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天空 四、仁政理想
    1、一暴十寒

    孟子抱持入世情懷,也像孔子當年一樣,周游列國,與許多國君見面,希望“得君行道”。《孟子》一書的前幾篇就記錄了孟子和各國國君的談話。有些人讀到這兒會覺得沒意思,司馬遷就說他讀到《孟子》第一章的第一段話,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就“廢書而歎”。我與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書本合起,反而急著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接著,我的感受是驚喜連連,因為孟子的辯才無懈可擊,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辯才與思想結合起來所產生的震撼效果,則為古今罕見。

    首先,孟子與當時手握大權的諸侯見面時,當然明白這些諸侯想要的是什麼,是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結果他所提供的卻是“仁政”。一個人怎能如此“對牛彈琴”而依然充滿自信呢?這就有賴於口才了。孟子的口才來自豐富的學識和人生經歷。他隨口引述《詩經》與《書經》,顯示超強的記憶力,因為這些資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智慧,所以具有高度的說服力。光是背誦不算什麼,他還能靈活運用,把古典引入現實處境,讓諸侯無言以對,只能茫茫然地點頭認可。

    孟子的仁政並非純屬理論,而是要由經濟政策著手,對農業社會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加以適當的教育,提升人倫秩序的水平,國家自然上軌道。要推行仁政,國君必須減輕賦稅,照顧百姓,或者就抓緊四個字:“與民偕樂”。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復說明如何進行經濟改革,但是並未引起共鳴,因為若要與民偕樂,則諸侯首先就得放棄“作威作福”的權力,還須克制“好色、好勇、好貨”的無窮欲望,然後呢?再經常聽取孟子的教訓。

    孟子的教訓其實很好聽,因為十分生動。他實在喜歡說話,往往是國君提出一個問題,他就引申發揮為一篇演講,讓國君上了一課。孟子說話除了引述經典與史實之外,還有創造格言的非凡能力。我們今天還在用的許多成語格言,都出於孟子之口。譬如“一暴十寒”這個成語,就來自孟子和齊宣王的對話。

    孟子跟齊宣王宣傳他的仁政理想,但一時不見有什麼效果。於是有人就問,是不是國君太笨了。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孟子說:“對於大王的不明智,不必覺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東西,如果曬它一天,再凍它十天,沒有能夠生長的。我與大王相見的次數太少了,我一離開,那些給他澆冷水的人就來了,我對他剛萌芽的一點善心又能怎麼樣呢?”

    孟子實際上是把自己比作太陽,把齊宣王比作植物的種子。太陽曬一曬,他開始發芽,開始成長。但是孟子走了之後,別人都來澆冷水,說這個理想太高了,做不到。因為“仁政”先要自我約束,替百姓設想,這太難了;而且別的國家不做,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一來,齊宣王就灰心了。“一暴十寒”的典故就源於此。

    古代的國君因為權力太大,權力又使人腐化,做判斷時很難考慮周全,所以需要好的大臣來輔佐,但是只靠一個好的大臣偶爾說一些好的意見,國君是不容易堅持下去的。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說:“仁德戰勝不仁德,就像水戰勝火一樣。現在實踐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車木材的火;火沒有熄滅,就說這是水不能戰勝火,這樣就給了不仁德最大的幫助。最後連原先的一點點仁德也會喪失的。”

    什麼意思呢?水要勝火,需要相當的“量”。你看到一整車的木材著火了,用一杯水去救,怎麼可能熄滅火呢?數量上相差太遠了。仁的作用也不能靠一念之轉,孟子跟大王見一次面,別的潑冷水的大臣跟大王見十次面;一次給他溫暖,另外十次給他寒冷,種子再怎麼樣發芽,也無法成長。那怎麼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長期而大量的去行仁,才能勝過不仁。就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別人做十件壞事。你說我這一件好事怎麼能勝過他做的十件壞事呢?你再做十件好事,就勝過了。

