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共產黨所有的力量幾乎都投入到這場戰爭的軍事行動中或與戰爭相關的工作中。鄧小平不僅從1938年1月開始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直到抗日戰爭的結束，而且還有後來解放軍在五十年代早期對中國西南的軍事行動中，都表現了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鄧小平步入軍界，首先是毛澤東對他的信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平在軍隊中地位越來越鞏固，逐漸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威信，抗日戰爭結束時，作為劉伯承司令員政委的鄧小平，他們所領導的軍隊被稱為劉鄧大軍。
在鄧小平和劉伯承密切合作的十四年中，首先是鞏固了一二九師在太行山區的地位。後來又擴大了太行根據地和這支軍隊的規模１。他們所建立的根據地最終合並成四個根據地——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魯豫根據地。這四個根據地組成了晉冀魯豫邊區（即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這個邊區本身最終成為1948年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雛形的華北人民政府的一個最重要的行政區。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劉鄧所指揮的軍隊已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最強大的武裝部隊之一了。在後來的解放戰爭中，這支部隊變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南征北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特別是著名的淮海戰役。在1949年至1952年期間，劉鄧在中國西南地區組建了共產黨的政權。通過這些年的征戰，提高了鄧小平在軍隊中的地位，這在後來證明對鄧小平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之後。通過這些年的征戰，使他獲得了動員群眾和執行政策的實際經驗，這個經驗對他未來的執政是很重要的。同時，這些年的征戰使他獲得了眾多同事和部下對他的廣泛支持，這些同事和部下在“文革”後的政治中成為支持他的核心力量２。
八路軍
根據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所達成的協議，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由三個師組成：由林彪領導的一一五師從陝西省三原地區向山西東北部挺進；由賀龍領導的一二○師向山西西北部挺進；由劉伯承領導的一二九師向山西東南部挺進。1937年9月，按照國民黨政府制定的全國統一的戰斗序列，八路軍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但是這個軍隊仍然是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它仍然保持著某種獨立性，其原因就是在改編以前，共產黨已成功地贏得了人民大眾的支持，廣大青年紛紛踴躍參加八路軍，鄧小平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抗戰開始時，鄧小平被任命為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當時的主任是任弼時，鄧的任務最初是分管宣傳，後來他又分管征兵和動員工作。1937年9月初鄧小平參加了由周恩來在山西省會太原（太原兩個月後淪陷於日本人）召開的軍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被任命為由閻錫山、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建立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共產黨代表３。鄧小平從太原和八路軍總部一起轉移到石太鐵路線以北、太行山脈北部的五台縣。鄧小平以此為中心走遍晉東北，相繼建立起各縣的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和與此相適應的為抗戰服務的各種基層社會組織，包括農民協會、工人聯合會及各種形式的訓練班、學習班。盡管可能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各種方法，但是抗日救國的口號對民族主義者肯定最具有感染力４。有趣的是盡管鄧小平在當時見過阿格尼絲·史沫特萊，但是史沫特萊的印象中似乎只記得當時八路軍總部中的其他人，她只記得曾見過任弼時的助手，當時把這位助手的名字錯聽為“汀”５。
