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3: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 正文 第4章 一百年後回看戊戌變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擔了無數次大小「革命」,和兩次大「變法」——由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由鄧小平領導的「小平變法」。粗淺的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像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像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后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後黨;後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更不見,小平變法時,鄧公小平既做光緒、又做慈禧;當了兒子、再當媽媽。重用胡(耀邦)趙(紫陽)、又逼走胡趙。力主「開放」、又要「堅持」;堅持堅不了、開放又放不出……,結果弄得聖母老太后,真煩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麼哥!

    讀者賢達:您以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鄧老分憂,還在一旁講風涼話哉?非也。在目前,我們實在不知道老鄧在搞些啥子。鄧老本人固亦不盡知也。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並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談;談談一百年前的康梁。

    4.1 首先看看「社會轉型」說

    筆者落筆至此,適逢電視報導,當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級強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一槍未響、無聲無臭的情況之下,壽終正寢。這真是人類文明八千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紐約時報》以跨欄的頭條新聞報導刊載之。但這頭條新聞,在讀者眼光中卻遠沒有同一天副版上,甘迺迪參議員的外甥史密斯少爺的強姦案之緊張刺激,讀者如雲。

    蘇聯,馬克思主義之祖國也。蘇帝死得如此窩囊,連累得馬克思也顯得臉上無光。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之父的(亞當)史密斯老先生卻童顏鶴髮、老而不死,神氣活現起來。真的,那一度曾與成吉思汗同其威風的老馬,現在居然虎落平陽,連甘迺迪的一個好色的小孫子也不如哉?在我們授世界史的教員看起來,此話言之過早也。

    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也有若干獨到之處,不可一竿子打翻。馬派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分五個「階段」前進的,而每一階段則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型態」。在這五個階段一個接著一個嬗遞前進之時,兩個階段之間,前後兩個型態的轉換,就「必然」有個「轉型期」。既然歷史的發展和轉型是個「必然」的程序,幹嘛又要去「鬧革命」、「搞階級鬥爭」呢,馬家的門徒說,鬧革命、搞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要縮短這個必然發生的「轉型期」。這種轉型現象如任其自然發展,時間可能拖得很長;甚至無限制拖下去。——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便是根據這項學說的推理,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應該以暴力催生,使社會轉型於旦夕之間,畢其功於一役。所以馬列主義者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列寧如此,毛澤東更下必說了。

    當然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學毛病多著呢!各派史家,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經驗,對它加以批駁的,可說是汗牛充棟。筆者不學,亦嘗追隨群賢之末,根據我華族歷史發展之經驗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複。

    4.2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瓶頸」

    可是馬派史學正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如湯恩比的「挑戰反應」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說,和二次大戰後支配聯合國主要政策的「經濟發展」論等等——不是「全對」,也不是「全錯」。各該派的主要論斷,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左證」。史家對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陸上早期對馬列學說之絕對認可),或通盤否定,都是錯誤的。

    例如馬派史學上的「型態」論,和「轉型」說,即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反證了它史分五段的「絕對論」(absolutism)。但我們也無法否認,中國近三千年社會發展的程序裡,也的確有過兩大「轉型期」。——發生在古代的便是歷時一百三十餘年的「商鞅變法」;發生在現代的便是吾儕及身而見的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歷時一百五十餘年的近代史階段了。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台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係?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後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屍亡國的。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台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係?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後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屍亡國的。

    話說千遍,一語歸宗。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便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轉型」的現象。在歷史的潮流裡,「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長江通過三峽是灘高水急、渡翻浪滾、險象環生的。在這激流險灘中,搖櫓盪舟、順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風流人物,觸礁滅頂,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壩,你遠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你就有心平氣和,享有無恐懼自由之感了。因此在這轉型期接近尾聲的階段,回看百年史實,便知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一部從中古東方式的社會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型態的「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也可叫做「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吧!康梁師徒在這段歷史潮流裡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峽中的一葉扁舟裡的兩個小船夫。在急流險灘之間,風馳電掣,順流而下,終於觸礁沉沒——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4.3 且看「皇帝」的慢慢蛻變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見的一百五十年的轉型期中,我們的老舊的社會型態——這個左翼史家一古腦稱之為「半封建」的社會型態——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轉」掉。就以「皇帝」這項制度來說吧!辛亥革命以後,我們雖然沒有皇帝了,卻多的是「變相皇帝」。朋友,您能說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三公不是「變相皇帝」嗎?皇帝爺哪有他們三位的燭裁權力啊!

