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煩燥不安從早晨就開始了。瑣碎的自行車鈴聲灌滿了大街小巷，密集的汽車擁擠著爬行在舉步維艱的道路上，尾部冒出了斷斷續續的黑煙，一些暗藏的煙囪以固定的姿勢繼續噴吐著由來已久的工業灰燼，煙囪下面是灰燼一樣稠密的人群蠕動在稀薄的光線裡，他們來去匆匆，去向不明。
太陽早就升起來了，是個睛天，但天空灰蒙蒙的，感覺到四處彌漫著渾沌的陽光，抬起頭卻怎麼也看不出陽光是從哪裡鋪到地面來的，這種別扭的感覺很像是一個窮人無緣無故地接受了一筆來路不明的捐款。於是我的目光開始關注路面上揚起的灰塵和匆匆經過的形形色色的鞋子，當人們走在路上時，鞋子裡就裝滿了思想和動機。
這個早晨，我的鼻子裡充滿了新鮮的脂粉的氣息和鞋油的味道，我無法想像與我擦肩而過的人們懷揣著怎樣的思想開始他們一天的生活，但我卻不由自主地想到這些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衣冠楚楚的強盜、騙子、小偷、妓女、越獄逃犯、殺手，還有“三八紅旗手”、勞動模范、優秀黨員、義務獻血者，他們的服裝和表情掩蓋起了全部的真相，所有的人都在這個早晨公平地享受著平坦的路面和含糊不清的陽光。當然，除了我自己，也沒有人知道我正在忙於離婚。
我去找律師希望在離婚訴訟中將兒子判給我，一路上不少形跡可疑的人在巷口或僻靜處拽住我的袖子向我兜售走私的香煙、手機、仿真男女生殖器，還有一些用來作案的藏刀和麻醉藥粉，他們動作敏捷神情詭秘，手插在褲子口袋裡眼睛警惕地東張西望著，然後從每個迎面而來的人臉上尋找商機。我對他們說：“我沒錢！”經過市政府門前時，發現五六百名下崗工人在靜坐示威，他們衣衫樸素面色青黃，一些標語穿插其間，標語上寫著“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好”、“紡織工人要上班要吃飯”等，警察們穿著嶄新的黑制服手裡拎著棍子，卻沒有人動手。一位牙齒殘缺的老工人伸出青筋暴跳的手指著市政府大樓說：“把裡面的腐敗分子拉出來統統槍斃掉！”身邊靜坐的下崗工人們頓時快活了起來，他們咳嗽著隨地吐痰，七嘴八舌地說：“都槍斃了誰來干市長。”許多人不自量力地搶著說：“我來干！”
這個秋天來臨的日子裡，我又一次聽到了“槍斃”兩個字。“槍斃”其實也就是“處決”的意思，但“槍斃”比“處決”聽起來更過癮，它讓人聯想到黑洞洞的槍口和血淋淋的槍煙，這種聯想可以滿足人們潛伏在內心深處的暴力意志和惡毒的念頭。
一個被離婚拖得焦頭爛額的人，很難以吃冰淇淋般清涼而平靜的心情去面對日益糟糕的陽光，一貧如洗地走在沒有方向的風中，你可以在這座城市裡很容易找到一個干淨的垃圾筒，但卻難以找到一個干淨的靈魂，城市越來越美麗，城市的行為越來越丑陋，你可以發現公交車上老弱病殘專位上坐的全是身體健康的人或頭發染得發綠發黃發紫的俊男靚女們，人們在酒桌上茶樓裡公開交流開後門行賄受賄的經驗，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打假球、買假文憑，抄假論文，編假檔案，造假處女膜。沒有一個人臉紅，沒有一個人懺悔，沒有一個人覺得可恥。拍賣文物和拍賣官位拍賣小姐同時開始，美麗的服裝與可恥的欲望和諧統一，道德的面具和嫖娼的避孕套放在同一個櫃台上銷售，莊嚴的口號成為強盜們鮮艷的旗幟。
這種尖銳的感覺使我變得越來越刻薄，然而我在抽象的刻薄中更多地是將刀尖對准了自己的胸口，妻子的離婚宣言使我最初否定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十五年前我從省化工學校畢業分回到老家縣城的農藥廠，干了兩年多，沒拿到一分錢工資，只分了兩百二十多瓶農藥，農藥質量相當糟糕，廠子倒閉後一個老職工自殺，喝了大半斤都沒死，搶救過來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還不如喝白酒。後來我就卷著鋪蓋來到了現在居住的這座省會城市謀生，做過建築工地的保安兼打手，當過純淨水、壯陽藥推銷員，在一家報社拉過三年廣告，由於忍受不了屈辱和辛苦，還當了幾年自由撰稿人，專門寫殺人放火、攔路搶劫、強奸賣淫、吸毒販黃方面的稿子。那段日子裡，我的心理非常陰暗，希望這城市裡多一點殺人放火強奸搶劫，就像壽衣店花圈店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一樣。