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墓本路線，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時刻，十二大勝利召開，胡耀邦當選為中央總書記，與趙紫陽等走上了前台。
胡耀邦曾說：中央常委中，現在是我和紫陽同志共同主持，重大問題向小平、陳雲、先念同志他們請示一下，其餘一般的就定了。
在取得歷史性轉折之後，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時刻，十二大勝利召開，新的中央委員會形成，胡耀邦，趙紫陽走上了前台。
1982年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選出的新的中央委員會舉行它的第一次全會和第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一樓宴會廳，二十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在講台上鋪著雪白桌布的長條桌前主持會議，同出席全會的三百四十七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二百八十多位列席全會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委員，面對面地坐著。這種樸素、親切的氣氛，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次中央全會完全一樣。但這次全會同以往的中央全會有一個不同之處，那就是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年齡比較輕的明顯地增加了。
胡耀邦作為新當選的中央總書記，在一中全會結束前的講話中，代表中央書記處提出了對今後工作的四點意見。一他講完後，滿懷激情地說：
我還要著重強調一點，就是從現在起，今後五年內、、黨和國家的命運，是同我們這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新的戰鬥指揮部息息相關的。我想我們這個領導集體的每一位成員，都會意識到自己肩上的歷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時時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夠不斷前進，作出新的貢獻。
我們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但可以擔負起重大的歷史責任，而且應當比上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做得更好一些。
這一席充滿信心的語重心長的講話，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鳴。春雷般的掌聲，頓時席捲全場。
一中全會剛剛結束，中央領導同出席、列席全會的人們就來到樓下洋溢著歡愉氣氛的大廳裡。全體十二大代表和候補代表。共一千七百多人，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多梯級的鋼架上，等待著同中央領導一起合影留念，這是又一幅別開生面、激動人心的圖景。在圍成一個半圓形的鋼架前，擺著約摸兩百來張靠背椅。十二大的秘書處規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座位外，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代表或候補代表都有座位，而七十歲以下的，不論他擔任什麼職務，都是或者站立在鋼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當選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谷牧、陳丕顯、胡啟立，候補書記喬石、郝建秀，國務委員黃華等，這些不到七十歲的領導人，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後面。新當選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楊勇，則同人民解放軍代表團一起，盤腿席地而坐。雖然他今年已六十九歲，可是按規定，也沒有坐在椅等上。代表們笑著議論說：這正是我們黨所倡導的敬老尊賢，黨內平等，不搞特殊化等優良作風和傳統的具體體現。
解決好幹部隊伍的新老交替，盡快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問題，是十二大的主要議題之一。從歷史上看，交接班的問題從來都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一件大事。這個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過慘痛的教訓，在中國黨內也有過嚴重的教訓。十二大順利地、有意不紊地進行交接班，這是罕見的。正如陳雲講話中指出的，這證明中國共產黨已經進一步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偉大的黨。ˍ
新老交替的問題，在中國是六十年代初期開始被提出來的。那時候，黨中央領導的年齡在六十歲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年齡在五十歲左右。有鑒於此，黨中央和毛澤東曾提出，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以後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這樣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盛衰存亡的大問題被擱置下來。
幹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問題一年比一年更嚴重地擺在黨的面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9年7月底，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已經確立了，現在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組織路線的問題。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他大聲疾呼：現在擺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一些年輕的身體好的同志來接班。他語重心長地說；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說，十年後再看。……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遠一點。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後來，鄧小平又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強調說：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要憂國、憂民、憂黨啊！
鑒於黨歷史上曾經有過把林彪當接班人寫進黨章，林彪摔死後又提出王洪文當接班人那種側重個人交接班的失敗的教訓。黨中央確定，新老交替採取集體交接班的方式。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在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經過深思熟慮，建議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處於第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機構，書記處和國務院的領導要逐步年輕一些，增選比較年輕一點的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主持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工作。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王震還提出，他們在五屆三次人代會後不再兼任副總理。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他們的建議，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並選舉了書記處的其他成員。
19gr）年9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建議，任命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同時任命幾位年紀較輕的同志為副總理、這是中央為解決新老幹部交替而採取的第一個重大步驟。
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由於犯「左」的錯誤而提出辭職。在醞釀新的人選時，儘管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黨公認的，但是他推薦了胡耀邦擔任黨中央主席，得到全會的批准。他的這種胸懷，為黨實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輝的榜樣。
