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伊維特對南希·莫利諾說「我再也不害怕了」的時候，這倒是句真心話。昨天，伊維特下了決心。這個決心消除了她對眼前事情的關切，使她從疑慮、焦急和痛苦中解脫出來，驅散了籠罩自己心頭的對被捕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恐懼——幾個月來，這一直在折磨著她。
昨天下的決心很簡單，即一旦把錄音帶交給那位女記者，她就立即自殺。這個她偶然認識的黑女人是在一家報館工作，她知道該怎麼處理那些錄音帶。她今晨離開克洛科大街上的那座房子時——這是最後一次——隨身攜帶著自殺的工具。
現在她終於把那兩盤她小心翼翼地、耐心地陸續錄製的錄音帶交出去了。這兩盤錄音帶將證明喬戈斯和戴維·伯德桑有罪，披露了他們已經幹過的和正在策劃的事情，透露了他們準備於今晚——更確切地說，於翌日凌晨三點——在克裡斯托弗·哥倫布飯店——進行破壞和暗殺的方案。喬戈斯一直以為她還蒙在鼓裡，其實她自始至終瞭解得一清二楚。
離開那家酒吧間時，想到這件事終於完成了，伊維特內心感到平靜。
終於平靜了。
她已經好久沒有感到過平靜了。同喬戈斯在一起肯定不曾平靜過，雖然她當初為喬戈斯的情婦時的興奮，聆聽他那富有教養的談吐和分擔他的重要工作時的激動，曾經使得她感到其餘的一切都毫無關係。後來，很久以後，直到她已經不能自拔的時候，她才開始懷疑喬戈斯是否有病，他的聰明才智和高深的學問是否……這句話怎麼說來著？……是否都墮入了歧途。
現在她確實認為喬戈斯是墮入了歧途，他是有病，也許甚至是瘋了。
然而，伊維特感到自己對喬戈斯仍然不能忘情；即使在現在，在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後，她依然如此。無論他遭遇到什麼，她希望他不致被傷害得太厲害或者被迫受太多的苦，儘管她知道這兩種情況都可能發生，只要那個黑女人今天放完錄音以後又把錄音帶的內容告訴她決定告訴的人——很可能是警察。
至於戴維·伯德桑，伊維特才不在乎呢。她不喜歡他，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他是個卑劣、殘忍的傢伙，同喬戈斯完全不同，連一丁點兒的情義都沒有，儘管喬戈斯作為一個革命者是不該有什麼情義的。哪怕伯德桑今天就被殺死，或是永遠關在監獄裡，她才不在乎呢；事實上，她希望他落得其中的一個下場。伊維特把她同喬戈斯之間多次的爭吵都歸咎於伯德桑。克裡斯托弗·哥倫布飯店行動就是伯德桑的點子，這在錄音帶上記錄著哩。
然而，她意識到自己將永遠不會知道伯德桑或者喬戈斯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因為她自己馬上就要死了。
啊，上帝——她才二十二歲！她剛開始踏上生活的旅途，實在不想死呵。但她也不想在監獄裡了結自己的餘生。即使是死也比那樣好。
伊維特繼續朝前走去。她知道她要到哪兒去，大約只要半個鐘頭就可以到了。這就是她昨天決定的另一件事情。
大約不到四個月以前——喬戈斯在米爾菲爾德旁邊的山上殺死兩名警衛的那個夜晚之後一個星期——她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多麼險惡。謀殺！她同喬戈斯負有同樣的罪責。
起先，當喬戈斯告訴她時，她還不信哩。在從米爾菲爾德返回城裡的路上，他警告她說：「你陷得跟我一樣深。你也在場，什麼都有你的份，就等於你親手動刀子，扣扳機，幹掉了兩個豬玀。我要是有個好歹，你也逃不掉。」就是在這個時候，她還以為他不過是恫嚇自己而已。
