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從大自然萬物萬有那裡獲取的無窮樂趣，都是上蒼饋贈給人類的最完美的禮物。
近幾年，我把目光瞄向體長僅20毫米的小蛐蛐，決不僅是未泯童心的放飛和復歸，而是想從這神秘的小蟲豸身上，去觀察、理解和破譯回響在宇宙中心的最響亮的音符——“人”。
去歲元宵節前夕，我到山東名蟲產地寧津縣采訪。該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曾連續舉辦過兩屆全國性的蛐蛐節。
寧津尤集鄉陳家村一捕蟲農人，向我講述了一樁聽來令人不勝唏噓的故事：這農人曾捕得一“紅砂青”名蟲，被上海某玩家購去。紅砂青在上海斗場上連戰十數場，皆扼吭拊背，致敵死命。此蟲於深冬壽終正寢，蟲主先是打造金棺將蟲裝殮，接著乘飛機從滬至濟，繼而又租乘奔馳直奔陳家村。蟲主與捕蟲人一起祭拜圓寂的紅砂青小蟲後，蟲主趁風高月黑，獨自悄悄掘深窟將金棺埋葬，讓這蟲中的“常勝將軍”魂歸故裡……
濟南有一陳姓玩家，嗜蟲如命，素以飲酒斗蟲為快。前年初冬，陳因一愛蟲猝死而痛不欲生。他將放大的愛蟲遺像端置案幾，每日焚香叩拜，追薦亡靈。嗣後的一段時日，人們常見陳雙手捧著玻璃制作的小棺材，內裝其愛蟲遺體，在鬧市中踉踉蹌蹌，呼天喚地，泣如雨下。不明就裡的觀者視其為“瘋子”，而圈內人則歎其為“蟲癡”……
“金棺葬蟲”的上海蟲主與“哭祭亡蟲”的濟南玩家之作為，雖有悖於世之常情，但凡了解中國昔年蟋事的人，便會覺得這不過是邯鄲學步而已。
前些年，寧津縣領導層因對“蟲經濟”見解歧異，在繼續鼓勵農民捕蟲、賣蟲的同時，不再舉辦全國性的蛐蛐節。山東另一名蟲產地寧陽，便抵瑕蹈隙，及鋒而試，人棄我取，再舉蟀幟。
寧陽自1998年始，每年都於仲秋時節舉辦“中華蟋蟀全國友誼大賽”，迄今未斷。
早就聽說每當處暑節令過後，寧陽的蟲市便開始火爆起來。為一睹蟲市景況，我於2000年8月中旬的一個清晨，驅車來到寧陽縣的泗店鎮。
泗店既是名蟲產區也是全國最大的蟋蟀集散地。肥城至兗州的公路主干線在鎮中橫穿，公路兩側是寬展壙琅的蟲市。
蟲市上到處擺滿小桌子，每張桌後皆端坐著收蟲人。他們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以滬、津、京、杭、西安人居多。當地青男壯夫因夜間捕蟲此時正在酣睡，賣蟲者多是農婦村姑和稚童。他們或車推或肩挑或手提著裝有蛐蛐的七彩紛呈的瓷罐陶皿，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湧向蟲市。未及中午，蟲市已是比肩繼踵，人山人海。賣蟲者和買蟲客挨著、擠著、移動著，整個蟲市連衽成帷，人聲鼎沸，望去已達到飽和程度。
陪同者告訴我，近幾年每屆八、九兩月，全國各地來寧陽的購蟲者多達十萬之眾。十萬弄蟲大軍潮湧寧陽，歲歲使得幾千萬只蛐蛐背井離鄉。
見鎮中蟲市已無法穿行，我和陪同者只好繞過泗店，沿鄉間土路再踅回公路干線上。
這裡另有一番景象。
在寬闊的公路左側的白楊樹下，呈“一”字形擺下一張張木桌，桌的前後左右，皆疊放著五顏六色的蟲罐。與泗店大蟲市所不同的是，這裡的坐桌人均是賣蟲者而不是購蟲客。在公路右側，則停放著首尾相銜的轎車：林肯表露著主人的派頭，奔馳呈現著蟲客的尊貴，藍鳥展現著買主的瀟灑，福特炫示著玩家的闊綽……那“一”字形擺開的賣蟲桌，見頭不見尾；而轎車排列的長蛇陣，則從這泗店一直排到20華裡外兗州市的漕河。路中央的過往車輛，只得蝸行牛步，沿途不時有警察在維持著交通秩序。
這些乘豪華轎車而來的購蟲客，或有曼妙女郎相伴，或有蟲行家跟隨，他們千挑百選，不計蟲價高低，只希冀能購得蟲中的元帥或將軍。
從泗店到漕河只不過區區二十華裡，但我仿佛覺得是在漫長的歷史走廊裡穿行。
眼前的購蟋潮，很容易令人想起曩時的斗蟋熱。
小小蛐蛐，你那美妙絕倫的歌唱，曾給多少童稚帶來歡悅，曾給多少長者送上溫馨，曾讓多少墨客騷人詩興遄發，曾使多少丹青畫子落筆成珍……但在這美丑共生、善惡共存的人世間，你那尖銳犀利的牙齒，又咬破過多少卑微、齷齪、貪婪、邪惡的靈魂……
小蟲性燭照出大人性。
小斗柵連結著社會大舞台。
二
殷代的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蟬，“秋”字狀若蟋蟀，足見華夏先民對應時而生的夏蟬與秋蟋早有認知。
蟋蟀在我國分布極廣，北起沈陽南至海口，西從陝西東至沿海諸省，到處都可以見到它的倩影。上海人稱它“賺織”，北方人叫它“蛐蛐”，玩家們叫得最干脆：“蟲”。
漢字與洋文的區別在於，洋文僅僅是一種語言符號，而單個漢字除有語言符號的功能外，還具有情感蕩漾的空間。我們的老祖憑借方塊漢字獨具的張力和魅力，竟給蟋蟀這可愛的小精靈起了近30個名字。因蟋蟀鳴如機杼之聲，民間自古就有“促織鳴，懶婦驚”之說。故而，這小蟲又稱趨織、促織、絡緯、促機、梭雞等。另外，它還有蛩、王孫、樗雞、莎雞等稱謂，而它真正的學名叫“斗蟋”。
蟋蟀入詩，始見於我國第一部詩集《詩經》。《唐風·蟋蟀》中雲：“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歲聿其逝……”《豳風·七月》中亦歌日：“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見那時的先民，對蟋蟀的生活規律巳相當熟悉。
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人類的情感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單元的旋律，而需要大自然多元音符的協奏和共鳴。蟋蟀作為冥冥中的鳴蟲，極易濺起人的感情之海的波瀾。
國人畜養蟋蟀，始自圈在皇宮中的憂怨宮娥。
西晉武帝司馬炎本是一貪色之君，滅吳後，更不忘及時行樂。一道詔書下去，五千吳女盡歸晉主。這些原吳主孫皓宮中的嬌娃，個個明眸皓齒，雪膚花貌，玉臂蜂腰，裊裊婷婷。再加上原晉宮中的五千佳麗，後宮美女竟多達萬人以上。武帝終日游樂於脂粉叢中，常不知該幸臨哪宮為好。一班佞臣便給武帝出了個怪誕主意：讓晉主乘坐一輛羊拉的宮車，任憑羊車停在哪裡，便在那裡縱欲。宮女們為得武帝幾滴雨露，個個大展媚技，施盡手段。有宮女曉得羊喜食帶鹽的竹葉，便折來竹枝灑上鹽水，插在宮門前，招引羊車。眾宮娥采女見此招靈驗，皆仿效之。結果羊車剛在此宮停歇，又到彼宮住腳，弄得武帝雲裡霧裡，昏頭暈腦。即使晉主有龍馬精神，日御九女而不倦，這萬名美女三載方能輪一圈兒。這就使得萬名宮娥“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唐·李益《宮怨》)。
風流皇帝唐玄宗，面對眾多的後宮粉黛，也曾遇到像司馬炎一樣的難題。玄宗便在後宮中做起“隨蝶所幸”的游戲：開元末，玄宗常於宮中大宴嬪妃，他讓嬪妃采來鮮花各自插於發髻，玄宗親捉粉蝶放之，蛺蝶落到哪位嬪妃頭上，他便臨幸那位。後因楊貴妃專寵，此酷謔游戲方才告罷。
司馬炎的“竹枝引車”與李隆基的“隨蝶所幸”，是歷代宮娥悲劇的縮影。宮女們身鎖幽宮，雖錦衣玉食，珠環翠繞，但孤獨這個魔鬼卻終生與她們如影隨形；寂寞的淚水至死也沖刷不掉她們心靈的銹斑，抑郁如同悶塞的火爐，會將她們青春的心燒成灰燼。對於“鴛衾半擁空床月”的宮女們來說，蟋蟀那動聽的鳴唱，自會給她們死寂的心帶來某種復活，帶來些許生氣。由此看來，畜養蟋蟀之風首先在皇宮中興起，自是不難理喻的了。
五代唐廢帝時翰林學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寶開元遺事》中，有這樣的記載：“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提貯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養鳴蟲便逐漸傳播開來，普及民間。因蟋蟀秋盡則殞，然達官貴人玩興猶濃，常引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進行人工繁殖，經多次試驗，獲得成功。他們先讓雌蟋在土盆中產卵，以土置暖炕，日日灑水，用棉被覆蓋；俟五、六日，土蠕蠕動；越七、八日，蟲出；再置之蔬葉喂養，仍灑水被覆，幾經蛻變，滿月後蟲則鳴。這種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養蟲專業戶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鳴蟲，每年元宵節，除觀燈、賞花之外，與大臣一道聆聽蟋鳴是宮中一大娛樂項目。每逢設宴，宮人便將蟋蟀置於繡籠之中，放於宴廳之側。聽著聲不絕耳的“曜曜”之聲，康熙帝龍顏生輝，眾臣子也樂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出色詩人，總能從一朵鮮花中窺見天國，於一滴露珠裡參悟生命。蟋蟀的嗚叫，自然會成為中國歷代詩人的審美意象。晉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蘇東坡、楊萬裡等詩家，都對蟋蟀多有詠唱。因深秋之後，蟋蟀的鳴唱由旺叫時的金腔玉韻漸次變得淒切婉轉，且中國古代文人素有“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筆墨傳統。故而，他們在借蟋蟀“托物言志”時，表達的常是孤獨、失意、思鄉、懷舊及憂國憂民的種種情愫。
詩聖杜甫在《促織》詩中吟道：“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放妻難及晨。悲思與急管，感激異天真。”耳聽床下成雙的蟋蟀發出的鳴唱，久客他鄉的杜子美，此時思親的淚水雖早已流干，但聞聲生懷，還是依稀見到老妻夜難成寐的情景……讀來令人感同身受，徒增憂傷和淒涼。
唐人張喬在《促織》詩中，則這樣唱道：“念爾無機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聲。椒房金屋何曾識，偏向貧家壁下鳴。”詩人在向蟋蟀發出為何不到錦門繡戶去促織、反到柴門蓬牖鳴個不停的質問中，既表達了詩人對貧富懸殊的憤懣，又對勞動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遍覽歷代詩家詠吟蟋蟀的詩詞歌賦，大都離不開一個“悲”字。就連遁入佛門、四大皆空的明高僧善持，也情難自禁地詠道：“西風吹蟋蟀，切切動哀音。”
在西方一些國家，無論是記述昆蟲的典籍還是描寫蟋蟀的文學作品，都將蟋蟀稱作“芬芳土地的靈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領唱”。同是一種小蟲的嗚叫，西方的學者文豪與東方的騷人墨客，何以出現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們這個國家歷史上戰亂頻仍，兵連禍結，常會使得人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抑或是因了我們這個民族長期浸潤在孔孟之道、陰陽五行等傳統文化的河流裡，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郁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濤……
我真正領略到蟋蟀及諸多鳴蟲清揚激越的合唱，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孟秋。
那時，我在濟南軍區歌舞團任創作員。為反映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後的巨變，團裡欲組織一台“放歌秋野”的演唱會。我同團裡一作曲家和幾位民樂演奏家，奉命赴寧陽采風。
初秋的寧陽，絢麗繽紛的色調令人目不暇給，到處有金子般的黃，翡翠般的綠，瑪瑙般的紅，宛如油畫家精心繪制的各種色塊的大組合。
這實在是一片充滿大豐收希望的土地。
一天晚飯後，縣文化館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訴我們，他要安排一場“秋野演唱會”，來激發我們的創作靈感。
這天晚上8時許，我們乘車來到寧陽泗店鎮鄉間的田野裡。
大半輪水淋淋的月亮掛在中天，給秋野灑下朦朧的銀霧，群星宛若亮晶晶的寶石，綴滿幽遠深邃的天幕。片片玉米，塊塊金谷，壟壟瓜架，行行樹木……一切都融入月夜的帷幕裡。泥土的潮氣，野草、菜蔬、莊稼散發出的氣味，匯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我們坐在長滿莠草的田埂上，側耳諦聽，“秋野音樂會”此刻正漸入佳境。無垠的原野裡，似有千萬個歌手同時亮開歌喉，它們有的高吟，有的淺唱；有重音，有分合，組成了大自然的交響樂。
“登綾綾，登綾綾——”那振翼嗚叫的是金鍾兒；“呦呦呦，呦呦呦——”那一展歌喉的是油葫蘆；“梆梆梆，梆梆梆——”那鼓翅敲打的是梆子頭；“吱吱吱，吱吱吱——”那用盡丹田之力歌壇獻藝的是花鈴子；“極極極，極極極——”那急促嗚叫，發出近乎金屬撞擊時才有的清脆聲響的，當是蟈蟈的歌聲和樂段了……
