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爺死後，朱師傅來了。接替趙大爺，成為我們兒童電影製片廠宿舍樓的管理員。職責和趙大爺一樣，擔負環境衛生及安全。
朱師傅可能比我年齡小七八歲，安徽農民。自然，他住在趙大爺住過的小小門房裡。門房約十平方米左右，隔為兩間。外間是收發和傳達，朱師傅住裡間。小小門房一分為二，裡間擺一張單人床和一張窄桌外，也就沒什麼餘地了。
收發和傳達另有人負責。地方也特別小。所以朱師傅的起居，客觀上就限定在裡間了。
別人都叫他朱師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齡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覺不合適，故也隨年輕人們叫他朱師傅。他則隨年輕人們叫我「梁老師」。
有次我說：「朱師傅，別叫我梁老師，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卻說：「那哪兒成呢？那麼多人都叫你梁老師，我怎麼能叫你老梁呢？」
我說：「那就叫我曉聲。不是也有那麼多人叫我曉聲嗎？」
他說：「他們是你朋友啊！」
我說：「那你也當我是朋友嘛。」
他說：「行，梁老師，以後我就當你是朋友！」
直到現在，他仍叫我「梁老師」——雖然，我這方面覺得，他已經拿我當朋友了。看來「梁老師」他是叫定了，沒法兒要求他改了。
和趙大爺一樣，朱師傅也是極有責任心的人。我們宿舍樓周圍的環境衛生一直挺好，人們都是比較滿意的。這受益於朱師傅的責任心和勤勞。
記不得從哪一年起，朱師傅的女兒朱霞來了。朱霞已經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歲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兒麻痺，一隻手有些殘疾。人們都很喜歡朱霞，我也喜歡地。她是個有禮貌又懂事的姑娘。人們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師傅的妻子和兒子也一道來了。他妻子是位質樸的農村婦女。她隨朱師傅叫我「梁老師」，而我稱她「嫂子」，這在輩分上是顛倒的。其實我應叫她「弟妹」。但我不習慣那麼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稱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聽之了。
朱師傅的兒子比朱霞小兩歲，叫朱凡。朱凡是個清秀且聰明的農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點兒那類青年。
朱師傅常替人們修自行車。朱凡從旁看了幾次，會修了。遇有誰家的自行車壞了，推到門房外，請朱師傅修，倘若朱師傅沒時間親自修，便將「任務」交待給朱凡。往往還要嚴肅地叮囑：「要認真修啊，不許對付！」
我曾對朱師傅說：「朱師傅，別不好意思，要收錢。」
朱師傅笑著說：「那哪兒行呢？那成什麼事兒了呢？」
我也曾對朱凡說：「你爸不好意思收錢，你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親那麼憨厚地笑，不吱聲兒。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們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這一點上不必學雷鋒，不必搞無償服務！」
她同樣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對某些關係親密者打招呼——「咱們都不要讓人家朱師傅白修車啊！」
人們都說對。
其實街口就有修自行車的。但那修自行車的天一黑就收攤了。住在樓裡的大人們或學生們，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車有毛病，怕影響第二天上班上學，於是只有求助於朱師傅。而朱師傅從來有求必應。即使自己沒空兒，也是先應下來，讓兒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車搬屋裡修，只能將電燈拉到外邊，凍手凍腳地修……
這不給幾元錢真是讓人過意不去。
但據我所知，他們是從來不收錢的。非塞錢給他們，反而會搞得他們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車，我兒子的自行車，他們也不知貪黑給修過多少次了。
我們也只能送些東西，變相地表示感謝。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過病，廠裡為此發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總之幾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願。證明人們對朱師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證明朱師傅和他的一家，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僅容得下一張床的傳達室裡間，四口之家是顯然的，絕對的沒法兒同住的。但這世上在一些人看來是顯然的，絕對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們，往往也就不那麼顯然不那麼絕對了。正所謂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間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氣兒卻可以大一些。朱師傅撿了一張破木床，修修，將兩張木床摞起來了，成了雙層的床。又撿了一塊板，晚上臨睡前將下床接出一條。就這樣，顯然而又絕對解決不了的困難，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朱霞和母親每晚睡下床，睡得多麼擠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師傅自己，則每晚在廠裡到處找地方借宿。好在廠裡有些供值班人員睡的床，一般情況下他借宿不會遭到拒絕。