    孟子強調一個人行善要有恆心,要不斷累積,到了一定時候才能夠改變形勢。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懷抱理想主義,一旦發現理想不能實現,很容易就放棄斗志,變成虛無主義。西諺說得好:“理想主義的旁邊就住著虛無主義。”認為理想沒用,反正實現不了,人生再奮斗也一樣,好人壞人都沒有得到報應。這種想法會使很多人放棄理想,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抑郁寡歡,而讓下一代有理想的年輕人,感覺更加失望,可以說是對人性很大的傷害。而孟子教導我們,凡事都要避免“一暴十寒”,我們做好事,不能說只做一件,就希望改變這個世界,我們需要不斷的努力,累積到最後,正義一定可以勝過不義,這就是儒家的信念。

    2、緣木求魚

    做任何事都需要方法。西方人喜歡講兩句話:Dotherightthing,做對的事;Dothethingright,把事做對。做對的事和把事做對,都需要正確的方法。

    孟子有一天和齊宣王談話,發現齊宣王老是有一些話不願意說出來。孟子旁敲側擊,問他:“大王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可以說來聽聽嗎?”齊宣王笑而不答。孟子接著問:“是為了肥美的食物不夠吃嗎?輕暖的衣服不夠穿嗎?還是艷麗的色彩不夠看嗎?美妙的音樂不夠聽嗎?乖巧的侍從不夠使喚嗎?”齊宣王說:“不,我不是為了這些。”那是為了什麼呢?齊宣王還是不說。最後,孟子自己把話說出來了,因為齊宣王的願望,他其實早就知道了。齊宣王的願望其實就是戰國七雄共同的願望。

    孟子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說:“那麼,大王最大的願望就可以知道了,你是想要開拓疆土,讓秦國與楚國都來朝貢,君臨天下並且安撫四周的外族。然而,以您的做法追求您的願望,就好像爬到樹上去捉魚一樣。”

    成語“緣木求魚”就出自這裡。抓魚應該上溪邊,爬到樹上怎麼能抓魚呢?孟子的意思是,齊宣王想要達成這個願望的做法不對頭。孟子給的方法是什麼呢?行仁政。在正常情況下,小國不能勝大國,但是孟子卻堅信他的仁政理想可以所向無敵,這是由於他對人性的洞見。亦即人性向善,人們自然也必然歸向於善的政治。可惜從來沒有國君願意去試試看,都覺得這個理想太高了,很難做到。孟子提醒齊宣王不要“緣木求魚”。齊宣王說:“若是其甚與?”有那麼嚴重嗎?

    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說:“爬到樹上去捉魚,雖然捉不到魚,不會有什麼後患。以您的做法去追求您的願望,如果費心盡力去做,一定會有禍患在後面。”

    齊宣王的做法是什麼呢?是想要透過戰爭和武力來統一天下。這種做法必然會帶來後遺症。從歷史上可以看到,雖然最後統一六國的是秦始皇,而秦始皇用的是法家那一套,以武力統一天下,以嚴刑峻法統治天下,結果秦朝只維持了十五年,就結束了。說明什麼?用法家也許可以統一,卻不能維持。用儒家能不能統一,能不能維持呢?沒有做過試驗。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其實是四個字“陽儒陰法”,表面是儒家,內裡還是法家。政治領袖高高在上,想盡辦法“尊君卑臣”,一般老百姓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照顧,儒家的仁政理想永遠束之高閣。

