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現在明白了吧，我沒有母親來告訴我，該嫁誰，不該嫁誰。不像你，儘管有時母親也幫不了女兒，不管是什麼事。
還記得那位你以為離開他就活不了的男孩嗎？他叫什麼來著？倫迪。不記得了？他就是第一個引起你注意的那個男孩。有一次你還把他帶到家裡來吃飯。
我瞧見了，他一開口說話，你就笑，可你說話時，他怎麼就不在意呢？你說，吃點東西吧，他沒說，不，不，你先吃，你自己先吃點吧。他說，你家有啤酒嗎？你當時很不好意思，你說，對不起，實在對不起。
後來我跟你說，要當心，要當心啊。你說，你在說什麼呀？我說，這男人首先考慮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說不定後來你的位置就被挪到第三、第四去了，到頭來你什麼也沒有了。可你不信我的話，於是我說，你要是老對他說對不起，到頭來你就會對不起你自己。
你還記得你是怎麼跟我說的嗎？"媽，你幹嗎老把事情往壞處想？"這不是把事情往壞處想！這是為我女兒著想，因為她還不會為自己著想。
後來你再也沒提起過他的名字，可我知道你的心碎了。你心腸好，盡量自己彌合傷口，盡量不讓我知道，所以我什麼也沒說，你也什麼也沒說。
我不會對你說"我早就跟你說過"這類話，我的心也為你碎了，因為我知道好心會得到怎樣的回報。我年輕的時候，心腸也很好，我不知道怎麼看待文福這樣的人，不知道想一想，這個男人會讓我遭很多罪，這個男人會消磨我的天真無知。正是因為這個男人的緣故，我不得不老是警告我女兒，要當心，要當心。
我認識文福的時候，他已經和我的堂妹華珍好上了，她是新阿嬸的女兒，我們都叫她"花生"，因為她人生得又矮又胖，活像花生殼裡蹦出來的花生米。你明白嗎，本該是她嫁給他的，到如今我還弄不明白，後來怎麼成了我嫁給他。
那時，我住在崇明島上的家裡已經快十二年了。那些年裡，我一次也沒見著過我的父親，連我被送到上海寄宿學校去的時候也沒見到他。每次我回到我叔叔家，就得像個客人似的，從來不要這要那，只是等著有人想起我還需要些什麼。
比方說吧，如果我需要一雙新鞋子，我會一直等到有客人來的時候，大家都要到樓下去喝茶，老阿嬸和新阿嬸會輕鬆地閒聊幾句，表明她們這輩子已經沒什麼要操勞要費心的了。我就抓住這機會讓舊鞋子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我輕輕地敲敲腳，老阿嬸常因此罵我，然後我就等著，讓她和她的全家還有客人們都來瞧我的大腳趾伸出破洞，她的臉由白轉紅。
所以你瞧，我從來沒覺得我是他們家裡的人，可我又只認識這一家人。他們對我並不凶，真的不凶，可我知道他們不愛我，不像愛花生和我的堂兄弟那樣：吃晚飯的時候，老阿嬸和新阿嬸會對花生說，"瞧，這是你愛吃的菜。"她們也會對那些小男孩說，"多吃點，多吃點，免得被風吹倒了。"可她們從不對我說這種話。她們只有在想罵我的時候才會注意我，不是罵我吃得太快了，就是罵我吃得太慢了。另外還有另眼相看的地方，我和花生從寄宿學校回來的時候，叔叔總要悄悄地給她一個小禮物——糖果啦、零錢啦、孔雀毛啦，而對我呢，他只會拍拍我的頭，說聲"雯雯，回來了"就完事了。我親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話來說。
當然，我很傷心，哪怕現在回想往事，我還很傷心。但我又怎麼能抱怨呢？我只有強顏歡笑。我是一個名聲不好的母親生下來的，他們收留了我。按照他們的標準，他們待我已經夠好了。他們沒有待我凶一些的意思，一點也沒有。說不定這就是我感到傷心的原因——他們一點也不在乎我。他們忘了，我沒有母親，一個能告訴我真正的感覺、真正的需要，能指引我滿足期望的人。在這個家庭中，我學會了什麼也不指望，卻又滿懷渴望。
有一年，一切全變了。那年過小年夜時我十八歲，而過大年夜時每人都要大一歲，所以按陽曆或許是1937年，不管怎麼說，是在抗戰爆發前。
新年是改變命運的一個機會。唉，我們沒有灶神，不像你杜姨婆那樣。我們雖說是鄉下人，但又不是那麼老派的鄉下人，當然，說不定傭人們有一個那樣的神，我記不得了。不管怎樣，我們還有另外求好運的方法，有些只是開開玩笑的，有些可是認真的。那一天，我又夢見了一種更好的生活，比什麼好呢，我記不清了。我不想夢見贏了一百萬，不像你炒股那樣，我心裡只有一個小小的願望，就是來點什麼變化。也許我只是想不那麼孤獨一些，所以你瞧，事情就這麼發生了，我碰上了文福。
我們慶祝新年不像你今天在美國看到的那樣，遊行啦，放焰火啦，給孩子們壓歲錢啦，一個勁地玩，玩，玩。那是一個思考的日子。根據我們那兒的習慣，新年到來的時候，家裡不能留下一絲舊年的灰塵，不能欠下一筆舊年的債務，連續三天每個人的嘴裡不能吐出一個不好的字眼。正因為此我喜歡新年，不管怎麼樣，老阿嬸也不能罵人。但是三天前可就不一樣了，到處都聽得到叫罵聲。
