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志行仁
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自古以來,聖賢教人一定要先「立志」。志向不立好,等於沒有方向。「志」是「士心為志」,士是唸書人,唸書人心之所向就是「志」。《論語》裡孔子三次提到立志,第一次是立志於求學;第二次是立志於行仁,第三次是立志於行道或求道。所以談到志向,三個字跟它有關,第一是學,第二是仁,第三是道。
「仁」是什麼?《論語》五百一十一段話中,有五十八段討論「仁」;「仁」字共出現了一百零四次。從《論語》開篇念起,第三章就有一段很短的話: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孔子說:「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這種人是很少有真誠心意的。」
孔子這麼說是不是太嚴格了。在今天這個時代,假如你去求職,你說我不能巧言令色,我要剛毅木訥,那誰會讓你工作呢?找工作的時候,你一定要設法把話說得好聽,表情非常熱絡,才有機會。難道這樣做就「鮮矣仁」嗎?不要誤會,這裡的「仁」是指「真誠」。
學習儒家首先要知道「真誠」二字的重要性。因為人是所有動物裡,唯一可能不真誠的動物。你什麼時候看見貓學狗叫,或狗學豬叫的?沒有。只有人會偽裝,會造作,會選擇我要以什麼樣的方式跟別人來往。西方人談到「人格」用「PERSON」這個字,「PERSON」源於拉丁文「PERSONA」,「面具」的意思,也即做一個人是要戴面具的。面具代表你有各種能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碰到父母,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學校當老師,老師是你的面具;在家中為人妻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個人碰到不同的對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著調整。這是西方人的觀察,儒家也一樣。一個人怕就怕一輩子都不真誠,一直在演戲、做秀,玩兒假的,那就沒意思了。
所以,儒家講「仁」,從「真誠」開始,不虛偽,不掩飾,猶如赤子之心。《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真誠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是教化的主要內容,使人進入社會立身處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真誠」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我要普遍的對每一個人都真誠;二、我的真誠也要看對象,什麼樣的對象要求我做什麼事,我都用真誠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記內心的真誠。譬如我在學校教書很久了,上課也會巧言令色,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但我的心是真誠,是為了讓學生願意聽。因此,只要能做到從真誠出發,巧言令色不是問題。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動」。人活在世界上,從小時候開始,大部分的行為都是被動的。父母叫我們做這個,做那個;老師教我們這樣是對的,那樣是錯的;我們被要求守規矩,按原則,一切都納入規範。如果有一天沒有人管我們,沒有人督促我們了,我們還會主動去做好事嗎?很難講,說不定只要沒人注意,我們就胡作非為了。所以,一個人是否做到主動行「仁」,關係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屬於自己的。如果是被動的,什麼事都要別人看著、管著,那你是在應付別人,萬一出了事,也會找各種理由、借口。孔子有一句話叫:「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機會離我很遠嗎?不是的,只要我願意,「仁」立刻就來了。譬如我坐公車,上來一位老太太,我願意讓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過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幫他一把,馬上也是「行仁」。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別人來往,一定有很多機會可以「行仁」,但是必須從被動變主動,成為自己願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價值。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論語·顏淵》)一個人要行仁,須從自己開始,而不能從別人開始。別人不能幫你行仁,或強迫你行仁。如果是別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別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個主體性——就是你自己,主體性確立之後,才能有主動性。
綜上所述,儒家所講的「仁」有兩個要求,一是真誠,二是主動。當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力量出現之後,就是孔子所謂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嚴和價值會被不斷地展現出來,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2、行仁與為善