1982年上半年中央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機構改革，是中央為實現幹部隊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驟地實現新老幹部交替的又一個重大決策。這次改革，不僅使中央一級的黨政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編制大大縮減，而且使部、司（局）兩級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普遍下降了四至六歲，其中新提拔起來的中青年幹部已分別佔到部、司（局）兩級新班子成員總數的百分之十六和三十二。
十二大決定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這是黨歷史性的創舉，是根據中國黨的實際情況確定的。它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解決黨新老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它的目的是要使中央委員會能逐步更年輕化一些，同時相應地使一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線後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早在七十年代的後期，鄧小平就提出了建立顧問委員會的設想。他同時指出，顧問委員會只能是一種過渡的組織形式，要實現幹部隊伍的年輕化，更重要的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根據新黨章的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工作，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實際上它要對中央委員會起支持和傳幫帶的作用。顧問委員會委員除必須具有四十年以上的黨齡外，還要對黨有過較大貢獻，有較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在黨內外有較高聲望。十二大選出的172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平均年齡為73．3歲，其中81歲以上的有14人，年齡最小的為63歲；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以及抗日戰爭時期人黨的占97％以上；他們中間有64人是上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或候補和委員。
同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相比，十二屆中央委員會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備
年富力強、經驗豐富。具有專業知識的中青年幹部走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
年輕一代黨員中的這些優秀代表，將在老一輩人的直接培養和扶持下挑起重擔，成為最高領導層的接班人。
中央委員會裡112位55歲以下的中青年，是在黨中央這些年來不斷敦促下從全國各地悉心選拔出來，第一批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的接班人。年輕一代黨員中的這些優秀代表，這些將要在中央領導同志直接培養、扶持下挑起重擔的後起之秀，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中央決定趁一中全會召開之際，讓他們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全體領導見一次面。
9月13日下午，中央領導同出席十二大的全體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合影留念後，來到大會堂的新疆廳。下午4時半，39位新當選的年輕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懷著興奮的心情依次步人大廳。中央領導都從座位上站起身來，表示歡迎。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等和政治局、書記處的其他領導人，這一天全都到場了。這種「滿堂紅」的歡迎方式，使那些年輕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既興奮，又有點緊張。他們圍了一圈，坐在中央領導的後面。中央組織部的同志—一唱名，向中央領導簡要地介紹這些新一輩接班人的情況。第一個被介紹的、是52歲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女副部長李淑錚，她是新選出的候補中央委員。當介紹她的情況時，她靦腆地原地站起身來。介紹到最年輕的中央委員王兆國時，胡耀邦插話說：他是小平同志發現的人才，是第二汽車廠的副廠長。王兆國也同前面幾位一樣，原地站了起來。陳雲問他：多大年紀？中央組織部的同志答：41歲。陳雲側過身來對王兆國親切地的招手說：請你再站近些，讓我仔細看一看。王兆國離開座位。來到大廳的中央，臉上激動地泛起紅光。中央領導仔細地端詳著這位1966年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露出了滿意的會心的微笑。輪到介紹下一位時，胡耀邦說：你們膽子大一點站到中間來！於是每一位被唱測同志都照辦了。
中央領導對後輩們的親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使大家解除了拘謹。他們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面前，同中央領導同志—一握手。這39人，還有新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46歲的郝建秀，53歲的民政部部長崔乃夫，53歲的水利電力部第一副部長李鵬，47歲的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52歲的福建省委書記胡平，47歲的交通部女副部長鄭光迪，50歲的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宋健，52歲的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何光遠，52歲的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張壽，51歲的空軍某軍軍長於振武。最年輕的是甘肅省建委副主任胡錦濤，他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只有39歲。另一位年輕的是42歲的李慧芬，她也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任天津無線電聯合公司第一副經理兼總工程師。所有這些人，都是具有現代化知識，精通自己專業的實幹家。
將近一個鐘頭的會見結束了。胡耀邦最後說，今天是同大家認識認識，這一次見面的，只是中央委員會112位55歲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後開全會時再分兩次見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胡趙擔綱制訂「七五」計劃，堅定改革信念，承擔風險。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個幽靜院落，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的一個文件起草小組，正在著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因為這是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央決定由胡、趙親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從一定意義上講，『七五』計劃應該是一個改革的計劃。」趙紫陽在向起草小組的成員傳達中央對「七五」計劃的看法時明確指出了這個總方針。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層意思是說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訂計劃，另一層意思是說計劃要以改革為重要內容。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一再講到：如果我們不搞改革，不堅持開放政策，我們制定的發展經濟的戰略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對「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為了考察「七五」計劃戰略設想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中央領導除了在中南海運籌之外，還到全國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調查研究，廣泛徵求各方面、各階層的意見。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階段，無論是胡耀邦出訪南太平洋五國，彭真對日本的訪問，還是趙紫陽對西歐三國的考察，他們都想到要瞭解中國「七五」期間經濟發展的世界環境，稱一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世界經濟發展「天平」上的份量。
