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告訴我女兒我的心口已經不痛了，然後講了我要她馬上來一趟的原因。
她臉上還是露出十分擔憂的神色，"也許我們得陪你去看看醫生，確診一下。"
"我已經確診過了，現在感覺好多了。現在我不必再付給醫生一大筆賬單了。把你的外套脫了吧。"
"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去看看醫生。"
"先吃點湯麵吧。瞧我做的啥？還是你小時候吃過的，蘿蔔泡菜上加幾片做調味的豬肉。天冷的時候，你最喜歡吃啦！"我希望她會記得我的湯給她的溫暖。她脫掉外套，坐下吃起來了。
"可那個痛處，究竟怎麼樣了？"她說著，滿滿一湯匙已經入了口。
"太燙了嗎？"我問道。
"不太燙。"她回答。
"不夠燙？"
"剛好，真的。"
我又給她加了點。我望著她喝我做的湯，然後我就講給她聽。
我心口痛已經好多年了，因為我心頭壓著很多事情，等到要說出來已經太遲了。
我覺得這要怪我母親，這種痛苦是她給我的，她沒告訴我原因就離開了我。我覺得她是想解釋的，但是在最後一刻，她沒法說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還是在等她回來，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從來沒跟你提起過我母親？也沒提起她離開我吧？那是因為我自己也不願相信這一點，說不定這就是我在你面前從來不提她的緣故。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愛她。實際上我從年輕時起就一直保存著她的頭髮，有三英吋長，我把它捲起來，藏在一隻很小的鐵盒子裡。那麼多年來，我一直珍藏著它，我想她哪天回來，我就可以當作禮物還給她。後來我相信她確實去世了，但我還是沒把頭髮扔掉。我想，總有一天我會找到她的遺體，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頭髮埋在一起，那樣，在另一個世界裡，她還可以鬆開她的頭髮，還可以再讓她思想的野馬自由地奔馳。
我記憶中的她就是這個樣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間裡，解開髮辮，讓它散落下來，她讓我摸她的頭髮。
還有什麼呢？當然，她失蹤的時候我才六歲，我不可能把跟她有關的一切全想起來。但有些事我還記得很清楚：她的頭髮很沉，她牽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蘋果皮削成很長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條黃色的扁平的蛇。還記得嗎？我也學著用這種樣子給你削蘋果。
另外的事我就記不太清楚了。我還有過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蹤後弄到的。我記不得她那張嘴的樣子，那麼嚴肅，那麼倔強；我記不清那雙眼睛，那麼悲傷，那麼迷茫。我不承認畫上的這個女人就是我的母親，但我又願意相信這畫就是我的母親，因為這是我手頭唯一和她有關的東西。
我經常把這幅畫放在我的膝蓋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端詳它，可她的臉老是別過一邊去，從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沒在想什麼。我不知道在畫這幅畫之前或之後她在想些什麼。她走以前，我還沒法向她問這些問題：幹嗎她對我父親說話者是那麼凶，可臉上又始終堆滿笑容？幹嗎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鏡子說話，好像鏡子裡的臉是另外一個人的？幹嗎她跟我說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後我得學著用自己的兩條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歲光景——那時，她已經失蹤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開來了，我發現她蒼白的臉上生了個小污點，就拿來一塊軟布，蘸了水，給她洗臉。但她的臉反而更黑了，我使勁洗呀洗，不一會兒，我發現我都幹了些什麼呀：她的半邊臉全給我擦掉了！我失聲痛哭，好像是我殺了她。打那以後，我就只能帶著一種非常痛苦的感情看這幅畫。你瞧，我甚至連稱一幅畫為母親的機會都失去了。
那麼多年來，我竭力想記起她的臉、她說過的話、我們在一起做過的事情。我用成千上萬種不同的方式回憶她。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一萬——一萬是個大數目，總是帶點誇張。但是我想念我母親已經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萬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變了一萬次了，我每回憶一次，她就變一次，所以說不定我對她的回憶已經不那麼準確了。
多傷心啊！最傷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愛的人——因為這個人始終在變。過後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個人嗎？說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說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萬不同的事全攪在一起，有些是記憶中的，有些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們只能這樣走路。瞧瞧我的腿，還是那麼瘦，腿肚子上一點肌肉也沒有！我母親那麼寵我，我都六歲了，她還抱著我滿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為我病了或沒力氣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樣的高度，用她一樣的方式來看這個世界。
所以，我記不太清楚小時候我們住在上海洋樓裡的那些日子。那洋樓是什麼樣的，裡面住了些什麼人，我一點都想不起來。你要是從小自己走路，就會知道哪兒拐彎通往哪兒。每當我回憶起我小時候，我只記得我母親的房間，我和她住同一間，還有那長長的樓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紋圖案地板的門廊。
在我記憶中，我還能看到那道一層層盤旋而下的樓梯，我母親抱著我探出身子朝下張望。樓梯下面一層住的是我們的親戚，我想，我父親的另外幾個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層，不過這只是我現在的猜想。我母親告訴我要很安靜，不要笑，也不要提問題。我屏住呼吸，盡量聽話，雖然我很想大聲喊出來，告訴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盤旋的樓梯。然後我們聽到了傭人們的聲音，她直起了腰。我們兩個都同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緊緊地拉住她，慶幸我倆都沒有摔倒。
