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鞏固，由各大區統治的局面趨於結束，鄧小平和其他大區的高級領導人一起調回北京參與國家的政治領導。他被任命的第一個職務是政府的副總理（當時稱政務院副總理）。這一職務使他和周恩來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於他同毛澤東在政治上的密切關系，先是任命他負責處理黨的高層領導內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後果，然後又讓他負責處理共產黨中央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在1955年他被選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在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個比原來高得多的領導職位）。當1960年底停止“大躍進”時，中共中央和毛賦予他和劉少奇為將來主持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任。
這段時期內，鄧的政治生涯往往從兩方面中的一個方面來描述。一種看法是認為他是親毛派中的一名老資格的成員，毛澤東把他帶入領導班子，主要是由於鄧小平的很強的組織能力，在特殊情況下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另一種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那種受到“紅衛兵”極力擁護的觀點（但不完全是由於那個原因而被懷疑），這種觀點認為鄧特別是在1956年“八大”期間和之後，就中國未來的設想方面與毛的沖突越來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觀點並不完全矛盾。當毛在1956年9月提出讓鄧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曾經表揚過鄧“處理問題的公正、可靠和富有遠見。”根據毛所說：他跟我一樣，雖然有缺點，但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的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他是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又說，他說他不行，我看行。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厲。１毛提名鄧擔任黨內高級職務這一點表明自三十年代初以來——從江西到太行山區、到挺進大別山、再到淮海戰役和渡江大戰—兩人良好的工作關系，由此表明毛能夠依靠鄧來作他親密的助手。
毛是領袖，鄧是部下，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制定政策方面鄧和他的同事們和毛的觀點並不總是一致的。鄧一直是以准確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而著稱，特別在黨的團結或黨的紀律的准則遭到破壞的關鍵時刻，他總是極力陳述自己的觀點以圖說服別人。２當時鄧和其他領導人都認為黨內不僅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還歡迎有不同意見，這樣做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中共的“八大”會議上，代表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選擇展開了暢所欲言、開誠布公的討論。３大家都希望用民主協商的辦法處理問題，而不是用斗爭的辦法。另外，鄧小平和陳雲也早已學會了在什麼時候，該以什麼方式向毛主席提意見，在什麼情況下保持沉默或以缺席的方法進行回避。
領導層的沖突
作為國家政策變化的一部分，劉伯承和鄧小平離開西南調回北京，這意味著地區性政府的結束。總的來說，地方主義不算是問題，設置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僅僅是一種暫時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區領導人主要是因為（以劉鄧的情況為例）在與國民黨內戰結束時，他們在中共軍隊中擔任領導職務。如果他們正好是在他們的家鄉任職，鄧和劉的情況正好是這樣，正是這種令人滿意的巧合使他倆備受當地老百姓的歡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能講當地的語言。1952年，當中共進一步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時，沒有碰到明顯的阻力。劉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陸軍軍校的校長（當時他60歲），鄧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後來在1954年制定的憲法中被稱為國務院），並臨時兼任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和財政部長。
然而，新政體首次發生的較大危機具有一定的地區性。鄧到北京還不到一年，就發現自己處於危機的中心。這次危機的消除在鄧的生活中產生了重要作用。當時東北和華東地區的領導——高崗和饒漱石——開始被解除領導職務（1954年早期），1955年被開除黨籍。４鄧在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僅突出了他是毛澤東的重要助手，而且顯示了他團結各個部門並對其進行領導的才能。