也許因蟋蟀家族最為龐大和興旺，那“曜曜曜，曜曜曜”的鳴唱，此起彼伏。千百萬只蟋蟀的鞘翅，如同純銀制就的一架架琴弦，它們演奏出的聲音，沒有蟬鳴時的沙啞，更妙在它們知道如何抑揚頓挫。這就使得蟋蟀們的演奏，既渾圓洪亮而又極富節奏感。在這“秋野演唱會”上，蟋蟀家族既是最出色的領唱者，也是大合唱的主聲部。
作曲家醉了，連聲稱歎：這是上帝的歌唱。
演奏家們迷了，紛紛扼腕擊節：這是天外的聲響。
置身於這“秋野演唱會”的我，仿佛感到身內的宇宙與身外的宇宙已融為一體，而身外的宇宙是那樣深邃、玄奧、廣袤、無窮。千百萬只鳴蟲鼓動著詩與音樂的翅翼，載著我的心靈在天地間自由翱翔……
這次寧陽之行的“秋野音樂會”，令人銷魂奪魄，在我記憶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永難消逝的音符。
十余年後，我在一刊物上讀到這樣一則消息：1993年2月21日，英國搖滾歌星埃爾頓·約翰，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露天廣場上舉行演唱會，因無數蟋蟀齊聲鳴唱，欲與歌星一比歌喉，使得歌星自愧弗如，只得取消演出，與數萬歌迷一道，同聞天籟。
蟋蟀的確是大自然最高超的歌手。如果人類僅僅用它那美妙的歌聲來悅耳陶情，無疑會使人們品味到天人合一的歡愉。然而，我們的老祖宗最早發現了蟋蟀的斗性，有人又將其斗性用以賭博，這就給大自然中這可愛的小精靈身上，塗上了銅臭和血腥。
三
人的本能中包含著各種欲望。
大自然萬物萬有的多樣性，簡直達到了極為豪奢的程度，佛家要清淨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所產生的欲望，人類皆能從大自然中得以滿足。
人人都有權利這樣說：“大自然是上蒼為我創造的。”而小小的蟋蟀，就是上蒼派遣到人間的歡樂小天使。
前些年我參加中美作家對話會時，曾在美國大地博物館內，看到宋人蘇漢臣的《百子圖》。圖上有七個垂髫小兒在做斗蟋蟀的游戲。斗蟋場地的背景，是奇石壘疊的假山、挺拔瑩潤的竹林、青翠欲滴的芭蕉。從場景上看，應是江南一望族捨中的花園。一半身在畫內、半身在畫外的頑童，似在伏地捕蟋，地上擺有幾只蟋罐和一方形斗蟋籠具，一小兒半蹲於地、手執斗柵往蟋盆裡倒蟲，余下的娃兒們或立或坐或趴，悠然自得地望著倒蟋蟀的小伙伴……
此畫題額為《百子圖》，應有百子，然畫中僅有七童。我猜度，匠心獨運的畫家，定是將藏在罐中和匿於竹林叢裡的小蟋蟀也計算在內了。因為稚童與蟋蟀都是大自然的寧馨兒。圖中，稚童們那一雙雙眸子裡流溢出的純淨目光，和掛在張張小臉上的燦爛的笑，實乃人世間最完美的詩句。
我看到兩位白發盈顛的僑胞，在《百子圖》前久久駐足。從兩位長者那留戀的目光和追憶的神情裡，我讀到了老叟們常有的“返童性”。
斗蟋本是充滿稚趣童興、老少鹹宜的游戲。凡是在山野間長大的孩子，哪個不曾留下戲嬉蟋蟀的甜蜜記憶。然而，斗蟋之風的盛行，同畜養蟋蟀一樣，並非肇始於茅捨，而是發軔於宮廷。
宋人顧逢在《負暄雜錄》中寫道：“斗蛩亦始於天寶年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顧氏之說，僅為一家言，並無史料佐證。在顧氏之前的五代唐廢帝時的《天寶開元遺事》中，只記載了唐玄宗時宮女“金籠畜蟀聽其鳴”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況唐開元年間，詩人迭出，燦若星列，人間萬象，市井百態，皆在詩家筆下得以淋漓盡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雞之好，不僅史書多有記載，詩仙李白在《古風》中，亦有繪影繪神的描寫：“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而當時的民謠，則對宮廷大肆斗雞引發的社會弊端，作了無情的抨擊：“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顯然，民謠中的賈家小兒，因馴雞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驟然暴富。倘若當時玄宗有斗蟋之癮，史家、詩人、民謠，焉有不記、不吟、不諷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晝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鳴好斗的習性。雄蟋為爭奪住穴和情侶，交斗多發生在夜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人很難窺見。自唐天寶年間之後，憂怨宮女“畜蟋聞聲”之風不絕。後人猜度，發現雄蟋善斗的“專利”，大概應屬於大內中的宮娥或太監。他(她)們抑或在畜養蟋蟋時，不經意地將兩只或多只雄蟋放於一籠，偶然間發現了小蟲的斗性。
爭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類的軀體內，不乏“蠻性”的遺留，人的攻擊性可謂根深蒂固。有正義、非正義之分的戰爭，固然是因政治、經濟、信仰、文化等諸多因素所引發的，但人軀體內的雄性荷爾蒙通過戰爭得到釋放，也是當代一些科學家、哲學家經過反復研究得出的結論。小狗小貓剛離母懷，便會追逐撲咬；頑童剛會行走，便無師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戰。各種體育比賽，都是“文明戰爭”的上演。
觀賞自然界的各種生命的爭斗，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撥和引逗下，往往斗性倍發，逞勇顯威，極富觀賞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斗性，由宮人發現並變為一種游戲，很快傳播到民間，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憑藉正史之所記，野史之所載，詩文之所敘，乃至今人從宋．墓中發掘出的斗蟋用的過籠，我們便可清楚地知曉，斗蟋之風盛行於南宋。
其時，最大的蟋蟀玩家，當屬奸相賈似道。
賈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寵愛的貴妃。身為國舅的賈似道飛揚跋扈，權傾朝野。當時，賈既是右丞相又兼樞密使(宋軍最高統帥)，但賈膽小如鼠，從不親臨戰場。宋度宗時，賈既是宰相，又是太師。度宗昏庸無能，只知享樂，將朝中大小政務皆委於賈，趙家的天下實則成了賈家的江山。賈似道聲色利貨，無一不好。度宗賜與賈似道的府第，位於杭州葛嶺(今西湖邊新新飯店處)，名曰半閒堂。半閒堂倚湖傍山，嵐影沉浮，府中樓台亭榭，廊腰縵回，中有一“多寶閣”，內藏賈從全國各地搜刮的寶玩，其數量之多之珍貴，遠遠超過朝廷。賈從宮中、民間、青樓乃至尼庵，廣采美女，充斥後庭，日夜淫亂。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斗蟋作樂。每屆秋時，賈與群妾踞地斗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窺視半閒堂。某日，賈一妾之兄來府探妹，被斗蟋正迷的賈似道瞥見，一怒之下著人將其妾兄投入火中燒死……這畏敵如虎的佞臣，卻將小蟲相斗戲稱為“軍國大事”，乃至元軍兵圍襄陽，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聞……
如果說見於《宋史·賈似道傳》中的這些史實，足令讀史人聲罪致討，那麼野史中關於賈似道養蟋的一則遺事，聽來更會叫人咒詛唾罵。每當這奸相獲得蟋蟀中的超品之後，他便珍如拱璧。為增強蟲王之斗性，他在喂養時有著獨出心裁的奇技淫巧。他竟讓個數粉面桃腮的宮女，先沐浴淨身後，又於夜間將宮女們皆雙臂捆綁，裸身投進門戶洞開的庫房，讓飛進的蚊蟲，去飽吮宮女之血。繼而，他又命家丁捉來吸足宮女之血的蚊蟲，去喂蜘蛛，再將因吃飽蚊蟲而腸滿肚肥的蜘蛛，去喂養他心愛的蟋蟀……
賈似道只顧奢靡腐化，從不抵抗元軍，加上卜晝卜夜地淫樂和斗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斷送在他的手中，被後人斥罵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蒼派來人間的歡樂天使，卻被“蟋蟀宰相”釀造出如此登峰造極的人間慘劇。倘若上蒼有眼，也不得不懷疑她創造蟋蟀這小精靈的初衷。
蟋蟀歲歲秋鳴，國人年年玩蟲，樂此不疲。至明代，斗蟋中心已由杭州轉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長孫。朱瞻基初登龍墩時，推賢進士，廣開言路，崇尚節儉，還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內定後，卻由少時“夙夜不倦，日誦萬言”的書癡，變成了歷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權社會中，皇家的權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樂方面的每個念頭，每個奇想，乃至每個示意的眼神，總會很快得到實現。《龕州史料》中，收錄了宣宗的這樣一道詔書：“敕蘇州府知府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樣采取促織，今他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後運自，要一千個。敕至，爾可協同他辦，不要誤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為堂堂天下之主，一國之君，為小蟲事又是下詔，又是差人，又是催辦，這在歷代皇帝的詔書中，恐是絕無僅有的。況鍾以為官清風兩袖、彰善癉惡，而甘棠遺愛，口碑載道，但面對敕令，這蘇州府尹也不得不將進貢蟋蟀去當做最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野史記載，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異蟲，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揚，初時並不得宣宗恩寵。有大臣見此蟲翅上似有兩點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蟲交斗時，驍勇無比，竟使得宮中所畜養的蟲王皆俯首稱臣。宣宗這才移情別戀，獨鍾梅花翅。恰在這時，蘇州一姓朱的鎮撫，獻上一只名日“金絲黃麻頭”的凶蟲。此蟲頭呈蜜蠟色，兩須橙黃，六足粗壯，兩翅燦若金箔。宣宗御覽後，樂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無廝殺對手，便傳旨著梅花翅與黃麻頭於金鑾殿上捉對格斗，並著臣子宮人聚殿觀陣。
黃麻頭與梅花翅幾經交口，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黃麻頭來了個“霸王舉鼎”，將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斗柵……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蟲奏凱”時，才恍然醒悟。當他得知此蟲乃朱鎮撫所獻時，便傳旨：“金絲黃麻頭賜宮花披紅巡各殿，朱鎮撫加官兩級，赤金萬兩。”
《吳縣志》載，朱鎮撫橫征暴斂，殘民以逞，被百姓詈罵為“吳中四凶”，並把朱這種“巧將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虛籠小蟲”的行徑，視作吳人的“百年大辱”。
趨炎附勢，阿諛逢迎，攀龍附鳳，望風希指，是“皇權政治”的一種通病。帝王希冀長生不老，有人會傳煉丹之技；萬歲耽於溫柔之鄉，有人會獻秘房之術；聖上喜聽頌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氣東來的種種吉祥征兆。天子朱瞻基纏綿斗柵，自然會有人阿其所好。
朱鎮撫以一只小蟲，官進兩級的“示范性”，自然會使得一些官迷們，巴不得搜盡天下名蟲集於一宮，以達他們升官晉爵之目的。
其時，全國盛傳這樣的民謠：“促織曜曜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標榜“朕以安民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為了他一人一己斗蟋時生發的情感上的歡快，竟使多少百姓為進貢小蟲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記下這樣一則故事：蘇州楓橋一小小糧長，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蟲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駿馬易得一上品小蟲。糧長之妻聽說小蟲乃大馬所換，納罕驚怪，便趁其夫不在捨時，悄悄打開蟲罐看個究竟，誰知小蟲從罐中一躍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雞一口啄食。婦人深感惹下禍端，便自縊而死。糧長歸家，見罐空蟲失，妻子懸梁，既為亡妻悲傷又覺蟲差難交，他也尋一根粗繩自盡，與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橋……