每當我想起樓梯，我就回憶起那房間，然後又回憶起另外一些事，越來越多，一直到她離開的那天為止。說不定，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我對她的回憶和想像，現在全攪在了同一天裡。
我們朝樓下望了望後，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這時天色尚早，家裡的其他人還在睡覺。我不記得我們幹嗎要起得這麼早，也沒法猜測。從天色判斷，離女傭送早點的時間又過了一個鐘頭。
我母親正在把一種紅黑相間的牌子攤在地板上玩遊戲，她說這是外國遊戲，名叫CHIUKE，就是"監獄與手銬"。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這是什麼遊戲——她說的CHIU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紙牌錯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釋給我聽，不同的顏色代表為不同的軍閥作戰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對方，但她解釋得多了以後，我那小腦袋反而給搞糊塗了。當然，我那時還不知道怎麼說糊塗這個詞，所以我只能抱怨說，我餓了。
我可以在我母親面前抱怨，也可以對她發命令。她待我不嚴厲，不像有些母親那樣。說不定她對我比我對你更溫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嗎？無論什麼，只要我想要，我總能夠得到，從來沒想過我還要用另外的東西作回報。你瞧，雖然我和我母親只相處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但我從她那兒學到了這種建立在真誠基礎上的溫情。
在我說我餓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親有一盒英國餅乾，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妝台的上頭。她把餅乾盒拿了下來，這是她最喜歡吃的餅乾，也是我最喜歡的——吃起來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軟。我母親有好多好東西，都是從不同的國家買來的。她喜歡英國的餅乾，當然，她也喜歡英式的傢俱、意大利的汽車、法國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濃湯和憂傷的情歌、美國的爵士樂和漢密爾頓的手錶。水果可以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另外所有的東西都必須是中國的，要不就是"沒有道理"。
我父親開了好幾家織布廠，有一次一位外國客戶送給我母親一瓶法國香水。她微笑著對那個男人說，她很榮幸地接受一個重要的大客戶送的這麼雅致的禮物。如果你認識我母親，你就會知道，她其實不喜歡那男人，這從她對那個人的稱呼中就可以看出來，"一個重要的大客戶"。
後來，她就打開香水瓶，讓我聞一下。她說它聞起來有股尿味，我也覺得有一點。"這些外國佬幹嗎要花大錢把這種臭東西往自己身上灑？"我母親說，"幹嗎不經常洗洗澡？真是沒道理好講。"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間的馬桶裡，然後把圓圓的水晶瓶給了我。瓶子是深藍色的，我把它舉起來高過窗台，搖一搖，光線就滿屋子亂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著英國餅乾，一面玩法國香水瓶；我能聽、到早上的聲音，是我母親教我怎樣聽的。她老是豎起耳朵傾聽每一個聲音，然後教我怎麼辨別它的重要性。如果那聲音重要，她的耳朵就會豎起來，如果不重要，她就回頭干她正在幹的事。我也照她的樣子做。
我們聽見傭人們上上下下在走廊裡走動，嘴上小聲咕咬著，端馬桶，倒馬桶。還聽見有人在樓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聲嚷著"怎麼回事，發神經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從高高的窗口倒下來，頓時在後院濺得四處是水——嘩！——那聲音就像熱油在煎炸一般。過了好一陣子，我們終於聽到了筷子敲在碗邊上"叮叮叮"的聲音，說明傭人們正在把早飯送到每個房間裡去。
每天早上，我們通常聽到的就是這些聲音。但那天早上，我母親好像對所有聲音都很留意，她豎起了耳朵，我也同樣——但我心裡還有一個疑團沒解開——她有沒有聽到她想聽的聲音，她心裡感到的是失望，還是放心。
我還沒吃完飯，我母親就匆匆離開了房間；她去了很久，雖然也許只有幾分鐘，可你知道，對小孩子來說，一分鐘和一小時沒什麼兩樣，他們都會變得不耐煩。你也是這樣。
我覺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開了房門，偷偷地朝外張望，一直望到走廊的盡頭。我看到我母親和我父親就站在那兒，正在用刺耳的聲音爭吵著。
"這件事用不著你來操心，"我父親嚴厲地說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經開了口，"我母親說得很快，"話已經說出去了。"
我看到他們爭吵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母親可不像我父親的另外幾個太太，她們一個個都假惺惺的，裝得比別人更高興，好像在爭奪一個大獎品似的。
我母親的態度是真誠的。當然，她能做到溫柔，但她更看重誠實和開朗。大家都說，這是她的缺點。她要是生氣，就會把一切都說出去，然後招來一連串麻煩。
所以這天早上，當我聽到母親和父親又吵起來的時候，心裡真是害怕極了。他們雖然沒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雙方都很生氣。我父親的嗓音使我想趕緊關上門，躲起來，而我母親的嗓音——很難根據一個小姑娘的感覺來形容它——我只能說，它聽起來很刺耳，就像一塊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沒法把它縫好。
我父親轉身走開了。然後我聽到我母親說，"第二個二姨太"，好像這幾個字是咒語似的。我父親沒有回過頭來，只說了一句，"這事已經定了，你變不了了。""你以為我變不了嗎？"我母親衝著我父親的後影說。
當時我不知道"第二個二姨太"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只知道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這個字眼來罵我母親，這個字眼總要使我母親在鏡子前坐好幾個鐘頭，罵那個盯住她看的第二個二姨太。
最後我母親轉過頭來了，她臉上浮現出一種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她剛看到我，我馬上小聲抱怨說，"還餓"。
