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住在縣政府大院宿舍區一座帶院子的平房裡，當晚我酒氣熏天地敲開了舅舅家的門。舅舅坐在客廳裡的人造革沙發上看電視，電視上正在播放一個叫《河殤》的電視專題片，我進去的時候，舅舅拍響了身邊的木質茶几：「太不像話了！」我以為舅舅在罵我喝酒，就站在舅舅的身邊毫無必要地搓著雙手，不敢坐下。
舅舅指著電視對我說：「什麼黃色文明，海洋文明，簡直胡說八道！沒有長城這座圍牆，豺狼虎豹不都進來了？」
舅舅在罵電視專題，我心裡頓時放鬆了許多，連聲附和說：「舅舅說得對，鄉下每一家、城裡每個單位都是有圍牆的，小偷太多了。」
舅舅示意我坐下來，然後跟我說了許多關於理想和信念的話，他說現在年輕人很成問題，整天想到的就是「我要怎麼樣」，從來不考慮別人怎麼樣國家怎麼樣老百姓怎麼樣，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就是要每個人都成為極端的利已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我在這個冬天的晚上，暈頭轉向地跟著舅舅一起揭批自由化的禍國殃民，我藉著酒力說：「我保證跟自由化劃清界限。」
舅舅的家很像鄉下的一個雜亂無章的手工作坊，幾個做工粗糙的老式的櫃子倚在牆角里，米缸、醃菜罈子和幾張木質的椅子同時擠在十幾個平方的客廳兼飯廳裡，牆上掛著一串串乾枯的紅辣椒和幾張印有劉曉慶、楊在葆頭像的年歷，昏暗的燈光下瀰漫著醃菜的酸腐味，一台17寸黑白電視機將黃河長城故宮阿波羅神廟自由女神像全都弄得黑白分明、勢不兩立。
舅媽從廢品回收公司下崗了，每月只拿四十塊錢生活費，表妹還在上小學，全家只靠舅舅一個人工資。當時我很幼稚地想，是不是因為舅舅家裡太寒酸，才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的？
說完了反自由化的事，我向舅舅說起了借錢的艱難，舅舅沉默了一會，說：「最近我的工作太忙，等過了這幾天後，我來幫你借。」
我將倒大麥賣給縣酒廠和批五十噸計劃水泥的想法告訴了舅舅，舅舅突然用警惕的目光盯住我，他聲色俱厲審訓我：「誰給你出的壞主意？誰讓你膽大包天地來找我的？」
在舅舅尖銳目光的壓力下，我只好出賣了耿偉強，舅舅又拍桌子了：「耿天龍這個混蛋只要再晚兩年退休，我就讓他後半輩子每年在大牢裡看春節晚會。商業局每年計劃內的自行車、彩電全都被他兒子套走了，什麼東西！」舅舅氣得罵了起來。
我知道舅舅是一個正派本分的人，我從來就沒想過要沾舅舅的光，但這次是救我母親的命，我必須硬著頭皮作最後的垂死掙扎，看著舅舅拿出了煙，我立即上前劃著火柴給他點火：「舅舅，實在借不到錢了，只有你能救我媽的命，你就開一次後門吧！」
舅舅粗暴地推開我點火的手：「不行，一次也不行！」
火柴梗上的火焰和我心中的希望同時在我冰涼的手上熄滅了。
舅媽是一個直性子的粗人，她奪過舅舅手裡的香煙狠狠地扔在地上：「你這個人不給我安排工作就算了，你連親姐姐都見死不救，你還算人嗎？」
舅舅被舅媽過激的言行鎮住了，他坐在仿冒的真皮沙發上一時不知所措，眼睛盯住黑白電視，電視上一個外國男人正心情愉快地刮臉上的鬍子，是一個「吉列」刀片的廣告。
舅媽趁機將自己心中的一腔怒火通通發洩出來：「你優秀共產黨員就了不起了，電視上聶榮臻連日本鬼子的女兒還救呢，人家官比你小，人家聶榮臻不是優秀共產黨員？」
舅舅終於打斷了舅媽的話：「你這是說的哪門子話呀，怎麼能這麼亂比呢？」
舅媽不依不饒地說：「你姐姐討飯供你上學讀書，背著糧食走幾十里送到學校，自己累倒在學校門口，六0年不是你姐姐，你能活到今天？當了個副縣長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是當了皇帝，還不把窮親戚全都趕盡殺絕。」
舅舅聲音軟了下來，看看呆若木雞的我，又看了看滿臉怒氣的舅媽，他說：「你們應該理解我，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開一次後門和開一萬次後門，性質是一樣的。」
過了一會兒，舅舅突然又對舅媽說：「你也不要再給我冒充有情有義了，好像別人都是六親不認的冷血動物。家裡的錢一分也不要留，還有準備買彩電的兩千三百塊錢，統統給我拿出來。我看黑白電視很好。」
舅媽頓時傻眼了，她像當頭挨了一記悶棍，身子軟軟地走進了裡屋。