由是觀之，一代文章聖手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的名篇《促織》，並非向壁虛構，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蟲刺斫大明王朝之腐敗，可謂力透紙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著宮廷，浸染著大臣，感染著京城，也習染著百姓。於是，從帝王後妃到三公六卿，從富商大賈到販夫走卒，舉國上下掀起了養蟋、斗蟋的沸沸揚揚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織志》開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當時京師“蟋蟀熱”之熾之盛：“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以引斗為樂。”
人們所以捕捉蟋蟀“如饞貓見鼠”，當然不全是為了娛樂，攫取金錢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蟲人，玩蟲者忽略了快樂天使那精妙動人的音樂，使更多的斗蟲人加入到了賭徒的行伍。《萬歷野獲編》中記載：“吳越浪子尤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僅在位十載便駕崩，但由這“蟋蟀皇帝”點燃起的全國性的“斗蟋熱”，卻絲毫沒有降溫。斯時，除農家的翁媼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將斗蟋作為娛樂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則將小蟲當做一種賭具，使斗蟋成了賭博的代名詞。
明代文人陸粲在《庚已編》中記述了吳人張廷芳因斗蟋樂極生悲、悲極生樂的軼事：張廷芳乃一賭狂，初時每斗必敗，銀錢輸光後，只得變賣家產物業抵蟲債，其歲歲逢秋必斗，直賭得傾家蕩產，身無寸縷。後經高士指點，獲一蟲王，每戰必勝，不消十數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蟲王死，張悲痛欲絕，嚎啕大哭，為報小蟲知遇之恩，張鑄一銀棺，盛葬小蟲……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蟲、北蟲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們斗遍全國諸多名蟋產地的名蟲後，通過類比，辨析，漸次發現北蟲之斗性優於南蟲。在北蟲中，又以魯蟲為翹楚。齊魯之寧陽、寧津、樂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蒼秀，骨豐實，牙堅硬，皮梟老，性剛烈，斗期長，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場上斫輪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後，從京都大邑到窮鄉僻壤，以小蟲為賭具的博局，隨處可見，只是賭資多寡而已。就連軍中將領也癡迷於斗蟲賭場。
明末將領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太保之要職。當清兵大軍壓境，小朝廷如同魚游釜中之時，馬士英仍容頭過身，大斗蟋蟀，後人嗤之為“蟋蟀相公”。
從南宋的“蟋蟀宰相”賈似道，到朱明王朝中葉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這“蟋蟀相公”馬士英，後人從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結論。作為“歡樂天使”降臨人間的小小蟋蟀，蒙受這等奇恥大辱，實乃背情悖理。這些人世間鬧劇、慘劇的上演，絕不是小蟲兒的過錯，而是人性殘缺的悲哀。
滿族人入關，天下一統。興起於漠北馬背上的民族，本不曉得蟋事，但因受到漢文化的浸潤和融合，又加之蟋蟀這小精靈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宮裡的帝王貴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鳴，宮中遂有了專司畜養蟋蟀的蟲師及太監。因“促織”有催人“紡織”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動，也每每由朝廷的織造府牽頭組織，且於斗前在大街小巷裡張貼海報，以招徠百姓前往觀看。當然，小蟲仍必須作為賭具的角色，方可誘發人們踴躍參與的激情。有史料證明，酷愛權力的慈禧太後亦酷愛斗蟋賭博。她每屆歲秋都要住進頤和園，於重陽節這天開局斗蟋，歷時一月方休。僅此一項，那拉氏每年都大獲一批銀兩……
民國時期，軍閥戰得糜沸蟻動，昏天黑地；小蟲兒也咬得肉薄骨並，雙鋒插雲。津門的蟋事在清代就可與京都比肩，這時，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裡，又從全國各地湧來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勢；而斯時的十裡洋場上海，自會不甘人後，斗蟋也斗得蜩螗沸羹，不亦樂乎。還有資料表明，抗戰時期，全國局部性的斗蟋比賽仍是“雷打不動”，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滬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達到歷史高潮蟋蟀，這上蒼派來人間的“歡樂小天使”，面對國人歷千載而不衰的斗蟋潮，也不得不為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懾於金錢的淫威，而乖乖俯首聽命了。
四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都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心靈之樹上的果實。
近些年來，國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樂及一些有趣的群體行為，均提純到文化的層面去追根溯源，去詮釋闡解，並成為一種習尚和時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傳統文化，紛紛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這自在情理之中；園林文化、建築文化、服飾文化等等，成為學人的研究課題，當也不穿鑿附會；至於猴年有人話猴文化，鼠年有人說鼠文化，兔年有人論兔文化，便顯得“文化”的價值大為貶值；再至於新近有人在小報上提出什麼煙草文化、廁所文化、廚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覺得是鑿空之論，郢書燕說了。當今，“文化”一詞使用頻率之高，已使我們感到這個詞匯的“通貨膨脹”。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有專家學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幟。不明就裡的人們聽到還有這種“蟲文化”，難免忍俊不禁。歷史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見證，只要我們對古往今來的中國有關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進行研讀，只要我們從萬簽插架的書海裡，去搜尋那些關於蟋蟀的忽明忽暗的歷史鱗片進行組合，便會驚愕地發現：那藏在書頁裡“小精靈”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們在傳統文化的長河裡沉浮；而與“小天使”相關連的諸多學科與藝術領域，會把我們引進蟲學與美學的“高等學府”。
琴棋書畫、花鳥魚蟲，古稱“八藝”，向被視為高官貴爵、文人騷客、隱士逸民修身養性的雅文化。在“八藝”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華捨，普及民間。秋野勞作的農夫，捉得一對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觀；山間秋牧的頑童，捕到一只蛐蛐，放入葦編小籠，投進幾顆青豆，便可夜聽其唱……
人在親近自然的靜觀中，在滲透自然的默察裡，與“歡樂小天使”的心靈得以同化，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雛形。
《詩經》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鳴蟲所引發的。自春秋戰國以來，吟述蟋蟀的詩文不可勝記，自宋代以後，關於斗蟋的民謠、歌訣也不絕如縷……斗蟋之戲的普及性及博彩性決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賞，瑜瑕互存。
惡貫滿盈的亂臣賊子，死後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們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隨著其屍骨入土。“蟋蟀宰相”賈似道卻似乎是個例外，他編纂的《促織經》竟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看來，這位奸相不僅只善於漁獵美色與寶玩，而且還工於搜羅天下關於詠記蟋蟀的妙文及民間畜養斗蟋的秘方及歌訣。《促織經》分上下兩卷，集“論賦、論形、論色、論養、論病”於一冊。今人讀來，除覺個別處缺乏科學依據外，通篇都是人們長期捕蟋、畜蟋、斗蟋經驗之結晶。致使後來的蟋事研究者想繞也繞不開這奸相的著作，成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讀書。
習俗往往是人類文化生活的向導。隨著斗蟋熱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詩文灼閃才華的明人袁宏道，於萬歷年間著有《促織志》。此文分“論畜、論似、論體性、論色、論形、論病、名色、養法、治法、總論”等章節，對蟋事抽絲剝繭，言必有中，讀來文采郁郁，辭藻華贍。寫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禎七年進士劉侗，也撰有《促織志》。文中分“產、捕、辨、材、斗、名、留、俗、別”等段落，也將蟋事寫得如畫如真，妙趣橫生。自明至民國，有關蟋蟀的鑒譜、秘要之專著多達十余部。其中民國時期李石孫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譜》，是自宋以降，文人學者與玩家歌詠、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愛因斯坦有言：“科學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銳性和清晰性。”
當我漫游於自宋以來國人對蟋事研究的書林裡，不得不驚歎：即使最博學的昆蟲學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學家，也難以對小小蟋蟀做出這般纖毫無誤的鉤稽與考究。
在一般人看來，蟋蟀這個小精靈，雖然五顏六色，但不外青、紫、黃、黑、紅、白等，而經歷代玩家及愛好者的辨析，僅青色蟋蟀，古譜上就離析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葉青、竹葉青、蘆花青、生蝦青、熟蝦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鐵青等凡30余種，而且每種青色均有歌訣描繪。即使對色彩尤為敏感的油畫家，見青之色竟有這多種，也會擊碎唾壺。
古譜中對紫、黃、黑、白、紅諸色，也復如斯。在尋常人看來，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兩須、兩牙、兩尾、六爪，在形體上差異並不大。而歷代蟲家憑著那機敏銳利的目光和對大自然多種昆蟲的感知，卻將斗蟋的形狀進行了細化加形象化，古譜記有“蝴蜂形、螻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棗核形、龜鶴形、土狗形、蝦脊形……”等近20形，且每種形態，亦有歌訣論之。如《論蚱蜢形》歌日：“頭大肩尖腿腳長，秀釘模樣最難當(難以抵擋之意)。側生身分高而厚，斗到秋深贏滿場。”