"來吧，來吧。"她溫和地說。然後她的笑容又變成了我熟悉的那種，但我還在尋思，她那麼生氣幹嗎還笑呢？
回到房間後，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說，"我們要出去。"
"另外還有誰呢？"
"就我們倆。"她說。這可有點不尋常。但我沒問她，我很高興有這樣難得的機會。然後她花了很長時間作準備，我在一旁瞧著。我者喜歡看我母親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裝，走到鏡子跟前照一照，然後又脫下，換上一件中式的，又脫下，再換一件中式服裝，皺皺眉頭。最後，在換了好多次以後，她還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這件，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長及腳踝的柔軟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來，這樣我們終於可以離開了。
但她沒有這麼做，而是拍拍我的頭說，"syinke，你已經長大了。"她總是叫我syinke，這兩個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體中最像心臟的東西，英語讀起來非常拗口，不那麼好聽，但是在中文裡，心肝的發音很美，母親要是很愛她們的子女，就會這麼叫，我也經常這樣叫你。你明白嗎？
"心肝，"我母親說，"今天我要教你重要的秘密，但是首先你得學會自己走路。"我還沒來得及哭出來或抱怨，她已經拔腳走在我前面了。"走吧，走吧。"說話的口氣好像前面有什麼好東西在等著我們。我趕緊跟在她後面，就這樣，我們出了大門，坐上了一輛新式的三輪車，這種車子穿街過巷比黃包車可快多了。
當時正是初夏，早晨還有點涼。但一到了下午，就熱得蒸籠似的。離開我們住的屋子一段路後，我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聲音：街頭小販的叫賣聲、咯吱咯吱的手推車聲、汽車喇叭的鳴叫聲，還有那麼多钅郎頭的敲擊聲——到處都可以看到老房子被推倒、新房子拔地而起的景象。聽著這一切聲音，我真是快活極了！我母親也很快活，好像變了一個人，她不停地笑著，鬧著，指點著，快活地叫喊著，就像普通人那樣。
"心肝，快瞧！"那是一家商店的櫥窗，裡面陳列著小牛皮製的女士手套。我們走下三輪車，去看櫥窗。"那麼多纖手在空氣中向顧客招手呢。"我母親說。我也把我的手弄成蛇的樣子扭動起來，於是兩人哈哈大笑。我們又上了三輪車。
"瞧！"過了一會兒，我喊道。一個男人嘴裡吐出一條長長的麵糊落進一個正在沸騰的鍋子裡。我很驕傲能發現有趣的東西指點給我母親看。"他看上去像條魚，"我說，"一條在噴水的魚！"我從三輪車上站起來說。那麵團變成一條條軟綿綿的線。
"他在用他的嘴做烹飪工具。"我母親解釋給我聽。
那天，我們一路上看到了許許多多有趣的東西，好像我母親有意要讓我張開眼睛伸長耳朵，記住所有的一切。但也許，這不過是我現在的想像讓我想到了這一點；也許她並沒有這樣的意圖；也許，我們根本就沒有看到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東西；也許我們根本就沒去過我記憶中去過的所有地方，因為我們怎麼可能在一天中幹那麼多事情？但我記得的就是這樣，甚至還要多。
那天，我們走遍了這個世界上所有賣好東西的地方。在浙江路，她說那兒有最好的法國皮鞋，但她一雙也沒買。在城隍廟，她說那兒賣一種珍珠粉制的非常漂亮的美容膏，她讓我擦了一些在臉上，但結果也沒買。在靜安寺，她給我買了一份美國冰淇淋聖代，她自己沒吃，跟我說"太粘，太甜了"。在福州路，她說你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書，各種各樣的報紙，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她買了一些東西，一份報紙，但我記不清是什麼報了，因為我那時還不識字。
然後我們來到了小東門，最好的海鮮貨攤全都擺在那兒。她說她要去嘗一種她已經多年沒吃的海鮮。這是一種很難得的小魚，名叫娃娃魚，因為它叫起來的聲音就像娃娃一樣——哇一哇！它的四肢都會划動。我們找到了這種魚，我果真聽到它大聲喊叫的聲音，它的四肢也在划動，正像我母親說的那樣。
"很久前我就愛吃這魚，"她說道，"肉又嫩又鮮，連它身上的鱗片都是那麼軟那麼甜，就像剛生出來的嫩葉一樣。可我現在想，吃這樣的生物太殘忍了，我已經沒有胃口了。"
我留意著我母親找到的所有地方所有東西。我記得當時我想，這是重要的，要留心聽。要記住那麼多慾望，要找到那麼多地方。我覺得我母親在教我一個秘密——即時即刻滿足各種願望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那天下午，我們還去了戲院。外面已經很熱了，太陽火辣辣地照著，使人感到身子粘乎乎的。所以我很高興我們能走進黑乎乎的戲院裡。當然我想錯了，我以為戲院裡面會涼快些。上次我到這裡來的時候肯定是冬天或春天，但那天戲院裡像個蒸籠，又問又熱。我們進去的時候，電影已經開演了，講的是一位金髮姑娘的故事，有人在彈鋼琴，聲音刺耳嘈雜。
"我看不見，我看不見。"我對我母親嚷道，不敢再向前邁一步。
"等一會兒就好了。"我母親說。等我的眼睛慢慢習慣了黑暗後，我看到了一排排坐著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親數著座號"……六、七、八"。我對她從後面數起找八排倒並不在意，只對她數數兒感興趣，因為我當時正在學數數兒。然後我們就從八排往中間插進去，直到我母親找到一個空位子。她低聲叫另外一個人坐到旁邊去，當時我還以為她在說"對不起"，後來才知道她在說別的。
以前我和我母親看過許多活動的畫片，全是無聲的：查理·卓別林，那個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車，牛仔騎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個孤女在雪中賣火柴的故事，她凍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個女人哭了，一面還直抽鼻子，可我覺得那女孩很幸運，在大熱天能享受到涼快。我就這麼想著，不知不覺就在黑乎乎的戲院裡睡著了。
等我醒過來，燈已打亮了，我母親正靠在旁邊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種嚴肅的聲音跟他說悄悄話。我大吃一驚，她好像在於一件危險的事，跟一個陌生人說話。於是我小聲嘀咕著，把我母親往我身邊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風度；他的皮膚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幹活的人的臉，但他身上穿的卻是一件很普通的農村裡的大褂，是平常的藍顏色，不過很乾淨。我母親向他道了謝，然後我們就站起來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著了，我的興奮勁全沒了。我只醒來過一次——車子猛地一顛把我驚醒了，三輪車伕正在罵路上一輛慢吞吞的手推車。我的臉靠在我母親的頭髮上，我發現自己正在看她頭髮的顏色。她的頭髮顏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樣，和我們家裡另外女人的頭髮，甚至和我見過的所有人的頭髮都不一樣，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來形容。