在國內，他們對經濟建設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體細緻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田紀雲等都曾多次到基層瞭解情況，總結新鮮經驗。
與此同時，中央還為起草小組邀請了一些
「外腦」，其中不僅有一些負有盛名的專家學者，還有相當數量的頗有建樹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
從不同渠道彙集的許多重要想法和建議，源源不斷地從中南海傳遞到西郊起草小組所在的大院裡，使在這裡醞釀起草的「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思想框架不斷得到豐富、充實和深化。
經過認真地討論和修改，六月間，形成了（建議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層次和更大範圍討論的第一稿。
於是，一場關係到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前途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討論在中南海內外展開了。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書記處的會議廳裡，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連續舉行了兩次全體會議，對（建議草案》草稿逐句逐字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過了不久，在北京舉行了有207人參加的為時一個星期的大討論，其中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有老中青經濟理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還有特意從地方和大企業請來的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負責人。
在此期間，中央把《建議草案》草稿發至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由當地的黨委常委分別主持召開了同樣的討論會。
在北京的中央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同時都收到了
《建議草案》草稿，請他們仔細閱讀，提出修改意見。
各地參加討論或個別提出過修改意見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經過八易其稿，終於產生了「七五規劃」。
《建議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設想，擬出了一個嶄新的模式：
在「七五」期間，中國的改革將全面展開，要以建立新的管理體制的雛型為目標，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運行機制和調節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這成為「七五」計劃的核心內容。
當然，對於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我們當前仍然面臨的許多困難，中央也不迴避，而是在《建議草案》中都實事求是地指了出來。
胡耀邦指出：無論從經濟形勢上看，還是從改革形勢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在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經預料到的。中央既然堅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擔風險的準備。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那是「因噎廢食」。
胡耀邦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利用兩神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書記處多次討論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一致贊成胡耀邦闡述的一個指導思想：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進一步明確了對外實行開放的戰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爭妍。
30日下午2時半，一輛輛轎車駛進中南海西門，在懷仁堂的朱紅大門前停下。這天，黨中央政治局在懷仁堂的會議廳召開會議，作出一個關係到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懷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場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都是在這裡討論決定的。
政治局會議由胡耀邦、趙紫陽主持，會議要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前不久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提出的關於進一步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議，作出最後的決定。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前，中央書記處在4月19日的例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將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紀要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派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向在外地的陳雲匯報。政治局常委對紀要都表示同意，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然後由書記處提請政治局會議討論。
為了集思廣益，政治局請書記處、國務院、中央顧問委員會等機構的領導人列席會議。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了座談會紀要，決定進一步辦好現有的四個經濟特區（包括把整個廈門島劃為經濟特區），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在這些地方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政策，增強它們開展對外經濟的活力。這是繼五年前在深圳開始興辦經濟特區之後，在實行對外開放方面又一個重大步驟。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區，是我國經濟、技術、文化的發達之地，工農業總產值、工業產值、國民收人、財政收人都佔全國之半；科技力量、對外貿易、企業經濟效益，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些沿海城市連同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和海南島，從北到南形成我國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
加快這一地帶的經濟發展速度，將會帶動、促進全國經濟的發展。這是長期以來，中央反覆考慮的一個戰略思想。現在，開始逐步付諸實現了。
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鄧小平就提出，對外經濟工作是關係我國四化建設的一個戰略問題。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提議，確定了我國對外實行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大戰略方針。