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善與惡是我們都熟悉的概念。有人問,既然儒家叫我們行仁,那麼行仁與為善有什麼關係呢?它們是同樣的意思,或是說有不同的內容?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沒有好人?當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這樣的話,孔子又何必另造一個「仁」字來鼓勵大家呢,直接講「善」不就行了嗎?可見,行仁和為善還是有差別的,關鍵差別在於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會的規範或別人的期許,但不見得知道為什麼要做好人。知道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做好事,牽涉到人性是什麼的問題。
儒家關於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兩種立場,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這些年以來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沒有說過人性是什麼呢?沒有明確說過,但他隱然接受的信念則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嗎?如果是性本善,應該說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個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當領導者體現出善行時,老百姓自然聞風景從,說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趨向。因此,「仁」這個字,雖然離不開「善」的含義,但不僅僅如此,孔子的「仁」與其說是名詞,不如說是動名詞,指涉動態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時也指涉動態的人之道——擇善固執。所以,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裡仁》)
孔子說:「只要立志行仁,就不會做壞事了。」
為什麼?因為「仁」既真誠又主動,一個人真誠而主動的為善,代表他行仁的開始。在儒家思想裡,真誠與邪惡是勢不兩立的,因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個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誠。一個人真誠向善,才會自發的要求自己去做該做的事。
舉個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貼著「童叟無欺」四個字。第一種考慮是為了我將來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樣價錢,絕不會欺騙你們,講信用;第二種是我不考慮將來生意好不好,只為了我應該「童叟無欺」,我就要做到「童叟無欺」。行仁與為善的差別就在於此,儒家的行仁指的是第二種,是一種自我要求,一種道德價值,我不考慮外在的利害,只考慮我該不該做。接著孔子講到另外一段話: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裡仁》)
孔子說:「只有行仁者能夠做到喜愛好人,厭惡壞人。」
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一般人是喜歡朋友,討厭敵人。但我們的敵人不見得就是壞人,他跟你為敵恐怕是因為利益或觀念上的某些衝突。真正的仁者怎麼做呢?客觀判斷,沒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顧慮。不能因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壞事我也包庇縱容;這個人是我的敵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這樣一來,就變成不問是非了。如果對方也按照這種方式來對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對於壞人好人,都有一種客觀的評價,絕不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敵人,就喪失了公正的原則。
這就是善者與仁者的差距,也許表現出來的行為一樣,但內心的動機卻有差別。「為善」可能還會考慮到將來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則只會考慮到自己該不該去做,不管外面條件怎麼改變,也許要冒各種風險,也許會遭受批評,但是你只要認為自己該做,就可以堅持。相反,如果只考慮到外在的利害,那麼外面條件一變,你恐怕也就跟著變了。所以,孔子對於「善人」總是不太放心,總覺得一個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種善的要求,不見得他內心真的覺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該做的事。兩者開始很相似,後面的表現,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3、六位仁者