賺了十幾萬後，我壓抑了多年的貪婪的欲望和野心開始膨脹，要知道我這個農民出身的窮小子受夠了富人們嘲弄的目光和蔑視的表情，於是，我頂住妻子的壓力，堅決不買房子，將掙來的血汗錢用來開了一個“陽光小酒館”，由於資金少，小酒館只好開在一個窮人很多的舊街巷裡，擠在一大串賣燒餅的、炸油條的、租影碟的、修車補鞋的、開美容院的小鋪子中間，生意很清淡。陽光小酒館籠罩在城市的陰影之下，終日不見陽光，像一個潛伏在雜亂無章的人群中的小偷或一個臉上塗抹了許多脂粉隨時准備賣淫的妓女，產生這種感覺的時候，我就特別的灰心和絕望，每天守著小酒館望著城市的天空發呆，繁華的城市以及高樓裡面每一扇窗口都在拒絕著我的妄想，我是這個城市隨地吐出的一口痰。我在無法拯救自己又不願正視現實的時候，就只好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反抗這種生活，這就是我跟隔壁美容院的小姐張秋影在去年冬天一個下雪的夜裡終於滾到了一張床上，我知道美容院基本上不是用來美容的，所以就讓她到我店裡來當服務員，每月開800塊錢工資，可慘淡的生意使她無法堅守我們之間性質可恥的愛情，臉上的脂粉一敗塗地，偶爾來幾個客人吃飯，她動作懶散地將筷子和酒杯很馬虎地丟在客人的面前，像面對著借錢不還又不好當面發作的窮親戚一樣冷若冰霜。當我決定跟她分手的時候，她卻提前將我一腳踹了，她跟一個做白粉生意的小伙子走了，一聲招呼都不打。這短命的不切實際的愛情毀掉了我和妻子十年夫妻情分。隔壁美容院小老板反復找到我妻子說我挖美容院牆角，妻子終於忍無可忍地跟我鬧起了離婚，我真心誠意地向妻子認罪：“能不能給我悔過自新的機會？”妻子韋秀在即將破產的紡織廠當女工，她不參加靜坐示威，卻對我義正辭嚴地說：“如果你真的找一個本分的女人，我也許能夠原諒，可你找一個妓女來侮辱我。”
小酒館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裡倒閉了，韋秀不願寬恕我。離婚的焦點是五歲的兒子判給誰，我要兒子歸我，她對我的律師說：“誰都不會相信一個嫖客能培養出品質優秀的兒子來。”
我簡直憤怒到了極點，我跟張秋影是由認識而後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張秋影外從來沒嫖過娼，怎麼能說我是嫖客呢？
這半年來，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惡，並企圖讓時間沖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我現在租住在城郊結合部的一間民房裡，重新開始當自由撰稿人，寫一些殺人放火的稿子，掙一點小錢維持生計。心裡空虛時，就鑽進網吧上網打游戲，或找一些無聊的人聊更為無聊的話題，諸如是否賣一些兵馬俑到國外換錢給下崗工人買飯吃，還有法輪功是否能把人帶到另外一個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為一個生理上的男人已經基本上報廢了。
世紀末的人們，大都是不計後果地活著。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不敢干的事。
窮人的心理中有一種殺富復仇的欲望，他們都希望富人被謀殺或出車禍死於非命，巷口裡光著胳膊就著花生米喝劣質酒的窮人們在談到某有錢人或某領導干部被殺被槍斃的新聞時，臉興奮得通紅，舉起酒杯一飲而盡，好像喝進去的是富人和貪官的血，很有營養。我在無所事事的時候就拎半瓶酒擠在巷口跟他們一起說一些無政府主義的話，同時把聽到的一些殺人放火的傳說編成紀實拿到報紙雜志上去換錢。賣魚的胡四時常拍著我肩膀說：“你也該槍斃，抽阿詩瑪煙，喝的酒也值十幾塊一瓶。”我給他們每人倒上一杯，爭辯說：“抽阿詩瑪就要槍斃，全國還不殺得屍橫遍野。”其實我抽的是兩塊五一包的“天堂”煙，因為想跟他們套近乎，才咬著牙買一包好煙的，畢竟以前我有過錢，我時常總是想起孔乙已是穿著長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賣，各刊物和報紙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記者，我這個沒身份的人去案發現場常常被警察轟出去，有時候，他們還在我面前晃動著手銬警告我。聽來的故事報紙雜志由於怕吃官司也不敢輕易采用。