選蟲如選將。經歷代玩家之實踐，古譜上對蟋蟀的須、頭、額、眼、牙、項、背、翼、爪、腹、尾等每一個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說，就連人們用肉眼極難觀察到的比米粒還小的蟋蟀之鈴門(即肛門)及其排便情況，古譜上亦有准確的考釋：蟲糞細小且堅實，說明蟲之強壯；糞粗且酥軟，證明蟲之孱弱；如果鈴門紅若塗朱，是為難得的驍勇之將；倘若鈴門色成姜黃，則蟲已近垂暮之期；而鈴門發黑，則是罹病之兆……
歷代蟲家薪盡火傳，對小小蟋蟀的食、飲、住、行乃至生活隱私，也記述得細致入微。明本《重刊訂秋蟲譜》中，載有“促織三拗”，說的是蟋蟀有悖常規的三種行為：一是斗蟋在交斗時，勝者嗚叫而敗者無聲；二是雄、雌蟋交配時，雌蟋壓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後的雄蟋，斗時情緒亢奮，變得更加勇猛……
辨別蟋之鳴聲，是選將拔帥的要訣之一。令人嗟訝稱歎的是，歷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靈敏得如同當今的聲譜儀，在一片蟋鳴中，他們竟能分得出：哪是獨處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嗚叫聲”；哪是受擾蟋蟀向其同伴發出的急促的“警戒聲”；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競斗聲”；哪是尋歡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纏綿的“求愛聲”，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時哼出的亢奮的“做愛聲”……
國人對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謂卓矣，越矣，顯矣，著矣，精矣，絕矣。倘若自明以來的袁宏道、劉侗、李石孫輩再世，他們足可挾其著述，款款走進當今的高等學府，去客串講授——“動物界之節肢動物門之昆蟲綱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識，即使將他們聘為昆蟲學博導，也能名至實歸。
在蟋蟀文化中，還有一道奇異的風景線：歷年斗蟋，每歲產生的蟲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編寫的《功蟲錄》。錄中，對每秋“殿試”中躍過龍門的“蟲狀元”、“蟲將軍”皆“誥封”賜名，並對蟲的形貌、體長、身重、顏色及所斗場次及戰場表現，皆一一形象化地備述。述後，還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頌詩。
清《功蟲錄》載，寧陽有一小蟲獨占整頭後，即被“誥封”為“驍勇大蟲王青金翅”。對該蟲，錄中有無名氏頌詩四首，其三雲：
項闊頭圓體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儀。
諸雄膽破倉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這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現象，這是舊中國有閒階級和幫閒文人對小蟲“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間，每一種生命都有其獨具的自然法則。小小蟋蟀從羽化成蟲到死，僅有三幾個月的時光，故被稱為“百日蟲”。它們鑽土為穴，以五谷雜糧為主食，間啜其它昆蟲。蟋蟀是寬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懷中的小乖乖，上蒼給了它們最大的自由。然而，當它們被人們玩於股掌之上後，尤其從唐代開始被“召進”皇宮後，它們在失去自由的同時，也蟲分五等，身有九級。這小乖乖們被人為地拉開了“階級的差距”，生活的差別。
皇族鼎貴，為炫示富有和滿足人性中的虛榮心，對小蟲兒的吃住，進行了極為奢華的安排。金編銀鑄的小籠，瑪瑙雕成的蟲樓，碧玉鏤鐫的蟲室，無不小巧玲瓏，精美絕倫。這足令身棲草棚茅捨的農夫發出“人不如蟲，蟲比人貴”的喟歎。
至宋代，玩家們漸次發現，小蟲兒有喜陰避光的習性，這才將它們從金玉之捨中解脫出來，讓其改為盆居。在英語中，陶瓷是中國的同義語。而小蟲盆居，更能讓皇室巨富去顯示花樣繁多的奢靡。從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賈似道官號)、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蟲盆，其盆體、盆蓋上，莫不描金繪彩，有的甚至鑲有珍珠和寶石。盆體、盆蓋上的塑雕及圖案，或仿青銅，或摹漢魏，或肖臉譜，或雕雲鶴，或鏤獅球，或刻龍描鳳……在不大的蟲盆上，魏紫姚黃，爭奇斗艷，竟把中國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極致。
皇室裡的蟲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為玉制，飲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鈴房，提蟀交斗時用的過籠，皆由官窯燒制，其圖案之精美，顏色之絢麗，足也令人眼花繚亂。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撥下才會交斗。農家小兒折根黃草當芡草，既能順應蟲性也能玩個盡興；而皇家和貴權用的芡草，則常是鼠須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則是象牙鏤空而成…—．
如果將這些宮廷及王公們使用的集“詩、書、畫、鏤、塑、雕、鑄、鍛、燒”於一體的蟲盆、蟲具匯聚一起，足可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長廊。
難怪當今最負盛名的大鑒賞家、大收藏家、學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飽覽民國時富家養蟲的精捨美器後，在《秋蟲篇》一文中，不乏風趣地寫道：“……我有時也想變成蛐蛐，在罐子裡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來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過籠，長嘯幾聲，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顯貴為蟋事，曾消耗了國人多少聰明才智，曾揮霍了國象多少金銀資財!倘若明清時當權者把玩蟋的濃興移出半分去倡導科學與民生，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於在清末被列強那一條條、一款款辱國條約的利刃，戳成碎片……
《論語》中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雲：“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儒家文化那龐大而影響深遠的思想體系，早巳無孔不入地滲透在國人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感情狀態之中，當然也不會不氤氳於“蟋蟀文化”裡。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馬比君子，常被歷代有良知的文化人，來闡釋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織有“三德”，同是清人的馮芫霽雲則雲蟋蟀有五德：“鳴不失時，是其信也；遇敵必斗，是其勇也；寒則歸宇，識時務也；傷重致死，是其忠也；敗則不鳴，知恥辱也。”但這種聲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畢竟顯得力弱音微。
……
中國的蟋蟀文化，不謂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顆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來，很難分辨它是澀，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隨筆》，實際上是一本近代“功蟲錄”。書中記有從清光緒二十一年到民國二十九年的46年間，全國斗蟋決出的“功蟲”，計有26只。因《斗蟋隨筆》的手抄本發現時巳殘缺，人們能讀到的功蟲只有21只，其中山東蟲占17只，寧陽獨占8只。作為一縣之地，寧陽在全國當是無出其右。
從明清以來，山東便被玩蟲者譽為“蟋蟀王國”，而寧陽、寧津名蟲產地所產之蟲，又是這“蟋蟀王國”中的“御林軍”。
古譜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脈靈秀之地，燥濕得宜之壤。”
凡於秋日來寧陽的玩蟲人，看罷這裡的錦山秀水後，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蟲王應該產生在這裡。
寧陽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歎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橫亙東西，穿越縣境，境內有數十條汶河支流，經緯交織。西部有重巒疊嶂的神童山，東部是沃野平疇。
神童山中，虯干曲枝的古松、古柏，華蓋如傘；扶疏疊翠的老橡樹，巍峨崢嶸；古廟、古剎隱現其間，表明這裡曾是道家、佛門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連綿的丘陵上，有20萬畝百年大棗林。遠遠望去，郁郁蒼蒼，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腳下的汗漫的青黛色雲煙。棗林裡棵棵老棗樹枝干交疊，遮天蔽日，串串瑪瑙般圓潤的大棗，壓彎了干，壓顫了枝，嫩紅、淺紅、緋紅、絳紅、濃紅、紫紅、玫瑰紅、杜鵑紅的棗兒，斑駁陸離，溢光泛彩。棗林四周，間有座座梨園，嘟嘟嚕嚕黃橙橙的鴨梨綴滿枝頭，人們在飽享豐收喜悅的同時，也會為梨枝的負重而擔心……
走進盛產名蟲的泗店、鄉飲、磁窯、伏山等幾個鄉鎮的沃野裡，映進人們眼簾的是一片五谷豐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壯漢還要高過一頭，每棵秸稈上甩有一對尺把長的棒棰；齊腰深的豆田裡，串串飽鼓鼓的豆莢，似要在金風裡隨時炸裂；塊塊棉田裡，株株都是金鈴吊掛，綻出雪一樣潔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豈能不令人發出這樣的詠歎：寧陽蟲的鳴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寧陽斗蟋所以數度打遍天下無敵手，是神童山的鍾秀賦予它們超邁的神韻，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們油亮的翅羽，是棗林梨園的花香熏柔了它們婉轉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補足了它們滂沛的元氣，是田疇裡的豆谷糜粟強健了它們剛勁的筋骨……
歷史是一出永遠沒有結局的連台本戲，常是“龍笙”乍歇，“鳳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閉幕，又是這出戲的新情節的開始。
開國後，賭博、狎妓與嗜食煙土等舊中國遺留下的沉痼惡習，被理所當然地明令禁除，斗蟋之戲也被視為玩物喪志而銷聲匿跡。“文革”時，國人的精神原野被全線冰結。曠世的劫難，扭曲了國人的生命神經；貌似激情的頌歌裡，顫動著理智的失控。人的本性裡含納著動物性的本能，人的情洩性、娛樂性即是動物本能的一種折射。當“紅海洋”的潮水退去之後，留給國人的是一片無邊的精神迷惘……
改革開放後，國人的物質生活開始由溫飽向小康過渡。衣食有著的人們，自會通過各種傳統的和引進的娛樂方式，去宣洩過剩的精力。斗蟋之戲，作為一項有著千載歷史且極富誘惑力的民俗活動，當然不會被國人遺忘，蟋事潛滋暗長，當在情理之中。
“奇”是誘發“好”的先決條件。1981年，上海電視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錄像。小精靈那交口如閃電乃至得勝之蟲發出的鳴唱，既極大地滿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蟲迷心中麻癢，舊夢重溫。