儒家思想不是一種泛道德主義,不是說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離開外在的事功,事業、功勞與德行要配合起來。
人生有目的嗎?如果有,目的是什麼?如果沒有,活著又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拿去問孔子的話,他恐怕會說,人生的目的就是「行仁」啊。聽到這樣的答案,大概每個人都會感到壓力,因為根據我的簡單研究,孔子在《論語》裡只稱讚六個人合乎「行仁」的要求,並且這六人當中的五位,下場都很淒慘。
《論語·微子》開篇就說,「殷有三仁焉」,商朝末年有三位行仁的人: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子離開了紂王,箕子淪為他的奴隸,比干勸諫他而被殺死。
換句話說,這三人能夠入選,都跟一位有名的壞人商紂王有關。第一位仁者微子啟是商紂王的庶兄,母親生他的時候還不是王后,只是「帝乙之妾」,後來被立為王后,生了紂,所以由紂來繼承王位。商紂王后來變壞了,微子屢次勸諫,紂王不聽。微子便跑到「微」這個地方,在今天山西、山東一帶,是他的封國。後來武王伐紂,微子「肉袒面縛乞降」,袒露上身,雙手捆縛於背後,跪地膝進,左邊有人牽羊,右邊有人秉茅,向武王請罪。武王將他釋放,宣佈恢復他原有爵位,以示寬厚為懷。
第二位仁者箕子是商紂王的叔父。《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象箸而箕子唏。」看到商紂王變壞,只好裝瘋賣傻被當作奴隸,後來被關進牢裡。武王滅商後,把他釋放,親自向他請教治國之道。結果,箕子不願當周朝順民,領了幾千人經山東東渡朝鮮半島,就是今天的北韓,創立了朝鮮歷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也就乾脆落個順水人情——「以朝鮮封之」,現在北韓還有箕子的墓和廟。
第三位仁者比干也是商紂王的叔父,被譽為「亙古第一忠臣」。他二十歲就以太師高位輔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輔帝辛即紂王。兢兢業業干了四十多年,輕徭薄賦,發展生產,富國強兵。卻在六十三歲上,因為諫言紂王被剖心而死。
除了這三人,另外兩位仁者的下場也令人同情。他們是孤竹國的兩位王子,一個叫伯夷,一個叫叔齊。伯夷為了讓叔齊繼承王位,離開國都,誰知叔齊知道後,也跟隨而去。兩人都不想繼承王位,跑到西邊周武王的地盤。當時周武王正準備起來鬧革命。伯夷叔齊說,你最好不要革命,因為商朝已經統治六百多年了,大家都習慣了,你起來革命等於造反。但周武王說,商紂那麼壞,不革命不行,要對百姓有交待。結果周武王革命成功,商紂王被殺了,變成周朝的天下。伯夷叔齊兩兄弟就說,不行,我不要吃你周朝的食物。其實食物哪裡分什麼周朝商朝的。但這兩人非常清高,逃到首陽山上活活餓死了。司馬遷寫《史記》時,特別給他們寫了列傳,替他們打抱不平,說天道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有這麼可怕的命運呢?等於善沒善報,惡沒惡報。可是孔子說,伯夷叔齊這兩個人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他們所追求的是行仁,也達到行仁的結果,因此不會抱怨。那麼,行仁是不是都會下場很慘,甚至殺身成仁呢?孔子並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者不會為了追求活命而傷害仁義,他可以殺身成仁。但這是一種極端情況,一般情況下沒有必要如此。
這五位之外,《論語》裡提到的第六位仁者是管仲。管仲的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是齊桓公的宰相,一輩子只有年輕時比較辛苦,後來都是榮華富貴。這樣一個人,孔子為什麼稱讚他呢?因為他做了一件事,通過外交手段避免了春秋初期的戰爭,使百姓不必經歷生靈塗炭。「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論語·憲問》),「民到於今受其賜」,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百姓到今天還受到他的恩賜。所以孔子說他合乎行仁的要求。
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不是一種泛道德主義,不是說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離開外在的事功,事業、功勞與德行要配合起來。你要能夠替眾人積極地做一點好事,讓大家和睦相處,讓社會更為和諧,譬如你當縣長,能夠把整個縣治理得很好,孔子也會稱讚你做到了行仁的要求。
「仁」這個字,孟子說是上天給人最尊貴的爵位,是人活在世界上最安穩的住宅。儒家講「仁」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界上,從真誠開始,主動走上正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生命跟大眾的福祉結合在一起,做自己該做的事情,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的儒家應該是這種立場。孔子本人,雖然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但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最後以自己的德行和學問開創了儒家學派,使後世每一個人學過儒家都能瞭解人生的目的在於「行仁」,由這個目的出發,人的生命才能不斷成長,最後達至圓滿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也是一位仁者。
