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正文 第12章
    吳成業扭頭就走了,他是那種說得出來就能做得出來的人。黃以恆最終沒能讓吳成業幫上忙,他讓宣中陽代表他去跟吳成業又談過兩次,希望他能改一改圖紙,找外地專家設計還得多花好幾萬。吳成業說:「在錢和政治之間,錢必須要服從政治。黃以恆在乎錢就不會搞這個花架子工程了,現在許多農民都說沒錢,要蓋就讓縣裡掏錢。我看他怎麼辦。」宣中陽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對黃以恆說:「這個吳成業也許適合到地震局當局長。」黃以恆坐在那裡,沒有說話。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終於意識到感冒並不是外部的風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體內部出了問題,內部出的問題才是病災的根本原因,後來他又發覺這個結論實際上沒什麼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早就講過,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

    鄭天良從北京回來後,那種感覺也就是成語中所說的「滿面春風」,他見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煙,他本想給黃以恆一包「中南海」,但覺得那樣做未免有點討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黃以恆剛抽完一支的時候,又遞上去一支。鄭天良有一種被接受洗禮後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黃以恆說起了中央領導跟他們在一起照相的時的情景,許多人為了能搶到跟中央首長最近的位置,甚至還發生了一些擁擠,鄭天良說他就站在最後一排,他將照片拿出來給黃以恆看,黃以恆看到鄭天良站在後面只露出一顆腦袋,僅有一粒黃豆那麼大。黃以恆說:「不管怎麼說,你總算是跟中央領導留過影的人了,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們全縣黨員的驕傲。」鄭天良也不怎麼謙虛了:「我雖然做的還不夠,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從來都是把黨的原則和組織紀律當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鏡子,時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個人利益為重了。」黃以恆說:「這一點人民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議並沒有人站出來反對,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連跟你爭吵的田來有都沒有表示異議。噢,我還要告訴你一聲,這半個月你不在家,我們已經將省建行的錢又爭取過來了,梁書記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劉行長都喝得夜裡在旅館裡吐血了。所以錢的問題你也就不用擔心了。這半個多月出去也夠辛苦的了,先休息兩天,洗洗澡,換換衣服,調整好了以後,再來上班。」

    鄭天良說要立即投入工作,黃以恆說在家陪陪嫂子吧。鄭天良說老夫老妻的了有什麼好陪的。黃以恆說就這樣吧,說著就被宣中陽喊去參加電子元件廠的奠基去了。

    鄭天良覺得有些奇怪,為什麼讓他休息幾天,這可是從來沒有過先例,縣裡的七品官們還沒那麼嬌貴,還有就是電子元件廠奠基,他這個分管工業和負責工業區的副縣長為什麼不去。他有些糊塗了。

    兩天後,黃以恆將鄭天良找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天很冷,黃以恆讓縣委辦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個煤爐來取暖。等他們點上煙,泡上茶的時候,屋子裡已經很暖和了。黃以恆這次先給鄭天良遞上煙,他說:「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難辦,我也拿不出什麼好主意。市裡盯得緊,我想也許這件事只有你能幫我解圍了。」

    鄭天良說:「有什麼事,你就直接說吧,再說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麼事,也不存在什麼幫忙解圍。除非你是私事。」

    黃以恆誠懇地說:「說起來我們現在是上下級,但論年齡你是我兄長,論能力你比我強,論資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級,有些很困難的事我還真不好以組織的名義向你提出來,但我想來想去,這件事還是得向你開口。」

    鄭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話你就直說嗎,我能做的事還有什麼推托的,這點組織原則還是有的,更何況我還是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嘛!」