    所以歷史的事實己證明「一次革命論」這項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的「民國史」上,從洪憲「皇帝」起「轉」了七十多年,才「轉」出個李登輝「總統」來。因此我們在社會發展中「轉型」的程序是十分複雜的,是迂迴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左進右退,上進下退……,有時甚至是乾脆立正、向後轉,真是花樣繁多——但是從遠景看來,向前發展的大方向是不變的;同時也是階段分明的。

    大的階段暫時不談了,就看最近十年這段「小平變法」吧,它自七九年開始,一下便向前猛衝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開始煞車。及八九年「六四」,忽來個立正向後轉,血流如注。這兩年來,它既要繼續開放、和平演變;又要反對和平演變。我們也看不出它怎樣反對「和平演變」。跟毛澤東的「大躍進」相比,則毛是兔子,鄧是烏龜了。但是歷史也證明烏龜比鬼子爬得快。中國發展的「大方向」還是向轉型前進的。(參見拙作〈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4.4 「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後節細論之),其它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三五ま年變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統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來(毛澤東語)。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一百餘年,至漢武帝以後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園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兩千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所以毛澤東告訴郭沫若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三百餘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於十四世紀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三百餘年,直至十七世紀(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西方的「定型」已維持了四百餘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蘇聯帝國之崩潰,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幫同型」(common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後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以日本轉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係。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十三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麼輕鬆了。我們搞「西化」,尤甚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迴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變法便是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盤西化」的胡適則是另一小段的領袖。

    4.5 固有文化的「現代」處理

    「全盤西化」這個口號多嚇人!胡適原來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咒罵之下,這位調和性極重的啟蒙大師乃改口說什麼「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實「充分世界化」這口號大有語病,甚至欠通。「全盤西化」這口號聽來雖嚇人,但是我們今天如把海峽兩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國共兩政權管轄下的中小學教科書翻開來看看,其中除掉我們繼續用筷子吃飯一些小事物之外,還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來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是真的「全盤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會上,我們雖然還遺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殘餘,如中央政府的極權制,和農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無可取哉?——怎能如此說呢?「中國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禮,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說一無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屬於前一型態或中古型態的文化了。它要經過一個痛苦的西式「現代化」(二次大戰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屬於轉型期以後的次一型態或現代型態。就以中醫來說吧!我國傳統醫學是世界之寶,豈但「國寶」哉?但是「中醫」(尤其是婦產科、小兒科)如不經過「現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謂中西醫結合),則是一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也。文化雲乎哉?(日本維新之後,嚴禁中醫幾至百年之久。國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殺中醫。)再說海峽兩岸今日最時興的「氣功」吧!如不經過一番現代化的處理,則天大迷信一條也;刀槍不入的「義和拳匪」也。把它說成中國固有文化,豈不丟人哉?

    以此類推,則我國固有文明裡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於次一型態的社會。五一不需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於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於我「東方文明」也。近三百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通過這個「現代化程序」。早於我們三百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現代化的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於「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4.6 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兩千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借用大陸上「文革後」的最新名詞,蓋亦可叫做「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國制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於「同治中興」(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間,中興名臣所推動以科技為主。以船、炮、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做「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當然更不是鄧小平和陳雲。它的兩位老祖宗卻是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ま)和徐繼畬(一七九五∼一八七三)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籲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句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也就是「四個現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後,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雲湧,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瀋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一八四二)之後,我們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誰知至「甲午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罈罈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一八九五),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下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於前一型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以古方今,這也是我的小老鄉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認為「四個(科技)現代化」之不足恃;他寧願坐牢,也要堅持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變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遠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開放政策」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裡,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於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4.7 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後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於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級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頂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志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於後: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黷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屬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伊東此函作於一八九五年陽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後(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痺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籲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後「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雲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粱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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