然而，在1938年初，鄧小平又一次被調動，和劉伯承到了一起——他們倆早在1931年在江西蘇區就相識６，這次調動，鄧小平被任命為一二九師政委。在抗戰初期，毛澤東似乎已經注意到了鄧小平對一二九師的控制能力，在不久之前，毛澤東對此存有疑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長征途中張國燾拒絕毛澤東對共產黨的領導，特別是拒絕戰略撤退所要到達的目的地。一度時間，他分裂了共產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向蘇聯靠攏，然而最後又在陝北根據地與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其他人會師７。一二九師的前身就是紅四方面軍，1937年8月，毛澤東改組了一二九師的領導班子，任命久經戰場的武將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委。
鄧小平在當時長期離開延安工作，並成為黨內相當引人注目的人物，這些都反映了毛澤東對鄧的信任程度。甚至在1942年和1943年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所發動的整風運動和使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化的過程中，鄧小平也沒有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在毛澤東看來，他與鄧小平之間沒有什麼利害沖突，鄧小平是一個部下而不是一個同事。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顯示出他是能夠被信賴的。
鄧小平被任命為一二九師的政委之後只去過延安三次，最長的一次是1938年的8月到12月，其間還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六中全會的擴大會議；1939年8月鄧小平參加了政治局的擴大會議；1945年6月，盡管鄧小平沒有參加第七屆黨的代表大會，但是他參加了他被選入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並視察了冀魯豫根據地。1939年8月第二次回延安時，鄧小平認識了卓琳，次月和卓琳喜結良緣８。
政委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借鑒蘇聯共產黨的經驗而來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為了創建紅軍，蘇共認為許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需要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和控制，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政委和政治部門的工作與蘇共略有不同，他們的任務不僅是在軍隊中從事政治和宣傳工作，而且還要在老百姓中也從事這種工作。確實在游擊戰的環境中這對中共的事業是極其重要的。在共產黨政權還不太牢固，敵人隨時都可能進攻的游擊區，鄧小平在這樣的環境中曾經戰斗過12年，現在八路軍為了生存下來，需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幫助。實際上，軍隊和黨是沒有區別的，共產黨員白天是農民，到了晚上便成了軍人了。鄧小平當時是游擊區黨的高級干部，負責軍隊中的政治事務，實際上，1942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立了太行分局，鄧小平被任命為書記——太行分局的最高職務。從此他在太行的地位才被正式承認。
劉伯承像鄧小平和一二九師的許多原四方面軍的人一樣，也是四川人。劉伯承生於1892年，是一位久經沙場，足智多謀，驍勇善戰的軍人，在1926年加入共產黨之前，一只眼被打瞎了，1937年後半年，劉率領一二九師從太行山區北部出發通過平定縣，穿越石太鐵路來到太行山的南郊地區，盡管當時一二九師有6千人，比八路軍其它師的士兵多，但遠遠不夠一個師的標准人數。太行山南部地區歷來就是溝通華北與華中之間交通運輸的戰略要地。鄧小平到任之前，劉伯承已經組織了幾次突擊隊，成功地襲擊了日軍和日軍飛機９。然而那只不過是日軍侵華的開始階段，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日軍占領了華北的大部城市，所以太行根據地很快就成為共產黨在敵後開展活動的中心了，甚至在1937年11月朱德把整個八路軍總部搬到了太行根據地。
在太行山區位於邯鄲——長治公路以北的武鄉縣和遼縣（今左權縣，為紀念在此遇難的共產黨將軍左權而改此名）十是太行根據地的中心區。隨著日軍源源不斷地從這裡進入中國內地，主要是通過鐵路運輸的，因此這裡的鐵路運輸線就成了日軍保護的重點了。一二九師在敵後開展了斗爭，建立了抗日的游擊隊，地方政府和與之相適應的系統的社會基礎結構。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共產黨在太行根據地及周邊地區的發展很快，截止1939年底，一二九師活動的區域南面包括黃河沿岸大片區域中的四個根據地，東北面的石家莊——濟南——徐州鐵路線和西北面的石家莊——西安鐵路線包括太行根據地；長治以西的太岳根據地；冀南和冀魯豫地區，這兩個地區都位於京漢鐵路的東面。