    黃以恆說:「你老兄能有這個姿態,我也就放心了。我們縣作為全省的改革試點縣,爭來也是不容易,老書記梁書記也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試點縣壓力太大,我前天洗頭的時候,發現頭髮居然掉了不少,你看頭頂已經剩不了幾根了,還不到四十就這樣了,五十歲一過真不用洗頭了。當然了,試點縣也有許多政策上的優惠,貸款上的優惠,專項資金上的優先劃撥,這都是其他縣想爭也爭不來的。老書記對我們年輕幹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沒有實現的一些宏偉理想通過我們這些年輕幹部來實現,所以要求也很高,總是說要給我們壓擔子。我們都是老書記發現和培養的,所以對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議是沒有理由不執行的。關於在三省交界的王橋集建經濟實驗區的事,上半年我就採取了拖的態度,但老人家最近追得很緊,批評我執行不力,並要求我們縣在年底前就要搭好架子,籌備組人員全部到王橋集報到,一期建農貿市場批零中心的五百萬年底前一定要到位,其中省裡撥二百萬,市裡一百萬,縣裡拿二百萬,二期明年下半年建小商品城,投資兩千萬,也是三家出錢。試驗區是副縣級建制,要派一個能力強,懂農業和商業的年輕幹部去擔任試驗區管委會主任,這個人選可把我愁壞了。我想來想去,實在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因為那裡的工作難度太大,一條小街,經濟也不是發達,沒有人能在那裡幹出名堂來,全縣找不到能打開新局面的具有開拓精神的幹部來,說老實話,甩手當官容易,真要是干實事,開拓出新的事業來,根本就不容易,這一點我們兩人是最清楚的。現在想要去的人很多,但我能答應嗎,能放心嗎?那裡干垮掉了,我怎麼向老書記交差,怎麼向全縣三十八萬人民交待。所以這一段時間來,我簡直是徹夜不眠,想來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適,只有你能為我解這個圍,只有你能在那裡幹出事業來。所以說,今天我找你談這件事,既是代表組織,也是代表我個人,因為如果找不出合適人選來,我這個一把手就是無能。」

    鄭天良被黃以恆的誠懇打動了,他說:「我當有多大的事,實驗區我去幹不就行了,作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我是沒有理由討價還價的。還有哪些具體要求,你就直說吧,我很快就可以把班子搭起來開展工作。」

    黃以恆用一種感動的目光看著鄭天良,他真想跟他握一下手,但他還是忍住了衝動,他說:「我以個人的名義向你表示感謝,以組織的名義保證給予你全力的支持。合安縣綜合經濟實驗區是副縣級建制,這是市裡明確過的,你去了後的職務是縣委常委、副縣長兼實驗區管委會主任,為什麼要這樣安排,我的考慮是,進入常委後便於你開展工作,保留副縣長我也是有想法的,也就是說你老兄什麼時候覺得不想幹了,隨時可以回來,給你留一個實職的位子,不能讓你回來一腳踏空。車輛配備一部新桑塔納和一輛三菱麵包車,雖說離縣城三十五公里,但開車回來也只要半個小時,嫂子去工作也行,留在縣城也行。總之,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三年後實現億元交易額,這樣我們『五個億元鄉鎮』就可以很快增加一個,你的擔子絕不輕鬆。」

    鄭天良非常簡單地看待這次人事安排,所以答應得非常爽快,他覺得自己可以獨擋一面地大幹一場了。

    而當鄭天良去王橋集綜合經濟實驗區上任後,縣城裡政界的人只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想到,黃書記不動聲色地就將『五八十』工程的釘子給拔掉了。」

    黃以恆的談話在許多年後被鄭天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到實驗區是組織安排,剛剛當選的全國優秀共產黨員應該是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的。二是戴高帽子給足面子,將鄭天良打扮成一個除了他實驗區就地球不轉了的唯一人選。三是激將法,這個工作不好幹,是全縣沒有任何人能勝任的,所以你去上任就是全縣唯一能幹的人材。四是以情感人,以情動人,安排好位子,還進入常委,隨時都可以回來,縣裡還留著位子,可進可退,進出自由。但一當你上任了,實際上也就騎虎難下了,對於鄭天良這樣的人,好進不好退,幹好了是縣裡的支持,幹不好就是你的無能,回來也只能是灰溜溜的。五就是通過這些明升暗降、表面重用實際是棄用的方式將影響著「五八十」工程順利進行的保守僵化不適應時代潮流的絆腳石搬開。