    孟子還說過一句跟“緣木求魚”中的“木”有關的話: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

    我只聽說有從幽暗山谷飛出來,遷移到高大的樹木上的,沒有聽說從高大的樹木飛下來,遷移到幽暗山谷中的。

    現在有朋友搬家,我們祝他“喬遷之喜”的“喬遷”就出自這裡,也即從比較不好的地方遷到更理想的地方。孟子為什麼講這句話呢?當時有一位從南方楚國來的學者陳相,他本來是學儒家推行仁政的,到了滕國之後,見到一個人叫許行的人,就開始轉行,跟著許行學習農家。農家奉行神農氏學說,也是諸子百家之一,其特點是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主張每一個人連同國君在內,都要耕田養活自己,耕田之後才有飯吃,類似於一種人人平等的觀念。孟子就問了,如果一定要自己耕田才能吃飯,那也一定要自己織布才穿衣嗎?自己織帽子才戴帽嗎?自己做的鍋盤碗盞才用嗎?陳相說:“不是的,是用糧食換回來的。”孟子就反問他,那為何不兼作瓦匠鐵匠,樣樣東西都自己動手來做呢?陳相只好說,不可能一面耕田,一面做這些工作。孟子說:“那麼難道治理天下也能一面耕種一面操作嗎?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並且,一個人身上的用品,要靠著各種工匠來制作才能齊備,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後使用,那將率領天下人疲於奔命了。”接著,就是那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換句話說,一個社會中,分工合作是重要的,每一個人盡己所能,做他能做的事,然後互相交換,這才是正確的途徑。而陳相這位學者,放著好好的儒家不去研究,居然跟著許行去學農家,孟子感到很難過,說他好像從高大的樹木飛下來,飛到了幽暗的山谷裡。

    不過,孟子並不是反對農業,不是說種地不好,而是強調分工合作。一個國家需要有人來領導,但你叫領導人每天種地,他哪有時間來想國家大事呢?孟子認為,你當儒家學者,把五經、六藝學會了,可以做官造福百姓,但是你卻不努力,轉到農家,豈不是太可惜。因為孟子覺得還是儒家思想比較能夠兼顧人類生命的全方位需要,尤其是政治領袖,做一個正確決策發揮的效應,絕對勝過你親自耕田。

    3、與民共享

    “與民共享”的意思是:國君要跟老百姓分享他所擁有的東西。這句話出自孟子和齊宣王的一段對話。孟子在齊國擔任國家顧問,有機會就向齊宣王建議,希望他推行仁政,不斷改善及照顧百姓的生活。久而久之,齊宣王大概覺得孟子很可靠了,就跟他講了一些真心話。他說:“寡人有疾。”我有毛病,有什麼毛病呢?好勇(愛好勇敢)、好貨(愛好財物)、好色(愛好美色)。孟子聽到這兒,大概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因為這三種毛病在《論語》裡也出現過。孔子說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孔子把三種毛病分成人生的三個階段來說,但事實上很多人是不管生命的任何階段,都同時具備這三種毛病,齊宣王就是例子。不過齊宣王身為國家領袖,居然承認自己有病,膽氣可嘉。只要承認自己有病,就有可能把病治好;怕就怕有病而不肯面對,諱疾忌醫。但是他為什麼跟孟子說他有病呢?這使我想到一句尼采的話:哲學家是文化的醫生。一個時代的文化出了問題,要問哲學家。哲學家孟子的特色是,他認為人性向善,每一個人只要真誠,都會發現內心有一種力量在要求自己向善、擇善和行善。

    齊宣王在承認自己有病這個問題上很真誠,他說自己的第一個毛病是“寡人好勇”。

    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孟子·梁惠王下》)

    希望大王不要愛好小勇。手按劍柄,怒目而視,說:“他怎麼敢抵擋我!”這是平凡人的勇敢,只能對付一個人。希望大王擴而大之。

    孟子說,勇敢分兩種,第一種叫小勇,出於意氣沖動。走在路上看到有人瞪我一眼,就怒目而視,拔刀相向,這是匹夫之勇。第二種叫大勇,是為了主持正義,照顧百姓。譬如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發怒就安定了天下百姓,這叫做大勇。孟子說,大王愛好勇敢沒有問題,如果愛好的是大勇,老百姓還害怕你不“好勇”呢。他不但沒有批評齊宣王,還希望他把勇敢發揮到正途上,把天下的壞人、壞事全部斷絕,為百姓主持正義。

    齊宣王接著說了,我還有一個毛病,“寡人好貨”,喜歡財物。這是人之常情,孟子並沒有責怪他。

    昔者公劉好貨,詩雲:“乃積乃倉,乃裹乃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從前公劉愛好財物,《詩經·大雅·公劉》上說:“糧食囤積在倉庫,包裹干糧裝橐囊,安定百姓顯聲威。把箭張在弓弦上,干戈刀斧都齊備,這才出發向前行。”因此,留守的人有囤積的倉庫,出行的人有滿載的干糧,然後才可以出發遠行。大王如果愛好財物,與百姓共同享用,要稱王天下有什麼困難呢?