一二九師起初能夠取得成功，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日本人的閃電戰進攻速度之快，使其後勤保障無法跟得上。另外的原因是因為共產黨和山西軍閥閻錫山的特殊關系。1936年閻錫山加入了與共產黨的愛國主義聯盟共同抗日，允許抗日組織的活動，到1937年底山西大部分的軍事和群眾組織置於共產黨控制之下。在一二九師活動的這個區域內，也就是後來的大岳根據地，情況更是如此，該根據地不再需要一二九師主力的幫助了。在太岳根據地有山西省共產黨的領導人薄一波、戎子和通過犧盟會控制了當地的閻錫山政府和山西新軍的部隊，直到日本人開始大掃蕩，八路軍的正規部隊才開始了幫助⑾。1938年底，一二九師穿越了京漢鐵路，部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的一段時間，甚至一二九師的師部也搬出了太行山區，駐到了冀南平原。
1940年的大部分時期，一二九師打的陣地戰要比游擊戰多。這一年一二九師開始遇到的敵人是駐扎在當地的國民黨部隊。盡管1937年後國共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但是雙方的沖突是司空見慣的，因而1940年3月雙方通過談判達成了一個協議，該協議的內容是：共產黨的部隊應從太行根據地中與國民黨接觸的地帶撤離到邯鄲——長治路以北；共產黨承認這一地區歸國民黨所有。鄧小平似乎參加了這個協議的制定，該協議肯定完全符合鄧小平爭取國民黨部隊的計劃⑿。
在與國民黨地方部隊達成這個協議的同時，一二九師正與其它共產黨和國民黨部隊准備參加抗日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是由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的。這次戰役是成功的，彭德懷的振奮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日軍的鐵路運輸線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八路軍占領和接受了一些縣和縣城⒀。但是這次戰役所產生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日軍馬上把軍事力量集中對准了共產黨的邊區。
太行根據地
一二九師和它的根據地和邊區，在1940年由於日軍的進攻開始了後撤，在太行山脈的東邊，日軍利用京漢鐵路線作為基地開始修建據點，對共產黨進行封鎖。在西邊，1939年後半年，日軍通過修建了一條從太谷（位於石家莊至西安的鐵路線上）到長治的鐵路線，成功地把太行和太岳兩個根據地分割開。共產黨在1945年取得勝利的功勞應歸功於誰，現在仍然是個相當有爭議的問題啊⒁。然而，在晉冀魯豫共產黨面對日軍輪番的進攻最終能夠生存下來，並且在日軍強大壓力下太行根據地的力量還得到了發展壯大，這些成就應歸功於鄧小平的政治組織才能。
建立和發展根據地是由鄧小平擔任書記的太行軍政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也是中央北方局的任務。從事這個任務包括了與北方局代表楊尚昆的緊密合作。鄧小平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對太行區進行了考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現在流傳著許多感人的故事，說鄧小平曾多次遇到危險，劉伯承是怎樣地為鄧小平的安全而擔憂，總是要求把鄧在外的情況定期向他匯報。現在甚至考慮到為他作為終身的最高領導人寫偶像化的傳記，可見鄧在根據地發展的過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⒂。
然而根據地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太行根據地是四個根據地當中最牢靠的一個，但在1941——1943年中也受到重創⒃。在冀南和冀魯豫地區，地緣政治對共產黨不利⒄。華北的日軍一加強了它的軍事力量，共產黨就立刻轉入地下，在許多情況下這是毫不誇張的，日軍和共產黨經常是共同占有同一個村子，共產黨處於暗處，受一種地道系統的保護。在四十年代初由於干旱和蝗蟲等自然災害對邊區的打擊，無疑使情況更慘了⒅。
鄧小平發展邊區的策略對三種不同典型的人采取分別不同的辦法，第一類是國民黨員、國民黨軍人和他們的追隨者，對這類人鄧希望把他們爭取過來，這在1940年通過當地的停戰實現了這一目標⒆。第二類是傳統的地主統治階級及其追隨著，對這類人是要通過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各種形式來爭取他們。第三類是農民，鄧希望通過經濟上保持他們的穩定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贏得他們的支持⒇。同時，鄧采取措施確保共產黨游擊隊和八路軍家屬及烈屬能得到特殊的照顧和優待。