1982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一次會議上，就對外開放和自力更生的關係問題，又作了系統的闡述。他指出，我們十億人口大國的現代化事業，應當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但是，我們又絕對不能圍於過去的狹小圈子裡，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自守、孤立奮鬥。我們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把視野從國內範圍擴展到國際範圍，不但要放手調動國內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國外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長，補一國之短。
他還指出，馬克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各民族之間經濟上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逐步取代了原來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在近代條件下，經濟問題決不是一國的現象，必須聯繫到國際關係來考察，而不能與之割裂開來。
當代許多事例也都說明了這一問題。聯邦德國和日本在戰後經濟的復甦和起飛，都大量吸引了外國投資，引進了外國技術。歷來有大量資本輸出的美國，同時也有大量資本輸人。
1982年美國在國外的資產為8340億美元，外國在美國的資產為6660億美元。據今年5月ZI日出版的一期《美國與新聞世界報道》的預測，到1985年底，美國在國外的資產將達到9500億美元，而外國在美國的資產將達到9700億美元。美國作了很大的努力，從別區引進他們急需的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蘇聯從六十年代以來借用外資累計達280億美元，用來開發石油、煤炭、木材等資源。各國之間經濟交流日益擴大，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一大特點和必然趨勢。
黨中央正是在這樣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確定了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講過，我們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不只是為了解決我國當前缺少建設資金和技術落後的問題，即使將來我國經濟強大之後，對外經濟交往和技術交流，仍將是我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度的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一項長期的國策。
發揮地理優勢，建立經濟特區。胡耀邦說：新事新辦，特事特辦。趙紫陽說：跳出現行體制之外。鄧小平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周口。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五年多，中央和國務院在積極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擴大進出口貿易等對外經濟活動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效果明顯的重要措施。建立經濟特區，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步驟。
興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倡導、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當時廣東省委的主要負責人習仲勳、楊尚昆談到要發揮廣東的優勢。鄧小平提出了辦特區的問題，他說，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要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隨後，中央和國務院派谷牧帶領工作組赴廣東、福建考察，同兩省領導一起研究辦特區的問題。1979年7月，中央和國務院發出文件，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特區，作為吸引外資的一種特殊方式，當時叫「出口特區」。lop年5月，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文件，正式定名為
「經濟特區」。1980年呂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批准建立特區。這以後，中央和國務院在1981年和1982年又發出三個文件，進一步規定了辦經濟特區的各項方針政策。
經濟特區主要是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谷牧在一次講話中將其要點歸納為四條：一、特區的經濟發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資。特區產品主要供出口。特區的經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份並存，以中外合資和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的綜合體。這不同於內地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主。二、特區的經濟活動，以市場調節為主。這不同於內地以計劃指導為主。三、對來特區投資的外商，在稅收等方面給以特殊的優惠和方便。這也是與內地不同的。四、經濟特區內實行不同於內地的管理體制。用趙紫陽總理的話說，叫做「跳出現行體制之外」。
對於經濟特區的興建，中央一直十分關心。試辦特區以來，鄧小平多次給予肯定的評價。1982年，陳雲曾經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先後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作過實地考察，進行現場指導，使特區的建設健康發展，也極大地鼓舞了特區的建設者。
1983年春節前夕，胡耀邦在深圳考察時非常高興地對當地負責人說：你們已經闖開了一個新的局面。我對你們總的評價是，比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他指出：經濟特區是個新生事物，要勇於探索，大膽創新。特區要新事新辦，特事特辦。新事新辦就是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共產黨員的立場不能變嘛！
1月24日至2月間日，鄧小平和王震、楊尚昆去南方，特地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他說他要親自看一看特區是不是能夠成功。通過這次實地考察，他對特區取得的成就表示謝意。他在這三個特區都高興地題了詞。
鄧小平從南方回到北京後，於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領導人座談，討論進一步辦好經濟特區和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問題。
鄧小平發表了極其重要的戰略指導思想。
他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還提出：廈門特區劃得太小了，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除現在的特區之外，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鄧小平概括了經濟特區的作用，他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這個座談會開得非常熱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都很贊成鄧小平的倡議，認為進一步開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繼續實行開放政策的重要部署。也是在這次座談會上，大連、青島、煙台、寧波、溫州、北海六個沿海港口城市被提出來，準備當作進一步開放的城市。隨後，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開始籌備部分沿海城市座談會，進行具體的設計、安排。
「中國政治局面不管怎樣發展，不管在台上的領導人哪一個消失了，決定政局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人心向背。」
胡耀邦會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時，反覆強調了被歷史證明為顛撲不破的真理：順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
胡耀邦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前所奉行的政策順乎民心，這就是我們事業必定勝利的根本保證。他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和幹部，任何時候都不可背離民心民意，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遵循的一項重要準則。
