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文社的一次筆會和一個朋友王朔，以及一場婚姻
人民文學出版社我認識的第一個人是何啟治，當時他是編輯，後來做到了副主編，現在退休了。那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每個假期的作業就是寫小說，寫完由系主任徐懷中審閱後分發至各文學編輯部，我的一個中篇被分到了隸屬人文社的《當代》雜誌。不久後收到來信，信尾署名是何啟治。我按信中意見飛快將稿子改了，一天上午，拿著它碾轉換乘到了朝內大街１６６號，見到了何老師。何老師很瘦，背微駝，戴副深度的近視眼鏡，跟我的想像基本吻合。那是１９８５崑年秋季，那篇小說叫《孤獨》，發在了《當代》８６年３期上；後來又發了《星期天的尋覓》，發了《循環》，都是何老師的責編；《星期天的尋覓》還被《小說月報》以頭題做了選載。於是，８７年年底，人文社組織赴海南作家筆會，就把我也叫了去。在那次筆會上，我認識了對我日後生活影響甚大的兩個人，一位是四川作家，一位是北京作家。前者在筆會結束後成為了我的丈夫，再後來便是前夫；後者成為了我一個重要的朋友，他叫王朔。
那次筆會人文社方面參加的人裡頭最高領導是朱盛昌，時任《當代》雜誌的主編，印象中他永遠是笑呵呵的，挺著個微微發福的肚子，從不使人掃興；還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何老師了，再就是汪兆騫。汪現在也是副主編了，也相應地發了些福了，當時卻是一標準儒雅小生，在筆會上與年輕作家相互稱「爺」，他是「汪爺」；小姚是人文社方面唯一的女性，負責管錢，以致我一直以為她是會計，直到去年去人文社辦事遇到，方知她原來也是編輯。現在的小姚兩頰仍如十幾年前，紅撲撲的，只是也有了一些白頭髮了。
（二）
窘迫的離婚生活
海南筆會一結束，我就結婚了，《當代》還以《當代》的名義，送了一套魯迅全集做為賀禮。婚後不久，兩三個月吧，我和對方同時發現了彼此間不可彌和的重大差距，簡單說，價值觀的差距，沒有你高我低的優劣之分，不一致罷了，於是很快分手，他回四川，我留北京。８８年底，我生下了我的兒子，從那開始至９８年的十年，我與人文社沒有聯繫。不僅與人文社，很長一段時間，與文學，與有關的朋友，均不聯繫，兒子的出生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生活內容生活追求，那一段日子，我最渴望的是錢：月工資二百多元，要養活兒子、我和保姆，此外，另付保姆６０元工資；小說是完全的放棄了，兒子太小，沒有精力；只一間房子，沒有空間，因此也就沒有任何工資外的收入。
那段時間我們家的每一筆支出都要記帳，稍有大意就堅持不到下月領工資的日子。肉蛋自是無力再吃，日日帶領保姆吃青菜豆付。保姆十七八歲，說到底還是個孩子，不免饞，主人翁精神若再差點，有時就會去吃小孩兒的東西，被我發現過幾次，均毫不憐惜地進行了批評。那時的我眼裡心中只有兒子，沒有過去，不想將來，閉目塞聽，像河蚌把自己緊緊裹在自己的殼裡；對外不說，怕人迴避，也怕人關心。轉機起於那次海南筆會上結識的王朔。
王朔對我寫作和生活的影響
1992年秋，王朔找我合作電視劇《愛你沒商量》，他並不知道我的窘迫，即使知道怕是也不會為了這個找我，世界上窮人多了，王朔不是慈善家；找我是基於我過去的小說和我話劇編劇的職業，小說和戲劇結合起來是最好的長篇連續劇，在某些方面，王朔一貫有著先人之前的聰明。當時甲方給得是全國最高的電視劇稿酬，王朔說一人一半，我遂表示了同意。儘管清楚能拿到「最高」是因為有著王朔的品牌投入，但已顧不得這許多了，實在是太需要錢了，唯有告誡自己全力以赴，以回報他人的平等和大氣。
