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初的一天。
形近遲暮的天津老站，在夕陽西下的余暉中更顯古老灰暗。蒸汽機車氣勢不凡，自我感覺良好地喘著粗氣，像鄉下人隨意吐痰一般將攜了煤灰塵粉的蒸汽朝那老態龍鍾的候車樓噴去。
月台上，幾名工作人員松散地站成弧形，滿面帶著60年代官場上常見的那種同志式微笑，看著主人客人握手。
客人陳伯達，整個特點可用一個“圓”字概括：圓頭圓腦圓脖子圓體，就連頭頂的制服帽鼻梁上的金絲眼鏡也是圓圓的沒有稜角。大概為了求方，求“思圓行方”的境界，他走路兩腿稍分，兩臂離身，像摔跤運動員一樣搖晃起肩膀，兩臂大叉開擺動，就那麼邁著方步走上月台。
主人胡昭衡，比陳伯達高出整一頭，四方臉四方下巴，臉頰紅潤，兩腮刮得青幽幽。老捨夫人曾為他畫一幅畫、朱德為他題四個字：風華正茂。他一臉尊敬熱情的微笑，遠遠伸出了手。
陳伯達加快兩步也伸出手。
中等身材，年輕俊氣的天津市工業部副部長李樹夫搶前一步，站在一側，一手托扶陳伯達臂肘，一手引向胡昭衡：“天津市市長胡昭衡。”
“伯達同志，歡迎你。”胡昭衡握住陳伯達的手。
“胡市長，你好年輕啊。”陳伯達稍顯驚訝地盯住胡昭衡面孔，眼簾在鏡片後面閃動一下，“不到五十？”
“四十八歲。”
“方興未艾。”陳伯達手頭用了力，“我來給你做老百姓，你做父母官。”
“可不敢當，玩笑了玩笑。”胡昭衡本來紅潤的臉面更紅艷幾分，不安地笑道：“在延安我就讀你的書了……還請伯達同志對天津工作多作指示。”
“我只能紙上談兵。”陳伯達嘴角稍稍一抽，流露一層淺淺的自嘲的苦笑出來，那只剛加過力的手像洩了氣一樣軟軟抽回，興致頓減地望望左右，“走嗎？父母官們。”
胡昭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使陳伯達情緒陡落，他著急或尷尬時的習慣動作是牙齒間絲絲抽氣地喃喃：“這個，這個……”一邊像丟了東西似地將頭左右輕晃，“啊，這個，先請伯達同志去招待所休息吧？”
翹著黑色大屁股的老式的“別爾克”轎車駛入天津市狹窄古舊又熱鬧繁華的街道。
車速很慢。陳伯達望著街景的目光有些“感時花濺淚”的味道。他嘴唇翕動：“我虛歲已六十嘍。”
“伯達同志，這次來津……”胡昭衡沒有聽見陳伯達講話，只聽到一聲歎息。他望一眼前面坐司機身邊的李樹夫。李樹夫面無表情看著車前方。李樹夫和陳伯達很熟，陪陳伯達搞過工作調查。可是這位副部長不回頭便無法交流。胡昭衡過去聽過陳伯達的報告，是台下望台上。像這樣握手之後坐在一輛車一排椅上還是第一次，不明白陳伯達感情瞬間起伏的原因。他小心試探：“還是到小站‘四清’蹲點？”
“秀才就是做秀才的活兒。”陳伯達的福建腔不好懂，幸虧他沒有轉移視線，沒有看到胡昭衡茫然的表情。
“最近什麼人來過？”陳伯達終於轉回視線時，低沉地詢問一聲。
“賀老總和夫人薛明，還有羅帥的夫人林月琴。”胡昭衡略停，又補充一句，“賀帥是我的老首長，在一二○師，我在政治部搞宣傳。那時老總精神，現在有糖尿病。”
“帶過兵嗎？”
胡昭衡眨眨眼，終於明白問什麼。初聽福建話確實吃力。他解釋：“抗戰後去東北，在卓盟縱隊當過政委。”
“說到底，當官還是你們這些人。”陳伯達輕輕點點頭。胡昭衡一時不明話外音，心裡琢磨著沒做聲。
前方是路口，天津的馬路沒一條直的，不論東西南北，只能講前後左右，外地人去了沒有不轉向者。這是歷史的遺留，殖民地的疤痕。各帝國主義國家自顧本租借地內的建築，沒有全局規則，一旦連成一體，那建築和街道便呈出雜亂的千姿百態。比如這個路口，五條馬路在這裡交匯，路中心的“圓盤”上，沒有警察崗亭，赫然立起一座灰敗的廁所，有行人匆匆地走進，懶洋洋地踱出。
“廁所是一種文化，懂嗎？”陳伯達伸出圓鼓鼓一只食指，指點那座觸目的廁所，“兔子不吃窩邊草，懶豬不拉窩裡屎。廁文化能表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文明程度。”
“噢，我第一次聽說……”胡昭衡咂嘴琢磨，忽然點點頭，“很有道理！”
陳伯達並不相信這位市長真悟出什麼道理，這類部隊下來的地方官他見識多了，不說馬克思姓馬就不錯。同這些干部打交道，他又願意多講話又感覺缺少談話的興趣和享受。他們常常睜大眼睛，目光裡流露出敬佩、神秘、虔誠、茫然，就是難得幾次悟性的閃光。
街邊幾名搬運工模樣的工人，左手捧大海碗，右手抓大餅，正在大嚼大喝。初春還沒見綠，這些工人卻已袒出了筋肉暴綻的紫醬色的胸脯，抬眼讓目光追逐汽車。
陳伯達似有所動，目光留在車外，聲音響在車內：“胡市長，你來天津多長時間？”
“四個月。”
“你在部隊時間長，懂得帶兵，叫帶兵的人。你知道社會比部隊要復雜嗎？”
胡昭衡謙虛地說：“部隊比較單純，比地方工作也簡單。”
“天津有一種流氓無產者，叫‘耍人兒的’，聽說過嗎？”陳伯達慢條斯理問。
“就是混混兒，又叫混星子，憨不畏死，講打講鬧，官場上稱為‘鍋匪’，說跟哥老會有關系。”
“噢？”陳伯達身體微欠，目光略顯驚訝地望住胡昭衡，嘴唇蠕動一下才問，一怎麼叫‘鍋匪？”
胡昭衡表示尊敬地側過身，用討論的口氣說：一民以食為天，有鍋就有家，砸鍋就毀家。我想可能有這個原因吧？其實他們組織和設備極簡單，在鬧中取靜之處租幾間房，也不搞香堂，設立‘鍋伙’；一鋪炕一篩就叫大寨，頭頭叫寨主。有事一聲吆喝，抄起家伙就出去一場群毆：沒事就在炕上炕下吃喝休息。”
“還有什麼名堂？”伯達不自覺地換上請教的口氣。
“穿著有講究，一身青布褲襖，再窮也要做一件青洋縐長衣披身上，不扣紐，或者是脫下來搭臂彎上，腰扎月白洋縐搭包，腳穿藍布襪子花布鞋，頭上發辮續上大綹假發，越粗越有份兒，不拖在背後，搭在胸前，有的在每個辯花上塞朵茉莉花，走路邁左腿，拖右腿，故作傷殘狀，老百姓背地裡叫他們花鞋大辮子。”
“哈哈，聽大鼓書一樣。”陳伯達臉上有了微妙的變化，就像懶過一陣兒，喝杯咖啡起來精神一般，“以什麼為生？”
“不勞作。”胡昭衡搖頭皺眉，“開賭局，‘抄手拿傭’，把持糧棧，攔河取稅，開腳行。這些行業都和府縣衙門差役有勾結。吏不舉，官不究就是了。”
“昭衡同志，”陳伯達不知不覺中已改變了“胡市長”這種稱呼，“你對這種人很熟嘛，舊軍隊裡類似這種人不少？”
“俘虜過類似這種人。抗戰剛開始時，新拉起的隊伍這種人不少，在內蒙剛組織隊伍時，也有過類似的人，有的改造好了，有的淘汰了。”
“毛主席講過，不主張隊伍裡把這種人全清除。”
“隊伍剛拉起來時，打仗少不了這種人，憨不畏死，不像老實農民剛到隊伍上膽小。打過幾仗，農民勇敢了，這種人要是沒改造好些，就弊大於利了。”
“混混兒也算下九流？”
“優、娼、皂、卒、批、捶、奴、蛋、剃，”胡昭衡數一遍，“算哪一流？有點不入流。”
“下九流也不簡單，卑賤者最聰明，韓世忠算卒，梁紅玉是娼，李逵是皂，阮氏三雄是蛋，陳勝、吳廣都是奴……就是這個優？”
“四大名旦都是優。”
“哈哈哈，”陳伯達笑出聲，將手搭在胡昭衡手背上，“現代紅的是優，常香玉捐飛機我們捐不起。昭衡啊，哪個學校畢業的？”
“1935年考上北大，沒畢業。七七事變就投筆從戎了。”
“秀才秀才，是夫子。”陳伯達變得親呢，抓著胡昭衡的手背用用力，“走對了，投筆從戎。你這一投筆，現在就無須紙上談兵了……”
胡昭衡雖然被承認是“秀才”、“夫子”，聽過陳伯達最後的這番感慨，眼裡卻茫茫昧昧未能閃爍出悟性的光輝。
子夜，胡照衡在日記上記了這麼兩句話：
“伯達同志叫我夫子，我很不安，他是大家，我差得遠。但他總說自己是紙上談兵，不知何意？”
隨著春的濃郁，樹的泛綠，大自然越來越勤奮，一天比一天早地蘇醒，並且絲毫不停地伸出手去，輕輕地、悄悄地揭開夜幕。沒有歡呼，無須騰躍，就那麼莊嚴緩慢地將光與色彩的變化自東向西地伸展開來。
胡昭衡從睦南道向大理道折轉，沿著路邊慢跑。他注意生活的規律性，晨練與夜裡寫日記一樣，不可或缺。
當那個矮矮的已然熟悉的身形影影綽綽晃入眼簾時，他感到有節奏的心跳起了一瞬變化，從馬路右邊躲過兩輛自行車，跑到馬路左邊。十秒鍾之後，他的跑步變成走步，並且招呼：“伯達同志。回來了？”
“你早晨跑步？”陳伯達立住腳。
“習慣了。”胡昭衡近在咫尺地停下來，調整呼吸。
“我走步，跑不動了。”陳伯達口氣忽然一轉，“有什麼消息嗎？”
胡昭衡怔一下，不知所指。
“有什麼人來天津，聽到什麼消息？”
“四位副總理來過，談到毛主席關於反對故步自封的批示。”
“有大量的好同志，被那些高官厚祿、驕傲自滿、故步自封、愛好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同志們、一切官僚主義者所壓住了。現在必須加以改革。”陳伯達隨口背出一段，令胡昭衡暗吃一驚。“還有什麼？走，走著聊。”
兩個人沿大理道走下去，把一幢又一幢外國別墅式小洋樓甩在身後。胡昭衡牙齒間絲絲吐氣地想：“這個這個……”
“康生同志說，要注意主席給柯慶施那個批示。”胡昭衡終於想起一個消息。
“康生？”陳伯達陡地停步，望一望胡昭衡，接著又向前走，臉上呈出思考狀，像自言自語，“柯慶施……就是柯慶施抓曲藝工作那個文藝情況匯報？”
“你記憶力真好。”胡昭衡點頭，由衷地說。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陳伯達證實自己的記憶力一樣，又背出一句，接著就是默默無言地散步，顯然在想什麼。
“對了，周揚和夫人蘇靈揚同志今天下午來天津。”
走過幾步，陳伯達才問：“來干什麼？”
“調查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情況。”
“你們過去認識？”
“我上學時就知道他，30年代，青年學生很少不知道他的。在延安見過他，沒機會認識。還是來天津以後才認識的。”
他們已經走到赤峰道。陳伯達看一眼表：“回吧？走快點。”
無言地急走一段，望見大理道招待所時，陳伯達才放慢步子，活動著雙臂說：“他是‘左聯’書記，又是‘魯藝’的院長。現在全國有名的文藝領導干部和作家、藝術家，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懂嗎？”
胡昭衡點點頭。
“其實你不全明白。”陳伯達說到這裡，匆匆轉開話題，“哎，天津挨北京近，來人多，有什麼消息經常通個氣。”
二十五年後，胡昭衡回憶當年，曾感慨：當時可以說沒全懂。毛澤東批示文藝界“問題不少，人數很多”，陳伯達馬上想到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周揚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
可是，陳伯達仍然說：“下午去接周揚，叫我一聲。”
胡昭衡點點頭，准備分手：“伯達同志在津有什麼要辦的事情就跟我講一聲。”