鄧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務是參加國家憲法起草的准備工作。這個憲法最終是在1954年頒布的。他的具體工作范圍似乎是主持選舉委員會的工作。５然而，在1954年6月，他還沒有把第一次國家選舉的最終報告呈遞上去時，６由於高崗和饒漱石事件的干擾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財政部部長（從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鄧的生涯中，這突如其來的轉折——他以前沒有專門從事過經濟財政工作，以後也不會再有７——不僅是由於他和毛的關系影響，還有他和周恩來的關系及財政部那些高級官員對他的滿意的影響下促成的。盡管1953年高和饒都是地方領導，他們也擔任國家職務：高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是中共組織部長。兩人都支持中央實行集權制。這次沖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領導集團中的劉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來，特別是想代替作為毛的副手和將來接班人的劉少奇。
在高崗看來，毛對他是賞識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無恐地展開了攻擊劉和周的活動。他鑒於和蘇聯的關系很好，就攻擊劉和周是反蘇的。他在中共和蘇共關系史上搞了兩面派。他攻擊劉少奇職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領導內最明顯的錯誤路線。他的理由就是：給中國共產黨贏得勝利的是紅軍而不是劉少奇領導的城市地下黨。他試圖以此吸引先前的農村革命者和游擊隊參與到他的陰謀集團中來。高自己曾是西安軍校畢業生，鄧1927年曾分配在該校任職，後來高崗在長征終點的陝北建立了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
高的觀點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鄧小平和陳雲面前卻栽了大跟頭。據鄧在1980年說，當時鄧在高崗游說並與他多次討論這個問題後，意識到有必要為劉少奇辯護，感到高的行為完全是搞地方主義，８他終於——泰維斯提出當時拖延了可能有兩月之久９——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陳雲已經單獨地這樣干了。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公開提了出來。
除了個人的動機之外，鄧和陳所擔心的是高崗這種無視黨的規章的行為，將會對黨的團結造成威脅。特別是鄧小平在1953年後半年接連參加了會議，會上因高崗宗派活動引起的種種緊張氣氛趨於公開化，鄧認為他此刻必須為維護黨的團結而強烈地呼吁。高和饒無疑是在搞陰謀，他們搞陰謀的基本特點，正如後來鄧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是離開黨的章程毫無原則的、廣泛的陰謀活動。
高—饒集團的攻擊經歷了幾個階段：在1953年後半年是他們最猖獗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們成功地使劉少奇做了自我批評；使周恩來接受了人們對他在財政工作中失誤的指責；使財政部長薄一波靠邊站。在那年夏季召開的一次重要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後來薄一波說：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他作為劉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十從1953年初以來，薄一波的稅收改革建議在領導內部引起了紛紛責難，因為這些建議不僅對以前的資本家和私有企業采取了溫和的態度，而且還因為其影響迫使國營企業更直接地和私營企業競爭。在此次會議上，高的發言很犀利。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為薄一波進行了辯護，或者說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於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還是被迫辭去了財政部長。
財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長，並經過一段時間考驗得到財政部滿意的新部長。盡管鄧自己沒有明顯地選擇財政部長的職務，但是他適合這些條件。
鄧是合適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後期，戎子和還回憶起1953年12月鄧部長專門給他講關於“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與財政部其他高級領導人來說，任命鄧是合適的，他們和薄一波一樣都是來自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財政和經濟部門（戎子和是邊區政府副主席），當時這些人雖然沒有和鄧在一起工作過，但在組織上有很密切的聯系。另外，高層領導中正出現的沖突，鄧至少沒有遭到沖突的兩方面的反對。他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受周恩來的保護，現在他能通過財政部長的地位從側面對周進行保護，他以這種方式來對周作些輕微的回報；另一方面，准備支持被高、饒抱怨的人，他們把鄧看作是領導人中一名軍事代表，因為他從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軍隊中任職。高、饒當時有一個看法：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反而比不上來自白區地下黨的人受益多。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3年12月高、饒陰謀的破產，使黨特別重視了黨的團結，規定了反對破壞團結的若干具體辦法，但這些並不能馬上鄧得成功。1954年早些時候，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沒有輕易地得到高和饒的完全坦白。後來，鄧小平通過他的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新職務，在調查高、饒問題的工作中對徹底弄清他們的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3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才提交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最後報告。⑾在高、饒事件中，林彪沒有失寵。所以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為了滿足支持高崗的那些人所提的論調，林彪和鄧小平都進入了政治局，因為他倆都被認作是1949年前軍隊利益的代表人物。另外，鄧成了中共組織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然而，鄧在中共的領導層內作為政界與軍界之間的紐帶作用並沒有就此結束。當1955年9月為承認那些年軍隊在戰爭中作出的貢獻，人民解放軍首次為將軍們授銜時，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鄧作為這次授銜的最後仲裁者。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對軍銜作了暫時性的分配。⑿