    上任的那天,王橋集還舉行了隆重的實驗區掛牌儀式,市委梁書記、縣委黃書記及五大班子全體成員全都到場,省市縣電視台攝像機反覆轉動著,將一張張光輝燦爛的臉留在了膠片上。

    儀式結束後,黃以恆對鄭天良說:「今後由我的司機沈一飛負責為你開車。」

    鄭天良說:「怎麼好意思用你的司機呢,我重新配一個司機。」鄭天良不喜歡沈一飛。

    黃以恆說:「沈一飛技術好,我就忍痛割愛一回吧,要讓他充分保證你的安全。」

    這時,大家招呼上車了,所有領導和來賓們都跟鄭天良握手道別,幾輛大麵包車在滾滾塵煙中疾馳而去,當鄭天良孤獨地站在路邊向麵包車揮手告別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遠離了合安縣的政治核心了,實驗區的牌子臨時掛在鄉政府牌子旁邊,有點寄人籬下,更像一個不合法的偽政府一樣被懸掛在冬天的風中。

    鄭天良產生這種感覺的時候,他似乎意識到了一點什麼。但這時候,過年的日子已經臨近了,小鎮上到處都是殺豬宰羊的聲音,鞭炮聲斷斷續續地響起,空氣中瀰漫著火藥的香味。安排好了單人宿舍,支好了取暖的煤爐,他彷彿又回到了朝陽公社。

    鄭天良打電話讓沈一飛來接他回家過年,一切只有等年後再說了。

    縣城裡五條商貿大道一起修,拆遷工程龐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成為廢墟,站在縣政府辦公樓裡向下看,整個縣城像被剛剛轟炸過一樣呈現出一派劫後餘生的荒涼,砍倒的樹歪在碎磚斷瓦中,乾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氣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絕望。黃以恆對鄭天良說,「毛主席講過不破不立,我們正在破壞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

    數千老百姓在帳篷裡度過了除夕,他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聲中。

    各個鄉鎮舞龍、舞獅的隊伍都來了,鑼鼓隊、高蹺隊還有一些花燈在縣城的廢墟上經過。他們盲目樂觀的情緒感染著每一個市民,市民們在這些隊伍經過時就自發地燃起了鞭炮,縣政府大樓頂上的高音喇叭裡整天播放著《亞洲雄風》的歌曲,這一年北京要舉行亞運會,縣城裡的人被歌聲鼓舞著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

    大年初二鄭天良回鄉下給姐夫拜年,去年他給姐姐買了一件羽絨服,姐姐說穿不慣這輕飄飄的東西,還是老棉襖厚實,鄭天良說姐姐你的胃不好這衣服是暖胃的,姐姐就說讓兄弟破費了,鄭天良說沒有姐姐我就活不到今天,說到往事,姐弟倆唏噓不已,沒想到姐姐還沒將衣服穿熱就去世了,鄭天良看著姐姐的遺像愣了好半天。今天他給姐夫帶去了一條「紅梅」香煙和兩瓶縣酒廠生產的「合安特曲」,周玉英帶著女兒清揚在廚房裡幫著洗菜做飯,而外甥大寶卻在舅舅來的這一天出遠門到同學家去了,他對父親說不想見舅舅。飯後姐夫對鄭天良說:「玄慧寺是靠鄉鄰們籌錢修的,才建了三間正殿,悟能法師雲遊四方也化了不少緣,你要是能批就批一點錢,村裡人對你有些意見,再說悟能法師就是靈,他說今年國家要出事,你也有災,全應驗了。天安門鬧出了人命,你也被下放到了鄉下。」姐夫遲疑了一下,帶有徵求意見地說:「你最好去玄慧寺燒幾柱香,也請法師給你解一解凶結。」