新年前最後一個寒冷的早晨，太陽剛剛升起，花生和我已經能聽到老阿嬸命令傭人的聲音：掃掃這兒，掃掃那兒，不要那樣，要這樣！
花生和我睡一張床，當然，我們的被窩是分開的。哪像你現在在美國，我們可沒有那麼多毯子和床單，而是把什麼東西都堆在身上。我們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團，就像兩個蠶繭，可暖和啦。
那天早上，花生把她的被子拉過去蒙在頭上，想再睡一覺，但這時我們聽見新阿嬸在喊，"花生，你這個懶丫頭，你在哪兒？"
你可明白，她幹嗎只叫花生，而不叫我？她對我可沒那麼好，讓我睡大覺。她是想讓她女兒早點起來整理屋子，以便花生有朝一日知道怎樣當一個合格的太太。新阿嬸才不會想到我也應該學學這些本領呢。但我都看仔細了，沒人教我怎麼幹，我也能學著做。
我知道怎麼把棉被抽出來，怎麼拍打，才能把被套洗乾淨，不留下一點污跡。桌子腿要用油上下來回擦拭，木頭才會光亮如新，不會油膩膩的。每件東西都得從牆邊拖出來——箱櫃啦，大衣櫥啦——這樣你就會發現到處都是灰塵、蜘蛛網和老鼠拖來的髒東西。我也聽到了怎麼責備傭人，新阿嬸老這麼說："你說都弄乾淨了，怎麼還那麼髒？"
然後我就去看老阿嬸在灶房間幹什麼，她正在吩咐廚師切更多的肉和菜，然後她檢查所有她提供的原料。她掂掂花生油瓶、醬油瓶和醋瓶的份量，一個個嗅過來。她數數養在木盆裡的魚、關在籠子裡的雞鴨。她用筷子戳戳拌有棗泥的糯米糕，看看蒸的時間夠不夠。她責備廚師的幫手讓肉汁湯裡漂的豬油太多了，責備另一個切魷魚的方法不對："傻丫頭！魷魚炒起來要捲成一團才會有運氣，你怎麼切得像一條條的布條，要背運的。"
我為了我的未來學著這一切。咳，你長大後，我竭力教你學做這一切。可你從來不聽，你說，"太沒意思了。太麻煩了。我寧可去吃麥克唐納的漢堡包。"是的，你是這麼說的。你可明白我幹嗎那麼想學？打我年輕時起，我就已經知道一切東西都必須看上去漂亮，嘗起來可口，要好得名副其實。只有這樣，才能持久，滿足你的口味，讓你以後回味無窮。
那天還發生了什麼事？哦，我想起來了，每個人都有事幹，不光是傭人。我得把家裡的衣服整理完。我已經理了一個星期了，修修補補，把那些會帶來壞運的標誌弄掉——鬆開的線腳啦、破掉的小洞啦、裂開的地方啦、丟掉的紐襻和扣子啦。那天早上，我得趕緊把這些活兒幹完，才能和花生到市場去買東西。
前一天晚上，新阿嬸給了不少錢，叫我們到市場專開的攤頭去買新年禮物。我比花生大一歲，但小嬸嬸沒把錢交到我手中，而是一五一十地數給她的女兒。當然，花生應該分一點錢給我，即使新阿嬸沒說，花生也應該這麼做。可我料到花生會怎麼著，她會很快把錢花光，滿足她自己的慾望，要不她就會把錢緊緊地捏在手中，到頭來弄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提醒她。
"你們倆，早點把事做完，就可以去了。"小嬸嬸說，"可別忘了，省著點，別亂花錢。"這就是說，我們得跟店主討價還價。"別讓你弟弟吃太多的糖。"這就是說，我們還得把十歲的小功和十一歲的小高也帶去。
我把手上的活計帶到外面，以為我能坐在屋子門口一條安靜的長凳上，夢想我的秘密的願望了。但是管家老顧已經站在草地上，正在指點幾個雇來的臨時工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補。他指指把我們的屋子圍得像個大蒸籠一樣的黑柳條編的籬笆，有個臨時工搖搖頭，把手伸進兩星期前小功學騎他的新自行車時撞開的大窟窿。
然後，老顧又指指屋子的各個地方，說，"老東屋，要這麼修。新西屋，要那麼修。"他說的是這屋子兩頭不同的建築樣式。
老東屋是大家飲食起居的地方，孩子在這兒出生，老人在這兒死去。它是一幢中式大平房，中間有一個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是迴廊和過道。所有的門窗都是朝裡開的。最重要的房間都是朝東的：廚房在一頭，叔叔的房間和客廳在另一頭。
新西屋是後來建的，說不定是五十年前蓋的，那時我們家賺了不少外國人的錢，剛剛富起來，靠賣絲換來天鵝絨、窗簾、毯子。新西屋名副其實，是一幢朝西的二層樓房，屋頂上有三支煙囪。老阿嬸有次說過，它是仿照一座豪華的英國莊園蓋的。但是多年來，大家都在這屋子前面亂搭亂造，把這屋子所有漂亮的部分都遮住了，所以現在看起來，它跟一個老式農舍的後院別無二致了。
我就到了這兒，踏上新西屋的木頭台階，進了門廊，想在這裡做我的針線活。大約在十年前叔叔又蓋了這個門廊。那年夏天，老阿嬸用紗窗把它從頭到底都圍了起來，以防蚊蠅飛入。但結果總有幾個還是飛進來了，老阿嬸就不時用她的拖鞋底追打，所以到處可見蚊蠅的殘骸留在紗窗上，它們的翅膀就像碎玻璃紙一樣在風中抖動。一切東西都是銹跡斑斑的，門廊上的門在風中發出"咿呀咿呀"的聲音。我覺得自己就像被關在蟋蟀籠子裡一樣，這可不是我夢想我的前途的好地方。