4、立志求道
因為一個人如果放棄志向,就會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裡航行,沒有了羅盤針,那麼它就根本沒有什麼「航海」的問題,只是在漂浮而已。
有一次,我得到一個機會到山東曲阜,參觀孔子研究院。一進門就看到四句話,前兩句是「志於道,據於德」,再往裡面走,是「依於仁,游於藝」。孔子研究院一定認為這十二個字能夠代表孔子的思想,所以才放在進門的地方。但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先說了道、德、仁,最後又來了個藝術的「藝」呢?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孔子說:「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確實把握德行修養,絕不背離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藝文活動。」
第一個「志於道」,「道」代表人生的康莊大道,指人生理想或完美人格,所以要立志追求。也就是說,你要做一個人,不能只做生物而已,要立志於走上人生的正途。人一般立志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代表現在還沒有做到,已經做到就不用立志了。志於道的「道」恐怕一般人一輩子也做不到的,但是做不到也要有這個志向,沒有志向就沒有方向,沒有方向你的生命只會在原地打轉。
第二個「據於德」,「德」指個人的德行修養。一個人做好人做好事,修煉自己的道德,到最後會有心得,而這個心得你一定要緊緊把握住,要不然進一步退兩步就可惜了。「據」就是要緊緊把握的意思,好不容易修煉出一點德行,要好好抓住它,不要退步,要一直往前走下去。
第三個「依於仁」,「仁」是在個人身上顯示的人生正途。「仁」與「道」不同,「道」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路,「仁」不能離開個人,是個人的路。每個人都不同,譬如你做生意,你是學者,你要就你本身可以走的路去走,擇善固執,絕不背離,叫做依於仁。
最後「游於藝」,「藝」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可以統稱為藝文活動。「游」代表優遊自在,涵泳其中。人的生活不能太緊張了,一天到晚講人格、德性、仁義,神經繃得很緊,會帶來壓力。人的生命需要調節,「游於藝」是說你在休閒的時候,不妨下下棋、唱唱歌、打打球,放鬆一下。今天所謂的運動休閒活動都屬於「藝」的範疇。由此也知,我們以前講孔子,很容易把孔子說成是硬梆梆的人,好像每天都在教導別人,其實不是的;孔子的生活很豐富,愛好廣泛,情感細膩,這都跟「游於藝」有關係。
接下來,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裡仁》)一個讀書人如果立志走上人生正途,但卻恥於粗糙的衣服與惡劣的食物,這樣的人不值得與他多談,因為他的立志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以生活貧困為恥,代表他志向卑微。而在孔子心目中,「士」,也就是讀書人,應該努力成為君子,應該努力培養才德、獲取官位、造福百姓。
當然,孔子這麼說,並不是讓讀書人一定要過貧窮的生活,而是說讀書人心裡掛念的不應該是生活條件,而是人生的理想。所謂「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讀書人如果留戀安逸的生活,就沒有資格做個讀書人。因為衣食住這種具體的生命要求,是人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例如,一個人需要吃飯,不吃飯就會餓死。因此吃飯是人的必要條件。但是光吃飯,不足以做人,「足以」二字就是充分條件的意思。那麼,足以做人的東西是什麼呢?道。《論語》裡有一句話可以參考。子貢以前窮困,後來發財了,他請教老師,如果一個人貧窮而不諂媚,富有而不驕傲,老師以為如何?孔子說,不錯了,但是還不夠好,「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道」是人生正途。一個人不論在什麼環境下,如果都能堅持行道,並且以此為樂,就接近「人之成」的境界了。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即使一國的軍隊可以被奪去主帥,一個老百姓的志向卻不可輕易放棄。因為一個人如果放棄志向,就會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裡航行,沒有了羅盤針,那麼它就根本沒有什麼「航海」的問題,只是在漂浮而已。用船行大海來比喻人生在世,是很恰當的。人生在世,如果能「志於道」,他就會有方向,每天順著方向努力去走,再怎麼慢,也有走到終點的一天。
5、一以貫之
我們讀《論語》時,對於孔門弟子的話要有一個分辨,就是:學生的話代表他們個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於」孔子的想法。
「一以貫之」這四個字太重要了,孔子在《論語》裡說:「吾道一以貫之」。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今天如果做測驗,讓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生們回答,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恐怕大多數人會說出曾子那句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真是孔子的道嗎?