1985年，天津由民間發起成立了全國第一家蟋蟀協會，繼而上海、杭州、蘇州、濟南、廣州、西安、沈陽、哈爾濱等二十幾個城市，也先後成立了“蟋協”。至此，在建國後中斷了近四十載的蟋事之鏈環，終被蟲迷們焊鉚起來。
有著文化積澱的人類，不僅能不斷創造出新的娛樂方式，而且也能對傳統的娛樂方式，進行著花樣翻新。
1989年深秋，全國“維力多·濟公杯”蟋蟀大賽在上海舉辦。翌年秋，亞運會在北京隆重啟幕，為使亞洲及世界來京的友人一睹中國古老文化的豐厚多彩，亞運會組委會特成立了龍潭廟會指揮部，展示各種民間游樂活動。廟會指揮部還委托北京長壽協會蟋蟀研究中心，舉辦長城杯蟋蟀大賽，特邀京、津、滬、魯四地的玩蟲、斗蟲高手參加角逐。這就使得斗蟋之戲，由純民間活動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會前台。
在濟公杯和長城杯舉辦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賽中，山東寧津所產之蟲，高歌奏凱，兩度奪魁，寧津遂引起全國蟲迷的高度關注。在濟公杯和長城杯的大賽中，寧陽蟲又折沖樽俎，獨占鰲頭。此後的1992年秋，上海隊與天津隊兩軍對壘，上海盡遣寧陽蟲搦戰，結果寧陽蟲以泰山壓頂之勢，使天津隊大敗虧輸，比分是10：0。此一戰使寧陽愈發名聲大噪，使全國蟲迷對寧陽蟲口中嘖嘖，厚愛有加。
跋涉於大沙漠中極度於渴的旅人，會把昂貴的金銀珠寶視為沙礫，而把一壺清水當作救命的甘露。這是人們在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出現的商品價值的移位。在悠長的歲月裡，寧陽父老從來沒把遍野歡蹦亂跳的蛐蛐兒視為“金玉有價蟲無價”的商品。在農業學大寨的年代，人們甚至把蟋蟀視作吞食五谷的害蟲，必欲除之而後快。
昔年，寧陽百姓常聽瞽人演唱《濟公傳》。當說書人演唱到濟公這位急公好義的傳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戲耍臨安羅相府的羅公子、一只蟋蟀能值千兩銀子時，寧陽鄉親們無不啞然失笑：這是唱書人逗咱樂的，若蛐蛐那麼珍貴，咱寧陽豈不滿坡遍地都是金銀了……
地處孔孟之鄉的寧陽，民風淳樸，向把土地、稼穡視為安身立命之本。建國之前，寧陽以捕蟋謀生者僅有一王姓之家，住縣城北關王家店。王家地無一壟，僅開有一小茶鋪，王家祖孫三代以捕蟲、賣蟲補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蟲人，自珍自愛，他們於谷地豆壟中捕蟲時，從不損傷一棵莊稼。於瓜田李下捉蟋歸去時，還每每插一“茶鋪王氏來此”的標識，為的是讓園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見王家捕蟲如此仁義，街坊鄰裡也“網開三面”。每當聽到家院內有好蟲嗚叫時，便夜不閉戶，好讓王家人來院中捕捉。看護場院的人，每當秋蟲於夜間盛鳴時，也悄悄離去，是為了讓王家祖孫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靜辨蟲鳴而獲好蟲……但寧陽百姓對當地少見的有地不種而玩蟋斗蟀的農人，一概視為不務正業的“二流子”，除了白眼還是白眼。
在我們居住的這顆星球上，上蒼為人類創造了數不盡的奇物異寶，但它們暴有納入人的享用范圍之內，才能顯示出價值。
蟋蟀這小精靈被當成商品，自南宋以來，便有記載。南宋詞人姜白石在《詠蟋蟀》一詞的序中雲：“……好事者或以二三十萬錢致一枚。”據明清時的有關資料記載，當時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幾十兩銀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為聽蟲鳴，買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蟈蟈，也得花費幾兩銀子……
當小蛐蛐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再度成為商品時，寧陽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說書時，那“只蟋千銀”的說唱並非虛妄之詞。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寧陽人首先懂得蛐蛐竟還能成為商品者，當屬泗店鎮南王村的王爵民。
現年53歲的王爵民，在剛告別開襠褲時便開始玩蟲。在充滿稚趣童興的游樂裡，對蟲兒悟性極強的他，逐漸識別出哪種顏色的蟋蟀好勝，哪種形狀的蛐蛐善打。“文革”後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蟲迷名李永年，悄悄來到南王村捕蟲，玩蟲之心不退的王爵民聞知後，便給老蟲迷當幫手。三個秋天過來，青年蟲迷從老年蟲迷那裡學到了辨蟲、捉蟲、養蟲等十八般武藝。這年深秋某日，老蟲迷攜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蟲興沖沖北歸，王爵民送蟀師至火車站。當列車員見老人包裡裝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時，便順手扔出車窗。時年78歲的津門蟲迷，見狀老淚縱橫，王爵民也徒喚奈何……
進入80年代中期，滬、津、京的蟋事暗潮湧動，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來泗店鎮收蟲，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這在當時等於一縣級干部的月工資。後來，全國各地來泗店的收蟲人漸多，王爵民便率兩個兒子專事蟲業。
某日，一農婦拿著一只連兩元錢都難出手的小蟲找王爵民，王憑著一雙識蟲慧眼，當即將蟲買下，按照津門蟀師秘傳的技藝，經一月喂養，小蟲由紅牙變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購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兒媳到圈中喂豬，往食槽裡倒食時，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順手捉住，交公爹辨識，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從此，“一只蛐蛐換一頭牛”之說，便風傳寧陽。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蟲、收蟲，往返滬、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萬元。時間一長，王爵民與京滬線上的列車長們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攜一批蛐蛐往上海銷售，列車長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幾個錢買下玩玩，王爵民當即拱手相送。那列車長至滬後，拿此蟲到蟲市上去晃晃價兒，沒想到瞬間便有幾十個玩家圍攏過來，一玩家一下搶過這列車長手中的小蟲罐，不容分說，扔下一萬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此事傳到寧陽，使寧陽的捕蟋潮陡漲。
這期間，全國的斗蟋熱急驟升溫，上海又成為全國的玩蟲中心。有報刊披露，在1997年，上海孩童斗蟋不計其內，玩蟲的成年人已達百萬，而全國的玩蟲者多達千萬之眾，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勢。而在此時，寧陽人靠捕蟲、賣蟲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子靠蟲業已蓋起兩幢小洋樓，而泗店羅河村一羅姓農民，後來居上，一家五口連捕帶收，靠小蟲一季收入便達七八萬元，近十載下來，目下正向百萬富翁的行列靠攏……
在寧陽，農民見小小蛐蛐能為自己馱來新房，銜來票子，焉能不眼熱心跳，心慕手追。
外地來寧陽的收蟲者，不乏大款。上海一收蟲大戶，每歲初秋便住進鄉飲鎮的宮家村。這大款帶有三個助手，外加一個專燒上海菜的廚師。每月3000元租住的民房內，冰箱、彩電、微波爐一應俱全，且在每年兩個多月的收蟲季節過後，就將這些家電便隨意棄之，來歲再置新的。
求等性是人類的社會本性，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狀態在近距離的比較中，這種求等性的願望會變得愈加強烈。雖然政治上已取得法定的平等但在物質生活上又與城裡人有著巨大差距的寧陽農民，見收蟲大款如此大手大腳，自會更激起他們求富的欲望。
寧陽縣的領導者們，見遍地皆是的蛐蛐，已成為縣內重要的商品資源，為改變縣裡的貧困面貌，便理直氣壯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打出了“蟲產業”、“蟲經濟”的旗子，並於1998年始，年年於秋季舉辦全國性的“中華蟋蟀友誼大賽”。
由於寧陽蟲在全國各地的斗場上，驍勇無比，屢屢金蟾折桂，來寧陽的蟲迷、蟲販愈來愈多，近幾年，每年都高達十萬之眾。
寧陽，儼然成了蟲迷心目中的聖地“麥加”。
十萬玩蟲大軍潮湧寧陽，使縣裡的大小賓館旅館座座爆滿。身份較低的蟲客、蟲販，只得住進縣城左近幾個鄉鎮的農家茅捨。弄蟲人中不乏錢袋鼓鼓的玩家，他們講究的是吃喝娛樂一條龍；多數蟲販一住就是兩三個月，小酒兒也得天天喝，這就使得寧陽生產的“蟋都酒”得以暢銷；捕蟲需要特制的工具，畜蟲需要陶瓷器皿；來被譽為“蟋都”的寧陽一游，總得留個紀念，那胸前印有“中國寧陽”字樣的中華蟋蟀采集衫，自會成為走俏品……
一蟲帶來百業興，小蟲兒咬活了大經濟。近幾年，寧陽農民每年賣蟲收入達七八千萬元，而十萬弄蟲大軍扔在寧陽的票子多達三四個億。
小精靈的身價在其所產之地，年見騰貴。繼1998年魯北寧津一蟲賣得9800元的高價之後，2000年寧陽一蟲又賣出18000元的天價。
寧陽鄉飲鎮南衛周村有一菜農，前年秋某日，在其栽種的一畝黃瓜塑料大棚裡，忽然發現架下秧上爬滿蛐蛐，便忙喚親朋前來幫助捕捉。一畝黃瓜雖被折騰得架散棚破，但棚中的蛐蛐卻賣得4萬余元，創出一畝地裡的蛐蛐勝過20畝黃瓜的單位面積產值的紀錄……
蛐蛐這小精靈身上所生發出的金錢的磁場，既牽引著捕蟲者身軀上的每一根纖維，也激活著眾多玩蟲人生命的每一個細胞。
寧陽蟲的捕捉時間大抵從處暑開始，持續到白露後的一周左右。2000年的捕蟲旺季，我二進寧陽觀看泗店鎮及肥(城)兗(州)公路那20華裡長的蟲市之後，也目睹過此地農人夜間和白日捕蟲的情景。
那是一個黝黝的秋夜，沉沉的夜幕像黑絲絨般籠罩著田野。我在磁窯鎮一土崗上佇立靜觀。
大概是晚上八九點鍾許，崗下的田埂地堰上，便有一撥撥、一群群的青男壯夫，人人頭戴礦燈、身著迷彩服、手持捕蟲網、肩荷裝蟀器具，貓著腰，步捷身輕地或鑽入墓地老林，或潛入豆叢谷壟，或匿身玉米田中。盞盞礦燈若流螢，似鬼火，在暗夜裡忽明忽滅……
夜色愈來愈濃，秋禾已披滿露珠。草兒花兒都睡了，連遙掛天際的星星也在打盹兒，而夜捕人卻捕興正酣。此時，蟋蟀的鳴聲分外清晰。捕蟲行家都深悉，上品蟲大都在凌晨二至四時才開始鳴唱，它們的鳴唱雖然高亢洪亮，音傳數裡，但叫聲暫短，且間隔時間長，捕蟲人必須有足夠的靈敏和耐心……
東方作曙，夜捕人才漸漸收兵，雖然他們周身被露水打得漉濕，臉上沾滿泥塵，但眉眼和嘴角旁都洋溢著難以掩飾的喜悅。
翌日下午，我在伏山鄉一片剛剛收割了的豆田裡，又目睹了農人白日聯手捕蟲的場面。
豆茬地東西兩側的田邊上，各站有二百余名壯漢。只聽“哎嗨”一聲領呼，兩邊的壯漢們同時發出的有節奏的“嗨嗨”聲。伴著響遏行雲的“嗨嗨”聲，那石夯般沉重的齊步跳，震得大地簌簌發顫……此時，避光而晝棲的小精靈們正在土穴中鼾鼾沉睡，受此巨大驚擾，如同滿月小兒聽到霹靂，全身筋骨都要被震酥。於是乎，小乖乖兒紛紛躍出小小洞穴，倉皇出千逃。這時，立在南北兩側的“娘子軍”和“童子軍”，適時出擊，捕捉急蹦亂跳、失魂落魄的小精靈，人們不分雄雌，不辨優劣，盡將蛐蛐一一擒捉於水桶之中。包圍圈越來越小，最終來了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這情景，這場面，與昔年寧陽惟一的捕蟲世家王氏三代人的捕蟲“信條”，大相徑庭。
捕蟲本是玩蟲人的一項極具雅趣的夜間戶外活動。真正的蟲迷，聽到上品蟲的幾聲夜鳴，會激動得全身發抖，連氣兒都透不過來。有時為捕獲一只名蟲而又不傷其須爪，稔熟蟋蟀有著歸穴性的玩蟲人，常是一夜未獲，三夜佇候，甚至等四五個晚上方能如願……
面對眼前這“大兵團作戰”式的竭澤而漁的捕蟲場面，我不忍心責怪“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兄弟，他們近似瘋狂的捕蟋，也許是被一個“窮”字逼的!且這不近常理的狂追濫捕，畢竟還是靠體力去獲得酬報；而不像某些城狐社鼠，是靠權力的貪占而自甘自肥!
