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黃陂行
從常州到武漢，最方便的路線是由鎮江過長江，從瓜洲渡口登輪，溯大江而上，經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省境，直抵漢口。瞿秋白走的就是這條路線。
瓜洲，是瞿秋白的舊遊之地，風物依然，它只能引起幾縷思鄉的愁緒。船行的前一站碼頭是浦口，在浦口停留中，可以下船過江到南京一遊。這時的南京，是直系軍閥、長江巡閱使兼江蘇督軍馮國璋駐節之地。馮國璋與皖系軍閥段祺瑞爭奪北洋政府的副總統乃至總統的寶座，這時已見分曉：10月30日北京國會參眾兩院選舉馮為副總統，11月8日馮在南京就職。南京城裡，六朝的豪侈已經逝去，餘下的只是破落和衰敗。瞿秋白照例要到象徵著「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走走。這時，秦淮河已是一道臭水溝，景況蕭條：「跨青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夫子廟旁邊有一排茶樓，其中一家壁上掛著一副對聯，聯云：「近夫子之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傍秦淮左岸，與花長好，與月長圓」。儘管世道滄桑，有錢人對於飲食男女的慾望，卻從不降低水準。大眾生活每況愈下，官僚豪客們的奢靡腐化卻是愈演愈烈。秦淮河上，征歌鬧酒，天開不夜，正是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上層生活的一個縮影。它給瞿秋白的印象是強烈的。後來，他對於這次旅行，寫了如下的話：
唯心的厭世夢是做不長的。經濟生活的要求使我尋揚子江而西。舊遊的瓜洲，惡化的秦淮，長河的落日，皖贛的江樹，和著茫無涯涘的波光，沉著渾噩的波聲，滲洗我的心性，舒暢我的鬱積，到武昌尋著了純哥，飢渴似的智識欲又有一線可以充足的希望。１
純哥，就是秋白的堂兄瞿純白。他比瞿秋白大十歲，生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名常，字純伯，以字行。京師大學堂法文畢業生，曾做過南洋萬言學堂、上海南洋大學、北京民國大學、清河陸軍預備大學教員２。這時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漢鐵路局任通譯。瞿秋白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一個求學深造的機會，以滿足「飢渴似的智識欲」，同時也求得解決「飯碗問題」３——
１３《《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２《瞿氏宗譜》卷六。
不久，在瞿純白的幫助下，瞿秋白投考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被錄取，學習英語。那時的學校，特別是某些外語學校，師資缺乏，有些教員在國外鍍了幾年金，本事沒有學到家，確實可以說是濫竽充數。學校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條件也都很差。在這樣的學校裡讀書，哪裡能夠滿足渴求知識的願望呢？瞿秋白不滿意於武昌外國語學校，同時「飯碗問題」也沒有解決。於是，他到黃陂去找姑父周福孫。結果，上述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黃陂周家與瞿秋白家是兩代親戚，即所謂親上加親。瞿秋白的二姑母阿多嫁給周福孫（曾任翰林院編修），生子周均量（君亮）。周均量娶瞿世珪（秋圃）的五女、瞿秋白的堂姐瞿蘭冰（懋陛）為妻。周均量的曾祖父周恆祺（福陔），做過山東巡撫、漕運總督，致仕後回籍，寓居武昌與瞿賡甫往還甚密，因而結為姻親。當瞿秋白來到周家時，姑母阿多把他一手攬在懷裡，痛哭失聲１——
１參見周君適：《瞿秋白同志在黃陂》，《山花》，1981年7月號，第22—24頁。
在周家，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的唯一愛好是讀書。周家後棟有一座小園，房屋三間，兩間藏書，一間是家塾，由周均量教讀。瞿秋白經常坐在書櫥前，選擇愛讀的書，朝朝暮暮，孜孜不倦地閱讀。他最愛讀的是《老子》、《莊子》、《資治通鑒》和四史。晚間還在燈下一直讀到深夜。周君適與他同榻而睡，有時一覺醒來，看見他還在暗淡的煤油燈下苦讀。瞿秋白身體虛弱，面容消瘦，經常咳嗽。姑母和堂姐請中醫診脈，醫生說他是初期肺病，囑他按方服藥，並注意休息調養。姑母勸他不要深夜讀書，早些睡下。他總是說沒有什麼大病，等大家睡熟，還是悄悄地閱讀到深夜。後來他請堂姐在窗上掛一厚窗簾，不使燈光外露，以免姑母又發現他深夜讀書。除了讀書外，他有時畫山水畫、篆刻印章。
瞿秋白在黃陂很少到街上遊逛。只有一次，1917年的元宵節之夜，風清月朗，滿城簫鼓爆竹之聲，十分熱鬧。周家弟兄邀他去看龍燈，他卻提議到離鬧市較遠的鐵鎖龍潭去賞月。據民間傳說，大禹治水，把一條龍鎖在潭裡，潭中鐵柱拴一鐵鏈，下垂潭底，因此，稱為鐵鎖龍潭。在小小的黃陂，它也算是一處名勝。這裡靠近城牆，清靜冷僻。面對寒空的月色，清澈的潭影，瞿秋白高吟著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接著又吟杜甫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這句詩他反覆念了幾遍，聲調愈來愈低沉。他是在懷念遠在杭州的弟妹了。周家兄弟問他潭中鎖著龍嗎？他微笑著說，對這種傳說，何必認真，隨即把《史記》孔子見老子後，對門人說的一段話念給大家聽：「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１——
１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瞿秋白到黃陂不久，瞿稚彬攜阿垚也來到黃陂２。阿垚在周氏家塾讀書，一次周均量教阿垚讀唐詩，一首五言絕句，阿垚半天也背不出。周均量罰他跪下。瞿秋白走進書房，看見阿垚直挺挺跪在地上，便大聲喝叫：「起來，這成個什麼樣子！」周均量生氣，不再教阿垚讀書，也不和瞿秋白說話。過了兩三天，瞿秋白對周均量說：我不是袒護弟弟，只是反對這樣的教育方法，體罰是教不好子弟的。周均量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見。瞿秋白和阿垚手足情深，總想把弟弟教育好，可是阿垚耳聾，腦子遲鈍，瞿秋白為此深感苦惱——
２瞿稚彬、阿垚到黃陂的時間有兩說：周君適說與瞿秋白同來；瞿軼群說秋白先到，稚彬父子晚來。此處從瞿軼群說。
周均量對於詩詞頗有研究。瞿秋白由於表兄的幫助，對詩詞的研究深入了一步。這時他所寫的詩詞，一首也沒有留到今天，是很可惜的。瞿秋白與周均量時常議論社會、人生和政治問題，同時他們對於佛學也津津樂道。人生極苦，涅槃極樂（死後解脫輪迴之苦，永遠無為和安樂），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來，深受社會黑暗、家庭離散之苦，周均量的誘導，使他對佛學產生了一種探索的興趣。這時，他讀了《成唯識論》１、《大知度論》２兩部佛經。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瞿秋白研討佛學，試圖用它來解決人生問題。這裡固然有政治哀傷，但主要的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和捨棄。然而，人生這個大羅網是無法逃掉的，也許只有在佛學的說教中，勉強尋得一些安慰和解脫吧——