    公劉,傳說是後稷的曾孫,周朝的先祖。他帶領百姓積極從事經濟生產,使周朝的基業漸漸興盛起來。孟子說,您愛好財物沒有關系,如果能像公劉一樣,把財物與老百姓共享,要稱王天下有什麼困難呢?有一句話說得好,叫“藏富於民”。老百姓有錢,國君根本不用擔心錢的問題;相反,國君一個人拼命收集錢財,皇宮裡堆著珍珠寶貝,而老百姓生活苦得要命,國君還能夠享受嗎?

    齊宣王又說了,我還有第三個毛病,“寡人好色”,喜歡美女。這更是人之常情了。孟子也沒有責怪他,而是舉了一個詩經裡的故事。

    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雲:“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從前太王愛好美色,寵愛他的妃子。《詩經·大雅·綿》上說:“古公亶父,清晨騎馬奔馳,沿著西邊河岸,到了岐山腳下,於是姜氏女子,一起來此居住。”在那個時候,沒有不嫁而抱怨的女子,也沒有不娶而單身的男子。大王如果愛好美色,與百姓共同分享,要稱王天下有什麼困難呢?

    齊宣王想說,我很好色,一個人想把天下佳麗都藏在後宮。孟子說,你好色不是問題,那讓天下人都好色,男有分,女有歸,各個都有感情的歸宿,這不是很好嗎?從這裡可以看出,儒家並不是真的反對自然欲望,不像朱熹說的“存天理,去人欲”。說這種話的人,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孔孟思想是了解人的欲望,順著它去發展,但有一個原則,要由自我中心的欲望推廣到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一個人有欲望,要知道別人也跟我一樣有欲望,我不能只為個人欲望的滿足而傷害其他人,或者讓別人不要有欲望,我一個人來盡量享受,這樣是不行的。

    孟子真是聰明,他一再以“於王何有”來鼓勵齊宣王,對於齊宣王坦誠的種種毛病,不但沒有疾言厲色的加以批駁,而是“誘之以利”,鼓勵他施行仁政。孟子說,你這些毛病都沒有錯,關鍵在於是否“與民共享”,讓老百姓也能滿足這些自然欲望。所以,一個國君只要能做到“推己及人、與民共享”,就算他好勇、好貨、好色,也問題不大。因為一個社會的繁榮發展,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滿足自己正當合理的願望,國君也不例外。

    4、見牛未見羊

    齊宣王有一天坐在堂上,堂下有人了牽一頭牛從他前面經過。這頭牛拼命哀鳴,叫喚得很慘。齊宣王見了就問:“這頭牛要牽到哪裡去啊,它好像沒犯什麼罪就被判死刑了嘛,叫得那麼淒慘,把它放了吧。”牽牛的人說:“請問大王要廢除祭鍾的典禮嗎?”古代的禮儀,一口鍾鑄好之後,要殺一頭牛,把牛的血塗在鍾上,鍾才可以開始用。所以牽牛的人的意思是,你既然不讓殺牛,那麼祭鍾的典禮就沒法舉行了。齊宣王說:“你怎麼那麼笨,換一頭羊不就完了。”

    這件事傳出去之後,老百姓議論紛紛。大家覺得大王未免太小氣了,牛比羊貴,所以他祭鍾的時候就用羊換牛。這話傳到齊宣王耳朵裡,他覺得心裡很委屈。這時候正好孟子來見他,主動提起這件事,說:“我知道大王不是因為吝嗇才以牛換羊,而是因為不忍心看到這頭牛被殺啊。”齊宣王一聽,“於我心有戚戚焉”,覺得孟子真是了解他,說:“齊國雖然小,我怎麼會吝惜一頭牛呢?就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牛恐懼發抖的樣子,好像沒有犯罪就被置於死地,所以才用羊來代替它啊。”孟子怎麼回答呢?他是想盡辦法,利用一切機會,希望勸醒當政者來行仁政。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說:“大王不必責怪百姓以為您吝嗇。用小的代替大的,他們怎麼了解您的想法?大王如果可憐它沒有犯罪就被置於死地,那麼牛和羊又有什麼分別呢?”

