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行政幹部學院報到的那天，三個人共同乘坐早上五點二十分開往省城的班車。天還沒有完全亮，車站上昏黃的燈泡懸在半空圈出臉盆大的一塊光暈，有一些蟲子圍繞著燈光目的很不明確地飛著。黃以恆幫著鄭天良提箱子，鄭天良說：「不用了，我自己來吧！」黃以恆放好自己的箱子後，又下車在車站的小攤子上買回了一大堆燒餅油條：「鄭書記、老吳同志，吃一點填填肚子吧！路上要坐七八個小時車呢。」鄭天良不好推辭，就抓起了一塊燒餅兩根油條啃了起來，而吳成業卻拒絕了，他自己從一個帆布包裡摸出一塊自己烤的大餅，打開軍用水壺，獨自吃喝了起來。天亮後，鄭天良發現吳成業一臉冰櫃的冷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大許多。
一路上，鄭天良與黃以恆兩人只是東扯西拉地說一些自己小孩的事，還說了一些天氣熱得太早了之類說了就忘的話。他們誰也沒有提起四年前的事。現在黃以恆也是副科局級幹部，更何況又是同學了。吳成業一路上話很少，問他一句就答一句，有一句話鄭天良印象比較深，吳成業說：「並不是我們有能力才需要培養，而是需要培養我們才有了能力。」當時，鄭天良和黃以恆都似是而非地點了點頭，其實鄭天良許多年都沒能弄懂裡面的意思。
在行政幹部學院期間，鄭天良跟黃以恆並沒有多少往來，他總有些彆扭，而黃以恆倒是坦然得多，雖是同學，仍尊稱他鄭書記，黃以恆隔三岔五地經常請鄭天良和吳成業在食堂小餐廳加餐還弄來一點好酒「古井貢」請他們一起喝，黃以恆多次說：「回去後，我們要加強團結，相互協作，決不能辜負組織上對我們的殷切希望。」黃以恆這句話並沒有什麼過分的地方，但鄭天良聽起來就有點刺耳，他覺得小黃用這種平起平坐的語氣跟他說話，簡直就像哥兒們一樣，於是有點自命不凡的鄭天良就說了一句不太合乎同學身份的話：「小黃呀，我倒是希望通過這次學習，能使你的組織觀念和工作作風有一個根本的轉變。」黃以恆又敬了一杯酒：「鄭書記的話我會記住的。」這一次，他沒有用「指示」，而用「話」，這是比較符合同學之間關係的，而稱「書記」當然是對以前一段上下級關係的認同和對鄭天良個人的尊重。
鄭天良平時跟吳成業交道比較多，他覺得吳成業是個有水平的人，他對鄭天良說中國故宮的建築讓所有進去的人都感到自己的緲小，宏偉之中的壓抑，穩重背後的囂張，寬敞與陰暗構成互補關係。吳成業還經常說一些讓鄭天良琢磨不透的話，他說：「你這個人就像中國傳統的寺廟，即使你本身再結實，但廟裡如果沒有人唸經，沒有香火，那就只能是一個空殼。」鄭天良問：「此話怎講？」吳成業不說了，鄭天良就罵他：「你他媽的真該再打成一次現行反革命！」吳成業笑笑，還是不搭腔。
畢業前一個月左右的一天傍晚，鄭天良到老師那裡交掉了畢業論文《解放思想關鍵是要落實在行動上》，鄭天良的論文受到了教政治學的王懇教授的高度肯定，觀點新，問題尖銳，現實意義很強。論文中鄭天良指出「解放思想是容易的，但解放行動卻是很困難的。現在的領導幹部大會小會都說解放思想，但真正落實到改革行動上的很少，思想通了，行動不通。」文中還舉到了自己在蘇南某市推銷蔬菜時被蔬菜公司領導稱為「投機倒把」。受了教授表揚的鄭天良情緒有些膨脹，回來的路上還哼起了與年齡不相符的台灣校園歌曲《踏著夕陽歸去》，其時校園裡的樹上和樓頂上落滿了夕陽的餘輝，學員們三三兩兩地去食堂吃飯。
鄭天良到宿舍拿飯盒準備去食堂吃飯，在宿舍樓梯口，他看到了黃以恆正和縣商業局耿天龍局長說笑著從樓上下來，他們身邊還有一個很亭亭玉立的年輕姑娘，鄭天良發現姑娘的牙齒很漂亮。
耿天龍說：「鄭書記，你到哪去了，我們在到處找你。走，喝酒去！」
鄭天良也有些意外，他說：「耿局長，哪陣風把你吹到我們這些窮學生身邊來了？」
耿天龍遞上一支煙：「這次來沒別的事，主要就是來看望你們三位『三梯隊』的領導，請你們吃個便飯。」
鄭天良說：「你這是什麼話，到我們這裡，我們請你喝酒，走，到食堂小餐廳點幾個菜。」鄭天良接著就對黃以恆說：「小黃，你回宿舍拎一瓶古井貢來，菜錢算我的。」
黃以恆有些為難地說：「我也是這個意思，可耿局長非要請我們出去吃飯，盛情難卻。」
耿天龍說：「這是我私人請你們喝酒，不是用公款，這點原則性我還是有的。」