《紅裙子》雜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寫一個長篇紀實文學《女大學生走進夜總會》，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歲的人還要做小偷一樣去勾引女大學生窺探少女的隱私，我感到無比窩囊。我對《紅裙子》編輯部主任王娟說：“如果我再年輕十歲，也許還能勾引到女大學生，更何況我現在一貧如洗。”王娟在光線很充足的辦公室裡對我說：“沒有錢，我們可以預支一部分稿費給你。”那神情很像一個恐怖組織領導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暗殺任務。我說：“即使我有錢，也不能勾引女大學生。”王娟用純技術性的語言對我說：“我們要的是夜總會裡女大學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學生，你必須拿出第一手材料。”
陽光從窗口漸漸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懸掛在編輯部的牆上，是一個女性絲襪的廣告。我說我不干。
城郊結合部居住著大多數是從鄉下來城裡拾破爛的、販菜的、殺豬的、賣魚的、逃避計劃生育的、拐賣婦女的、賣淫嫖娼的、造假證件的、賣假醬油的等各類社會閒雜人員，這裡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洞大，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天堂，我混跡其中，並不是想違法亂紀，而是想省一點房租買一碗面條吃。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來越接近於一個無處藏身的盲流，我已沒有自信和尊嚴，這個秋天嚴重打擊著我活下去的信心。這時候，我心裡就會對在家鄉合安縣當副縣長的舅舅鄭天良滋生出雙倍的怨恨和敵意。如果不是當年舅舅絕情，我母親就不會死得那麼早，如果舅舅當年將我從即將倒閉的農藥廠調換一個單位，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種背井離鄉居無定所的地步。十二年過去了，我再也沒見過這位當副縣長的舅舅，母親死後，我一直無法寬恕舅舅以原則和廉潔的名義對自己的親姐姐見死不救。
秋天微涼的風灌進巷子裡，黃昏一點一點地來臨了。胡四搬了一張開了縫的小木桌，擺上一盤燒得通紅的死魚，這時，收了攤子的房客們就陸續聚集到有風的巷口，有的帶一碟花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還有人在菜市場撿了瘟雞放辣椒紅燒後送到小桌上，香味深入肺腑，沒有一個人表示不滿，大伙吃得滿嘴油光燦爛渾身熱血沸騰，我終於理解了窮人活著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吃飯。菜混著吃，酒每人自帶，這天我也拎了一瓶“火燒刀”子混在其中大吃死魚、瘟雞，兩條饑餓的狗爭著搶我們吐出的骨頭，它們的尾巴在黃昏的風中極不耐煩地搖晃著。酒精燃燒著潛伏的情緒，大伙又開始議論關於“槍斃”的事情，去年胡長青被槍斃的時候，大伙都說斃得好，等到成克傑被槍斃的時候，巷口裡群情高漲，每人破例買了包好煙“阿詩瑪”，很奢侈地喝了十四斤“柳河大曲”，熱烈慶祝槍斃了大官，當場喝倒六個，他們硬著舌頭說殺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說成克傑已經很大了，殺的官不能再大了。殺豬的楊漢攥住我的袖子：“還得往上殺，讓我用殺豬刀捅，省下子彈錢換花生米喝酒。”今天大伙的情緒不高，因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槍斃大官了，於是酒也喝得有些索然寡味，先是賣老鼠藥的高老樹說清源市公安局長被情婦用局長的手槍崩了腦袋，胡四總結說這叫自掘墳墓。後來又陸續有人說起了幾起發生在全國各地的汽車爆炸事件，大伙都說這些人都是他媽的王八蛋，要炸就炸有錢人炸貪官污吏。他們似是而非地說著一些道聽途說半真半假的社會新聞，我覺得對我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寫作價值。喝酒接近尾聲的時候，在城隍廟給人看相算命的劉半仙說他下午給一個腐敗的縣委書記看相並威脅他說“氣數已盡，當迅即解劫除災，化凶歸吉，若不懸崖勒馬，家破人亡。”