鄧小平把某一邊區政府的經驗引入晉冀魯豫是很積極的，他學習了緊接太行山脈以北地區晉察冀邊區的經驗。在1940年初由於日軍加強對根據地掃蕩，根據地之間的合作不能進行，鄧小平建議邊區政府的召開一個參議會議，這個會議不由共產黨主持包辦，廣泛吸收愛國民主人士，贏得愛國民主人士最大限度的支持，鄧小平說：“我們共產黨人素來反對一黨專政，既不贊成國民黨一黨專政，也不主張由共產黨包辦政權，因為任何一黨專政的結果，都只能顧及一黨之私，不能顧及全體人民的意志，而與民主政治相違背”(21)。
此外，這個參議會在鄧小平看來僅僅是“臨時的”會議，這不是因為它是戰時的會議，也不是因為它在困難情況下要簡化一些手續，而是因為要使其成為一個直接選舉產生的真正的參議會。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所提出的政策不是要創造一個空想的烏托邦，特別是抗戰中期在日軍經濟和軍事封鎖並有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些經濟政策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使人感到有趣的是這些政策與“文革”後的經濟政策極其相似，截止1942年底，盡管太行行政區需要進口些火柴，但是它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來滿足本地人民的需要，並且還能出口一些自己制造的簡單的商品。邊區政府有自己的管理嚴密的信貸貨幣系統，由翼南銀行發行了紙幣，曾建立了自己稅收體制。1943年稅收幾乎下降了五分之一，如果考慮到當地老百姓當時面臨著蝗災饑荒和其它困難，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並非是國庫財力的減少。
在稅收制度中，與鄧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類似的一個有趣方面是：個體經營者按照他們前幾年平均生產值納稅，剩余的部分全歸他們自己。另一個與後來的改革相類似的是鄧所推廣的“責任制”。這種責任制是通過簽定一個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給個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歸生產者所有(22)。總之，在後來的一些年中，鄧小平巧妙地明確表達了對反對資本主義作法的全面否定。鄧認為：共產黨在本質上不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因為不管在哪種社會中，都應該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鄧小平1943年9月21日在一二九師生產會議上報告中講的：“建立賞罰制度……規定個人生產模范、勞動英雄給予100到200元的獎金。有些同志說這是否過高了，不高。是由於其勞動所獲得的，又不是貪污所得，應該的，對於懶惰不積極的，要給予處分，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否則，賞罰不明，就不能將一個工作做好”(23)。
鄧還說：“我們的方針是既要改善群眾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經濟地位。”“對富農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獎勵其資本主義部分的方針”。(24)
鄧小平1943年7月發表的《太行區的經濟建設》的文章，不僅是共產黨在敵後游擊戰略宗旨的典范——強調了經濟生產與取得政治及軍事勝利之間的重要關系，而且還系統地概括了鄧小平今後總的思想的發展，也是他的經濟現實主義的一個典型范例。社會的變革只能是漸進的，而且要在變革的過程中告訴人民執行什麼樣的政策才會給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帶來好處。社會主義需要民主和經濟實力，社會主義只能靠“資本主義的生產”才能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這句話在***事件之後的1989年官方發表的權威的該報告的譯文中被刪去了。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對鄧小平的講話不會引起任何可能的誤解。）鄧引用毛澤東的話“戰爭、生產、教育是敵後的三大任務。”結束了他的報告。接著鄧小平又說：“我們一切為著戰爭的勝利，生產正所以保障戰爭的勝利，教育則為戰爭、生產服務，把三者密切地結合起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強經濟建設的領導，應該是今後始終貫徹的方向。”(25)
鄧小平在太行區的工作經歷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觀念，毫無疑問，同時也在他的周圍成長了一批貫徹他的這些思想並在今後更廣的范圍內實踐他這些思想的干部。曾在太行區作鄧小平的同事或部下的一些人構成了1949年後中共領導層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在1949——1989年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的87人中，有17人在1938——1945年間曾在一二九師、晉冀魯豫邊區或其轄區的機構中工作過。與之相比，有16人是來自1937——1945年的延安根據地的。