對我母親頭髮的顏色你只能感覺，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種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裡的水那樣閃著銀光。她的髮髻上盤進了兩根白髮，就像石子丟進水裡形成的波紋。但用這些詞來形容我母親的頭髮還遠遠不夠。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發生的幾件事情。白天我已經很累了，我們在房間裡隨便吃了一點，然後我母親教了我一種繡花針法，她說是她自己發明的。我學得很笨，但她沒有批評我。不只一次了，她總是誇我做的一切。然後在幫我脫衣上床的時候，她又給我上了一課，怎樣數手指頭和腳指頭。"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來怎麼知道還有同樣多的手指頭和腳指頭呢？"她說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親多有教養，多聰明啊！她總能找到我必須學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說過，她曾經想當一名教師，就像那位教過她的傳教士那樣。
然後她坐在自己梳妝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脫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鐲和翡翠耳環。她從鏡子裡發現我在瞧她，就回過頭來，又重新戴上耳環。
"總有一天，這些東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啞的嗓子說。我點點頭。
"還有這個。"她拍拍她的首飾盒。我又點點頭。
"你戴上這些東西以後，大家就覺得你的話更值錢。"我又點了一下頭。
"但你可不能這麼想，決不。"她說道。我馬上搖搖頭。
她上了我們倆一起睡的床，把我的頭髮撫撫平。我抬頭望著她的臉，她就給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講一隻小老鼠偷燈油的故事。你還記得嗎？我也經常給你唱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還沒聽完這支歌就呼呼睡著了。
我夢見了我白天見過的所有東西：一條魚在一隻小老鼠嘴裡哇哇哭著，唱一支歌；一個金髮的姑娘想買那雙法國皮鞋；我用手指繞著我母親的頭髮，忽然發現那根本不是頭髮，而是繡花和珠寶；我母親坐在梳妝桌旁，正在梳頭，她對著鏡子喊："第二個二姨太！第二個二姨太！"也許最後這部分不是夢。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發現我母親不在屋裡。我以為她像往常一樣，趿著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樓下去了。我打開門，朝外望望，只看到傭人們把馬桶拎出房間去。我回到房間，坐下等她回來。然後傳來了"叮叮叮"的聲音，女傭端著兩碗熱氣騰騰的"鮮豆漿"進來了。你知道，就是週末我們在清泉閣吃到的那種鹹味的像牛奶一樣的湯，上一次克利奧自己喝了滿滿一大碗，一點都沒濺出來。
但無論如何，那天早上，我一點都不想喝豆漿。"我媽媽——她到哪去了呢？"我問。
女傭沒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間裡四下張望了一下，一臉茫然。然後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別讓它涼了。"她說完，匆匆走出了房間。我等著等著，等到我的那一碗都涼了。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就開始哭起來，但只是小聲地哭。我哭得喉嚨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親回來，才可以停止。我要哭著告訴她，我等了她多久。我決定，等她一回來我就指著我的那碗涼豆漿給她看。我會向她要些英國餅乾，至少要三塊，我才會重新高興起來。我又等了好一會兒，我舔舔碗邊，把碗邊弄得一塌糊塗。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個餅乾盒取下來了。可她還沒回來。
女傭又回來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塗的樣子，打量了一下房間。"瞧你都幹了些什麼！"她說了我一句，然後匆匆走了。她一關上門，我就把它打開。我看見傭人在跟管家說話，她們倆衝下樓梯，我趕緊跑到樓梯口，看她們下去。然後我聽見樓下傳來很大的聲音，很多腳步聲，門開進開出的。我見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樓梯來，旁邊跟著一個傭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說著話。奶奶可不是那種拍拍我的頭，說我漂亮的祖母。她是這屋子裡所有女人的總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罵我的時候才會注意到我。我飛快地跑進房間，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煩來了。
她們一進門，我就哭了起來。"你母親到哪兒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問我，"她什麼時候走的？她隨身帶了哪些東西？是不是有人來接她的？"
一個一無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說什麼呢？我搖搖頭，只是不停地哭。"她沒有走！她還在這兒，就在這兒。"
突然，又一個人衝進了房間，我不記得是誰，因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東西，那是我母親的頭髮，是剪下來的，像一條馬尾巴那樣蕩著！我尖叫起來。我當然尖叫起來了，我覺得好像親眼看到她的頭被砍下來了，太可怕了！
現在我對那個時候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了，只記得每個人都很緊張，都在交頭接耳。我父親很生氣，他來到我母親的房間裡，打開她的抽屜、大衣櫥、首飾盒，把一切全翻了個遍。他坐下來，一言不發，然後嚴厲地盯著我，好像是我做錯了什麼的緣故。
"她上哪去了？"他問道。我竭力想服從他，就猜給他聽。我說浙江路，我說可能是城隍廟，我提到了小東門的魚市，我說她還去過電影院。
我整整三天沒有離開過房間，我坐在那兒，等我母親。沒有人告訴我我得等在那兒，但也沒有人來把我帶走。傭人給我送食物來的時候一句話也沒說，我也沒問她什麼問題。