１佛書名。古印度龍樹著，後秦鳩摩羅什譯。一百卷。是論釋《大品般若經》的論書。漢文譯本只是龍樹原著的一小部分。引經很多，是研究大乘佛教的重要資料。《成唯識論》，略稱《唯識論》。佛書名。十卷。法相宗所依據的重要論書之一。唐玄奘自印度取回譯集。中心內容是論證世界的本源是「阿賴耶識」，世界萬有是「唯識所變」，「實無外境，唯有內識」。註釋書多種，以玄奘弟子窺基：《成唯識論述記》為學者所重，甚至比本論影響還大。
２《大知度論》，略稱《知度論》、《知識》、《大論》，亦譯《摩訶般若釋論》。
武漢、黃陂之行，只有三四個月的光景。周均量使瞿秋白對佛學產生了進一步探索的興味，結果卻「把那社會問題的政治解決那一點萌芽折了。」１——
１《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917年暮春時節，瞿秋白決計離開黃陂，謀求新的出路。適逢堂兄瞿純白返回北京，於是瞿秋白便跟著他順京漢路北上，到了北京。
道路是漫長的，艱辛的。一切有志於救國救民的、希求有所作為的青年，終究要被現實社會推動著走向變革社會現實的道路。然而，這需要時間。
俄文專修館
到北京後，瞿秋白住在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瞿純白家中。這是一座有三進房屋的院落，除瞿家外，還住著吳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住前院大門右側客房。
江南塞北，風光迥異，北京的風情，對這一位江南遊子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閒暇無事，瞿秋白常常以步代車，漫遊古城四方。
瞿秋白看遍了故都的古跡名勝，查考了地方志史典籍，所得的印象是：世道滄桑，人物代謝，里巷變遷，構成了多少歷史的脈絡。只是這些足以使人留連歎息的陳跡，很少給人以振奮向上的激情。
瞿秋白本來是要報考北京大學的。可是，大學的學膳費用高得驚人，瞿純白拿不出這筆錢供堂弟入學。他讓瞿秋白參加普通文官考試，以期在經濟上能夠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1917年4月，瞿秋白應文官考試，結果沒有被錄取。4月以後，他又閒置了近半年時間。7月，張勳復辟。為了避開兵禍，瞿純白委託瞿秋白護送家眷離京去漢口。復辟事件平息後，又由漢口回到北京。這期間，他隨同張壽昆（常州中學同學）到沙灘北京大學文學院聽過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課。１當時的北京大學，上課不點名，如有和上課的學生友好者，是可以混進去聽課的。然而，這不是長久之計。無錢升學，生活無著，在經濟上並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賦閒，這種接近於窮極無聊的日子，實在難過。瞿秋白只得「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２入學時間是1917年9月——
１參見《黨史資料》叢刊總第4輯，第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２《多餘的話》。《瞿秋白年譜》第13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俄文專修館設在東總布胡同十號（今改二十三號）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築裡，原為東省鐵路學堂，民國元年（1912年）改稱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免費招生，經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個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屆甲班畢業後考入專修館的，屬第二屆甲班１。此時，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興人朱某，出入相偕，關係頗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績也最好２。沈穎回憶說：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時俄文專修館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課，全體學生一律參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課幾乎每次均油印傳觀，以致名遍校內，無人不知！３
瞿秋白強記博聞，涉獵廣泛，除按時上課，完成規定的學科作業外，還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計劃學習英文、法文、社會科學和哲學。每天不論多麼忙，一定要照自修課程表把功課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寬說：「往訪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燈夜讀甚艱苦」４；沈穎也說瞿秋白每晚讀書「往往到深夜兩三點鐘才睡」５。瞿純白的長子瞿重華說：「那時候，我父親為了多掙點錢養家，曾在一個法語補習班中兼課，自己編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這個機會，在學習俄文的同時，自學起法文來。想不到幾個月之後，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過了補習班的其他正式學員。」６——
１《多餘的話》。《瞿秋白年譜》第13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２４李子寬：《追憶學生時期之瞿秋白張太雷兩先烈》。
６瞿重華口述、韓斌生整理：《回憶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況》。常州教師進修學院編：《瞿秋白研究資料》第39頁。
瞿秋白入俄文專修館不久，瞿純白家遷居東城根東觀音寺草廠胡同南口路西第一個門。這是一個十分僻靜的小院。不久，雲白、垚白來京，瞿純白特地在後院東屋為秋白兄弟們安排一間居室，放置了書桌、書架。瞿秋白自住一室，兩個兄弟住一室，中間有堂屋相通。瞿純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幾個青年人吃飯，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寬說：「我去時，偶和瞿秋白同飯，常以白蘿蔔和干貝一兩小塊或蝦米少許就煤球爐上狂煮，以湯佐餐，取其味雋，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１待客飯尚如此粗淡，平日飲食之寒儉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風怒號，天寒地凍，富人輕裘裹身，尚畏寒冷。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個冬天，只有裌衣蔽體。後來他在上海曾對羊牧之說：「我到北京的第一個冬天，只穿著裌襖。」