拗不過耿天龍，鄭天良只好說：「哪天耿局長來學習了，我們也來看望你，請你喝酒，讓你體會一下家鄉同志們的關心。」
耿天龍笑著說：「我都五十多歲了，要是行政學院舉辦退休培訓學習班，我還是有些希望的。」
大家都很輕鬆地笑了起來。鄭天良上樓又叫上了吳成業，吳成業說他已經吃過了，鄭天良說你要是不去，我就不去，後來耿天龍也上了樓，連拖帶拽地將吳成業一起綁架到了市中心「維揚大酒店」。
在一個裝修豪華的包廂坐定，耿天龍向大家介紹了他的表侄女沈匯麗，沈匯麗站起來畢恭畢敬地向三位三梯隊的年輕領導點頭鞠躬，她那雙清澈如水的眼睛裡洋溢著控制不住的青春活力，鄭天良只記住了她雪白而密不透風的牙齒。
二十一歲的沈匯麗是合安縣揚劇團當家花旦，名氣很大，只是鄭天良從來沒看過戲，黃以恆說他看過沈匯麗的《紅娘》，吳成業不說話，他眼睛看著牆上的一幅仿冒張大千的國畫《獨釣寒江圖》，鄭天良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就指著牆上的畫說：「假的像真的。」
鄭天良在酒過三巡後，發現自己並不是這個酒桌上的核心，耿局長在敬了黃以恆兩杯後才向鄭天良敬酒，沈匯麗也頻頻向黃以恆敬酒，間或向他敬一杯。他當時的感覺是，耿天龍與黃以恆都在縣裡，平時交道多一些，跟自己除了開會打個招呼，平時沒有多少往來，所以也就沒往心裡去。鄭天良只是拚命地大吃紅燒雞、油悶野兔和天目湖魚頭，食堂的伙食確實太差了，鄭天良饞得有些失去了風度，筷子的使用頻率明顯高於黃以恆。吳成業不喝酒也不接受敬酒，他只是坐在那裡喝水，偶爾將筷子伸向炒土豆和紅燒鮭魚，有些像征性的味道。
酒喝到尾聲的時候，鄭天良似乎看出了一些名堂。耿局長說：「我表侄女小沈才二十一歲已經唱了十二年戲了，練功練得一身都是傷，想改行。還望你們這些少壯派們幫幫忙。我們商業局黨組已經開過會了，同意接收，又不需要提撥和照顧，一般性調動。」耿天龍將喝得通紅的腦袋轉向黃以恆：「黃秘書，我們多年的朋友了。」黃以恆很謹慎地笑了笑說：「只是小沈的調動找我們三個人是不是找錯了地方？」耿天龍說：「沒錯，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而我們已經是晚上九十點鐘的月亮了，發不出什麼光了，世界是你們的而不是我們的，合安將來的天下就是你們三梯隊的。」
一席話說得鄭天良真的有點熱血沸騰了，他似乎看到了未來合安縣的藍圖在他的手裡緩緩地展開，他順便看一眼黃以恆，黃以恆不動聲色，臉上很平靜，吳成業心不在焉地繼續用目光分析牆上的假畫。
畢業回來後，已經調任市委副書記的梁邦定找了三位年輕人談了一次話，他首先對他們學習期間的優異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還特地表揚了鄭天良的論文已經在《江淮文論》上發表，他在縣委會議室裡說：「年輕幹部是我們事業的未來，破格提撥年輕幹部是我們建設四化的重要組織措施之一，黨和人民對你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市委、縣委也希望你們回來後能把擔子挑起來，既要有改革開放的幹勁，也要時刻記住戒驕戒躁謙虛謹慎。我送你們三句話，一是以事業為重，不計個人得失；二是服從組織安排，要有大局觀；三是放開手腳大膽改革，用卓著的政績來回報黨和人民的期望。」
黃以恆和鄭天良緊張地記錄著市委梁副書記的重要講話，吳成業只是聽，他沒記，他不知道做記錄是官場的基本規矩，即使上級講的全是空話套話，下級也得要裝著聽得認真記得仔細，要當成字字是真理一句頂一千多句來對待。雖然有很多記下來後根本不看或沒有看的必要，但下級也得要記，這是對領導的態度問題，是一種不能省略的重視和尊重。這不是組織紀律的紀律至關重要。有一個笑話說，一位下級小官在聆聽上級大官教誨之前就打開了筆記本，那位上級大官在正式講話前對身邊的人悄悄地說昨晚拉肚了，小官也就沒在意記下了，後來講話正式開始後，上級大官的第一句話就是「同志們」，這位下級小官也記了下來。這位小官喜歡喝酒，他第二天回來傳達上級大官講話的時候，酒熏熏地放開嗓子大聲地說：「昨晚拉肚了同志們」，下面聽的人全都愣住了。