第四天，我自己一個人下了樓。我跟你講過，我母親老是抱著我滿世界跑，所以我的腿從來就不強壯。那天，我的腿更加虛弱，但或許是因為我害怕會出什麼事。
我跟你說，事情比我想像的還要糟。我看到門口掛著做喪事的橫幅，不用問，我就知道是幹什麼用的。但我還是不敢相信，於是我走到一個為我們洗衣服的姑娘身邊，問她誰死了。那姑娘說，"你怎麼還問這個！"我走到今天剛到的老阿嬸身邊，她說，"別再提這事了。"
或許是一星期後，或許還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島，與我父親的弟弟和他的兩個太太，老阿嬸和新阿嬸住一起。從上海坐汽船，沿黃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這個島，要兩個鐘頭。我父親一家原來是從這個島的鄉下出來的。從地圖上看，這地方也許只不過是水中小小的一點，不留心的話幾乎看不出。
總之，到的那天，由於汽船的一路顛簸，再加上心中悲傷，我的胃難受極了。我大哭大鬧，哭得是那麼傷心，以至老阿嬸威脅說要把我的臉劈為兩半。我喊道，"我要媽媽！我要和媽媽在一起！告訴她我在哪，她會來帶我走的。"
這就是大嬸嬸告訴我的："噓！你媽就安葬在這裡，在這個島上。"
今天你要是問我，我母親到底出了事，我也說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說的話告訴你。這不是真的，只是些閒話。
可我知道，我母親幹下了一樁很丟臉的事，所以大家說她死了，要把她的醜事埋了。所以誰也沒有在我父親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們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們還是經常在背後說她的閒話，每個人都說——老阿嬸、新阿嬸、叔叔、還有他們的朋友，——在茶餘飯後，在午睡的時候。好多年來，我母親就成為他們取笑的對象，傳說的材料，可怕的秘聞和風流韻事的談資，就像掘開她的墳墓，然後把她往裡推，再在她的墳上扔更多的爛泥。你想，一個小姑娘親耳聽見別人對她的母親說東道西，她心裡的滋味會怎樣呢？
他們說的話我全聽到了，我心裡真是難受極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來。我想弄清楚我母親究竟是怎麼離開的，為什麼從來不把原因告訴我。
這樣一來，我母親就成了一個謎，每一句風言風語都在我小腦袋裡引出一個問題。要是她真的死了，為什麼他們不給她舉行葬禮？要是她還活著，為什麼她不回來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麼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時候我竭力想把我聽到的所有風言風語湊在一起，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後一部分互相矛盾，到頭來，沒有一部分站得住腳。
於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親的事情，不管好好壞壞，全都重新回顧了一遍。我想找出她這輩子為什麼會走這條路而不走那條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親為什麼會成為我父親的第二房姨太太，後來她又為什麼要離家出走。
我母親不是美國人想像中的那種中國姑娘，纏著小腳，說話文文氣氣，走路一步一搖的。我母親是個摩登姑娘，當時上海有不少這樣的姑娘。她們不是農民出身。我母親八歲時就放了腳，有人就說難怪她跑得這麼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個有教養的有錢人家裡。她父親是寧波人，母親是蘇州人，她是他們的獨養女兒。蘇州的女人說話很軟，很動聽。連上海人也會告訴你，蘇州話最好聽。而寧波人呢，特別會做生意，他們賣了一個好價錢後，還要跟你爭論不休。所以你瞧，我母親生下來就已經兼有了這兩種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為我母親是那種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說中讀到過，哭泣過，很希望小說寫的就是她們自己的那種美人。我母親給我念過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很漂亮但又很孤獨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裡看，以為她終於找到了一個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張亮閃閃的向她報以微笑的臉，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結尾，我母親歎道。"真荒唐！竟有這樣的姑娘，連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無論如何，我母親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鏡子，每天晚上，她都從鏡子裡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說實話，我就不得不說，我母親是很為自己的臉蛋感到驕傲的，甚至可能還有那麼一點點虛榮。
當然，她有理由驕傲。她的皮膚閃著白玉一般的光澤，或許，顏色有點像夏天的桃子。或許，古典小說中所有用來形容女性美的詞都可以用在我母親身上：她們的嗓音像琴弦般動聽，她們的皮膚像潔白的美玉，她們的舉止像靜靜的流水。這些小說為什麼總是喜歡用這種方式來形容女人，使我們相信只有這樣才是美的？
或許，我母親根本就不漂亮，只不過是我相信她漂亮罷了。可我轉念又想，為什麼我父親要娶她？他可是個大人物。他已經有了各色各樣的姨太太。那個時代，娶兩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沒別的理由，無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強男人的名聲地位罷了。所以我認為我母親肯定是很漂亮的。這不光是那些壞的古典小說使我有這種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親不但漂亮，人也長得聰明能幹，腦子轉得快。我已經提起過她很有教養。她進了上海的一所教會學校，當時第一所允許女子入學的學校，這是因為她的父親，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養的。他是一個有學問的官員，是負責改革對外事務，或諸如此類重要事務的一個機構的負責人。不管怎麼說，那個時代很多當官的都把他們的女兒送出去接受教育。這是那個時代的思想——讓子女受點教育，證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願送她到法國、英國，或美國去，那時有些家庭這麼做是為了證明他們是多麼有錢。所有這些姑娘回來時，頭髮都剪短了，臉也曬黑了，那是由於在太陽底下打網球的緣故。難道送個女兒出去讀書，只是為了讓她變個他不喜歡的人回來？所以在1897年，上海開辦第一所女子教會學校，我外公就送我母親去了那兒。