毛和鄧的關系似乎又一次成為中共政治的主要關系。鄧能夠使黨的團結和戰斗力得到保證。1954年後半年赫魯曉夫訪問了北京，1958年又來一次。在1957年赫在莫斯科招待了毛率領的中共代表團，鄧也是代表團成員，赫對此有一種有趣的回憶：他不喜歡毛的主要原因是毛從來不說他的黨內同事的好話。赫說：“毛從來不承認他的同事與他平等。毛唯一似乎滿意的一位同志是鄧小平，我記得毛指著鄧小平對我說：
“看見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而且前途遠大。”⒀鄧的屢次提升，使他置於中共組織畫務的核心位置，組織工作就成為鄧這十年的後幾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當時被任命的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的其他成員有劉瀾濤、宋任窮、譚震林和楊尚昆。它的組成清楚地表明中共所強調的團結，因為這些人都代表著黨內各方面的成分：劉瀾濤是陝北蘇維埃時高崗的同事，盡管從1933年以來他們有過多次沖突，最顯著的是1938—1941年期間在太行山區的楊尚昆經鄧的周旋，使他和秘書處的大部分人保持了極好的政治關系。宋任窮曾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訓處副主任。譚震林和鄧小平一樣，自從三十年代就和毛澤東開始了共事。劉瀾濤是薄一波的追隨者，在太行山區是鄧的同事，是1953年受高崗攻擊的主要受害者。
接下來兩年的書記處工作，大部分是組織工作，這是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批准的一個職能完全不同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秘書處。鄧在“八大”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與鄧在1954和1955年擔任的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相比，該職位的權力更大）。鄧受命擔負起了修改黨章的重任，這是他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所帶來的許多主要變化之一。正如他在講話中所闡述的那樣：自從1945年上次大會以來，黨的狀況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我們黨已奪取了全國政權，成了執政黨；黨員從一百多萬增加到一千一百萬，以前這些黨員大部分是在解放區的農村裡，現我們的黨員分布到全國的每一個城鎮；黨的目標已經從奪取全國政權轉變為發展國民經濟。為了適應這種變化了的政治環境，鄧建議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總結，把所有經驗都要適當反映到新的黨章中。⒁
有趣的是，鄧在當時的許多建議不僅預言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將要開始實行的政治改革計劃，而且也是他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山區已經形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繼續。一個例子就是黨政職能清楚地分開，以便加強黨的領導。游擊戰期間，中共必需參與所有的活動，這是它的優勢。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央領導經常批評黨過多地插手和管理政府工作的傾向，以致使政府部門只會等靠黨的指示辦事，加重了黨的負擔，造成了黨的系統的混亂現象。1941年鄧曾在中共北方局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概括地提出類似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這些辦法曾在太行山區實行過，後來在中共北方機關刊物《黨的生活》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黨與抗日民主政權》的文章。⒂
鄧不僅關心行政事務，他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以相當長的篇幅論述了黨的程序和准則。他曾強調：特別是在贏得大眾支持和保持黨的團結方面，要把1935年之後的黨的傳統作為行動指南。這就是黨章中最顯著後來又完全被人誤解的變化之一的基本的來龍去脈。1945年的中共黨章明確規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但在1956年的黨章中將“毛澤東思想”刪掉了，僅留下“馬列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些資料特別是各種“紅衛兵”組織撰寫和分發的資料，尖銳地批判了鄧小平建議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從黨章中刪掉的行為，他們把這看作是反對毛和迎合蘇聯論調的主要依據。⒃那時鄧剛從莫斯科（4月）回來，在那兒他參加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聽了赫魯曉夫對個人崇拜的譴責。⒄一些西方評論家如D·W常和鮑納維亞，曾由於相類似的原因而把鄧與毛關系的破裂追溯到這個時期。⒅