    什麼意思呢?孟子說,大王你聽到牛在哀嚎,看到牛的樣子,覺得很可憐,難道羊就不可憐嗎?換句話說,你就算看到牛和羊都很可憐,那你看到了百姓的可憐了嗎?看到百姓恐懼發抖,民不聊生的樣子了嗎?既然大王的恩惠能夠推廣到牛羊身上,可是功績卻照顧不到百姓,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如果大王看到百姓因為戰爭、饑荒、剝削而陷於生離死別的痛苦中,難道不會心生憐憫嗎?同情牛羊而無法體恤百姓,這實在是不分本末輕重到了極點。

    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當時諸侯爭霸,征戰連綿,各國都在為了達到稱霸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一般老百姓的境遇非常悲慘。孟子有一次在和梁惠王談話中提到“率獸食人”四個字,道盡亂世的荒謬。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廚房裡有肥肉,馬廄裡有肥馬,可是百姓面帶饑色,野外有餓死的屍體,這等於是率領野獸來吃人。

    廚房裡有肥肉,代表豬養得很肥;馬廄裡有肥馬,代表馬吃得很好。動物的糧食都很充裕,老百姓卻瘦弱不堪,乃至於餓死,這不等於是帶著野獸來吃人嗎?孟子說這段話之前,先問了梁惠王兩個問題。他說:“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用木棍把人打死與用刀把人殺死,有什麼不一樣嗎?梁惠王說,沒有不一樣啊。孟子接著問:“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用刀把人殺死與用苛政把人害死,有什麼不同嗎?梁惠王就不敢說話了。原來孟子說來說去,說的是他。國君看到老百姓死於非命,然後還說這不是關我的事,是今年收成不好,運氣不好,事實上呢,“苛政猛於虎”,孔子所處的時代就有這樣的說法,一百年後情形更為嚴重。最後,孟子說:“野獸相互殘殺,人們尚且厭惡;身為百姓的父母,推行政事,卻不免於率領野獸來吃人,這又怎麼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呢?”

    孟子和這些國君談話非常懂得運用語言技巧,穿插的各種比喻非常生動。這些國君就算再怎麼不喜歡念書,不喜歡思考,也一聽就懂,懂了之後就要問自己,要不要改善?怎麼改善?然後孟子就借機說出他的“仁政”理想,勸他們推行仁政,勤政愛民。孟子通過這兩個關於動物的比喻提醒國君,你們見到牛和羊很可憐,不要忘記老百姓也很可憐;你讓自己養的動物食物充裕,卻讓老百姓活不下去,這是絕對錯誤的。當然,話雖如此,孟子說到最後還是不忘鼓勵齊宣王一下,稱贊他的不忍之心是“仁心”的發端。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

    沒有關系,這正是仁德的表現,是大王見到牛而沒有見到羊的緣故。君子對於禽獸,看到它活著,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聽到它的哀鳴,就不忍心食用它的肉。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君子總是會與廚房保持距離。

    這裡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或有德者。“君子遠庖廚”一語,不是為了給君子理由不下廚房燒菜,而是擔心君子的“不忍”因為接近庖廚而減損,最後對人也不再憐惜。孟子希望齊宣王能把對牛羊的“仁心”擴而充之到老百姓身上,能夠體恤百姓的疾苦,為百姓著想。孟子的這番苦心實在讓人感歎。

    5、不可忽視環境

    做任何事想要成功,都需要環境的配合。譬如孩子要學英文,你是找一個美國人當老師,還是找一個中國人當老師呢?答案很清楚,當然找美國老師,因為英語是人家的母語,中國老師英文再好,難免說一說就想用中文來解釋,小孩在這種環境下,語言不容易學得好。