我聽說我母親還在那所學校裡學了英語，但我從來沒聽她說過一個英語單詞，除了"餅乾"以外。新阿嬸也進了同一所教會學校，她說，我母親不是一個好學生，或許我也差不多；她說我母親天性好鬥，或許我也差不多；她說我母親很任性，或許我也差不多。
新阿嬸說，有一次，學校做祈禱的時候，一個老修女放了一個響屁——當然不是故意的——我母親哈哈大笑起來，說，"上帝也聽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們幹嗎都那麼喜歡她，"新阿嬸跟我說，"她們告訴她，-我們為你祈禱得可厲害了，小東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後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親個性是那麼強，她說，-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裡的外國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麼著？她們全都笑了——僅此而已。"
新阿嬸對我母親妒忌得要命。她老說，"我不像你母親那麼放肆，可修女們幹嗎不為我祈禱得厲害些呢？"
老阿嬸沒有進過這種學校，實際上她根本就沒上過學。她出生在一個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傳統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決不是用來讀書的，而是用來做針線的；姑娘家的耳朵決不是用來聽各種意見的，而是用來聽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應該很小，不輕易啟齒，只在表示喜歡或請求同意時才開一下口。所有這些封建思想反而會使老阿嬸對什麼事都要議論一番。
"她讀洋書也是個毛病，"老阿嬸老是說，"他們把洋人的想法塞進一個中國人的腦袋瓜裡，把一切都攪亂了。吃洋人的東西也一樣，肚皮反胃了，腦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書先生想把乾坤顛倒了，說什麼孔夫子不好，耶穌好！說什麼姑娘家也能當教書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們幹嗎教這些？還不是叫你腦袋瓜翻個個兒！所以她才會有麻煩。"然後老阿嬸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聽教書先生的話。瞧你娘都幹了些什麼。"
要是你問我，那麼我說，我母親之所以出事不是由於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對事情總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麼改變她的生活，她也無法改變她周圍的世界。
叔叔常說，要是我母親不是一個獨養女兒，這種事情興許就不會發生。所有那種應該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執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讓她待在家裡，使這種性格變得越來越強烈。在她快滿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可以等著，為獨生女兒招個丈夫。
這事還沒辦妥，革命爆發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親正好二十一歲。再也沒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丟了他學者一官員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飯的時候，從一個傭人口中聽到這個壞消息的。當時他口中正嚼著一塊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獸一樣大叫起來，然後咬下了自己的半條舌頭。興許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頭，然後再大叫的。不管怎麼說，他馬上朝後一仰，連椅子帶人摔倒在地上。就這麼一跤，我母親的家道一落千丈，因為人人都說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殺的。
於是我母親的母親，我的外婆，就成了一個寡婦，不再那麼富有了。她不想急著把女兒嫁出去，以便老來有女兒照顧。這就是孔夫子說的老有所養。我不明白幹嗎大家都說孔夫子怎麼好，怎麼聰明，他叫每個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層！
不管怎麼說，我母親已經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馳的。也許她想嫁人，也許根本就不想。誰知道呢？不管怎麼說，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說，"就是因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煩來了。"
新阿嬸不同意這種說法。真正的麻煩，她說，是風流韻事，是我母親想為愛情而嫁人的傻念頭。她遇上了一個復旦大學的學生，一個記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歲了，他開始他的學業很遲了。我母親當時已經二十六歲了。
這學生姓劉，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種人。小嬸嬸說，他的底細她全知道。因為在我母親離開後，小嬸嬸去找她的遺物，發現了一張報道那個姓劉的革命者的報紙。小嬸嬸說，肯定就是我母親所愛的那個大學生，要不，我母親幹嗎把那篇文章藏起來？
新阿嬸說，那篇報道寫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揚一時衝動的英雄故事，所以興許只講了一點點實情，其餘部分就像冷飯上加了許多開水。不管怎麼說，故事就是這麼寫的，像一個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點羅曼蒂克的味道。
劉的老家是山東，在上海的北面，是個盛產一切美味的海鮮的地方。他是個漁民的兒子，所以他對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繼承父業，每天幹幹補漁網的粗活。他沒錢讀書，也沒法改變他的生活。事實上，這就是大家都在過的那種生活，當然除了學者、洋人和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到他跟前，給他看一張紙。
"同志，你能給我唸唸這個嗎？"那個拿紙的男人說。劉回答道："對不起，我生來就是個傻瓜。"
