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來了。
“父親……父親他……”
冉神色愴然，眸子淒迷著哀霧。
冉很久沒來了。
我說：“冉，你父親病了麼？”
“死了……”
冉倏忽間淚潸潸下。她緩緩坐在沙發上，雙手捂住臉，一動不動，仿佛打算永遠那樣了……我不禁愕然。
許久，我囁嚅地問：“什麼病？……”
冉放下雙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該看何處。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車的地方跟一個婦女吵架，人家用傘捅他。
新傘，傘端是金屬的。從他兩根肋骨間捅進去了，捅著了心髒……“
我又是一陣愕然。
“依我，就不開追悼會了。可母親堅持非開不可，他的一些弟子們，也都主張要開。所以，所以我來給你送這個……”
冉從小包中取出一份訃柬，猶猶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莊重，很考究。
“有空兒，你就去參加；沒空兒，就拉倒。反正人已經死了，左右不過是那麼回事兒……”
我立刻說：“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辭……
我獨自發呆……
一位社會心理學權威，一位性情極有涵養，平和得如一泓靜水的老人，竟會在存自行車的地方跟婦女吵架，竟被對方用傘捅死，越細想，越感人生之無常……我認識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問什麼事，說小事一樁，說希望我替他要到一個“飼養證”。
“你也對花花產生憐憫？”
“花花”是一條小狗，一條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裡，跑到了我們這一居民區。左胛骨那兒帶著一道很深的砍傷，皮肉令人觸目驚心地綻翻著。最先發現它的是幾個孩子。它蜷在我們兒童電影制片廠宿捨樓傳達室的山牆後，由於冷和疼，瑟縮著栗抖。孩子們發現了它，就圍住它。
其中有我兒子。我想他們當時看著它，一定像看著一個年齡比他們還小的男孩兒或女孩兒，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孩子或女孩兒，一個受了重傷奄奄待斃的小小流浪兒。他們可憐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們童影宿捨傳達室旁邊，蓋著一間簡易的小土坯房子，住著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們放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民工們見孩子們圍住什麼看，也紛紛好奇地走過去。那小狗在他們眼裡，肯定和在孩子們眼裡是不同的。他們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們中的一個，就拖了它的一條後腿，想把它拖回到他們住的土坯房子裡，殺了它，吃它的肉。也許他們認為，不殺它，它活不過幾個時辰，也是難免一死的。人拖它時，它並不咬人，也不叫。我想當時它眼中，肯定充滿了恐懼，肯定充滿了絕望，肯定充滿了聽天由命的無助的悲涼。如果它真是一個男孩兒或女孩兒，真是一個小小流浪兒，也許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個孩子突然叫喊起來：“不許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個時候，我正開了陽台的窗子，放我寫作時吞吐造成的滿室煙霧。於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民工們未將一個孩子的叫喊當成怎麼一檔子事兒，拖小狗的那個仍拖它。
“不許拖它！”
許多孩子都叫喊起來。
“你們的？你們的？”
民工們不示弱。
“你們的？！你們的？！”
孩子們更不示弱。
“你們想殺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來的那個孩子，咄咄逼人地質問民工們。“是，又怎麼樣？你們再叫喊，我們立刻弄死它！你們信不信？”
“你們敢？！”
“噓，噓，怎麼不敢？”
拖狗那個民工，說著不拖它了，目光四處尋找能立刻弄死它的東西。
沒什麼順手的東西可被他當場利用，他便去捧一塊大石頭。
首先叫喊起來的那個孩子，撲向他，咬他的手。大石頭落地，又砸了他的腳。
他疼得抬起那只腳，一條腿金雞獨立，亂蹦亂跳。他惱羞成怒了，摑了那孩子一耳光，還將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於是眾孩子們齊發一聲喊，都向民工們撲過去。孩子們畢竟多，民工畢竟少，那情形頗為壯觀，也頗為刺激。孩子們一個個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說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慣於出生入死的獵犬，准備發揚前僕後繼的犧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圍剿幾頭大獸似的；仿佛他們早就期待著，某一天有某種契機和某種正當的理由，向某些大人們發動一場進攻了。居高臨下，我發現我的兒子表現得一點兒也不比別的孩子差勁兒。他一頭朝一個民工漢子撞去，將那漢子撞得向後踉蹌數步。
我喊：“梁爽，不許撒野！有理講理！不許……”卻哪裡還會引起兒子的注重！
他低著頭，小牛犢子似的，又朝另一個漢子撞去。我簡直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見的，正是我那一向溫良恭儉讓的，備受大人們喜歡和誇獎的兒子。幾個孩子圍剿一個民工。同仇敵愾，進攻是一往無前的。
民工們不但惱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開始反擊了。都是些二十多歲的農村青年，真急眼了，他們才不管面對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雖然他們在人數上處於劣勢，可一旦開始以大人對付大人們的狠勁兒對付孩子們，最終吃虧的注定將是孩子們無疑。
我眼睜睜看見我兒子被一個漢子一腳踹倒在地。他爬起來又撲上去，又被一腳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媽再敢踹我兒子，我下樓去跟你拼啦！…
…“
兒子依然沒聽到我的喊聲，依然沒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漢子撲去，一頭將那漢子撞倒了。於是幾個孩子一擁而上，將那漢子壓住，一陣拳打腳踢……那漢子卻聽到了我的喊聲，招架著爬起來，抬頭望望我，轉身就往他們的小土坯房跑……
斯時對面兩幢樓的陽台窗子都紛紛推開了，一些當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伯伯嬸嬸叔叔阿姨的，全將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們：“反了你們啦，欺負起小孩子來了！…
…“
“誰打孩子了？誰打孩子了？認准他，饒不了他！”“媽的，王八蛋你站那兒別動！有種你站那兒別動！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見，你打我女兒了！……”
“小海，你挨打沒有？寶貝兒，你挨打沒有？你倒是說話呀！……”
在大人們的助威之下，孩子們一個個表現得愈發凶猛。民工們的心理自是有所顧忌的，哪一個也無心戀戰，紛紛退卻。
幾個當爺爺奶奶叔伯嬸姨的男人女人離開各家陽台來到外面時，民工們已退入他們的住處去了。然而孩子們仍不依不饒，圍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陣，揚言要繼續火攻。大人們問明緣由，都說也難怪孩子們如此憤慨；都說那小狗著實的可憐；都說民工也忒不把作孽當成回事了，這麼可憐的一只小狗，還忍心殺它？還忍心吃它的肉？何況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殺了，能剔出幾斤幾兩肉哇？民工們自愧，則掩門不出。
孩子們得了理，又有大人們的道義上的聲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嚴正地提出：民工們必須向他們當面保證，今後再不許產生傷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們要從此對小狗負起照顧的責任……
大人們被孩子們的善良所感動，喚出民工們，迫令他們向孩子們當面指天畫地說了些保證的話，一場風波才算平息。從此那小狗就有了保護人。孩子們給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紙板給它搭了個窩，窩外面罩了一條誰家扔棄的小破被。窩裡墊了幾件舊棉衣，墊得暄暄軟軟，暖暖和和的。孩子們這些善舉，使一位在北醫三院做醫生的家長尤其大受感動。他為花花實行了一次外科手術，細致地縫合了它的傷口，還給它輸了兩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輸液的時候老老實實的。只要有孩子在旁邊守護著它，撫摩著它，它一動也不動，眼中充滿了感激。孩子們又做了些卡片，說是“飼養證”。並且規定了飼養人資格，是“三好”學生才有資格飼養，不是“三好”學生沒有資格。沒有資格的孩子當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絕對不可以用食物將花花引誘到這一居民小區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膽子極小，似乎明白，只有在這一居民小區的范圍以內，它才能受到保護，才是安全的。
無論用多麼好吃的東西，也是不會將它引誘到遠處去的。事實上，也沒有哪一個孩子懷有將它引誘到遠處的企圖。
我的兒子是“三好”學生，而且被公認在保護花花的戰斗中，表現極其勇敢，理所當然地是第一批獲得“飼養證”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從外面把他領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嚴厲地問：“你那麼撒野，對麼？”
他說：“對。”
我說：“你還敢嘴硬？還敢說你撒野對？”
他說：“要是見死不救，那對嗎？”
我說：“你可以用語言表達你對這件事的立場和態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擺著吃虧嗎？要是把你踹成內傷，你後悔也晚了！”
他說：“我不後悔。”
我生氣了，說：“靠牆站著，反省去！”
他就靠牆站著去了，但眼中立時盈滿了淚。
我又說：“你甭覺得委屈！你為一只小狗挨了兩腳，你自以為值怎麼著？”
他仍不服管教，說：“我們要都像你這樣想，小狗現在已經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時不知再說什麼好。見他眼淚斷了線兒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轉身從廚房拿了兩個包子，塞給他，讓他去喂狗……
我滿口答應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兒，盡管我覺得這件事兒不無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歡狗的話，完全可以自己養一只嘛。北影童影，養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參與到孩子們中間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飼養證”的大人，不知是怎樣的一位大人，真有點兒怪！
兒子放學回到家裡，我對兒子說了這件事兒。我想區區一件小事兒，兒子便能替我辦成。
不料兒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問：“研究研究？誰們？”
他說：“當然是我們養狗小組的核心成員們啦！”那口氣，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我這當爸爸的，企圖通過他的關系，批一個官職給自己的哥們兒似的。我取笑他：“你們可算是有了種權力了！好，那你們就研究研究，盡早給我回話！”
兒子鄭重其事地說：“這不是什麼權力不權力的問題，這是原則，是必要的資格審查的程序。對你們大人，性質更加不同。我們當初沒考慮過大人，所以你也別抱太大的希望。”
我說：“你少跟我來這套！明天你就得給我個回話！”第二天，我始終記著這事兒，詢問結果如何。
兒子說：“大家要見見你那位朋友。”
我說：“怎麼怎麼，你爸爸介紹的朋友，還要面試不成？”
他說：“也不能因為你是我爸爸，就不講原則。”我商量地說：“得了兒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們那原則吧！你再跟你們那些核心成員們幫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給你爸個面子行不？”
兒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見我瞪著他語塞，他又悅：“我們就不忙嗎？上午四節課，下午三節課，晚上還有作業，和大人上班有什麼區別？大家要見見你那位朋友，就等於很給我面子，也很給你面子啦。我們總不能太隨便地就發出去一個飼養證吧？”
兒子的口氣，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們大人也別太不識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電話問相求之事我忘了沒有？我說沒忘，說只是事情也許不像我想的那麼容易辦成。朋友問這麼一樁小事有何難處？我只得照實講——孩子們要見一見那個希望獲得“飼養證”的人，見了要當面判斷一下那個人有沒有資格，之後他們還要研究研究……“是——這——樣——啊？……”
電話中，朋友的語調拖得很長很長。
隔十幾分鍾朋友又打來了電話，說那人非常尊重孩子們的原則性，願意接受孩子們的任何方式的資格審查，問哪天可以接受面試？
我捂住電話，喚來兒子，沒好氣地說：“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幫爸爸順利地辦成！你看你們搞得這個復雜勁兒！你替你們那些核心成員預定個日子，哪天？”
兒子說：“嫌復雜？嫌復雜就拉倒！是你們大人找到我們頭上的，又不是我們主動找到你們大人頭上的。”我說：“別貧嘴，問你哪天！”
兒子想了想，說：“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們下午沒課。”我接著問：“在哪兒？”我說：“喬老師，真是抱歉得很。這麼一樁小事，還勞您親自來一次。按說我們應當替您要了，給您送去。”他說：“沒什麼，該來的。我家離這兒不遠，就住小月河那邊兒。遠了我也不知道這兒還有些為一只小狗向大人們宣戰的孩子。
孩子們越認真，我心裡越高興。從小就玩世不恭，對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態度的話，咱們中國可就沒什麼大指望了。別說搞社會主義、搞改革不行，搞資本主義也不配。資本主義的歷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歷史，是幾代最講認真二字的人共同創造的歷史。我的興趣不在狗身上，我的興趣在孩子們身上，我實實在在地是對他們慕名而來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驚。話題一過分的嚴肅，我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與人繼續交談，只有沉默的份兒。竊以為對於幾個孩子，包括我的兒子，為捍衛一只小狗而向大人們公開宣戰這件事，是不可過分鼓勵和誇獎的。但是出於禮貌，我們報以微笑和點頭，畢竟，老先生的話不無道理。
朋友卻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難得喬老師有這麼一顆憂國之心。”
冉的父親擺擺手，仍以那麼一種自謙的口吻說：“恥談憂國，恥談憂國。不過是毛病，三句話不離本行而已。舉凡中國之事，政治論說派有之，經濟論說派有之，文化論說派有之，唯善於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的人，實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包括某些專家學者，一向以為政治經濟是因，社會心理現象是果，此大謬也。這種因果關系也是二律背反的關系。現在可以這麼認為，社會心理已不再僅僅是現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決定改革這棵樹上，結出什麼樣的政治之果，和什麼樣的經濟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種的條件之下，也可以創造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從類人猿到人經歷了千萬年的進化過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蟬蛻一次殼一樣容易……”“我給你們沏茶。我給你們沏茶……”
我起身走到廚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於察顏觀色的，跟至廚房。
我耳語相問：“老先生怎麼回事兒？我也沒說什麼他不愛聽的話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論？”
朋友也耳語道：“你千萬別見怪。他一向如此，當導師當慣了。對他抬舉的人，才侃侃而談；在他討厭的人面前，他會一句話也不說，故意使人尷尬。”
“別沏茶了。趁孩子們沒來，還是聊會兒嘛！我喜歡和你們年輕人聊。民不可能皆聖賢，民亦當恥於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親，仍自說自話。那一種語調，雖很平和，並不言語洶洶，但使人聽來，總有一種諄諄教導的意味兒，一種誨人不倦的意味兒，和一種憂患多多的意味兒。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談，變成一場嚴肅的討論。我已經很久不和人討論什麼了。克服了這一種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覺得自身和周圍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麼地嫌惡自己了，也不再那麼地嫌惡他人和周圍的生活了。仿佛癮君子戒了煙，尋找到了某種肺清腑爽的感覺，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濁氣。
不過我並沒因為老先生的借題發揮，而破壞他給我的好印象。有一個時期，我也三句話不離文學來著，逮住一個什麼人就跟人家大談文學，全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
所謂禿頭不輕蔑和尚。
我剛用托盤端了茶進屋，兒子就回來了，帶了四位他們的核心成員。
我看看表說：“你們很准時嘛！”
他們也都看表，之後一齊看我朋友。
朋友說：“都別看我。你們要面試的不是我。”我說：“對，不是他，是這一位。”指著冉的父親，讓他們叫爺爺。
他們沒想到要審查資格的是位“爺爺”，面面相覷，似乎不知所措。
一個個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爺爺”。冉的父親連忙站起，讓出沙發，禮賢下士地說，“你們請坐沙發，你們請坐沙發。”
朋友也只得從沙發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們倒不客氣，心安理得地占領了兩只單人沙發和一只雙人沙發。
冉的父親將椅子擺正在他們對面，如鍾肅坐，恭敬地問：“那咱們就開始吧？”
一個孩子首先問：“你為什麼對我們的花花感興趣？”
不待冉的父親回答，朋友以大人們對孩子們那種習慣了的長輩的口吻說：“你們聽明白了——喬爺爺不是對你們養的狗感什麼興趣，而是對你們本身感到了點兒興趣。至於狗嘛，他要養什麼樣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國‘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亞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還犯得著非要和你們養一只賴巴巴的小狗崽嗎？”孩子們一陣沉默，又面面相覷。