於是我離開了門廊，最後來到了暖房，那是我小時候藏身的秘密地方。我朝裡面瞧瞧，想知道是不是空的。我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下玻璃窗，好像它是一個醒來的孩子似的。那麼多年來，這地方一直是空著的。
叔叔剛上這個島，就在新西屋南面向陽的地方造了這個暖房。暖房看上去就像一隻拉開後忘了關k的大抽屜。他吹牛說這就是英國紳士的"癖好"——種種玫瑰啦、蘭花啦、華而不實的名貴花木啦。他老喜歡說"癖好"這個詞，說只有英語中有這個詞，中文裡沒有一個形容光費錢費時的事情的詞。我不明白他幹嗎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要學外國人的樣，好像外國的一切都好，中國的一切都糟。叔叔每年總要找一種新的"癖好"，而老阿嬸則總要衝著他大吼，把他的新"癖好"稱之為"屁好"。
後來叔叔對暖房厭倦了，又把興趣轉移到養英國賽狗上來，為了使他這些寵物跑得更快些，他經常讓它們餓著。當他養的狗都死光後，他又買來獵槍，打鴿子，是真的鴿子，因為泥做的鴿子很貴。此後，他又染上了後來使他生病的煙斗。然後又是買來一大堆用牛皮做封面的英文書，但他從來沒有讀過。然後是坐在門廊裡做昆蟲標本。
但是，暖房是第一個"癖好"。在他放棄它以後，暖房就成了一個堆放古怪雜物的地方。比方說，有一天新阿嬸坐壞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就進了暖房。老阿嬸抱怨叔叔收藏了那麼多不認識的祖先的畫像，那麼多紀念性的卷軸，這些東西也進了暖房。每當有人覺得什麼東西沒地方好放的時候，這些東西就被送進了暖房。我小時候老是坐在一大堆破椅子上，我還可以碰碰獵槍，想像它們會發出怎樣的聲音，我還假裝與我不認識的先輩們一起喝過茶。每年都有一些沒人要的東西扔到這兒來，現在全在我眼前。
有一天，那還是我九歲或十歲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張畫，畫上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穿一身淡藍色衣服，頭髮往後梳，目光正視前方，表情嚴肅得我不敢認她。"媽媽？"我叫了一聲，因為我覺得她在望著我。我想像她從畫中爬出來，像畫上那樣直看著我，問我，"雯雯寶貝，這是什麼地方呀，有那麼多小窗戶？"於是我明白了，只有在這種別人扔東西的地方我們母女才能在一起。即使在我長大後，我仍然這麼想。不管怎麼說，我就在這兒坐下來做我的新年的針線活。
我補的是我堂兄弟的衣服——這些愣小子經常有意跌倒，膝蓋上和手肘處全是大窟窿！還有那麼多污跡。我覺得這些衣服大多數地方已經破得沒法補了，興許，還是把它們送給傭人，讓他們的孩子去穿得了。要是以後老阿嬸罵我，我就告訴她，我是為我的堂兄弟們著想，要是讓他們穿得像要飯的那樣，命中就注定了他們要穿著破衣爛衫在街上流浪。接著我又暗自發笑，想起我故意在老阿嬸的一件外衣口袋裡留了個小窟窿，興許她的一部分權力會從這兒溜出去呢。
你幹嗎要笑？你以為你母親一向是規規矩矩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偷偷摸摸幹一些淘氣的事？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干淘氣的事？那次，你不是把那本下流書《飛車追妞》藏起來了嗎？我早就料到你沒在讀《聖經》。
我在你那個年紀，也於過這種事，把一本書藏在針線活裡。這是一本講風流韻事的小說《金瓶梅》，一本禁書。我們寄宿學校的嬤嬤多次跟我們講過，不能讀這本書。我從一個名叫小於的調皮學生那兒借來看過。她老愛幹不讓她幹的事。她說，這本書是講性的：丈夫喜歡什麼，太太喜歡什麼，丈夫比太太更喜歡什麼，丈夫隔多久履行一下自己的義務，太太又要隔多久。她還告訴我許多黑話——"玉亭""品簫""雲雨"——但她沒把意思講給我聽。她說，你自己看吧。
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自己讀了起來，想弄清那些黑話的意思。可讀了十頁，沒覺得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只不過是些要你守規矩的老生常談——怎麼按照人的地位來送禮啦，怎麼讓你的親戚朋友開心啦，人生短促、不能光為自己著想啦等等。於是我就想，說不定這本書是個謎，我頭腦太簡單了，看不透它的意思。也許這裡寫的美麗的松樹實際上就是一種秘密的黑話，含有另外一種知識。這個男人幹嗎從別人的太太那兒接受兩塊茶點？這肯定有點不對頭。幹嗎是兩塊茶點，而不是一塊？假如她給他兩個橘子那又怎麼樣？