「如何能過？」「現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樣過來的，終於過來了。」２——
１李子寬：《追憶學生時期之瞿秋白張太雷兩先烈》。
２據羊牧之回憶。
苦悶與彷徨
北京是北洋軍閥統治的巢穴，袁世凱死後，各派軍閥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在反覆的角逐中，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軍閥一度獲勝，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前兩年間，中國幾乎完全成為皖系軍閥的天下。段政權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橫徵暴斂，北京城裡的新貴們欺侮和壓地平民百姓之殘酷，比起前清的酷吏們絕不遜色。
在絕頂黑暗的社會，置身於窮困清苦、寄人籬下的生活，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辛酸，這一切都催促著瞿秋白心靈的早熟。他憎惡這個社會的虛偽和醜惡，這個社會使他變得過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卻往往表現為冷漠和避世；他試圖解釋人生，卻找不到先進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於經學、佛學這類傳統而陳舊的思想資料。這反映出他不滿現狀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和彷徨。他這時的苦悶和彷徨達於頂點。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裡呢？他後來嚴肅地總結了這一時期的思想說：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裡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為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為佛教人間化的願心。這雖是大吉不慚的空願，然而卻足以說明我當時孤獨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觀」。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為自立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於「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我的進俄文專修館，而同時為哲學研究不輟，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這種人生觀的表現。１——
１《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響是龐雜的，多方面的。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清末以來流行的各種學術思想和社會思潮，對他都有影響。從今文經學到佛學，從改良主義到實驗主義，從整理國故到文化救國，都溶入了這個青年學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
清末今文經學派，就其學統而言，是漢代公羊學派，主要依據《春秋公羊傳》及董仲舒、何休的著作；就其中心思想說，是講求孔子的微言大義，據亂、小康、大同之類。瞿秋白中學時代嗜讀康門大弟子梁啟超的著作，希望今文經學再生，說明他的思想深受這種革舊布新，去惡改良思潮的影響。
佛學禪宗關於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啟發過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佛學從中晚唐到北宋，禪宗戰勝其他佛教派別而佔居統治地位。禪宗教義與中國傳統的老莊哲學對自然、社會與人的態度有相近之處，它們都採取了一種准泛神論的親近立場，要求自身與自然合為一體，希望從自然中吮吸靈感和了悟，來擺脫社會、人事的羈縻，獲取心靈的解放。瞿秋白在黃陂讀佛經時，說過：「老莊是哲學，佛經裡也有哲學，應該研究。知識不妨廣泛，真理是探索出來的。」１他之鑽研佛學經典，不是被一種什麼特殊對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體的偶像崇拜牽著鼻子走，而是為禪學哲理思辨的奧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樂而忘返。但是，瞿秋白並不是癡愚之徒，沒有被佛學的鴉片完全麻醉倒地，他既要出世，又在世間。因為他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口雖說空，行在有中，種種現實的因果實像，都使他不肯也不能夠完全陷於佛學的迷惘虛幻之中，而只是要做一個具有「菩薩行」的人——
１周君適：《瞿秋白同志在黃陂》。《山花》1981年7月號。
所謂「菩薩行」，不過是大乘佛教所說的大話狂說。它藐視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稱自己是以利他為宗旨，要度盡一切有情（一切動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薩位進入佛位。對於佛學的這種說教，瞿秋白不是從迷信宗教的角度而是從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並把它做為一種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規範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為自己行動的準則。他從1923年開始用「屈維它」的筆名在《新青年》、《前鋒》上發表文章，這是他的一個不曾公開用過的別名「韋護」的諧音。他用這個名字時曾對丁玲說：「韋護是韋陀菩薩的名字，最是嫉惡如仇，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所以韋陀菩薩的神像歷來不朝外，而是面朝著如來佛，只讓他看佛面。」１——
１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