    鄭天良當然不會去玄慧寺燒香拜佛,他說:「我是共產黨的縣長,怎麼能幹這種事。」但他說完後心裡卻有些虛怯,他沒想到當了常委後卻被理解成了遇到凶險,到王橋集實驗區被看成了降職,鄭天良覺得姐夫的話肯定不是代表他一個人的觀點。他不會解釋什麼,但心裡還是有了一些當年剛坐沙發時的感覺,有點不踏實。

    回到縣城後,黃以恆要請鄭天良一家過來吃飯。黃以恆想推掉,他不願意搞這種吃吃喝喝的名堂,但周玉英卻非要去,就說:「大過年的,你抹人家黃書記的面子,還有一點人情味嗎?錢萍說老母雞湯她昨天就燉好了,還燒了你最喜歡吃的紅燒豬蹄。」鄭天良問錢萍是怎麼知道自己喜歡吃豬蹄的,周玉英說是黃書記說的。鄭天良聽到這裡心裡還滋生出一些感動來,吃豬蹄還是十多年前在朝陽公社食堂時的習慣,那時每到星期天加餐,食堂萬師傅總要給單身的公社幹部們加一個葷菜,徵求鄭天良的時候,鄭天良就說紅燒豬蹄,工資低,一個星期只能奢侈一次。

    周玉英要帶點禮品到黃以恆家去,鄭天良不同意,周玉英說過年不能空手到人家去,你去鄉下不是也帶禮品給你姐姐姐夫嗎,鄭天良說那是親戚。周玉英堅持拎上了從姐夫家帶回來的一瓶芝麻油,鄭天良看了看就沒再爭執什麼,但他心裡還是有點怪怪的,那是一種吃飯時牙齒硌到了一粒沙子一樣的感覺,雖不傷人但又很彆扭。

    兩家雖說一個在院子東頭一個在西頭,鄭天良從來沒踏進過黃家的門,倒是黃以恆為周玉英工作的事到鄭府上徵求意見,黃以恆將私事放在私下的場合辦,將鄭天良的事當作是自己的事來辦,大年初三又將鄭天良一家人請到自己家裡,這就多少將兩人的關係放在私人的範圍裡來對待,而這兩次私人交往如果要概括一下主題的話,即黃以恆不僅對鄭天良尊重和關心,而且願意以一種私人感情來消化工作中的一些分歧和社會上的許多謠傳。

    黃以恆一見面就緊緊握住鄭天良的手連連道賀:「鄭兄、嫂子,新年好!快請進!」

    鄭天良也同賀新春,周玉英手裡拎著一瓶芝麻油奔廚房找錢萍去了,兩位縣長夫人見面就談如何燒菜的事。兩個小孩在院子裡玩起了花炮和橡皮筋,下午的陽光落在院子裡,冬青樹和臘梅花的枝葉與花瓣相輔相成。

    黃以恆讓鄭天良坐在沙發裡,鄭天良個子高大,一下子又陷進了彈簧裡,不過他很快調整姿勢讓自己穩定下來。黃以恆泡茶遞煙的動作極其熟練,這讓鄭天良又想起了朝陽公社的一些生活場景,這種歷史場景的還原總是容易破壞鄭天良平靜的情緒,這時,他就感到歷史確實是一個包袱。

    黃以恆坐下後說:「年初一要去幾個退下來的老幹部家拜年,昨天去建群外婆家拜年,直到今天才有空請老兄過來敘敘。」

    鄭天良說:「我也是從鄉下才回來,總體看來,農民收入有提高,但思想覺悟始終提不高,過年就是忙賭錢,還有就是封建迷信活動很盛行。」

    黃以恆說:「是呀,我們現在改革遇到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觀念和行動都跟不上去,這一點你在幾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觀點是很準確到位的。」