在1949年之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些曾在抗戰中在太行區機關工作過的人中，不僅有鄧小平和劉伯承，而且還有薄一波、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李雪峰、劉華清、秦基偉、宋任窮、蘇振華、謝富治、許世友、徐向前、楊白冰、楊得志、趙紫陽和萬裡。這還不包括那些曾在太行地區的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過的那些人，除了像朱德和彭德懷與這樣一些名人，他們的大部時間很少參與當地的事情之外，還有楊尚昆與晉冀魯豫的工作密切相聯。
除了那些在抗戰期間在太行區工作過的人在1949年之後進入政治局成了顯赫的人物之外，還有一些來自太行區的人成為軍隊的領導人，他們是：李達（國防部副部長和解放軍的副參謀長）、楊白冰（中央軍委秘書長）和陳再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來自太行區的人在黨中央和國家政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他們包括：安子文（中組部長）；王任重和黃鎮（他們分別擔任過中宣部部長和文化部部長）；戎子和（財政部副部長）；段君毅和滕代遠（分別擔任過鐵道部長）。還有楊秀峰（當時的邊區政府主席，1949年後任高教部部長）。此外還有一批人擔任了省一級的高級官員，他們是黃歐東（遼寧）、李大章（四川）、劉建勳（廣西和河南）、張國華（西藏）和趙建民（山東）。
鄧在太行區共事的許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擔任過太岳根據地的領導人，後來又任邊區政府副主席，在五十年代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時，對毛澤東經濟發展的思想不太熱情(26)。在六十年代初曾和鄧合作將大躍進帶來的惡果減少到最低限度。另一個是趙紫陽，他和鄧小平初次相識是在1938年，當時趙是冀魯豫邊區的一位黨支部書記(27)。
據一些消息報導說：胡耀邦（鄧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認識他的，當時胡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一名學生。也是鄧的另一位得力助手。在1942——1945年間，胡在太岳根據地鄧的領導下擔任政委。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胡耀邦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工作，後來又到了軍隊，在劉鄧領導的第二野戰軍工作，後來又在鄧領導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戰的整個期間是在延安度過的，當時擔任中央軍委組織部部長，這個職務使他能夠經常密切地與包括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內的各根據地的司令官打交道。除了這些考慮之外，胡耀邦與鄧小平的關系肯定是很密切的。1938年胡耀邦介紹鄧小平未來的妻子卓琳加入共產黨，在1949年期間和之後在西南區鄧的手下供職；五十年代在鄧的領導下任共青團書記(28)。
解放戰爭
在抗戰結束時，共產黨在晉翼魯豫邊區的力量得到了迅猛發展。在邯鄲建立了邊區首府。一二九師已成了一支強大的軍隊，不久被改編成中原野戰軍，後來又改編成第二野戰軍，在國共兩黨和談期間發生的軍事沖突中，劉鄧大軍是能夠在山東和河南戰役中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但是，如果國民黨軍隊為了消滅共產黨向北和向東進軍的話，劉鄧大軍由於所處的戰略位置，將肯定是首先被攻擊的目標。蔣介石確實把軍隊調進陝北（試圖消滅毛澤東和駐在那裡的共產黨部隊），同時又調軍隊到河南和山東包圍劉鄧的軍隊，這後一個軍事行動被稱為“啞鈴戰略”(29)。劉鄧早就准備向南進軍了，在五、六月份通過偵察得到有利的情報之後，起初計劃在8月底執行南進的計劃(30)，當得知毛澤東在陝北受到攻擊，也許意識到需要采取某種解救行動而不是坐守待斃時，在1947年7月為出敵意外，爭取主動，劉伯承和鄧小平毅然決定主力提前南進（使國民黨感到很吃驚），目標是到達大別山區，這裡曾是革命老根據點，有游擊隊堅持斗爭，解放軍容易立足生根。只要解放軍占據了大別山區，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據大江，控制中原，蔣介石必然會調動其進攻陝北的部隊回援，這正好達到了劉鄧解救陝北的戰略目的。