胡耀邦說：「我們黨今年六十一歲。我們黨和國家所以能改變中國面貌，所以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歸根結底是我們適應了時代的潮流，符合了人民意志。今天我們這些在台上的人有點本事，本事從哪裡來？主要是代表人心，也就是我們的政策順乎民心，符合絕大多數人的要求。有了這一條，就充滿信心。離開了這一條，即使是天下的奇才，也要犯錯誤。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誰違背民心，誰就會失敗。」
胡耀邦說：「現在人們對中國的前途很關心，中國究竟向何處去。我看，只能走團結之路，富強之路，統一之路，穩定之路。經濟上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富強起來；政治上要安定；全國要統一，我們不要外國一寸土地，但中國的領土必須統一。安定、富強、統一，是中國人民的人心所向。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黨目前奉行的政策符合民心，這就保證了我國的前途是光明的。」
胡耀邦說：「為了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歷盡了艱險，吃足了苦頭。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吃的最後一次苦頭，十年內亂把中國搞得更窮了。現在還要往窮上走，人民不會答應。
這一教訓很深刻。現在，我們再也不能搞愚昧，搞分裂，把自己搞窮了。」
胡耀邦指出：「現在中國人心思定、思富強、思統一，我們就是要適應這一潮流，順乎這一民心。」
胡耀邦又說：「中國政治局面不管怎樣發展，不管在台上的領導人哪一個消失了，決定政局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人心向背。中國的政局一定會穩定。中國一定會實現四個現代化，使國家富強起來，統一祖國的大業必定要完成。這是人心所向。到底中國會向何處去，我認為，可以概括為：政局必穩，四化必勝，統一必成。
胡耀邦強調：「我們黨要經常教育黨員和幹部不要違背人民的意志。不要違背人心。只要我們順乎民心，我們的事業必勝無疑。」
端正對教育的認識，不能把教育視為純粹的消費事業，而是一項生產投資。
19M年胡耀邦在北戴河會見了著名美籍華裔學者、美國聖他·卡勒拉大學電機工程及電子計算機學系教授陳樹柏及其夫人、兒子。胡耀邦對陳樹柏教授籌辦「中國實驗大學」的建議，表示支持，並給予極大的鼓勵。
胡先生一見面就對我說：「外面很多人說中國是一言堂，其實這個情況已改變了。我這次和你會面，不是代表鄧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黨中央，向你表示籌辦
「中國實驗大學』的建議，已獲批准。」陳教授回憶起這些話不禁帶上了幾分激動。『「胡先生對實驗大學的籌劃，顯然考慮得很仔細。他說，你向中央要求兩億元，我們決定給你兩億三千萬。為什麼呢？因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費一億，二億元剛夠平整兩平方公里的土地。那麼，平整土地後沒有錢怎麼辦？所以我們決定再給你三千萬作首期基建費用。……籌辦期間，一定遇到很多困難，希望你不要碰到困難就洩氣，不要性急，即使辦得不成功，國家一樣感謝你。』」
中央領導人能如此支持和體諒，陳教授怎能不感動？事實上，提出籌辦實驗大學的設想後，支持者固然有，但潑冷水者也不少。一位好心的親友就曾贈陳教授十個字：「即甘冒九死，家國兩無益。」這些意見，陳教授不可能不考慮。然而，每當他想到與胡耀邦的一席談，他就更認定中國在經濟開放後，教育也在開放，而實驗大學就正是教育開放的一個新的突破。有這樣開明的領導人，中國的改革不是很有希望麼？陳教授正是看到了這個希望，所以，他願破釜沉舟，向一切阻力挑戰，為中國的教育創一條新路2
胡耀邦就一篇題為《政支出應首先保證智力投資》的講稿覆信千家駒，讚揚他對國家大事直言不諱的風格。胡耀邦4月29日的覆信說：講稿拜讀過了，你這種對國家大事直言不諱的風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經把這份講稿轉給依林、宋平、丙乾同志，我想他們會認真考慮你的意見。當然，我國教育經費要臍於世界先進之林，大概還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千家駒講稿的要點是：我們過去的傳統觀點和做法是：財政支出首先要保證經濟方面的基本建設，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科學文化放在第二位，這種做法不能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我們要端正對教育的認識，不能把教育視為純粹的消費事業，而是一項生產投資。要把教育投資放在第一位，國家財政支出應首先保證智力投資。教育要走在經濟建設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它的後面，只有在教育發展的基礎上，我國的經濟建設才能很快上去。而不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教育事業。
胡耀邦對查良鏞先生說：中央常委中，現在是我和紫陽同志共同主持，重大問題向小平、陳雲、先念同志他們請示一下，其餘一般的就定了。
胡耀邦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先生談到關於接班問題。胡耀邦說，全國幹部，包括科技人員、教員、醫務人員等，共二千一百萬人。除去教員、醫務工作者，也還有一千二百萬人。老同志總是要一步一步退下來，這是自然法則，不可抗拒，我們的接班問題，總是要一輩一輩上，一批一批退。
胡耀邦說，中央常委六人，葉帥身體不好，一年前就不管工作了。小平同志身體健康，頭腦清楚，一切大事由他掌握，但日常具體工作也不做了。中央常委中，現在是我和紫陽同志共同主持，重大問題向小平、陳雲、先念同志他們請示一下，其餘一般的就定了。我的實際年齡是69歲，紫陽同志是65歲。我們搞不了幾年。我個人想法，到1987年十三大，要慢慢脫鉤、脫身。
胡耀邦還說，目前的中委，三分之二超過60歲。如果說有什麼危機的話，這就是危機。所以明年要下決心補上年輕而能幹的人。
胡耀邦於1984年10且16日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時，談到了「四人幫」和華國鋒、汪東興近況。他說：「四人幫」還活著，他們每天看電視、看報紙。國慶節他們還在電視上看了我們的閱兵遊行。（王兆國插話說：王洪文說，閱兵搞得這麼整齊，很佩服。他對閱兵的武器有評論，說有些武器很有發展。）江青看了電視，她說鄧小平那麼健康，真沒想到……
國慶節那天觀禮，外國記者發現華國鋒、汪興東也照樣上了***。他們不同，他們打倒『「四人幫」有功，不過錯誤也不少。他們還是堅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領袖。華國鋒現在的待遇比我高，我當組織部長時把他的工資提高到三級。我們現在最高的是三級。毛主席54年把一、二級取消了。現在三級的只有小平同志、葉帥、徐帥、劉帥、烏蘭夫、陳雲同志七、八個人，其他的中央負責同志是四、五級，我是五級。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響。
中商海勤政殿，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人接見科學家。胡耀邦提議合影，趙紫陽要科技人員坐在前排中央，他們坐邊上。
1985年1月13日，胡耀邦在會見出席科技體制改革座談會的科學家時提出，中央領導今後要加強同科學家的聯繫。
中南海勤政殿裡，燈光璀璨；水仙盛開，淡雅清香；儘管室外寒風凜冽，室內卻充滿著春天的氣息。人們正在陸續人座。最先來到的是六位科技工作者，接著，方毅、胡啟立。
張愛萍和著名科學家周培源，以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的負責人和幾個部的部長、副部長；相繼進人會議室就座。
這是1985年2月4日下午4點50分。在這裡，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要同在四化建設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六位科技人員座談我國當前的科技政策。
勤政殿，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地方。
平常，坐在會議室這環形會議桌周圍的，全是中央和書記處的領導同志。望著這不平常的地方，六位科技人員心情激盪覺得全身熱乎乎的。
下午5點正，胡耀邦和趙紫陽步人會議室，親切地同到會的科技人員以及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然後就座。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向到會的中央領導同志逐一介紹了六位科技專家。
這邊坐著的兩位中年和一位老年科技工作者，是北京航空學院的講師高歌、曹明驊和他們的指導老師寧晃教授。40歲的高歌，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教授，執教於山東一所大學。十年浩劫中，父親不幸去世，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發動機專業的高歌也被迫改行，到了柴達木盆地西部一個電廠工作。茫茫沙漠中的奇特現象——沙丘在大風中始終保持著自
己形狀，給他以啟示。他終於把沙丘穩定的奧秘用到了噴氣發動機的火焰穩定上，研製出