我還來不及多想，就聽見花生正用埋怨的口氣喊我的名字："雯雯！你在哪兒，傻丫頭？"我本來不想理她，就像小時候一樣，可後來，當然，我想起我們說好要去逛市場的，於是就把書藏在兩個茶盤後面，然後帶上我的針線籃子匆匆走了。
我們來到自己的房間準備出發，花生嘴裡念叨著我們該先去哪個攤頭，該買些什麼樣的東西。也許得給她的弟弟們買些紙做的玩偶或動物形的燈籠，給大人買些好茶葉。另外買幾個小錢包給我們的另外幾個堂姐妹，老阿嬸的女兒過年肯定要帶全家來做客的。然後我倆一致同意給我們自己買幾個花形的髮夾什麼的。當然，還要叫算命先生算個命，看看來年有些什麼好事落在頭上。
"我們不該再去找那個長著一口齙牙的女人，"花生說，"去年她給我算了一個很不好的命，說我流年不利，要我當心。"
於是我想起了去年那個算命的女人跟她講的話，說她屬羊，總是要把自己躲在厚厚的皮毛下面。這個算命的女人對花生說，如果她在鼠年不當心的話，有人會咬破她的皮毛，把她的缺點全抖摟出來。花生氣瘋了，要問她還錢。這女人不肯，於是花生就大喊大叫起來，讓大家都圍攏來聽："這女人騙我，給我出餿主意。這裡是找不到好運的，還是到別處去吧！"我當時很不好意思，但心裡也在嘀咕，這算命的對我的堂妹咋就知道得那麼多？
"今年，"花生說，"我只想知道我未來的丈夫和他的家庭是什麼樣的。"
然後花生就考慮她該怎樣打扮才好去逛市場。她把頭髮捲到一邊讓它垂下來，解釋說，"我在一本外國雜誌上看到過這種式樣。"我撇撇嘴，讓她知道她這樣打扮不好看，但她總是不聽我的勸告。然後為了穿什麼衣服，披什麼大衣，她又頗費了一番心思。
她是家中的寵兒，有許多好衣服，多半是從上海的精品商店裡買來的法國貨或英國貨。有一件黑色卷羊羔皮大衣，硬翻領，還有織錦緞的襯裡，要是把扣子全部扣緊，大衣就會逐漸收緊，一直到她的腳踝，連走路都成問題，除非你步子邁得很小。真可笑！花生竟然決定就穿這一件，再配一雙新的高跟鞋。在當地鄉下人的眼光裡，這副打扮是夠氣派的了——這些人只要有塊布料做一條新褲子就覺得很福氣了！但這是新年呀，是一個露富的好機會。
我們是本村最富的家庭，當然，只是在島上的這一小塊地方的範圍內算是最富的。這個村子名叫河口，不算那條從渡口來的路和散落在路兩邊的小鋪子，方圓只有一里長，半里寬。這麼小的一個村子，只有一幢高樓，幾個中產階級，除此之外，住在這兒的幾乎全是窮人。
我並不是說，一家富、百家窮是公正的，當時大家就都這麼活著，沒人會對這種現象提出疑問，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時的中國就是這樣。
那些窮人中有好多是為我們家的絲織廠幹活的，所以他們沒有挨餓。他們住在我們家出租的小土屋裡。他們沒有土地，只有堆在地上的垃圾。但是他們可以盼望著一年一度到河口我們江家的屋子裡來歡度新年，至少在新年後第三天辦的酒席上，可以大吃大喝一通。
當然，我在準備去逛市場的當口可沒想這些事。像花生一樣，我也正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一條配有鮮紅的飄帶的過節穿的長裙，上身罩上我最好的有襯裡的外套，頭髮盤在後腦勺，打個大人一樣的發誓。這時，我看到花生踮起腳尖躡手躡腳地走到過道上，在聽院子裡的動靜。她母親的大嗓門穿過走道，還在那兒大聲訓人哩。她回來拉開抽屜，然後抽出一個用很薄的白紙包著，用紅緞帶紮起來的包裹。她解開包裹，從中抽出三隻圓圓的不同大小的盒子，然後坐在鏡子跟前。原來是面霜！過了一會兒，她就在自己胖乎乎的臉上和小鼻子上撲滿了這種麵粉般白的玩藝兒。
"你看上去像個洋鬼子。"我不動聲色地說，然後撤了一下嘴唇。我有點為她害怕，也為自己害怕。我比花生大一歲，老阿嬸會責備我沒管好花生。可要是我責備花生，老阿嬸又會說，"你算老幾，評頭論足的？先管管你自己吧。"
所以我一聲不吭。眼看著花生又拿出另一個盒子，這個要小一點，蓋子是珍珠色的，她往自己的嘴唇上塗口紅。
"哇，你把嘴塗得像個猴子屁股了。"我取笑她，想給她潑點冷水。
她擰開最後一個，也是最小的盒子，然後打開她的那本外國雜誌，按照封面上那個微笑的電影明星的模樣，很快在眼睛四周描上一圈黑黑的眼影線。然後又在眉毛上畫了很濃的線條，看上去就像兩條黑色的蚱蜢腿，正躍躍欲跳。她看上去真是很嚇人，一點都不漂亮。她朝下看的時候，那雙描過的眼圈就像魔鬼一般死死地盯住我。
幸虧花生的大衣上有豎起來的硬領，她可以躲在它的後面，穿過黑洞洞的走道，溜出後門，不讓任何人瞧見她的新面孔。我拉著小功和小高上了路。他們一見他們的姐姐的模樣時，不禁交頭接耳，哧哧暗笑，終於忍不住大笑出來。花生回過頭來，給兩人頭上各敲了一記。他們尖聲怪叫著跑開了，一路上還是又笑又鬧，不時回過頭來手舞足蹈，指指點點的。