    我自己就有經驗。我在美國念書時,女兒五歲。我把她放到美國小學念一年級,兩個月之後,她英文講得比我都好。因為英文好不好要配合發音、腔調,她講得跟美國小孩一模一樣,非常地道。但是回台灣念書之後,她的英文底子就忘了。她後來怪我怎麼不讓她繼續學英文。我說你在台北讓你學英文,學習的效果會很差,因為語言的學習尤其要環境配合,你沒有在那個環境下,根本沒辦法跟別人溝通,你不知道這句話在書上念起來和實際說出來是不是一回事。我現在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英文很差,因為打開《紐約時報》和《時代》雜志,很多字已經看不懂了,為什麼?因為時代在發展,他們漸漸改變了一些口頭用語,而你沒有在那個環境生活,你就跟不上,查字典也查不到。由此可知,環境對人學習語言的影響有多麼大。為人處事也是一樣。孟子有一次跟宋國大夫戴不勝談話。戴不勝說,有個叫薛居州的人,是個大好人,讓他在我們國君身邊,國君也會慢慢變好吧。孟子就講了一個學習語言的比喻。他說:“假定有一位楚國大夫想讓他的兒子學習齊國話,那麼是請齊國人來教?還是請楚國人來教?”戴不勝說:“請齊國人來教。”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他,許多楚國人干擾他,即使天天鞭打來逼他說齊國話,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帶他到齊國都城的街坊住上幾年,即使天天鞭打來逼他說楚國話,也不可能做到。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讓他住在大王宮中。如果大王宮中,不論年紀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大王能同誰去做壞事呢?如果大王宮中,不論年紀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大王能同誰去做好事呢?單靠一個薛居州,能對宋王起什麼作用呢?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古時候的教育也挺可怕的,因為會有體罰,小孩子學習學不好,要受到老師的鞭打。孟子以此為比喻的用意是要強調人要走上善途,需要環境的配合,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如果周圍都是好人,你想做壞事也沒機會;相反,周圍都是壞朋友,你要做好事也不可能。當然,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每一個人自主自由的力量,而是因為在古代社會,一個國君擁有極大的權力,真的需要有許多好的大臣來輔佐才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老百姓等著你實行好的政策,可以讓他改善生活;如果你沒有這麼做,他會慢慢忍耐,但是忍耐到極限就要起來造反了。孟子生活的時代天下已經很亂了,他總是想各種辦法希望國君可以盡快改善。因為國君做得好,老百姓才能跟著好,這是古人的想法。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國君如果做得不對,老百姓也要跟著受苦了。

    如何能讓國君實行仁政呢?孟子認為,光靠一個好人薛居州,或是個別幾個好的大臣,在他身邊教導,是起不了作用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反之,如果宋王四周的人都是努力行善之輩,那麼宋王想要作惡也不大容易了。這段話的道理雖然很平凡,但是足以告訴我們一個信息,就是儒家絕不是單單講究個人之發心立志,好像一個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獨自成就偉大的人格似的。事實上,從孔子的”擇不處仁,焉得知“一語開始,儒家就注意到人的具體生命與外在環境之間,有著極為深刻的互動關系。人的價值當然是由內而發的,基礎在於自覺和自願;但是這種價值必須落在人際關系的網絡中,才能得以實現。同時,人的自覺與自願不能離開對於具體處境的判斷,也就不能離開四周的環境了。

    6、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總希望做事情花一半的力氣,達到一倍以上的效果。孟子有一次跟弟子公孫丑聊天,談到當下局勢,他說如果哪一個國君能夠在今天這個時代推行仁政,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什麼?因為“仁德的君主不出現,沒有比現在等得更久的;百姓受暴政壓迫的痛苦,沒有比現在更嚴重的”。

    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孟子·公孫丑上》)

    饑餓的人吃什麼都容易滿足,口渴的人喝什麼都容易接受。孔子說:“德政的流行,比驛站傳達政令還要快。”現在這個時候,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實行仁政,百姓的喜悅就像解除了倒懸的痛苦一樣。所以,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只有在這個時候是如此。