以蘇聯為榜樣跟著蘇聯路子走，不可能是黨內變化的主要原因，因為1953年共青團的章程已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掉了。由於意識形態方面措詞的變化具有極其重要的象征意義，因此這個決定不是由中共領導層集體決定的說法簡直令人不可思議。盡管他在中共“八大”的講話中批評了個人崇拜，但他強調與蘇共不一樣，中共總是認為任何個人和任何政黨錯誤總是難免的，因此我們從來不願采取蘇共那樣全盤否定的作法。而且，這時，實際上是在這前後的很多年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維護黨的紀律和黨的團結。在那種特定的情況下，鄧不無道理地擔憂，當時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正在導致中國政治中越來越嚴重的個人崇拜，這種個人崇拜不僅對毛澤東本人的領導，而且對黨組織的領導都會造成威脅。盡管他不同意毛有關中國未來的一些觀點，但他還是相信只要不威脅到黨的團結，只要決策是由集體來做，意見不一致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歡迎的。事實上，鄧完全懂得毛在中共政治中獨一無二的作用，但他仍然把黨的集體領導看作是一大優勢，因此，他希望繼續對毛澤東思想進行宣傳，即使這個用語已正式從黨章中撤了下來。
他在中共“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重要講話中，以一定的篇幅闡述了在黨內進行辯論的正確程序、集體領導的必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根據鄧的觀點，如果想找到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在黨內進行公開辯論是必要的。在辯論中，個人應暢所欲言，少數人的意見即使是錯誤的也應當受到尊重，黨內斗爭不應采取“過火斗爭和懲辦主義”的政策（鄧自己在1933年曾經歷過的所謂“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另一方面，對待錯誤也不應聽之任之過分遷就。但是，黨的決定一經做出，每個黨員有義務必須貫徹執行。批評和集體領導是黨內民主最基本的保證。沒有批評，每個黨員包括領導干部在內就不可能改進他們的工作作風，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沒有集體領導，政治將會變成個人崇拜。黨章必須公平地適用於每一個黨員，不應該有“個人崇拜”。領導干部相互之間或在對待下屬的問題上不應濫用職權。
除了高崗和饒漱石，鄧沒有點其他人的名，不過他的批評很尖銳。他說：“有少數黨組織的負責人，仍然有個人包辦行為”；“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個人的神化”；和“至今還有不少黨組織的負責人……並沒有采取鼓勵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態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對於批評者采取可恥的打擊報復的辦法”。⒆
肯定在後來，這些講話可能被解釋為是針對毛的。在1955年進行的關於集體化的討論導致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正是這次討論急劇地改變了中國政策的方向。後來這次討論常常受到人們強烈的指責。⒇人們過去認為，毛主席背過中央的其他領導，通過向省一級的領導呼吁新掀起的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是由於當時中央做出了一些他所不喜歡的決策。盡管關於農業合作化高潮來由的解釋現在看來似乎有點走極端，但從1955年後半年起他在政策的形成過程中越來越多地領先省一級的領導人，從而迫使中央的領導同意1956年初的發展速度和“全國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發展的速度。(21)然而，在後來的一些年裡，最能表現毛特征的那些行為和鄧曾在談話中所預言過的那種情況還沒有完全出現。同樣，當時有一些人覺得沒有按黨的准則去做而感到內疚，他們也是鄧批評的對象。
整風運動
關於黨的整風問題，是鄧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講話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並在後來的一年中支配了全黨的政治生活。在這一點上，鄧對於毛關於有必要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的計劃和闡述，還有整風運動的形式等問題，很可能不僅僅是采取一種猶豫的態度。
在某種程度上，1956年在黨內關於整風運動的爭論是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的挑戰。中央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代表團離開了莫斯科，是由於他們對赫魯曉夫的觀點：“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將會有一個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強烈反對。中共也擔心當時匈牙利和波蘭的自由化所產生的影響和對共產黨制度的威脅。
鄧在中共“八大”及後來的講話中都曾說過如能具備三個條件：黨內民主、黨的領導和黨與人民之間良好的工作關系，那麼東歐出現的問題就能避免，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也能得到保證。總的來說，鄧對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樂觀的態度，認為階級斗爭在中國已經基本上結束：“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
然而，對中共的錯誤也進行了特別嚴厲的抨擊，嚴厲地批評他所說的那種“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黨的領導意味著不僅告訴人們做什麼，而且還要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1949年之前曾經實行過的久經實踐考驗的群眾路線的原則一然而自1949年以來他感到許多干部往往滿足於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來黨的隊伍擴大的同時也意味著政治教育的質量必然會下降。(22)