到市場通常要花十來分鐘，但那天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鐘。我走一步，花生的高跟鞋要邁三步。一路上村子裡的人都趕到她前面去了，他們停下來瞧一瞧，鞠個躬，然後笑著繼續趕他們的路。喔喲，你要是看見花生就好了！她就這樣哼哼鼻子——哼！哼！哼！——活像一個王后眼看她的轎夫棄轎而跑，生氣得不得了。她塗滿白粉的臉上有沒有起紅暈，我也看不出來。
瞧瞧我的皮膚，直到現在還是那麼光潔。我年輕時從不塗脂抹粉，我不需要——沒有黑斑，沒有小痣，沒有瘢痕，沒有胎記。許多人告訴我，我的臉蛋天生很有福氣，所以我幹嗎把它這起來？
現在我們進廚房去弄點茶喝喝吧。然後我再告訴你花生是怎麼在新年裡改變了我的命運的。
那天上午十一點鐘，市場裡已經擠滿了人，大家的生意都不錯。眼前這派忙碌的景象不禁使我更加興奮起來了。那天，那個在自己家門口賣餛飩的女人不必再放開喉嚨高喊，"餛飩！快來嘗呀，最好的餛飩！"兩張桌子都坐滿了人，凍得通紅的臉埋在熱氣騰騰的碗裡，還有一些人乾脆就蹲在地上，把碗夾在兩腿間吃。
我們走過通常賣水果、蔬菜、鮮蛋和活雞的攤頭。但是那天的水果好像特別大，雞也生蹦活跳的。到處都可以看到大紅的旗旛，每走一步都可聞到劈劈啪啪的爆竹聲。孩子們興奮地大嚷著，看他們的母親把手伸向梨子、橘子、袖子和柿子。小功和小高在看耍猴戲，他們在攤頭上扔了兩個銅錢，那猴子馬上就撿了起來，放進嘴巴咬咬看是不是真的，然後舉起帽子，向兩個孩子敬了個禮，把錢遞給他的主人。主人給了他兩隻干壁虎，它馬上就大嚼起來，我們全都拍手叫好。
這當兒花生找到了她喜歡的一個算命先生。這是一個胖乎乎的女人，臉上堆滿了笑容，自稱什麼都知道——愛情啦、婚姻啦、財富啦。她的攤頭前面放著一塊招牌，吹噓說她有上上籤，所有最吉祥的數字、最般配的婚姻、做生意最能發財的日子，她全知道。她還能消災去難，使壞運變為好運，擔保萬事大吉。
"小妹妹，來呀。"她對我們說，然後拍拍她的肚皮，"瞧，我自己給自己算的命，變得又肥又胖。我不是靠算命吃飯的。我幹這個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叫我來的，來世她要給我做大官呢。所以你瞧，我給你們算個好命，大家都有好處。算一個吧，哈哈，我擔保給你算個最好的命。"
然後，她幹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她對花生說，"你的吉祥數字是八，對不對？"
花生記起來了，她是八月份生的，她在八歲的時候特別幸福，過了新年她就十八歲了。於是花生半張著嘴，就把新阿嬸給她的一半錢全算了命。算命的擔保她今年嫁一個能使她父母高興的男人，她未來的婆婆對她好得叫人沒法相信，她未來的家庭富得叫她別無所求，當然她會接二連三地生很多孩子。
"那麼我的丈夫是什麼樣的呢？我希望不要太老。"花生用埋怨的口氣說，"他的家在哪兒？我一輩子得待在河口村嗎？"
算命女人又拿起一根簽，然後皺皺眉頭，看上去很傷腦筋。然後又換了一根簽，又皺了皺眉頭，然後又換了一根。"嗯，"她說，"你丈夫年紀還小著哩，好像比你大不了幾歲。但是你命中注定，夫家就在娘家旁邊。我已經看出了，這不算太壞，可興許我能使你的命變得更好些。"
花生又加了點錢，那女人就把花生的名字，連同她的生辰和吉祥日，寫在一張紅紙上，然後又附上一張寫著像詩一樣的東西的紙片，上面寫著："喜從身邊來，遠流至東海。"
"這話是什麼意思？"花生念了詩後問道。
"哦，"那女人說著，把詩拿近些，最後她指指"身邊"和"喜"兩個詞，"看見沒有？你要嫁給一個本地人，但我現在已經把他趕走了，把他送給另外人了。"然後她再指指"東海"這個字，"這就是說，你的新丈夫住得很遠——當然，沒有遠得像在外國一樣，但起碼不在這個島上，興許有北面的揚州那麼遠。"
花生皺緊眉頭，臉色很難看。
"興許像上海那麼近。"那女人又說。看到花生笑了，她連忙又加了句，"我已經看到了，富得沒法說，五個兒子，全都很孝順。沒有姨太太，就你一個。"
那女人把所有的紙條和詩，加上花生給的錢，全都放在觀音菩薩的塑像前。
"好了，你這輩子不用愁了。"那女人跟花生說，然後她又朝我笑笑，"你怎麼樣，小妹妹？我覺得你命中也有一個丈夫。"
然後她瞧瞧我的臉，再走近來端詳一番，她的嘴咧開了，"唉呀！但是瞧，有麻煩了，現在我瞧見了，正好在你的眼睛上！這兒有個小斑點，它能使你看到的所有東西都變黑，"
她指指我眉毛下眼睛上的一塊胎記。"我能把它弄掉，"她很快說，"當然，這事不那麼好辦，要找到一種咒語來驅走壞運。但我可以在新年前給你弄好，你自己拿主意吧。"她寫下一個我應該付給她的錢的數目。
但花生已經拉住我的胳膊往另一條路上走，她告訴我有一家小攤專門賣一種外國造的十二生肖巧克力。當然我很想聽聽我的命，得到那個咒語，改變我未來的壞運。但我怎麼能在大庭廣眾說這種話！"嗨，花生，給我點錢，讓我也找個好丈夫吧。"