但是，幾天以後，她在一家報紙上讀到，在加利福尼亞有三人被指控犯有最嚴重的兇殺罪而受到審判。這三個人闖入一幢大樓，他們的頭目開槍打死了守夜人。儘管其餘二人手無凶器，也沒有直接參與兇殺，但是三個人都被判有罪，被判處同樣的徒刑——無期徒刑，並沒有獲准假釋的可能。直到那時，伊維特才恍然大悟，意識到喬戈斯的話並非兒戲；也就從那時開始，她越來越感到絕望。
她認識到她這樣的人已是無路可退，也無路可逃。絕望的心理由此而來。即使明知自己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她總覺得這樣的結局實在難以接受。
有幾個晚上，在克洛科大街上那幢陰森森、黑漆漆的房子裡，躺在喬戈斯的身旁睡不著，她幻想著自己可以回到堪薩斯的農場上去。她出生在那裡，並在那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同此時此地相比，那些日子似乎充滿著光明，而又無憂無慮。
自然，這是胡扯。
那個農場才二十英畝山地。伊維特的父親，一個脾氣乖戾、生性粗暴、嘴貧好吵的男人，從這塊土地上搞到的錢，勉強夠一家六口人餬口，根本沒錢償付抵押借款。這個家庭從來沒有溫暖和愛情。父母之間大吵大鬧是家常便飯，他們的子女也競相傚法。伊維特的母親，一個喋喋不休的長舌婦，經常在伊維特面前抱怨，讓她——家裡最小的孩子——知道母親一直就不想生她，後悔當初未做流產手術。
伊維特學她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的榜樣，等自己一有自立的能力，便離開家庭，一去不復返。她不知道她家裡人現在在哪裡，也不知道她的父母是否死了，但她告訴自己她根本無所謂。可是，她納悶她的父母，或者哥哥和姐姐會不會聽到或讀到她死去的消息，即使知道，他們又會有多大的觸動。
自然，伊維特想，為了自己的種種遭遇而去詛咒那逝去的歲月，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這樣做既不真實又不公正。來到西部以後，儘管她只受過法定的最起碼的文化教育，她還是在一家百貨公司找到了當售貨員的工作——而且在她自己喜歡的嬰兒服裝部。她很喜歡幫助小娃娃們挑選服裝。大約就在那個時候，她感到她願意有一天也有自己的孩子，不過，她是不會以自己在家裡受到的那種待遇去對待自己的孩子的。
一次，她被一個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姑娘帶去出席一個左翼的政治集會，問題就從此發生了，她開始同喬戈斯走到了一條路上。一件件事情接踵而至。後來她遇上了喬戈斯，然後就……啊，上帝。回想這一切又有什麼用處呢！伊維特很清楚就某些方面來說自己並不聰明。她對理解事物一向有困難。她在那間小小的鄉村學校上學一直上到十六歲，她的老師說她腦子很笨。後來喬戈斯勸她放棄工作，同他一起轉入地下，參加「自由之友」，她並不真正明白自己將陷入什麼困境，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在當時，那事聽起來似乎又有趣又驚險，而不是——如最後證實的那樣確實是——她一生中犯的最嚴重的錯誤。
伊維特漸漸意識到她自己——同喬戈斯、韋德、尤特和菲利克斯一樣——變成了一名到處被追捕的罪犯。當這種認識變得根深蒂固時，她感到異常恐怖。要是她被捕了，他們會怎樣對待她呢？伊維特想起了帕蒂·赫斯特和她所受的種種苦痛，而且，天哪，她還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呢。伊維特還不是無辜的受害者，她將受多大的痛苦呢？（伊維特記得喬戈斯同另外三個革命者對帕蒂·赫斯特的審訊嘲笑不止的情景。他們嘲笑統治集團那種拚命地、煞有介事地折磨本集團中的一名成員的做法，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證明他們有能力這樣做罷了。自然，正如喬戈斯後來說的那樣，假使赫斯特——在那種特殊的場合——同安吉拉·戴維斯一樣窮困或者是黑人的話，她很可能會得到同情和公平一些的待遇。可是赫斯特的老頭兒有錢，這是她的不幸羅。真夠熱鬧的！每當播送審訊的節目時，他們三個看完電視一哄而散的情景又浮現在伊維特的眼前。）但是現在，因為自己犯下了罪行而產生的恐懼心理籠罩著伊維特，這種恐懼心理猶如癌症一樣逐步擴散，最後竟充斥在她醒著的每時每刻。