劉半仙的自吹自擂引起了巨大的嘲笑聲，都說縣委書記怎麼能輕易上你的當。劉半仙賭咒發誓說，他下午拉住一個過路的胖子，估計他是領導干部，就蒙了他幾句，誰知那個肚子很大的領導干部當場臉色就灰了，悄悄地將他拽到賓館裡求劉半仙細說原委並為他解劫除災，劉半仙到賓館後胡說八道一通，竟騙了三百塊錢，抽了有半包“中華”煙還在賓館洗了個熱水澡，他說他確實聽到在場的一個年輕人喊肚子大的人吳書記。胡四說也許是鄉裡的書記或村書記，劉半仙覺得大家有點蔑視他，很惱火，他說鄉書記村書記是不可能抽“中華”的，也不可能掏三百塊錢給他。為了表明他確實賺了一筆後的慷慨和有福同享，他當即起身跑到巷口的小鋪子裡買來了三斤“柳河大曲”二斤鹵豬蹄四小袋花生米給大伙盡興。大伙也就高興了起來。劉半仙說看來縣裡書記縣長“先槍斃，後審判，沒有一個是冤案”是可以成立的，他說合安縣的一個副縣長鄭天良已經被判了死刑，受賄索賄五百多萬，比胡長青還多一百萬，情婦就養了七八個。大伙覺得這條消息很沒意思，槍斃副省長還有點刺激，副縣長等於是小魚小蝦，殺副縣長就像殺雞，沒有懸念，不好玩。
我聽得骨頭裡風聲鶴唳。我放下手中有些冰涼的酒瓶，對劉半仙說：“這不可能！”劉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說他有一個表侄在省城當律師，正在為鄭天良辯護，我說能不能讓我見一見你這位表侄，的士費我來付，劉半仙說槍斃一個副縣長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沒有看到報紙上關於我舅舅鄭天良判處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報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滿意十佳公僕”，十二年前我還在報紙上看到過我舅舅是“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風越來越涼，天黑了下來，巷口電線桿上一盞路燈很勉強地亮了。
我從牙縫裡擠出一百三十塊錢，請我認識的省法制報記者李成品到“楓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樓旋轉餐廳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聽鄭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對我說：“這個案子現在當然不能報道，縣處級干部要等到槍斃後才能見報。省高院終審判決前天才下來，‘十一’前要槍斃一批迎國慶，大多是搶劫強奸殺人的，領導干部好像只有鄭天良一個副縣長。”
李成品平靜地敘述這件事就像敘述一個毫無意義的陳年往事一樣，沒有一點情緒，他警告我不要亂寫，不是什麼錢都能掙的。我連連稱是。
旋轉餐廳下的城市裡萬家燈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燈川流不息地閃爍著物質的光輝，那些我看不見的乞丐、小偷、妓女、強盜、盲流們正在夜色的掩蓋下傾巢出動，整個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鮮血，一片絢爛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縣調查了解我舅舅鄭天良案件內幕時，我舅舅鄭天良已經被槍斃了。時間是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陽像一個爛西紅柿懸掛在村西伏牛崗玄慧寺的上空，呼嘯的西北風刀子一樣削過江淮丘陵干裂的土地和鄉親們一張張枯燥的臉，黃昏時分，我舅舅坐在一輛破舊的“伏爾加”車子裡聽到村裡傳來了一些瑣碎的狗叫聲，他叫司機小王將車停在玄慧寺後面的土公路上，“車開到村裡太招搖，鄉親們會有意見的。”然後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拾圓的鈔票遞給司機小王：“汽油費交到縣政府行管局，再補一個單子給我就行了。”小王手裡攥著鈔票有些不知所措：“鄭縣長，汽油費只要六塊錢。”
我舅舅走下汽車的時候，我家西廂屋裡的光線已經很暗了，每個人的臉都含糊不清。母親躺在一張鋪滿了稻草的床上，聲音灰暗而軟弱：“兩個月了，三十劑方子都吃下去了，你們不要瞞我了，不是胃潰瘍……”