陳伯達拉住胡昭衡的手，這是他表示親近的常有動作，放低一些聲音：“我要召開一個座談會，你找一些有水平的明白人參加。兩上題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現的問題和好的經驗；關於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認識、體會、經驗教訓。”
“什麼時候開？”
“明天，座談要有理論有實際有數字。”陳伯達把胡照衡再扯扯近，聲音再放低些，“告你個消息，少奇同志要來天津。要談這兩個問題。”
“噢。”胡昭衡點點頭，發現陳伯達已經靠他很近。
市長的“別爾克”轎車駛向天津站。坐在車後座的陳伯達和胡昭衡都不懷疑，他們之間已經迅速建立起私人關系。這種關系即便還不能說“密，”至少也能說“親近”。
應該說是陳伯達首先肯定了這種“親近”。他在小站蹲點“四清”，隔三差五回趟天律，胡昭衡總要利用休息時間來看望，海闊天空聊一番。彼此知識面都不窄，共同話題很多。
那是胡昭衡第二次看望陳伯達，陳伯達為他斟一杯茶說：“秀才交往，清茶一杯。”對，就從這清茶一杯，他開始無話不談。
陳伯達要一同去接周揚，這道理很簡單。周揚也是個大秀才。午睡後，胡昭衡去請陳伯達出發，陳伯達一邊系衣扣一邊說：“我原名尚友。‘尚’什麼‘友’？文友，以後接觸工農多了，改名伯達，交了許多工農干部為朋友，也總想跟軍人交朋友，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和秀才交往。”
胡昭衡從來不懷疑陳伯達講的這番話。他與陳伯達相識，從“胡市長”到“昭衡”到“夫子”，全過程不過一小時。陳伯達隨和是一方面，主要還因為自己算得是個小秀才。前次陳伯達又從小站回來，兩人夜裡散步聊天，談到熱烈處，胡昭衡送陳伯達回大理道，陳伯達又送胡昭衡回睦南道，就是話題吸引得人欲罷難休。
這次陳伯達從小站回來開座談會，適逢周揚來津，三個秀才一台戲，更要熱鬧。胡昭衡已經吩咐交際處晚上備酒，要喝個痛快。
秀才交往，有的話題熱烈，有的話題含蓄。陳伯達講含蓄話往往很慢，有點拖腔拉調，似乎每句話都是在斟酌之中說完或沒說完。
“主席——喜歡哲學。少奇——具體。一線二線。”
胡昭衡點頭，這話好明白。
“哲學——靠悟性，具體——須勤奮。”陳伯達瞟一眼胡昭衡，旋即閉目仰靠椅墊，回憶著念念有詞，“毛主席本人只關注國家大事。他提出把全國變成大園林的建議也就足夠了。他沒有時間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陳伯達猛然掀開眼簾，盯住胡昭衡。胡昭衡反應敏銳地點點頭：“少奇同志講的。”
陳伯達也點點頭：“所以要注意少奇同志抓什麼？他抓什麼，反映二線在想什麼。”
“伯達同志長期在中央，在主席身邊……”
“紙上談兵。”陳伯達把圓圓的小手掌一擺，似乎情緒又沉落下來。胡昭衡再次顯出茫然：這個大秀才怎麼了？這個“紙上談兵”有什麼現實中含義？
片刻的沉默之後，陳伯達舉手在胡昭衡肩上拍拍：“不要迷信虛名，在上面也只能表現‘工具之才’，在下面也可以鍛煉帥才。獨當一面，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也要帥才。你正年輕……我要是退休了，就來天津給你當個牆報編輯。”
“伯達同志，這是怎麼說的……”胡昭衡大為不安。用他日記上的話講，叫‘如芒刺背”。
陳伯達從胡昭衡肩上取下手，順勢一擺，表示這個話題告一段落。振起精神另出話題：“康生什麼時間來過？”
“最近沒來。”
“早晨你說到他……”
“那是捎信。我來天津時，他叫我幫忙搞硯台方面的書，找到後給他捎去，他捎來信說收到了。”
“嗯……”陳伯達略一沉吟，“你們熟悉？”
“也算秀才交往吧。”
“他算得書香門第了。”陳伯達表現出關注，“你們怎麼認識的？”
“嗯，那是50年代初……”胡昭衡朝車外望望，還有幾分鍾的路，便長話短說作個介紹。
50年代初，胡昭衡在內蒙古自治區任宣傳部長，在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認識了康生。吃飯和會間休息時、談古論今還有共同語言，胡昭衡並不了解康生歷史，日記上只稱他為“大秀才”。
胡昭衡有位河南老鄉穆欣，在晉綏曾一道工作過，所以又是老戰友。他後來到光明日報社任副總編，是在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領導下工作。胡昭衡喜歡收集名人字畫，便托穆欣出面，代請康生給自己寫幅字。
康生還記得宣傳工作會議上那個發言出色、知識面廣的自治區宣傳部長，欣然應允，為胡昭衡寫了兩個字：敏求。
胡昭衡收到字，搓搓手，犯了沉吟。他喜歡字但寫不好字，尤其和康生的字比較就更感拿不出手。抬眼間，看到桌上幾個紙盒，立刻有了主意，用張牛皮紙將四盒黃油包好，寫一行字：方便時，請康生同志來內蒙看看。
四盒黃油換來兩個字。據說康生檢查一遍黃油質量，第二天早飯就抹到了面包片上。他曾經在莫斯科生活幾年，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習慣吃面包抹黃油，邊吃邊說：“四金黃油換兩個字，現在看，他是虧了，長遠看，他是賺了。”
於是，康生和胡昭衡也有了“私交”。
“哈哈，不虧不虧你不虧。”陳伯達開心大笑，拍打胡昭衡“名人字畫，字畫名人，這兩條康生都能沾上邊。留著吧，留著吧……”
走上月台，列車還沒到。陳伯達反剪兩手，左走三步，右走三步，望住胡昭衡：“康生身體不好，嗯？”
胡昭衡點頭：“嗯。”
“所以他字畫好。”陳伯達向下戳手指。
胡昭衡會意地笑笑：“琴棋書畫，養病之道。”
陳伯達猛地扭頭，胡昭衡也向西望，列車拖著貫耳笛聲入站了……
1964年4月7日傍晚。
天際那火海一般的晚霞漸漸泛白，變青；天津的空氣難得這般清澈透明。大約是昨天那場春雨洗過的原因吧。
一輛灰色伏爾加車駛入睦南道一三○號，周揚彎腰鑽出車門。這位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長留著顯示盛年的長寸頭，長大的身軀剛一挺直，已經開始抱拳作揖：“昭衡，久等了。”
胡昭衡碎步下了階，大步迎上，先抱拳作揖，後握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伯達馬上就到。”
“以行同志呢？”周揚詢問胡昭衡的妻子林以行。
“只怪靈揚同志沒來喲。”胡昭衡說周揚的妻子蘇靈揚。
“過兩天她就到，等我下鄉轉回來。”
“她到了，以行同志就到。”
“你這才是……”周揚笑著搖搖頭，旋即換上認真的表情，“你叫靈揚帶來的《老生常談》我看了，原來就讀過裡面幾篇文章，這次靈揚帶來書，我才知道作者李欣就是你。”
“我是淺學之輩。”胡昭衡謙虛地搖頭說，“你是大家，還得請你多指教。”
“秀才交往，不講客氣話。”周揚更顯認真地問。“我跟你打聽件事。抗戰前北京有批小作家，叫小京派。那裡有個李欣是你吧？”
胡昭衡臉色泛紅，點頭道：“上初中時，我喜歡文學。給郁達夫寫信求救。郁達夫正在頹廢，對我講，著書都為稻梁謀，沒出息，勸我不要搞。我是九·一八事變後在小報上寫點劇本之類東西，1935年才開始寫小說……”
“郁達夫也是‘五四’文學巨匠，被日本憲兵殺害在蘇門答臘。郭沫若和他組織的創造社是革命的，最早提出無產階級文學，我記得郭沫若寫詩說‘我是無產者’，對我影響極大，我就是受他們影響走上革命之路的。”周揚停了片刻，長長吁口氣，搖搖頭，重新望住胡昭衡，“你的第一篇小說……”
“《鄉村》。”
“《鄉村》……噢，”周揚輕拍額頭，“有印象。我記得是有夜……《夜行雜記》？”
一個人的作品在將近三十年後仍被人記得，這是讓人激動的。胡昭衡臉上紅光流溢，帶了回憶和感慨：“發表《鄉村》是沈從文先生推薦，他在《大公報》的文藝版任主編，後來又推薦蕭乾擔任。沈先生對我幫助很大，我的《夜行雜記》也是由沈先生推薦，後來選入趙家璧編輯的集子，由良友出版社出版。”
“這就對了。”周揚回憶說：“是1937年出版吧？有茅盾、老捨、丁玲……二十四人的短篇佳作。”
“我是湊數，不可同日而語。”
“又謙虛了，沒必要。”周揚搖手，見到陳伯達已經走入院門。院子只有巴掌大塊地面，隨便在哪裡講話都聽得清。陳伯達仍是左右搖擺著道方步，操著濃重的福建腔問：“昭衡又謙虛什麼了？”
“伯達，我給你介紹一下，”周揚為拾起的30年代的話頭而興奮，“他就是那個李欣。”
“我知道，寫《老生常談》。鄧拓在北京講《燕山夜話》，李欣在天津《老生常談》。”
“哎，你可不知道，30年代他還是個寫小說的作家。”
“過譽了過譽了，不敢稱家。”胡昭衡兩只手一起搖擺，“你們二位是中國的大家，我是半瓶醋晃蕩，何敢稱家。”他為盡快擺脫尷尬，忙伸出手請北京來的兩位大秀才進餐廳，“今天請兩位大家吃飯，算我盡地主之道。”
服務員早已拉開雙扇門恭候，三個秀才互相謙讓著穿過門廳和走廊，走進一間雅靜的小餐室。彼此又是一番謙讓。陳伯達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自然坐了主位。周揚和胡昭衡分別在他左右入座。
服務員先送上熱毛巾，三個人擦手擦臉。周揚興猶未盡地拾起院子裡的話題：“哎，昭衡，在延安魯藝的時候，我還打聽過你哩，問他們小京派的那個李欣來沒來？”
“其實我已經到了延安，也知道你在魯藝，很想去拜訪你，沒好意思……”胡昭衡歉意地點頭，回憶著當年。
當年，胡昭衡學寫作時，郁達夫和沈從文都對他談到過周揚和“左聯”。胡昭衡到延安仍寫文章。若繼續用“李欣”的名字，周揚就會主動找他認識了。他卻改了個筆名，叫“胡蠻”。
那時延安搞個“七七文藝獎”，進行征文。評獎時，甲等獎空缺，乙等獎評出兩名，就是馬烽和胡蠻。馬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成為中國的著名作家。胡蠻一直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只是在業余時間堅持寫作，在擔任天津市長的同時又出版了雜文集《老生常談》。
周揚還記得那次“七七文藝評獎”，也讓得評上馬烽、胡蠻兩個乙等獎。“我沒想到胡蠻就是李欣。”周揚感慨地問，“你怎麼叫了胡蠻？”
“那時年輕，愛搞點名堂。”胡昭衡赧顏一笑，“我想，魯迅，魯是慢，迅是快，魯迅就是慢和快的對立統一。我很崇拜魯迅，尤其喜愛讀他的雜感。瞿秋白曾說過，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這個預見很快就應了，這種文學形式被稱作了雜文。我本來就是個雜家，也喜歡寫雜文，學著魯迅給自己取個筆名。當時我正研究匈奴史，中國素有“北湖南蠻”之稱。我取胡蠻，也是想來個南北對立統一的意思。從南到北，反正我是雜家，一樣不精。”
“想得妙。”周揚輕輕擊掌。
“也未必年輕才愛搞點名堂。”陳伯達抓起筷子在服務員剛端上來的小碟涼菜裡夾起一顆黃豆，邊嚼邊說，“康生同志畫墨菊，不是也用了筆名魯赤水嗎？”
