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華盛頓的演講到底是安排在威爾遜總統就職典禮之前或之後，已經不復記憶了，可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當時貝爾博士和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段最愉快的時光。
其實那一次在華盛頓，並不是我第一次與貝爾博士同時站在講台上，早在我10歲時，就曾與貝爾博士一起出席聾啞教育促進大會了。
對於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貝爾博士，大家就聯想到電話的發明者，或者致力於聾啞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對我個人來說，他卻是一位至親至愛的好朋友。真的，貝爾博士與我的交往歷史最為長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歡貝爾博士，可能因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師出現得更早。當時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卻對我伸出了溫暖的友誼之手。也由於貝爾博士之助，安那諾斯先生才會把莎莉文老師介紹給我，因為博士自始就非常讚賞老師的教導方式，他曾經欽佩地對老師表示：「你對海倫的教育方式，我認為可以作為所有教育家們最寶貴的參考資料。」
貝爾博士對聾啞教育的熱心可以說是眾所皆知，這種熱心還是家傳的呢！原來貝爾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矯正法的創始者，而他的父親梅爾。貝爾先生則發明了聾啞教育上的讀唇法。梅爾。貝爾先生相當幽默，他從不因為自己對聾啞人的貢獻而沾沾自喜，反而輕描淡寫地對兒子說：「這種發明一點都不賺錢。」
貝爾博士則一本正經地答道：「可是這種發明卻比電話的發明更重要。」
貝爾博士更是一個非常孝順的兒子，父子間感情之深之篤，知者莫不敬佩羨慕。
博士只要有一兩天沒有見到父親，就會說：「我得去看看我父親了，因為每次跟他聊天都會有所收穫。」
博士那幢典雅美觀的住宅正好位於波多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風景十分優美。
我曾見到他們父子二人並肩坐在河邊，邊抽著煙，邊望著過往的船隻，十分悠閒。
偶爾有較稀罕的鳥聲傳來時，貝爾博士就說：「爸，這種鳥聲應該用什麼記號來代表比較好呢？」於是父子二人便展開了忘我的發聲學研究。他們父子分析任何一種聲音，然後將之轉換成手語表達出來。或許由於他們專門研究聲音，因此父子二人的發音都非常清晰，也極為動人，傾聽他們的談話可以說是一大享受。
不僅對父親，貝爾博士對母親也是非常孝順。在我認識他時，他的母親患有嚴重的聽力障礙，幾乎都快聾了。
有一天，貝爾博士駕車帶我和莎莉文老師到郊外去玩，採了許多漂亮的野花。
歸途中，貝爾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給母親。他俏皮地對我們說：「我們就從大門直衝進去，讓我爸媽大吃一驚。」
話是這麼說，可是當我們下了車，將要登上大門的台階時，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訴我：「我的雙親好像都在睡覺，請大家安靜點，輕輕地走進去。」
我們三人都以腳尖著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裡又折回來。當時，他的父母安詳沉睡的神態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兩張並排的安樂椅上，博士的母親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臉，只見到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而他的父親則仰頭靠在椅子背上，神態莊嚴，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慶幸自己能結識這樣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訪他們。老太太喜歡編織，尤其擅長花草的圖案，她抓著我的手，親切而耐心地教我。貝爾博士有兩位女兒，年紀與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時候，她們都把我當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貝爾博士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學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場的話，貝爾博士就會把他們的對話——一寫在我的手上。貝爾博士以為：「世界上的事情無所謂難易，只要你用心去學習，一定可以瞭解的。」我用心傾聽，樂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聽懂了。
貝爾博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雄辯家，只要他進入房間，短短的兩分鐘之內，就一定能夠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個人都樂於聽他講話，這是他異於常人的魅力所在。雖然如此，貝爾博士並不會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觀意識強加於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虛心，對於不同的意見，往往很客氣地說：「是嗎？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項他十分堅持的，就是在聾啞教育上，他堅持口述法比手語法更好，理由是：「當一個聾啞者以手語來表達時，必然引來一般人異樣的眼光而產生隔閡，也因此使他們很難達到普通人的知識水準。」