興許這個算命女人不可能把一切全告訴我，讓我改變我的命運。也許她只不過是玩玩通常的花招，她說的話沒一句是真的。但是她說的與我有關的一切全應驗了：不幸伴我一生，我無法不讓這塊胎記遮住我的眼睛。這句話也應驗了：花生沒有嫁給她第一次抽籤時命中要嫁的那個本地小伙子，而是嫁了一個上海人。那個被算命女人用咒語趕走的本地小伙呢？這些剩飯殘羹全留給了我。
不，我不相信迷信。我只是在說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你怎麼能說運氣和機會是一回事呢？機會是你走的第一步，運氣是跟著機會來的。你說的那種機會沒道理，只不過是不想自責的借口。你要是沒有機會，別人就會把他的運氣給你。你要是交了壞運，那麼你就得再找個機會把壞運變成好運。當然什麼事情都是互相關聯著的。
我怎麼知道？你自己看得出——你剛說了一件事，這件事就發生了。我們丟了小功和小高，然後我們找到了文福。我和這事沒關係，後來——是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當時我們走遍了市場，找小功和小高。花生一路罵著他們，好像他們就在身邊似的。"壞小子，老是惹麻煩。幹嗎不聽你們大姐的話？"我們從一個攤頭到另一個攤頭找他們，連看一眼有趣的小玩藝的時間也沒有。
最後終於找到了他們，他們正站在觀眾席前，和大家一道等社戲開演哩。觀眾席是用繩子圈起來的，舞台上豎著一塊大招牌："新年社戲，奉獻村神，欠債窮人，歡迎光臨。"
"你還記得吧，"我對花生說，"跟去年一模一樣。"於是我們決定留下來和弟弟們一起看社戲。這是一出滑稽戲，每年的最後一天，村民們都要這樣表演一番，這已經成了老傳統了。平時，如果有人欠你錢，你可以追上他，叫他還，一直到新年前的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鐘頭都可以這樣。但過了這個時候，就不行了。所以地主和商人總是要在這一天追窮人，一直追到天黑。窮人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社戲場，這是一出獻給村神的戲，只要逃進繩圈裡面，就沒有人能逼你還債。
當然，年關到來前還清債務的規矩還是有的，能還清債務是一件體面的事。但現在社戲只是逗樂而已，站在繩圈裡面的不是真正的欠債人：他們是被人推進去的，本身成了社戲的一部分。
我至今彷彿還能看到、還能聽到那個演社戲的場面，鐃鈸聲和鑼鼓聲震天動地，穿著廉價的戲裝的演員們一個個上場了。一個老太婆上來，手中拿了一把掃帚，哭她的失蹤的兒子當了土匪。遠處一條龍從海上游了出來，尾巴像波浪一樣掀動著，它大吼著把乘著貪心人的船隻吞下去。這兩個戲混在一起唱，難聽死了。
突然，舞台上的演員全都停止了表演，一個披著破外套的乞丐從觀眾席中跳出來，一個箭步衝上舞台。然後他就繞著那個老太婆和那條龍來回兜圈子，來搶掃帚和龍尾巴，一面衝著他後面的某個人說，"我沒欠你的錢！我發誓！"
另一個男人也從觀眾席跳上舞台，手裡還高高舉著一盞燈籠。"啊！"觀眾席上起了騷動。"這個地主真夠凶的！"他穿過舞台，追趕乞丐。乞丐有三次差不多要被他抓住了——或是頭髮、或是耳朵或是破外套的下擺，但每次都成功地逃脫了。觀眾席上響起了陣陣起哄聲、笑鬧聲。扮演老太婆的女演員裝出一副很煩的樣子。"別鬧了，靜下來！我們正演到要緊關頭呢。"她喊道。那兩個男的還是圍著她兜圈子，她就把掃帚對準他們扔過去，但沒有打著——啪的一聲，卻打在了龍尾巴上。台下又是一陣哄笑！然後那個拖著龍尾巴的人探出頭來，摸摸被打痛的頭問道，"我這是在哪兒呀？"觀眾笑得更開心了。
然後那老太婆又喊道："讓開！到一邊去！"觀眾席中走出兩個人，把大家往後推。過了一會，那乞丐跑到舞台邊，雙手撐地倒立起來，凌空向前翻了三個觔斗，跳進了繩圈內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拍起手來。那個手中提燈籠的地主此刻在繩圈的另一面，氣得直跺腳，大夥兒全在取笑他。
小功和小高看得津津有味，整個場面重複了兩三次，由不同的演員扮演那個乞丐，同一個演員扮演地主。最後，那個地主氣得發瘋，把燈籠摔成兩半，然後宣佈他要回家了。"算了，忘了那筆賬吧。"他喊道。大夥兒全都歡呼起來，好像他們也得勝似的。但那地主正準備開步走的時候，突然轉過身來，對觀眾大喊，"不錯，我是要走了，但你們大伙都欠我們演員一份新年禮品，表示你們的慷慨！"
於是所有的演員全都從舞台上跳入觀眾席，每人手裡都端著一隻討飯碗。那個帶龍尾巴的用胳膊桶桶花生，這個男人就是文福。從他盯著花生的眼神和叫花生"好太太"的口氣來看，他肯定知道花生會給他一大筆佈施。
我告訴你，他不像你父親。不是那種男人，你一見到就會說，啊，這男人長得真帥，我要嫁給他。但文福能使你的眼睛自始至終盯著他，他有一種使你感到特別放心、特別大膽的風度。當他說"好太太"的時候，他的口氣聽起來很真誠，可他的臉卻在戲弄人：他的烏龜眼睛眨巴著，但沒有朝別處看，他寬大的嘴巴露出牙齒笑著，他——怎麼說呢？——還是很有魅力的。