    一提起那篇文章,鄭天良很自然又聯想起了行政幹部學院的日子,又想起了省委魏廷旺副書記。這種聯想讓鄭天良無法面對往事。他岔開話題說:「沒想到你家裡比我家也好不到哪兒去,也不裝修裝修?」

    黃以恆指著簡陋的傢俱和樸素的牆壁:「好像比你面積要大一些,多一間房,另外就是我有十七寸的彩電,就好這麼多。」

    鄭天良也就順水推船地說了一些心裡話:「可我們有些幹部卻把掌權當著撈錢的工具,我真搞不清他們是怎麼想的?」

    黃以恆說:「是呀,錢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要那麼多有什麼意思。我記得好像是香港的哪位富豪說過,人是1,錢是0,錢越多,0就越多,比如從100到10000,如果人沒有了,也就是1沒有了,剩下的全是0了,錢就毫無意義了。」

    他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一些盡可能與工作無關的輕鬆的話題。黃昏在他們談話的過程中一點點地來臨了。廚房裡的菜香味一陣陣地飄過來,錢萍招呼吃飯。

    兩家六口人,桌上堆滿了二十四個菜,冷盤、熱炒、燒菜、燴菜、湯煲一應俱全,鄭天良差點說出了「吃飯還要搞這麼多形式主義幹什麼」,但大過年的,場合不對,也就不說了。黃以恆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邊給鄭天良倒酒,一邊解釋說:「我這可不是什麼搞腐敗撈來的,我是特地為你來在百貨公司買的,當然了,這是錢萍開後門買來的。我們兩個在縣裡一年忙到頭了,開後門買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麼滔天罪行。」

    鄭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反駁黃以恆,即使能找出來,也不能在黃以恆將自己待為上賓的時候,為一瓶好酒上綱上線。

    黃以恆不停地給鄭天良夾紅燒豬蹄,又招呼錢萍給周玉英舀老母雞湯,從場面上看,不像上級請下級吃飯,倒像下級請上級吃飯。鄭天良在這種感覺中對黃以恆就多了一份情感的東西,情感就像老母雞湯,又濃又稠,讓你無法拒絕。

    兩個孩子吃兩口,就去玩一氣,他們對吃飯不感興趣,他們生活在遊戲中。

    桌上實際上只有四個大人在吃喝,黃以恆倒了滿滿一大杯酒敬鄭天良夫妻倆:「我一直是把老鄭當作兄長來尊重的,這不僅是因為老鄭年齡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級,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的合作中,無論我們遇到什麼工作分歧,但最終都是老兄讓著小弟,而且在很多謠言和挑撥離間中能保持清醒的頭腦,這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義向鄭兄和嫂子表示感謝。」說著一仰脖子將酒全都倒進了喉嚨裡。

    鄭天良也站起來回敬黃以恆夫妻,一是對盛情招待的感謝,再就是接著黃以恆的話表明了態度,他說:「當我以工作為重,以事業為重,以黨的原則為重的時候,我就不會把工作分歧上升到個人恩怨上去,也不會相信什麼謠言。」

    黃以恆接著說:「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喜歡將一些似是而非的事無限地擴大化和階級鬥爭化,比如說在老鄭到實驗區任職一事上,就有人傳言說這是梁邦定書記的安排,說我跟老鄭都是梁書記的人,是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其實這完全是我跟老鄭協商的結果,那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美差。進常委怎麼啦,以老鄭的政績和能力,早該接任縣長了,但有些事就是擺不平,市裡縣裡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們兩個人同時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黃以恆歎了一口氣,又給鄭天良倒滿酒,鄭天良說自己酒量不行,黃以恆就說你喝半杯我喝滿杯,兩人你來我往竟將一瓶酒對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黃以恆夫婦,她說:「我家老鄭是直脾氣,有得罪黃書記的地方,還請你多多包涵,他這個人沒心眼。」

    黃以恆也恰到好處地說:「我有時候跟老鄭溝通不夠,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細枝末節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產生了一些誤解,還望鄭兄和嫂子能寬恕。」