瞿秋白講佛論經，都以文化救國為其直接目標。「以文化救中國」，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統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眾。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特別是從1915年《青年》雜誌揭櫫科學、民主兩面啟蒙大旗以後，在中國思想界出現的一股強勁有力的潮流。魯迅之提倡「個性解放」，其義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國」，其義也在此。他們都是看到中國「國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過思想啟蒙運動，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覺醒起來。
這種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極可寶貴的，但是一時很難看到效驗。中國的「國民性」既然主要是由於受到長期壓迫剝削、侮辱和損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於中國的社會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不求經濟和政治上的根本解決，希圖孤立地解決精神上的疾患，當然是本末倒置。事實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國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一個地跨歐亞的巨大的鄰邦的億萬民眾獲得了新生。同樣是地大人多的中國，卻仍舊飽受苦難貧困，而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年底，北洋軍閥傾全力「討伐」孫中山依靠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的護法軍政府；不久，西南軍閥也排斥了孫中山，護法運動宣告失敗。中國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裡寄宿吃飯。「當時吃的飯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這寄生生涯，已經時時重新觸動我社會問題的疑問——『人與人之關係的疑問。』」１可是，人生，社會的種種問題，從何處尋求滿意的答案呢？——
１《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苦悶到了極點時，只有那無法排遣的悒鬱陪伴著他：
雪意淒其心惘然，
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
猶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與樂，悲與歡，已如過眼雲煙一去不返，然而卻不曾忘卻；以酒為友，尋求麻木，折梅為伴，高潔自許，也只是一種想像中的慰藉，一種在無限漫長的苦悶彷徨途程中的短暫的小駐，調子是頹唐的，愁苦的。
在五四運動中
1919年的春天，嚴重的民族危機籠罩著中國。在這存亡攸關的時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學生，從古城的四面八方彙集於***前，向中國和世界宣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民族、領土、國家、主權，與華夏子孫息息相通，休戚相關。民族大義和愛國激情壓倒了一切，凡是有血性的匹夫——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階級、階層、社團、派系，具有不同的志趣、愛好、觀念、信仰——都在愛國主義的感召和激勵下，奮起進行救亡圖存的鬥爭。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是北京青年的正義呼聲。「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這是上海學生的莊嚴誓詞。
「誓保國土，誓挽國權，誓雪國恥」——它表現了天津學生的愛國義憤。「為國家，今罷市，救學生，除國賊」——它表達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聲。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則誓作學商各界的後盾，「眾心堅決，不可遏止」。他們表示：不是為了增加工資縮短工時，而是為了阻止列強侵略者把中國大好山河變成奴役中國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時代是愛國志士輩出的時代，他們中的傑出人物，有倡導民主和科學以改造中國的陳獨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中華」的李大釗；有以大聲吶喊，醫治「中國的昏亂病」的魯迅；有「時時滌舊，染而新之」，以再造中華的毛澤東；有以使「中華騰飛」於世界為職志的周恩來；有以「新民」、「除暴君」為宏願的蔡和森；有歌頌「火」與「鳳凰」，以求「照徹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來「謀求社會之改造」的惲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愛國志士行列中傑出的一員。他心頭久經壓抑的火種，即刻同這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圖存的大火連接在一起。他是俄文專修館同學公推的學生代表，率領同學參加了5月4日***的示威遊行和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壯舉。5月5日北京各專門以上學校學生實行總罷課。6日，各校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了組織大綱，宣佈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且作為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代表，擔任學聯的評議部議員。評議部的職責是議決學聯的重大事項，各校不論人數多少，均出評議員二人。學聯成立後，立即積極設法營救被捕學生。接著，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鬥爭。5月14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發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時卻下令挽留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北京政府還連下兩道命令恐嚇和鎮壓愛國學生，宣稱「遇有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學生的反抗。北京學聯經過多次醞釀，在5月18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從19日起，實行總罷課。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專修館和他的朋友鄭振鐸、耿濟之、瞿菊農等所代表的匯文大學、鐵路管理學校等，都是北京學聯的組成單位，他們經常在一起開會，進行愛國活動。瞿秋白、鄭振鐸等人所在的學校，單位雖小，工作卻很難開展，鄭振鐸說他自己「領導不起來，特別是我幾乎成了『單干』。」１瞿秋白以閱歷深，學識博，見解新見長，在這些年輕人中間，有「少年老成」之稱。鄭振鐸說：「秋白在我們之中成為主要的『謀主』，在學生會方面也以他的出眾的辯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活動，正確而富有靈活性，顯出他的領導天才。」２——
