”我說，“您的朋友，您的家庭，來到這兒，這個被真主拋棄的城市，來幫助我的家鄉，我的同胞。我怎麼能從您身上獲利呢？”
那個年輕的翻譯——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和您在一起——舉起了雙手，失望地冷笑起來。這個國家已經變了。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這樣的。
有時到了晚上，在小屋裡，我一個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見大房裡亮堂堂的燈光。我看著您和您的朋友們——特別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維奇小姐，我對她寬廣的胸懷抱有無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裡，吃著盤子裡的食物，吸著香煙，喝著您的酒。我還能聽到音樂，偶爾有爵士，讓我想起妮拉。
她現在死了，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訴我的。我曾經和她談起過瓦赫達提夫婦，也曾和她說過妮拉是個詩人。她在電腦上發現了一份法語雜志，裡面有一部文集，在網上發表的，收入了他們過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寫的是妮拉。文章說她死於1974年。那麼多年來，我的思念都歸於徒勞，期盼著一個死去已久的女人寫信回來。得知她過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點都不驚訝。我現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為別人愛的方式：秘密地，熱烈地，無助地去愛。
這封信就快結束了，馬科斯先生。
現在我也大限將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會太久。感謝真主。也要感謝您，馬科斯先生，感謝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時間來看我，坐下來陪我喝茶，給我講您在蒂諾斯的母親，告訴我她的近況，還跟我談起您童年的朋友薩麗婭，不僅如此，我還要感謝您對我國人民的同情，感謝您為這裡的孩子們提供的無價服務。
也要感謝您對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經在這兒過了大半輩子，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過不久，我也要在這屋簷底下，咽下最後一口氣。我曾懷著失望與悲傷，見證了它的衰敗。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園的院牆修好了，窗戶換了，我曾度過無數幸福時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讓我感到莫大的喜悅。謝謝您，我的朋友，為了您種下的樹，為了園中再次盛開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種方式，為您給予本城人民的服務出過力，那麼您禮尚往來，對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經超出了要付給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會顯得貪得無厭，我還是要冒昧地請求您兩件事，其一是為了我，其二是為別人。首先，請您把我埋在喀布爾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從大門進去，往北走到頭，不用花太多時間，您就能找到蘇萊曼·瓦赫達提的墳。請在附近給我選個地方，把我埋在那兒。我為自己對您的請求就是這些。
第二件事，請您在我死後，盡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麗。如果她還活著的話，要證明這一點可能不會太難——互聯網這東西是個令人驚奇的工具。您會看到我隨信附上的遺囑，其中寫明，我把房子、錢，還有我不多的幾件東西都留給了她。我請求您把這封信和遺囑一並交給她。也請您告訴她，告訴她我沒有辦法知道自己引發的無數結果，告訴她我只能從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論現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經找到了人生可以擁有的最多的安寧、恩寵和愛。
感謝您，馬科斯先生。願真主佑護您。
您永遠的朋友，
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