其中一個，看來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來，對我們三個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著我的兒子，隱忍地說：“梁爽，那我們走了。”
兒子瞪著我，仿佛受了嚴重侮辱，抗議地哼了一聲。我說：“別走哇別走哇！
吃糖吃糖……“連忙從茶幾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們手裡塞。
冉的父親也立刻聲明：“他的話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對你們的小狗感興趣，也對你們本身感興趣。是因為你們才對小狗……不，不，是因為小狗才對你們感興趣，但主要是對小狗感興趣……”
朋友自覺無聊，躲到另一間屋去了。
我又說：“喬爺爺是很值得你們尊敬的一位爺爺，是社會心理學家呢！”
我兒子說：“爸，你別扯這些，這些對我們不起作用。”
於是一個孩子瞅定七十來歲的社會心理學家，嚴肅之至地說：“你實際上還沒回答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哪！”七十來歲的社會心理學家想了想，並沒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認為狗也有身世嗎？”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兒，它春天結骨朵兒了，夏天開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們一般就不會替它傷感，因為就它來講，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結骨朵兒，還沒等開放，秋天就到了，接著冬天就把它凍死了，我們就會替它傷感是不是？有了你們的愛護，花花的身世就改變了，變好了。如果我們能使什麼的身世變好了，無論那是什麼，只要不是壞的丑的惡的，都值得我們一做是不是？……”
孩子們頻頻點頭，看來他們對他的回答挺滿意。好像他們的問題的標准答案，正是那樣的。然而我看出他們在裝理解。他們挺滿意的，也許只不過是七十來歲的社會心理學家的態度。他那一種虔誠的態度，分明的使他們產生了大的錯覺，起碼在那一時刻產生了大的錯覺——似乎他們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們對他們的那個問題，是根本沒有統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媽媽有三個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麼？”
一個最稚氣的孩子提出了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使我一愣，這問題太唐突，好生的沒道理。不過就是有沒有資格和他們共同飼養一只小狗麼，豈可對一位爺爺輩兒的老人的智力正兒八經地進行面試？
我看冉的父親——老社會心理學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們互相交換著會意的眼神兒。
冉的父親猶猶豫豫地說：“老三叫三毛？”
孩子們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們都得意洋洋地搖頭。
我說：“叫阿毛吧？”
我兒子說：“爸你別幫著亂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還是考他呢？”又對冉的父親說：“亂猜是猜不到的，要善於動腦筋思考。”
於是冉的父親就努力動腦筋思考起來。
我遞給了他一支煙，轉身去到另一房間問朋友，滿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親智商高點兒。
朋友氣惱地嘟噥：“這些個孩子！這算干什麼？這叫什麼問題？”
我說：“是啊是啊，純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問題？你快告訴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難住。”
“我怎麼知道！”
朋友聳聳肩，繼續看他的書，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樣子。
我沮喪地回到“考場”，見冉的父親一口接一口吸煙，已然顯得很不自在。
提出這問題的孩子說：“那我再講一遍，你認真聽。”看看我，又對我說：“你也認真聽。你們一塊兒動動腦筋，啟發啟發他。”於是那孩子又講了一遍。
冉的父親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兒子忍不住說：“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上來？老三叫小明唄！問題中已經告訴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著他們又出了一個問題——海水為什麼是鹹的？冉的父親還是被難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為什麼是鹹的。
一個孩子就講了個故事——說有個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兒引來了鬼。鬼想用一盤磨換人那些好吃的。鬼說磨一轉，就出鹽。人覺得合適，跟鬼換了。人把磨藏在山洞裡，自己需要鹽的時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願自己的同類也得到鹽。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裡，把磨扔到海裡去了。於是海水就是鹹的了，於是那個自私自利的人企圖靠一盤磨發大財的希望破滅了……朋友不知何時也過來了，聽了這個故事就大鼓其掌，一邊鼓掌一邊說：“噢，海水是這麼變鹹的呀！”
我和冉的父親，相應地也都說了些自己知識很貧乏，今天知識有所增長之類的話。
那天孩子們對冉的父親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資格審查，最後他們的核心的核心問他們怎麼樣？他們都說“還行”。冉的父親如釋重負地笑了，孩子們也便笑了。
我看他們在那一個多小時內也不怎麼輕松。當他們都說“還行”時，也是如釋重負的。我和我的朋友，跟著審查的被審查的，一塊兒感到如釋重負。
孩子們終於將“飼養證”交給了冉的父親。囑咐他別丟了，不許轉讓，不得擅自塗改等等。他們還強調指出：之所以必須履行審查程序，乃是因為，據他們了解——人善，養的狗也善；人惡，養的狗便惡。人智商高，養的狗也聰明；人弱智，養的狗便傻頭傻腦。他們不願他們的花花，將來長成一條既惡又傻頭傻腦的大狗…
…我的兒子送他的小伙伴們走後，冉的父親說：“這就好，這就好。中國還有這樣的孩子，實在是中國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對，對。喬老師看問題，就是思維遼闊，具有遠見卓識。”
我對中國的將來，和中國現在的孩子們，既不曾怎樣的樂觀過，也不曾杞人憂天地悲觀過。沒什麼意見值得發表，只有對冉的父親滿懷敬仰地笑著而已。
從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見到冉的父親一次。
他用網兜拎著帶蓋兒的小盆來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們都熟悉了，並且獲得了他們的信賴。他們見了他，開始禮貌而親切地叫他“喬爺爺”，視他為他們養狗小組的核心成員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對他熟悉起來，信賴起來。在那小狗的意識裡，也許不但認為又多了一個保護人，而且認為是一位媽媽尋找到了它吧？畢竟，一位老人對一只無家可歸的流浪兒般的小狗的憐憫、愛心和責任感，比之孩子們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麼內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擁有那樣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擁有；似乎它最應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種意義。
我散步的時候，經常看到花花駐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見他，便歡躍地奔跑過去迎接。我也常看到這樣的情形——他在進行掄臂運動，花花則蹲踞他跟前，凝視他。他掄左臂，它的頭便歪向左邊；他掄右臂，它的頭便歪向右邊。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後來我發現花花干淨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烏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貴、備受寵幸的狗了。
兒子告訴我——喬爺爺將花花帶回家，已經給它洗過好幾次澡了。
不久兒子又告訴我——喬爺爺說，過幾天他要請些人來給花花打預防針……
一個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寫作，忽聞兒子的足音異常急促地登登登奔上樓。兒子一進門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幫我們救救花花吧！”
兒子眼中充滿了驚慌。兒子那雙眼睛，使我聯想到民工們要殺花花那一天可憐的小狗的眼睛。
我問：“怎麼了？誰又傷害你們的花花？”
話剛說完，聽到一聲狗的慘叫。
我以為是那些民工們惡念復生，覺得他們太可恨了。“媽的！”
我沖到陽台上，一掌推開窗子——卻不是民工們，而是另外一些大人，個個手中操著木棒、鐵棍、鐵鍬。花花躥到了自行車柵裡，縮在幾輛自行車後。
孩子們遠遠地站著，望著。對那些器械在手，一個個凶神惡煞般的大人們，他們完全喪失了當初對民工們發起斗爭的勇氣。我想他們是都嚇傻了。
“就是那個老家伙找來的人！他騙了我們！他說他們是來給花花打預防針的，可他們不是！他們是來要花花命的！爸呀爸呀，求求你，救救我們的花花！……”
兒子哇地一聲哭了。
我喊：“混蛋！不許打那只小狗！……”
他們都仰起臉來。
為首一個說：“誰罵的？”
另一個指著我說：“那小子！”
“你才混蛋！”他彎腰撿起半塊磚頭——“叫你小子罵！”——磚頭擊碎玻璃，飛入我家陽台。玻璃片兒落滿陽台地上……
我沒料到他會這樣，我一時呆住。兒子嚇得不哭了，抱頭逃進屋裡。
一些人家推開的陽台窗子，紛紛關上了。
外面只有些個孩子們，些個嚇傻了的孩子們，遠遠地站成一堆，瞪大著一雙雙驚恐的眼睛望著……民工們從他們的小土屋裡擁了出來。
“嗨！你們干嗎？你們憑什麼？這不是一只野狗！更不是一只瘋狗！……”
民工們似乎要兩肋插刀了。
“憑什麼？市內不許養狗！誰見了，都有權打死！”
“那……那你們也不能當著孩子們的面兒……”
“你們少他媽的管閒事！些個臭民工，一邊稍息去！”“臭民工是你們爸！”
“是我們兒子！”
“操你們媽！”
“這些小子找揍！”
雙方都是年輕人，罵的結果是大打出手。
我看見一方中一個握鐵棍的，洶洶撲向自行車棚，朝縮在幾輛車後的花花惡狠狠捅去……一聲小狗的哀嚎，很長很長……我知道花花完了……
我回頭看兒子，兒子在跺腳，在用頭撞牆……我從牆上摘下了一柄鋁合金的長劍。買了掛在那兒，我就沒碰過它。它用來刺死一個人是不成問題的。我全身血脈膨脹，我想奔出去殺死一個人。不僅為了花花，而且為了我家的陽台窗，為了無聲地哭著跺著腳用頭撞牆的兒子，和他的同學、他的小伙伴們……我想在我和某一個人之間，今天必須死一個……我沖到外面時，一切都已結束——一輛小卡車剛開走。那個手握鐵棍的人，仍站在車上用鐵棍搗著，好像朝鮮族人用木杵搗黏米一樣…
…
我知道他們在搗的是什麼……孩子們漸漸圍向自行車棚，圍向他們的花花的死處。那兒有一攤血……
倏忽間我眼前浮現了小時候的事情——我和弟弟妹妹們也曾養過一只和花花的身世同樣可憐的小狗。我們叫它“小朋友”。在北方寒冷的冬季裡的一個早晨，它被建築工人們打死了，吊在腳手架上剝皮……那是饑荒年代，那個年代人們很餓很餓……而今天的人們並不會那麼餓……忽然孩子們哭成一片。那一種哭聲令大人聽了心碎。仿佛剛剛死於非命的不是他們養的一只小狗，而是他們的一個至親至愛的親人，甚至是像小姐姐小母親一樣的親人……臉上手上各掛了彩的民工們，同情地望著孩子們，默默聽著他們的哭聲，紛紛搖頭歎息……沒誰理會仗著一柄鋁合金長劍的我。
我不禁感到自己顯得滑稽。
我低著頭，拎著我原本想殺人沒殺成的東西，趕快往家走……
回到家裡我哄兒子。兒子猛地推開我，不共戴天地瞪著我，咬牙切齒地說：“你別理我！你出賣了我們！……”我羞愧難當，無話可說。
那一天晚飯前我散步時，碰見了冉的父親，他照例用網兜拎著帶蓋兒的小盆。
他說：“又碰見了。”
我說：“是啊，又碰見了。”
他說：“一早一晚，散散步好。”
我說：“這我懂。不勞賜教。”
他就有些困惑地看我。
我說：“您不必給狗送食了。它也再不會到街口去迎您了，再不會蹲您跟前，欣賞您掄胳膊踢腿了。”
他神色不安起來，問：“花花跑丟了？被人偷去了？”我故意不動聲色地說：“它被人打死了，被您對孩子們說，請來給它打預防針的那些人打死的。”
“這不可能！這不可能！這怎麼可能！……”
他轉身往街口望去。分明的，一心想發現花花在街口，並向他跑來。
當然沒發現。
“你跟我開玩笑吧？”
他審視著我。
我說：“不是我跟您開玩笑，是您跟我，跟孩子們開玩笑。不過我厭惡這種玩笑。”
那一天，我以為，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劃的。為了某一篇心理學論文的發表，對一些被他騙取了信賴的孩子們進行心理測驗。沽名釣譽而不擇手段、借助伎倆的人，無論老的少的，我都厭惡。
那一天我一直在恨他，從內心裡開始鄙視他，後悔自己怎麼將他介紹給了孩子們。
“這……這……這不可能……”
他喃喃著，慌慌地拔腿就走。自然並非往回走。
我繞了小月河一圈，又見到他。不過他在馬路那邊，我在馬路這邊。
他的步子仍慌慌的，仿佛電影中某個人，已覺得被殺手暗暗跟蹤似的。
我不願再跟他說什麼多余的話，雖該跨過馬路了，也不跨過去，繼續在這邊的人行道上往前走。
不料他發現了我。他跨過馬路，迎我走來。
我倒也不願使他認為我是在避他，只好站住。
他走到我面前，提高網兜給我看，說：“是排骨。我特意為花花燉了些排骨…
…“
我什麼都不說。實在是無話可說。
“他們都不理我了，都用那麼一種目光看我……”
我說：“他們也都不理我了，也都用那麼一種目光看我了。”
我說的是真的。因為是我，通過我的兒子，介紹他和孩子們認識的。
孩子們，包括我自己的兒子，看我時的目光，如同看一個曾無端地將他們往大水坑裡推過的壞人。他們雖沒被淹死，卻分明的、再也不會以孩子的正常的目光看那樣的人了。不錯，那種目光裡懷有憎恨。但憎恨還不是主要的內容，主要的是極端的輕蔑，和用目光表達比用話說出冷峻十倍的含義——我們已經把你看透了……
冷峻的目光若由孩子們投射向大人，我想是要比由大人們投射向孩子們更難招架的。
我早已是一個受過多次和多種輕蔑的人了，故對於些個孩子們的輕蔑，和他們目光中那種已經把我看透了的含義，雖然也不舒服，但較能泰然處之，不甚在乎。
我想對於他，大概就不同了。他是老人，是屬於“家”一類的老人，是做了一輩子導師，目前依然做著導師的老人。是一向受尊敬慣了的老人。被極端輕蔑和被看透，尤其是被一些孩子們，他未必能像我似的泰然處之，不甚在乎。
這使我很快感，很解恨。
我竟笑了。
我又說：“因為這件事，我兒子失去了他的同學和小伙伴們對他的友好，對他的信任。我失去了兒子對我的。您是否認為有必要向我解釋幾句呢？”
他說：“是的是的，我解釋我解釋……可是我……我不是……我跟他們說得明明白白，是請他們來打針。他們當時也答應得爽爽快快，都說是我求他們的事，沒二話……我……真難過……真抱歉……”
他惶惶地望著我，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
我信了他的話。我想，一定是有某種不該發生的誤會發生了，才斷送掉了花花那只可憐的小狗的性命。我說：“我剛才言重了，您也別太難過，孩子們不久便會把這件事忘了的。”
然而，我看出我並沒能安慰到他內心裡去。
“怎麼竟是這樣，怎麼竟是這樣，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再見……”
我說：“再見。”
我知道我今後將很少碰見他了。
“怎麼竟是這樣……”
他喃喃著，慌慌地走了。邊走邊回頭看，仿佛怕孩子們追來罵他打他。他險些撞到樹上。他拎著的小盆掉了。他彎彎腰，似乎想撿起來。僅彎彎腰而已，並沒撿。一個遛狗的姑娘經過那兒。一條健美的“黑背”狼狗。大狼狗心安理得地吃起他原本是為花花燉的排骨來……孩子們畢竟是孩子們。悲哀不會在他們的心靈中常駐，對他們不啻是一種幸運。十幾天過去，花花連同由它引起的事，就被時間的大手輕而易舉地從他們的記憶之中抹去了，仿佛用干布抹去鏡子上的一層水汽那麼徹底。只有當他們看到別的人們牽著大小愛犬，臉面上掛著擁有某種特殊財富似的炫耀的神情悠然漫步，他們才仿佛想起什麼來。如同老人們想起年代久遠的往事。那一種回想已不復有悲哀的甚至連感傷的成分也沒有，僅僅是記憶的本能而已。
北影和童影養狗的人家多，有的狗還曾是電影或電視劇中的新星和明星。它們活得雖然比不上有錢的西方人養的狗那麼高貴那麼奢侈，但若和中國的大多數狗們比，無疑應該說是活得很幸福了。當然也絕不至於受到傷害，更不會被活活打死。
專業打狗隊的人是不會打它們的。專業打狗隊打狗看主人。倒是我，每當看到那些無憂無慮活得幸福滋潤的大狗小狗鬈毛狗沙皮狗，便不由得想起了無家可歸的小小流浪兒般的花花，同時想起冉的父親所說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有身世的話。覺得那話與其說是睿智的厚道的，莫如說是無奈的令人沮喪的。並且，我竟是那麼地嫉妒那些幸福的狗，替被活活打死的花花。盡管它活著的時候，我不曾給予過它絲毫愛心也不曾對它萌發過一點點義務感或責任感，盡管我替它嫉妒替它憤憤不平於它已全沒了任何意義。一聽到別的狗吠，我耳邊就產生幻聽，似乎又聽到它死前哀哀呼救般的慘叫……每天早晚我照例散步。如我所料，沒再碰見過冉的父親。我想，也許他再也不會到小月河這邊來了。花花的死，竟封鎖了他散步的天地，這難道意味著報應嗎？
一天上午我家來了一位姑娘，就是冉。她一說出她父親的名字，我便猜到她因何而至了。那時已經春暖花開了，那時我看見別人們牽著的幸福的狗們，已不再替花花的身世感傷，不再替它嫉妒它們了……冉說受她父親的委托，來向我進一步澄清關於花花那件事的。我說這又何必呢，狗都死了幾個月了，也不是我養的狗。我並沒因了花花的死，對她父親心懷什麼難解的積怨。孩子們，包括我的兒子，已把那件事忘了。
冉說那件事在她父親，卻成了折磨心靈的一種老大的罪過。說她父親一直非常非常內疚，覺得對不住花花，對不住孩子們，也對不住他北影的朋友和我。
冉說她父親是個不善交往的人，從不主動和什麼人過從。除了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沒誰常到她家去。說她父親若非受到鄭重邀請，也不去別人家。說她母親原在某大學教馬列。教了一輩子馬列，退休前才評上副教授。現在終日在家養花兒，養魚，養貓，練氣功。還成了小月河那邊兒最熱心的老年迪斯科愛好者們的召集人。說她父親和她母親談不到一塊兒。一輩子都在相互尋找共同語言，卻沒尋找到過幾次。說她父親對養花兒沒興趣，對養魚也沒興趣，煩貓。一見她母親練氣功的樣子，就懷疑她母親走火入魔了。而她在一家外資公司當雇員，經常出國，比她父親出國的次數多得多……
“你別看我父親表面上一副悟禪得道的樣子，”冉說，“其實他內心裡經常感到很孤獨很寂寞。但他從不向我母親流露。我母親會認為那完全是社會心理學把他搞的，會勸他讀點兒馬列的書，用馬列主義自我調理調理。他也從不向我流露，唯恐遭到我的取笑。那只小狗叫什麼？叫花花是吧？我也挺喜歡它的，我幫我父親給它洗過澡。那一天我父親帶給它的排骨，還是我燉的呢！可憐的小狗，一口都沒吃上。它那雙眼睛，簡直就是一雙懂事的孩子的眼睛。凝視著人的時候，充滿了對人無比信任和默默乞憐的眼神兒。我覺得那小狗的眼睛會說話，好像總是在對人說——請千萬別傷害我，我是一只好小狗兒。我父親說花花眼裡有憂郁。我父親說這樣的狗不將它當人對待是不道德的。他還說這個世界上，動物萬千種，卻只有馬、牛、象、猩猩和狗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樣，有時會流露出憂郁來。我父親說人的年齡其實就是人的心靈的年齡。人年輕的時候不曾愛過，那個人的心靈就不曾真的有過年輕時代。而人年老時不曾憐憫過，那個人就等於是一個心靈方面的殘疾人。花花使他的憐憫有所給予。我父親他和別的老年人似乎很不同，他太習慣於研究和分析自己的心靈。越研究越分析，越覺得他自己的心靈不健全。這好比一個將侍弄自己的花園當成太重要的事情的人，總想把一切美好的花全都栽種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總覺得自己的花園太算不上是一個花園了。你說這不就有些荒唐有些偏執了嗎？我告訴你這些，其實主要是想告訴你，花花對於他是多麼的重要。重要性絕不亞於那些孩子們……”
我說：“這我不難理解，可我還是很糊塗。既然你父親委托你來的，那麼你能否告訴我個明白：為什麼將花花活活打死的，恰恰是你父親請的那些人？”