鄧要通過在黨內展開一場整風運動和建立中共的活動受人民大眾監督的機制，來解決黨的工作作風，黨內民主和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等問題，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仍同過去一樣，將會“在馬列主義基礎上，保持黨內團結一致，幫助同志克服缺點，改正錯誤”。來自黨外的監督主要通過工人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委員會）還有各民主黨派來進行。(23)毛對整風的觀點與鄧的截然不同，他的觀點主要是在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認為政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而不是經濟。特別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間，他似乎曾相信為了創造和共產黨密切的工作關系，中國的發展要靠社會各界的知識分子和職業人員政治化來實現——他一生中很多時候幾乎都不能擺脫對這些人的懷疑。這就是他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由來。不象鄧一樣，他認為階級斗爭遠遠沒有結束，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那次著名的講話中，他提出了即使社會主義建立以後仍然繼續存在的各種矛盾，必須采取強硬的措施對待，但其他大多數矛盾需要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教育政策來解決；批評和自我批評需要擴大到整個社會，否則革命就會走向官僚化。鄧1957年4月在西安對黨的干部作《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報告時期確譴責了“大民主”這個廣義上的概念。後來，他指責說東歐的動亂也是由於“大民主”所導致的。(24)
1957年五六月間，幾乎可以對共產黨隨意地進行任何批評，這就是，“百花齊放運動”，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為這不僅對黨的團結造成了威脅，而且更嚴重的是對黨的統治也造成了威脅。(25)事實上，在那些批評共產黨後來受到攻擊的人中，知識分子占很大比例。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殘酷的迫害。正如鄧和其他中央領導所指出的那樣，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知識分子沒有能很好地參與中國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嚴重的。盡管他認為當時的整風運動是必要的，但現在也覺得當時的方法是太過分了，並且有礙於生產力的發展。(26)
大躍進
所謂“大躍進”就是一個動員廣大群眾起來積極參與水土保持工作的運動，在1957年冬季如果從它動員起來的人數來看，這次運動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後來的一年中，依靠動員的原則接二連三出台了許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來形成一套現在稱為“大躍進”的宏觀的發展計劃，其中包括中國試圖僅用十五年趕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業化水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雙百”的這個經驗教訓使得最終采用毛的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發展模式更為可能。陳雲提出的發展戰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個五個計劃的基礎，該戰略曾造就和激勵了一批持“專家救國論”的精英人物。這也是自從1956年以來吸引了知識分子並在1957年5、6月知識分子受到了鼓勵去“監督”中共的一個原因。但是後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誠卻受到了懷疑。
1957年秋天，中共領導層的團結似乎達到了空前的一致，這樣的團結持續了一年多，隨後便發動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毛對他親密的同事們私下宣布，他將在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退居政治二線而讓劉少奇出任主席。這個變動他早在黨的八大上就事先說過並開始著手實施，毛這樣做有助於“大躍進”的產生。那一年中央領導層內非常團結，只有周恩來和陳雲反對“大躍進”這個戰略，但是實際上他們和中央計劃經濟的官員們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間就被撇在一邊了。
“大躍進”的戰略要求以勞動力投資代替資本投資，政治代替技術和經濟，熱情代替專業技術和熟練勞動。“大躍進”反映出了毛依靠規模經濟獲取經濟效益的指導思想——正如他在口號中所概括的那樣：“多、快、好、省”——卻絲毫不考慮減少實際費用。在“大躍進”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煉鋼鐵，產出了大量無用的生鐵；另外還有人民公社，這是一種把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組織起來的龐火的農村集體，這種集體具有經濟、政治和社會功能。1958年大躍進的成果相當驚人，匯報的產量數字都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無疑這是因為當時的國家統計局也被那些狂熱的人所接管，他們認為即使統計工作也必須為政治服務而不能僅僅局限於那些可信賴的數字報表。(27)人們為人民公社歡呼，不僅因為它是農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嘗試，而且還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幼苗”——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的最終目標——這一切成就使蘇共感到很大的震驚。