盡管這次行動是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差點兒沒有成功。由於道路泥濘，充滿了沼澤，因此行軍極其困難，經過20天500公裡的連續急行軍，戰勝了敵人的追堵截擊，克服了重重困難，劉鄧大軍先敵進入了大別山區，對於全軍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特別是由於這次行動只有進路沒有退路，因此，這帶有某種賭注色彩。在汝河渡口進行的一場防御戰，由於劉鄧的軍隊處於敵人的炮火射擊之內，幾乎遭到滅頂之災。這次戰略行動最終獲得成功，應歸功於劉伯承和鄧小平，他們不僅親自領導了這次行軍，並且大部分情況下和士兵一起步行，而且不斷地鼓勵疲憊不堪的部隊，發揚英雄主義精神，建大功，立大業(31)。
第二野戰軍對大別山區的占領，產生了一些巨大的影響。在此他們能夠恢復和重建新的根據地，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原計劃進攻其它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使得共產黨後來能夠利用其有利的戰略位置在南方發動一場對推翻國民黨統治具有決定性的戰役，這個戰役就是淮海戰役，對其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該戰役是以徐州為中心進行的。鄧小平又一次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這次被任命為總前委書記。
在華東地區的活動使鄧與陳毅有了更密切的接觸。實際上當鄧和陳毅一起在1948年11月攻占鄭州時，鄧和劉伯承是第一次長期分開。1948年11月陳毅的第三野戰軍與鄧的第二野戰軍開始了淮海戰役，這場戰役經常被軍事歷史學家稱之為20世紀最偉大的陣地戰之一，該戰役從1948年11月開始到1949年1月結束，共產黨共殲滅了50萬國民黨軍隊。
隨著共產黨在東北戰場的勝利和北京國民黨部隊的投降，直接導致了共產黨在1949年接受了全國政權。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在當時新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領導下，於1949年4月橫渡長江，占領了南京、上海和周圍的一些省，直接導致了國民黨離開大陸退到台灣。無可置疑，鄧在軍事和政治方面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政委的角色使鄧進入了指揮員的班子中，只要粗略地看一下從抗戰結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四年過程中，鄧所寫的著作，便可知鄧在軍事策劃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任何需要和適當的情況下，就像1947年挺進大別山期間，鄧參與了大量的軍事行動(32)。
肯定是1947年底，中原野戰軍的領導成員已在劉鄧之間選定了鄧小平作為他們的最高領導人。這並不是劉鄧兩人之間有什麼矛盾，實際上他倆從1938年開始相處以來就很合得來，而且建立了永恆的友誼。然而，僅靠劉個人的支持，對鄧的未來並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主要是鄧在軍界和政界的領導層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系。
重返大西南
1949年10月，鄧小平和劉伯承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慶典活動。慶典之後，他們率領第二野戰軍開始了向大西南的進軍。大西南包括四川、雲南和貴州三省，還有西藏。這次與來自西北的第一野戰軍的一部分聯合進行的軍事行動，將使共產黨在大陸取得徹底的勝利，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大的抵抗。在1949年底，挺進大西南取得了勝利，對鄧小平個人而言，這意味著自1920年他離家以來第一次和家人團聚。鄧小平被任命為西南區共產黨的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現在他的職位正式超過了劉伯承。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五年中，特別是到1952年底，為了有利於國家政權的重建，政治活動與行政管理都是在軍隊的控制下按地區劃分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像中國其它五個地區的軍政委員會一樣，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目的是為了恢復經濟，保持政治穩定和鞏固共產黨的地位，直到1952年，地區性的軍政委員會負責控制該地區所有地方和軍隊的事務，這是一種軍事的控制。
鄧小平的組織才能與政治遠見，在這些年中也得到了許多展示。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在他寫的鄧小平傳中說道：“鄧小平在這段期間幫助毛澤東發展形成了他的三線計劃——為預防外部的威脅，把中國的經濟設在內地的一系列建設項目(33)。從政治上對鄧的信任來考慮，哈裡森的這種說法是可能的，然而如果鄧在毛澤東開始考慮這些問題之前仍在西南的話，這種說法是不可成立的(34)。總之，鄧肯定是積極地鼓勵所有主要工程的建設——其中一項著名的項目就是成渝鐵路的建設，並積極地支持經濟的重建。
