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期的《莫愁》雜誌上，刊登了一篇關於我父親的專訪。專訪中有一張攝於文革中期的照片，許多見到這照片的人，都注意到了照片上我父親母親以及我的堂哥永和，胸前佩戴著很顯眼的毛主席寶像。這是最鮮明的時代特徵，幾乎不用任何說明就可以知道屬於哪個年代。
照片上的我祖父沒有佩戴毛主席寶像。我當時時還是個孩子。弄不明白他為什麼沒有佩戴。那個時代並沒有誰強迫必須佩戴寶像，大家都戴，誰要是真不戴，那實在是有些反潮流了。
照片上的我也沒有佩戴毛主席像。有一段時間我看著這張照片很得意，覺得自己當年也有些反潮流精神。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那大照相時，我聽從攝影師的建議，把罩棉襖的衣服給脫了，很顯然，我的寶像可能足留在外衣上。我因此感到非常沮喪，原來自己小小少年，卻也不能免俗。
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是祖父經過幾年的動亂，第一次來南方。祖父因為級別高，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總算沒受到什麼太大的衝擊。也有人貼過大字報，稱祖父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祖師爺，然而他屬於重點保護對象，沒有人直接找過他的麻煩。熟悉的人被批鬥，被遊街，被抄家，甚至被毆打至死，或者忍受不了屈辱自殺身亡，凡此種種，祖父聽多了，不得不為我父親的安危感到擔心。
有那麼幾年，祖父根本得不到父親的消息。祖父一生中經過無數戰亂，見過許多生離死別，這麼長的時間內，沒有自己心愛的小兒子的消息，還是第一次。父親是老牌的右派，文革中，沒罪名的人都可能找出罪名來掉層皮，何況父親這樣的戴罪之人。祖父曾經感慨地對北京的堂哥說出他的擔憂，在沒任何信息的日子裡，他擔憂我的父親可能已經不在人世。
過分的擔憂引發了祖父的心臟病，醫院發出了病危通知。那時候我父母都被關在牛棚裡，也是沾了祖父級別高的光，我的父母被特赦出來，給了幾天假去北京看望祖父。病危中的祖父逢凶化吉，見了日夜思念的小兒子，病情立刻減了不少。他沒有問父親為什麼長時間不給他寫信，也不問父親究竟吃沒吃過苦頭，只是盯著我母親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一遍一遍地看，最後忍不住偷問我母親，為什麼我父親的胸前沒有佩戴毛主席的像章。
我母親已記不清她是怎麼回答老人家的問話。當時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亂糟糟的一團，自己身上的問題一大堆，同時還為祖父的健康操心。反正祖父不曾得到父親為什麼沒有佩帶毛主席像章的準確答覆。多少年以後，我們在一起議論祖父當年怎麼會留神毛主席的像章，會問這麼一個今天看來十分幼稚的話題，一致認為他心裡當時存在這麼個疙瘩，那就是像父親這樣的身上背負著重大罪名的人，是不允許佩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寶像的。
父親和母親在北京待了沒幾日，急匆匆回南京繼續接受批判。祖父又開始繼續為心愛的小兒子的命運擔憂。見面時，相顧無言無話可說，分別後，想說也沒辦法再說了。
文革中最疾風暴雨的年頭過去，祖父不顧身體究竟能不能長途旅行，由我的堂哥陪著，南下看望我們一家。於是就有了那張我們一家三口和祖父的合影。
回首往事，難免一番感歎。事實上，文革中，就父親而言，雖然吃了不少苦頭，雖然他當時還在牛棚裡，但是也沒有誰不讓他佩戴毛主席的寶像。去北京的醫院探望祖父，完全是由於急急忙忙忘了佩戴。父親做夢也不會想到這種小小的差錯，會給一個臥床的老人帶來的內心恐懼。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至於一直不往北京寫信，父親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雖然沒有充分的通信自由，雖然每封信寫好了，必須先繳給造反派過目檢查，然而父親實在沒有必要就此斷絕了和祖父的通訊。回頭想想，讓祖父操了那麼多的心，父親當年也太書獃子氣了。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悲劇就在於把人不當人。往事不堪回首，想到祖父寄來的信，先由造反派蠻不講理地拆了檢查過，然後再扔到父親手裡，心裡便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扭曲的時代裡，偷看別人的家信，也可以上升為一種權力。我忘不了有一次，那時候父親剛從牛棚裡放出來，已經恢復和祖父的通訊，造反派也停止了對往來信件的檢查，父親單位裡的一位姓李的革委會主任來我們家串門，說著話，竟然拿起我祖父從北京寄給父親的一封信，堂而皇之神氣活現地讀起來，根本不把在旁邊的我們一家人放在眼裡。人不應該把別人不當人，把別人不當人，同樣意味著把自己也不當人。歷史的悲劇也許不會再重複，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人起碼應該明白別再把自己不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