梁書記跟三位年輕幹部談話一個星期後，市委、縣委分別對三人的工作做了安排。市委決定黃以恆同志任合安縣人民政府代縣長，待縣人代會選舉通過後任縣長，縣委決定，鄭天良同志任合安縣輕工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吳成業同志任合安縣城市建設局副局長。
那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特殊年代，是一個從政治到經濟都是非常規的年代，非常規的行動帶來了非常規的發展。經濟上深圳已經搞起了資本主義，文化上鄧麗君帶著港台味的靡靡之音勢如破竹地瓦解著高亢雄壯了幾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會主義的銀幕上西方的浪蕩男女們公開抱在一起亂啃亂咬，組織上「三種人」打翻在地叫他們政治舞台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學歷的年輕人破格提撥一夜間走上了自己不敢想像的領導崗位，今天是在車間裡握著鉗子滿身油污的工程師，明天就是縣長、市長了，像黃以恆這樣有工作經驗的副科級年輕化知識化的幹部當縣長，在那個非常年代是司空見慣的事。
只有鄭天良心裡彆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說出來。剛進第三梯隊培訓班的時候鄭天良的自我感覺還是相當明亮的，他對在合安縣施展政治抱負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這些想法沒有跟任何縣領導作過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績跟縣領導交流的，這比上門去說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組織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心裡也是有一桿秤的，老縣長已經進了縣顧問委員會當主任，縣長人選本來就是給第三梯隊預備著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學院的那張單人床上規劃過合安縣發展的戰略思路。鄉鎮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專學歷的，而馬壩鄉的鄉鎮企業和農民收入在全縣、全市獨一無二，想找一個對手都找不到。梁邦定書記在縣裡工作時大會小會必提馬壩鄉和鄭天良，有人曾在人代會上提出過這樣一句口號：「遠學華西村，近學馬壩鄉」，後來由於感覺有點拗口，才沒有大面積流行。鄭天良對口號也不感興趣，他說大寨就是在「農業學大寨」的一片口號聲中被喊倒的。年輕的鄭天良是有資本自負的。
然而，三個「第三梯隊」的年輕幹部提了兩個，只有他是平調，他就覺得自己進省行政學院學習一年有點「陪太子讀書」的窩囊。但鄭天良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原則性還是很強的，他想如果自己不是黨的培養，不是組織上的關懷，他還在鄉村裡當獸醫騸牛卵子呢。於是他決定服從組織決定，決不流露出任何情緒來。
縣委組織部王部長代表縣委跟他談話時，鄭天良一時衝動，還是說出了一些組織觀念不強的話。
王部長也是一位即將去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頭頂上稀薄的頭髮欲蓋彌彰地鋪了幾綹，早晨的陽光照上去，頭頂就顯得愈加荒涼。鄭天良覺得王部長的第一句話就讓他有些難以接受：「天良同志，你對這次安排有什麼意見嗎？」鄭天良覺得談話不應該是這樣開頭，有意見又能怎麼樣，有意見能說嗎？他嚥了咽嘴裡的吐沫，說：「沒什麼意見，我服從組織安排。」王部長接著說：「這就對了，提拔和不提拔都是根據工作需要來決定的，黨和人民把你放在什麼位置上都是神聖的，職位有高低，革命工作卻沒有貴賤之分。這些年馬壩鄉的工作還是不錯的，但是你如果沒有縣委縣政府的支持，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個人的能力再大，也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我這不是否定你個人的努力，而是客觀地評價個人能力與組織關懷和群眾支持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係。」