當然，我的心同時也在隱隱作疼——
蟋蟀作為大自然天才的歌手，那聲動梁塵的鳴唱，在商品大潮中似乎已經變了味兒，在某些捕蟲人、蟲販乃至賭徒們的耳中，小精靈們那“曜曜，曜曜”的音韻，已變作金錢!金錢!金錢！
六
在商品社會中，商家賺錢的訣竅，常是把一種名產從豐富之地販到稀少之區，並使其價格由低廉變得昂貴。
如果說寧陽、寧津等山東名蟲產地的農人捕蟋捕得天旋地轉，那麼一些大中城市的蟲市賣蟲賣得更是水沸火燙。
作為近代全國斗蟋中心的上海，民國時期，蟋市主要集中在四馬路(今稱福州路)。當時四馬路街兩旁，有百余家蟲鋪蟲店毗連一起，賣各種蟲具的貨棧商樓，也挨梁接柱。陰文的、陽文的、掛牙子的、帶流蘇的各色賣名蟲、賣古盆古罐的招牌，令人目不暇給。三教九流，風從雲集，闊老逸少，流連其間。被租界中的洋人，稱之為“東方一大人文景觀”。
80年代以來，蟋事暗潮初湧時，上海冷不丁一下冒出十數處蟋蟀非法市場。抽刀斷水水更流，上海市政府因勢利導，於1987年將瀏河路定為蟋蟀合法市場，見蟋市人滿為患，又於1993年一下辟出文廟、曹安路、旱橋、昆明路、本溪路等五大蟋市。其中尤以文廟為盛。
1998年秋，我到上海出差時，曾一睹文廟蟋市的火爆。
這裡的賣蟲者、買蟲者、觀蟲者亞肩疊背，磕頭碰腦；聲聲叫賣，此伏彼起；陣陣喝彩，濤湧浪漲。任何消費市場與這蟲市相比，都會黯然失色。由兩萬余眾匯成的氣浪聲波，簡直要把文廟中那耳不雜聽、目不斜視的孔老夫子端莊斯文的雕像給沖歪了……
小蟲的價格更令我咋舌，這文廟蟲市上，到處掛有一塊塊黑板，上面各自醒目地寫有：“玉頂射弓紅”15000元，參觀費15元；“白黃大翅”1萬元，參觀費10元；“壽星頭”8000元，參觀費8元……在黑板下的攤點上，還擺有各種出版社刊行的精美的斗蟋圖冊，上面印有各色名蟲的玉照。有的攤主，還將自己所持有的名蟲，拍成了放大十數倍的彩照，掛諸店旁，招徠買者……
文廟蟋市的市場管理人員告訴我，這裡每天成交的小蟲多達幾十萬只，價格高低不一。本地一般小蟲一只10元左右，是家長買給小孩玩的；從外地販來的小蟲，價格也很懸殊，一般百元左右一只，這種蟲能被多數蟲迷所接受，至於名蟲的價格，那就由交易雙方各自去定了……
津、杭、蘇等斗蟋熱火的城市的蟋市，也是這般熱鬧。
正如綠茵場上歐洲的足球先生和中國乙級隊的球員，其身價不可同日而語，也如我國演藝界的歌手，縣級文工團的頭號女伶與京城芳名蓋世的女歌星之出場價有著天壤之別一樣；同是兩須兩牙兩尾六爪的斗蟋，其各自的身價，竟也判若雲泥。一只蟲王，在港澳台地區及東南亞一些國家，能換一輛豪華車早就不是奇聞。在寧陽，王爵民父子捕獲的一只上品蟲，被上海蟲販轉賣到澳門，竟被炒到17萬元。
小精靈從大自然母親懷抱裡再次被變成商品後，因了它們的價格高低貴賤不同，也因蟲主想從它們身上得到的欲求不一，它們又身分五等，有的成為盆中貴族、紳士，有的則淪為罐中的監犯囚徒。
小精靈有著自殘性，一旦環境不適應，性情便變得乖戾。有的用頭撞盆觸罐，以求速死；有的牙噬已腿己腹，企盼玉樓赴召。凡有愛憐之心的真正蟲迷無不曉得，這小精靈比大觀園中的林黛玉還難伺候。
每到春夏之交，北京、濟南的玩家們見面時總會問一聲：“接雨水了沒有?”在一問一答中，雙方便知對方年內是否還玩蟲兒。因小精靈懼怕自來水中的漂白粉，人們只能用房簷流下的雨水洗盆刷罐，只能讓小蟲啜飲無污染的井水。養蟲若無老盆古罐，凡購得的新陶皿，須用各種中藥材熬水反復煮燙洗刷。小乖乖之嬌貴，還表現在它們怕煙，怕酒，怕油，忌醋，忌鹼，忌鹽，現代工業文明創造的化工產品，諸如香水、香皂、口紅、眉筆、護膚液等所彌散的異味，皆能給小精靈致命一擊。小乖乖冷了不行，熱了也不行，它們對居室溫度的要求，比當年的江青還要苛刻。另外，最懼怕陽光的小精靈還有潔癖，每周需沐浴一至兩次，暗室中沐浴的澡水須用井水自不待說，且浴盆必須木制。
真正的蟲家，在飼蟲方面也特別講究小乖乖的膳食結構。古譜雲“七分蟲三分養”，現代人卻站在營養學的高度，提出了“三分蟲七分養”的新觀念。行家們對小精靈所需營養結構，進行了程度不一的科學搭配，過去那種“南方米，北方飯”的飼養法已被淘汰。小乖乖所吃的食中，芝麻不可多，玉米、谷子不可少，除雜以黑豆、黃豆外，還要外加茯苓、丁豆、甘草、首烏、蒺藜、蓮子、人參等。小精靈在早秋發育階段，每周還得讓它吃一至兩次河蝦或公雞心。有條件的養主，還會以蟹腿內的蟹絲，鰻魚背上的精肉，給小精靈換換口味兒……
在大千世界中，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謎團撲朔迷離地擺在我們面前，令人大惑不解。但只要我們用心去洞察和思考，總能窺出個中的部分奧妙。
某些玩蟲人，所以對小蟲這樣百般豢養、千般呵護、萬般珍愛，我猜度大致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家境富裕且有閒暇的玩蟲人，他們將小蟲視為小寵物而關懷備至，這是熱愛生命而“推己及蟲”的愛心使然。二是養蟲有癖的玩蟲者，他們把觀小蟲相斗，視為比打撲克更帶刺激的一種游樂。這些蟲迷，勝者得意洋洋，敗者臉貼紙條，頂多以幾盒煙一瓶酒為押注，贏家開懷大樂，輸家赧顏一笑。三為將小蟲作為賭具，進行豪賭的賭徒。情況常常會是這樣，那些價格愈是驚人的小蟲，愈有可能成為賭徒們的造鈔機。他們借助蟋蟀那微小的軀體，善斗的品格，去獲取巨額的不義之款，去賺得血腥的利息……
黃、毒、賭乃社會三大公害，世界上沒有哪一位作家能寫盡它們的罪惡。人一旦染上賭的惡習，便像狎妓一樣著魔，吸毒一般上癮。
小精靈成為豪賭者們的賭具後，人們就無法懸揣那隱藏在它身後的悲劇。賭徒們將渺茫的勝利寄托於小蟲，吝嗇的變得慷慨，穩重的變得浮躁，安分的變得貪婪，而命運之神卻躲在一旁暗自冷笑，給賭徒們以無情的揶揄。
北京已進耄耋之歲的老玩家，莫不知悉清末民初“來大爺”因斗蟋而敗家的故事。
“來大爺”名來幼和，曾住京城交道口圓恩寺處的一府第中。來家本是粵海豪富，在京城開著幾家當鋪，家資萬貫，金玉滿堂。來家食則山饈海錯，穿則錦衣輕裘，出則駟馬高車，動則呼奴喚婢。至來幼和這一代時，家中還雇有專司畜養蛐蛐和蟈蟈的蟲師。來幼和吃喝嫖賭，無一不染，尤沉湎於斗蟋豪賭。十余年下來，來家的產業蕩盡一空，曾被稱作“來大爺”的來幼和，淪為小飯鋪的傭工，像武大郎一般，當爐烙燒餅叫賣。最終流浪街頭，落魄而亡。
民國初年，濟南歷城有兩戶財主，曾是地界相鄰，田畝相挨。兩財主每屆秋高氣爽時，便在毗連的地壟邊的樹陰下作斗蟋之戲。初時，兩人以一壟地作為賭注，甲財主先是一壟一壟地贏；博局一開，乙財主越輸越紅眼，便一畝一畝地賭，仍是贏少輸多；輸家氣急敗壞，便十畝、二十畝地下注。兩個秋天下來，乙地主的數頃良田盡歸於甲。甲地主見不費吹灰之力，僅用蛐蛐的小口便咬出大片沃田，遂賭膽包天，竟提上幾只上品蟲，與濟南府中的斗蟋高手相搏。鄉下土財主哪是城中蟋壇老斗家的敵手!一個斗季下來，甲財主同乙財主一樣，也難有湖口之田了……
人一旦走進賭場，就如同跨進地獄之門。賭場如同魔鬼的陷阱，只要賭者置身其間，必會愈陷愈深，從躍躍欲試到欲罷不能再到鬼迷心竅，直至走向人生最後的沉淪。
民國時的上海，有洪某耽於蟋賭著瘋著魔，竟日忘歸。洪某從父輩那裡繼承下一大筆遺產，且有花園洋房一幢。洪某自幼游手好閒，終日與一些花花公子以蟋賭為樂。洪某自恃家中堆金積玉，在下賭注時，常是一擲便是千塊“袁大頭”。然而，洪某斗蟲僅為“小兒科”輩，常是每賭必輸。至解放前夕，父傳的家產幾被他輸盡，惟三百多只畜蟋老盆及十余部蟲譜完好無損。
“文革”初期，紅衛兵抄家抄得天翻地覆，洪某預感大事不妙。在其家被抄的前一天夜裡，他竟神差鬼使地將老盆及蟲譜轉移於昔年的老傭人家中。
80年代初，斗蟋之戲再演滬上。洪某年已望八，手腳不便，老眼昏花，但對蟋事仍念茲系茲。他自知親自上陣去蟋賭難有作為，便寄厚望於兒子。洪某常給兒子“痛說斗蟋家史”，並一再講述新盆難養好蟲，老盆及蟲譜躲過“文革”大劫之不易，並敦促兒子潛心研讀蟲譜，好在博局上大展“經綸”，以洗昔年家恥。每屆8月，洪氏父子四處尋蟲，直至三百多只老盆裡都裝有蟋蟀。
下棋覓高手，弄斧到班門。1997年10月上旬，洪某見其子斗蟋已入得“法門”，便親督兒子與玩蟲奸詐而聞名的“小胡子”去交搏。一日，擺下博局，每局賭金為1萬元。雙方派遣的斗蟲均從寧陽購得。刁鑽的“小胡子”，以自己的下品對洪家的上品，以中品對下品，以上品對中品，結果因布兵擺陣有方，首局先贏。但洪家父子赧顏一笑，並不氣餒。於是博局再開，洪家押以重金。洪某父子取出寧陽超品“銀線烏青”，去戰“小胡子”的“紅牙青”。年邁的洪某心中竊喜，覺得“小胡子”太嫩。誰知，兩蟲相交，洪家的超品蟲的觸須竟然微微發抖，蟲身也打著激靈，不戰而退……
八十高齡的洪某，一眼便判斷出“小胡子”之蟲是喂過海洛因的“藥蟲”，便惡火攻心，訇然倒地。待兒子將洪某送進醫院，經搶救方保一命。因突發腦溢血，洪某偏癱在家，幾近成了植物人……
香餌之下，必有死魚。當蟋賭中的幸運者面對飛絮般的鈔票倏然而來時，也常常會竊喜的笑容尚未逝去，悲苦的淚水又倏地注滿心田。
上海有綽號“金六”者，曾用一只寧陽蟲一口為其叼來過65萬元。靠賭蟋發跡的他，也曾開起大小11座飯館。近兩年卻不見他來寧陽選蟲、買蟲了。寧陽的知情者經過打聽，方知“金六”於去歲秋的蟋賭中厄運降臨，竟將他的飯館輸得一家末剩……