１２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北京學生實行總罷課以後，大規模地開展了講演、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等活動。瞿秋白率領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冒著初夏的驕陽活躍在北京街頭。由十人左右組成的講演「十人團」尤其活躍，人煙稠密的商業區、遊覽區和廟會，是他們經常去的場所。講演的題目有「愛國」、「青島問題」、「爭回青島」、「國民自決」、「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麼樣？」、「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山東與全國的關係」、「青島關係我國之將來」、「國民快醒」、「抵抗強權」、「日本的野心和中國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國之痛苦及救國之方法」等等。他們的講演是緊密地結合著現實鬥爭，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對於促進群眾的覺醒，推動愛國運動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市民踴躍聽講，聽到痛切處，往往痛哭流涕。
面對如火如荼的學生愛國運動，北京政府接連下令鎮壓。5月21日，徐世昌令「屠夫」王懷慶任步軍統領，將北京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瞿秋白和朋友們的活動越來越富於鬥爭性和隱蔽性。他們經常在夜間開會，開會前悄悄地零散地溜進會場，散會後又分散著悄然離去。各個學校附近，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偽裝成小販、車伕、鞋匠等，監視學生們的行動。有的特務夜間埋伏在隱蔽的角落，學生走過，他會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應，他們便蜂擁而上，把你抓走。他們用這種伎倆，抓走了一些同學。瞿秋白在鬥爭中學會了機警地對付敵人，他幾次甩掉了跟蹤盯梢的特務。一次，他被一個特務盯梢。他上電車，特務也上電車；他坐人力車，特務又坐人力車跟上。他轉彎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終於把特務甩掉了。這時，瞿秋白和同學們出校活動，常常二三人結伴同行，互相照應，以防敵人破壞。
北京政府為了撲滅五四愛國活動的烈火，在6月1日連發兩道命令，一道是為賣國賊曹、章、陸洗刷罪行，掩飾北京政府媚日賣國的醜惡嘴臉；一道是誣蔑學生愛國行動「越軌」、「禍國」，限令「即日一律上課」，否則將予逮捕法辦。
學生們的嚴正回答是：從6月3日起恢復一度中斷的街頭講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動；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動，直到全體學生被捕完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學校各派數百名學生上街講演。瞿秋白和俄文專修館的同學一起到達預定地點，開展講演活動。反動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驅散聽講的群眾，逮捕講演的學生。當天，學生被逮者達一百七十八人，瞿秋白也被逮捕。由於捕人過多，警察廳已容納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學法科校舍臨時改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學生上街講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馬神廟的北大理科校舍改為臨時監獄。瞿秋白和被捕同學一起堅持鬥爭，抗議軍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釋放。6月5日，各校出動講演的學生，增加到五千餘人。當日，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急忙召開國務會議，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但是被捕學生拒絕出獄，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兩座軍警帳篷，作為揭露反動當局的證據。6日，學聯通告全國，控訴當局迫害愛國學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學生們為準備參加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大請願，才離開了臨時監獄，返回各校。
在全國人民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高壓之下，北京政府無可奈何地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在辱國的和約上簽字。這兩件事無疑是振奮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滿足了，失去了鬥爭的積極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國仍然處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來說話。7月17日，他所寫的《不簽字後之辦法》一文在《晨報》第六版發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說：
僕素昧於外交大勢，茲就愚見所及，有所陳述。不覺所望於政府者太奢，即所望於國民者亦恐太過。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決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輕而召侮。
這一段話是溫和的，有節制的，但內中所包含的強勁的決心是顯而易見的。