鄭天良聽起來好像是在批評他有「個人英雄主義」之嫌一樣，臉上就有些顏色發灰，王部長接著說：「你是學機械製造出身，組織上讓你擔任輕工局長，就是人盡其才，就是要發揮你的專業特長，縣農機廠、輕工機械廠、化肥廠、紡織廠、酒廠、食品廠都是我縣發展工業化的重中之重的陣地，也存在著不少問題，讓你來擔任這個職務，是組織上對你最大的信任，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需要。」
鄭天良突然打斷王部長的話說：「我是工農兵大學生，根本就沒有學過什麼機械製造方面的專業知識，狗屁不通。我是農民出身，對農業有感情，也會種田，會種蔬菜。如果真的根據工作需要的話，我最適合繼續擔任馬壩鄉黨委書記和鄉長。請組織上重新給予考慮。」
王部長突然僵在那裡，他被鄭天良這一猝不及防的發難逼住了。但王部長畢竟是老幹部了，有政治經驗，臉上忽然堆起笑容：「天良呀，我作為一個老同志以私人的身份勸你兩句，我們共產黨幹部，權力不是自己的，能力也是相對的，比如說我四八年打淮海的時候就是副團長了，一輩子下來了，原地不動。我手下的那些連長營長們早就是師長軍長了，還有的當上了大軍區的副司令。這是能力問題，但也不是能力問題，如果組織上不是要我留下來搞土改，我會是今天這種職務嗎？但縣城就這麼大，最大的官就是正團級，你還想怎麼樣呢？所以我要跟你說的就是，當再大的官，也是黨和組織上給的，不要過分相信個人的能力。有能力論，但不唯能力論。你懂我的意思嗎？」
鄭天良聽得有些似是而非，但王部長緩和的語氣讓他心裡稍微平靜了下來：「我聽懂了。我也以私人身份對王部長說一句實話，如果組織上已經下文了，我就接受；如果沒有下文，我還請王部長能將我的想法向組織上反映，是否重新考慮我的工作。」
王部長站起來拍了拍鄭天良的肩膀，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小伙子，你很有個性。我年輕的時候跟你一樣。」
黃以恆縣長在裝修一新的縣長辦公室找鄭天良談話。
縣長辦公室裡外兩間，外面一間擺滿了一圈帆布沙發，牆上貼著一張按比例縮小的合安縣區域地圖。黃以恆叫秘書宣中陽送上了一杯碧綠的「黃山毛峰」，然後熱情招呼鄭天良坐在沙發上。黃以恆穿了一身藍絛卡中山裝，頭髮梳成三七開，一絲不苟，左右方向極其明確。黃以恆遞給鄭天良一支煙，手指著冒著熱氣的茶杯說：「喝茶，這是谷雨前的茶，味道很正。」
鄭天良坐在黃以恆的對面，臉上的表情自然就有些尷尬，面對這「眼睛一眨，老母雞變成鴨」的場景，鄭天良首先感到稱呼上的變化讓他難以準確地首先開口。他懷念起他們當年在朝陽公社時共同出差和在單身宿舍裡的一些生活細節。
黃以恆將宣秘書送來的文件簡單地看了兩眼，然後放在茶几上，他用目光很利索地看著鄭天良說：「鄭書記，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怎麼就不願在我這屆政府裡任職呢？你這不是存心出我的洋相嗎？」
鄭天良上來就被黃以恆將了軍，他沒想到黃以恆這溫柔一刀讓他毫無還手之力，鄭天良坐在沙發上明顯感到身子有點僵硬，他很拗口地改了稱呼：「黃，黃縣長，我決沒有這樣的意思，我只是感到自己更適合抓農業工作。」
黃以恆繼續按照自己的思路說話：「論能力，你比我強；論關係，你是我的老上級，我把你看作是自己的老師，沒有你當年對我的批評和幫助，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嚴於律已和作風上的進步，我這都是說的實話。如果你不願出任輕工局長，從私人關係來看，我只能理解為你依然不寬恕我年輕無知時所犯的過失，依然不願信任我。」
黃以恆講話一步到位，直插鄭天良的內心世界。