也許有人不同意這種意見，但相信每個從事聾啞教育的人，一定都不會不敬仰貝爾博士在聾啞教育上的偉大貢獻。他沒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報，只有本著科學的態度，大力推廣聾啞教育事業。他曾自費從事各種研究，還一度創辦過學校，英國聾啞教育促進協會就是他創立的。由於發明電話而得到一筆錢，他把這些錢用來作為聾啞者的獎學金。為了使聾啞的孩子們能像正常人一樣說話，貝爾博士盡了最大的心力。
貝爾博士本是蘇格蘭某一偏遠地區的人，但移居美國已經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國人了。他熱誠開朗、秉性善良、待人親切，因此深獲朋友們的敬愛。
在日常的閒談中，他常把話題轉到與科學有關的方面去。某次貝爾博士告訴我們，打從他年紀還小時就想鋪設海底電纜，不過直到1866年此夢成真之前，他失敗過不計其數次。當時，我年僅12歲，所以把他的話當成神話故事般聽得人了神，尤其聽到他說人們將可經由深海裡的電纜與遙遠的東方通話時，我的印象極為深刻。
貝爾博士曾經帶我到首次把電話應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棟建築物裡面去，他告訴我說：「如果沒有助手湯瑪斯。華生的幫忙，也許電話的發明不會像目前這麼完備。」
在1876年3月10日，貝爾博士對在另一個房間工作的華生先生說道：「華生，我有事，請你過來一下。」。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啟用電話時所說的就是這句話。突然聽到這句話的華生，當場嚇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話應該說些更有意義的話才對呀！」我聽完了貝爾博士的描述後，說出自己的意見。貝爾博士馬上回答：「你錯了！海倫，這個世界必將越來越繁忙，利用電話來傳送的應該是像『我有事，請你來一下』這類有實際需要的話。」
除了電話之外，貝爾博士還發明了對講機、感應天平等許多有用的東西。如果不是由於貝爾博士所發明的電話探針，恐怕無法找到謀殺加富爾總統的兇手吧！
在我的記憶裡，有關貝爾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難說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給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到匹茲堡去看煙火，當煙火衝上天空的那一瞬間，我們竟高興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著火了！」
現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憶出貝爾博士與他的女兒們一起坐在遊艇的甲板上賞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與我們同住在船上的還有一位紐康博士，他興致勃勃地對我們大談月蝕、流星及彗星的種種情況。
貝爾博士對我的關心不亞於我的父母，他時常對我說：「海倫，你還年輕，來日方長，所以應該考慮一下婚姻問題。莎莉文老師總有一天會結婚的。那時候，又有誰來陪伴你呢？」
我總是回答：「可是我覺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況有誰願意和我這樣的人結婚呢？」
話雖然這麼說，但我可以感覺出貝爾博士是真心地在為我的未來擔心。當莎莉文老師與梅西先生結婚時，貝爾博士再次提到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嗎？不過現在還不算遲，你應該聽我的話，趕快建立一個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瞭解，可是一個男人若娶了我這樣的妻子，豈不是太可憐了嗎？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會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擔。」
「也許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會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歡你的，如果他不計較這些而同你結婚的話，你可能會改變主意吧？」
正如貝爾博士所說，我後來確實曾經動過心，這些暫且不談。
我最後一次見到貝爾博士是在1920年，當時他剛從蘇格蘭回來，對我說：「雖然應該算是回到故鄉去，可是內心裡卻有一種身處異國的落寞感。」
然後他又談到飛機，一副非常感興趣的樣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飛機的製作。他預測，不出10年，紐約與倫敦之間就會開闢航線，而且在大建築的頂上會有小型飛機場，就像現在家家有車庫一樣，以飛機當交通工具的時代將來臨。博士還說，下一次世界大戰將會以空中為主要戰場，而潛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將比巡洋艦更重要。
他的另一項預言是：「學者們將來會發明出冷卻熱帶空氣的方法，或者是使熱氣流到寒冷地帶去，然後讓南、北極的冷空氣流到熱帶來調節冷熱，使地球上的每個地方都適合人類居住。」
我每次聽到這類樂觀的科學預言總是倍感興奮，不過我沒想到預言會那麼快應驗。因此，當我在6年後聽說法國的學者們真的利用海洋來調節氣候時，還著實吃了了驚呢！