    燈光照耀著桌上漸漸變涼了的菜,鄭天良面前是一堆骨頭,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燦爛。這次家庭宴會不知不覺中就成了一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聚會,成了一個互相諒解互相團結的聚會。家是一個充滿溫情的地方,家裡的事任何時候都顯得很好解決,因為家裡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這一性質上的,所以一般說來,私人的事在家裡解決,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決,這幾乎就成了中國國情的另一道風景。

    臨走的時候,黃以恆送給鄭天良一條「紅塔山」香煙,鄭天良堅決不要,黃以恆說:「你不要把我們的私下裡的關係工作化好不好,這是老弟給你老兄的一點敬意,總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賄吧?你不還帶來一瓶芝麻油嗎,如果你非要在大過年的時候按工作原則辦事,那你就將麻油帶回去,另外我們再坐下來算算今晚的伙食費,人均分攤一下要付多少錢。這不是存心要將我們的關係庸俗化嘛。」

    鄭天良無話可說,周玉英接過黃以恆的香煙,說:「只要是黃書記給你的,一千條也照收不誤,既不是建築隊給你的,也不是下級給你的,怕什麼?」

    黃以恆說:「嫂子,我可沒有一千條煙送老鄭,我這還是從牙縫裡摳出來省給他抽的,因為他煙癮比我大。」

    鄭天良晚上回來後,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覺得黃以恆對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對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薦全國優秀共產黨員這件事上,在對他的人格尊重上應該說是無懈可擊的,即使在他當副縣長一事上也都是當作自己的事來辦的。從私人情感上說,黃以恆對自己關愛有加,到王橋實驗區當管委會主任,給自己的進退都留好了路,還進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這樣一個全省矚目的綜合經濟實驗區交給自己,也就是給了自己第二次獨擋一面再創輝煌的機會,也等於是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舞台。這裡面包含著信任,更包含著關心,但黃以恆不願直接說出來,他只是說這是不好幹的工作,是一個讓他很為難的工作,只有不好幹的工作為難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績來。

    九十年代第一個春節是鄭天良過得最愉快的一個春節,他像一個加滿了油的推土機,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橋集推出一片嶄新的世界來。

    年初六一大早,鄭天良就讓沈一飛開著縣委的一輛舊的桑塔納送他到了王橋集鄉,路況太差,沙石路坑坑窪窪,車子開到半路壞了,鄭天良下車後,看光禿禿的土地在陽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黃的古書鋪在冬天的風中,鄭天良站在風中抽了一支煙,又撒了一泡尿,上車後,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飛搗鼓了好半天才將車子弄響,破舊的車子與破爛的道路相互折磨,車輪下面發出古怪的聲音,像一個殘廢的老人發出的哮喘聲。

    沈一飛現在的態度很好,他上下車前都主動為鄭天良開車門,鄭天良就不客氣地對他說:「像你這樣把注意力放到開車門上的司機,我對你能否把好方向盤很不放心。」沈一飛態度謙恭地說:「黃書記叫我一定要將鄭縣長服務好,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還請鄭縣長多多批評。」

    鄭天良問:「黃書記叫你給我開車門了?」

    沈一飛不支聲。鄭天良並沒有考慮如何讓黃以恆兌現配一輛新桑塔納的事,他在想如何讓第一期五百萬資金盡快到位,通往縣城的這條路簡單地維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萬,而實驗區的農副產品交易市場佔地一萬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簡單的鋪面,加上道路水電改造,至少要六百萬,五百萬根本不夠,還有王橋集位於合安縣的「西伯利亞」,要想讓外省的商戶們都來交易,首先是王橋集聯結外省邊界的三條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級標準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萬,還有二期的小商品批發交易市場的資金兩千萬能不能保證得了,縣裡的「五八十」工程資金缺口大概還有一個億左右,這種矛盾怎麼解決。好在合安縣現在是全省經濟改革的試點縣,有省市領導的支持,銀行裡有的是錢,銀行裡的錢是國家的,國家當然不會在乎合安縣兩三個億資金的。社會主義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拿國家的錢辦小家的事,花國家的錢比花老子的錢還輕鬆,有時兒子不還老子的錢,老子跟兒子動手打架,但花國家的錢沒人來跟你打架,錢不是銀行私人的,你花的錢都用在了建設上,又沒貪污,怕什麼呢?因此官員們最擔心的不是欠債,而是借不到債,一些地方官員的政績就是靠從銀行搞來多少錢而評定的,不搞白不搞,為了借債搞一點不正之風就像兒子借老子錢的時候給老子送一包點心一樣文明禮貌。鄭天良沒本事搞錢。