“有什麼講究？”胡昭衡問。
“對著齊白石呢。”陳伯達又夾一顆黃豆。
“齊白石，魯赤水：齊——魯，白——赤，石——水。”胡昭衡念念有詞，嘿了一聲，“對得妙！”
周揚卻不像聽到“胡蠻”的解釋時那麼興致勃勃，反而有了什麼心事一樣，默默夾起一絲紅辣椒放在嘴裡慢慢嚼。
胡昭衡不明白周揚生出什麼心事，直到1966年周揚受到批判時才恍然大悟。然而，陳伯達仔細嚼黃豆時，已經隱隱品出些周揚的心情。
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指示，最近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決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
周揚的不舒暢來自於康生。
早在30年代，周揚與康生其實就有過一段關系。那時，王明、康生、蕭三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王明任團長，康生任副團長。而周揚是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由上海大廈大學畢業後，受郭沫若影響，留學日本，1930年回國即在上海參加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他參與組織和領導左翼作家聯盟，任黨團書記，中共上海文委書記。
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給革命造成的損失，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和文化兩條戰線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紅軍撤出中央蘇區，上海的“文委”也遭到破壞。四名主要領導人，被捕兩名：田漢和陽翰笙；剩下周揚和夏衍，也失去與黨的聯系，條件極為艱苦。
在失去與黨聯系近一年之久的情況下，駐第三國際代表蕭三通時魯迅，給周揚等人轉來一封信，鑒於國際政治斗爭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這封信提出解散“左聯”。周揚和夏衍商量之後，作出解散“左聯”的決定。
可是，近年來不斷聽到“周揚、夏衍背著魯迅解散‘左聯’”的說法，這個說法是從哪裡吹出來的還不清楚，但風是越吹越大。解散“左聯”的信還是通過魯迅轉過來的，怎麼能說是背著魯迅？更重要的是，蕭三來信並非個人意見，而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見，康生完全清楚這段歷史，卻始終不出來說句話。
不知什麼原因，周揚見到康生時，總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這位略顯駝背的枯瘦頎長的老人，臉上很少出現血色和笑容。在延安時，歷任社會部長、情報部長、中央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主任，曾經大搞“搶救運動”，制造冤案假案錯案，傷害了一大批好干部，至今許多老干部“談康生而色變”。
他好像生來就是要跟別人對著干。像齊白石這樣的大藝術家他也容不得，也對個“魯赤水”。
周揚的腦子裡閃過兩年前那一幕：
1962年，周總理、陳毅在廣州開會，向知識分子脫帽敬禮，在禮堂開聯歡會，跳舞。是為了寬松，為了活躍文藝界空氣，把過去幾次“運動”在知識分子中造成的緊張關系放松放松，緊張氣氛消除消除。
全場氣氛活躍，歡笑聲不斷。跳舞時還評選了“舞後”。田漢是名快樂的活躍分子，抱來一只家養的漂亮的肥貓，先抱著肥貓舞蹈，最後將肥貓贈送給評選出來的“舞後”。
唯一不笑的是康生。
他獨個兒坐在舞場外的角落裡，目光郁郁，神情冷冷。會場氣氛越活躍，他臉越陰沉；誰的笑聲最高，他的目光就朝誰掃去。這時，他眼裡像打間似地亮一瞬，冷森森的目光像匕首投槍般刺出。周揚見那目光三次刺向田漢、一種莫名的憂慮和不祥的預感便襲上心頭。
他總感覺田漢遲早要有悲劇發生……
不過，周揚的這一番回憶，這一場擔心，暫時被陳伯達的講話聲驅走了。定睛看時，陳伯達已經舉起酒杯，開始講話：“昭衡既然這麼謙虛，那就我來講。你們兩位又是大官，又是父母官，又是老夫子，我這個小小老百姓就借花獻佛了，干杯！”
周揚一邊舉杯一邊不安地說：“怕達同志，顛倒了顛倒了。你長期在主席身邊工作，是黨內理論家，我們可不敢比。”
“我是讀你文章的學生。”胡昭衡同陳伯達碰杯，誠懇地說，“《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當年我讀了又讀。我雖然寫點東西，說到底是雜家。論文、散文、小說已經幾十年不寫了，雜到現在，真正沒斷的是日記，雜文只是偶爾有感而發。”
“你在堅持寫日記？”周揚問：“堅持多久了？”
“我是從1936年開始寫日記，斷斷續續到1939年，1939年至今就一天沒間斷了。”
“二十多年一天沒斷？”周揚激動了。
“一天沒斷。”胡昭衡點頭。
“不得了不得了。敬你一杯！”周揚周胡昭衡碰杯，兩人一飲而盡。周揚挾菜，嘴裡兀自不停感歎，“堅持下去，要堅持下去，將來這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啊？……”
胡昭衡吃過一口菜，已經又朝陳伯達舉杯。他在內蒙工作時練成了好酒量：“伯達同志，明天座談會之後，晚上給你安排了電影，《人民公敵蔣介石》。我本是想寫東西，可是官身不由己。我其實是想當個作家。”
陳伯達望著酒杯，若有所思地說：“我這個人不學無術，外面空有些虛名。其實……”他一口飲盡杯中酒，呵一口氣，皺著眉說：“其實不過紙上談兵。”
借著微起的酒意，胡昭衡將積蓄已久的疑惑問出口：“伯達同志為什麼總是講紙上談兵？”
陳伯達國注胡昭衡，沉默片刻才說：“其實，寫文章還不算我的特長。我最大的特長還是行政能力。我這個能力在馬列學院第一期管理飲食的時候表現出過，還真是贊聲不絕。唉，可惜沒有得到發揮喲……”
陳伯達目光落在由服務員重新斟滿酒的酒杯上，久久不動。他想起給閩軍首領張貞任少校秘書的往事，又想起在馬列學院和抗大任教員之後，未能去做具體領導工作，卻擔任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毛澤東的秘書。他輕輕一搖頭，喃喃出聲：“這都是歷史的安排，只能紙上談兵喲……”
周揚和胡昭衡萬沒想到這位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大名鼎鼎卻也存著“懷才不遇”的失落感。他居然會不滿足於紙上談兵當“謀士”，而希望有職有權做點“實事”。
有職有權的文化部長和天津市長都怔住了，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哦，老夫子，你是寫日記的。”陳伯達仍掉不愉快的感歎，轉個話題，“周揚說日記是財富，這不假。你看過曾國藩的日記吧？”
“沒有。”胡昭衡搖頭。
“應該看看哪，那是讀史，更具體更真實的歷史，也是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日記堅持了二十多年，那就堅持下去，留給後人就是歷史價值的問題了……”
周揚笑著點頭：“那樣子，今天我們這頓飯也就在史難逃了……”
確實如此。胡昭衡在子夜，將這頓飯，將陳伯達的“懷才不遇”，自認為“其實，寫文章還不算我的特長。我最大的特長還是行政能力。我這個能力在馬列學院第一期管理伙食的時候表現出來過……”將陳伯達不滿“紙上談兵”等內容，都寫人了日記中。
汗水使胡昭衡意識到，夏天確實來了。
天津迎來送往的事情不少。胡昭衡上任時對辦公廳有交待，凡中央和兄弟省市領導同志來津，都要馬上報告姓名、年齡。職務及來津目的，以便決定要不要見。
這次來的都是大秀才：康生與夫人曹瑛（即曹軼歐）、郭沫若夫人於立群、王力及釣魚台的幾名“筆桿子”。
胡昭衡聞訊給周揚打電話，周揚正在農村與知識青年談心，搞調查，他在電話裡說：“算了吧，我不去見了。要聚會在北京有的是機會，我明天還有個座談會。”
胡昭衡問：“那就代你向他們問候一下？”
略停片刻，電話那邊傳來一聲：“不要了，就不要提我了。”
胡昭衡又往小站給蹲點的陳伯達打電話。陳伯達也沉吟道：“哎呀，我明天正要聽匯報……來哪幾個秀才？”
“康生和曹大姐，於立群、王力……”
“好，我今晚趕回。”陳伯達不等胡昭衡講完，便改成積極熱烈的態度，“明天我們一起去接站。”
陳伯達見了熟人有個習慣，總要問一句：“有什麼消息嗎？”這句話簡直成了見面的寒暄語。在車站接周揚的見面語是這一句，接康生等人的見面語也是這一句。那時不叫“信息”，叫“消息”，或“情報”。胡昭衡的日記上特別有一筆：“伯達同志很注意消息……”
頭天接來康生等人，安排好房間就到晚飯時間了，吃過晚飯就去逛天津有名的“藝林閣”，直到晚上十一點多鍾才歸來休息。
今天上午去看藝術博物館，回到交際處吃飯，已過中午十二點。下午還計劃去看古舊書店和榮寶齋，晚上客人就要返北京。
活動安排很緊，秀才們並未顯疲倦，午餐時仍然談興不減。康生坐了主位，不時掏出手絹捂住嘴深咳。陳伯達坐康生左側，講話像患有多動症一樣手勢翻飛，身體也不時地左右晃動。曹瑛坐於丈夫右側，挨著她另一邊的是於立群。她們時而聽男人們高談闊論，時而獨立出去小聲講點女人感興趣的話題。胡昭衡和王力坐對面，正方便同康生、陳伯達交談。
話題從藝術博物館談起，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裡。談者都是“大秀才”，隨便拉出一個話頭，都可以“縱橫”一番。
陳伯達望著於立群說：“可惜郭老沒有來，不然可以就銘文當場向他求教了。”
胡昭衡點頭附議：“郭老研究銘文內容，在證史方面有特殊貢獻。非大學問者，做不了這一項工作。”
於立群代丈夫謙虛：“宋元以來，從事金文研究的學者專家很多，並把它動用到研究古代社會、著書立說，吳大澄、羅振玉都是突出的。”
王力慢條斯理點頭：“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很有價值。”
“彝器？”胡昭衡眨眨眼，望住陳伯達求教，“古代祭祀叫彝，彝器就是祭器吧？”
陳伯達夾一塊腐竹，一邊咀嚼一邊“嗯嗯”作聲。他也只知祭祀叫彝，但彝器就是祭器的斷語，以他的身份不確知不敢貿然作出。他在咀嚼中嗯嗯，是一種含混的不置可否的回答，一邊朝王力揚揚下巴。
王力見陳伯達嘴不得閒，便作代勞：“用於祭祀、禱、祝、會盟、宴享的青銅器稱為青銅禮器；‘彝’是祭掃的共名，也是祭器的共名。”