    孟子說,一個人肚子餓的時候,吃什麼都好吃;相反,你如果已經吃得很飽,就算讓你再吃山珍海味,你恐怕也吃不下;同樣的,一個人口渴的時候,喝杯白開水就很高興了;如果根本不渴,給你喝再好的東西,你恐怕也不覺得好喝。所以,伙食好不好吃,水好不好喝,要看你本身的需要情況。如果現在天下太平,你行仁政,老百姓可能會覺得很自然;相反的,天下大亂了,民不聊生,這時候你來行仁政,天下人會非常羨慕你的百姓,就自然來支持你。最後,“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不僅是一倍的效果,甚至是四倍的效果了。

    孟子的說法好像有些誇張。他生活的時代,各國都在富國強兵,爭霸天下,老百姓只好犧牲奉獻,活得很苦。他用“倒懸”兩個字描寫老百姓的痛苦,等於人被倒掛著,頭在下,腳在上,是非顛倒,痛苦不堪,老百姓的生命完全無法安頓,活著只是受罪而已。孟子說這時候如果你能實行仁政,那效果可是不得了的。說實在的,聽到這樣的話,每一個國君恐怕都會動心,但這些國君有沒有做呢?沒辦法做。因為儒家讓你行“仁政”,首先要做到自我約束,節制欲望,不能有那麼多奢華的享受;不能說我國君在上面吃喝玩樂,你們底下人去行仁政吧,這是不可能的。行仁政首先要減少稅收,稅收一少,國君就無法充分享受了。所以,國君在行仁政與自身的利益之間必須做個抉擇,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真正能把孟子的話聽進去,並加以實行的國君就少之又少了。這時候,孟子該怎麼辦呢?他提到自己的選擇,說了四個字“綽綽有余”: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孫丑下》)

    我聽說過,有固定官位的,無法行使職權就該離去;有進言責任的,無法以言進諫就該離去。我既沒有固定官位,也沒有進言的責任,那麼我的行為要進要退不是寬綽而大有余地嗎?”

    孟子說這段話有個背景。他的朋友蚔蛙本來是齊國一個縣長,後來到齊宣王身邊擔任監察官,負責諫言,告訴國君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結果干了一段時間,沒什麼表現。孟子就跟他說,你縣長不干,干監察官,那你應該向國君諫言啊,讓他改善一下。蚔蛙於是真的去向齊宣王進諫,結果國君不采納,他就辭官走了。別人批評孟子說,你看你為蚔蛙考慮得倒是很好,那你自己呢?你不是也在齊國政府裡面擔任某些職務嗎?孟子當時在齊國擔任國策顧問,地位崇高,但是沒有正式的官位,也沒有進言的責任。所以孟子說這了段話,作為回應。孟子說,你不要批評我,我在齊國既無官守也無言責,所以不能怪我。換句話說,孟子是顧問的身分,空有仁政理想,但使不上力。他認為我要進要退綽綽有余,很從容。

    這兩段話前面講”事半功倍“是針對政治領袖,如何花很少的力氣,產生巨大的效果。因為”時機“很特別,天下大亂,別的國家都在瞎搞、亂搞,你這邊如果好好實行仁政,老百姓會非常感恩。後面講到”綽綽有余“是孟子自己。孔子曾提到做官有兩種,第一種叫做具臣,有專業能力的、盡忠職守的臣子;第二種叫做大臣,以正道來服侍君主的臣子。孔子用八個字描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我用正道來服侍國君,如果行不通,我就停下來,辭職了。孔子認為自己的學生中,像子路、冉有都有”具臣“的能力,但是還沒有辦法達到”大臣“的標准。孟子認為如果他有機會的話,他可以做到”大臣“,但是很可惜,沒有機會。他本身不是齊國人,只是客卿,從外國來幫忙的;雖然想勸導齊宣王推行仁政,進而匡濟天下百姓,但是國君不聽,他也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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