瞿秋白對政府的要求有三條，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須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敗之覆轍」，「更萬勿再與日本訂立自喪主權之條約。」這當然是「所望太奢」，因為北京政府是賣國政府，不賣國就得不到帝國主義列強的庇護和扶植，就無法對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個軟骨頭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眾。瞿秋白對學生的要求有三條，對「國民」的要求有六條。對學生的三條要求是：（一）各地學生聯合會多出書報，切實研究外交政治，以為一般社會之指導；（二）遊行演講，定期演講宜永遠進行；（三）學生儲金，以為贖路之助，並可為長期儲金，興辦學生工廠或公共消費社，以間接提供國貨。這裡，瞿秋白是很看重宣傳輿論工作的，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宣傳家，絕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萬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於人民，提出「國民所應辦者有六」。這六項之中，除卻「籌款贖路」、「抵制日貨」、「長期儲金籌辦平民工廠振興實業」三條外，其餘的三條至為重要：（一）亟宜聯絡各省各界聯合會團體，一致宣言，並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實行此三項（按指「政府所應辦者三」）及隨時明白宣佈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項文電，如不得要領，即可表示國民對政府最後之決心；（二）聯絡各地各界聯合會、各團體，即可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派代表赴和會請願並監視專使；向和會聲明全國國民之意，山東問題必得一公允之解決；一切秘約及二十一條，中國國民誓不承認，必須廢除。不然，是協約國絕中國太甚，中國國民唯有與日人拚命，而決不能負破壞東亞和平之責；（三）中國在各國的留學生、華僑、華工，亟宜組織通信社或外交研究會，各就近投稿於外國報刊。最好創設報館於各國各地，而華僑、華工更可為其他運動，以示中國國民民意真相，並可激起國外之輿論，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國之同情。１——
１以上均見《晨報》1919年7月17日第六版。
痛感祖國前途多難，岌岌可危，他於是提出「今日政府萬不可靠」，具有明顯的反對封建軍閥政府的意義；「唯有與日人拚命」，則表現了他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他期待著人民大眾奮起救亡圖存，那感情是極其真摯灼熱的。
這時，山東省發生了「馬良禍魯」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國人民對「魯案」的聲援。瞿秋白又積極地投入了這場聲援的鬥爭中。
山東是皖系軍閥和安福系政客盤踞的省份。山東督軍張樹元、濟南鎮守使兼警備司令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將。7月21日，濟南學、商、工、農各界千餘人召開救國大會，揭露日本侵華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報》的賣國言論，衝入報館，將該報經理、主編等捆綁牽至街頭示眾，然後送交省長公署和檢查廳，要求對他們繩之以法。22日，張樹元急電北京政府，請頒戒嚴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佈濟南戒嚴，以馬良為戒嚴司令。馬良公然主張中國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反對抵制日貨，「感激」日本接濟餉械，甚至鼓吹中日合併。8月3日，山東學生請願團要求省當局解除戒嚴令，禁止賣米給日本，釋放被捕的愛國者。馬良派兵鎮壓，捕去請願者十六人。不久，又將馬雲亭等三位回族愛國者逮捕槍殺。
馬良禍魯殘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共憤。於是，一個以要求取消山東戒嚴令，懲辦馬良為中心內容的請願運動勃然興起。北京、天津、山東、唐山、山海關等地代表齊集於北京進行聯合請願鬥爭，要求總統徐世昌取消山東戒嚴令。
瞿秋白參加了請願鬥爭。
8月23日上午十時，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東中學集會，決定面見徐世昌，呈遞請願書。請願書揭露了戒嚴令頒布後山東人民備受迫害的狀況：「下令戒嚴，橫加壓迫，以致法網羅織，雞犬不寧。圍校舍如屠城，視人命如草芥，山東全省遂暗無天日。」揭露了馬良媚日賣國，屠殺人民的罪行：「濟南鎮守使馬良憑恃權威，平日已無毒不作。自彼兼任戒嚴司令以來，更逞其摧殘教育之積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動觸腹誹，市井日驚，居民無告。豈我國家法令森嚴之日，二十世紀民權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殘殺無辜，橫蠻無忌之徒，得以行其禍國禍民之計？矧又昌言媚外，發種種合併之謬說，……且恐騰笑友邦，貽墜國體。」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罷斥馬良各職，嚴加懲辦，以慰魯人，而謝天下」。當天下午三時，瞿秋白與全體代表三十多人一齊到新華門。徐世昌不予接見，派警察處長和督察長敷衍代表，被代表們問得理屈詞窮。四時許，京師警察廳竟將包括瞿秋白在內的全體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廳。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響。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餘人再往請願，徐世昌仍不見。全體代表堅持到深夜，露宿於新華門外。27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到新華門，加入請願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見。當夜，二千餘人都在新華門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發出禁止請願佈告，誣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請願」，並威脅說：「倘再有此等行動，國法具在，斷難曲予優容。」午後一時許，大批軍警奉令將請願群眾脅迫到***。晚八時許，將其中請願代表十一人拘捕。其餘群眾被武力驅散，受傷者達數十人。