    鄭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橋集鄉黨委書記陳鳳山的。

    雖然年初六正式上班,從上到下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工作要做,縣裡有這樣一句順口溜,叫「初六上班點個卯,十五小酒沒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節過了」。王橋集鄉政府院子裡空空蕩蕩,辦公室除了一個值班的辦事員外,還有幾隻麻雀在屋簷下嘰嘰喳喳地叫著,它們似乎缺少過年應有的食物,聲音有些煩燥。鄭天良問陳鳳山在哪裡,值班的說在郭鄉長家裡喝酒。

    鄭天良找到陳鳳山時,他們在郭鄉長家已經將八瓶白酒掀了個底朝天,酒肉的氣息四處蔓延,一個個喝得紅光滿面,鄭天良要是平時,可能就要發火了,但今天是過年第一次見面,而且在行政關係沒理順前算是站在別人的地盤上,他就忍住了。他進去後只說了一句:「各位諸侯新年好!」

    陳鳳山歪歪斜斜地站起來緊緊握住鄭天良的手說:「鄭主任,你也不先打個電話來,來來來,先喝兩杯!」其他鄉幹部依次站起來跟鄭天良握手,他們的手上沾滿了酒和油湯。

    沈一飛說鄭縣長已經在鄉政府食堂吃過飯了。陳鳳山就說那就晚上到他家接著喝。這時已是下午三點半了,鄭天良說:「老陳,我們還是先把合署辦公後的工作議一議吧。」鄭天良用了一種商量的口氣。

    陳鳳山一聽說工作,馬上就藉著酒性發作了:「他黃以恆搞什麼名堂,實驗區連個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馬,一味地命令我們先配合,可王橋集鄉幹部們怎麼安排,他就像對待沒娘老子的孤兒一樣不管不問了,連個交待都沒有,你叫我們怎麼工作?」

    鄭天良解釋說:「縣委還沒來得及做過細的分工安排,但你們都是實驗區籌委會的成員,王橋集鄉改為綜合實驗區後,我們現在要立即著手平整農副產品交易市場的土地,先讓機器開進去,盡快拿出工程設計方案和建設招標的條件。這些前期規劃工作必須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縣城工業區同時舉行落成典禮。」

    陳鳳山將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聲音吵啞地說:「鄭主任,錢呢?五百萬到位多少了?我聽說才劃過來二十萬開辦費,工程一上馬,花錢如流水,現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優秀共產黨員,『不見票子不拉弦』。我說這話絕沒有對你鄭主任的不敬,我是對黃以恆沒有信心,更何況你本來就是被黃以恆排擠出來的。」

    鄭天良沉不住氣了:「你老陳怎麼能這樣說話,建實驗區是市委的決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黃以恆任命的,怎麼能說出排擠這種沒有原則的話呢?沒錢由我來找縣裡和市裡,但你們作為實驗區籌委會成員,下午,不,馬上跟我一起回鄉政府開會!上班時間還在喝酒,成何體統!」

    鄭天良一扳起臉發火,所有鄉幹部們的酒全醒了,他們抹著臉上的虛汗,紛紛離開一桌子殘羹剩湯,他們從雞鴨魚的殘骸中站起來,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虜被鄭天良押進了鄉政府會議室。他們知道鄭天良的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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