「沙丘駐渦火焰穩定器」，獲得國家一等發明獎。他的不平凡的經歷和成就，引起了在座的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切。
看到高歌年紀不大便已禿頂，胡耀邦關心地說：「韓愈說他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看來，你比他健康，只是頭髮少了，是不是用腦過度的關係？」
坐在另一邊的是機械工業部成都工具研究所副總工程師黃渲年。提到黃潼年，趙紫陽接過話頭。他對大家說，我和黃潼年是老熟人了。1978年，他主持研製的「圓柱齒輪整體誤差測量儀」取得成功，第一次取得領先於世界的成果，比舊裝置提高工效三十多倍，獲得國家發明二等獎，現在已在全國推廣應用。前幾天，我又參觀了他最近研究成功的「弧齒錐齒輪整體誤差測量系統。現在國際上還沒有這樣的技術。
安徽省農牧漁業廳副總工程師趙乃剛也是中年人，今年46歲，研究的是河蟹在人工半，鹹水中繁殖和養育問題。胡耀邦高興地說，河蟹大家都喜歡吃，多生產了，不管南方、北方都能吃到，是件很好的事。螃蟹價格高，經濟效益也很高。
坐在黃潼年身邊的是80高齡的華中農學院教授章文才。半個世紀來，他潛心研究柑桔。
的育種。栽培和儲藏技術，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他主持培育的多種優良的無核、少核、高糖分柑桔新品種，正在南方十四個省市推廣，一種新品種臍橙，不僅味美，而且個頭大，一個重達半斤多。
胡耀邦說。他嘗過這種臍橙，確實很好吃。趙紫陽也說很好吃。
胡耀邦在瞭解柑桔生產、銷售的情況後問章教授，現在柑桔產量200萬噸，到本世紀末能不能達到兩千萬噸？
章文才回答說，現在我國各地正在大量發展柑桔，預計到1990年便可以超過世界上最主要產柑桔的國家。到本世紀末超過兩千萬噸是完全可以辦到的。
時間靜靜地向前流淌，不知不覺兩個小時過去了。座談結束後。胡耀邦提議：「我們一起照相吧廣
在勤政殿門口，中央領導同志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開始，六位科技人員都往後排站。
「把前排的位置留給引導我們前進的中央領導同志！」大家心裡想。
不料，趙紫陽宣佈：「『今天我們改個規矩行不行？你們坐在前排中間，我們坐在邊上！」
大家想留在後排不動，趙紫陽卻點起名來，把六位科技人員都請到了前排，同中央領導同志交錯而坐。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中間坐著高歌和黃潼年，部委的領導幹部在後面站立。
照相後，中央領導同志請六位科技人員和他們一起吃晚飯。
首都電報大樓的大鐘敲響了，已經是晚八點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站在餐廳門口，同六位科技專家—一握手告別，目送著他們離去。
胡耀邦接見核科學家，從核彈到核電，科學家們找到了更為廣闊的用武之地。
1986年1月21日，胡耀邦接見了來自我國核工業部的十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同部長蔣心雄、副部長陳肇博一起，興沖沖地走進了中南海懷仁堂的後廳。他們之中，有白髮盈頭的核化工學家姜聖階、核物理學家王塗昌，有中年高級工程師和科學家劉興忠、閔耀中、黃齊陶、於敏、連培生、錢皋韻、呂得賢、孫科訓。年長的已近八旬，年輕的也有半歲。在既往三十年的漫長歲月中，他們和他們的夥伴、同事們奮戰在風雪荒原和戈壁灘上，為創建我國的核工業體系、研製戰略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勳。現在，大家稱之為核工業的創業時期已經過去了，國家進入了「七五」計劃建設時期，核工業戰線上的三十萬職工也以更加奮發的姿態，開始書寫核工業創業史的新篇——和平利用核能的篇章。
和平利用核能的方面很廣，究竟應該向哪個方向使勁呢？正在這時，傳來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要同科學家、專家們直接晤商的消息。科學家們高興極了，帶著準備好的建議，來到了中南海。
科學家們剛剛在懷仁堂後廳落座，胡耀邦、方毅、李鵬、楊尚昆、郝建秀等就走了進來。蔣心雄部長向領導人—一介紹核專家們。
親切的問候之後，大家聚攏來合影留念。胡耀邦、楊尚昆走過去拉著姜聖階和王法昌的手說：「年紀大的同志請前面坐！」
座談會在活潑、親切的氣氛中開始了。胡耀邦說：「核工業戰線上的同志們是為黨、為國家和人民作出了寶貴貢獻的。在同志們的努力下，研製成功了核武器，增強了國防力量；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核工業體系；有了一支素質好的核工業隊伍。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全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所作的歷史的、光輝的貢獻的！」
胡耀邦又說，希望核工業部的同志要一專多能，多搞一些多種經營，積極支持所在地方的民用工業，為民用工業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新的貢獻。
「當然啦，過去各方面都支持你們，給你們開綠燈，你們好比在高樓上。現在。希望你們下幾層樓，從高樓上走下來呀！」胡耀邦笑著說。大家也會意地笑了起來。
這次座談會前，李鵬副總理曾視察了我國的核設施，其中包括正在建設中的秦山核電站。在座談會上他說，發展我國核工業的根本方針是：在保證軍工生產的同時，著重發展和利用核能。也就是說要「保軍轉民」。核工業部搞民用工業，要以發展核電為主，當然，也要搞其他的工業。談到這裡，他講了視察中的見聞。他高興地說：我們的核電站建設雖然步履艱難。但畢竟是起步了！發展核電ˍ我們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當然也要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
李鵬告訴大家：「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已經初步決定，把研製建設核電站的工作全部委託給核工業部負責。這樣，核工業部的同志們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了！」他說著，用殷切期望的目光望著在座的核專家們。
胡耀邦贊同李鵬關於核工業部門有廣闊用武之地的說法，他希望核工業部的各部門要廣開門路，同地方工業、廠礦部門、鄉鎮企業加強聯繫，派科技人員支援地方。並說，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也可以同國外合作。
方毅接著說：「保持一支核工業研究隊伍也是很重要的。要不斷輸入新生力量。在研究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時，希望在發展核化工、同位素、激光等方面也創造新的業績。總之，核工業部門的同志們在各方面都大有可為，前途光明！」
胡耀邦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提出關於達賴回國的五條方針，引起了達賴喇嘛的注意，當胡耀邦當選為中央總書記時，達賴喇嘛發來賀電，並希望在將來某一天同他會晤。
1981年7月；胡耀邦接見了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交談中胡耀邦向仍然流亡在國外的達賴喇嘛傳遞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
胡耀邦坦誠地對嘉樂頓珠說：「對達賴喇嘛和追隨他的人，我們開誠佈公地商定這麼幾條：一、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了政治上能夠長期安定，經濟上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這樣一個新時期。達賴喇嘛和追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可以。」
胡耀邦又說，「第二條，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同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佈公，不要採取捉迷藏或者是做買賣的辦法，對於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即1959年的那段歷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曾領導組織武裝叛亂。對這件事即往不咎，足見中國共產黨的誠意！
「三、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胡耀邦接著對嘉樂頓珠說：「我們歡迎他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在談及達賴回國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時，胡耀邦特別說明，「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國人大建議他還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經過協商，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生活上也維持原來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西藏現在年輕的人已上來，他們工作做得很好嘛！當然也可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不要擔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因為國家發展了。」