那一次會面，當我與他揮別時竟格外感到依依不捨，似乎已預感到這將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我的預感竟不幸成真！
貝爾博士在1922年8月3日去世，遺體就葬在本市雷山頂上，說起來這個地方還是他自己選的，記得某次他指著山頂說：「海倫，那就是我長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說了這句話後，還隨口朗誦了一段布朗寧的詩句：流星飛，在雲際雷電閃，星雲交會處當我從報紙上讀到貝爾博士去世的消息時，我清楚地意識到已經喪失了一生最珍貴的友人。
當我們結束長程的演講旅行後，疲累地回到連杉，我和莎莉文老師都不禁對未來感到茫然而不安。我們的經濟越來越桔據了。過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們生活費，在老師結婚之後，這筆生活費便減少了一半。我們本希望靠稿費來彌補，可是無法如願。
我們的貧困並不是秘密，有人自動表示要幫助我們，鋼鐵大王卡內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從哪裡聽到我們的事情，1911年他獲悉我們在經濟上有困難時，曾對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贈給我們一筆款項。
法拉把這件事轉告了我，我請他在不失禮的情形下予以婉拒。當時的我年輕氣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樣可以活得下去。
雖然我拒絕了，可是卡內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氣地請我好好考慮一下，只要我認為需要，他隨時願意提供給我一筆款項。
又過了兩年，一次我與老師前往紐約，卡內基夫婦請我們到他們家裡去。卡內基夫婦都是和藹可親的人，他們的掌上明珠瑪格麗特小姐當時年僅16歲，是一個人見人愛的美麗少女。我們正在談話時，這位小姐跑進房中，卡內基先生又愛又憐地望著愛女，笑著說：「這就是我們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們耳邊嘀咕著，告訴我們要如何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一面喝著紅茶，一面很輕鬆地聊天，卡內基先生忽然想起來問道：「你現在還是不想接受我過去對你的提議嗎？」
我笑著回答：「是的，我還不肯認輸。」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沒有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一想呢？如果你能體會到對方被拒後的感受時，你還會堅持已見嗎？」
他的這番話，使我大感意外，因為我從來沒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義務。他如此重視家人的感受與快樂，更是令我感動！
隨後卡內基先生再次強調，只要我有需要，請不要客氣，隨時可以向他開口。
他又談到我與老師的演講，問我們要說些什麼，人場券一張多少錢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為題發表演講，人場券大概在1至1.5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時，沒想到他竟說：「啊！這種票價太貴了，我想如果一張5毛錢的話，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對了！就是這樣，票價一定不能高過7毛5.」
我與老師仍然繼續著我們的演講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師接受了一次大手術，由於身體太虛，無法再繼續旅行演講了。幸好我在夏天寫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內不必求助於人。我苦撐了一段時間以後，卻面臨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月，我們前往緬因州演講。我們自己開車進城，天氣忽然間變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發覺老師生病了，而且相當嚴重。這個地方我們第一次來，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沒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好不容易才想到請旅館的人派車送我們回家。一星期之後，我只好寫信給卡內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來了，同時附了一張支票。他在信上說：「老實說，我覺得命運對我太優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給我這種機會，我覺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應該說感謝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這樣，我與老師暫時可以不必為金錢傷腦筋了，可是卻發生了一件令我傷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師分居了。
梅西先生確實也很辛苦，不過導致這種結果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對於這些，我是不便發表任何意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