這時，在裡屋做作業的表妹跑了出來，她遞給我一個蘋果：「表哥，你別跟我爸鬥氣，他就是一個不講理的人。」
舅舅朝表妹揮揮手：「去屋裡做作業去！」
表妹噘著嘴走進屋裡，狠狠地關上房門。舅媽將兩千六百塊錢交給舅舅：「積攢十幾年了，全部家當都在這裡。」
舅舅將錢點好後塞給我，我將錢又垛到舅舅的茶几上，然後用一種一刀兩斷的語氣對舅舅說：「這點錢，救不了我媽的命。我還有血可賣，我再也不會求你了。」說著我一轉身就衝進了屋外滿目的黑暗中，我聽到舅舅在後面喊著我的小名「大寶」。
耿偉強聽說我舅舅斷然拒絕了這件事，就安慰我說：「這件事沒辦成，最悲哀的不是你，而是你舅舅。我敢打賭，不要多少年，你舅舅就會被這個時代淘汰。說實在的，這些年做生意，我見過比你舅舅官大的人太多了。當官的都成了焦裕祿，學誰去？」
耿偉強又給了我一百塊錢路費，他要我趕緊去南京照看我母親，等過段日子資金回籠了，他給我送錢去。耿偉強的話使我冰涼的心裡瀰漫起一股股暖流。
我揣著東挪西借來的五千多塊錢趕到了南京，我對醫生說能不能先給我母親做手術，剩下的錢我繼續借，我的血是0型的，在南京能賣個好價，錢肯定能還上。那位戴眼鏡的醫生對我的處境深表同情，但他說，醫院裡是從來不賒賬的，此事不好辦。
一個多月不見母親，母親已經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她臉色枯萎，神情絕望，但見到我後卻強作笑顏，這回輪到她來騙我了：「媽胃裡的瘤已經消掉了，現在不疼了，我們回家吧！」我說：「媽，舅舅說過段時間就來看你，他會送錢來的，我們等你做完了手術一起回家。」
我一邊找醫院求情，一邊去賣血。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早晨，我母親終於靜靜地走了，她是在夜裡嚥氣的，沒有留下一句話。父親在醫院陪護，我睡在附近的防空洞裡，等我趕到醫院時，母親已經被送進了太平間，我看到那天醫院的上空飛過一群鴿子，我想像著母親跟它們一起飛走了，當鴿哨聲越來越遠直至無影無蹤的時候，我才突然覺得母親真的不在了，我禁不住淚如泉湧，失聲痛哭。母親走的那天下午，我舅舅托來南京出差的人將兩千六百塊錢送到了醫院。我擦乾眼淚，將錢扔在地上：「請你將錢還給鄭副縣長，讓他買台彩電，好好看一看這世道是如何絕情無義的。」
我捧著母親的骨灰盒扶著弱不禁風的父親回到了老家，家裡空空蕩蕩，殘破不堪的舊傢俱上落滿了灰塵，門頭上的蜘蛛網錯綜複雜。一隻老鼠蹲在稻籮裡專心致志地吃著糧食，它膽大妄為地盯著我母親的骨灰盒，好像是我們入侵了它的領土。我趕走老鼠將家裡清掃乾淨後才將母親的骨灰盒抱進堂屋，然後我將母親放在堂屋正中間的台櫃上，母親沒有遺像，她活在我心裡。
母親埋在外婆的墳旁邊，安葬那天舅舅來了，他將母親的骨灰盒抱在懷裡，淚流滿面。我沒有理睬舅舅，我覺得他的眼淚相當虛偽，既沒有悲傷的真情，也沒有真實的懺悔，我覺得舅舅不屬於我們的親人，他是一個政治木偶。
他跟我們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墳頭，我們這裡的風俗是「死者為大」，無論是長輩平輩下輩都要向死者的墳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個人例外，在黑壓壓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卻站著，他只是對著我母親的墳頭三鞠躬。我將舅舅理解成一種物質。
那天的風很大，天空的黑雲像破棉絮一樣在翻捲著，紙錢燒出的灰飄向空中在風中漫天飛舞。埋下母親後，天就開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續下了一個多月，我母親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舅舅在母親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給我父親一千塊錢。我要將錢送回去，父親對我說：「你舅舅也有他的難處，一個鄉下窮孩子當到了副縣長，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謹慎辦事。你媽得的是絕症，我們對得起她了。」