冉說：“是我介紹我父親和那些人認識的。否則，我父親怎麼會認識那些人呢？我也不認識，是我的朋友介紹我認識的。我的朋友，帶著我和父親一塊兒去求他們的。他們痛痛快快地答應了，也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父親送給他們的一條雲煙。花花被他們打死了，父親對我大發雷霆，質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從沒那麼生氣過。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去登門找朋友，對朋友大發雷霆，當面質問朋友究竟是怎麼回事。朋友同樣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朋友當著我的面給那些人打電話，大發雷霆的程度並不亞於我和我的父親。他們在電話裡回答說，他們原本是想給花花打預防針的，可是動身前，有一個人提議：干脆把狗打死算了，還能白吃上一頓狗肉。這年頭一斤肉挺貴，狗肉又是壯陽的，何樂而不為？否則，打過這一次預防針，秋天還得打一針，明年開春時仍得打一針。總之一年至少得打兩次針。人情托人情的事，犯不著那麼認真。如果老家伙興師問罪，擺出城市禁止養狗的條例，豈怕抵擋不過去？他們都贊成了那個人的話，結果那個人的提議就等於判了花花的死刑。經過就是這樣。並不存在什麼誤會不誤會的問題。他們很不高興，認為我的朋友小題大作。說我父親送給他們的煙，是冒牌的雲煙，質量劣得根本沒法吸。
因為這件事父親一直到今天也不願主動理我。而我只有遷怒於朋友，朋友又遷怒於那些人。父親不論在任何場合，一有機會就談這件事。講學談；做報告談；在區人大開會談。還以區人大代表和愛護小動物協會理事的名義，在晚報上發了篇文章，把那些人罵得夠嗆。罵他們是向孩子們示范惡的可恥透頂的反面教員。怎麼，你沒看到這篇文章？……“
我說我沒看到。我沒訂晚報。
冉又說，那些人當然是看到文章的了。他們惱火到什麼程度是不難想象的。他們請某個記者撮了一頓，那記者就代筆替他們寫了篇文章，批駁她父親，用詞極為尖酸刻薄。她父親看了，火上澆油，再有涵養也沒有涵養了，便寫了第二篇回擊文章寄到晚報，被晚報壓下了，沒發，認為適可而止的好，沒必要開辟個欄目繼續“
爭鳴“下去。結果她父親氣得大病了一場，還住了半個多月院。那些人還把氣撒在她朋友頭上。朋友覺得委屈，也責怪冉的父親的確未免太小題大作，不該把朋友之間的不愉快張揚到報上，弄得滿城風雨，沸沸揚揚的。於是反過來向冉興問罪之師，大發雷霆。冉自然沒有什麼客氣話相還。結果兩個多年的好友絕交。而她的朋友也跟那些朋友絕了交……冉說完這些滿臉苦笑。如同存折被人偷去，多年的儲蓄被人冒領了。
我相陪苦笑而已。但是我看出，冉並不滿足於這一點。她分明的希望我有所表示。我覺得，不說句什麼，似乎意味著我心胸狹窄。
“那麼多人，吃一只花花那麼小的小狗的肉，每個人也吃不到幾口哇！”
於是我盡量用平淡的語氣說。說完，不免有些後悔。這樣的話，很容易使她誤認為我耿耿於懷。
冉歎了一聲。冉說那些人沒吃花花的肉。說他們將花花打死了之後，也都覺得，花花實在是太小了。小得令他們感到索然。如果為了吃到幾口狗肉，就怪費事兒地剝它的皮剖它的膛剔它的骨，簡直怪沒勁的。路過一處垃圾站，他們將花花從車上拋到垃圾筒裡去了，連車也沒停一下……我又想到了冉的父親說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有身世的話……
頓然間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當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習慣做了的事，其實包含著令人心悸的恐怖。我們往往對此無動於衷，除了證明我們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證明別的……
冉最後說，她父親交給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說如果過幾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親，對她父親將是極大的安慰，等於幫助她父親從這件事中解脫出來。
冉說此話帶有請求的成分。
我答應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飯，還送給她父親兩本我新出的書。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親也沒提。我走時，他堅持要送我。他一直將我送至“紫薇橋”頭，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橋的橋頭。
他駐足說：“我不過橋了。”
他凝望著橋那邊——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著玩兒……
我說：“我還會來看你的。”
他說：“請你……替我向那些孩子們多多解釋……”我說：“一定。”
但我並未再去看過他，僅和他通過幾次電話，而且是他掛來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幾次。一次專為替她父親給我送書，是她父親著的《社會心理學發凡》。老先生用毛筆寫了贈言，蓋了印章……
不料想他卻死了。被一個女人用雨傘捅死了。捅死一位聞名中外的社會心理學家的雨傘，會是一柄怎樣的雨傘呢？那女人，又會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我並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說，悲哀不起來。因為老先生對於我，無異於一個符號。悲哀，其實是人比同情、比憐憫、比仁愛、比一切情感更吝嗇的情感。如果我們自己死了，不是我們親友的人，和我們過從並不密切的人，也是不會對我們慷慨到哪兒去的。我對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別了啊……我去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參加的人不多，四十幾個人。除了親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
二十多歲的有之，三十多歲的有之，五十來歲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們。
一位學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當一回學者了。那些個他的弟子們，也有白了頭發的，也有禿了頂的，也有躊躇滿志的仿佛學識深不可測的研究生。不是參加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的追悼會，我還真沒想到過，在中國竟有那麼多人吃社會心理學這一碗飯。
悲痛的氛圍環繞並籠罩著人們。當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兒，其次是他的弟子們，和弟子們的弟子們。我看他們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兒的悲痛，是區別很大的品種兩樣的悲痛。區別倒也不僅僅在於：對他的老伴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對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們而言死了的是導師。似乎區別更在於：他對她很重要，而他對他們雖然談不上什麼重要不重要的，卻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個人用慣了一支老式的鋼筆，現在它摔壞了，絕對地修不好了，今後再也不能用它了，並且連當成件紀念品保存著都不行了。盡管可以換支筆，甚至是一支最新產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鋼筆的特殊習性是中止了，也許連握筆的指法亦必須改變並重新適應……以一種儀式而言，那是我所參加過的程序最緊湊時間最短的一次追悼會，從開始到結束不過十幾分鍾。質量卻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們的態度都很虔誠，看不出誰是逢場作戲而來的。這當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我雖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圍的影響，也掉了幾滴眼淚。
人們四散時，冉走到我身邊，低聲對我說：“我母親想請你隨車到我家去。”
我問：“老太太有什麼需要我參謀的事嗎？”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說：“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親好像不願我介入意見。”
我感到受寵若驚起來，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復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絕不推委。”
我踏上面包車，老太太已坐在車裡了。她表情肅穆之極，仿佛車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裡去；仿佛她因老伴的死，看破紅塵，決意剃度為尼似的。她對我微微點頭，目光中有某種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話回復給她了。
我跟隨冉母女來到她們家。剛在客廳落座，冉剛沏上一杯茶給我，老太太便對冉說：“冉，你先到別的房間去。我們有話要單獨談談。”
冉默默地遵從地退出了客廳。
我竟又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沒把握判斷自己跟來是否明智了。萬一這老太太因為什麼打算問罪於我呢？可細想想，我對這一家我並不很熟悉的人，尤其對冉的父親，也沒做什麼虧心事啊。
我准備一旦在受到非難時表示抗議。
“你先請喝茶。”
老太太對我一笑。笑得極短，轉瞬肅穆有加，繼而演變為莊嚴。與其說她確實是笑了，莫如說我確實覺得她笑了。
我呷一口茶，見她對我還算友好，暗嘲自己多疑，泰然了許多。
我試探地說：“阿姨，盡管我和喬老師交往欠深，但我對他是很敬仰的。如今喬老師不在了，我要繼續在和你們母女的關系中，彌補我在喬老師生前和他交往未深的遺憾。承蒙您這麼信任我，若有什麼需我盡些義務的事，您就只管開口吩咐吧！”
她又微微一笑。這一次笑得分明了些。
“聽說，你認識的人很多？”
顯然，她對我的話感到滿意，感到安慰，並對我的虔誠感到欣賞。
我也自以為我是很虔誠的。人有時對自己是否虔誠，不太能梳理清楚。有一分虔誠，往往自我想象成十分。人是很樂於進行這一種自我想象的。
我說：“其實我認識的人挺有限，不過當年的北大荒知青戰友多些。但是都不常來往。”
“聽說，你那些戰友，分布在各行各業？”
“這……也算符合事實吧。”
“那，有沒有當律師的？有沒有在法院和檢察院工作的呢？”
我故作苦思狀。片刻，搖了搖頭。
“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冉！……”
冉應聲而至。
“給你叔叔杯裡續水。我忘了他是吸煙的了，找煙來。”我忙說：“我自己有煙，我自己有煙。”
就掏出煙吸。
冉見我杯中的水並沒明顯少，將熱水瓶象征性地拎起一下，又放在茶幾旁。她似乎純粹是想表現對母親的遵從才那麼做的。接著她便踱到魚缸旁去喂魚。
老太太說：“冉，你何必喂它們，已經喂過了。”冉便不喂了，但未轉身。觀魚。
老太太又說：“讓你給客人杯裡續水，你怎麼沒續？”冉說：“滿著呢。不用續。”
她這才轉身，惆悵地望著她的母親。
我發現老太太的眉頭皺了一下。
“肯定是涼了。倒掉，續上熱水。”
老太太語調不高，話說得極平靜，卻使人聽出一種不容違抗的命令的意味兒。
我忙說：“不涼不涼。”
然而冉已經將杯子拿走了……冉再次進客廳時，端著托盤。托盤上不僅有那只茶杯，還有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壺。顯然她圖個一勞永逸。她放下托盤，想坐在她母親旁邊的沙發上。
老太太不歡迎她加入談話，說：“冉，你到三單元李伯伯家去，替我表示謝意。”
冉有些困惑地望著她的母親。
“今天接送咱們的車，是你李伯伯單位的。快去吧！”
顯然，老太太的真實目的，也在於圖個一勞永逸。不但將女兒支離開客廳，而且一舉支到別人家去了。
冉一聲未吭就走了。我不知冉一向在家裡，對她母親的話是不是如此遵從。果而是，那她的性格可真是太溫順了。我暗想，那麼這一點證明她父親的遺傳基因在她身上占的比例太大了。也許她的性格並非如此？僅僅因為當著我的面，和今天剛剛辦完她父親的喪事的緣故，才甘願表現得對母親那麼遵從？我覺得，她的遵從，似乎確實包含著對她的母親的體恤的成分。
老太太注視著我問：“想起來了嗎？”
我將煙按滅在煙灰缸裡，又歉意地搖了搖頭。我真的沒想起來我的知青戰友中，有她說的那幾種人。
老太太就無聲地歎了口氣。並且，潸然淚下。
我忙說：“阿姨，您別失望。我家裡有一本《北大荒人名錄》，那上面注冊了兩萬多人呢。我回去翻翻，也許，不，肯定有當律師的，和在檢察院在法院工作的。”
她掏出手絹，拭了拭眼睛，又無聲地歎了口氣，以對我更加信任的目光望著我，語調緩緩地說：“那就好。那阿姨的事，就完全拜托與你了。”
我問：“阿姨，究竟什麼事？”
她說：“法院才判了那個女人七年。”
“就是那個女人。冉肯定已經告訴過你了，就是用傘捅死冉她父親的那個女人……”
我說：“啊，是的是的。冉告訴過我了。這件事真是……”
我不知應該怎麼說。
“法院認為那個女人是誤傷人命，所以才判了她七年。那怎麼能認為是誤傷人命呢？那明明是行凶嘛！又不是不經意造成的事，那柄傘就是凶器嘛！如果對方不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也必定是個潑婦！要不一柄傘能捅進人身體裡去，能將人捅死？七年……才判七年，我咽不下這一口氣。我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一口氣。老頭子死得好可悲啊……何況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就在他死的第二天，國外又來了聘書，聘他到國外去講學。從前人家外國人，哪兒承認咱們有什麼心理學和這方面的學者！一位著名學者的命，七年刑期就能抵得了的嗎？可憐的老頭子，有一本書剛寫了一半……”
這時我才發現桌上擺著喬老先生的遺像，裝飾著黑紗和白花。他表情澹泊寧靜地望著我。
老太太側轉身嚶嚶哭了。顯然即使在極其傷感之時，也還是顧及到了自己的儀態，不願讓我看到哭的樣子。
她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判斷思維。我一想也是的——用一柄傘居然捅進人的身體裡去，居然將人捅死了，那該是多大的力氣呢？若是屠夫凶漢者流所為，似乎也不足為奇，但卻是一個女人呀！一個女人，將屠夫凶漢者流才可能有的力氣，集中到一柄傘上去捅人，誠如老太太的話——“不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便必定是個潑婦”。認為是“誤傷人命”，也確有些說不通，也確難以令人心服。我不禁地正義沖動起來。
“如果我咽了這一口氣。我覺得我太對不起冉她父親了。七年，太便宜那個女人了！我們好好兒一個三口之家，讓那女人給破壞了！我心裡好恨！不判她十年二十年，我絕不罷休！可這事，若跟冉說，冉肯定反對。也不能求他那些學生。學生總歸不過是學生。他們會懷念老頭子，卻絕不會為替老頭子打官司的事投入精力。
所以……所以阿姨才捨下臉面求助於你……“
她哭得幾近於一個身心受了極大傷害的小姑娘。
她說“我心裡很恨”時，雖然並未咬牙切齒，但是我看得出，聽得出，她心裡確確實實地“好恨”。
我又吸著一支煙。思想很矛盾。我當然明白這一類事，一旦有什麼承諾，就等於卷入進去了。而一旦卷入進去了，必將牽扯不少精力，甚至辦不妥會落個怨言常系的結果。
但是，只吸煙，只沉默，在當時的情況下，於我是很尷尬很不自在的。
我終於下了決心，鄭重地說：“阿姨，您別傷感，您別生氣，您要節哀。這一件事，就算您委托給我了吧！我一定盡力而為。”
老太太立刻止泣。外面傳來登樓的足音，她傾聽了一下，站起身說：“是冉，我得去擦把臉……”
果然是冉。
冉奇怪地問：“我媽呢？”
我說：“她擦臉呢。”
冉十分敏感，又小聲問：“我媽哭了？”
我說：“沒哭。她只是想擦把臉而已。”
我剛說完，老太太踱入了客廳。冉向她母親投去心有所疑的一瞥。分明的，卻沒看出她母親哭過。我竟也沒看出，因為老太太戴上了一副淺茶色眼鏡。
冉以建議的口吻說：“媽，別多耽誤人家時間了。事兒如果談完了，就讓人家走吧。人家時間挺寶貴的。”老太太說：“其實我們也沒談什麼事兒，不過隨便聊聊。他是你父親生前的忘年交，又不常到咱家來，就是替你父親陪他敘敘話兒。”
我被抬舉到忘年交的地位，又不免有幾分受寵若驚。但是還沒到忘乎所以的地步，於是我明智地站起來告辭。
老太太在門口和我握了握手，是男人們之間那種較用力的握法。我完全領悟了它的內容，彼此心照不宣。冉一直把我送過紫薇橋。
途中，她問我她母親和我談了些什麼？我覺得自己沒理由對她隱瞞什麼，就照實說了。
冉問：“你答應了？”
我感到她問得奇怪。仿佛事情和她並不相干似的，仿佛包含有暗示我何必多管閒事的意思似的。
我點點頭。
“人死不能復生。判對方十年二十年又怎麼樣？我相信在這件事上法院的結論是公正的。那幾天我有預感，總覺得我父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和什麼人吵起來，果然不出我所料……父親希望我請幾天假，陪他到南方去散散心，我卻沒有。那個星？
旅費自付，有什麼不行的呢，可是我說不行。我怕帶上他，一路就得照顧他，自己玩不痛快。我……我太自私了。父親當時顯得那麼沮喪，那麼失望。父親一向誇我是他的好女兒。從這件事看，我算個什麼好女兒呢？我是個壞女兒。我太對不起父親了……“
冉駐足不前了。站立在河畔，面對著小月河，傾述地自說自話。是的，她那是自說自話。分明的，並不完全是為了說給我聽。更是她內心裡希圖一吐為快。我相信即使我不在她身旁，她也會面對著小月河愴然地說上那麼多話的。大顆大顆的淚珠，撲籟籟地，一顆接一顆地順著她瘦削的臉頰往下淌……
我說：“冉，別太自責了。我們每個人永遠無法預知的，便是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會在什麼時候和怎樣死去。許多事也許是許多人命定的事，自責沒用，想開點。至於你母親求我的事，當時明確回絕也不好，只有先答應下來。或許她今天專執一念，過幾天就忘了，自己不再提了……”冉沒回答我的話。
我還想對她說些什麼，又覺得說什麼都挺多余，便轉身往家走。
我回頭看了一次，見冉仍站在那兒，面對著小月河。我不知她是否還在自說自話。她的背影那麼的孤單……我估計錯了。只隔一天，冉的母親便打來電話，問我事情進展得如何？而我那時正慶幸老太太可能真的忘了……我謊說在進展之中，還算比較順利。
老太太說：“我謝謝你。你聽清楚了嗎？我謝謝你。也代表老頭子謝謝你……”
那一種至誠相托和銜恩必報的口吻，使我明白，若期待她忘了，純粹是我的癡心妄想……放下電話我就找《北大荒人名錄》。找到了就翻。感謝它，還真叫我查到了。那上面竟有當律師的人，也有當檢查官和法官的人，不過都不是我認識的人。不認識，也只有冒昧地去認識去求求看了。
應了那句話——現用現交。
接下來的三天，我將一切事情都擱置一邊，每天專跑著別人打官司的事。各方面的知青戰友都挺給我面子的，都說事情如果確如我講的那樣，官司還是值得一打的，打這場官司之目的還是有可能實現的，並都表示願意盡力而為。就像我對冉的母親表示願意盡力而為一樣——三分誠意七分不好意思當面明確回絕……第三天，晚上我才回到家裡。三天來把自己搞得舌長腿短，一回到家裡便躺在床上。躺下了就不願動，但我還是說服自己往冉家掛了一次電話。接電話的是冉。
我說：“冉，你母親並沒忘了那件事兒。”
她說：“媽媽就坐在我身邊。”
我說：“那，就叫她接電話吧！”
我本是有些感想欲對冉說說的。當然也包含有向她述述辛苦表表功勞的意圖。
但她說她母親就坐在她身邊，我便索然了。而且我聽出，她的話有那麼一層聲明似的意味兒——我和她的母親之間一求一諾的事，還是我直接對她母親說為好。即使對她說了也白說，說什麼都白說，起碼那會兒是那樣。因為她不可能也不願對我的熱心有所表示，因為她不可能也不願參與什麼意見，因為她的母親就坐在她身邊…
…我向老太太作了“匯報”之後，聽到老太太那端說：“冉，去燒壺開水。”電話靜了片刻，才又聽到她說：“該花錢之處，你就替我做主，比如請律師。我百分之百信得過你。老頭子生前畢竟出過幾本書，錢是還存下了一點兒的。如今用在老頭子身上，他若泉下有靈，也就清楚我對他究竟是怎樣的了……”
我聽出她是在用手捂著話筒說……放下電話，我想從明天開始，我又可以照常進入寫作狀態了。於是身心一時松弛，往錄像機裡塞了一盤錄像帶，是周潤發主演的《賭神》。我和妻子和兒子都是周潤發的忠實觀眾。