西南軍政委員會面臨著三項特殊的任務。由於西南是解放軍征服的最後一個地區，被打敗的其它地區的國民黨殘余部隊都退到這個地區，這些殘余部隊有的被迫投降了，有的變成了土匪。另外，西南還留下大約兩百萬舊人員，這些人包括從中國其它地區逃來的國民黨士兵和前政府官員。鄧小平的解決辦法是盡快地把這些人分散開，給他們提供住房和工作，以滿足他們的迫切需要，以此穩住他們，打消他們從事土匪活動的念頭。但是，在那些土匪活動猖獗的地方要堅決用武力消滅之。
西南軍政委員會面臨著比其它地區更嚴峻的第二個任務是與當地共產黨組織的軟弱渙散作斗爭。在1949年之前，共產黨在大西南幾乎沒有任何經歷和組織，黨員也很少，發展新黨員成為優先考慮的一件大事。但是發展黨員的速度過快又帶來了新的問題，使黨員的質量受到影響。因此，必須立即開展一場整風，通過整風來增強黨的紀律。這成為鄧在五十年代主要考慮的問題(35)。
第三個同樣嚴重的問題是少數民族問題，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比中國任何地區都多。在中國的歷史上，少數民族與漢人的關系歷來都是不好的，共產黨的少數民族干部很缺乏。此外，共產黨認為這些少數民族的社會結構方面是封建的，是與共產黨的宗旨格格不入的。除了對少數民族干部和黨員有一個優惠的政策之外，鄧小平還在少數民族集中的那些地區免除了如土地改革這樣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西南地區的土地改革是在其它的一些社會改革如廢除奴隸制完成之後才進行的。(36)
注釋——
１劉鄧統率的一二九師還包括一一五師的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的一部分。（譯者注：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第五支隊於1938年2月24日奉八路軍總部之命歸一二九師指揮）。這兩個旅的大部分後來都編入第二野戰軍。這兩個旅進入太行區與一二九師並肩戰斗。在1940年之後，主要在晉冀豫邊區的冀魯豫地區和山東活動。後來在共產黨的政治活動中，這兩個旅最出名的將領是蘇振華、楊得志和楊勇。
２許多人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都記載了這些年與鄧小平的聯系。比如較出名的是由楊國宇和陳斐琴編的四卷書：《鄧小平二十八年間》，北京中國卓越出版社、1989年；《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續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第三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
３梁正：《鄧小平同志在戰動總會》。《山西黨史通訊》1992年第2期第30頁。
４路敦榮：《鄧小平同志在汾孝》。《山西黨史通訊》1986年第2期第19頁。
５阿格尼絲·史沫特萊：《中國的反擊》倫敦，格蘭茲出版公司，1938年第85頁，他們在1937年10月25日相遇。
６《悼伯承》。1986年10月21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７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北京。
８根據本傑明·楊的《一個注重實效的共產主義者的成長歷程：鄧小平的早年生活，（1904—1949年）》第453頁中所說：“鄧比其它領導人更多的被召回延安，在夜晚毛的窯洞中往往呆很長時間……”前一句話似乎是不對的，但是如果晚上他倆長時間交談的那麼久，一定是在1938年的8月至12月期間。
９李達：《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第17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北京。
十薄一波和鄧小平：《紀念我們的戰友左權同志》，《解放日報》1942年7月4日。
⑾薄一波《太岳根據地是怎樣堅持抗戰的》《解放日報》1943年7月3日。
⑿鄧小平《太行區國民黨問題》1942年8月23日，見《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編集補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集部編，1944年，第93頁。
⒀彭德懷：《一位中國元帥的回憶》第439頁。
⒁重溫這些爭論，見凱恩琳·哈特福德和史蒂文·M·戈德斯坦著的《星星之火：中國農村的革命》的引言部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景》紐約，M·E夏普出版公司，1989年第3頁。
⒂例如：張香山《三項重大的明智決策》見由楊國宇和陳斐琴編的《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第三卷）》1942年，第114頁。