胡昭衡滿意地點頭：“跟‘大家’們在一起就是能長學問。”
陳伯達嘴已清閒，開始抒己之長：“禮器是用來體現禮治。禮治只是抽象概念，還得通過具體儀禮和典章制度來體現。孔老二克己復禮，就是復這一套。禮器能起到體現等級制度和維護統治秩序的作用，所以奴隸主階級對此器物需求量很大，現在出土的隨葬器也多有此物。”
康生用手絹捂嘴，下大力氣從肺裡向外咳痰。他並非故意此舉，他咳嗽歷來如此，用他的話講，“這是一種運動”。
痰吐到手絹裡，餐桌旁也靜下來。無論資歷還是職務，大家還是尊他幾分。這位“陰森老人”，參加“五卅運動”，參加過上海的三次武裝起義，在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即擔任過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工部長等要職；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35年11月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候補委員；1937年回延安，歷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等要職。由於傷人太多、名聲不好，在“搶救運動”之後，他似乎變黯淡，建國後也是養病時候多，工作時間少。然而，當“以階級斗爭為綱”越提越響，國際上的反修斗爭越演越烈的形勢下，他又回光返照一般“恢復了青春的紅暈”。
這是一位讓人由畏而生“敬”的“老人”。
“青銅器的鼎盛時期在商周，但是商周兩代又各具特點。”康生難得一笑地望向於立群，“立群同志可以給大家講講。”
“康老考我了。”於立群笑著說，“商代青銅器以酒器的門類為最豐富，西周則著重於發展飪食器。終周之世，青銅酒器的鑄造也從未達到殷人的程度。”
康生點頭認可：“商代奴隸主貴族嗜酒成風，武王伐紂，歷數其罪狀，酗酒便是其一。以此為戒，周代嚴禁酗酒。青銅器按用途劃分，有禮器、兵器、樂器、符節器、度量衡器、生產工具等。其中，最重要的青銅禮器就成為奴隸主權力的象征，也就是所謂重器。”
陳伯達及時接一句：“大禹鑄九鼎，象征他統治下的九州。”
王力說：“九鼎迄今尚未被發現。”
胡昭衡說：“觸囗說越太後，特別提到‘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這段話有很大現實意義。”
康生按照自己的思路講下去：“我不研究青銅器藝術和它的斷代，我研究階級斗爭史。大奴隸主都有自己的宗廟和重器，喪失了保護宗廟重器的能力就意味著他政權的結束。叫做‘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用現在話講叫作亡國滅族。‘問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康生環視，見紛紛點頭，便也跟著點點頭，“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封建地主階級要替代奴隸主貴族階級。”
康生所言“問鼎”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604年。“九鼎”是體現王權的“重器”。楚莊王在討伐陸渾戎的征途中，故意把隊伍部署在洛邑附近，進行檢閱，以顯示力量。周正派王孫滿去慰問，楚王借機詢問“九鼎”的大小輕重。就是“問鼎”，這裡包含了極大的侮辱。王孫滿憤怒指出：周室雖然衰落，但天命沒有改，鼎的輕重大小不該過問。所以，後世將爭奪天下的想法和言行，都叫作“問鼎”。
陳伯達試圖沿著康生的思路講：“青銅文化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鼎盛於奴隸社會，衰退於秦漢封建社會，確實反映出一部階級斗爭史。青銅器也是當時生產力的標志。青銅器代替石器，最終又被鐵器所替代；相應的就是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制而最終又被封建制所替代，證明馬克思講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我更喜歡石器。”康生跟誰也願有共同議論，“沒有一只猿能創造一把石斧。我們祖先從創造出第一件石器開始，才有了質的變化，才與動物劃分開，邁入人的門坎。”
曹軼歐在旁插一句：“他這個人的石器就是硯台。”
“上次去我沒看到。”胡昭衡表示遺憾。
“下次去請你看。”康生不無幾分自得，“我收藏了一些好硯台。”
“康老還是收藏的書多。”胡昭衡向客人們介紹，去年他到康生家，單是《西廂記》就看到一二十種版本，其中一本是康生的手抄本，上面還有許多名字的各種墨跡的評語。
“練字抄書，養病之道。”康生介紹其經驗，“我不會搞經濟，我就是兩件事：養病，搞階級斗爭。”
如果說康生這輩子講過幾句真話，大概就是這幾句吧？
1964年5月17日，夏日一個溫馨柔軟的黃昏。
胡昭衡吃過晚飯，散步來到大理道。服務員不管他朝陳伯達的住室走，便迎上來說：“胡市長，陳伯達同志看電影去了，我帶你去找他。”
胡昭衡被引入小放映室，借銀幕上反射的光，我到陳伯達的座位，小聲說：“在這兒。”
胡昭衡摸索著坐於陳伯達身邊。陳伯達在黑暗中朝他點點頭，小聲問：“有什麼消息？”
“沒有，看看你。”
“一起看吧，裴多芬的一生。”陳伯達略停片刻，又喃喃，“我喜歡看18、19世紀資產階級生活的電影，不亞於喜歡翻中國的古書……”
這以後，直到電影結束，除了偶爾的唏噓喟歎，陳伯達再沒講一句話。他已經入戲，完全生活到18、19世紀資產階級的社會日子裡去了。
電影結束，燈光初明，陳伯達閉了眼。仿佛怕驟然降臨的光芒會刺傷眼睛。雙手在皮肉稍顯松軟的臉上搓一搓，然後望住胡昭衡：“我並不因為我年紀大和有名氣而不學習。”
陳伯達像是話猶未盡，嘴唇又嚅動幾下，但他說話遠不如他寫東西，可以說口拙，終於不曾講出合適的話，便輕輕點點頭，以示真誠。
這個小動作曾使胡昭衡心靈為之一動，將這次看電影及陳伯達的話記入當天的日記，並表示：“這話對我有啟發。”
走出小放映室，陳伯達像是走出了18、19世紀，回到了20世紀60年代。
“知道嗎？”陳伯達眼裡閃出得意的神色：“北京開中央工作會議，要開到下月，要肯定和推廣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等問題。”
胡昭衡點點頭，他知道陳伯達在其中有“貢獻”。在天津開過座談會，陳伯達向劉少奇匯報並提出建議時，劉少奇很滿意。還有“四清”匯報會，他對劉少奇的想法和提法摸得很清，發言很鮮明地體現了中央精神。
胡昭衡想到陳伯達所言：“一線”抓什麼，反映著“二線”想什麼。
“你在天津要搞個電子化領導小組，你自己當組長……”
“我不搞電子”，胡昭衡為難，“我已經是工業領導小組組長。”
“還要當電子化領導小組組長。那天吃飯跟康老聊過，青銅器代替石器是人類技術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成就，蒸汽機的發明是一場工業革命，電子化是不亞於蒸汽機的又一場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世界先進國家都在搞，我們不能落後。”
“是康老的意思？”
“他不懂。”陳伯達從鼻腔裡嗤聲，“是鄧小平提出來的。這半年小平同志的講話，三次提到：我們現在的一切考慮都圍繞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發展生產力，二是如何堅持馬列主義，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
“我看到聽到過兩次。”胡昭衡的工作筆記中確實記錄著鄧小平的這個講話。
“你要抓大事，抓住西瓜不撒手。”陳伯達右臂運動著一彎，仿佛攬回一個大西瓜，攬在胸前不放松，“什麼是大事，是西瓜？中央點了的是大事，是西瓜，那就一定要親自去抓，拿出精力去解決。”陳伯達朝胡昭衡點點頭，他喜歡用這個動作表示強調，表示誠懇。
胡昭衡也點點頭，表示聽明白，聽進去了。
陳伯達貼近，但是他的嘴還夠不到胡昭衡的肩膀，不得不仰起臉，露一種神秘色彩，壓低聲：“主席在莫斯科說過什麼？主席對赫魯曉夫，對各國共產黨領袖說小平，說這個人既有政治上的堅定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說‘今後小平到這裡來跟我來是一個樣’。這話講到什麼程度了？”
胡昭衡明白陳伯達的推理：鄧小平可以代表毛澤東。
走進陳伯達的起居室，胡昭衡在沙發上坐下來。
“秀才人情。”陳伯達遞上一杯龍井茶。
胡昭衡接過茶水，吹吹氣，呷一口，又品味。
“伯達同志，”胡昭衡放下茶杯問，“關於小站四清……”
“哎，現在是秀才交往。”陳伯達做個制止手勢，“咱們不唱西來不唱東，只唱一本孔孟經。”陳伯達在沙發上坐下來，那只小而圓的胖手抓一抓，仿佛要抓出談話主題，“孔老二不批不行，不承認也不行。他影響兩千年，我們誰能影響兩千年？毛主席也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我們都受了孔老二的影響嘛。現在還在受影響，完全不要不可能，是民族文化嘛。”
胡昭衡主隨客便，談孔孟經：“儒佛道，中國最有影響的三家，儒術受到獨尊。”。
“佛是進口，儒、道才是我們民族土特產。”陳伯達口齒不清，胡昭衡要傾耳細聽才行，“儒、道也是在百家爭鳴中發展起來的。”
“老子李聃的道家有三個流派。”
“噢，我不懂。”只有兩個人時陳伯達顯出坦率，“過去就聽說老子一氣化三清。”
“不是那個意思，那是民間傳說的神。道家三個流派是：宋钅開、尹文派，田駢，慎到派和閡尹（環淵）派。後來使其昌大盛者是莊周。
“傳說老子向孔子發難，孔子出洋相。儒家你數得出來嗎？”
“孔子死後有八派儒家。”胡昭衡掰手指頭，“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最有代表性的是孟軻和荀卿。”
“夫子、夫子，”陳伯達親呢地輕拍胡昭衡的手臂，“儒將之風，儒市長。”
“我是胡市長，糊塗市長。伯達同志，我有時候亂想，可能是糊塗想法。”胡昭衡猶豫時，齒縫間便又絲絲有聲。“這個，這個……”
“早說過了，我們是秀才交往。”陳伯達將圓下巴揚一揚說，“兩個人，說吧。”
“我想，事物無不分裂，無不沿著一分為二的道路發展。儒家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也不會違背這個規律……”胡昭衡停住話，望一眼陳伯達。