如今一事了卻，身心松弛，妻子和兒女跟著沾光，陪我看。三天來，妻子和兒子也極關心我辦的事兒，也極希望我盡快將事情辦完，辦成。或者，起碼盡快辦到有了一個可以交待得過去的結果。因為他們知道，祈祝我辦得順利些，比勸我別瞎浪費精力更明智。他們明白，我是不得不為之而為之。我如果四處碰壁一籌莫展，他們的身心也是松弛不了的。尤其兒子，當知道那位他和他的小伙伴們都曾詛咒過的喬爺爺被一個女人用一柄傘捅死了，顯得內心異常不安，甚至不無罪過感，害怕遭到某種神秘報復。他惴惴地問過我人死了是否真的有靈魂。我說過去信仰科學的世人認為人死了是沒有什麼靈魂的。死了就是死了，煙消雲散，一個生命體化為烏有。
但現代科學也承認，人死了可能有“靈魂”，也就是某種生命的殘余信息，但所謂“靈魂”存在的時間必不會很長，而且除了短期的存在，是不會做得了任何事情的。兒子又問我會不會附體？我說當然也不會。兒子似乎放心了許多，接著問我，靈魂究竟會存在多少時間。我說這個問題不但我不知道，還沒有一個人確實知道。誰如果自稱確實知道，誰就是騙子，或者自欺欺人。他卻相當執拗，說既然人們現在已經知道了靈魂重七克半，肯定也是已經知道了靈魂究竟會存在多少時間的。
駁我不要自己不知道，就認為一切人都不知道。我反問他從哪兒知道靈魂重七克半這一點的。他說他的同學告訴他的。而他的同學是從一本叫做《世界珍聞》的書上看到的。我好生驚愕，些個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些個乳牙還沒換全的孩子，竟知道靈魂重七克半，難怪世人創造了一種說法——“知識大爆炸”！兒子還請求我去向比我知識面廣泛的別人們替他和他的小伙伴們打聽打聽，靈魂究竟會存在多少時間。最後他承認，他和他的小伙伴們，都咒那位喬爺爺不得好死過。他替自己也替小伙伴們信誓旦旦地辯護——他們所咒的死法雖然千奇百怪，富於想象，但是他們中絕對的沒有一個咒過喬爺爺被女人用傘捅死。並且承認，他之所以很關心靈魂究竟會存在多少時間的問題，是因為他希望，那位喬爺爺的靈魂，已然超過了它可能存在的最長的時間限。也就是說，雖存在過，而又不復存在了。當然這也是他的小伙伴們的一致希望。他告訴他們喬爺爺死了，他們都和他一樣，內心裡產生了曾咒過喬爺爺的某種罪過感，和害怕遭到報復的恐懼感。兒子是希望從我口中得到確切的證實——不但喬爺爺死了，連他的靈魂也“死”掉了……我聽罷兒子的話哭笑不得。我對他說——喬爺爺其實是一位很好很好的老爺爺，只不過因為他們不了解他，才一度因為花花的死以為他很壞（我又了解他多少呢）？喬爺爺非常善良，非常有涵養。他那份兒涵養，非是一般人們所能達到的……
“有涵養還和婦女吵架？你們大人不是常說，好男不和女斗嗎？他要不是和人家吵得太凶，人家也不至於用傘捅他，他也不會死！”
兒子持懷疑態度。
我不禁地一怔。
我又說：“你呀，還有你那些小朋友，千萬不要再因花花的死記恨他了。其實他和你們一樣喜歡那只小狗，甚至比你們更喜歡它。對花花的死，喬爺爺是一點兒責任也沒有的。是那些人太可惡，當他面答應得好好的，結果又捉弄了他。他還讓我向你們請罪，希望通過我的解釋，獲得你們的寬恕和原諒呢……”
“那你為什麼沒向我解釋？”
兒子不干了，耍起小孩子脾氣來，說如果我向他們解釋了，他們是會寬恕和原諒的，也就不至於還用千奇百怪的死法咒他死了……
所以，在兒子，祈祝我把事情辦成也體現著某種寄托——大概同時便能減輕他幼小心靈裡的罪過感，和害怕遭到報復的恐懼感……
所以，見我身心松弛的樣子，他比他媽媽尤為顯得喜悅……
我們一家三口正看到《賭神》富於刺激的打斗片斷，忽聽有人敲門。
“誰呀？”妻應了一聲，嘟噥，“這些人，都九點多了，不老老實實在家呆著，還往別人家裡竄！”
她去開了門，請進四個人。更嚴格地說，是三個半人：三個大人，和一個孩子。三個大人都是男的，她一個也不認識。孩子是個女孩兒，三四歲的樣子，被一個大人背著。當然連那女孩兒妻也是不認識的。三個大人中我只認識一個，是我當年同連隊的北大荒知青戰友，已經幾年沒見過面了。我一邊從床上坐起，一邊暗想：這麼晚了他來干什麼呢？……我已經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他說：“事先沒聯系聯系，唐突地就登門了，真不好意思。”我說：“沒什麼沒什麼，戰友嘛。”
他笑笑，問：“你還能叫出我的名字嗎？”
我不十分有把握地回答：“你是王松江吧？”
他又笑笑，說：“不是王松江，是王松山。”
我將他們請往另一房間。待他們都有地方坐了，詢問地望著王松山。
他向我介紹另兩人。說一個是他朋友，叫齊明和，就是帶女孩兒那個。女孩很乖，也很怯生，模樣靈靈秀秀的，挺招人愛。偎在她爸爸懷裡，瞪著一雙聰慧的大眼睛，眈眈地望著我。王松山說五十多歲的那個，是齊明和的妻子的單位的領導，一家區屬醫院的副院長，主管行政工作，姓韓。那位韓院長就給了我一張名片，說今後看病開藥什麼的，可以找他。
我更加困惑，不知他領著這麼兩位關系特別的客人，這麼晚了到我家來究竟有什麼事兒。但我對他們表示歡迎，請他們吸煙，並給那女孩兒削了個蘋果。她不敢接，她爸爸說接著吧，她也不接。王松山說接著吧，她仍不接。王松山替她接了，塞在她手裡，她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覺得那小女孩的一雙眼睛似乎在研究我，似乎企圖看到我心裡去。她企圖從我心裡發現什麼呢？這個小女孩兒！
王松山問我最近在寫什麼？
我說一篇小說剛寫了一半兒，不得不放下，三天來為一件和創作根本無關的事四處奔波。
另兩位客人聽我這麼說，彼此對視了一眼。我覺得他們實際上是交換了一次眼色。
王松山問我那是件什麼事兒？說也許他能幫上點兒忙。
我說倒不必，說已經辦得有些眉目了。於是向他們講起冉的父親是怎樣怎樣一位可親可敬的老心理學家，以及他被一個女人用傘捅死了的荒謬的不幸，以及他的“心裡好恨”的老伴兒對我的“全權拜托”。我講時，自然是帶有感情立場之傾向的，自然說了那個女人肯定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或者是個慣於爭強斗勝的潑婦之類的話……三位客人一直不插言，一直默默地聚精會神地聽我講。連那女孩兒也不吃蘋果了，也瞪著雙大眼睛凝視著我聽我講，仿佛聽我講鬼故事的樣子。
我講完，除了王松山和那小女孩兒仍在望著我，另兩位客人都低下了頭，都一口接一口吸煙。
王松山坦率地說：“我們也是為這件事來打擾你的。”我不禁“噢”了一聲。
他又說：“小齊就是那個女人的丈夫。這女孩兒的媽媽是韓院長他們醫院的護士。”
他們都沒抬頭。
女孩兒眼中頓時湧出了淚，淌在她小臉蛋兒上，吧嗒吧嗒往地下掉。
我怔愣住了。
我從未像那一天那一時刻那麼徹底地怔愣過。
我十分後悔針對那女人說出的那番帶有感情立場之傾向的，主觀評論性的話。
我心想王松山你好混蛋！你干嗎不一進門就向我介紹清楚哇？
“我帶他們來，是想求你，替小齊，替這孩子，向死者的家屬疏通疏通，盡力爭取讓死者的家屬向法院表個態，少判孩子媽媽幾年。七年啊！不體恤大人體恤一下孩子，媽媽將在監獄裡關七年，對這孩子意味著什麼啊！不僅是小齊和這孩子求你，韓院長也求你，我也求你……”
妻子過來了，依著門，一會兒看王松山，一會兒看韓院長，一會兒看那女孩兒和女孩兒的爸，目光最後落在我臉上，仿佛我真能拯救誰。
“我……你怎麼知道我……這事兒也沒登過報哇！……”我前言不搭後語。
“我一位鄰居聽他們單位的人說的。他們單位的人，聽死者女兒公司的人說的。我一開始不信，來時走在路上，我們還都想，沒那麼巧的事兒。剛才你自己一講，證實了。北京雖然很大，但人傳人的，上午東城汽車壓死個人，不到下午，西城就會有許多人知道了。北京人傳事兒的愛好是天生的，何況一個女人用傘捅死了一個老頭兒，老頭兒又是學者又是名人的，這類事兒許多人准認為太值得一傳了。不過我也挺感激那些傳來傳去的人，沒他們傳，傳不到我耳朵裡，那麼即使我很同情小齊和這孩子，也不知道該從哪條線上辦這樣的事兒。現在看來我帶他們找你是找對了，這叫天可憐見的。不管你樂意不樂意，你這條線，我是扯住就不撒手了！…
…“
王松山非常之自信地說。那種自信中，充滿了對我的依賴。說時，目光始終盯住我。
兒子也不看《賭神》了。兒子也過這邊兒來了，靠妻子歪站著，不望別人，單只望向那女孩兒。
韓副院長終於抬起了頭，耿直地說：“我們小姚不是你認為那種女人。她不是……她是我們醫院的護士標兵……”那小齊離開座位，雙膝一曲跪在我面前。卻仍未抬頭，並且扯了女兒一下，說：“英英，咱們給叔叔跪下，求求叔叔……”
那女孩兒也便雙膝一曲跪在我面前。仰視著我，眼裡流著淚。
我一時不知所措，目瞪口呆。
妻哪裡能看得下去這個，她沖進屋，抱起了那女孩兒，憐憫地對女孩兒說：“乖孩子，跟阿姨到那間屋玩去。阿姨和小哥哥陪你看一盤錄像帶，動畫的……”
女孩兒終於哇地哭出了聲。哭著喃喃地說：“我不要看動畫片兒，我要給叔叔跪，我要和爸爸一塊兒給叔叔跪。我媽媽不是潑婦，別人都說我媽媽是好人……”
畢竟是個懂事的孩子，雖然一心要和爸爸一塊兒跪，但被抱走時卻沒有拼命掙扎著不依，溫順得很，只不過扭頭淚眼汪汪地繼續睇視我……我想那女孩兒忍到那時才哭出聲來真是不容易。她分明是不願在我家哭出聲來的，她分明是實在忍不住了才哭出聲來的，她分明是忍得太久了。她強忍著不哭出聲時，心也是在哀哀地哭吧？
我看見妻眼中噙著淚。
我覺得北京真他媽的小。
女孩兒的爸爸也哭了，像大多數男人一樣，他的哭聲是極度自抑的。
男人的哭其實不是哭，那是一種理性的掙扎，故對看著一個男人哭的別的男人的情感傾向最具有動搖性。
王松山見我怔愣住了，趕緊扶他起來，卻扶不動他。那小齊的兩條腿仿佛和地板焊在一起了。我省過神兒來，也趕緊扶他。我們兩個人，才將他硬扶起來，硬按坐在他坐過的位置上。
我說：“你別這樣。你跪我沒用，我又不是死者的家屬，和死者沒有任何特殊的關系。如果我的話一句頂別人一萬句，沖你今天帶著孩子來到我家裡這一份誠意，事情打我這兒就一了百了啦……”
王松山說：“你別推委。我剛才已經有話在先了，不僅是小齊替他老婆求你，不僅是他女兒替媽媽求你，不僅是韓副院長替小姚求你，也是我在替朋友求你。你和死者沒有任何特殊關系？那對方全權委托你？那你三天來替對方四處奔波，非要把我們小姚判個十年二十年的？對方給了你多少錢？你吐個數，我們翻番兒給你，只求你從中疏通疏通……”他說得我臉紅了。
我嘟噥：“你扯哪去了？什麼錢不錢的？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
韓副院長見我面露慍色，見王松山心直口快地仍大有“逼宮”的架勢，瞪了他一眼，遞給他一支煙，叫他不要說了。
我看出王松山也面有慍色，當年的他就是個急性子。我替自己辯護：“受人至誠相托，我那也是沒辦法。我怎麼能知道事情會搞成現在這樣？”
韓院長也遞給我一支煙。替我燃著火兒後，他善於斡旋地說：“其實現在這樣並不更糟糕，現在這樣倒是挺有利，起碼對我們這方面挺有利，使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如果對方全權委托的不是你，而是別人，我們今晚有勇氣唐突地登門嗎？人家若把臉一板，我們能不立刻就走嗎？是不是？我看我還是先向你介紹一下我們小姚的情況吧。我是她領導，我對我的話負責任，我也不是以個人身份向你介紹，而是以單位的名義。剛才我已經對你說過了，我們小姚確實不是你認為的那種女人。
小齊，把小姚的照片給梁同志看看。快呀！別哭了。光會哭，哭有什麼用？……“
於是那小齊從兜裡掏出一個信封，從信封裡抖出些照片給我看。彩色的，黑白的，大大小小十幾張。看得出都是從像冊上揭下來的。我暗想他們考慮得可真周密……
照片上是個氣質文文靜靜的年輕女子，三十二三歲的樣子。我感到很窘，因為即使是從照片上，也不難判斷她絕非潑婦之類女人。她眉目溫存而且善良，分明屬於賢妻良母型。若說這樣的一位年輕妻子和母親心狠手辣，那就只有鬼才相信了。
我指著一張側面的彩照問：“這是在做什麼報告吧？”
韓院長點點頭：“是的，這是最近的一張照片了。今年‘五四’青年節那天，在區先進人物表彰大會上她演講時拍下來的。你看她像你認為的那種女人嗎？”
我搖了搖頭。我實在是想不明白，她怎麼會跟冉的父親那麼性情涵養極高的老知識分子當著廣眾吵於街頭，而且用傘把他捅死了？看她照片上的樣子，柔柔弱弱，毫無悍勇之相，哪兒來的那麼大一股勁兒呢？
“不要說小齊他發懵，我們全院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感到奇怪。在我們醫院，她是個脾氣好得沒比的人，胸襟比氣度大的男人還寬。誰都說她‘宰相肚裡能撐船’。事情發生那一天，我接到公安局的電話通知，先是以為哪個認識她的無聊的小子惡作劇，後來又以為公安局的人搞錯了。她可是我們醫院連續六年的模范護士啊！連續六年，對如今的年輕人，容易嘛！不久前我們單位剛把她作為區人大代表報上去，區裡也基本上是通過了。結果出了這事兒！細想想，我覺得，怨我們當領導的對她關心得太不夠。更怨她自己。我的意思是，恰恰怨她自己脾氣太好了，太能忍了，性格簡直就柔得像水。出這件事前那些日子，我可以說是天天盼著她跟誰吵一架，哪怕是跟我們領導吵一架呢！她卻就是不吵，一切委屈的事都忍了。她照看過的一個病人死了，家屬說她昧下了死者的一只金戒指。死者活著的時候，戒指確實是戴在指上的，別的護士也證明這一點。倒並非是和死者的家屬一樣懷疑她，是實事求是。病人死在她當班的時候，戒指沒在那時候，她說不是她昧下了，那麼戒指哪去了呢？死者生前，她對人家好得沒比。她對那些注定活不長的病人，都好得沒比。她可憐那樣一些病人，她心軟得要命。她常說，當護士的，如果對快死了的病人都不盡心盡職地服務，態度都不好，就太沒人味了。那位病人對她也非常感激。是位老太太。曾拉著她的手對她說：”你比我女兒比兒媳婦對我都強，大娘今生是報答不了你啦，只有來世再報答你了！‘病人死了，病人的女兒和兒媳婦倒沒哭，她卻躲到一邊去難過得哭了一鼻子。可是那只戒指，就讓她解釋不清了。她也不作太多的解釋，只說不是她昧下了。病人的家屬就告到了法院，還搬來了報社的記者，當偵查人員和報社記者的面，她仍是那麼一句話，不是她昧下了。老太太倒是幾次想給過她，她沒要。一時間搞得沸沸揚揚，流短蜚長。人緣再好的一個人，遇到這種跳進黃河洗不清的事，也難免遭人議論哇。那記者還把這件事弄到報上去了。雖然沒有任何證據敢斷定必是她昧下了，但是那種種故弄玄虛閃爍其詞的文句，顯然是意在引導讀者朝那方面去想。區裡也打來電話詢問，這樣的事關系到她有沒有資格當人大代表哇。我了解她，她從來不把什麼代表呀模范呀標兵呀當成回事兒。她只是一心要做一名盡職的護士而已。但是那幾天，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吃午飯時，我還跟她半開玩笑地說：“小姚哇，有委屈別悶在心裡，再聽到誰不負責任地瞎議論你，你就跟誰吵一架。不圖別的，圖個發洩發洩嘛！有我替你做主，你別怕跟人吵架！’你們猜她怎麼回答？她說：”我不是怕。我是天生的不會吵架。怎麼個吵法兒，你有空兒教教我唄！‘說得可認真了，還笑。又說：“你就是教會了我，我也不。吵架頂沒勁啦！’因為病人死因不明，在家屬的同意下，醫院就做了解剖。結果呢，從胃裡取出了那只戒指。推測起來，可能是這麼回事兒——病人出於對她的感激，幾次想把戒指送給她，她幾次謝絕，病人也就不強給她了。病人的女兒、兒子和兒媳婦，對病人不怎麼孝順，病人不願把戒指留給他們中的哪一個戴。大約預感到自己活不長了的時候，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真相一旦大白，死者的家屬向她賠禮道歉。醫院裡的人們可就替她大為不平了，包括那些不負責任地背後瞎議論過她的人，都說應該罵病人的家屬們一頓。
她卻說：“那是干什麼呀？誰沒有犯過疑心的時候？若是咱們自己，不是也會產生疑心的嗎？‘人們又說老太太真可惡，吞戒指的時候，怎麼就不為她想想！她白對那老太太好了。她說：”咱們別對死了的人說三道四的了。老人家沒文化，頭腦簡單。誰不戀生啊？明知自己活不了一兩天了，哪還能想得那麼多那麼細？’接著又有一件事，又把她委屈得要命。又委屈又不知如何是好，左右為難。工會改選時，她被選成了工會主席，票數是百分之九十八還多。前任工會主席比她大二十來歲，是男的，被選下來，心理就不平衡了。心理不平衡，就要搞小動作了，就要搞見不得人的勾當了。寫匿名信，四處投寄。無中生有，造謠誹謗，毀壞她的名譽，貶低她的人格。當著她面，還表現得對她無比友好，盡說些保證支持她開展工作的話。
你想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一個善於耍兩面派的男人，存心壞她，不跟把玩健身球似的呀？上級機關呢，見風就下雨，派了考察小組來進行考察。對她考察了一個星期，又搞得沸沸揚揚了一場，結果不了了之。最後還對她說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類的話。我們現在有些事就是怪。處處庇護懷著陰暗心理假借廣大群眾名義寫匿名信的人。那理由是，如果不庇護他們，將來群眾連真實情況也不敢反映了。當然，紙裡包不住火，後來全院的人也就明白了，連她自己也清楚是誰搞的鬼了。別人問她：“小姚你生不生氣呢？‘她說：”怎麼不生氣泥？他比我年紀大那麼多，我那麼尊敬他，他一向在我面前裝成對我最友好的一個人似的。’她還落淚了。別人慫恿她：“你得教訓教訓那家伙，給他點兒顏色看呀！你干吧，我們大家都站在你這一邊兒！‘她說：”我不。我想找他談談心，我得告訴他：我並不想當；如果他還很想當，那就努力重新取得群眾對他的信任，我痛痛快快地讓給他當。’別人那個氣呀，別人說你這不是等於廉價出賣我們群眾對你的信任嗎！我們如果還能信任他，會選你嗎？她卻真去找對方談心。對方呢，反正勾當已經暴露了，目的也沒有達到，再沒法兒偽裝什麼了，就干脆不偽裝了，干脆處處明面地和她作起對來。有這麼一個存心作對的人，她的工作挺難開展。這一切我們當領導的都知道，都一清二楚，卻沒誰出面為她主持過公道和正義。一方是前任工會主席，仍保留著干部待遇，而且是位五十多歲的老同志，盡管品質不佳，但畢竟沒做太出格的事兒，無非調撥離間，搬弄是非之類的小勾當。領導都撕不開情面認真對待，都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和稀泥和事佬的態度。而另一方是她這麼個最能忍辱負重的人。既然她天生能忍，就由她多忍些個吧。她年輕，也算是種磨練吧。有時事情確屬欺人太甚，有群眾替她忍不了，看不下眼去了，反映到領導這兒來。我們當領導的，也是采取有理無理都三扁擔的處理辦法。其他的領導是這樣，連我這位比較關心她的領導也是這樣。有幾次她找我，表示真的不願當下去了。她從不在領導面前告別人的狀，只強調自己能力不夠。當然不是什麼能力夠不夠的問題。她能力挺強，又善於團結群眾，當工會主席再合適不過了。偏巧那些天我也因為家裡的單位的事煩躁不安。兒子去年沒考上大學，已經在家閒呆了快一年了，聲明我這當父親的再不為他安排工作，他就投少林寺去。女兒鬧離婚，懷著四個月的孕還鬧離婚。你說哪有懷著孕鬧離婚的呀！她說不吃麻花要的就是這個勁兒。CP確定是男孩兒，女婿和女婿全家盼著男孩兒出生呢，好傳宗接代啊！女兒要給女婿和女婿全家來個竹籃打水一場空，說孩子懷在她肚子裡，看法院判給誰，就不信法院會把懷在女方肚子裡的孩子判給男方。挺著個肚子，住在我家裡，我和她媽還得好生地侍候她。單位裡呢，因為自行車棚蓋在了不該蓋的地方，被罰了一筆款不算，還限期拆除。衛生大檢查，被評了劣等。亮黃牌警告，還說要上電視。都是我抓的工作范圍。搞得我在領導者們中間臉上無光，灰不溜丟的。小姚找我那幾次，我沒耐心和她好好相談，不是三言兩語把她打發走，就是兜頭一通批評。說她女人事兒多；說她馬尾拴豆腐提不起來；說她缺乏涵養；說群眾選的，上級機關審查批准的，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除非犯錯誤，群眾一致強烈要求免她的職，否則，本院領導是沒理由撤她的，那也得上級機關批准。如今哪方面的工作好做？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著，這就叫為人民服務。所以我今天到你家裡來，是懷著很內疚的心情的。我覺得太對不起小姚。單位的群眾也說，以小姚那種人，那一種天生的能忍辱負重的性格，如果本是由於在單位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怎麼會跑到街上去和人吵架？這些都不談了。今天直話直說吧：為了能使小姚少判幾年，我們單位願意拿出一筆錢來。我們去找過法院，法院答復關鍵在死者家屬方面。只要死者家屬方面肯於寬諒，法院是樂於從中進行調解的。單位的群眾說，如果幾萬元能減少小姚幾年刑，單位拿出幾萬元，群眾絕沒意見。老梁，我們來你家的目的，就是這麼個目的。無論如何，你成全我們一下……“
韓副院長說時，我反復看那些照片。越看，越聽，我越同情起那個小姚來。我很替她慶幸。她單位的領導和群眾，對她真是夠不錯的。簡直太不錯了，我甚至不無嫉妒。
那個小齊，卻默默地將照片一一收回，放入信封，揣入兜裡。它們對他仿佛變得非常珍貴了。
王松山推他一下：“你倒是也說說呀！為什麼不說啊？”“韓副院長都說過了。我還說什麼？我說了又能起什麼作用？誰信呢？”
看來，對我，對他們造訪之目的，他已開始感到灰心。“英英！英英過來……”
他叫他女兒。
於是她跑過來，重新偎在他懷裡，仍以一種戚戚哀哀的目光望我。
“咱們……走吧？……”
他看看手表，又看看王松山。
“走？沒個結果，走什麼走？白來一趟啊？……”王松山有些光火。
韓副院長也說：“別走別走，總得聽梁同志表個態……”我說：“我很抱歉。
我剛才……不該說那些先入為主的話。韓副院長，您講那些，我都信，絕對地信。
對你們的心情，小齊尤其對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咱們別扯這些，我們來不是想聽你講這些話的！”王松山頗不耐煩地打斷我，氣呼呼地瞪著那小齊說：“好，你不願說，找替你說！幫人幫到底，誰叫我是你們兩口子當初的介紹人呢！……”
於是急切地向我陳述。他說那些日子，小姚在家裡也受了很多委屈。