然後那人就說，"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內教會你念這張紙，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說怎麼樣？你來開個會就知道了。"這個好人告訴劉一種新方法，怎樣教工人和農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這種方法叫"十天學會一千字法"。
在那次會上，那些馬克思主義者還告訴劉，一個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學會讀寫一百個字，十天就能學會讀寫一千個字。這樣他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識，能念一般的報紙上的新聞，能寫信，做生意，把自己從悲慘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當他們邀請劉參加識字班時，劉回答說，"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於是劉就用功學習，改變了他的命運。但是他學會讀寫一千個字還不停下來，還是繼續用功，他的毅力就有這麼強。他學了兩千、四千，然後又到了一萬。終於，他通過了大學入學考試，進了復旦大學。他慶幸自己已經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於是發誓總有一天他要寫工農大眾的艱辛，要做他們的代言人，要講述他們的故事，要告訴他們，通過革命的思想，他們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
所以現在你就明白，新阿嬸幹嗎說我母親為了風流韻事而毀了自己的生活。我母親怎麼會不愛上這麼一個男人呢？
我覺得劉這個人肯定長得很帥。說不定他就具備我母親讚美她自己的那種風度：大眼睛、光皮膚、小嘴巴、臉不胖也不瘦、頭髮烏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現代很開放，因為他沒有徵得我母親的允許，也沒有通過媒人的介紹，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親當時肯定興奮極了——一個革命的婚姻！她馬上就答應了，然後就回家把這事告訴了她母親。
外婆衝我母親吼道，"你怎麼能幹這種事！你怎麼能答應那個男人！只有國家沒了皇帝才會發生這種無法無天的事！"
當時我母親就威脅說，要是不答應她嫁給劉，她就吞金自殺。實際上，那天中午，她已經絞掉了她的半隻金手鐲。她舉起來給她母親看，表明她不是嚇唬嚇唬人的，她說話是算數的。"半隻金手鐲哩！"新阿嬸每講到這兒，總是要加一句，"瞧她這個人好不厲害。"
當然結果我母親沒有吞下金手鐲，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過是假裝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畫了一滴金水，然後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靜。這時，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靈位前祈禱。她請求寬恕，因為她引導她的女兒到這麼壞的結局。就在這麼祈禱的時候，外婆好像覺得聽到了她丈夫的亡靈說，"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於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親的事都講給江聽了，她變得怎麼怎麼壞啦，她威脅說要自殺啦——這都是因為狂熱地愛上了一個革命黨！她問外公的這位老朋友，她該怎麼辦。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達成了一個協議，江同意將他亡友的這位壞女兒收為二房。
每當我回憶起這段往事，我心裡總要想，外婆幹嗎不反對呢？她幹嗎不對那個姓江的說，"二房？幹嗎不讓她當正房？"畢竟，正房已經死了呀。
但說不定外婆覺得她的大問題已經解決，夠高興的了。不管怎麼說，她什麼都答應下來了。這樣，江就得到了一個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當過傭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層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書香門第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親見到了那份契約。她跑到劉那兒，問他該怎麼辦。也許他們接吻了，也許他們流淚了，我一向認為我母親是非常浪漫的。
然後劉說了，"你一定要堅持到底，只有這樣才能結束這樁封建包辦婚姻。"然後他給她講了一個革命黨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個年輕的農村姑娘，長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給一個她根本不認識的老頭。她對家裡人說，"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親很生氣，就把她鎖在一間豬棚裡。她每天都大喊，她決不嫁給那個老頭。她就這麼喊，一直喊到舉行婚禮的那一天。當她從豬棚裡出來的時候，她已經安靜下來了，渾身是污泥，你可以想像得到。
她母親和舅舅們給她清洗打扮，然後把她塞進花轎裡反鎖起來。雇來的六個漢子抬著她走了好遠的路，從她的村莊一直到那個老頭住的另外一個村莊。花轎抬到時，許多人已經在準備結婚典禮了，敲鑼打鼓，大擺宴席。他們笑呀，鬧呀，祝福呀，然後打開花轎門迎接新娘。歡迎！歡迎！
啊！——她已經死了，她用自己的頭髮做了一根繩子，繫在花轎頂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劉對我母親說，"你也一定要堅持到底——不僅僅是為了你自己的愛情，更是為了你的國家。"
我那可憐的母親，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頭髮上吊。她以為劉說，"你也一定要堅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樣的路。她回家以後，不知道她能不能堅強到與命運抗爭，有沒有勇氣為愛情獻身。兩天後，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這就是我說的，她嫁給了那個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親，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經是個老頭。