許多年來，我一直懷疑我母親那天夜裡死於自殺，她已經感覺到了我舅舅並沒有真正幫忙，所以也沒湊齊做手術的錢，她是在極度絕望中服安眠藥自殺的。這一點我後來在省城曾向一位名醫詳細詢問過這件事，他說完全有可能。因此，這麼多年來，我認為母親的自殺就是因為舅舅的見死不救，這種判斷非常頑固地成為我的一種意志，所以我不會原諒我舅舅的，不管他當初是出於什麼高尚的動機和偉大的理想，我只能從生命和親情的本身來理解這件事，這使我在精神的幻滅中十幾年如一日地持續失眠。
那一年春節過後，父親瞞著我去縣城找過一次舅舅，他帶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無禮向舅舅道歉，然後求舅舅給我調換一個能拿到工資的單位，父親說家裡因母親看病和辦喪事欠了上萬的債務，農藥廠一分錢也拿不到，實在是走投無路了。舅舅坐在那張仿冒的真皮沙發上對我父親說：「不是我不想幫這個忙，而是我不能幫這個忙，全縣有多少家庭困難、工廠效益差的職工，如果有權有後台的都解決了，老百姓怎麼看我們。一個領導幹部失去民心了，權力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說得我農民父親啞口無言。
後來我知道這件事後，跟父親大吵一仗。
吵完後，我就背著一卷行李到省城來謀生了，轉眼已是十二年過去了。
我從此再也沒見過我舅舅，也不想再見到他。
耿偉強是個預言家，我舅舅鄭天良在副縣長的位置上一幹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還到三省交界的王橋集經濟實驗區當了兩年副縣級的管委會主任，這足以說明他確實已經被時代淘汰了，但讓我沒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連性命也被淘汰了，這讓我很是糊塗，他怎麼能和腐敗掛上鉤呢，受賄索賄的錢比胡長青還多一百多萬，而且還有七八個情婦。
我不相信。
於是，我決定回到老家合安縣去調查瞭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為素材寫一個長篇紀實文學，混點錢買口飯吃。
長途公共汽車汽車開進合安縣城的時候，已是中午時分。
縣城變闊了，樓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陽光下，樓面牆壁上貼滿了瓷磚和一些廣告宣傳畫，寬敞的馬路兩邊不切實際地栽種著美人蕉和鬱金香等名貴花木，一些帶有縣城特色的雞和狗還有拉著車進城的毛驢很輕鬆地在名貴花木中亂竄，這種感覺頗有點像一個跛子穿一件時裝在T型台上很自負地扭著屁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聲音和形象已經從這座繁榮而誇張的縣城裡徹底消失了，農藥廠也早已被人們遺忘，也許還有一些殘留的農藥味還保存在縣志的某一頁裡供後人們憑弔，就像人們需要緬懷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來還我母親看病借的債，老謝死於車禍，看大門的臨時工楊大爺回到了鄉下已是下落不明，耿偉強的公司也轉移到了市裡，沒見著幾個熟人。此後，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親都是坐車在縣城下車後立即轉車去鄉下，我和這座縣城之間像兩個相互厭惡的仇人，除了鄉土情結外實際上已沒有任何聯繫。
這麼多年，我沒有混出個人樣來，所以也從來沒有衣錦還鄉的體驗，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種小偷在夜深人靜時溜回家拿一兩件御寒棉襖一樣的彆扭。
這種感覺在今天變本加厲。我對瞭解舅舅鄭天良被槍斃的全部真相信心嚴重不足。於是，我決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親，先瞭解一些舅舅在鄉下的經歷。
天氣預報說從北方來的一股冷空氣提前抵達江淮之間，風聲一陣緊似一陣，鄉村公路兩邊的大葉楊的葉子在風中紛紛飄落，田野裡的水稻已經全部收割乾淨，於是滿目枯黃的色調一直鋪陳到我視線的盡頭。
一個在生活中倍嘗失敗的人是無法在欣欣向榮歌舞昇平的報紙電視上手舞足蹈的，當他連自己的晚餐都不知道在哪裡時，他肯定拒絕一切的脂粉和口紅。我眼中的秋天一敗塗地。