先是，她忽然感到頭暈，惡心，還吐過好幾次。一化驗，一檢查，懷孕了。只許生一個，不許生二胎呀！他說，可不是小姚的錯哇，當然也不是小齊的錯。小姚戴著環吶！戴著環懷孕了，他說這他媽的不純粹是質量問題嗎？那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結果因此失血過多，休養了兩個多星期身體才緩過來。小齊非但沒好好照顧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該不聽他的話，如果聽了他的話，過幾個月再查，懷孕也就懷孕了，說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們明知故犯。白撿一胎，干嗎非“流”了呢？小齊他做夢都渴望再有個兒子，而“流”了的恰恰是個男胎。這就叫小齊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當然心疼的是那個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對妻子不滿，也就談不上對她照顧不照顧的了。盡管他們夫妻一向感情不錯，可是在這件事上，小齊表現得太自私。接著是和鄰居，也就是他們的房東關系惡化。原本關系不錯的，有時他們夫妻倆下班晚了，房東還替他們到幼兒園接孩子。逢年過節，兩家端來送往的。他們當初租住房子時，和房東簽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個體戶，願出每個月五百元的高價租下房東那兩間小西廂房。人家圖的是離開鋪面做買賣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點兒錢。而按當初的合同，小齊兩口子每個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當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點兒，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個體戶還表示了，如果小齊兩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東補給他們一千兩千的，買個三方樂和。房東就找他們兩口子商議。他一聽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馬上到哪兒去租呢？他們兩口子也都是好說話的人，他們就表示願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們兩口子的工資而言，幾乎等於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論，房東平時也是挺好說話的人，可在這件事上，房東變得不那麼好說話了。兩口子沒奈何，便四處托人找房子。找來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貴，超出了他們最大限度的工資承受能力，就是地處郊區，交通不便，上下班成為困難。終於找到一處，雖不甚理想，但總比每天看房東的臉色強。准備搬時，才知道附近沒幼兒園，孩子入托又成了難事兒。兩口子的單位，目前都沒有幼兒園。小齊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學生，父母在外地，鞭長莫及，照顧不上他們的孩子。小姚的母親去世了，父親七十多歲了，老人自己還需要照顧呢！兩口子結婚後，還從沒那麼苦惱過，還從沒那麼犯愁過。有一天小姚實在心裡憋屈得忍不住了，對小齊說：“你跟你們單位的領導講一講吧！”小齊呢，明知故問：“講什麼呀？”小姚說：“講講咱們的實際困難唄！”小齊說：“講也沒用。單位有單位的實際困難，目前解決不了咱們的實際困難。”小姚聽了，一邊做飯，一邊唉聲歎氣。小齊又說：“你更應該跟你們單位的領導講講。”小姚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不是夫妻嗎？
為什麼我就更應該呢？“小齊發作了，一拍桌子：”你是你們單位的大紅人。是工會主席，是區人大代表，是先進，是模范，是標兵。怎麼，到了你有實際困難的時候，這些榮譽都一錢不值啦？難道你這些個人榮譽，就不是你們單位的榮譽了？憑這些榮譽，你也更應該！還要憑什麼啊？“小姚不愛聽，反駁道：”你們單位有你們單位的實際困難，我們單位就沒有我們單位的實際困難啦？你這不等於是叫我用個人榮譽當資本，去向領導那兒討特殊化嗎？我們單位還有因為沒房子結不了婚的呢，我這工會主席都不知怎麼關心一下他們的實際困難……“小姚不說這些話猶可，一說這些話，小齊更火了，又拍桌子對她吼了一通。其實他們都不是沒找過各自單位的領導。都找過，都白找，各自心裡都憋屈著。
都想從對方那兒獲得到一線希望或是一種安慰，卻都沒得到想得到的。小齊拍桌子對小姚吼，小姚也不跟他吵，只不過吧嗒吧嗒地落淚，一邊落淚一邊繼續做飯。飯做好了，兩個人都沒心思吃。爸爸媽媽沒心思吃，懂事的孩子也沒心思吃。一家早早地就餓著肚子睡了覺。再說房東方面也生氣。房東以為他們根本就不打算搬。房東一這麼認為，進而就覺得他們簡直是不通情理，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只要兩口子有一個在家裡的時候，房東便在院子裡沒休沒止地指桑罵槐，還故意將髒水往他們家門口潑，故意將垃圾往他們家門口掃。兩口子寄人籬下，惹不起對方，只有忍的份兒。
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齊家來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氣寫的。說當老母親的非常思念兒子，也沒見過孫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兒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沒給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為難，更犯愁。她在單位抽空兒給婆婆回了封信，說丈夫單位就要分房子了，說不久就要搬家了，說等搬過新居去，歡迎婆婆來住，願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實上是——小齊的母親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療。即使沒救，最後在兒子身邊住幾天，有機會和兒子媳婦孫女多親近親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願望。信上之所以沒明寫，是怕兒子著急上火。老人接到兒媳婦的信，沒到北京來。
不久，去世了。
小齊獲電，如晴天霹靂。當日趕回老家奔喪。聽家人告訴，母親生前，曾親筆給他去過一封信。並將小姚的回信給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對小姚的氣可就生大了。他銜悲懷憾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劈頭便質問妻子。小姚心裡也萬分地不好受，萬分地後悔，萬分地內疚，紅了臉低了頭向丈夫承認錯誤，請求原諒。她說怕房東那一種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個什麼正當的理由將他們趕出這院的樣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興而來，掃興而歸。她說她哪兒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盡管她說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還是沒法兒消除。小齊在氣頭上，不但沒原諒她，反而當著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時，特意繞道兒商場，給小齊買了一柄傘，就是那柄將冉的父親捅死了的傘。那半個月北京連雨難晴，小齊卻將傘丟了。一天下班回家，澆得落湯雞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應該替丈夫買回一柄傘。諸事種種，那些日子使夫妻關系也不像以往那麼親暱了。小齊由於沒能在老母親去世之前與老母親見上一面，對妻子的態度始終不冷不熱，待搭不理的。小姚說傘是為他買的，他一瞅是黃色的，賭氣說不用，說他一個大男人，怎麼能撐一柄黃色的傘。而且說他在一切淺顏色中，最討厭的是黃色，說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這麼多年，難道連自己的丈夫喜歡什麼顏色這起碼應該知道的一點都不知道嗎？小姚確實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夫妻倆談到過誰喜歡什麼顏色誰不喜歡什麼顏色。她買傘時，黑色的已經賣完了，只剩幾柄淺色的了。除了黃色的，還有粉色的，花的。她猶豫了半天，才決定給丈夫買下一柄黃色的。不就是遮雨嗎！她沒把傘的顏色看得多麼重要。她原本希望，通過這柄傘，消除丈夫心裡對她的一層隔閡，討得丈夫對她的幾分歡悅，沒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滿意。小姚當時一聲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換傘……第二天下班，她又繞道兒商場，見有了幾柄黑傘擺在那兒，心裡挺高興，暗自慶幸來得巧。她婉言婉語地向售貨員解釋，傘是替別人買的，別人不喜歡黃色的，希望能換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樣的價，反正她不是退。售貨員起初不給換，說用過了還能換嗎？不換！態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語說了許多請求的話，並且聲明自己絕對地沒用過，連撐開都沒撐開過。售貨員被她磨煩了。終於肯給她換了。換之前人家總是要檢查一下的，人家就撐開了。一撐開，才發現有兩根傘骨是斷的。人家指著冷冷問她，你不是發誓沒用過嗎？這怎麼回事兒？沒用過傘骨會斷了兩根嗎？問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訥訥地說，是啊是啊，我連撐開都沒撐開過，傘骨怎麼會斷了兩根呢？這是質量問題啊。按她的想法，她認為自己更有理由請求換了。可是售貨員並不這麼認為。人家將傘往櫃台上一扔，干干脆脆地說出兩個字是不換。結果她就和人家爭論起來了，結果就圍了一大群瞧熱鬧的人。售貨員理執一端，指著她對一大群瞧熱鬧的人說，她把傘昨天買回去了，用過了，用壞了，隔了一整天又來要求換，還不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用過了，用壞了，花言巧語說是替別人買的，說是因為別人不喜歡黃色的要求換一柄黑色的。這不是無理取鬧嗎？你說是質量問題，你當時若撐開看，發現傘骨斷了，當然是質量問題。可你用過了，用壞了，再說是質量問題，再想用一柄壞的換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給你換。用壞了你還不說用壞了，這要是不檢查檢查，當成柄好傘再賣給別人，你這不是坑了別人嗎？你這不等於是存心敗壞本商店的信譽嗎？目前已是質量評比月，你想干什麼啊？小姚長這麼大，從沒在公共場合跟誰爭長論短過，她也不會爭長論短。在許多人圍觀的這一種毫無思想准備的情況下，她實際上是處在被那個售貨員嚴詞訓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說不出來了。甚至，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還是沒理了。她反而覺得自己似乎真的沒什麼理了，真的有點兒胡攪蠻纏了。她面紅耳赤起來，她無地自容起來。這就使她在圍觀者們看來，的確是個無理取鬧胡攪蠻纏的人了。在他們的譴責聲中，在他們的厭惡的目光的圍剿下，她從櫃台上抓起那一柄想換而沒換成的斷了兩根傘骨的傘，狼狽之極地逃竄出了商場……
其結果是，她終於在存自行車的地方，和冉的父親遭遇到一塊了，並且吵了起來。並且就用那柄傘捅死了老社會心理學家……
聽王松山像是說評書似的，繪聲繪色地說完，我覺得自己如果仍無動於衷就太不是個東西了。
我問她的丈夫：“現在呢？”
他反問：“現在什麼？”
我說：“現在你們搬走了嗎？”
王松山說：“你別轉移話題，不需要你幫忙租房子。”我說：“你也別總沖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齊說：“現在我們還住那兒。現在房東不打算把我們擠對走了，又對我們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們來了……”
我說：“我也是。”
王松山說：“你光用好話應付我們沒意思的！”我說：“我怎麼是光用好話應付你們呢？你們都聽著，我以人格向你們保證——第一，我要回絕了死者的老伴兒對我的委托，明天就回絕她。第二，我願意做你們的委托人。願意從中調解，願意代替你們，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許有可能……”
他們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說：“以後有什麼需要面談的，我就不帶小齊來了。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齊自己來行不？”我說：“行，行。”
那位韓副院長說：“我們醫院雖是區屬醫院，但醫療水平還是可以的。有好幾位中醫專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氣管炎什麼的。想看中醫時，歡迎你去我們醫院找我，一定讓專家給你看。”
我說：“會去的會去的，一定會去的。”
小齊想對我說什麼，卻什麼也沒對我說。只對他的女兒說：“跟伯伯再見。”
於是那女孩兒機械地重復：“伯伯再見。”眼神兒依然像來時那麼憂郁，模樣也是。兒童的憂郁的眼睛，最能將大人們常說的“憂郁”這個詞兒放大了再顯示給大人們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別處。
“跟伯伯貼個臉兒。”
女孩兒從爸爸懷中將身探向我，我將自己的臉湊上去，和她的小臉兒貼了貼。
我覺得那小臉蛋兒挺燙。
“孩子在發燒吧？”
“嗯。”
“那你還帶著孩子來！”
我不免責備當爸爸的。
“不帶不行她要來啊！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還上火著急。”
當爸爸的似有無窮苦衷。
將他們送走後，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閒事兒，你偏不聽。怎麼樣，這下又把自己卷進去了吧？處理不妥，你非落個雙方面都記恨你的下場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個雙重間諜。我明白這樣的角色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卻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錯在哪一情節或細節，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這麼一個角色。我說：“你別煩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開門的是冉的母親，面有慍色的老太太強作笑顏，沒將我引進客廳，而引進了四間房中最裡邊的一間——冉的父親的書房。經過客廳，我見魚缸不在了，地上有沒拖干的水跡。經過冉的臥室，我聽到有人在裡面抽泣。
我想那一定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魚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隱瞞我她們發生了爭吵。我一落座她便說：“氣死我了。”
我訕訕一笑，問怎麼了？
老太太說冉反對她替冉的父親准備進行到底的事。說冉認為，當女兒的起碼也有一半的權力和資格，決定某件與死去的父親有直接關系的事，以及決定怎樣做才合乎父親生前的一貫思想方法。
“你說她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嗎？她還認為她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你說，父親死在別人手下，當女兒的，哪有站在什麼客觀立場的？如果老頭子惡貫滿盈，又當別論。可老頭子一生善良得沒比正直得沒比呀！誰反對我，誰就是我的敵人！…
…“
老太太說著說著，激動起來，惱怒起來，兩只保養得很好的手，同時緊緊地握成了拳頭，並不時擂著自己的膝蓋。她一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樣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樣子。
那一時刻我被她那一種氣概震懾住了，預先想好該怎麼說的話，全忘了，感到很是尷尬。仿佛內心裡的企圖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無遺看穿看透。我覺得即使要說的話又在頭腦中重新排列組合好了，聰明點兒，識時務點兒，也還是不要說為妙，起碼應該留待以後或許有了較適當的機會再說。老太太問我，是不是來告訴她進展情況的？
我說也是也不是。那件事麼，進展是在進展之中的，但牽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結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說罷我起身告辭。
老太太翻出一條煙非要送給我。我推拒不過，只得笑納了。我知道這將使我以後在她面前更加被動。但是她那麼誠心誠意，使我唯恐卻之不恭，沒法不收。
復經過冉的臥室，老太太悄聲對我說：“你勸勸冉吧，勸她別跟我爭吵。這家，從此就剩我們母女倆了，不能爭吵。一爭吵，雙方都傷心，都傷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麼幾分淒涼。
我猶豫一下，說：“好，我勸勸她。”
於是我進去勸冉。無非將她母親的話，對她重復了一遍。其實我進去之前，她已經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煙，隨後才抬頭看我的臉。她那樣子，似乎對我有些冷淡。她說：“對於我們家的事，你最好別過分熱心，別太介入，行不行？”
我說：“行，行。”
她說：“行就好。”
我諾諾著退出。心裡罵了自己一句：你他媽的！……回到家不一會兒，電話響了，是我那位當律師的北大荒知青戰友打來的。
我告訴他，我請求他進行的事，不要繼續進行下去了。他說他還要繼續進行下去。
我沖著話筒嚷：“你這人怎麼了？有病啊？告訴你不要繼續進行下去，你卻偏要繼續進行下去！”
他說，他得聽命於他的職業良心，而不是聽命於我。我說：“見你媽的鬼！”
電話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堅定不移的口吻又說：“這件事值得當律師的人為之一辯，律師也需要出名的機會。不過我將不是站在你的委托人的立場，而是站在替被告辯護的法律立場。”
“什……麼？……”我不禁吼起來：“你他媽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
這時妻聞聲走到跟前，一把奪過聽筒，說：“這很好，你是對的，你就這麼繼續進行下去吧。他剛才沒聽懂你的話，其實他也是這個意思……”
我又從妻手中一把奪過聽筒，可對方已將電話掛了。我放下聽筒，瞪著妻，咄咄逼人地問：“你這是干什麼？”妻說：“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應了小姚的丈夫，要幫助人家的嗎？現在有一位律師願意為小姚進行辯護，你還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干什麼呢？”我氣急敗壞地說：“可他是我為冉的母親請的律師，我已經將他的名字告訴了那老太太。現在他反戈一擊，老太太對我會作何想法？我吸這煙，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強送給我的。對她，我可是成了個什麼樣的人啦？”
妻愣了。她沒想這麼多，更沒想到我非但沒拔脫出自身，反而越陷越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
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說：“活該！人家送給你，你就接？缺你煙過麼？”
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門去找我那位當律師的北大荒知青戰友，他卻來找我了。
他說：“你先告訴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蘇人不是？”我說：“好像是。你問這干嘛？”