然而，1958年冬，中共許多領導人開始到各省去視察，去親眼看一看“大躍進”所取得的成就。視察的見聞對於彭德懷等人來說，很明顯是一次極大的震動。彭先去了甘肅，然後去了他的家鄉湖南，還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視察也許是最著名的，因為正是彭的這些視察使他後來在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與毛發生了公開對抗。然而就是在這次視察中，彭發現農民們在挨餓。黨的地方干部私下裡在抱怨“大躍進”的過火行為。
到1959年2月和3月，鄧與其他一些注重實際的領導人一樣，主張步子不要太快，但他們並不是反對“大躍進”的戰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書處舉行的關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毛推崇備至的一件事）的討論會上，鄧認為雖然這樣做有一些明顯的好處，但不要走得太遠太快了，否則的話對教育質量就會產生不利的影響。(28)在另一次討論人民公社的會議上，鄧又提出人民公社並不是行不通的，但它們在生產管理方面接二連三出現了許多問題。(29)
彭德懷沒有鄧那麼沉得住氣，多年來，他和毛的關系時好時壞反復無常，他開始進行廣泛的游說活動來反對“大躍進”和毛(30)。幾年之後，葉劍英（毛之後的人民解放軍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說鄧、劉少奇、周恩來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懷的外境。(31)但另一方面，他們當時沒有對彭給予支持。與毛不同，彭不是一個特別老練的政治家。1959年7月在廬山召開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會議上，他對毛突然采取一種簡單的對抗策略。(32)盡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並且還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銳的意見書。特別是他指責毛犯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左”的錯誤，這些話和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初期毛的對手批判毛的那些話如出一轍，毛對此當然不能接受。(33)
毛用自己中央主席的職務控制了廬山會議的議程，對此作了巧妙的反擊。他給彭扣上了企圖篡黨奪權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還不給彭申辯的權利。他還告誡他的同事們要珍惜他們過去一起度過的歲月，希望他們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由於彭還是國防部長，他警告說“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跟彭德懷走，我就打游擊戰去。”(34)如果對“大躍進”的問題作一番心平氣和的評論，那麼結果可能就不同了。然而並不只是毛感到大吃一驚，似乎彭的支持者也感意外，即使他們在廬山會議前也不知道他將要給毛寫信。結果毛逐漸使沖突升級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彭德懷和他的支持者們作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被革職，意味著暫時平息了對“大躍進”的反對。
彭和他的支持者在8月份正式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鄧小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也沒有參加在這之前召開的歷時一個月之久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這次會議陳雲也沒有參加）。鄧小平這樣做並不完全出於政治原因。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自我批評的檢查中寫道，他當時由於腿有點毛病，所以沒有去參加那次工作會議，並曾寫過書面材料來解釋這件事。這些話聽起來好象是出於政治的原因，但鄧確實在廬山會議前的某個時候玩台球時弄斷了腿，然而確切什麼時候弄斷的還不清楚。(35)麥克法考爾認為他正好是在廬山會議開始時斷的腿，這樣才迫使他退出了會議。(36)由此可見，認為他的缺席沒有政治動機似乎是合理的，但人們對他的腿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有很多說法。鄧這段時期照的像片所顯示的情況與他的腿傷是一致的。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不知道廬山會議將會面臨一場什麼樣的危機，可以相信他是利用中央委員會夏季休息的機會去治療他的腿。在1958年12月直到1961年4月的照片中他通常是拄著一根手杖然而在那之前或之後他從來都不拄手杖。如果鄧的腿確實受了傷的話，那麼鄧在1960年底時對莫斯科的訪問除了討論中蘇關系外也是治療腿的一個好機會。這時中共高層領導正輪流訪問蘇聯，鄧1956年、1957年都去過，但直到後來才被委任於處理和蘇共關系的重任。整個五十年代，中國領導人去蘇聯看病已經成了慣例。
沒有鄧當時對廬山工作會議上所發生的事件的態度記錄，但起碼他對彭的行為可能不滿意。顯然廬山會議後中共的准則對毛不再適用了，中國政治活動的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也許這種變化是不可逆轉的。盡管“大躍進”在轟轟烈烈、熱火潮天地開展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在1960年結束了，毛在政治上也退居到了二線，但很可能鄧在五十年代末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他當時所面臨的困境。