父親的腰已經徹底彎了，他佝僂著腰坐在院子裡一個人在曬太陽，秋天的陽光落在父親枯萎的臉上，折射出一種劫後餘生的慘淡。母親死後，父親的精神和身體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錢回來買油鹽和劣質煙卷。我看著苟延殘喘的父親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張腿腳殘廢的木椅子上瞇著眼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樣子，心裡像被一把刀子捅了進去，我聽到我心臟裡鮮血嘩嘩的聲音。我給父親買了一件過冬的棉襖和一條「天堂」煙，父親遲鈍地伸出了青筋暴跳的手接了過去，沒有一絲激動，他似乎已經對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興趣。我跟他說起舅舅被槍斃的事，他好像聽到一百多年前被槍斃了一隻螞蟻一樣無動於衷。我問起他舅舅當年在鄉下的情況，父親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鼻涕，然後用沙啞的嗓子有氣無力地說：「你舅舅二十六年前是村裡的一個獸醫。」
隔壁的林福海見我回來了，就過來串門。這是一個頭髮花白的健談的五十多歲的漢子，他知道我要瞭解舅舅鄭天良，眉飛色舞指手劃腳地說了整整一下午和一個晚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我遞給他的香煙，在敘述過程中多次說到：「你舅舅要是在鄉下當個獸醫，肯定早就蓋起了樓房。」他頗為自豪地說，「乖乖，鄭天良那獸醫的手藝還了得，什麼瘟豬瘟雞到他手裡打兩針全活蹦亂跳了，騸牛卵子更是一絕，他人不知鬼不覺地往牛屁股後面一站，突然手往牛腿襠裡一伸，兩個牛蛋就騸掉到手掌心了，真神了。牛蛋一跳一跳的，滾燙的，炒了下酒，過癮！」
林福海說當年他跟我舅舅還是拜過把子的乾弟兄，兩人關係可好了，只是舅舅當了官後，才慢慢地少了來往，林福海說：「不過，我每次去縣城，只要遇到他，肯定請我到他家喝酒。鄭天良可是個規矩人，從小就很本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貪官。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說老實話，當年劉少奇當國家主席都有人陷害，陷害一個副縣長還不容易。二十多年前我勸過他，叫他不要當官，騸牛卵子是個好手藝，他不聽，這不把命都給搭上了。」林福海長長地歎了口氣，煙霧在他的臉上破碎。
林福海漫長的敘述邏輯比較混亂，而且摻雜了許多個人情感，為了使故事流暢，我決定以我自己的敘述方式客觀地再現我舅舅在鄉下的生活經歷。
先說村西頭伏牛崗上的玄慧寺。
玄慧寺始建於唐天寶九年，據《合安縣志》記載，修寺廟的是一個唐天寶年間的合安縣令周純法，周縣令因利用職權私販食鹽敗露而遭朝廷革職為民，做了老百姓的周縣令就利用關係公開做起了販鹽的生意，還在縣城經營了典當、茶葉、竹器等生意，聚萬貫家財，娶了四房姨太太，五年後又花錢捐了一個州官，捲土重來重返政壇自是春風得意，縣志中說：「忽一日，純法酒酣，醉臥藏春閣，一夢幽簾，見佳麗如雲，但無血肉之軀，形影縹緲若氣之浮光。即時緋幔徐起，見一老者衣衫襤褸，執其手騰雲駕霧，數萬里江山，指點迷津，曰，『天長地久長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聽晨鐘暮鼓』。純法夢醒，頓悟，遂傾其家產饋予貧民，留其餘擇城東三十里伏牛崗，建玄慧寺設壇誦經拜佛，四十餘年不出山門，無疾而終，圓寂入甕，焚身見舍利子百二十餘粒，為世所罕見。」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間兩次毀於戰亂和天火，洪秀全太平軍路過合安時天王在玄慧寺駐紮月餘，當年曾有九十九間半廟宇矗立在樹木蔥蘢的伏牛崗上，到解放大軍作為渡江指揮部的時候，玄慧寺只剩下二十四間，文革時，生產隊拆了寺廟的磚頭木樑建豬圈，在族公鄭九爺等幾個舊時代的遺老遺少們拚命保護下，玄慧寺也只剩下四間破爛不堪的正殿，漏風漏雨，行將倒閉。那副千年絕對「天長地久長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聽晨鐘暮鼓」也下落不明瞭。