上海某廠工人大A，粗壯高大，下崗後無所事事，便玩起蟲來。大A之妻雖三十有六，仍容貌秀麗，肌膚似雪，美艷動人。”96年秋，在上海民間組織的蟋蟀擂台賽中，大A所持之蟲，力挫群雄奪冠，獲得獎金200舊元。大賽中，上海一蟲迷老B，是年過半百的大款。他見大A之妻風韻天然，便暗暗打起主意。老B先是吹捧大A斗蟲之技如何高超，使大A飄飄欲仙；繼而又將大A拉進博局，與一杭州賭徒進行蟋賭，使大A連連獲勝，錢袋鼓鼓。老B見大A已入彀，又引逗大A盡遣所持之蟲與上海一些老賭手交兵。結果大A不僅將所贏之錢輸個精光，還欠下了老B兩萬元的債務。屢試屢躓、屢戰屢敗的大A急得抓耳撓腮，只得四處討覓名蟲，精心伺候。他見妻仍每日描眉畫黛，怕異味影響小蟲，見了妻子的化妝品就扔。為此，夫妻倆經常雞撲鵝斗。老B乘虛而入，約大A狂飲。當大A喝得天旋地轉時，老B索要欠款及利息。身無分文的大A，央求來秋贏錢還債。老B執意不應，提出錢不還可以，但必須把其妻借與他用用。大A氣極返家，將老B之語盡告其妻。其妻聽罷，非但沒有懊惱，反而淡淡一笑。實際上，大A之妻與大款老B早已眉來眼去。這時，大A之妻便順手拿起早已裝好的衣物，投奔老B而去……
世間的喜劇有時不需金錢也能產生，但世上的悲劇大半是金錢的魔杖在導演。如果說，這些兩人或數人相賭的蟋局，僅能使幾家數人進入悲劇的幕帷；那麼聚眾大賭的蟋局，不僅會給更多的家庭降下潑天大難，而且還會危及社會安定。
任何科學的發明，都有它的“兩面像”。它能實現人們的幻想，也能撕碎人們的幻想；它在播撒美麗的同時，也在誘發著丑陋。微機、網絡等等，就是如此。
昔年賭徒們聚眾斗蟋，對小小斗柵內的蟲搏，只有蟲主及一位執事(即裁判)能親睹輸贏。賭額下得大的賭家，也僅是坐在斗廳，聽執事報告戰況。那些站在廳外隨彩的小賭戶，只能從唱戰者口中一傳十、十傳百地得悉小小斗柵裡的戰果。而彩電的發明、斗柵內戰況的直播，足可使廳內廳外的隨彩者，同步看到斗柵裡的兩蟲交斗的每一個經過極度放大了的細節。勝蟲一鳴，便知自己的輸贏。這種現代傳媒手段，能使隨彩者感到蟋賭的“公開、公平、公正”，能大大提高了蟋賭的誘惑性和刺激性，也更能招徠賭者，更加刺激某些人一夜暴富的欲望。
1998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上海某賓館四層樓的大廳裡，蟋局正開得火火爆爆。以前，隨彩者進門費底價1萬元，時巳增至5萬元。當警察將這蟋局包圍時，賭徒們驚恐萬狀，慌不擇逃。其中有蟋賭前科者6人，怕再入囚室，紛紛從四樓破窗而跳，結果死二傷四……
在上海，近些年每年破獲的蟋賭案竟達一百多起，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而津、京、杭、濟等一些城市，蟋賭案也屢屢發生。1999年秋，在濟南三環路外的一家大酒店裡，賭蟋者發生口角，眾賭徒抽刀相向，刺得鮮血淋漓，致使數人重傷……
邪惡是對人類美好願望的一種否定。蟋賭案的連連發生，使得某些媒體將本是“人間歡樂小天使”的蟋蟀，視為釀造悲劇、鬧劇、慘劇的禍根，有的甚至呼吁取締民間的斗蟋活動。
然而，我常常發問：小蟲何罪之有!這正如江蘇省民間促織研究會一副會長所言：“菜刀是用來切菜的，有人拿它去殺人，我們不能對賣菜刀者興師問罪。”
七
玩蟲人用於兩蟋交搏的斗柵，昔年多為陶制之盆，今多是有機玻璃所做。一般長20厘米，寬12厘米，高10厘米，其空間大小還抵不上山野村姑用的梳頭匣子，可謂方寸之地擺戰場。作為戰場，它僅容得下古時窈窕淑女的三寸金蓮，卻橫不開赳赳武夫的尺長刺刀。然而這小小斗柵裡，卻能貯滿人的多種欲望和情感。它能使孤注一擲的賭徒，或一夕暴富，得意忘形，或一日敗家，噬臍莫及；它在給眾多蟲迷帶來感官刺激的同時，也能使當今某些“大哥大”、“大姐大”的表現欲、競爭欲、虛榮心等得以無所顧忌地宣洩。
寧陽縣蟋蟀研究會駐會理事長王際雲先生，以教授民間舞蹈及樂器見長，曾任縣文化館研究室主任。王氏自幼鍾情蟋事，卻從不想從小精靈身上求田問捨，因“蟲”假私。近年來，白發皤然的王老先生，有三種編著的蟋書行世。在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刊印的其《斗蟋》一書中，盡收了王氏十數年來珍藏的各種名蟲的彩照及兩蟲交口時的彩圖。王氏在研磨古譜的基礎上，對兩蟲斗口的口法，也一一在書中的彩圖下做了形象的詮釋。
我再次驚歎本來沒有呼吸沒有知覺的單個方塊漢字，一經學人組合，竟變得那般活蹦亂跳，繪影繪神。僅兩蟲相斗交口時的口法，古今蟋人竟命名了近三十種。
兩蟲相遇，斗口連連，快如雞啄米，轉眼幾十口，猛蟲將敵手咬得手忙腳亂，不能應口而敗陣，稱日“啄口”；兩蟲相咬，不分上下，雙方均不敢貿然出口，像摔跤人相互圍轉，旋如推磨，謂之“磨盤口”；兩蟲搭牙，合口之間，一蟲用牙將對方掀向一旁，甚至甩出柵外，叫作“挑口”；兩蟲交口，一蟲咬敵蟲之牙，雙腿蹬地躍起，在半空中扭撕扯拉敵蟲，稱日“飛叨”；兩蟲牙接，一蟲鉗住對方牙齒，用力左右搖擺、摔打，把敵蟲咬傷摔殘，謂之“搖口”；兩蟲相逢，一蟲咬住對方，猛一抬頭，用牙將敵蟲高舉過頂，同時提、拉、鉗並用，叫作“霸王舉鼎”……
小小斗柵內的小戰場，雖沒有古戰場那種驅堅策肥、鼓鳴旌飄，矢石如雨、刀光劍影的壯觀，但卻不乏拼斗的慘烈，廝殺的悲壯，鏖戰的血腥。對於軀體內含有“好斗基因”的人類來說，觀兩蟲交戰，隨著“得勝將軍”的鳴唱奏凱，會令人產生凌雲直上的愉悅，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還會讓人發出“人生能有幾回搏”的感慨。
前兩年，杭州一女郎聞得王際雲對蟋事研究頗有造詣，每歲秋總是乘寶馬車至寧陽，拜謁際雲先生。這位杭州女子，體態裊娜，面容姣好，周身充溢著江浙美女的嫵媚與清雅。她雖年僅二十四五歲，卻因在生意場上游刃有余而成了“千萬富姐”。每見到際雲先生，這杭州女總是讓助手遞上一張50萬元的現金支票，讓際雲先生幫她選覓名蟲。聲言她買好蟲，決非用於賭場，她每年都要贊助杭州幾位與她熟悉的蟲迷一筆款子，民間組織公開會斗時，她僅是現場觀斗，一飽眼福。際雲先生不是見利忘義之人，他深知在名蟲產地寧陽，能賣得上萬元一只的蛐蛐並不多見，便為這杭州女子介紹了當地幾位捕蟲高手，讓他們幫其捕捉好蟲……
這杭州女郎常與際雲先生談及蟋事。每當談到她資助的蟲迷在會斗中如何取勝時，她那白若凝脂的臉上淺淺的酒窩裡也溢滿了笑意。際雲由此推斷：此女玩蟲，純為取樂。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科醫生也難以解剖美女的心思，就連弗洛伊德那樣的哲人恐也難准確判斷麗人的心理。我猜度，這位“千萬富姐”覓蟋不擺賭局是真，但是否還有更高層面的情感需求。抑或是她在一些“奶油小生”身上尋不到大丈夫的氣概，卻從這小蟲身上獲得了某種精神的滿足；抑或她本是一外柔內剛之女子，想從勇猛的小精靈身上，捕捉雄性的元氣、勇氣與志氣，以使她在激烈如戰場的商海中，高揚商帆，再圖大舉……
講排場，愛面子是一種極具普遍性的社會意識行為。除精神病人和植物人，概莫能外。國內外一些文學巨匠，早巳把人的虛榮心刻畫得入木三分。
斗蟋之戲，從興起那日起，便成了國人中某些玩家們展示虛榮心的一個窗口。
民國時期，津門的寓公遺老在參加蟋局時，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鑲玉的太師椅，由家丁前呼後擁，招搖過市；他們裝蟋罐蟀盆用的紅木大圓盒也滿身珠光寶氣。主人進得斗局，在斗廳兩側的華室內，朝煙榻上一躺，就雲裡霧裡，並不把斗廳裡的勝負放在心上，贏了算是意外小錢，輸千把兩銀子也不在乎，要的是這種派頭……至於斯時京都中的巨卿軍棍、財閥寡頭在坐莊斗蟋以及拜祭蟲王時的擺闊程度，更勝津門一籌。
當今的文學作品，比起萬花筒般的社會現實，總顯得黯然失色。誠如歌德所言：“現實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蟲迷，向我講述了一則當代大款斗蟋擺闊的軼聞，驚得我口舌打結，半晌無語。
上海一資產逾億的民營老板，與外地一資產相當的豪富，相約在一黃道吉日，於杭州某大賓館舉行兩蟲相斗，並言定只重友誼，不下賭注，一局分勝負。
這滬上老板從寧陽買得一只“紅頭金翅”蟲王，已試斗六場，連戰皆捷。從滬上出發那天，民營老板偕其女秘，操芡手及扈從等一行十數人，分乘六輛頂級豪華轎車，護送“紅頭金翅”赴杭。這老板知雄蟋喜“一夫多妾”，早已讓手下人在雌蟋中，精擇了5位“美媛麗姝”，讓紅頭金翅在決斗前隨時“采陰補陽”。老板焉能親自上陣，他的操芡手，乃月薪3萬元雇得，並許諾贏後再付重金。此操芡者乃“蟋林”高手，操芡時“誘、提、摻、抹、挽、挑、換、帶、上鋒牽、下鋒牽”等十八般芡法，莫不心手相應，神乎其技……
為一只小蟲，如此興師動眾，大擺派頭，這與當年“蟋蟀皇帝”宣德為得勝之蟲“披花游宮”可堪伯仲，異曲同工，也可足令民國時期京都津門的闊佬權貴斗蟋擺闊的場面相形見絀。當今綠茵場上最負盛名的羅納爾多，拳擊場上頭號拳王泰森，出場比賽時，也決沒有這種闊氣，這種派頭……
如今體育比賽項目中的舉重、拳擊，級別。斗蟋比賽，自明清以來，也是按雄蟋的體重來進行競爭的。因小精靈體重太輕，只得用“毫戥秤”來稱其重量。斗蟋是以“厘”作為最大計重單位的(100厘等於按16兩計斤的老秤的一錢)，八厘蟋即稱得上重量級選手了。
賭博的精義，就是人瘠我肥。有的賭徒為在那瞬息悲歡，倏忽成敗的博局上追逐運氣，常在小精靈的體重上用盡殘忍。為減輕小蟲體重所采取的種種手段，行話統稱為“籠形”。在開斗前一天，有的蟲主僅讓斗蟲食半飽並絕水，可使蟲重下降一厘。斗蟋在饑不擇食時有時會吞食同類，賭徒這樣做的目的，既可減輕小蟲重量，又使小蟲在交斗時如餓虎撲食。有的蟲主，還把斗蟲從老盆換入干燥的新盆中，投進於燥劑，並用紙張裹嚴投入木箱，一囚禁便是半天，使喜歡潮濕的小蟲體重銳減。還有些賭徒，在賭斗前，把蟲罐放進80°C高溫的熱容器中，進行熱處理，使蟲體脫水而減重。這時蟲罐內的溫度，比當今的桑拿浴室還要高出許多，人在這種溫度裡會身熱如焚，怕冷怕熱的小天使哪堪受得了這種折磨，它們輒是從“熱囚”裡放出搏斗一場，即魂歸西天……
任何偽裝都抵不過真實。賭徒們往日那種百般豢養、千般呵護、萬般珍愛小蟲的面紗，此時已被金錢的欲火燒得一絲不掛!