陳伯達仰靠沙發，雙手交叉手指，捂在肚皮上；兩眼微瞇，睫毛抖動，是在注意聽。聽語聲中斷，眼也不睜地又一揚圓下巴：“講”。
“這個，這個，”胡昭衡仔細措詞，“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早已一分為二，在發展和斗爭過程中，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不符合客觀事物發展規律，或衰落，或消滅了；正確的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力量繼續發展，繼續一分為二，一步一步把這思想推向新階段。但這也只是一個歷史范疇。千百年後，後人也會像我們看待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斗爭一樣來看待我們當前時代的國際共產主義論戰和國內的思想斗爭、學術論爭……”胡昭衡沒有把握地望住陳伯達，“不知這想法正確否？”
“完了？”陳伯達睜開眼，去拿茶杯。胡昭衡點點頭，也去拿茶杯。
陳伯達喝口茶，起身拐拉拐拉地走向書案，那裡有筆硯和宣紙，還有寫好的字。
“我已虛歲六十，老了。我想把自己下放，怎麼樣，夫子？下放到天津市，當個牆報編輯？”
胡昭衡笑著搖頭。這話已經聽過兩遍，他奇怪陳伯達為什麼總是生出這種莫名的傷感之情？
陳伯達抓起狼毫筆又放下，手指握緊又張開：
“最近我總是手腳害冷，常發麻，行將就本的感覺。”
胡昭衡更加感到。秀才就是秀才，進了政治局也還是個秀才。
“你氣色還很好麼。我覺得你不該是這樣。”胡昭衡關心地建議說，“在天津檢查一下吧。天津有些醫生專家是第一流的，不比北京差。總理看牙就來天津找韓宗琦，鄧大姐的婦科也是來天津，請余靄峰。”
“再說吧，常有莫名的孤獨憂傷，這大概是遺傳？我兒子自殺了……”陳伯達閉目片刻，呼口粗氣，重新振作起來望住胡昭衡，“不過，將來我愛人可能來天津治療一段，那時再麻煩你。”他抓起筆遞向胡昭衡，“夫子，你來。”
“哎呀，不行不行，”胡昭衡連連搖頭搖頭，“我是少未習楷，大不練字，鋼筆字湊和，毛筆字不行。”
陳伯達不勉強人，提筆臨空，距宣紙半尺高地虛寫，全身用力，一邊說：“練字是氣功，可以修心養性。你該練練大字，你有點鋒芒太露。”
胡昭衡聽出分量，明白話是針對他幾分鍾前那番想法前言，但這話並無惡意，是以“秀才人情”講出來的，不乏某種關心。
“伯達同志，我想跟你求幅字，幾次沒說出口。”胡昭衡邊說邊理宣紙。
“現在寫不行。”陳伯達放下筆，“你做文章不是也要講個心境嗎？寫字也一樣，不是隨便能寫好，也要有感覺的時候，要講精氣神。等我寫好再送你吧。我用字換你的詩。”
“可以，只要伯達同志不嫌淺薄，我可以贈詩以酬字。”
“哈哈，好啊，這正是秀才交往該有的內容。”陳伯達翻開桌上的字帖，上面有漂亮的楷字，說：“熟悉這字吧？康生的，他為你寫過字。”
胡昭衡點頭。
“學字有三個階段。初學要講橫平豎直，掌握重心，注意勻稱。”
“我連這也做不好。”
“你有教授的知識，作家的文章，小學生的字。”陳伯達詼諧一句。
“現在的學生更不習字了，這也是個問題。”
“寫字寫不出電子化嘛。但也不能丟了書法，斷了寫字的人。”陳伯達以指代筆表演，“基本功很重要，橫平豎直，掌握重心，這條作不到不行，字永遠練不好。學小提琴也是這個道理，基本功不行，拉出毛病，就算很快能拉出一支歌，以後再提高就不可能了，人也毀了。要改毛病從頭學，比沒有毛病的初學者還難。基本功扎實了，才好臨帖。”
“現在人練字，都是上手就想臨帖。”
“那不行，練不成氣候。先要練基本功，然後再臨帖。”陳伯達以康生字為帖繼續表演，“不習篆，不諳中鋒用筆；不習隸，不懂變通。不習楷，法度難臻；不習行草，不得情致喲。臨帖也屬基本功，練到家，可成匠器。”
“那就可以賣字了？”胡昭衡笑問。
“賣不動字，只能賣文，替人寫信書狀紙。”陳伯達抬高手指，擺脫康生的字，在空中大幅度動作，明顯蘊情於其中：“非到第三階段不可，要有了氣韻旨趣才算悟出真諦。古人雲，點曳之功，裁成之妙，煙霏露結，風翥龍蟠，若斷還連，勢直反曲……”陳伯達停下手指，平平情緒，然後嘴唇努起，像呷了一口酒，屏息體味，終於歎口氣，“啊，拿去吧，換酒喝。”
他的手仿佛拿了剛寫好的一幅字，朝想像中的酒保遞過去，一副志得意滿之態，半小時前表現出的那種莫名的孤獨憂傷早已煙消雲散。
於是，胡昭衡也被逗樂了。
周揚洗過涼水澡，將電扇打開，放在慢速檔，便在沙發上坐下來撥電話。他下鄉轉了幾十個村子，和眾多知識青年同吃同住同勞動，人曬黑了，變瘦了，變結實了。
顯然，知識青年的朝氣和熱情感染了他，雖然疲倦，激情仍在心頭明光閃爍。他給胡昭衡掛電話，秀才之間的交談無疑是一種享受和樂趣。
胡昭衡不在。值班人員解釋，胡昭衡來天津後規定了月末周末勞動日，就是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機關人員除值班者外，一律參加義務勞動，主要是搞市容建設和環境衛生。勞動日期間，一概不會客。
周揚又給陳伯達打電話，聽筒裡傳來那個難懂的福建腔：“回來了？別，你別來，我去看你。”
十五分鍾後，陳伯達矮胖的身子已經晃出起居室：“辛苦辛苦，你這一趟夠辛苦。”陳伯達打量著周揚，習慣地問，“怎麼樣，有什麼消息嗎？”
“小平同志在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在知識青年中反響很大。”周揚向陳伯達讓座，無限感慨道，“未來農村的希望，我看就在於這些知識青年身上，和他們接觸很讓人鼓舞，讓人振奮。他們可以把文化和科技帶給農村，逐漸改變農村的愚昧落後狀況。”
“小平這個講話我還沒看，不過昨天晚上去昭衍那裡串門，他正給孩子們講國際形勢，就是拿著小平那個講話。我去了，他讓孩子們自己看去，跟我聊了兩句講話內容。”
“昭衡今天勞動去了，”周揚不無遺憾，“聊天少一個人就少一份熱鬧。”
“總理表揚他了。抓工業、抓衛生、抓教育都搞出一些成績。還有計劃生育，也受到表揚。”陳伯達仰靠沙發，把兩條腿盡量伸長出去，“這個人就是鋒芒太外露，為防疫的事，有干部不負責任，他罵了混蛋，引起一些反應。”
“我喜歡有脾氣的人，不喜歡溫吞水。”周揚笑著說：“我聽說這件事了。防疫指揮部的負責同志，自己不同意的文件還在上邊簽名下發，而且根本就沒有看過文件內容，你說混不混？”
“他放一澡盆涼水，中午泡在裡面批閱文件，”陳伯達睜大眼睛搖搖頭，“泡兩個小時不動，身上有多大火？”
“水火不容，可是到了一起才能推動蒸汽機。”周揚始終是贊賞的語氣，“我看昭衡是開拓型的。”
“開拓型不假，但是火能夠變熱力也可以灼傷人，不能不提醒。”陳伯達表示出善意的笑，“魯迅是旗手，是主將，可也說過你們幾句，還有郭老。你們也覺不舒服。你們護旗，你們還是偏將麼。”
周揚七分赧顏，三分感謝，感謝陳伯達能理解。他說：
“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們沒法比。周立波跟我講過，他說30年代他太年輕，他對魯迅的錯誤是怕權威，沒有和魯迅多聯系。我也是這個問題，歷史知識比魯迅差得太遠，不了解他……”
周揚同周立波是親戚加戰友，“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就源於二周”。
周立波是1934年入黨的老文藝戰士，以長篇小說《暴風驟雨》而著名於世。據毛澤東的衛士講，毛澤東看現代小說，從中南海讀到火車上又讀到目的地，一口氣讀完的就是這本書。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上海“文委”失去與黨的聯系達一年之久。周揚說：“我們成了散兵游勇，但文化隊伍沒有散。後來，黨派馮雪峰同志來上海，才恢復了與黨的聯系。”
最困難時，上海的文藝戰士們摸索道路，沒有明確的斗爭目標。直到周揚從英文版的《共產通訊》上看到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一個報告，提出“聯合起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口號，接著又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大家才頓感光明，明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奮斗目標。
周揚和周立波的英文都不錯，但俄文不行，關於蘇聯的情況要靠英文翻譯來了解。周揚曾將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譯成中文出版，周立波曾將英文版的《被開墾的處女地》譯成中文出版。
1934年底，周立波從上海國際書店買了一本書，書中有個詞“迪芬斯”。這個詞可以翻譯成“保衛”。但是，當時蘇聯被十幾個敵對國家包圍著，為打破這種包圍，正積極搞統一戰線，提出搞國防文學。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獨立國家，這個口號無疑是對的。受第三國際影響，周立波就把“迪芬斯”譯作了“國防”。
周揚是“文委”書記，他叫周立波寫篇文章，介紹蘇聯的國防文學。並講明：“中華民族危亡，也應提倡國防文學。”
很明顯，“國防”是針對日本想滅亡中國而提出來的，這個國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一伙偷換概念，借口當時中央政權是國民黨把持，把“國防”說成是投降國民黨；把針對民族矛盾提出的口號轉到國內階級矛盾上來批判，這無疑是別有用心的。
周揚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說過：“其實提國防文學，魯迅也是同意的，說過是需要的。要說我們有錯，只能是錯在解釋上，怕講無產階級領導而影響統一戰線……”
“國防文學”的口號提出不久，胡風又提出了另一個口號，即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一出來就遭到周揚等人反對，他們“當時不知道這其實是魯迅提的”，“懷疑胡風有政治問題”。周揚說：“我們應該多接近魯迅，不讓胡風有可乘之機。”
於是，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笠就去“接近”魯迅。周揚回顧說：“我們乘車去通知魯迅，胡風這個人可疑。”
魯迅稱這四名“左聯”負責人為“四條漢子”。