鄭天良有了一種走投無路的絕望感，他發現黃以恆在縣長這個位置上，果然能力就非同一般了，王部長說的話無疑是具有真理意義的，有能力論，但不要唯能力論，把你放到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了，把你放到沒有能力的位置上，你當然就沒有能力。此時，鄭天良感到自己心裡有點發虛，能力非常平庸，他語氣不連貫地說：「黃縣長，你不要誤會了，我是搞農業出身的，醬菜廠現在還沒有達到規模化要求，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既然你還能把我看成是以前的上級，我想請黃縣長網開一面，讓我回到馬壩去。」
鄭天良就是不說黃以恆當選縣長是組織上的正確選擇，是全縣人民的正確選擇，也不說自己完全擁護這個選擇和全力支持黃縣長的工作，而這正是黃以恆需要聽到的。黃以恆在人代會縣長選舉過程中，只有一票反對，這一票究竟是誰的，也許永遠也不會清楚了，但他清楚鄭天良是縣人大代表。一般說來，只要是黨做出的決定，人民代表都是要無條件擁護的，比如說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代表都熱烈擁護，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恢復一切名譽，代表也是一致擁護。人民代表既要代表人民，更要代表黨，黨的需要高於一切，這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黃以恆出任縣長是黨的決定，因為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人民代表就按照黨的要求選黃以恆當縣長，除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票外。
黃以恆將窗子打開，窗外灌進了一股新鮮的空氣和風，黃以恆說：「組織上要我出任縣長，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經驗是遠遠不能勝任的，只能在干中學，在學中干。我們作為黨員，必須服從組織安排，這是黨的紀律所規定的。個人的利益永遠是服從於黨的利益的，你說是不是？」
鄭天良聽起來又有些刺耳了，他覺得黃以恆的話好像是他當了縣長還受了委屈一樣，自己不能幹，是黨硬逼著他幹的。他真想說一句：「你要是不能幹，就辭職嘛。」但他沒有說，他說，「是呀，我是黨員，當然是要服從黨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黃縣長提出個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來幹，我當然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這點組織原則還是有的。」
黃以恆說：「你的要求，我個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輕工局長是縣委常委會決定的，我會在常委會上反映你的意見的。」
分手的時候，黃以恆主動跟鄭天良握了手，並送到走廊的盡頭，應該說，這是一個縣長對下屬所能給予的最高禮遇和尊重了。
一個星期後，縣委同意鄭天良回到馬壩鄉繼續擔任鄉黨委書記兼鄉長。黃以恆在縣委常委會上說：「馬壩鄉是我縣乃至我市的典型，鄉鎮企業和優質農業的長遠規劃還正處於發展階段，鄭天良同志不計個人得失，不留戀縣城，仍然要回到鄉下去，表現出了極強的責任心和對事業的忠誠，我個人同意讓鄭天良回馬壩工作。」會上，黃以恆縣長還提議，別的鄉書記鄉長已經黨政分開了，但為了維護鄭天良的改革權威，繼續讓鄭天良黨政一肩挑。這一建議受到了部分常委們的擔心，因為這不符合中央黨政分開的新精神，黃以恆拿出縣長的權威說，深圳可以搞特區，我看馬壩也可以試行一下特事特辦的新政策嘛，沒有一點改革精神是不能適應時代潮流的。黃以恆平靜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種不可動搖的意志。沒有人再提出異議了。
吳成業到城建局走馬上任，縣委組織部王部長送他上任，在宣佈完後，吳副局長按慣例要表一下態，吳成業既沒有感謝黨和組織上的關懷，也沒有說如何努力工作來回報黨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尋找已經陌生了的火葬場的氣息，他只說了一句話：「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總算讓我見見活人了。」