胡耀邦又說：「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來，給我們一個通知。如果經香港從陸路到廣州，我們就派一位部長級幹部到邊界去迎接他，也發表一個消息。如果坐飛機回來，我們組織一定規模的歡迎儀式，並發表消息。」
「最後，請嘉樂頓珠先生轉達達賴喇嘛，葉劍英委員長、鄧小平副主席、李先念副主席、陳雲副主席和趙紫陽總理等都對達賴喇嘛很關心，希望他善自為之。」
胡耀邦提出的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這五條方針，經過嘉樂頓珠傳遞到達賴喇嘛那裡，引起他的注意。後來，1982年9月，當胡耀邦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達賴喇嘛發來了賀電。賀電說：
當胡耀邦於1980年訪問拉薩時，我便開始信任他了，因為他敢於承認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是值得稱讚的坦率態度。……我現在仍然對胡耀邦抱有信心，並希望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同他會晤。
1980年4月7日，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西藏工作總結報告」，這個報告得到了中央批准。
5月22日，受中共中央委託，胡耀邦。
萬里率領中央赴西藏考察團啟程，前往拉薩。
已經「歲高齡的胡耀邦一到拉薩，便遇上了嚴重的高山反應，但是他仍然堅持和萬里一起分析在西藏的實地調查情況，並閱讀文件、看地區、聽匯報，同西藏同志共商盡快提高西藏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大計。
拉薩之行，使胡耀邦深切體會到西藏的最大問題是貧困，西藏的生活水準遠遠低於其他省份，甚至還低於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同時，他也認識到，農奴制給西藏社會留下的深深傷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醫治好，因此，西藏存在的許多問題是歷史的產物，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這種狀況。
胡耀邦在西藏考察期間i一方面向西藏人民承認了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黨的少數民族政策、一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等，給藏族人民帶來了許多苦難。同時，胡耀邦與中央赴西藏考察團決定採取措施改變西藏的現狀和發展西藏的經濟。
胡耀邦專門召開了自治區幹部大會，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提出「為了實現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這個總目標」，應該做好六件大事。
在這一對西藏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講話中，胡耀邦最後語重心長地說：
明確提出上述六件大事，目的是為了在兩三年內扭轉西藏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過歷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較大的發展，群眾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我們共產黨，就是要為西藏人民、為全國人民、為全世界人民謀福利、辦好事，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奮鬥。
胡耀邦力倡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向蔣經國等人發出邀請。從此拉開了兩岸民間往來的序幕。
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人士1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大會，紀念辛亥革命刀週年。胡耀邦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力倡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胡耀邦充滿感情地說，「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是我們要做的第三件大事。這在紀念辛亥革命刀週年之際，尤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灣在被割讓50年之後，才得復歸中國，而隨後由於國共和談破裂，國內戰爭重起，台灣又同祖國大陸分離達32年之久。這是我們民族多麼深重的不幸啊！」
胡耀邦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又著重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79年元旦發表
《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地宣告了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大政方針，隨後不久，我們提出了盡早實現大陸和台灣間通郵、通航、通商和經濟、科學。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張。國慶節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又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葉委員長的這個談話代表了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我們講話從來是算數的。
胡耀邦提出，國共兩黨向前看，既往不咎，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他說，台灣問題，純屬我國內政，這個問題自然要由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解決。在歷史上，國共兩黨已經有過兩次合作，這兩次合作實現了北伐和抗日的大業，有力地促進了我們民族的進步，現在為什麼不可以為建設統一的國家而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呢？誠然，過去兩次合作都沒有延長下去，但是任何公正的人不能不承認，兩次不幸的分裂都不是共產黨方面挑起的。我們不想在這裡算舊帳，讓過去的一切都成為過去吧！而且讓過去的教訓使今後的合作做得更好吧！
中華各民族從建立統一國家的幾千年來，一貫具有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光榮的愛國傳統。歷史上的國家分裂從來只是暫時的，從來是不得人心的，因而總是復歸於統一。194年中國人民革命的成功，在祖國大陸上永遠結束了幾十年來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人民所要求的國家統一。但是，大陸與台灣至今沒有統一，始終成為籠罩在全國同胞心頭的陰影。胡耀邦由此斷言，「時至今日，中國和世界的形勢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快快結束台灣同祖國大陸分離的要求，已成為日益高漲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胡耀邦又說，現在我們的建議，對於台灣當局方面沒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灣方面還有不放心的問題，也不妨在雙方談判中提出來研究解決。胡耀邦坦誠真摯地說，「由於長期隔閡而存在著某種不信任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觸，不交談，怎麼能消除隔閡，建立互信呢？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難題，還要讓彼此的力量在對峙中互相抵消，我們將何以上對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來的先烈，下對海峽兩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孫後代呢？」
在這次講話中，胡耀邦指出，共產黨決不用國民黨曾經用過的方法來回報，同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過火行為永遠不會再重複。