北京政府原來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槍決，以收懲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國愛國運動壓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將兩次逮捕拘押的請願代表全部釋放。
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於勞碌過度，再加上監獄中的惡劣條件，他出獄之後，竟至吐血，病了幾個月。表姐夫秦耐銘寫信慰問他，他在覆信中說：「幹了這平生痛快事，區區吐血，算什麼一回事！」１表現了崇高的愛國熱忱和頑強的鬥爭精神——
１秦訥敏（耐銘）：《回憶瞿秋白烈士》。無錫《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學翻譯活動
五四時期，瞿秋白的文學活動，主要是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特別是俄國文學作品。
俄文專修館「用的俄文課本就是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的作品。」１瞿秋白大量地閱讀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作品。他發表的第一篇文學譯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國》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閒談》。此後，陸續發表的還有：果戈裡的短劇《僕御室》（發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裡的小說《婦女》（發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蘇州《婦女評論》第五卷第三期），法國都德的小說《付過工錢之後》（發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會》第十七期）。他還準備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號刊登的「共學社」出版預告中已經列為《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後因出國赴俄，這個計劃沒有實現，改由耿匡翻譯了——
１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文匯報》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對俄羅斯文學的愛好和介紹，影響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鄭振鐸、耿匡等人。鄭振鐸後來回憶說：
我們這時候對俄國文學的翻譯，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秋白、濟之，還有好幾位俄專裡的同學，都參加翻譯工作。我也譯些契訶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從英文轉譯的。同時，也看些用英文寫或譯的俄國文學史，像小小的綠皮的家庭叢書裡的一本《俄國文學》，就成了我們懷中之寶。……
我們譯的東西，其初是短篇小說，由耿濟之介紹到《新中國》雜誌去發表。這雜誌由一位葉某（已忘其名）主編，印刷得很漂亮。後來由一個什麼人的介紹（已忘其名）我們認識了「研究系」的蔣百里。他正在主編「共學社叢書」，就約我們譯些俄國小說、戲劇加入這個叢書裡。１——
１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這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團結在一起，積極地進行俄羅斯文學的翻譯工作，很快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國雜誌社出版了耿匡、沈穎等翻譯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瞿秋白為此書寫了一篇序。同時，又為沈穎所譯《驛站監察吏》寫了序《論普希金的〈弁爾金小說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說，輯為《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後來在1921年12月，作為「共學社」的《俄羅斯文學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前有耿匡的序。這十篇譯作，由於未分別署譯者名字，所以現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幾篇是瞿秋白譯的，只好存疑了。據熟知情況的瞿菊農說：瞿秋白和耿匡當時在翻譯俄國文學作品時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譯的東西，差不多都經瞿秋白修改過；有時候兩個人共同翻譯：瞿秋白看著原著進行口譯，由耿匡記錄下來，經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於吟詠那種排遣個人積鬱的舊體詩詞，到熱心地翻譯和介紹俄羅斯文學作品，使文學活動面向中國的知識界和中國人民大眾，這在瞿秋白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轉折；是經歷了五四運動後，隨著他的政治思想轉變而必然出現的新的現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寫《〈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其中對於文學與社會變革、社會思想變化的關係，寫道：「只有因社會的變動，而後影響於思想，因思想的變化，而後影響於文學。……俄國因為政治上、經濟上的變動影響於社會人生，思想就隨之而變，縈迴推蕩，一直到現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學。就是歐美文學從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間的變化，又何嘗不是如此。」１文學受社會的影響，反過來也能影響社會，推動社會變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譯果戈裡的《僕御室》時寫的《後記》裡寫道：文學作品「描寫刻劃『社會的惡』，……以文學的藝術的方法變更人生觀，打破社會習慣，有助於改變『社會的惡』」——
１《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對於文學與革命的關係，怎樣創造和創造什麼樣的中國新文學，瞿秋白進行了認真的思索。當時，一些朋友主張只從事文學創作或翻譯活動，不干預社會政治問題。瞿秋白不贊成朋友們的這種脫離政治的傾向。一次，他們在北京中央公園玩，談到文學與社會問題。瞿秋白認為文學不是根本的首要的變革社會的手段。一個朋友問：根本問題在哪裡？瞿秋白指著大家正在吃著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問題在包子上面。」他主張文學工作必須從社會革命著眼。他說：「文學只是社會的反映，文學家只是社會的喉舌。……中國現在的社會固然是不安極了，然而假使我們不覺著有改造的必要，本來可以不問不聞，假使我們覺著非改造不可，那麼，新文學的發見隨時隨地都可以有。」２——