更糟的是，我母親到了江家後，才發現已經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傭人告訴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殺的。因為江沒讓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於是大家都說我母親是來頂替那個倒運的位置——頂替那個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親就這樣成了第二個二姨太。儘管另外幾個姨太太不想要我母親的那個倒運的位置，她們還是妒忌她，使她由於地位較高一點而受折磨。她們經常這樣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實說，你不過是第二個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權力。"
有時我想，我母親最後實際上是被那些姨太太們趕走的。是她們使她的生活受盡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別一點的麵條也要看白眼，她喜歡法國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報紙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為她們都是沒文化的。她們妒忌她的頭髮，她的黑亮黑亮的頭髮——她們說我父親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為看中了她的頭髮。
所以或許這就是她後來剪掉她的頭髮的原由。她把頭髮留給這些姨太太們讓她們去搶。
但我後來又想：我母親完全有能力對付這些姨太太。畢竟所有姨太太在家裡除了成天發發牢騷，為雞毛蒜皮的事明爭暗鬥，還能幹些什麼呢？這幾個姨太太我都認識，叫她們三媽、四媽、五媽。她們其實不算太壞，就拿三媽來說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氣，喜歡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對什麼都要指手畫腳一番，結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歡什麼、討厭什麼。
所以說不定實情是這樣的：我母親跑出去，回到姓劉的身邊了。當然她會這麼幹的，她打一開始就喜歡他。她在電影院裡碰到那個男人以後失蹤的，說不定那個人就是劉。他們在商量怎麼碰頭，她怎麼逃走，說不定她當時正在幹這些事。
也許她在思考的時候也成了一個革命黨。那天她把我帶進城去，就是為了讓我看看上海帝國主義的罪惡，把劉教她的那些東西再教給我——哪些東西太骯髒，太甜蜜，太罕見，大悲哀了。這也就是她為什麼要剪短頭髮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訴我，她就像那個吊死在花轎裡的姑娘，終於獲得了自由。
但是後來我又想，要是她和那個姓劉的私奔了，那麼她肯定還活著，她會為了我而回來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會到我的學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過的那所學校。她會偷偷地坐小船到島上來，躲在矮樹叢後面。她會突然跳出來說，"我來帶你回去，去見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經逃走了，因為她活在這個世界上實在太悲傷了。也許她發現劉也死了。她讀了那張從福州路上買來的報紙，說不定她早就買了這張報紙。她讀到了他被槍殺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農民認字的時候被槍殺的。許多革命黨人就是這樣被槍殺的。突如其來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們很久前的愛情。當我在黑乎乎的電影院裡睡著的時候，她想到了這些。她為她的失去的愛情而哭泣。在我們去買娃娃魚的時候，她被一種內疚感壓倒了，她回想起她沒有堅持住不吃娃娃魚，沒能堅持反對她那門沒有愛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輪車裡睡著的時候，她為自己過著舒適的帝國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一切是劉所痛恨和反對的——而感到羞恥。那天晚上，當她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時候，她恨透了自己，決定馬上永遠地洗淨自己的恥辱。
於是，她剪下了自己的頭髮，明確表示她不會再回來了。她成了一個地下革命黨人，她的上級命令她不要露面，她無條件地服從了——那就是她為什麼不回來把我帶走的原因。
但我轉念又想：我母親可不是那種能服從別人命令的人，她只服從她自己的內心。也許她是因為一意孤行而失蹤的；也許是這麼回事：她衝出大門，披頭散髮，不知往哪兒去。
有時我想我母親剪掉頭髮可能出家當修女去了。正是她學校裡的那些修女為我母親祈禱，要她聽從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這樣的，當了修女後，就不能隨心所欲了。
有時候我又覺得，是那個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親，是她的陰魂回來把我母親勾走了。
有時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說的那樣，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後就在同一天夜裡死了，現在她就埋在崇明島上。
現在我都搞不清哪個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她離開的。這些故事全一樣，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個故事都是那麼徘惻動人。我竭力想告訴自己，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無法挽回了，還是忘掉它吧。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這麼想。我怎麼忘得掉我母親頭髮的顏色呢？我怎麼能不希望再見到它呢？
當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遠不會回來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這輩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遠都會這樣。
在我心中有個小房間，這個房間裡有個小姑娘，還只有六歲。她總是在等著，一種刻骨銘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門隨時都會飛開，她母親一定會進來。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頓時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現在她母親正帶著她飛舉而上，翱翔在太空，歡笑，喊叫，喊叫，歡笑。"心肝，心肝！原來你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