許多年後，耿天龍老人對我說，他和沈匯麗去省行政幹部學院是直奔黃以恆去的，因為碰見了鄭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將他和吳成業也一起拉到了酒館。耿天龍他們在縣裡已經聽到了關於黃以恆要當縣長的消息，為了表侄女沈匯麗的調動，所以提前來給這位合安縣少壯派縣長燒香。而鄭天良當時卻一無所知，他一廂情願地躺在那張單人床做著本來就不屬於他的政治美夢。
二000年深秋，我是一條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時，我很膽怯，城市的樓房和大街上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在拒絕著我，我裹緊質量低劣的夾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獨行，這一刻，我終於感覺到了這是別人的城市。我是這個城市的入侵者，我從進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還住在紡織廠分的那間平房裡，現在她每天靠在一戶有錢人家當鐘點工來維持生計，而我將家產敗光後，再也拿不出錢來養活妻兒，想起跟我含辛茹苦這麼多年的妻子，三十歲的年紀臉上皺紋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無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沒有後悔藥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堅決地槍斃自己，我只能說我的運氣不好，如果陽光小酒館生意好的話，我是不會跟張秋影搞那種婚外遊戲的，如果生意好的話，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鈔票面前，妻子最起碼不會將我掃地出門。錢是可以為靈魂贖罪的。
我見到韋秀的時候，她正在屋裡跟我五歲的兒子過不去，我兒子將一塊骨頭沒啃乾淨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擁而至許多只蒼蠅，韋秀一巴掌打在兒子的臉上，兒子哇哇大哭起來。我憤怒地指著韋秀罵道：「你是畜牲呀？兒子才五歲，能啃乾淨骨頭嗎？你這破骨頭還能啃出多少肉來？」韋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樣子，也蹲在地上跟兒子一起哭了起來。她數落我：「大半年了，你給我們一分錢了嗎？兒子還有你這個父親嗎？」
我一把摟過兒子，擦去他臉上的淚水，兒子很乖地縮在我懷裡不哭了，他瘦得像一隻小雞，臉上被風吹裂了，兩行鼻涕拖到了嘴裡，手上髒兮兮的。這時候，我忽然想哭。
我從口袋裡掏出五百塊錢，放在桌上，對韋秀說：「今年稿子不好賣，這次回來總共才拿了七百多塊錢稿費。」
韋秀抹著眼淚說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沒法過了。」
我說：「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師費、訴訟費實在花不起。」
韋秀警惕地看著我：「只要你把兒子給我，我就同意協議離婚。」
我說：「兒子跟你過，心靈會被扭曲的。」
韋秀又露出了凶相：「兒子跟你過不會走正道，不僅心靈要被扭曲，還會被餓死，你不配做父親！」
這一刀捅得我心裡鮮血淋漓。望著陰暗而發霉的牆上還掛著我們結婚時的照片，兩個人幸福而盲目地笑著，我覺得這是對今天這個場景的巨大嘲弄。韋秀跟我戀愛的時候，我正在一家報社拉廣告，她以為嫁給了一個大記者，後來才發現我是一個拉廣告的臨時工，不過那時候，我的業績相當可觀，她這個普通工人的女兒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當時送給她的，她吃的第一頓肯德基也是我帶她去的，她很彆扭地在外國的燈光下使用著刀叉，充分享受著物質虛榮帶給她的生活情調。她一直活在沒有情調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樣。然而當她將賭注押到我身上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股市是有風險的。