⒃最新得到的有關資料還有：《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據地總編會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7年；《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第二卷：黨的建設》，太行革命根據地總編會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第四卷：政權建設》，太行革命根據地總編會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40年，《太岳革命根據地簡史》，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楊殿魁：“劉鄧首長領導我們由嚴重困難走向新的勝利”《山西黨史通訊》1989年第3期第37—39頁。
⒄鄧小平：《艱苦奮斗中的冀南》1939年3月25日，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編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的第二卷《抗日戰爭時期》，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79年，303—322頁。《時局和幾個政策問題，在北方局討論冀南工作時的發言》見《晉冀魯豫史料選》1941—1942年第1卷第12頁。
⒅《冀南政治和軍事工作的總結報告》1943年1月，見《晉冀魯豫根據地史料選》第451頁。齊武：《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第84頁。
⒆鄧小平：《太行區國民黨問題》1942年8月23日。
⒇《鄧政委維護群眾利益》見1986年《支部建設》第3期，第59頁；曹欽溫、姜廷玉：《鄧小平同志關於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思想淺談》見《巍巍太行》1987年第1期第4頁。
(21)鄧小平：《建立邊區臨時參議會的提議》1941年3月16日見《新華日報》（華北版）1941年3月21日。
(22)《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後對敵斗爭的方針〉》，1943年1月26日，該文載於中共中央太行分局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戰斗》增刊第15期第17頁。
(23)《鄧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結論第一、二部分》1943年2月20日，見《1943年太行黨的文件選集》1944年，第107頁。
(24)《鄧小平同志2月20日在太行分局高干會議上的結論》1943年2月20日，見《抗戰以來文件選集》第二卷第二部分，1944年103頁。
(25)《太行區的經濟建設》見《鄧小平文選》第一卷86頁。
(2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和1993年。
(27)趙偉：《趙紫陽傳》香港，教育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29頁。
(28)楊中美：《胡耀邦：一個中國人的傳記》紐約，M·E·夏普出版公司，1988年，尤見第113頁。
(29)《鄧政委解答時局與任務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47年6月21日（未經核對的報告）見《晉冀魯豫根據地史料選》1945—1947年第132頁。
(30)《劉鄧關於原來堅持大別山斗爭中游擊隊的情況向軍委的報告》1947年6月11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史料選》第62頁。
(31)杜義德：《渡河反攻前後》見楊國宇和陳斐琴編的《二十八年間：
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續篇）》。
(32)鍾進：《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總覽》（1938—1965年）遼寧人民出版社，沈陽，1941年，第224頁。
(33)哈裡森·E·索爾茲伯裡：《新皇帝們：毛和鄧》倫敦，哈普·科林斯出版公司，1992年，見第124頁以後。
(34)巴裡·諾頓：《第三線：保護中國內地的工業》載於《中國季刊》第115期第351頁。
(35)《克服目前西南黨內的不良傾向》1950年6月6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52頁，陳碧橋：《加強黨的領導，迎接新的勝利》見楊國宇和陳斐琴的《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第三卷）》1992年第265頁。
(36)《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1950年7月21日見《鄧小平文選》
第一卷第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