他說：“是江蘇人就對了。兩人爭吵起來，是因為他先開口罵了人家，用江蘇話罵人家‘癩皮臉’。這在長江以南，尤其江蘇一帶，對婦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罵人話。對方也是江蘇人，從小在江蘇長大，對用家鄉話罵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鄉話回罵了一句，罵的是‘老瘋癲’之類。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對方一記耳光…
…“
我說：“這不可能！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樣的老先生，怎麼可能先開口罵一位婦女，還動手打人家？你對你的話，是要負責任的！”
他笑笑，說：“我當然對我的話負責任。我調查了解過，還取了證。現在證言都在我手裡。有看自行車的老頭兒的證言，有對面賣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證言，有旁邊修理自行車的師傅的證言，還有一位擺服裝攤的姑娘的證言。你別急，你也別不信，你耐心聽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個經過。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車的時候，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也在取車。他碰倒了一輛自行車，結果像多米諾骨牌似的，一輛壓一輛，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車也倒了。那男人卻視而不見，推了自己的自行車便走。看自行車的老頭兒從小木房裡沖出來嚷嚷，想喝住他，讓他把車都扶起來。不料那男人凶，罵了老頭兒一句。老頭兒瞅那男人凶，沒敢惹。老頭兒那一天連看自行車，同時照看著孫子。他那孫子在小木房裡哭了，老頭兒顧不上先扶車，趕快進了小木房哄孫子。被告呢，雖然自己的車也被壓倒了，但和老頭兒一樣，不敢惹那個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車，推著走了兩步，回頭看看倒下的一排車，又不走了，支住車，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車。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車，那一天也就不會發生那麼一件事。咱倆今天也就不會談這件事。細想想，還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壞的方向發展，就一定往那個方向發展。生活中有些帶規律性的現象，是他媽很邪門兒的。她一輛輛扶起了十幾輛車，還倒著十幾輛沒扶起來的時候，那位姓喬的老先生來取車了。倒著的車中，包括他的車。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車走去。也許她心裡想：這點兒公共義務人人都應盡，您老把那些車扶起來吧。而看自行車的老頭兒呢，進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見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車，也就發懶，索性不出來了。那位喬老先生呢，誤會了，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以為那些倒著的車，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們現在當然已經無法知道他怎麼會產生誤會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觀主義的想法，認為既然對方在扶車，毫無疑問地那一排車是對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別人的車，你就應該全扶起來。於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質問她為什麼不把車全扶起來，並且批評對方缺乏起碼的公德。她呢，當然說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車後座，不許她走。說我明明看見你在扶，見我來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說沒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難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說你們如今的年輕人，怎麼竟這樣！說你不把我的自行車扶起來，不把所有你弄倒這些自行車扶起來，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這號人不可！對方說，是我剛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證明是我弄倒的呀！你這位老同志怎麼如此冤枉好人啊？這時又來了幾個取自行車的人，見他們的車倒了，都以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語地沖她嚷嚷。那存車處，在商場附近，是個熱鬧的地方，於是就聚了好些圍觀者。其中不乏閒男散女，痞子混混。對面賣烤羊肉串的，兩位修鞋的擺服裝攤的，前後經過全看在眼裡，雖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確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種事不關己的白相者的態度，何況他們得照應他們的買賣。在他們的潛意識裡，也許都覺得一位老夫子樣的老知識分子，和一位有理講不清的年輕婦女當街爭吵，本已構成熱鬧，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車的老頭兒，一見沒人勸解事兒沒完沒了，一邊嚷嚷著‘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邊邁出他那小木房。些個閒男散女，痞子混混，卻把他推進小木房裡，堵在門口，不許他出來澄清事實。他們巴望著看更大的熱鬧，他們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們開心的情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那位喬老先生，放開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車後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車，並接著去扶別人的。但他在這麼做之前，罵了對方一句‘癩皮臉’。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車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圍觀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閒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著指罵姓姚的女同志是‘癩皮臉’。她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想而知，於是她回罵了一句‘老瘋癲’，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於是那位喬老轉身扇了她一耳光。於是她從車後座上抽下了傘。但是她並沒有立刻就用傘捅他，她只不過是持著傘對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種本能舉動，一種下意識。那位喬老呢，呆住了。我想一來是因為自己當眾打了一位婦女，他大概從沒做出過這種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識分子有失一位長者風范的行為；二來呢，他大概不知對方下一步會怎麼回敬自己。他盯著傘端愣在那兒，處於一種半防衛不防衛的狀態。對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當眾挨過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識舉動搞懵了，當時她並沒有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完全徹底地喪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種情況之下，那一種時刻，她還是較理智的。設身處地想一想，將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卻有幾個痞子混混，更加來勁兒地起哄架秧子。說他們是痞子混混，其實是說輕了他們。可以認為他們就是些街頭流氓。他們一邊叫喊：”打呀，打呀！中國人口多，打死一個少一個！‘’閃開點兒，閃開點兒，別濺身上血！‘一邊從後猛撞她。現在這個季節，人人穿得都十分單薄。那位喬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於有人撞，傘端就沖著他當胸捅過去了……過程就是這樣。一見有人被捅倒了，圍觀的人更多了。那幾個痞子混混，覺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調查得很詳細。那些證言寫得也都很詳細。他們對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都是肯出庭作證的。因為但凡算個人，親眼目睹了一場冤枉，總還是多少有點兒正義感的，總還是願意講句公道話的，當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類的人。何況我們當律師的。嗯？…
…“
我已吸了三支煙。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煙。我覺得自己這個角色，純粹他媽的是被導演耍弄了。而導演並非別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親是“策劃”。我對她可真的沒法兒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裡別扭。”朋友又說：“事情鬧得反了過來，我也沒想到。一開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屬一方去進行調查的，可是……”
我說：“你什麼都別解釋了。兩個人為難，不如一個人為難。”
他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就讓我一個人為難吧。你呢，按你決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說了些抱歉之類的話走了。他還要到法院去。原來法院並沒定審，七年，不過是按照以往類似案件的處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幾分鍾後，我毅然決然地往冉的單位打電話。她在。我請她立刻到我家來。
她說：“我們下午學習文件啊！”
我說：“那你就請假。”
她說：“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說：“不是一般的事！你是喬老先生的女兒，而我可不是他的兒子，我對他沒什麼非盡不可的義務！來不來隨你的便吧！”
一說完我就啪地放下了電話。
下午她來了。
我說：“冉，關於你父親的死，倘若是這麼個結果——法院只判對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還緩刑一二年的話，你估計，你母親會接受得了嗎？……”
她搖頭。
“那，你母親會怎麼樣呢？”
“更不會善罷甘休了。”
“有什麼辦法，或者有誰，能勸得你母親偃旗息鼓嗎？”“沒有。”
“你的心裡會平衡嗎？”
“司機開車撞死一個人，如果那個人並沒違反交通規則，也要判兩年啊！”
冉的話，等於含蓄地告訴了我——果然如此的話，她也難以接受。看來，她和她母親的分歧僅僅在於——平衡她們心理的那一刑期大於七年或等於七年。一旦小於七年，也許她們竟會同仇敵愾起來吧？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種奇怪現象啊！
我說：“冉，上午，我為你母親請的那位律師到我家來過了。他從今天開始，已經變成被告的自願的辯護律師了。他估計，甚至被告有無罪釋放的可能。他對這一點是充滿了信心的。他在律師界很有些小名氣，挺有辯護才能的……”
冉那雙眼睛，漸漸瞪大了。它們盯著我，似乎在問：你究竟搞的什麼名堂？你究竟起的什麼作用？你究竟從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你耍弄我母親？……我避開她的目光，將朋友的調查結果，盡量詳細地告訴了她……
聽著聽著，她的頭垂下了。我講得很艱難。覺得無論怎麼講，都似乎是在對冉老先生作著有損於他可敬長者形象的蓋棺定論式的評價。這使我感到有些罪過，感到自己有些可惡。
我訥訥地說：“冉，真抱歉對你講這些。一個事件的絕對客觀的過程，也許是沒有的。其實……其實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親竟會對人產生那麼……
那麼一種古怪而又認真的誤會……不相信他竟在街頭鬧市先辱罵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還動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說：“我信……”
我訝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說，“我料到了，我有預感。我知道……某種事遲早要發生的。出事前幾天，父親至少三次對我說過同一句話……”
“他……說什麼？……”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訝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這麼解脫了也好。只不過解脫的方式，太戲劇化了。而且……而且太……對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說……他……他蓄意激怒某個人，以求借別人的手……了斷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搖頭：“我不是那個意思，父親也不是個嫁禍於人的人。其實，別人並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識到，作為一個女兒，我有責任了解自己的老父親。於是我才發現，他頭腦中充滿了對立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他頭腦中有時沖突得很劇烈。他內心裡也充滿了情感矛盾，他的心靈經常處於受情感折磨的狀態。他像一個空心的金屬球，內中裝滿了滾球，觸動一下，內中就發生碰撞和摩擦。
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頭頭是道，對平衡自己的心理卻無可奈何。我雖然了解了他，卻幫助不了他。從理性上他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擁護改革的人，但是幾乎一切改革的負面都是他深惡痛絕的。他似乎很甘於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歡到處演講，有請必至。請他作報告的單位多了他煩，一個階段內沒人請他自己又煩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會徹底遺棄了。在這個單位他大聲疾呼改革勢不可擋，在另一個單位他聲討起‘資本主義復辟’現象怒形於色激昂慷慨。在這篇文章裡他大談‘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裡他嘲諷‘玫瑰固然比菠菜美麗，可是用玫瑰熬湯無異於嘩眾取寵’。在有的場合，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強調，每一個擁護改革的中國人，都必須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帶來的種種壓力，而在另一種場合，他悲天憐人，又說中國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負，人和改革的關系，不是炒鍋和豆子的關系。以至於，當他想把自己發表過的那些文章編成一個集子的時候，連他自己也認為，許多文章的觀點是截然對立的。若真的編在一個集子裡，仿佛是兩個人的文章合編成的什麼‘爭鳴集’或者‘辯論集’。他甚至對自己的文章產生懷疑，說這是我寫的文章嗎？我怎麼會寫出這種文章來？淺薄呀淺薄，羞愧極了。有時他非常認真地問我：“你說爸爸究竟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還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他就搖頭自我否定，說他自己充其量是一個口頭上擁護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氣，說就因為你爸爸寫過幾篇批評改革負面現象的文章，你就這麼認為你爸爸嗎？虧你還是我的女兒。我說爸你別整天思考這些嚴肅的事了，那是中央領導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沒什麼用的。他呢，又會反過來教訓我，說擁護改革或者反對改革，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參與也得參與的時代大戲。堂堂一位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豈能僅僅作壁上觀嗎？某些看過他的幾篇文章聽過他的幾次演講或報告的人，寄給他不少信。有的對他的某種觀點進行批判，有的要和他進行公開商榷。而年輕人寄來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罵，將他比作一個’二花臉‘。說中國的’二花臉‘已經太多了，奉勸他每次出門去演講之前，首先應該對著鏡子，將自己鼻梁上的標簽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個’改‘，是’保‘就描清楚一個’保‘，別到時候現描。
那些信很傷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實際上是相當脆弱的，卻又希望教會別人怎樣心理堅韌起來。我勸他不要把那些信當成一回事，連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燒了。他不聽，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該怎麼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親回過幾封信，對那種尖酸刻薄、文字放肆無禮的，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一套誰不會。都是無師自通的。倒也沒誰糾纏不休，打上門來。可是如果父親回信，就沒這麼好的結果了。我勸他，把沒寫完的著作抓時間寫完才對，何必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聽，說對對，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可是一有人請他，他又去演講又去做報告。攔不住他。他說那麼多人都把我當一個反對改革的人，當成一個冥頑不化的保守派了，我還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嗎？他似乎覺得，全中國，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許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們。你簡直沒法向他說明，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臆想。結果他就去了，結果自尊又帶著創傷回來，又會對我像小孩子一樣喃喃述說：“冉啊，女兒啊，爸爸心裡很悲哀，沒人理解我。‘……”