之所以我要花如此多的筆墨敘述玄慧寺，是因為玄慧寺千百年來是村裡人們祈福避禍的祭壇，是一種生命延續的象徵，是冥冥之中主宰歷史和決定命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意志。我舅舅就是在玄慧寺出生的，他被槍斃後村裡許多老人認為這與我舅舅多年來不支持不撥款重修寺廟有關。林福海也基本上同意這一觀點：「確實，我是死活也不相信你舅舅是個罪人，也許這就是報應吧！」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氣非常冷，外婆由於難產在家裡疼了兩天兩夜，四鄉十八里來了六個接生婆都說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這是孽障胎，趕緊準備後事，三十八歲的我外公哭著連夜請人來割棺材。林福海父親說伏牛崗上玄慧寺裡剛來了一個外地逃難來的女人好像會接生，還有紗布和紅藥水。村裡的人七手八腳地在月黑風高的夜裡將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難來的年輕女人細皮嫩肉，淒艷而美麗，她看了看我外婆，問我外公：「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鄉女人的面前，哭著說：「我兩個都要！」年輕的外鄉女人很為難地說：「大哥，如果兩個都保，可能一個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當場暈了過去。鄭氏家族的人連夜開會，經家族全體會議研究決定，「留小孩！」因為我外公只有我母親一個女兒，「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果生個男孩的話，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續下來了。外鄉女人讓人立即將我外婆抬進禪房，鄭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裡面對著觀音菩薩像燒香唸經。雞叫三遍的時候，禪房裡傳來了嬰兒尖銳的哭聲，太陽在我舅舅的哭聲中升起，我二十九歲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聲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她疲倦地閉上了眼睛，臉色蒼白如紙。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廟外的鞭炮聲響徹雲霄，玄慧寺香煙繚繞，外公家大辦酒席，流水席開了三天，族裡的人都說菩薩顯靈了。而我外婆卻在當天一個見不得人的夜裡被悄悄地埋了，門頭上還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裡來，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鄭九爺在隨同的陪伴下帶著香火挑著豬頭和年糕去玄慧寺還願，並邀請外鄉女人來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輕的外鄉女人清秀的臉上扭曲著巨大的憤怒，她站在觀音菩薩的面前痛斥鄭九爺：「孩子的母親都死了，你們還有心思大擺宴席，還有一點人性嗎？」鄭九爺當然不知道人性是什麼玩藝，就丟下禮品回去繼續喝酒去了。
年輕的外鄉女人站在三月的風中流出了眼淚，觀音菩薩雙手合十慈眉善目臉上瀰漫著溫和的笑。
年輕的女人在解放大軍渡江的時候，在玄慧寺裡幫著解放軍救治傷員，渡江成功後，解放大軍的一位首長要那個外鄉女人跟部隊一起走，外鄉女人說，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鎮壓反革命，那個年輕而美麗的外鄉女人被縣裡來的幾個戴軍帽背長槍的軍管會的人用繩子捆了起來，鄭九爺發動村裡的人都到玄慧寺跟軍管會的人拚命，堅決不讓帶走外鄉女人。一個身體結實的軍管會的漢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開了兩槍，然後又用冒著槍煙的槍管頂了一下帽子，大聲地說：「這個女人是國民黨的軍醫，是潛伏下來的特務，是破壞新生革命政權的死敵。」
鄉親們被盒子炮鎮住了，再也沒有人往前衝。我剛滿週歲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懷裡像一隻鴨子，他被槍聲嚇哭了。