２《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頁。
瞿秋白對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及這次革命的巨大影響，有了明確的認識，他研究和介紹俄國文學，是為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革命服務的。他說：
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卻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遠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於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裡，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裡開闢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１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國的國情，很有與中國相近的地方」２，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寫的鄉村教育的簡陋，果戈理所描寫的俄國官吏的卑鄙齷齪，都是如此」３。瞿秋白讚揚果戈理是「俄國寫實派的第一人」４，他的《僕御室》在對「下流社會」細緻而又平淡的描寫中，現出社會的真相；俄國社會的惡象，在中國同樣存在。果戈理的名劇《巡按》，對俄國官場的怪現象刻劃無遺，「於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還常常能與讀者以一種道德上的感動。他的藝術所以能有價值，也就如此。」５
瞿秋白尖銳地指出：「現在中國實在很需要這種文學」，「以文學的藝術的方法變更人生觀，打破社會習慣。」６——
１２《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３《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頁。
４５《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６同上書，第1304—1305頁。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國偉大作家普希金，說他的作品「藝術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動讀者，使作者對於貧困不幸者的憐憫之情，深入心曲。」１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話，指出：「現在時代，俄國文學家，沒有一個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人能稱為民族的文學家。……普希金於俄國的天性，俄國的精神，俄國的文字，俄國的特質，表顯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像山光水色，反映於明鏡之中。」２瞿秋白指出，中國實行文學革命，創造中國的新文學，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注意中國的民族特點。「中國現在所需的文學，似乎也不單是寫實主義，也不單是新理想主義（此處專說現在人所介紹到中國來的），一兩個空名詞，三四篇直譯文章所能盡的，所以不得不離一切主義，離一切死法子，去尋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文學，應當怎樣去模仿，模仿什麼樣的，應當怎樣去創造，創造什麼樣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著新文學的影響，受得著新文學的感動。」３對於果戈理評論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學家」，瞿秋白特別指出：「歌歌裡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於王、楊、盧、駱，極其佩服，而流於過分的誇獎，可是應當注意他說的『民族的文學』，國民性的表顯，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學的人，對於中國的國民性，格外注意。」４——
１２《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３《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頁。
４同上書，第543頁。
在文學譯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風，嚴謹認真，一絲不苟，他和朋友們翻譯的作品，事先都經過認真研究。他自己譯的，總要仔細校訂，反覆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們譯的作品，他有時幫助修改，有時請譯者自己慎重校訂。沈穎譯了普希金的小說《驛站監察吏》，給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賞這篇小說，勸沈穎慎重修改後再發表。沈穎在這篇小說的後記中記下了這件事。
朋友們之間在文學觀方面，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沈穎不完全同意。他說瞿秋白是研究哲學的，對文學的意見不一定對。沈穎不懂得文學家的創作活動，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支配於文學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沒有任何哲學觀點的文學家是不存在的。鄭振鐸熱烈主張「文學為人生」。它比「為藝術而藝術」是一大進步，但他所為的人生僅限於知識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鄭振鐸有過多次爭論，提出了「文學為誰的人生」以及從什麼立場和思想出發來為人生服務的問題。他說：我們的人生很浮淺，勞動平民才有豐富的人生，他們所受的剝削壓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應該去瞭解勞動平民的人生，瞭解他們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學為勞動平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