這就是“四條漢子”的由來。這個行動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誣為“圍攻魯迅”。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周揚反省說：突出的問題是對待魯迅。我們各方面都不如他……了解和承認總要有個過程，毛主席也不是一開始就成為領袖，魯迅也不會一開始就是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旗手，也不是每句話都對。主將無疑，魯迅是主將，我們是偏將嘛。我們應該多接近魯迅。“四條漢子”乘車去，這不是我們的罪過呀。我們想接近魯迅嘛。國民黨把我們“左聯”說成是30年代的文藝黑線，“四人幫”也把我們說成是30年代的文藝黑線，把我們說成和國民黨一樣圍攻魯迅，這符合事實符合邏輯嗎？……
晚飯後，陳伯達告辭周揚，拐拉拐拉地走回大理道招待所。那裡，大理道招待所是天津市第一流的去處，裡面有兩棟設備高級的小洋樓，接待中央領導。院子裡有林木、小徑、水池和草坪，可供散步和呼吸新鮮空氣。
陳伯達正准備進樓，迎面一聲招呼：“伯達？嘿，我正准備走呢。”
胡昭衡在樓門口停住腳，半側了身准備重新進樓。
“干一天活兒也不歇歇？”陳伯達在台階下停住步，“我算服你了，還有勁就在院子裡散會兒步。”
胡昭衡步下台階，隨陳伯達踱入林間小徑。
“出去吃晚飯了？”
“周揚回來了，沒找到你。”
“‘磕灰’去了。”胡昭衡興致很高，“到周揚那兒去還是把周揚叫來再聊會兒？”
“叫他休息吧。下鄉才回來，他身體可不能跟你比。”陳伯達羨慕地拍拍胡昭衡壯實的後背，“你剛才說什麼？磕灰是干什麼？我可只聽說過扒灰。”
一句“扒灰”引來一陣大笑。
胡昭衡帶著余笑聲解釋：“磕灰就是掏廁所。天津這裡是把糞便用灰拌了，背出去倒糞車裡，拉走肥田。往外倒糞便時，倒不干淨就磕磕桶，糞便拌過灰，不戀桶，一磕就全倒出去了。我想，大概就為此叫了磕友吧？”
陳伯達笑著點頭：“這也是廁所文化。南方許多少數民族不要糞只要灰。其實，灰肥田，糞更肥田。物質不滅，我是無神論者，人還是火葬好，骨灰用來肥田。我死後就這麼做，骨灰留給後人‘磕灰’用……”
陳伯達講這個話時，別人不曾想到，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後他意真地留下這樣的“骨灰扔茅坑”一類“遺囑”。當然，這是後話，後面還要講。
散步到清幽之處，陳伯達又用了那種“私交”的語氣問：“有什麼新消息嗎？”
胡昭衡在這種“秀才交往”中，往往可以無話不談。
“跟河北省的矛盾，舊的解決了，新的又產生……我還是贊成天津市恢復直轄市，劃歸河北省有許多矛盾，實在是弊大於利。”
陳伯達不語。1959年天津劃歸河北省，這是毛主席最後講了話才決定的。
“我最見不得官僚主義，靠批條子指揮生產怎麼行？上任時我作了個硬性規定，市領導對此有意見……”胡昭衡講了工作中最煩心的人際關系和種種官僚主義弊病，歎口氣說：“唉，我這個人脾氣不好，見了不對就想說，別人反映什麼問題就丟不開，總要解決了才能睡覺，有時急躁，甚至盛氣凌人，我給自己規定三條：要有自知之明，自力之行，自控之能。規定這三條是因為沒做到這三條……”
“你呀——”陳伯達拖長腔，帶有感慨，小而圓的手抓住胡昭衡胳膊，捏一捏，然後緩緩說：“不要太積極。太積極了搞不好工作。明白嗎？”
胡昭衡默默走過一段路，點點頭又搖搖頭。
“讀過《菜根譚》吧？”陳伯達問。
“我不贊成它調子太灰暗。”
“調子太鮮艷，引來蜜蜂也引來蒼蠅。”
“我總覺得不符合我們共產黨人的原則。我們不是要明哲保身，是想為人民辦成幾件實事，好事。”
“《菜根譚》有辯證法。”
“只能說有，不能說是。要講是，只是退出仕途的官僚修身、處世、接人待物的‘明哲’。”
“身不保，何以言事？這就是辯證法……我不和你爭，我只勸你兩句，你自己回去琢磨。第一，不可太積極，太積極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第二，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你不要和我爭，你就記住我講過這兩句話。”
胡昭衡不語，因為陳伯達講了不要爭。他將這兩句話寫入了日記，未加任何評語。畢竟，以陳伯達的身份講出這種不符共產黨哲學的話，確實對胡昭衡夠坦白。
“好了，回去坐會兒。”陳伯達扯一下胡昭衡的衣袖，朝樓門的台階踏去。
“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胡昭衡喃喃一聲，顯然還在想《菜根譚》這部書，隨陳伯達上樓來。
“我已經注意到天津廁所的變化了，交通路口的轉盤不再是公廁，換成了崗亭，你是說干就干。”陳伯達做個手勢，“你先坐，我方便一下。”
胡昭衡笑了。陳伯達喜歡談廁所文化。認識不到一年，廁所文化已經談過七八次。那個年代，很少有人從文化高度來認識和談論廁所，至少對於胡昭衡來說，是首先從陳伯達這裡聽到的這種議論。
他還記得陳伯達在同車而行的一次議論：
“我們福建的廁所可以對著馬路擋前不遮後，天津的廁所修在路口正中心，真是八面威風。要不是坐在車裡，我看氣味好不了，夏天蒼蠅可以四處飛花。排洩和飲食對於人類其實是一樣重要。飲食是文化，廁所也是個文化問題，能直接反映出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文明程度……”
一陣馬桶的沖水聲，接著是洗手聲。
陳伯達從衛生間出來時，果然又撿起廁所文化這一話題：“大理道的廁所就有一定水平的文明了。磁磚、面鏡、熱水龍頭、熏香、清潔干淨的坐式馬桶，燈光還分兩種，坐下來一邊排洩一邊看書。輕輕松松，舒舒服服，把排洩、學習、休息全結合了，成為一種享受。街上的公廁就不行了，不衛生就是不文明，進去是一種受罪，越急越排不盡，也越逃不出來……”
陳伯達邊說邊表演，胡昭衡忍俊不禁地笑，陳伯達自己也笑。
“我看到一幅漫畫，西方的公廁高級是高級，可還要收費。”胡昭衡說：“沒錢再急也進不去廁所。大躍進我們搞吃飯不要錢是不對，吃飯要錢拉屎也要錢”胡昭衡搖頭，“中國老百姓講，管天管地，還管得了人家拉屎放屁？”
“這就是廁所文化的不同。西方同我們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有異。他們的事我們不理解，他們覺得很正常；同樣，我們的事他們不理解，我們自己覺得很正常。”
“內蒙有個村子叫辛莊，蓋了一所青磚青瓦的公共廁所，可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房，糧食也不夠吃，老百姓就發牢騷，說屁股比嘴值錢。”
“這說明廁所文化也取決於經濟基礎。河北保定府一帶是連茅廁，前面人排洩，後面豬吃，變成豬糞才去肥地；人糞捨不得肥地，先肥豬。結果弄得都是米星子肉。晉西北有的是挖大坑，四角邊緣轉圈蹲人，邊排洩邊墊土，坑墊滿了，挖出去肥地。在延安，廁所修成蹲坑式，有人還是往坑外排洩，你寫上不許隨地大小便也沒用，冬天屎高出坑，蹲不下去就墊塊磚……”
“到了內蒙草原，一眼望不見人，天多大，地多大，廁所就多大，除了草尖扎屁股，沒什麼難受的。有人來也不要緊，穿蒙古袍，蹲下來，袍子就像廁所一樣起遮羞作用。”
“總之是跟經濟發展相關，經濟發展了，文明程度就提高了。天津的公廁不會有屎高出坑來蹲不下去，可也髒，聽說有的廁所屎尿髒得沒處下腳，而且建到路口中心，不文明啊。”陳伯達推推鼻梁上的眼鏡，轉了口氣，“你來了天津抓廁所，路口的廁所搬到馬路邊去，這很好。市長帶頭磕灰，衛生一定會改變。聽河北省委領導人說，總理表揚你了。”
“你談了幾次廁所文化，我在市長辦公會上做了宣講。”胡昭衡不敢居功，笑著說，“我講，伯達同志多次跟我談廁所，我們民族的文化，歷來重視嘴不重視屁股，飲食精美世界聞名，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大麻花，都很出名；廁所髒，建到文通路口中心，也夠聞名。廁所都修成大理道這樣的水平不可能，天津市沒這個力量和錢，但是改建一下，從路口中心搬到馬路邊是可以辦到的，保持廁所清潔也是能辦到的……”
陳伯達點頭：“變化我已經看到了。有人以為講衛生是資產階級作風，是公子小姐的嬌氣，大錯特錯了，要樹立講衛生光榮，不講衛生恥辱的新觀念。”
胡昭衡思索著說：“隨地吐痰，衣袖擦鼻涕，隨地倒垃圾，甚至隨地大小便，改變這些不文明的習慣還得做大量工作，什麼事成了習慣就難改。我想配合宣傳教育，多幾次愛國衛生運動……”
這場運動確實搞起來了，搞出了成績。外省市紛紛派人來參觀學習。
生活就是不斷地迎來又送往。
在火車站，周揚握住胡昭衡的手：
“下鄉知識青年是先走一步的人。知識青年勞動化，勞動化之後再幫助農民知識化，沒有這‘兩化’到不了共產主義。當然有‘四化’，必須有‘四化’為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美國已經‘四化’，還不是社會主義；不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到不了共產主義。所以，既要搞四個現代化，也要搞勞動化知識化。”周揚將胡昭衡的手用力握一握：“昭衡，想想我們當年去延安，就不能不更關心這些下鄉知識青年。他們是第一代，困難很多，會有人動搖。逃跑。我們要盡一份心盡一份力，拜托你了……”
周揚坐火車走了，胡昭衡心中若有所失。他多次請邢燕子等下鄉知識青年代表來座談，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一道吃飯，一道交流思想。他也常想起周揚楊走時的握手和拜托。
周揚沒有來，康生來了。康生借給胡昭衡一套《金元散曲》，又拿出魯迅的一些真跡請胡昭衡看。話題多數圍繞魯迅轉，康生說：“周揚30年代就反魯迅。”
胡昭衡說：“我的接觸，周揚從內心尊重魯迅，擁護魯迅。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周揚可以算偏將嘛。”
康生皺起眉毛搖頭：“你這個昭衡，你年輕，不懂歷史，沒有經驗。”
康生走了，陳伯達又來了。
陳伯達還是那樣情緒起伏，時而熱烈激動，時而憂郁感傷。
“有什麼消息嗎？”陳伯達下車就問，問過了消息又傳消息，“告訴你一個消息，這次來，主席叫我寫個工業化的材料，是主席親自布置給我的。”
陳伯達請胡昭衡幫忙，調工業部副部長李樹夫為他當助手搞工業化材料。他們去沈陽、大連、鞍山、撫順、大慶等地轉一圈，也在天津跑了幾十家工廠，胡昭衡還陪陳伯達去天津自行車廠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搞了一星期的蹲點調查研究。
陳伯達有許多激動的想法和建議：
“昭衡，什麼叫現代化？叫我說，就是用較少的人生產數量較多質量較好的產品。我建議天津上氧氣頂吹煉鋼。搞現代化，資金要用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術改造上，勞動組織合理化，還可以省出錢來，用比較少的人做出比較多的事。”