我找到法制報記者李成品問他有沒有需要寫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鄭天良的事寫出來賣一些錢，最好能給我提前支付一點稿酬，不然這個冬天我將走投無路。因為我請李成品喝過一次酒，所以他對我還算比較客氣，他給我引薦了一位南方的書商姚遙，姚遙請我和李成品在「椰島海鮮樓」吃飯。
姚遙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鄭天良的級別太低，副縣長被槍斃是沒有什麼賣點的。」
我討好地給他敬了一杯酒，說：「鄭天良一生的經歷還是很有些發人深省的，我想從他的墮落中挖掘貪官的人格分裂與自我異化的本質。」
姚遙手上套著粗如手銬的金鏈，他用戴著鑽戒的中指漫不經心地敲著桌子：「你不要給我故作高深了，我們對你要揭示的性質毫無興趣，我們需要的是貪官們令人刺激的腐敗表演，我們這套書選的都是廳局級以上的高官，省部級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確，書名就叫《100個貪官與他們的女人們》，你手裡的這個副縣級小官只能是在這一百本書中起到插花點綴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現，還是可以考慮入選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嚴同時彎下了：「我舅舅，不，鄭天良這個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窮凶極惡的，比起高官來，有過之無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裡的海蟹殼，補充了一句：「貪官難過女人關。」
姚遙輕鬆地接上話題：「在我看來，當官如果不搞女人，還有什麼當頭，除非他真是把共產主義當作信仰了。」
我與姚遙簽了一個意向性合同，答應寫一本。要求是必須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寫貪婪和淫蕩，紀實加虛構。總之要有市場賣點。速戰速決，二000年十二月底前必須交稿。千字兩百，二十萬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寫成後可賺四萬塊錢。
我決心以出賣我舅舅的腐敗經歷來換錢換煙換酒換我兒子的奶粉，現在多少書商和寫手們就靠腐敗分子被逮捕和被槍斃的內幕過日子，這就充分說明腐敗分子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最起碼像我一樣的窮人對這個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沒想到，我舅舅鄭天良在活著的時候不幫我的忙，死後卻來為我出力了。
然而當我再回到合安縣瞭解情況的時候，我舅舅的表現遠遠沒有達到書商所說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蕩」的要求，我舅舅鄭天良雖然罪大惡極，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在大部分歲月裡，他是一個口碑很好、求真務實、廉潔奉公的幹部。而我感興趣的是，鄭天良的一貫優秀的表現究竟是不是裝出來的，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對破譯謎語更有熱情。
鄭天良除了開會很少去縣城，他在馬壩鄉尋找到了安慰與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