「在這裡我願意告訴台灣當局，不但孫中山先生的陵墓經過一再修茸，而且奉化塋墓修復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的老家和親屬都得到妥善安置。」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難道蔣經國先生就沒有故鄉之情？就不想把蔣介石先生的靈柩遷移到奉化蔣氏墓地來？」胡耀邦向蔣經國等發出了邀請。
我今天願以共產黨負責人的身份，邀請蔣經國先生、謝東閩先生、蔣彥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蔣緯國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請宋美齡女士、嚴家治先生、張群先生、何應欽先生、陳立夫先生、黃傑先生、張學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請台灣各界人士，親自來大陸和故鄉看一看。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熱烈歡迎。這對子蔣經國等先生和台灣各界同胞有什麼損失呢？
胡耀邦最後總結說，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還是本國10億人的愛國大團結，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毀長城的人，無論高唱什麼不現實的口號，任何人也無法幫助他轉危為安，化否為泰。如果我們能夠互相諒解，互相尊重，長期合作，風雨同舟，使我數千年文明古國真正昂首闊步於世界，中山先生必當含笑於九泉。
同日，根據胡耀邦講話精神，《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統一祖國、振興中華》。
10月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召開會議，發出致台灣工人兄弟姐妹和工會的公開信，歡迎他們來大陸參觀、度假、探親訪友，並願意和台灣工會一起開展活動，進行接觸，加強聯繫，商談促進祖國統一的有關事宜。
11月3日，台灣同學會在京成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進一步落實去台人員和在祖國大陸親屬政策的通知》。
不久，中共中央統戰部又在北京召開了第十五次全國統戰會議。
12月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成立。
12月『31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發表廣播講話，」號召廣大僑胞在「和平統一、振興中華」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為民族的富強、祖國的統一做貢獻。
1986年10月9日，胡耀邦會見愛國人士黃順興、張春男。他藉機向兩位朋友表示，祖國統一是一定要實現的，我們爭取和平統一祖國，要以台灣當權者為主要和談對象，同時也重視其他愛國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在會談中，他告訴兩位朋友，祖國實現和平統一之後，我們將照顧對統一有功的當權者的利益，同時也會照顧其他愛國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從此，他離開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胡耀邦同志畢竟是凡人，不可能沒有過錯。正是由於他的失誤，極少數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於1986年底，在中國大地上，煽起了一股自由化思潮，許多大中城市的青年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活動，提出了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口號和要求。學潮鬧起來之後，胡耀邦同志只強調疏導，而未能旗幟鮮明地採取有效措施來制止這場學潮，致使事態愈演愈烈，形勢日益嚴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開創的安定團結的局面已受到影響，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危及業已進行的改革的四化建設，勢必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這時，在黨內，越來越多的同志對胡耀邦總書記表示不滿。最後是鄧小平同志和黨中央採取有效的措施平息了這場學潮，這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許多領導同志都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意見，這次會議的公報這樣寫道：「胡耀邦同志在會議上檢討了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對胡耀邦同志進行了嚴肅的同志式的批評，同時也如實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績。」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繼續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就這樣，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從此，他離開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為著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振興，為著社會主義祖國繁榮和富強奮鬥了7個年頭。
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閉門謝客，極少在公共場合露面。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們選舉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唯一的一個不負責具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十三大以後，胡耀邦動身去外地休養。先去山東，在煙台小住幾個月。然後又去湖南故鄉和廣西。所到之處，都是深居簡出，除了經常約請一些老戰友、老同志談心，回憶往事，閒暇時打打橋牌，遊覽名勝，卻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所以，瞭解他的行蹤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間，正趕上湖南在寧鄉紀念劉少奇誕辰90週年活動，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趕赴長沙參加這次紀念活動。胡耀邦卻一個人單獨去了花明樓，寄托對劉少奇的懷念和哀思。在去國家森林公園——湖南張家界遊覽時，他婉言謝絕了當地領導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數幾個人遊玩，靜靜地享受大自然天鑿神功的美景樂趣，陶冶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會上曾一度謠傳胡耀邦投奔了蘇聯。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開場合露面，以澄清事實，在3月份召開的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談笑風聲，顯得十分活躍。
在1988年春節過後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個同志前去看望他。
他們在胡耀邦的會客室裡親切交談，互致問候、胡耀邦關切地詢問這位同志的生活情況，「近來物價上漲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這位同志則十分關心胡耀邦的健康。他說還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個多小時，鍛煉身體，其他時間看書會客。當談到1987年初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的情況時，胡耀邦深情地說，他本來不想再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中央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對他說，無論如何要參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體工作。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兩句話，十二個字，即：服從黨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可以看出：這兩句話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條基本原則，體現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