“昭衡，電子技術的普遍應用和發展，可以引起新的工業革命，不亞於當年發明蒸汽機。電子工業是中國新的工業革命的頭。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你寫到日記裡去，往後看。你要當好這個電子化領導小組組長，這是抱西瓜，不能丟。”
“托拉斯是企業改革的措施，要提倡搞地區托拉斯。昭衡，你是天津市工業領導小組組長，這個西瓜要抱住，將來還要發展成跨地區托拉斯……”
陳伯達返京的前一天，胡昭衡去看望，兩個人談過半夜意猶未盡。
“還記得嗎？我給你遞過消息。就是小平同志講的那兩句：現在一切的考慮都圍繞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發展生產力，二是如何堅持馬列主義，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我是怎麼給你講的？”
“一線抓什麼，反映二線想什麼。”
“主席交我兩項任務，寫工業化材料是搞生產力，搞‘四清’材料是堅持馬列主義，順利過渡到共產主義。”陳伯達替胡昭衡杯子裡倒熱水，胡昭衡忙端杯，點頭致謝。陳伯達重新坐好，加重些語氣：“小站的‘四清’，是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點了名的。西右營的張XX就是一個典型，她和她那狐朋狗黨在西右營統治了十年多，到今年四清運動中才被揭發出來。”
“小站‘四清’的匯報我聽過幾次。”
“光聽匯報不行，去和不去態度就不一樣。”陳伯達談興雖濃，身體已倦，朝後仰身，將腿盡量伸長出去，“搞一套社會主義制度不容易，開國都要搞制度，幾十年不一定能搞健全。我看公社書記的工資就不應該比農村最強的勞動力高，否則就不是公僕。小站地區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重新建黨建政；當地干部無論好壞，工作組要和他們保持一定距離……”
“這與相信干部的大多數……”胡昭衡表示不同意見。
“做工作就要聽群眾的，不是聽干部的。只有聽群眾的，才能代表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陳伯達眉頭微攏，顯出杞人憂天狀。“天津市委最重要一條教訓是要聽群眾意見。扳倒一個村干部不容易，要得罪一批人。4月20日晚上我沒睡著覺，到現在我還記得。那一夜我就是想，撤一個張××都這麼難！這裡是和平土改，埋藏了許多問題，領導又長期沒發現，還依靠他們做工作。這些人做了壞事，反過來又依靠他們，跟工作組捉迷藏，這是不行的。對‘和平工作隊’要批評，一定要有斗爭。區委書記要撤還是調？要向群眾公布……”
陳伯達終於談累了，情緒也隨之沉落下來。
“天津要治鹼改良耕地。以階級斗爭為綱，可說到底還得發展生產力。”陳伯達以手加額，小而圓的手遮住了眼睛，換了沉重緩慢略帶傷感的語調，“天津市自行車廠是兩個多的人為一個搞生產的人服務，我們去蹲點，解決了這個問題。唉，其實我寫作能力並不強，最大的能力還是行政能力。不得發揮喲……昭衡，我死以後，希望有人為我寫追悼文章時，能提到這一點。”
“伯達同志，你太傷感了……”
“記住吧……提到這一點。”
胡昭衡確實把最後這段話原原本本記到了日記中。
告辭時，胡昭衡帶了一絲抱怨語氣說：
“伯達同志，我的書一出來就送你了，詩也贈你了。你替我寫的字還沒送我呢。秀才交往可不能，‘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啊。”
“不是我拖，更不敢忘。字好寫，話不好想。我曾想得一句：‘所以明者兼聽，所以暗者偏信’……”
“好哇，就這句，可為我座右銘。”
“讀完你的《老生常談》，我又想換另一句‘嵇生雲：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
“好，我知道自己的文章不足之處了。”胡昭衡兩眼閃爍出光彩，“我一生也許寫不出二陸之文，但有了努力方向。伯達同志，兩幅字我都要了，你不要吝惜筆墨。”
“好好好，”陳伯達連連點頭，“你是父母官，我這個小小老百姓只能唯命是從。”
三天後，天津市工業部副部長李樹夫將兩幅字送胡昭衡家中。這是陳伯達離京前留下的字，請李樹夫轉交胡昭衡市長。內容就是他講過的兩句話。
冬日晝短夜長，晚飯前黃昏的余照便從天空消失了。胡昭衡飯後上車時，北京城已是燈火輝煌。沿街一些大門還貼著“慶祝元旦”的大紅字和燈籠，飄著呼啦啦響的紅旗。這是1965年的1月4日。
汽車在小石橋十六號院門一側停下來。胡昭衡下車，秘書崔廣興已經在前按響門鈴。值班員問明身份，敞開大門，請客人入內。
現在已改竹園賓館的這座漂亮小院，當年即是康生的家。胡昭衡應康生之約，前來看望。
客廳裡已坐有幾位客人，有胡錫奎等領導干部，有廣東來的眼科專家、女教授毛文淑等。
屋裡煙霧彌漫，有二三個“煙筒”噴雲吐霧。胡昭衡不吸煙，從屋外的新鮮空氣中乍一進到這烏煙瘴氣裡，連打兩個噴嚏，喃喃一聲：“好大煙。”
康生也在吸煙，見曹瑛要去開窗戶，忙揚起一只手，沙啞著嗓子說：“不要開窗。”
曹瑛歉意地望一眼胡昭衡，搖搖頭：“康生就是怕空氣。”
胡昭衡笑著說：“沒關系。外面空氣冷。”
曹瑛請胡昭衡入座，遞上一杯熱茶：“夫子講話，秀才人情，一杯清茶。”
“這是伯達同志掛嘴頭上的話。”胡昭衡轉向康生，“最近身體怎麼樣？”
“還好。冬天不大敢出門，涼空氣一刺激就咳嗽。”康生講著便掏手絹，沒來及捂嘴上，已開始咳嗽，仍然是那種運動式的深咳，將淤塞於支氣管中的粘液咳到氣管中再咳出喉嚨，然後有聲有響地吐進痰盂裡。
一番寒暄和相互介紹之後，胡昭衡眼睛又盯在了書上：“康老，你的書真多，真叫人羨慕啊。”
他立起身去看那些書。書房與客廳相連，沒有關門。書架上一排排書，數量多，種類多，版本多。二十多年後，胡昭衡才得知，那書有些是康生“借”了不還，有些是干脆要來的。
“昭衡同志是夫子，來了就看書。”康生向客人們介紹，起身跟入書房。
客人紛紛起身進書房參觀。康生不無得意地說：“我另外還有書房。”
“那裡好書一定更多了？”胡昭衡想參觀，主人不說請，便不好再提。從書架上拍幾本書翻翻，胡昭衡望望康生問：“在天津康老答應的事還記得嗎？”
“什麼事？”康生愣了愣。
“比較青銅器，康老說更喜歡石頭。”
“石頭？我說……噢，想起來了。我這記性！”康生講這話時，大概自己也沒想到一年半後他會將多少人記錯，張冠李戴地宣布這個是叛徒，那個是國民黨。現在他想起的是石頭：“好，今天請你看石頭。”
康生小心翼翼地從櫃櫥裡取出一些有分量的精致的盒子，裡面自然是裝了“石頭”，也拿出一些未裝盒的“石頭”，都是各種形狀的硯台。
康生打開一個盒，用兩手取出其中的硯台。
“你們看，這是人類化石做的硯台。”康生嘴巴一抿，臉上漾起一層淺笑，掀著眼皮點點頭，表示無虛言，表示得意自豪。
那硯台白裡透粉暈，有石英一般的剔透感和黃釉一般的潤澤感。康生以手指代墨，在硯裡做研墨動作：“澀不留筆，滑不拒磨。別以為人骨化石作硯只是擺樣子，真使用起來，既不傷筆，下墨又得力。”
在一陣喟歎驚漾聲中，康生帶著暗暗自喜的神情等候客人們都“驚”個夠。家有寶硯無人知，在他看來大概也算衣錦夜行吧？他樂得讓客人開眼。
“看看這個，這是兩億年化石所做的硯台。”康生又打開一盒，接著便瞇細了雙眼，欣賞那意料中的新起的驚歎贊羨聲。
“好了，再看看這塊。”康生不慌不忙再開盒取出一方硯台，“這塊，這是五億年化石做的硯台。”
於是，驚歎之聲以更大的勢頭湧起。康生耷拉著眼皮，目光輪替在客人們臉上稍觸即離，頻觸頻離，那神情仿佛沉浸在一種美妙無比的享樂中。
半小時後，客人陸續回到客廳。康生點燃一支香煙，在沙發裡坐好，深深吸一口，目光閃爍地環顧一圈，臉突然陰沉下來，眉宇間冒出一股蕭殺之氣。
“夫子一來，全打亂了。咱們還拾起開始的話題吧？”他的目光已經像冬天的寒星一般冷氣逼人，望住胡昭衡問，“昭衡同志，楊獻珍搞了許多黑窩子，你們天津黨校就是他在全國的窩子之一。”
胡昭衡沒做聲。他是市長，不是市委書記，對黨校情況確實不知底。
“楊獻珍這個人很壞，我早就看透這個人了。”康生一旦開始攻擊人，習慣將左臂端起，臂肘貼緊肋部，講到激動處手臂便開始抖，越抖越要貼緊肋部。“他在較長一段時間蒙蔽了許多人，無非是靠了他的所謂四大資本。但他騙不了我。”
康生稍作停頓，他激動起來痰也多。他不像有人那樣激動起來瞪眼睛冒火星，而是瞇細眼，目光像冬夜的星星一樣寒冷銳利；臉孔也並不漲紅，而是變得青灰，愈顯陰森。他就那麼一邊下大力氣從肺裡往出咳痰，一邊用手絹捂在嘴前防止痰星四濺，一邊有聲有響地朝痰盂裡吐，一邊大嘴不張地咬著牙根講話：“他騙不了我！第一，自稱什麼哲學權威。什麼權威？他其實連“會有無謂之元”１也不清楚，他是什麼哲學權威？第二，標榜什麼延安傳統，他的延安傳統，就是饒漱石、習仲勳派俞凱豐去當黨校校長，赫魯曉夫抓我們的黨校。第三，就是他那十六字方針，學習理論，聯系實際、提高認識，增強黨性。他是在意識形態上大搞兩面手法的典型：宣傳馬列主義而反馬列主義，宣傳毛澤東思想而反毛澤東思想。第四，就是老黨員。其實他從1941年就寫文章反對毛主席，這就是他的老黨員……”
１照胡昭衡日記抄來，筆者不懂。
客人們只是聽，什麼也不講，也不好講。串們是聊闊天的，搬出這麼敏感、尖銳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大家都有些無所措手足，而且也不了解背景和上面的矛盾由來。
胡昭衡和廣東來和客人互相望望，好像目光沒處放；胡錫奎打量著房間，目光最後落在客廳掛的那塊“三洗堂”橫匾上。
康生似乎發洩夠了，用手絹擦擦鼻子和嘴，去端茶水杯，曹瑛看出客人的尷尬，講一聲：“說點輕松的話題，又不是開政治局會。”
康生發現胡錫奎望著“三洗堂”出神，便借機換了輕松些的口氣輕松些的話題。
“我這三洗，叫洗目洗耳洗心。”他用手指點橫匾，“洗目，要看全面；洗耳，要兼聽；洗心，要思想改造，要反省。所以我自號三洗老人。”
胡昭衡起身細看匾上的三個字，心有所動。自己年輕時曾動腦子想個筆名“胡蠻”，康生應知天命了運動腦子想個筆名“魯赤水”去和“齊白石”相對。心動嘴張，脫口就說了一句，“康老其實不老，心年輕；老人就淡漠了，干什麼都沒興趣，年輕人才會動腦筋想出三洗堂……”
“康老的字真是入木三分。”一位客人極盡贊譽之詞。
康生已經隨大家立起身，對這種目光集中“三洗堂”似感不自在，說：“伯達同志是秀才，他的字不錯，剛為於立群同志寫了一幅。”
他從桌案上一卷紙裡尋翻，找出陳伯達為於立群所寫“女書家”，展開來請客人們欣賞。