他有時明白，承認所謂社會心理學，不過就是一門學問。承認自己這一位學者，不過就是依賴於它而確立了功名的個人。有時又不那麼明白，認為它是和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經濟一樣重要的，關系到中國改革成敗的大項目大問題。這是冉說的，冉說她的父親給中央寫過一封信，提議中央下一個文件，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工青婦聯各界都要掀起學用社會心理學的熱潮。說她父親認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會心理學的普及運動，中國的改革就一定會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無音。他品嘗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兒，好幾天內戚戚然憤憤然，覺得自己一顆憂國憂民之心被嚴重輕蔑了……冉說她的父親自從因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後，不快的事懊惱的事令他憤恨的事接踵而來。先是他正帶著的兩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錢的誘惑，視博士證書如糞土，下海經商了。一名利用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給洋人刷盤子去了，發誓永不回國了。還將替他整理的一部社會心理學手稿暗中帶出了國。原以為那等於是一大筆美金，卻因為是中文的四處碰壁推銷不遂。最後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價，當作“資料”，賣給了加裡福尼亞大學的一位美國教授。
人家花錢雇傭了幾名中國留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突擊翻譯完畢，並以最快的在中國人看來根本就不可思議的速度出版了。當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書一發行造成不小的轟動。人家名利雙收，不但獲得了幾萬美金的版稅，而且隔夜之間成了研究當代中國人的專家。據說連美國總統都對那一本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己認真通讀了一遍不算，還推薦給他的白宮幕僚們，還邀請那位美國教授參加了一次總統私人晚宴。這件事反饋到國內，當導師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幾乎震怒得背過氣去。其後的幾天內，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內不見人。咕咕噥噥獨自說的是：“我花了四年時間，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賣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時剛做過人工流產手術。她當然沒敢告訴父親。她矢口不談自己受到欺騙的心靈痛苦，娓娓地勸說父親想開點兒。說父親那麼多弟子中，只出了一個行為卑鄙的不足為怪。而她的母親卻對她的父親指責不休，聲明自己從來沒喜歡過老伴兒那個學生，斥他有眼無珠看錯了人，實在是很活該的事。但這聲明並不符合事實，事實是她比冉的父親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著那個卑鄙小人早點兒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兒不在家時，喬老先生將冉喚入書房，很是鄭重地對冉說，自己終於想通了。人生在世，總難免被坑害幾次的，何況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數已經不少，應該明白人坑人之事，實在尋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樣。若以七十來歲的一大把年紀，居然還想不通這麼點兒別扭的話，豈不是越活越嬌氣了嗎？冉自是軟聲細語，說父親能想通了，就太對了。說也有學生被導師所坑的事。說互為坑之，方顯出大千世界的公允。喬老先生微笑頷首，頻頻稱是。說自己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學者，連起碼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備，真真是太令人恥笑了。自嘲一番之後，更加鄭重地對冉說，自己覺得太對不起女兒。因為在兩名收山弟子中，他對坑了自己那一個，一向情有獨鍾。因為是在自己的促進下，女兒才以心相許。他囁囁嚅嚅地問女兒，是不是也以身相許了。經父親這麼一問，冉回答說是的。冉承認自己已經做過一次人工流產手術了。不過冉說這沒什麼，冉說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於懷，認為這種事是為男人做出的犧牲，因而有什麼吃虧的想法，求索補償，甚至產生報復。冉說她認為，這種事兒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館，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壞事可以變成好事，這也等於增強了自己今後在愛情方面的免疫力。於是喬老先生也說女兒能想通了，就太對了。而當女兒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卻沒法兒說。喬老先生還托人給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懇言之至，目的全在於打消對方的負疚之感。說世界有時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後無論在哪兒無論在什麼場合邂逅了，之間仍能以師生關系相待。沒收到回信。喬老先生每每談起，喟然長歎。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鴻遙渺，竟勾引得他懷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來。他還千裡迢迢地去尋找過一次，想親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麼樣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從此不惦記著了；如果混得不濟呢，他想把人家帶回來，繼續收為弟子。心誠誠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歸來之時卻是哀悵悵傷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當地自殺了……這些都是冉告訴我的。
社會心理學家畢竟是社會心理學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麼的也比不是社會心理學家的中國人強不少。心理創傷一愈，一種“野心”油然萌發。社會心理學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報復心理，喬老先生其實也是有的。不過報復的手段並不歹毒，報復的對象也不具體。他對女兒表示他想通了，其實是想通了一半兒。還有一半兒並沒怎麼想通，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兒反而越狹小。他承認中國人在尊重知識產權方面很沒出息，行為很野蠻，形象惡劣。但是他認為自己在這一點上是中國人中的一個例外，不曾在知識方面侵犯過別國人的任何權益。倒是自己的論文論著，經常被國外發表轉載出版，卻從未收到過從國外寄來的美元英鎊什麼的。而堂堂一位美國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卻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為在尊重知識產權方面形象很惡劣的中國做出犧牲，他認為等於是應該落在騾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並且他覺得這一種犧牲起不了什麼有益於中國的作用，不見得就能替中國的形象扳回一分。與其默默犧牲，倒不如一報還一報來得英雄。於是他動用存款，求助於形形色色的人，從美國寄來或買來大批書籍。不唯心理學方面的，也有暢銷小說和人物傳記之類。他召集全體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開了一次會，陳述己見，說那些書全部翻譯了，籌辦久矣的《社會心理學刊》就有一筆錢創刊了。
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也能各自暫緩拮據。他說他已經和許多出版社聯系妥了。說他預測，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尤其是一些實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冊子，將在圖書市場走俏，受到各層人士的青睞。至於那些暢銷小說和人物傳記之類，因為發行量將相當可觀，出版社給的稿酬標准不菲。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無不大鼓其掌。都說導師的思想終於也算“開放”了。都說我們不干誰干？都說此時還不干更待何時？
都說他們早已這麼干了，只不過都怕導師不准許，都怕惹導師生氣，瞞著他干而已。說現在是可以大顯身手地干一把了，因為有導師親自出馬擔任“公關”，當然的要和導師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了。說這是導師和他們大家的“公活”，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說都願意發揚先“公”後“私”、大“公”無“私”之精神，至於手中正翻譯著的種種為稻糧謀的東西，保證一概的先都暫停。於是統一了目標，統一了思想，統一了意志。於是皆大歡喜。於是第二天便都廢寢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項規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這些都是冉告訴我的。
喬老先生身先士卒，親自上陣。那時節初暑驟至，他每日裡從早到晚，極其自覺地將自己關在書房裡，僅著褲衩和背心，一手持筆，一手握扇，很有些“甘灑熱血寫春秋”的樣子。老伴見他魂歸正業，亦對他表現出格外的關心，幾回回欲將電扇從客廳裡搬到他的書房去，但他杜門不納，予以堅決的反對。他說一有電扇在旁邊嗡嗡響，便會一個字也譯不出來的。俗話說，“老將出馬，一個頂倆”，其實他的翻譯速度，比哪一名弟子都緩慢。畢竟老了，畢竟思維不那麼敏捷了。而且，頸肩病和他作對，雙臂陣陣麻木，還經常偏頭疼。而且，一輩子認真慣了，每句話每個字都不肯輕率落筆。所以呢，實際上倆他自己，也是頂不上他的任何一名弟子的日成績的。他還自書一幅對聯——“引書媒以戚戚，入文畝以休休。”求人裱了掛在牆上自勉自勵。一想到不久將來的一大筆經濟效益，一想到不久將來《社會心理學刊》創刊時那份兒欣慰喜悅，一想到眾弟子分紅均利後置家添件的興奮，和必然要對這位導師說的些感激之詞，他恨不得能將自己變成一台打字機。買一台廉價的電腦——是他近年的夙願，也是他此番奮不顧身的原始動力的一部分。頸肩病的折磨，使他預感到自己和筆為伴的時日不會太長了。星期日，他照例帶了煙、水果、飲料之類，四處往返看望弟子們，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慰勞和鞭策。冉自是非常體恤父親的，有時通過朋友的關系弄輛車，陪他一塊兒看望弟子們。後來就從報上見到了中美雙方開始洽談知識產權問題的新聞，這不免就使他心理緊張起來。晚上接著從電視裡看新聞聯播，看完一言未發神色大異地踱入了客廳。冉跟入客廳，見他委頓地坐在沙發上，心事重重叼著煙斗吞雲吐霧。冉覺得父親的憂慮是多余的。她認為中國人做事情，一向拖拖拉拉，體現在外交方面，也果斷不到哪兒去。何況，老美的態度，似乎挺強硬，聽說先決條件和具體內容都比較苛刻。而中國有中國的難處，真要全盤接受了，只一個瓊瑤，就有理由向中國的各出版社各刊物索要幾百萬。全國僅此一項，大概就得補償幾千萬，也許遠遠不止。那麼中國的出版業有一半兒就得負債累累，有些就得黃。中國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那麼就不能全盤接受，那麼就得繼續和老美進行洽談，相互討價還價。也許二三年後，才能達成一個什麼協議。而幾個月內，父親們進行的事兒，也就大功告成了。憂慮的什麼呢？聽了冉的一通分析，喬老先生的精神又振作了起來。然而那一天以後，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紛紛登門，看來都不無擔心。
喬老先生，就用冉寬慰過自己的話，復而寬慰弟子們。眾弟子聽了，也都覺得不無道理。於是各自恢復亢進狀態，更加廢寢忘食，更加孜孜不倦，更加爭分奪秒，更加奮不顧身。“希望工程”終於全部“竣工”那一天，喬老先生和眾弟子到一家小飯店相聚慶賀。之後推薦了幾個人，各自帶上他的親筆信，到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去送稿。不久幾個人先後返京，都說對方不肯接受稿子。喬老先生說怎麼會呢？
當初談妥的嘛！那幾個弟子說，人家都有顧慮，怕哪一天中美知識產權問題的協議一生效，有一條若是追索前債，美國的版權那麼值錢，人家擔待不起。他瞅著弟子們帶回的一捆捆書稿，當時血壓升高，一陣頭暈目眩，險些跌倒。半晌緩過些神兒來，訥訥說出的一句話是——“我這不等於把你們都耍弄了嗎？”眾弟子見他那樣，都不忍埋怨。都說先生千萬別這麼想。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權當我們大家在您的督促之下練習筆譯了。他望著幾個月之間，一個個勞苦得形銷骨立的眾弟子，心疼他們，懊惱自己，不禁地放聲大哭了一聲。冉也覺得十分的內疚，覺得父親的“希望工程”的落空，似乎和自己不無責任。起碼自己要是不對父親說那些自以為是的話，父親早早地罷手，也不至於接著白白投入了兩個多月的心血。於是她保證說，出書的事，包在自己身上了。有膽小的，可也有膽大的。她說她的朋友之中，很有些能人，肯定會替她和出版界的“個體戶”們牽上線。到了這種地步，也顧不了那麼許多了，反正這批譯稿能印成書就意味著父親他們幾個月的心血值，就一樣有經濟效益。反正都非內容反動的誨淫誨盜之書，絕不在國家所禁之列。喬老先生開始是反對的，他唯恐自己學者的名聲受損。但弟子們都說可行，並慫恿他同意。最後他也就違心同意了。北京這地方，也不知被股子什麼邪氣籠罩了，不但孕育出大批大批的“侃爺”，而且滋生出不少的“侃嬸”、“侃姨”、“侃姐兒”、“侃妞”。時代確是有些不同了，女子不讓須眉。能“侃”的人按理說不太容易被信任，不被信任的人按理說朋友不會多。但在如今的現實中恰好反過來。冉卻是個例外。
冉不是個“侃姐兒”，但冉的朋友也挺多，從文人雅士到雞鳴狗盜者。冉純粹地是例外觀象，別人都上趕著交她，她沒辦法。仿佛一棵樹，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全由不得自己。冉這個例外現象為什麼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她曾說她自己也搞不大明白。不太可能是沖著她的父親，她父親沒那麼大魅力。唯一推翻不了的解釋是她的個人魅力。如今有書卷氣的年輕女性不多了，書卷氣被脂粉氣一大片一大片地覆蓋了，漏網的幾個就成了鳳毛麟角。一成了鳳毛麟角，便格外地有人欣賞了。東西是那樣，人同此理。冉的朋友們更是些交際寬廣的人。人托人，一竿子搭一竿子的，就搭上了個體書商們。他們都是些“地下工作者”。聯絡網線雖幾經瓦解，但實力仍在，只不過與先前比起來，更“地下”了而已。一有牟利之機，他們都像水底游蛙似的蹦到岸上。那幾天冉家裡好生熱鬧，不速之客紛紛光臨。喬老先生自是不屑於和他們打交道的，由冉接待。沒用冉費什麼唇舌，總共一百多斤分扎成二十幾捆的書稿，一頁不少全被拎走。冉老先生的弟子們，和弟子們的弟子，沒誰向導師追問過結果。他們都有心理障礙，怕一問必加重導師的負疚感。喬老先生也不問女兒。他也有心理障礙，怕女兒將這件事看得太重了。女兒若看得太重了，必頻頻去問那些個體書商們，進而會不會令那些個體書商們小瞧了自己這位老學者，和自己的弟子們呢？在中國，出一本書能那麼快嗎？何況豈止一本。大小學者們也開始往錢眼兒裡鑽了不是？那也得有耐性哇！他尤其怕遭到些個體書商們的恥笑。
都不問，漸漸的，冉把這件事給忘了。忘得很徹底。喬老先生，也裝作忘了。他的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都裝作忘了。盡管都忘不了。兩個多月以後的一天，喬老先生逛街，就在書攤上發現了由那批書稿印成的書。賣得還都很搶手。封面設計得倒挺雅致。白底。塑料加膜。他的名字印在每一本的突出位置，他的名字之下才是他每位弟子們的名字。
有幾本，只有他的名字，沒了他的弟子們的名字。而那幾本書，他連校正也沒校正過，百分之百是他的弟子們的翻譯成果。那些書，使他感到，既是自己和弟子們的腦力勞動的產物，又似乎不是。因為書名全改了：《男人的原子反應堆——情欲》、《女人的性心理探秘》、《做愛的心理三部曲》、《女人的性偽裝——羞澀》、《男人的性侵略意識分析》……等等，不一而足，一本挨一本擺在書攤上，擺了兩行，組合成蔚為大觀的一套性系列。看得個喬老先生面紅耳赤，幸虧搶購者中沒認得他的。若有，他真會到了無地自容的程度。他倒並不諱言性，他自認為不是老道學先生，更非偽君子。社會心理學也是心理學的一部分，搞心理學的哪有不涉及性的呢？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原著根本不是談性的。有談性的內容，不過一章兩章，字數上也不過就十之一二。變成了這樣一些書，他明明等於是被強奸了嘛！同時也使原著遭到了中國式的強奸。原作者們都是外國人，這一種中國式的強奸，好比在睡夢中遭淫，眼不見心不煩，算不上身受其害。而他，和他的弟子們，都是中國人。想都變成外國人也不那麼容易。這一種強奸就勢必引起不利於他和他的弟子們的連鎖反應。這一點使他七竅生煙，接著的感覺是不寒而栗。他拿起一本翻開，但見前言寫的是——“此一套系列叢書，是由著名性心理學家喬老先生親自審定和主編，他的精英弟子們通力合譯的。喬老先生是當今中國獨占鰲頭，首屈一指的性問題專家，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的弗洛依德……”他再翻另外十幾本，本本都有同樣的前言。他這一翻不要緊，就引起了書攤主人的注意。
人家端詳他片刻，指定他說：“這位就是喬老先生哇，快買快買，買了請他簽名啊！”原來這套書設計得與眾不同，還印了他的照片。但不是印在封面上，也不是印在內封，而是印在封底，所以他沒發現。於是他被包圍，被爭先恐後地請求簽名。結果引來了更多的人，結果他就昏了過去……
他醒來時，已在家中，已在書房裡的小單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邊守護著冉，冉身後站立著他的眾弟子。老伴兒在客廳裡哭。她覺得把她的臉也丟光了……好幾名弟子手中拿著印有他們名字的書，當然沒人給他們寄過樣書，都是他們買的。
他質問冉這一切作何解釋？
冉無言以答。
一名弟子說，原先總抱怨搞學問的，不如作家們出名快。這下可全出名了，沒想到出名並不難……一名弟子說，按嚴格的語法要求，所有書名中的“的”字，其實都是一個多余的字，應該刪去……一名弟子說，封面還可以，至於內容麼，只有一半兒是他譯的，另一半兒不知是什麼人的手筆……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經濟頭腦，說別的都甭扯了，要稿費是大事。
十幾本一套書，稿費加在一起至少該是五六萬。被騙奸了就被騙奸了吧！
逼良為娼的事兒別人經歷過，咱們經歷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稿費到手，認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煞。有了那五六萬元錢，咱們被騙奸了一次也不虧啊……
當父親的質問女兒，哪些個體書商，怎麼會有他的照片？
冉說，當初他們中的一個走後，她覺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張父親的照片，懷疑可能那人偷走了。但沒想到會被印在書上，也就沒當一回事……
冉哭了。她一哭，父親的弟子們，便都勸起她來。都說他們的話，沒有半點兒責怪她的意思在內，不過是一通自我調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調侃不是比較能想得開的態度嗎？他們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替他們催討稿費這一任務，她得明確接受下來啊！……於是她的父親，也就不再質問她什麼了，只說——稿費一分錢也他媽的不許少！……老頭子一向很講語言文明，從不說“他媽的”。那一天不但說了“他媽的”，而且還罵了超“國罵”的話……冉講著這些的時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說。講到某處，甚至還自笑。或者，停頓那麼一兩分鍾，仿佛繼續構思的樣子，仿佛當我是她的記錄者，怕我的記錄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的，她已經忘了為什麼講給我聽，忘了她曾為什麼哭……