現在，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師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著。
但我從未見朱師傅愁眉苦臉過。
朱師傅另外還有沒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處撿些廢物賣。
他清除七個垃圾通道時，常將易拉罐兒，塑料瓶眼細地挑出來攢著。我也常見他推了滿滿一車廢物送往什麼地方的廢品站。
我曾聽有人說：「嘿，又發了，也許賣不少錢呢！」
我不相信現而今誰靠撿廢物賣會「發」。
倘真能，為什麼我們城裡人不也「發」一把呢？
一個易拉罐兒幾分錢，一斤廢報幾角錢，這我也是知道的。一車廢物賣不了多少錢的。明擺著的事兒。
朱師傅掙的是城裡人，尤其是北京人顯然的，絕對的不願掙的錢。也是顯然地絕對地在靠誠實的勞動掙錢。
故我常將能賣錢的廢物替朱師傅積攢了，親自送給他。
有次我問：「怎麼最近沒見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說：「去學電腦了！」
這一位中年的，安徽農村來的農民父親，就用自己賣廢品所得的錢，供他的兒子去學最現代的謀職技能。
現在朱凡已經在某郵局謀到了一份臨時的工作。儘管收入和他父親的收入一樣很低微，但畢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師傅見了我，吞吞吐吐地問：「你看，如果我想在車棚這一角用些膠板圍一處我睡覺的地方，廠裡會同意嗎？」
我說：「我不是早就建議你這樣做了嗎？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廠裡我替你說。」
廠裡的領導也很體恤他一家。
現在，朱師傅有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就在門房的邊上，一米多寬，兩米多長，用膠板圍的一個箱子似的「房間」。睡在裡邊，夏天的悶熱，冬天的森冷，大約非一般城裡人所能忍受。
現在，這一家人已在北京——確切地說，在我們童影的門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師傅、「嫂子」和朱凡，都在為生活而掙錢。不管一份工作多麼髒，多麼累，收入多麼低微，在北京人看來是多麼不值得幹，不屑於干，在他們看來，卻都是難得的機遇……
在風天，在雨天，在寒冬裡，在赤日下，我常見「嫂子」替朱師傅清理七個垃圾通道，替朱師傅打掃宿舍區和廠區的衛生。也像朱師傅一樣，從垃圾裡挑揀出可賣點兒錢的東西。她替朱師傅時，朱師傅則也許往廢品站送廢品去了，也許另有一份兒活，去掙另一份兒錢了。
「嫂子」推垃圾車的步態，騰騰有力，顯示出一種「小車不倒只管推」的樣子。
這一家的每一個成員，似乎總是那麼樂觀，似乎總是生活得那麼親情融融。
有時我不免奇怪地想——他們的樂觀源於什麼呢？
當然的，我知道，他們一家人要通過共同的努力，早日積攢下一筆錢，然後回安徽農村去蓋房子。
那須是多大數目的一筆錢呢？
三萬？還是五萬？
他們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呢？
似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再豁上七八年的時間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達到，一定能達到。
難道，這便是他們樂觀的生活態度的因由嗎？
哪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哪一個家庭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身在到處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不謗世妒人，不自卑自賤，不自暴自棄，一心確定一個不超出實際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生活目標，全家人同舟共濟，付出了一個七八年，並準備再付出一個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實現呢？
我清楚，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這一種生活態度不是很可敬嗎？
自尊，自強，自立——於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師傅一家一樣嗎？
十分難得的是，他們還有那麼一種彷彿任什麼都腐蝕不了的樂觀！
這樂觀可貴呀！
我常對自己說——朱師傅是我的一面鏡子。他這一面鏡子，每每照出我這個小說家生活的矯情。
我也常對妻子和兒子說——朱師傅一家是我們一家的鏡子。
相比於朱師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還有什麼理由不樂觀地生活？我們對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滿足不如意，不是矯情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