屋裡彌漫著一層濃厚的中藥的味道，父親蜷在牆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煙，像一只氣息奄奄的蝦。沒有人說話。
父親去灶屋裡燒晚飯，我到村口的井裡挑滿了一缸水。當我將最後一桶水倒進缸裡時，父親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裡的柴火照亮了他醬色的臉和臉上與皺紋同樣深刻的絕望。他說：“家裡實在拿不出錢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來做老衣（壽衣），留幾百塊錢讓孫拐腿他們來割一口好棺材，大葉楊材質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裡的煙灰源源不斷地從灶口吐出來，父親的臉如同一塊骯髒的破抹布。
我沒有說話，眼淚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我聽到屋外的風聲此起彼伏，整個村莊和村莊裡光禿禿的樹在風聲中四分五裂。
這麼多年來，村裡死去的鄉親們基本上與壽終正寢無關，他們大多數是在生了病後因無錢醫治而從醫院抬回來坐以待斃，像我母親這樣患了癌症的人幾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棄治療，殺一只雞，用買藥的錢換幾兩肉燉了，讓病人最後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親人們的恩情。我從小時候就知道了村裡好多人都是臨死前床頭放著一碗肉，吃肉是我故鄉父老鄉親們為之奮斗一生的理想，這種理想以一種殘酷方式呈現在咽氣的慘景中，我總覺得這跟電影中槍斃犯人前讓他們喝酒吃肉雖然時間地點不同，但性質一樣。
我中專畢業兩年多了，沒有拿到一分錢工資，農藥廠分給我抵工資的二百多瓶農藥一瓶也沒賣掉，我不敢從縣城拉回家來，母親非常聰明，她已經感到了我們以胃潰瘍欺騙她，近些天她反復嘮叨說家裡菜地裡蟲子已經鑽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農藥過冬的菜就醃不成了。我看到母親的眼睛裡流露出對農藥的強烈渴望。這幾天我只對父親說一句話：“家裡的菜地不許打農藥，我也不會把農藥帶回來。”父親說你去城裡帶幾瓶回來吧，省得花錢買。我用沉默表示拒絕。
天徹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裡沒有開燈。舅舅鄭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開了我家的院子裡那扇腐朽的木門，他的身後尾隨著一些忠於職守的狗叫聲。
父親開了燈，我看見舅舅穿著一身樸素的衣裳，如門板一樣結實的身材站在光線幽暗的灶屋裡頂天立地，舅舅對於我和父親就像海難中無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後一塊木板，這種時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會給我們帶來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並沒有灰塵的凳子讓舅舅坐，舅舅卻跟父親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鄭天良說：“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們明天就坐汽車到南京腫瘤醫院去治病。”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氣，這種專制的聲音此刻無比親切，它給了我們死裡逃生的信心和力量。於是我給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鄭天良副縣長蹲在灶堂下邊咕咕嚕嚕猛喝一氣。
父親說：“我不想再花冤枉錢了，還不如給他媽買點肉吃，他媽最喜歡吃紅燒肉，眼見這就吃不成了。”父親的眼睛裡注滿了渾濁的淚水。
舅舅說：“不行，沒有錢，發動親戚朋友大家一起湊！”
舅舅說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後，立即來到西廂屋裡看我母親，一個強悍的漢子那般溫和似水地輕輕地坐在我母親的床邊，他抓著我母親的手說：“姐，我來看你了。”