我問冉，她替她父親們索討到了那筆稿費沒有？我挺替喬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們窩心的。我暗想我若是那些個體書商們，一定給喬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們開每千字五十元，不，開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則，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
“沒處討去。”冉搖頭，“我又沒當過代理人，也不知他們住什麼地方。他們給我留下的那些電話號碼，要麼是別的不相干的單位的，要麼是些死號碼。連我的朋友們，和朋友們的朋友們，也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都好像一下子從地球上消失了。許多出版單位向新聞出版署狀告我父親，人家就來家裡向父親了解核實，父親是一問三不知，人家就認為父親不老實。我說這事跟我父親沒關系，跟他的弟子們也沒關系，要負什麼法律責任，我負。要受什麼制裁，我受。人家就認為我和父親早已串通，沆瀣一氣。我聲明一分錢都沒得著，人家又怎麼會相信？於是晚報上登出了文章，憤怒地譴責堂堂學者也到了要錢不要臉的地步。我母親那幾天異常敏感，神經兮兮的，說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見她時，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視的。
當然也可能真是這樣，也可能我沒感覺到，是因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見的熟人不多。我們單位倒沒誰嘲笑我，更沒誰鄙視我，我人緣兒比我母親好。單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勸我什麼都別在乎，說這年頭兒，能掙到錢干什麼都值。說學者要是都窮光蛋似的，買西瓜專挑個兒小的，吸煙吸劣質的，菜市場上跟老農急赤白臉地討價還價，光要一張臉又有什麼用？連同事們都認為我父親肯定得了一大筆錢，我便知道父親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他的名聲了。我是什麼都不在乎，只是因為被騙了，滿肚子的憤怒而已。但父親沒法兒不在乎，事情於他，和於我，性質太不一樣了！
現在的報紙，沒新聞還要制造點兒新聞呢。有了一條新聞，哪有只發一篇文章就罷休的？一位學者，與淫穢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記者感到興奮。也記不清有多少記者敲過我家的門了。最初我父親很虔誠地接待他們，老頭子一個勁兒表示懺悔，希望通過記者，向公眾謝罪；當然也希望通過他們，替自己向公眾作一些必要的解釋。那些記者們也很虔誠啊，都表現出頗能以正視聽的樣子，使我父親很信任他們。我母親也是。包括我自己。於是采訪文章接二連三地見報了。這家報紙轉了，那家報紙還轉。那些日子裡，我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電視了，集中在客廳裡看報。那些采訪文章和實際采訪時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變味了。兩方面的虔誠和尊重都沒有了。雙方的對話一經記者們寫出來，多幾個字或少幾個字，盡管還是那些對話，卻仿佛通過對話給雙方都照了相。父親顯得那麼的老奸巨猾，記者們顯得那麼的機智尖銳。我從來沒見父親被氣成那樣，他簡直要被氣瘋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幾件東西。生完氣又難過。又恨自己。說些悔不該當初的話。說又上當了又受騙了。說記者們是存心把他描繪成水門事件中的尼克松。接著，區人大專門為父親組織了一次交心會，其實是幫促會。幫助和促進父親早日登報公開承認錯誤。父親在會上很沖動，態度很強硬，說殺人不過頭點地，想批就批，批就來個批倒批臭，說願怎麼著怎麼著吧。一回到家裡就寫了封信，自行罷免了區人大代表資格。再接著，申請創辦《社會心理學刊》的報告被有關方面批回來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寫的是——暫不予考慮。老頭子又不明智起來。又打報告。措詞挺悲壯的，說自認為不配任主編，也不想再當主編。但希望有關部門，不要因為一個和尚犯戒了，就連原打算蓋的廟都不蓋了。那並不等於真的懲罰了犯戒的和尚，等於使其他的無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報告是我替父親送到有關部門的，過了很久也沒個消息。父親期待不下去了，一天親自去詢問，人家跟他打官腔，說需要討論討論，又說短時期內根本排不到議事日程上，勸他趁早別操這份兒心了。實際上是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走了。沒過幾天，我父親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歎了口氣。
我陪她歎了口氣。
我說：“冉，你……相信某種迷信的說法嗎？”冉說：“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點頭。
冉說：“以前不信。現在，多少有點兒信了。自從那件事後，不順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親身上。連父親都被搞得有點兒迷信了。一次我到醫院看他，他囑咐我，買些上好的排骨，燉一鍋，夜裡十二點左右，埋到後山的小樹林裡去。父親曾經常帶著小狗在小樹林裡散步。父親還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語，說是投生咒，囑咐我一邊埋，一邊念叨。我對父親說這麼做純粹是迷信。父親說，從心理學的角度講，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夠減輕人的心理壓力的。只要有利於獲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聽了，覺得父親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麼做了？”
“嗯。我很憐憫父親。父親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親都以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親朋好友們發出了病危通知。沒想到父親漸漸康復了。你說怪不怪？”我說：“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塗。”
冉說：“是啊。我家客廳裡掛著一幅鄭板橋的字畫，你注意過沒有？”
我說：“注意過。許多知識分子家裡，都掛鄭板橋那幾個字。”
冉說：“我父親一輩子都是個難得糊塗一次的人。我母親也是。如果他倆有一個活得糊塗點兒，後來的一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
“說起來挺沒意思的。我父親住院時，我和母親不是向親朋好友們發出了病危通知嗎？結果就從台灣引來了一個人。還是個女人。是父親青年時代的戀人。我一點兒也沒法兒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牢牟記住青年時代的戀人不忘。青年時代的愛情，不就像青年時代做過的夢一樣嗎？值得不忘嗎？這不是太古典了嗎？時代已經非常現代了。又現代又現實，還有些個古典的人沒死絕，仍活著，可不就會發生些不該發生的事嗎！我一開始並不知道那個台灣來的女人，是父親青年時代的戀人。我母親也不知道。但我父親的幾名學生卻知道，也不知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親對他們講過。”
“我想也是。當教師、教授、導師的人，有些事，從不講給家人聽，卻會講給學生和弟子聽，而且毫無隱瞞。是我父親的那幾名學生往台灣寫的信。你說他們不是多事嗎？”
我說：“你也不必埋怨他們，他們無疑是出於善意。”冉說：“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國商界，她只和一位老傭人住在台北。寫小說，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瓊瑤，都有挺親密的交往，她專程從台灣趕來，目的只不過是想趕上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住下後，一聽說父親並沒死，不用說是很驚喜的。又聽說父親的處境狼狽，她就一廂情願地認為她有責任拯救父親於水火之中。當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掛電話，父親接電話時很激動。我幾乎沒見到過父親有那麼激動的時候，他握著聽筒的手都在發抖，臉上忽然地容光煥發，好像一下子年輕了十多歲。放下電話就擦皮鞋，穿上最體面的一套西裝就出門。那天是星期天。母親很詫異，問父親哪去？父親含含糊糊地說去看一個人。母親有些困惑，也有幾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著。在公共汽車站父親發現了我，不許我跟著，後來又同意我跟著了。
當他和那個台灣來的女人見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們不是一般的關系了。但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我當時也猜不著。他們互相問候了幾句，再就不說話了，彼此默默地望著。他們那一種目光，都含情脈脈的，如同一對兒久別重逢的情人。我覺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離開了房間，坐在前廳等候父親。兩個多小時後，父親才出現在前廳，父親臉上的晦氣一掃而光，仿佛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躊躇滿志又相當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問父親和那女人究竟是什麼關系？父親很坦率，他承認是他青年時代的戀人。我又問父親此刻心情如何？父親說兩個字足以表達——幸福。這一種回答差點兒使我哈哈大笑起來。我接著問父親有何感想？父親一邊走一邊背了一首李商隱的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天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父親頂喜歡李商隱這一首詩，以前也常背誦的，所以連我也能背下來了。但是那一天我聽了之後，心裡好生的別扭。我挺替我母親難過的。和那個台灣來的女人比起來，我母親顯然是丑妻，胖得不成體統，每天跳迪斯科也減不了肥，性情也乖張。人家那個台灣來的女人，風韻猶存，談吐相當儒雅。雖然也快六十歲了，但仍女人味兒十足，還渾身具有那麼一種浪漫氣質。我有些惱火地問父親，兩個多小時，你們不見得一直面對面坐著盡說盡說吧？互相有什麼親熱舉動沒有？父親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沒聽到父親那麼爽朗地笑過了。父親更加坦率地回答我，總不至於像電視裡的兩位播音員那樣吧？還問我有何感想？我說我的感想就是——你們以為你們都是在以溫馨的態度對待生活，在我看來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沒勁！那一天回到家裡，看著我父親和我母親在一起，我覺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們當初怎麼會結婚呢？以前，父親整日伏案不息，母親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頓晚飯。吃完飯一家三口各歸各的房間。自從有了電視機之後，晚上才一塊兒聚在客廳裡看看電視。我並沒覺得父母之間有什麼互相妨礙的地方，大概他們也沒覺得過。如今母親退休了，父親也是個半賦閒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時，每個月三十天，他們誰也躲避不了誰了。這就成了一種不幸。記得有一天母親當著我的面對父親說：“真奇怪，我當初怎麼就嫁給你了呢？‘而父親回答：”這正是我早就想對你說的話啊！’回到家裡，母親背著父親問我：“你爸究竟看的什麼人？‘我沒出賣父親，我替父親打掩護，說就是去看一位當年的老同學。以後父親又單獨去看了那個台灣來的女人幾次。有一天，父親不得不主動向母親坦白了，因為那個台灣來的女人臨走前要到家裡來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這是她向父親表達的願望，還是父親向她主動發出的邀請，反正結果都是一個——父親向母親坦白了。也許有些不得已的成分。母親一聽就火了。
母親火了，似乎不無她火了的道理。都七十來歲的人了，怎麼越活越邪性，冒出個青年時代的戀人來？而且還是海峽那邊的？而且開始還不講實話？而且還一次次地去幽會，還要請到家裡？母親嚷嚷著說，不許來。別的先不論，來了能不留下吃頓飯嗎？那麼誰做呢？你們之間倒都顯得有情有義的，讓我為你們服務，給你們充當老媽子的角色呀？沒門。父親說，你怎麼是充當老媽子的角色呢？你是女主人嘛！再說你也不應該認為我是一次次地去幽會，我是去看望。人家為我千裡迢迢而來，在北京無親無故，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多去陪陪人家，消除人家的寂寞感嗎？母親說，你怎麼從沒想想我寂寞不寂寞？你怎麼不在家裡多陪陪我？父親說，我在家裡陪你的時光你還嫌少嗎？母親說那是因為你沒處可去。你在家裡像個啞巴，在那女人面前你也像個啞巴嗎？父親說，你不要非將人家當成我青年時代的戀人嘛！你要將人家當成一位台胞嘛。歡迎不歡迎人家來做客，也要從你們貴黨對台統戰工作的大處考慮嘛。想當初，你們貴黨讓你接近我，不就是為了對我進行統戰工作嗎？你已經為你們貴黨在這方面做出一份貢獻了，需要你再多做一份貢獻的時候怎麼就不願意了呢？我母親是四八年入黨的黨員，在中國目前的黨員女性中，也算得上是個老黨員了。而我父親是無黨派人士，一輩子沒加入過任何黨派。我父親一把問題提到統戰的高度，我母親就不言語了。我母親很願意為黨做任何貢獻，最後我母親終於答應了。說好吧，看在我黨的情面上，你就請你那位青年時代的戀人來吧。我母親也有我母親認真的一面和可愛的一面，但凡是個女人，總多多少少有可愛的一面是不？人家來那天，我母親做了好些菜，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相當豐盛，但是我看出，她在人家面前自慚形穢。
她一邊做一邊覺得委屈。有我這個女兒見義勇為，擔任總導演，不時制造點愉快，氣氛總還算良好，對人家款待得禮禮貌貌，周周到到的。人家挺高興的，挺感激的，說了幾次不虛此行。對方如果心裡光這麼想，嘴上不說出來，就萬事大吉了。我發現對方每說一次不虛此行，我母親臉上的表情就難看一次。設身處地，從我母親的角度，你品品這句話的滋味兒，是叫人心裡不悅想法挺多的，挺不舒服的。
在這一點上我理解我母親。只有女人才能理解這一點。我母親一次次地訕笑著，盡量掩飾著她心裡的不悅。我覺得我母親那一天的表現挺不容易的了，挺難能可貴的了。人家臨走前，說唯一的遺憾，是沒帶照像機來。想著想著，卻還是忘在賓館了。
父親說我們家有像機。母親馬上起身說她去取。母親就去取來了像機，還說換上了一卷新膠卷。父親說那就都拍完吧，都拍完，當天就可以送去沖洗了。一卷三十多張，且得拍一會兒呢。除了一塊兒拍，我們一家三口，都跟客人單獨拍了。輪到父親單獨和客人拍時，父親有點兒窘，說算了吧，喝了酒，臉紅紅的，拍出來色彩也不對。人家卻特別大方，她也喝了兩盅白酒，也有了三分醉，她說這一張有特殊紀念意義的照片，是無論如何一定要拍的。她就將兩只手都搭在我父親一邊的肩上，下頦也抵在我父親的肩上，偎傍著我父親。我母親連說別動別動，你倆這樣好，這樣拍出來太妙了。就換了幾次角度，拍了四五張。送走客人，父親讓我馬上去沖洗膠卷，說爭取讓人家帶著照片離開。我母親說，冉你別去，去也是白跑一次腿兒，我根本就沒裝膠卷兒。父親頓時瞪起了眼睛，光用手指著母親，說不出話來。
他這瞅瞅，那瞧瞧，我就知道他想摔樣東西，我看出他心裡是氣極了。怕他一氣之下，失去理智，捧起樣大東西摔，趕緊把煙灰缸拿起來給了父親。那是個造型美觀的玻璃煙灰缸，父親挺欣賞那一種造型的。舉了幾次手，沒捨得摔，放在茶幾上了。母親冷笑著說，你摔呀。
父親這才說出話來。父親說我不摔它，我只問你一句，你為什麼將我——你的丈夫，和冉——你的女兒，還有客人全都當猴耍？母親說，冉是我女兒，我將她當猴耍，誰也管不著。怎麼上綱上線，也不在綱上線上，更不算犯法。你和你那個八百年前的戀人，當著我，你結發之妻的面，眉目傳情的，心猿意馬的，我看不慣。
看不慣我就不滿。不滿我就耍你們一次。
耍了，你又能怎麼樣。父親瞪著我，問我，冉，你說，爸爸和客人眉目傳情了嗎？心猿意馬了嗎？一邊是父親，一邊是母親，你說我該怎麼回答？
我用雙手捂耳朵，我大聲說你們都別吵了，你們都太沒勁了，你們再吵，我就不回這個家了。母親因為我立場不明確，說我沒良心，說白把我拉扯大了，說著說著還哭了。父親也因為我立場不明確，顯出挺傷感的樣子。
父親又指著母親說，你別哭，是你耍了我，又不是我欺負了你，你哭什麼？我看咱倆誰也別將就誰了，咱們干脆離了吧！母親聽了父親的話，兩眼直勾勾地盯著父親，一副咬牙切齒的樣子，盯了父親一分多鍾。父親也不示弱，迎住母親的目光，也那麼盯著母親。結果母親身子往後一仰，暈過去了。要不是我扶得快，頭磕在桌角上，就出大事了。母親被氣病了好幾天。父親向母親賠禮道歉，母親的氣才消，才開始吃飯。出事那天，父親是給母親抓中草藥去的。出了三次門才去成。第一次出門不久又回來了，想起了沒帶處方。第二次回來是因為沒帶自行車鑰匙。我說爸，讓我去吧。父親說，還是爸去吧，爸親自去把藥抓回來，你媽的病才好得快。
父親還說，覺著心裡被什麼堵得都快透不過氣兒了。說真想摔樣什麼東西；或者跟誰大吵一番，才能痛快點兒。說自己要是年輕就好了，年輕的話，可以找個岔子和誰打架，狠揍誰一頓，管他有理沒理的呢。父親說時，一雙老眼淚汪汪的，都快落淚了。我說，爸，你狠揍我一頓吧。父親噙著淚又笑了，說捨不得揍我，說不過就是口頭宣洩宣洩。說口頭宣洩，也是一種宣洩方式啊！沒想到他這一出家門，就再沒回來……所以，你說他先開口罵了人家，說他先動手打了人家耳光，我是相信的。真的，我相信。我……那天要是去抓藥就好了……我……“
冉仰起臉，望著天花板。她就那樣子，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很長很長地吐了一口氣。吸也無聲。吐也無聲。我也極想像她那樣子做一次。
可是我沒有。
她似乎講得很累。
我也聽得很累。
我認為她還應該跟我說些別的。因為我請她到家裡來，並不僅僅是讓她明白什麼，也不僅僅是自己想明白什麼。其實我什麼也不想明白，我認為她應該明白這一點。
可她不說話了。仍仰著臉。仍望天花板。仍那樣子。我只好說我必須說的話。
我說：“冉，你能不能勸勸你母親，叫她別……”冉終於改變了那種仰著頭的樣子。
她注視著我打斷我的話說：“我預料到了這就是你請我來的目的。我不能答應你。因為我起不了你希望我起到的作用。父親的死使我母親的心理也傾斜了，她感到了她對父親也有罪過——她的病一大半是裝的。所以她那個念頭是很固執的，誰勸也沒用。母親想以那一種決定使自己的心理獲得平衡，她認為她別無選擇……”
我啞口無言。冉的話使我聽出這麼一層意思——你自己承諾的事，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脫，別把我扯進去……我又窘又惱火。
這時電話響了。
我起身去接電話，回來告訴冉，是那位律師朋友打來的。他說法院認為，如果一切證言經過進一步調查完全屬實，被告可能將無罪釋放……冉說：“那……也好……”
說著她站了起來……
電話又響了。是冉的母親打來的。老太太說她昨夜做夢，夢見冉的父親。冉的父親對她說自己死得太委屈。老太太在電話裡哽咽了。又說些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話。還說一定要見見我代她請的那位律師……我告訴了冉。
冉什麼表示也沒有。
冉只說：“沒別的事，我該走了。”
她說完便往外走。
我送她回來，見兒子已放學在家裡了。
兒子高高興興地說：“爸，我今天又得了一朵小紅花。”我對兒子吼：“一邊去！得了朵小紅花有什麼可美的！”隨手扇了兒子一耳光。
兒子捂著臉，呆呆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