外鄉女人被五花大綁地捆走了。據交待，她是被國民黨從上海靜安護士學校征招入伍的，因為她害怕戰爭，就當了國民黨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癆，沒人照顧哥哥。這些供述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軍管會很快就在縣城紅草湖邊將她槍斃了，第一槍擊中胸部，她倒在河灘上痙攣了好一陣，後來槍手又走到近處對準她腦袋補了一槍，才打碎頭顱，淌出一灘血糊糊的腦漿來。那個女人叫江可馨，時年二十一歲。
這段歷史對我舅舅的一生來說顯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為代價的，他的生命同時又是與玄慧寺和玄慧寺裡的另一個女人緊緊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將在這部小說的後半部分產生重要意義。
一九六0年，我十一歲的舅舅鄭天良上了鎮上的初中，村裡餓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個夏天的黃昏一頭栽在村食堂的鍋灶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村裡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涼的土地上新墳此起彼伏。樹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親就曾告訴過我說，麻雀老鼠救過我們家的命，她後來一直都不願響應政府的號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們家的糧食和豆子。母親那時已經嫁給了我父親，外公死後，她經常設圈套將老鼠麻雀逮進籠子裡，然後用鹽醃鹹，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鎮中學給我舅舅吃。冬天實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親就到江蘇去討飯，寒冬臘月流著鼻涕沿門乞討，過十天半個月，就將要回來的米和面送到學校去，一個大雪紛飛的黃昏，母親走了一天才趕到學校，他在校門口見到我舅舅時，一頭就栽倒在雪地裡。我舅舅抱著母親失聲痛哭。這些事，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我母親說過，每當說到這些事時，我就禁不住潸然淚下，我發誓要讓母親後半生過上好日子，可我母親四十六歲的時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諒舅舅當年的忘恩負義見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這種無法抹去的經歷，如果我舅舅當時真的代表一種原則和理想而六親不認的話，那他又為什麼成為這麼一個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既然你今天為腐敗付出了頭顱的代價，為什麼當初又假裝正經而不批一張只要半寸寬的條子。
舅舅鄭天良究竟一開始就在表演，還是後來走向了墮落？這是我對這麼一個巨大反差靈魂的一次追問和破譯。我走進了一個看不清謎面找不到謎底的謎語中。
我舅舅鄭天良高中畢業的時候，高考已經取消了，他回到了村裡。村支書說：「你文化高，就在村裡當獸醫吧！」
舅舅說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獸醫，村裡為人看病的赤腳醫生是村支書小學畢業的小姨子殷小紅，經常將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來，將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條。於是，夜深人靜時，經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鄭天良看病。我舅舅實際上成了一個既看畜牲又看人的雙料醫生，就像一個優秀的雙重間諜一樣，在人和獸的兩個領域裡行走。我不想把這種經歷看成是對他後來人生的比喻，但我無法控制這種不可理喻的聯想。