除錢之外那次合作的另一個重要收穫是我注意到了口語化語言的魅力並進行了刻意的研究和努力，這對需要大量對白支撐的長篇連續劇和話劇來說，極為重要。果然後來再寫電視劇、話劇，就有了一點得心應手的感覺，或者說基本上掌握了這門謀生的技藝，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為兒子和我的生計發愁過。才發現，某些創作技巧迅速提高的最好途徑，是與一位強手通力合作的那個過程。
（三）
小說《牽手》在人文社艱難的誕生過程
97年底，我的長篇連續劇《牽手》投入拍攝，我著手將劇本改小說，寫完六章時寫不下去了，信心突然地消失了。患得患失中給何啟治打了電話，請他看一下前六章幫著做一個判斷。有的時候作者之於編輯有點像小孩兒離不開他熟悉、熟悉他的保姆。何老師看了兩章之後就打電話給我，讓我把它寫完。
電視劇《牽手》於99年4月播出，播出了五集時人文社仍不肯開印早已交崑付的小說《牽手》，痛定思痛，下決心「改嫁」，理由俯拾即是，小說開印時間為電視劇開播之時便是其一，這一條合同上寫得清清楚楚。恰好這時華藝出版社老金來找，給的條件是開印五萬冊，等於人文社的五倍，並且馬上就印，雙方一拍即合。我給《牽手》責編龔玉打電話撤稿，也說了我個人會支付她編輯此書的勞務，但她說這事得請示副主編；查１１４將電話打到正在××招待所會議室開會的副主編那裡，回說要請示新來的社長。
這日是週五，這日如不辦成一耽擱又是兩天，那邊電視劇的播出不可阻擋，這邊老金五分鐘一個電話催要結果，弄得我情緒緊張萬分。馬上著手給以前聽都沒聽說過的新社長打電話，直打到下午四點方才打通。新社長叫聶振寧。他不同意將書拿走，並做了相應的承諾，口氣溫和，態度堅決。當時我心情複雜而且混亂，有一點卻是異常的清楚：雖然說是去意已堅，但「原配」真誠甚至是稍帶強硬的挽留還是令我從心底裡感到舒坦，溫暖，才發現這正是我所一直渴望著的_——於作者，哪裡有比作品受到冷遇更讓人寒心的了？當下同意將書留下，原因有三，此是其一；其二，人文社終歸是皇家大社，我是第一次獨立出版長篇小說，自身虛弱本能地要想倚仗強者；其三，說到底，華藝社的五萬印數同人文社的一萬之差對我來說還形不成質的差距及吸引。
當日稍後幾個小時人文社策劃室主任便在由成都返京的路上打來了電話，稱關於《牽手》的發行策劃他已有了具體方案，回來後馬上同我聯繫。原以為這電話是稟承的他們社長的旨意，後來才知是一種職業上的不謀而和。在成都開會感受到的電視劇播放氛圍使他直覺到書的發行肯定會好，當得知書還沒印時便打來這樣的電話以安撫作者。電話中的聲音沉且沙啞，給了我錯覺使我一直恭稱「主任」，及至見面才知是人大畢業的一介年輕書生從此直呼其名張福海，但現在他已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主編了。從那日起的十幾天後，《牽手》上市，到目前為止，印了２６萬冊。
有一日同電視劇《光榮之旅》的作者通話，她說正在應人文社之邀將劇本改成小說。那時《光榮之旅》的播出時間都還沒定，只是有媒體反映說這部戲可能不錯。這才不過一年時間，她的待遇與當時的我就有了如此的分別，雲壤之別。後來在地鐵的書攤上看到了《光榮之旅》，印數已經到了５萬冊，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在驟變的市場、多媒體的衝擊之下一個老社大社的劇變，顯得年輕了。
於是，想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五十週年的時候，還是祝她越來越年輕吧。這樣的祝辭對一個人來說，再真誠也是嘲諷，但對於一個「社」，卻是千真萬確可以做得到的。
（此文是慶祝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五十週年的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