注釋——
１高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龔育之教授答問錄》，載自1993年12月24日《經濟日報》第1版第7版。
２紀登奎後來將他自己和鄧對毛忠誠的行為做了比較。據紀登奎說，鄧小平說話總是直言不諱，而且對毛也總是如此。紀登奎：《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悲劇人物》，載自《中國的大悲劇人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３中共八大會議上的討論，見1956年《新華月刊》第20、21期。
４F·C·泰維斯：《毛澤東統治下的政治生活：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高崗和黨的地方主義》紐約，M·F·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
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草案的說明》，1953年2月11日，載自1953年3月3日的《人民日報》。
６《全國基層選舉勝利完成》，載自1954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
７巴裡·諾頓：《鄧小平：經濟學家》載於《中國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91頁。
８《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79頁。
９F·C·泰維斯：《毛澤東統治下的政治生活》第109頁。
十薄一波：《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載自1991年《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實踐的回顧》第231頁。
⑾《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1955年3月21日，載自《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⑿無據可考。
⒀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共二卷），企鵝出版公司，1977年第1卷第301頁。
⒁《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見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00頁。
⒂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5頁。關於歷史聯系的評論在戎子和：《重讀“黨與抗日民主政權”後的幾點回憶》中可以找到。見楊國宇、陳斐琴、王傳洪編的《鄧小平二十八年間》1989年版第20頁。
⒃參見蔡和森：《鄧小平》香港，宇宙出版公司，1978年第44頁。
⒄廖義錄《鄧小平和蘇共二十大》載於楊國宇、陳斐琴編的《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1992年版第三卷第106頁。
⒅鮑納維亞：《鄧小平》第76頁；D·W·黨：《中國領導層連續危機中的周恩來和鄧小平》倫敦，美洲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26頁。
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19頁。
⒇F·C·泰維斯和沃倫·薩恩：《毛、鄧子恢和農業合作化政治》，載於《中國法律與政府》1993年第26卷第3、4章。
(21)雷德裡克·麥克法考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4年第26頁。
(22)《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0頁。
(23)《共產黨要接受監督》，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50頁。
(24)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50頁。
(25)雷德裡克·麥克法考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18頁。
(26)參見《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29頁；和《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自英文版《鄧小平》第二卷，第279頁。
(27)參見賈起三被任命為國家統計局局長時的講話，載自1959年《新華半月刊》第13期第37頁。
(28)北京大學《教學評論》編輯部編的《高等教育領域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67年4月20日。
(29)《吳冷西的坦白書》載自1968年7月9日《青島日報》。
(30)F·C·泰維斯：《彭德懷和毛澤東》載於澳大利亞《中國事務論壇》，1986年第16期。
(31)范碩和丁家奇：《葉劍英》載自胡華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期，第89頁，引自《葉劍英傳略》。
(3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3)見工會研究院：《彭德懷案件》香港，1968年第7頁。
(34)雷德裡克·麥克法考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17頁。
(35)采訪李銳，1993年3月24日。
(36)在麥克法考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29頁和第407頁的第209腳注中，也說鄧的腿是在打乒乓球時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