沒辦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個農民，一個手藝高明的獸醫，那時候每個生產隊每年都要給十幾頭剛發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計劃生育手術，舅舅騸牛拿工分不拿錢，每個生產隊長們出於對手藝人的尊重，常常將牛卵子送給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蝕永不沾，從來不拿牛卵子作回扣。牛卵子下酒，壯陽補腎，能讓新媳婦夜裡只剩半條命，男人們都搶著要，許多生產隊把牛卵子作為獎品，獎勵給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積極分子。我舅舅那時候長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藍布中山裝，上裝口袋上插一支「新農村」鋼筆，語氣也很溫和，一副儒雅的知識分子模樣，舅舅每天腋下夾一個沒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戶，箱子裡放著獸用注射針管和藥品，還有幾把大小不一規格齊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別用來騸牛和騸豬，偶爾也騸一兩條性情暴躁作風不好的公狗，不過公狗騸了後雖然呆在家裡不亂跑也不對母狗耍流氓了，但卻更加沒有了責任心，該叫的時候不叫，不該叫的時候亂叫，主人家的雞被偷光了，狗卻閉著眼睛視而不見，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卻無緣無故地對著天上一輪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氣，主人只好將狗用繩子勒死，將狗肉醃熟，過年時吃。
我舅舅的好名聲是從不要牛卵子開始的，村裡人都說鄭天良嚴格要求自己，狠鬥私字一閃念，樂於助人、作風正派、是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知識青年的好榜樣。
我舅舅走上仕途純屬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為全公社最優秀的獸醫，成為全公社騸牛卵子第一人，然而這個樸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他走上領導崗位類似於一個八十歲的寡婦不僅找到了婆家還生下了一個胖頭小子，出人意料，更有點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熱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頭，太陽還沒升起來，樹葉全都捲了起來，乾裂的土地上灰塵像麵粉一樣稠密，玄慧寺拆得也只剩下了最後的皮包骨頭。社員們在烈日下集體勞動集體流汗集體說著黃色的故事和笑話，過著苦中作樂的日子。
從伏牛崗玄慧寺沿著一條彎曲的土路向下，經過一片茂密的柳樹林，崗窪子下面就是生產隊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靜空法師率三十六眾僧開挖的一個水池，自民國開始，玄慧寺日漸衰敗，解放後寺裡已無一僧人，沒有小和尚下山抬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產隊的有機肥料坑，裡面漚著草皮、豆秸、樹葉、豬牛雞糞和每家每天送來的人糞和尿，春播秋種的時候，社員們將有機肥挖出來裝到糞桶裡挑到田里，莊稼就長得又青又綠。「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肥料坑在隊裡具有和糧倉同樣的意義。每到夏季肥料坑裡發酵的農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氣泡，漚出一股股臭氣的時候，社員們總是歡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氣泡就是糧食的形象，臭氣是他們秋後鍋灶裡的米香。我舅舅走上仕途與這個臭氣熏天的肥料坑之間居然構成了一種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