最近，她意識到喬戈斯不再信任她了。
她發覺他帶著奇怪的目光注視著自己。他的話也沒有以前那麼多了。他對他正在做的新的工作守口如瓶。伊維特預感到，無論發生什麼別的事情，她作為喬戈斯的情婦的日子快要結束了。
就從那時起，伊維特開始用錄音機竊聽，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這件事並不難。錄音設備是現成的，並且喬戈斯曾教過她操作方法。她用一隻隱蔽的話筒，並在另一間房間裡操作錄音機，把喬戈斯和伯德桑的談話錄了下來。就這樣，後來在放錄音帶時，她才知道要在克裡斯托弗·哥倫布飯店安放滅火器炸彈一事。
喬戈斯同伯德桑的那些談話已經錄在她交給那個黑女人的盒式錄音帶上。錄音帶一開始，是伊維特自己口述的一段長長的、語無倫次的開場白。
她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即使現在，她也說不上來。這不是受良心驅使，用良心來騙自己毫無意義。也不是出於對飯店裡的任何一個人的惻隱之心，伊維特已經走得太遠，陷得太深了，實在無心顧及。也許是為了拯救喬戈斯，把他的靈魂（假如他有靈魂的話；假如他們中間任何一人有靈魂的話），從他打算做的那件可怕的事情中拯救出來。
伊維特的腦子漸漸感到疲倦。每當她想得太多，總是這樣。
她仍然不想去死，但是，她知道她非死不可。
伊維特向四周望了望。她一步不停地朝前走著，連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也不清楚，這時她意識到自己比原來想的要走得快、走得遠。伊維特可以看到自己的目的地已近在咫尺。
那是一座長滿青草的小山包，高聳在城市上空，這兒闢為公共場所。它的非正式的名字叫孤山。鑒於這一帶人跡稀少，這個名字倒是挺合適的。伊維特之所以選擇這塊地方，原因也在於此。在街道和房屋的盡頭還有最後的二百碼距離，那是一條陡峭的小路。她緩慢地爬了上去。她害怕到達山頂，但山頂卻很快就出現在她面前。
早些時候，天氣是晴朗的；現在卻陰霾密佈，一股強勁的寒風呼嘯著掠過光禿禿的小山頂。伊維特打了個寒戰。她向城市那邊的遠方眺望，可以看到那灰濛濛的、暗淡的大海。
伊維特坐在草地上，第二次打開她的手提包。第一次是她在酒吧間裡為取出盒式錄音帶而打開的。
她從那只沉重的手提包裡取出了一個裝置。這個裝置是她幾天前從喬戈斯的工作室裡拿出來的，一直藏到今天早晨。這是一個爆破筒——簡單而致命。在一段導管裡有一根甘油炸藥。那根導管的兩端密封著，但在一端留有一小孔，供插入雷管。伊維特自己小心翼翼地插進雷管——這是喬戈斯教會她的另一項本領——把一根短短的導火線接在雷管上，這根導火線伸在導管的外面。這是一根五秒鐘內就可以引爆的導火線，夠長的了。
伊維特的手再次伸進手提包，摸到了那個小小的打火機。在摸索時，她的手不停地哆嗦。
打火機在風裡很難打著。她放下炸彈，把手窩著，給打火機擋風。打火機辟辟啪啪地響了幾下，突然騰起了火苗。
此時，她又艱難地拿起炸彈，因為這時她的手抖得更厲害了。她還是設法把導火線的一端拉近打火機。導火線立刻點著了。伊維特敏捷地一下摔掉打火機，把炸彈緊緊地貼住自己的胸口。雙眼緊閉著，伊維特希望炸彈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