「一以貫之」第一度出現跟孔子的學生子貢有關。子貢小孔子三十一歲,非常聰明,口才了得,是言語科裡的高材生。但聰明人說話愛犯一個毛病:比較。喜歡比一比誰好誰差。他觀察自己的老師,認為孔子「多學而識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賜(子貢的名為端木賜),你以為我是廣泛學習並且記住各種知識的人嗎?」子貢回答說:「是啊,難道不是嗎?」孔子說:「不是的,我是有一個中心思想來貫穿所有的知識。」
子貢以為老師年紀大,書念得多,記憶力不錯,然後出來教學生,好像一個有腳書櫥。但孔子認為自己不僅如此,他說我雖然有很多學問,卻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中心思想來貫穿。一個人如果沒有一個中心思想把他的學說連貫起來,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好老師呢?又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好的哲學家呢?可惜子貢沒有接著請教老師,到底什麼是您一以貫之的東西。這個事情就變成公案,不了了之。
我覺得孔子心裡大概很想找個機會公開說一下自己「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他教五經六藝,教禮樂詩書,卻不能教自己的思想。因為學生跟老師唸書是希望將來做官,做官只問你知識學會沒有,不問你有沒有學孔子的思想,因為孔子當時還活著,還沒有成為大家推崇的哲學家。孔子有一次上課主動對曾參提起這個話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裡仁》)
孔子說:「曾參啊,我的人生觀是由一個中心思想貫穿起來的」。曾參說:「的確如此。」孔子出去後,別的學生就問曾子:「老師所指的是什麼?」曾子說:「老師的人生觀只是忠與恕罷了。」
曾子的說法恐怕有些問題。第一,曾參的年紀比孔子小四十六歲,比他更年輕的學生只有一位子張,比孔子小四十八歲。就算他十五歲跟著父親曾點去聽孔子的課,最多只有十年左右親炙孔子的機會。孔門的資深弟子甚多,跟著老師周遊列國的都算在內,也不見得有誰可以瞭解孔子。第二,曾參在孔子的學生中屬於反應比較慢的,孔子說他「參也魯」,魯就是魯鈍,資質與慧根均非上乘。至於本性善良、事親盡孝,則是他的特色。因此,如果弟子中有人可以瞭解孔子的道,大概還輪不到他。第三,何況,孔子曾經歎息:「沒有人瞭解我啊!」「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然而,為何孔子會選擇曾參來表示心意呢?也許因為曾參年紀較輕、比較好學,可以乘機請教;也許因為曾參正好在孔子身邊。結果孔子主動提起這個話題,曾參卻回答:「的確如此。」孔子聽了,馬上離開教室,反應很激烈。也許他本來希望曾參回答:「何謂也?」老師,你以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沒想到曾參居然說:「是的」。連這麼年輕魯鈍的學生都懂得我的道,那我還說什麼呢……後面悲劇就發生了。別的學生問曾參,老師說的道是什麼?曾參回答,老師的人生觀只是忠與恕罷了。最後三個字「而已矣」不太負責任了,孔子這麼重視的一以貫之的道,居然被曾參說成「忠與恕而已矣」。這是初中生說話的口吻。
這是孔子教學失敗的案例。「忠恕,違道不遠」語出《中庸》,忠恕離開道不遠,代表忠恕並不是道,只是離道不遠而已。孔子的道絕不只是「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朱熹《論語集注》),這只是人我關係,為立身處世的原則。孔子的道還包括知行,我所知道的跟我的行動一致,包括生死,如何生與如何死,包括天人,天命與人性,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字:仁。「仁」才孔子「一以貫之」之道的標準答案,所以他才會說出「殺身成仁」「蹈仁而死」這樣的話。而曾參所說的「忠恕」只是他自己對於孔子人生觀的理解,並不等於孔子的思想。我們讀《論語》時,對於孔門弟子的話要有一個分辨,就是:學生的話代表他們個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於」孔子的想法。而且孔子過世時,曾子才二十七歲,即使認真致力於學與行,仍不表示他在年輕時就能領悟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麼。我們後來看他談到「任重道遠」,指出仁與死的關係,則又顯然肯定「仁」才是一以貫之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