我當時在他身上還看出了另外一些苗頭——花生後來跟我說她也注意到了——說明他出身於大戶人家，很優雅，你不能小瞧他。他的衣服很合身，尺寸跟他的手腳配得很得體。他穿的是一套西式服裝，一件寬領襯衫，一條裁剪講究的褲子，腰上配一根細皮帶，褲管收得緊緊的。他的頭髮又密又亮，四周刮得很乾淨，不像那些農民，要麼邋裡邋遢，要麼齊頭剪平。他的眉毛——我們倆都喜歡他的眉毛——又濃又黑，由粗而細，好像毛筆的鋒頭。他的牙齒看上去很好，整整齊齊，一顆也不少。
他手中拿著一隻小飯碗，是用來兜錢的。"不是為我自己，"他又一次用那種真誠的、令人放心的口氣解釋說，"是為了島子南頭我們正在造的醫院募捐。"他的眉心上揚，顯出一種關切的神色。他先看看花生，再看看我。當然我有點尷尬，因為我身無分文。於是我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責備他不應該打擾我們。
花生朝他笑了笑。"扮龍多辛苦呀。"她說道，然後就給了他幾個硬幣。我們轉身往回走了。但這時文福又叫住了小功和小高："嗨，小兄弟，我給你們幾個壓歲錢算是回報吧。"說著他就從口袋裡摸出兩個紅紙包，給他們一人拋了一個。一會兒，他們就發現紅包裡裝的是金紙包的硬幣樣子的糖果。"是真的嗎？"小高說著，拿起一顆在太陽下照了照，看看它發亮的樣子。然後他們很鄭重地把他們的硬幣放入紅包。
"謝謝你，叔叔！"他們說。
"你們看我的龍尾舞得多精彩了吧？"文福問他們。他們不好意思地點點頭，笑了笑。"也許你們想看整條的龍吧？"於是他們的靦腆一掃而光，上躥下跳地向舞台衝去。文福看看花生，又看看我，然後聳聳肩膀，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那天下午剩下來的時間，文福就跟著我們，或者不如說，他領著兩個男孩子去看各種各樣的景致——鬥雞啦、用沙包彈擊沉木船的遊戲啦、賣老虎牙的小攤啦——我們反倒成了跟在他屁股後面走的人。當然，我們一開頭就反對說，"不去了，已經給你添那麼多麻煩了。"可我想，我們兩個心裡都暗暗認為他很討人喜歡。我們歎著氣，好像我們已經無可奈何了，然後又格格地笑，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表達我們興奮的心情。
他幫我們拿袋子，不時用他的錢給兩個男孩子買些小玩藝。後來他又要買東西給花生和我，他見我們很喜歡那些花裡胡哨的東西——一串紙做的龍啦、一塊花生已經盯了好久的羊形的巧克力啦——"你不應該這樣！"我們每次都反對，或者不如說，只有我反對，花生只是笑一笑。
所以你瞧，我從來沒有從文福手中拿過什麼禮品，花生拿了。她說她會告訴她母親是她自己花錢買的，價格都很便宜。可我總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光是撒謊，而是從一個男人手中拿東西。許多老話都這麼說。便宜一陣子，吃苦一輩子，吃人一塊糖，肚子要遭殃。
我覺得這些話很有道理。有些事已經發生了，文福已經在打花生的主意了，他眉飛色舞，整個下午都是如此。
文福對花生的態度用你們美國話怎麼講：他為她打掃腳下的灰塵。他就是這麼幹的，一點不錯。那天傍晚，當花生抱怨她的腳痛得像兩塊燃燒的煤時，他找到了一個農民，花了幾個子兒，租了一輛手推車。然後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墊在滿是灰塵的車上，邀請我這位格格笑著的堂妹坐在她的新花轎上。他把她推回家後，又唱歌給她聽，有快樂的歌，有悲傷的歌，還有關於後花園和黑寶塔的歌。我心中暗想，這些歌詞是從《金瓶梅》中來的嗎？
這時，花生臉上搽的白粉大多已經脫落在她的外套上。我能看出她的臉和我的一樣紅，她很幸福。我得承認，我的心很痛，我的情緒壞透了。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那天，他真像個演員，趾高氣揚，裝腔作勢，好不迷人哪！
一個真正有教養的男人會找到一輛三輪車，瞞著我們事先塞給車伕幾個錢，然後把我們送回家。要不，他可以請這位姑娘和她的堂姐歇一會兒，到茶館裡吃點小點心，以示他的關心。他不會不留心到她的腳，那麼小，那麼優雅，難怪要疼了。一個好男人不會偏愛哪個，不會讓一個姑娘心生驕傲，另一個心生妒忌。不管他對什麼發生興趣，他決不會要這個姑娘的任何東西作為回報。
但文福要了。他把花生推到大路上，他瞧見了我們的大房子，他瞧見了我們迎新年的旗幟，他請求三天後即正月初三登門拜訪，來表示對花生，對她的家庭，當然還有，對我的敬意。
第二天就是新年，大家都裝出高興和客氣的樣子，互相喊著："子孫滿堂！""健康長壽！""陞官發財！"這一類話，雖然沒什麼意思，倒也琅琅上口。