母親軟弱無力地說了“兄弟”兩個字就泣不成聲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淚，舅舅小心謹慎地幫我母親掖好被子，說：“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會好的。”
母親從喉嚨裡擠出一句話來：“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給母親端來了中藥，將母親扶起來坐好，然後端碗讓母親將藥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經意中顫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對著母親肯定想起了剛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來看我母親的，他說晚上還要趕回去開常委會，也沒在我家吃晚飯，臨走前，他丟下了五百塊錢並對我說有什麼困難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個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凍得硬梆梆的，陽光軟弱無力地照耀著枯萎的土地和村莊裡的煙囪。母親臨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燒香，於是我們扶著她到了殘破不堪的寺廟裡對著觀音菩薩三跪九叩，沒有經聲佛號的寺廟裡落滿了從前的灰塵和舊時代的影子，母親用手指著正殿旁的纏滿了蜘蛛網的禪房說：“你外婆在這裡生下你舅舅的當天就死了。”說著說著就淚水滿面，一柱沉香在佛龕中騰起細細的青煙，屋外灌進來的風將煙揉碎了。
一把生銹的鐵鎖鎖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對生活全部的希望，家裡的豬和雞全都賣光了，空空的豬圈和雞窩注解著一個農民家庭的徹底破產，我們家提前犧牲的兩頭豬和十九只雞在此後許多年裡令我無比感動，我覺得它們是一些殺身成仁的俠客，它們以站立的姿勢活在我的歲月裡。
懷揣著變賣家當和東挪西借來的三千塊錢，我和父親扶著母親上路了。
我們一家三口拎著臉盆、水瓶、碗筷、毛巾臉色蒼茫地在南京長途汽車站下了車，先是父親隨地吐痰被罰了兩塊錢款，後來坐公共汽車去腫瘤醫院又坐反了方向，折騰到下午五點多鍾才找到了醫院，我看到母親臉色發灰，手捂著胃，額頭直冒虛汗。
三千塊錢不到一個星期就用完了，醫生說胃癌中期，如果開刀的話，可能活個三年，最長有活八年的。手術費要兩萬六千塊錢。父親當時就癱倒在醫生辦公室的椅子上，二十歲的我此刻反而堅強了起來，我沒有流淚，我覺得我必須在這個時候支撐起家裡全部的不幸和災難，我已經是個男人了。我扶起了父親，安慰說：“會有辦法的。”父親說：“我們讓你媽回家吧！”我說：“不行，舅舅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說有困難直接找他。我馬上回去！”
父親的意志已經崩潰了，他像一個束手就擒的戰俘，目光游離、神情渙散，整個下午都在夢游。
我對母親說：“媽，醫生說你胃裡有瘤，做個手術就好了。”母親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輕松，就說：“只要不是癌，長個瘤就不怕了，你小時候經常撞在水缸上，頭上碰出的瘤有雞蛋大，過幾天就自動消了。我這瘤怎麼長到了胃裡，真倒霉！”母親把“腫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兩件事，心情就有些高興，話也多了起來，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條。
我知道這種騙局很快就會被母親識破，但目前為了騰出時間籌措手術費，穩定母親的情緒，我必須以一個天衣無縫的騙子面目出現。
回到縣城，我想先找同學同事借錢，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辦法。灰蒙蒙的縣城裡到處籠罩著冬天的荒涼和灰塵，西門石板街上一個買豆芽的婦女正在為三分錢跟菜販打架。菜販是我農藥廠下崗的同事老謝，我拉了架後，老謝抹著手腕上被婦女抓出的血痕，嘴裡大口大口地喘著窩囊氣，他對我說：“兩毛一斤賣給她已經優惠了，她還要少給三分錢。”那中年婦女也氣呼呼地指著老謝說：“你的秤平平的，本來就不夠。”這時許多人也都過來勸架，我想只要我母親能活著，我決不讓她為三分錢吵架。活著多好。