還有的賭徒在兩蟲兩斗時施盡了陰險。有的在芡草上抹上蠅血，以血腥味兒刺激小蟲的斗性；更有甚者，有人竟將當今體育比賽中厲禁的興奮劑也使用到小蟲身上；最不可忍者，是將毒藥抹在小蟲牙上，讓小蟲在毒咬敵手制勝後，自身也很快消亡……
古譜中有“小不斗大，嫩不斗老，長不斗闊，薄不斗厚，有病不斗尋常”等十二不斗的戒律，古人還從斗蟋身上發現了“鳴不失時是其信，敗則不鳴知恥辱”等蟲之“五德”，可當今某些看似道貌岸然的賭徒，竟變得那般凶殘如狼，狡黠似狐。這不能不使人發出泰戈爾在《飛鳥集》中那樣的哀歎：“當人是獸時，他比獸更壞。”
斗場上發生的種種丑惡現象，引起全國各地“蟋協”的高度重視。在組織蟋蟀會斗時，“蟋協”將各代表隊的斗蟋集中起來，統一喂養五至七日再進行比賽。發現有問題者，除禁賽外，並當即取消其會員資格。
中國是個向以“食文化”著稱於世界的國度。但近些年的“食文化”裡，卻被某些人摻雜了暴殄天物的血腥味兒。在泛及全國的吃喝風中，有人以吃過豹肉、金雕、山龜、穿山甲及藍、綠孔雀等，作為向他人炫耀的一種資本。在南方某些號稱“野味”的餐館旁，有的甚至還辟有專讓食客吃的“動物園”。那頑皮可愛的猴子，被人塞進有圓洞的餐桌，露出當場被剃光的猴頭，鐵錘一敲，猴頭洞開，食客用匙勺舀著熱乎乎、白花花的猴腦放進酒杯悠悠品嘗；那花紋斑斕的鹿麂，被人用抽血管刺進動脈，紅殷殷一時不會凝固的鹿血倒進杯盞，供酒徒滋陰壯陽；更令人慘不忍睹的是，那憨態可掬的小熊，被人用利斧砍掉一前掌時，便吱哇亂叫著把另一前掌緊緊藏匿於背後……所謂“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的天性，此時已被人的原罪大大玷污了。
遍野嗚叫滿坡騰躍的小蟋蟀，不屬稀有保護動物。但當人們得知蟋蟀是治療癌症、肝硬化等病的良藥時，南方某些賓館裡又以炸炒蟋蟀，作為一種“食尚”。再加上玩蟲之風席卷全國，致使京、滬許多老字號的中藥房裡，那曾貨源充足的“中華蟋蟀”，已陷入斷檔……
八
2001年仲秋，在寧陽舉辦的全國第四屆“中華蟋蟀友誼大賽”開幕前夕，我第三次踏上了這片樂土福地。
捕蟲、養蟲、賣蟲、買蟲，是斗蟲的“序幕”。近些年，這序幕一拉開，全國各地的十萬弄蟲大軍便湧進寧陽，整個寧陽早已是輪轂相接，肩臂相摩，絲竹管弦，風雷鼓板，熱鬧得“舞袖飄金谷”，“游魚亦翻蕩”。如今的三秋，也早已成了寧陽人比春節還要紅火還要長久的“秋節”。而這全國性的斗蟋大賽一啟幕，便將這秋節推向了高潮。
大賽開幕這天，裝扮一新的古城寧陽，街街花團錦簇，巷巷披紅掛彩。
多年來，寧陽一直注重自然環境保護。縣境西部的神童山，早就被定為省級森林公園；山下那20萬畝百年大棗林盛產的大棗，也被國家衛生部定為“保健食品”；寧陽農作物制種業十分發達，僅其黃瓜種的銷售量已占全國的大半壁江山。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幾十家媒體，聰明的寧陽人自然不會錯過在全國蟋蟀大賽中，宣傳其經濟優勢的機會。於是，“寧陽種子種天下，寧陽大棗譽四方，寧陽蟋蟀霸五洲”的巨幅標語，橫街垂樓，舉目皆是。盛大的斗蟋開幕式，在縣城中心的人民劇院前的廣場上舉行。四面直徑長達四米的擂鼓，各有六名鼓手敲擊，三十八面鼙鼓，同時擂動，絲桐嗩吶，間或吹彈，共奏一曲由縣文化局組織創作的《蟋都雄風》。伴隨著撼天酥地的鼓聲，旱船、腰鼓、獅子隊，有光有聲有色，耍舞得酣暢淋漓。
最令人動情的是孩童們表演的《蛐蛐舞》了。廣場上，百名身著長袖彩衣的少男少女，組成了金谷起伏、玉茭疊浪的秋野。百對男女稚童扮作蛐蛐，他們頭頂上那金燦燦的蟋須，搖動著幼童的爛熳，脊背上那亮晶晶的蟀翅，馱載著稚童的天真。在這黃綠錯綜、紅藍相間的“秋野”裡，百對“蛐蛐”，時而騰躍，時而追逐，時而戲耍，時而搏斗……
隨著百對孩童這惟妙惟肖的仿蟋表演，會場不時歆動，觀者心中似有一條歡樂的小河在流淌……
來自全國的32支蟋隊，經3天90局的激烈角逐，在冠亞軍爭奪時，已成為寧陽蟲對寧陽蟲的表演。
寧陽蟲的戰績再次證明，它們不僅是山東“蟋蟀王國”裡的“御林軍”，更是中國浩浩蟋族中的“常勝將軍”。
大賽結束後，我造訪了昔年寧陽惟一的捕蟲世家“王氏”第三代傳人王學謙。
在近十年寧陽興起的捕蟲、賣蟲熱中，身有辨蟲捕蟲絕技的王學謙，竟金盆洗手，沒捕賣過一只蛐蛐。這位年近花甲，已退休的電氣焊工，仍體健步捷，在家專事養兔。其祖傳辨蟋秘訣，既不傳兒孫，亦不示外人。我問他目下蟋情逐年見長、為何不重操舊業時，他憨厚地一笑道，其爺爺臨終前留下遺言，說蛐蛐與人一樣，也是有靈性的。只要溫飽有著，就不要再去捕捉……
這位老捕蟋者還說，玩蛐蛐只觀其斗而不賭方不失其雅，聽蛐蛐鳴唱，才是玩蟋人的至高境界。
王學謙的這番話語，引起我綿綿的思緒。
由於農藥已成．了各種鳴蟲的“催命符”，“除草劑”也成了蛐蛐的“斷腸砂”，再加上人們對蟋蟀的狂捕亂捉，已使“歡樂小天使”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生存空間愈來愈小。古譜上記載的德州名蟲墨牙黃、保定名蟲竹節須等，皆巳絕跡多年。北京的老玩蟲人無不知曉，昔年北京西北郊的蘇家坨、東北郊的回龍觀，所出的蛐蛐又大又好，所產蟈蟈的鳴聲既響且脆。然而眼下，蘇家坨的田野裡，已無蟋跳蟈唱，而商樓林立的回龍觀一帶，水泥木板組成的樓房裡，只能生傳播疾病的蟑螂而不生小精靈蛐蛐了。
蟋蟀在西方某些國家的神話中是一種吉祥物。《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蟋蟀”詞條中這樣寫道：“有蟋蟀存在就等於好運和智慧，傷害蟋蟀便帶來不幸。”寧陽的父老兄弟們，蟋蟀既是你們的“小財神”，也是你們芬芳土地的“保護神”，千萬要百倍地珍愛它們——
因為每一種生命都有它的春天和秋天，都有它獨特的生存價值。上蒼即使創造一朵小花，也得需要千萬載之功……
作者附記：
吾孤陋寡聞，只知世界上有市花、國花，而未嘗得悉哪市哪國有市蟲、國蟲。拙作篇名“國蟲”，乃筆者一人之譫語耳。
我所以將蟋蟀稱作“國蟲”，一是蟋蟀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二乃自然界之昆蟲凡幾百萬種，卻未見何種蟲豸似蛐蛐，與國人情緣竟如此深廣，將其稱作“神州第一蟲”，想不為過。
冠以市花、國花之花卉，須經市民、國民鄭重公推。而不若時下遴選名模，經泳裝、日裝、晚裝等諸項表演後，僅有十數評委打分計票，便可產生。
世人常將所在單位之漂亮女子，謂之校花、廠花，此並非其所在單位票選，只是人們竊語而定。我將蟋蚌稱作“國蟲”，連“竊語程序”也未走，更顯荒唐也。
孩提時，我曾捕蟬於響楊亮柳，燒豆於曠野山塢，偶作斗蛩之戲，夢回常蟋唱聒耳。然投身軍旅後，再未做此等游戲。今我五十又五，每憶兒時，輒嗟童夢難追。我將蟋蟀稱作“國蟲”，無非覺得它之鳴唱，委實動聽怡人。
寫此文時，我小住故宮後某部招待所，筆耕疲憊，常沿街彳亍。一日午飯後，剛至北海東門，耳畔有蟲鳴之聲不息，乃喜難自禁。趨前觀之，蟲鳴之聲，卻是從貨攤之玩具內傳出。玩具狀若花生果，長三寸許，殼乃樹脂做成。殼中或裝蛐蛐，或盛蟈蟈，鳴蟲皆為銅片所制，蟲鳴之聲采用感光技術、由蜂嗚器發出，殼蓋開之蟲則鳴，閉之聲則啞。我購得幾只，放諸床頭，然此人工技巧之物，鳴聲板滯單調，絕無秋野月夜蟲嗚的天籟之音。
大自然的鳥鳴蟲唱，能將人類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的音符清除。明代袁宏道筆下之京都“家家皆養促織”的鳴聲早巳不再，豈不悲哉!
我想，即使從保護蟋蟀這“天才歌手”的角度而言，稱其“國蟲”，尚不會引起讀者諸君之非議。
古人雲“王顧左右而言他”，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相信有讀者看罷拙作，或許還能為我列出幾條稱蟋蟀為“國蟲”的緣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