傭人們特別高興，因為這一天他們不用幹活，所有的菜餚早已做好，正月裡是不能動刀剪，也不能說粗話的。我們吃甜食和冷菜。
花生和我談起了文福，不知他三天後會不會來，不知他住在島那一邊什麼樣的房子裡，也不知道他的母親是不是真的好得令人無法相信。我沒有對花生說起她抽中的簽上的那句話，她已經把本地的婚姻趕跑了。
第二天花生一早起來就哭了。她說，她不想見到文福！她怎麼能見他呢？他見到她的時候她是撲過粉，塗過口紅的，穿的是那麼時髦的衣服，活脫脫一個美的化身。她不能當著她的父母親在臉上塗脂抹粉，她又不想讓文福看到她卸妝後的樣子。我想告訴她，文福看到她自然的樣子會發現她更好看，但我不好意思說出來。說實話，如果他見到她可笑的樣子還喜歡她，那麼換種方式怎麼就會不喜歡她了呢？
但我沒來得及說服花生。文福來的時候，她躲起來了。當然，她從躲著的地方，從樓梯頂上，從一個黑房間的門背後，透過暖房的玻璃窗偷偷地打量他。
然後老阿嬸和新阿嬸見到了文福。他用那麼真誠的聲音叫她們，"阿姨，阿姨"，好像這是一次很愉快的團圓似的。一開頭，她們給弄糊塗了，她們想不起他是誰。然後他送給她們一籃很貴的水果。他說是他的父母親要他來的，尤其是他的母親，好像是老阿嬸多年前的老朋友。最後，老阿嬸也這麼認為了。她竭力回想，終於找到一個有點相像的人。"哦，你就是文太太的公子，我想起來了，上次見到你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孩子呢。"
我聽到這話不禁笑出來了。我佩服文福，如果說我這輩子對文福有過什麼好感的話，就是在那一次，也許像這樣的另外還有幾次。他是那麼大膽，那麼聰明，那麼有趣，那麼可愛。你瞧，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他的幾樁好事呢。
文福很運氣，家裡擠滿了幾百人，所有的鄉民都來吃年糕，這是一種用很粘的米做的糕，它的名字聽起來就像"年年高昇"。所以，如果說老阿嬸和新阿嬸被文福的來訪搞糊塗了，在那一天也是很自然的，人來人往的，誰知道誰的底細呀。
我正端出一碗煮好的湯圓時，文福走到我跟前，"她在哪兒？"
"她不好意思。"我說。
"她不喜歡我？"他問道。他的眉頭打了個結，但他仍在微笑。
"只是不好意思。"我又說了句。說花生喜歡他，恐怕不太合適。
"怎麼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笑著問，"是不是因為喜歡我才不好意思呢？"然後他又轉向我。"你沒有不好意思，這是不是說你不喜歡我呢？哈，是這樣嗎？"他臉上又出現了那種愛取笑人的樣子。
我幾乎沒法回答他。"我不是那樣的——就是說，不會不好意思。"
"那麼說不定你也喜歡我。"他馬上說。
"不好意思並不表示喜歡或不喜歡。"我說。
我們就這樣聊啊聊啊，我想有禮貌一點，想避開他的惡作劇的問題，弄得我頭都痛起來了。最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
"小妹妹，請把這個交給她。"他說，"請告訴她明天給我回音。"然後他就走了。
花生一直在偷看。文福一走，她就從廚房門背後衝出來，從我手中要去了信。
"都說些什麼呀？"我問她。我覺得我也有權利讀這封信，我為她做了那麼多事。花生聳起肩膀把信這起來，就像一隻母鴨伸出翅膀保護她的小鴨一樣。她格格地笑著，咬著手指頭，握緊拳頭，扯下一綹頭髮。
"都說些什麼呀？"我又問了句。
花生看了我一眼。"他明天就要回音。"她說，"告訴他我沒回音給他，叫他等著吧。"說完她就走開了。
於是我就成了花生和文福之間的傳信人。我帶著他們的情書來回奔走，一會兒到市場，一會兒到路中間。我幫助他倆，我並沒想到要把文福從花生那兒偷走。我發誓，我不會為了免於自責而故意記成另一個樣子。
我每次把信交給文福的時候，都要把花生形容一遍。告訴他這天花生穿什麼顏色的衣服，是玫瑰色的，跟她的臉一模一樣。我告訴他她頭上戴的什麼，一個龍形的髮夾，是在想他。我還暗示她茶不思，飯不香，人也瘦下去了。
當然這些話沒一句是真的，我只是憑自己的想像在談論當時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姑娘們的傻乎乎的羅曼司。
那麼結果怎麼變成我嫁給他了呢？有時我想問花生。如果今天她在中國還活著的話，她一定會同意的，我敢擔保。我並沒讓文福把他的目光轉到我身上來，一點也不，是文福自己變了心。
我心腸太好了，和你一樣；我很天真，和你一樣。所以或許你能理解你母親曾經是怎樣一個人：一個孤獨的姑娘，一個沒有希望，卻有那麼多需要的姑娘。突然有人來敲我的門——他有魅力，是夢想一種更好的生活的理由。
我還能怎麼樣呢？我讓他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