老謝的三個孩子都在上學，老婆又是個瘸子，我沒好意思向老謝開口。老謝知道我為母親開刀借錢後，第二天晚上主動給我送來了兩百塊錢，那些塊票毛票裝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間陰暗的單身宿捨裡，老謝抽著劣質香煙安慰我說：“誰家都會有個小災小難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話說得我鼻子直發酸。我執意又點了五十塊錢給老謝：“借一百五就行了，錢差不多夠了。”
錢遠遠不夠。借了三個星期，只借到兩千多塊錢，農藥廠工人除了農藥之外，一貧如洗，同事們和我一樣貧窮，他們只能借給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門的臨時工楊大爺從口袋裡摸出十塊錢給我，他對我說：“要是沒治了，還不如拉回來買點好吃的，我老婆臨死的時候堅決不願看病，她說一定要吃夠了雞魚豬肉再走，死後不會當餓鬼。”
這期間我到縣醫院賣了三次血，換了六百塊錢，由於沒有營養，我經常走路時要扶著牆歇一會才能看清路面。
將近一個月了，我也不知道母親在南京的情況，沒有電話，也沒錢打電話，去一趟還得花路費，湊不齊錢，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開貿易公司的同學耿偉強，本來我不願求這些有錢人，讀中學時，他爸爸是縣商業局局長，在班上從來不願正眼看我們這些窮人的孩子，畢業後沒考上任何學校，靠他老子的關系倒彩電、自行車、電飯鍋、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萬元戶。那年月什麼都靠計劃，官倒造就了千千萬萬的暴發戶。耿偉強很慷慨地甩給我一千五百塊錢，說：“你媽病了，就等於是我媽病了，還說什麼還不還的，太見外了。”
耿偉強還請我在“同興樓”飯店吃了一頓飯，他給我倒滿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說：“我要不是做生意資金周轉不過來，你媽開刀的錢我就一個人包了。”貧窮在此刻使我無法尊嚴，也使我無法找到恰當的詞匯來表達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將一大杯白酒一飲而盡。耿偉強遞給我一支帶過濾嘴的“長勝”煙，然後對我說：“你舅舅是分管工業、商貿的副縣長，權很大，批一個條子或打一個電話，兩三萬塊錢，太小菜了。”
耿偉強的提醒讓我絕路逢生，我的眼睛裡看到了母親出院時的滿足與感動，母親走在城市的陽光下，情緒寬松，母親終於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廟、中山陵……
我對耿偉強說：“我本來打算最後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應我有困難直接找他，他肯定會幫忙的，只是我沒做過生意。”
耿偉強說：“你叫鄭縣長批條子，剩下的事我來辦。”合安特曲“銷路不錯，酒廠用的大麥遠遠不夠，我們從河南調兩車皮大麥送到廠裡，只要你舅舅打個招呼，三萬塊錢差價就到手了，我只拿個手續費，其余的錢全歸你。”
我說：“我馬上就去找舅舅。”
耿偉強說：“如果要想做得快一點，叫鄭縣長在縣水泥廠批五十噸水泥給我。拿到條子我立即就給你一萬八千塊錢。”
我問耿偉強：“這樣做是不是違法？”
耿偉強說：“十億人民九億商，連省長、市長、中央首長的兒子都在經商，都在批條子，違什麼法？商品社會，這叫搞活經濟。”
我忽然又擔心了起來：“我舅舅剛剛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耿偉強用套著鑽戒的手指敲著桌子說：“現在哪個官倒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領導干部？平頭百姓、共青團員有權批條子嗎？再說，你這是等錢救命。”
走出“同興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麼叫“天無絕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