當客人們圍到“女書家”周圍議論時，康生輕扯一下胡昭衡衣袖，走開兩步，聳了一下肩膀，略帶赧顏地望望廳上掛的橫匾說：“我剛才講三洗，那是公開的說法。你是夫子，不瞞你，其實內幕還有洗牙洗腳洗屁股。”康生自謔地點點頭，“牙不好，不洗常容易腫痛；不洗腳我睡不好覺；不洗屁股就什麼事也干不成，我痔瘡嚴重……”
十月是北京的黃金季節。天空藍得醉人；白雲輕柔，惹人還想無邊；空氣從來不曾這般透明，目力所及，遠山近樓、樹木，甚至大煙囪上的避雷針，都將最細致的形態以非常的清晰顯露出來。
胡昭衡放下電話，一種莫名的愉快一陣又一陣湧遍全身。陳伯達來電話請他去家裡吃午飯，並且派專人來接他。愉快不在於吃飯有酒，而在於見面和聊天。
從什麼時候開始，這種“秀才交往”，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他翻開日記。這本日記很厚，已快寫滿一本。從1964年10月22日到1965年10月14日，近一年的日記，數，數，與陳伯達見面多，達三四十次；然後是周揚，幾乎每月都能見一兩面；再次便是康生，應約去康生家就三次，按照日記本所剩頁數計算，這個厚本子大概夠他記到年底，那麼這個日記本就太有價值了……
胡昭衡翻閱日記很快，腦子轉得更快，逝去的日月，逝去的事件，逝去的音容舉止像電影一樣在腦中閃過。他一向感覺看日記比看電影過瘤，因為這是活的親自參與的“電影”。
這種快速的閱讀瀏覽，忽然使他有了一種新發現，並且為此而怦然心跳。正象看電影，孤立的一個鏡頭只能看出形象，連續的鏡頭就會活躍出情節、故事和思想。
他驚訝地發現，交往最多的三個“大秀才”，除了琴棋書畫有一致的興趣，其他的生活、工作與思考，都是沿著各自完全不同的軌道向前展開，那努力的方向決不是一個。
傳統上，人們都以為陳伯達是“黨內理論家”，可是邊看日記邊回想，他幾乎沒談過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幾十次見面不曾專意談一次理論。1964年他在小站搞“四清”蹲點，還講講階級斗爭，到了1965年，幾乎忘記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至少與胡昭衡的談話都是圍繞著工農業生產展開。在這個“展開”中，他不停地講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沒得到發揮……
這次那次的談話在胡昭衡腦子裡跳出，若斷還連，宛若電影中的“蒙太奇”：
1965年2月24日，陳伯達談電子化，說不能在這場工業革命中落後……
1965年3月9日，陳伯達肯定托拉斯，有縱的，有橫的，發展各種化工，這是無窮盡的天地……廢物可以變成有用的東西，將工業廢物利用起來，一分為二，7分為三……談到粉煤灰的利用，出產品、保護環境，還可以改造農村……
1965年4月15日，他談起工業兩大問題：一、采用新技術；二、體制改革。把采用新技術和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天津工業體制適當改變，合理布局……中央各部命令下來，不贊成層層加碼，像書法用的宣紙似的……他又講了寫作能力不強，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沒得到發揮……
1965年5月4日，他再次談搞茅房是文化的標志。一分為二，逐步搞；百廢俱興辦不到。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由點到面……再次勸我“不要太積極，太積極可能做不好工作。”再次流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他死後，“寫追悼文章要提到此事。”
1965年7月8日，陳伯達講：“著重講質理、技術、品種。質量的改進促進數量的躍進。要抓抓鎮辦工業，把有些工業遷到鄉鎮……下放干部，非生產人員盡量少，工資要以農民生活為標准……錢要花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術改造上，（過去）沒有和科學家合作地抓……”
當陳伯達抱“工業化”、“電子化”的西瓜，抱住就不放時，康生認為那是芝麻。康生的西瓜還是養病，收集文物字畫和搞“階級斗爭”。
康生搞“階級斗爭”表現出特殊的能力，“他作反修報告時沒拿稿子，記錄後，回來我們整理。有些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時間地點講得很清楚……”
然而，胡昭衡看日記作對比，便發現康生談反修與周恩來談“反修”完全不同。
康生善於用馬恩列斯的話去批赫魯曉夫的話，甚至是用馬恩列斯的某些話去批同樣的馬恩列斯的另一些話。
周恩來是理論聯系實際地極有預見性地批判修正主義。胡昭衡對此有詳細談話記錄：
“赫魯曉夫下台以後，我們曾寄希望於新領導，但他們仍堅持赫魯曉夫主義，政策沒變……仍是‘兩霸合作’……美蘇主宰世界，這是蘇聯一廂情願”。“他們搞的和平過渡，不革命，本質是和平演變。莫斯科的美國生活比美國人的美國生活更加美車化。演原子戰爭的影片美國怕引起國內恐慌，不讓在國內演；蘇聯不僅演自己的，還演美國的，瓦解自己。”“美國對東歐實行和平演變，蘇聯跟著要東歐資產階級化。”“蘇聯講和平競賽，其實是使美國和平壟斷”，“蘇聯伸手向美國要貸款……美國想從中控制，就要看蘇聯投降不投降。”“美國人手裡拿著錢講條件，引誘你一步一步照他說的辦，”可是“蘇聯答復可以試一試”，先“露骨出賣西伯林”，“開始出賣西伯林，也可以出賣東德”，最後只能是“出賣整個東歐”，“出賣蘇聯的所有革命成果。”搞經濟要爭取外援，但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否則，一切談判“無條件是鬼話”，談來談去“就是出賣”，最多談出個出賣條件。“（阿爾巴尼亞）是依賴經濟，我們總勸它自力更生，它總想靠在中國身上。”“在經濟方面，也有兩條路線的國家。”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斗爭決不僅是政治上的，更是經濟上的，“政治經濟都有斗爭”。“經濟上不行，政治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蘇聯是精神上先垮了，毫無中國人的“敢於承擔責任的這個英雄氣概。”連麥克納馬拉（美國人）都明白地講：“炸了中國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國科學家的知識；炸了中國的物質，炸不了中國科學家的精神！”
二十五年後胡昭衡再次看這些日記、筆記，曾無限感慨：中蘇兩國領導人，且不論思想理論水平、領導藝術及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別，單只論人格和品質，就有多少發人深省的內容啊！敵人可以為你的軟弱喝幾聲彩，為你的出賣授諾貝爾獎，一旦出賣完了，便只剩鄙視地一聲啐。敵人也可以為你的自尊自強和奮斗而詛咒怒罵，便罵你一輩子，最終心底還是尊敬你的人格和品質。從杜魯門到尼克松到裡根，這些美國總統所寫回憶文章，莫不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1965年的胡昭衡還不可能想到認識到這麼多。他只能感到周恩來與康生在“反修”上的談法不相同。他還可以感到康生對經濟沒有絲毫的了解和興趣。最能說明康生特色的莫過於1965年5月31日一篇日記：
上午去康生同志家，和馮文彬一同去的。後龍潛、朱光也到。
我講這次參加華北計劃工作會議情況，康生不感興趣。他說要抓大事，就是階級斗爭，反修防修，“不要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之後，龍潛、朱光為馮文彬寫字，龍潛也為我指書主席詠梅一幅。曹大姐送了我硯跋拓片、主席書法復制品；康生同志又送我一本毛主席詩詞二十一首補抄本，其中有他補抄主席詩詞七首，很珍貴。
與陳伯達的“西瓜”不同，與康生的“西瓜”也不同，周揚身為文化部長，又是“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他的“西瓜”很明確，就是“文化”。
不過，從胡昭衡的日記看，周揚談論最多也是最關心的莫過於“兩化”和“兩條線”。
“兩化”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群眾知識化。抱這顆“西瓜”，無論路途多遙遠，周揚越累越喜悅。
問題出在“兩條線”，這顆“西瓜”他不抱不行，越抱憂愁煩惱越多，壓得喘不過氣。30年代，也就是“左聯”時期一條線；建國後十七年又一條線，都是說文藝隊伍，這兩條線是紅是白還是黑？
周揚見了胡昭衡，越來越多地回憶“左聯”的五烈士，回憶毛主席當年所講軍事和論文兩條戰線上的反圍剿戰斗。他喜歡談大型革命舞蹈史詩《東方紅》，談《長征組歌》，談現代革命戲，談《蘆蕩火種》、《紅色娘子軍》和《紅燈記》。將這十幾次談話聯系起來看，不難明白，周揚要證明這“兩條線”是紅的；之所以要努力證明，必定是因為有人想把“兩條線”說成白的，甚至是黑的。
難哪，形勢怎麼發展成這樣？最簡單的真理，常識性的知識，上面沒人講，下面就沒人敢說敢承認。比如繪畫中的人體模特，有人說是“資產階級的”，“有極大腐蝕性”，主張取消。對此沒有誰拍板否定。人家舉了一個例子，說有個美院的學生，專門畫了女人的私處，掛在睡覺的床頭。這件事在內參上一登，頓時引起大嘩，誰還敢保留模特？
1965年8月29日，胡昭衡去常德道二號看望周揚及夫人蘇靈揚。一見面，周揚就激動地說主席對模特的指示：“主席認為不能用封建思想把它取消，即使少有副作用，由於中國繪畫對人體素描差，也應有小的犧牲。”
關於人體模特的指示，至多不過在這一點上減輕周揚一些壓力，他決不敢借此去開拓思路、講更多解放思想的話。1965年的下半年，文藝界已經開始進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慘境，無論怎樣努力，怎樣自慰，那前景都是注定了的越來越凶險。
“我主張寫反資本主義的文藝作品”，周揚一字一板，他希望也相信胡昭衡會把這個態度寫入日記中，他的聲調幾近於悲壯，“我主張寫反映偉大革命戰爭的作品！”
胡昭衡確實把這兩句話寫入了日記中。
可是，有什麼用呢？高喊共產黨萬歲而犧牲的烈士，並非都犧牲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的槍口下。
汽車駛到太僕寺街，突然停下來。胡昭衡並未介意，他還在思考，一年來的日記在大腦裡過了一遍電影，上車後又重新過一遍……
可是，門開了。他聽到那個熟悉的福建腔：“夫子，下來走走吧。”
“哎喲，伯達同志……”
“我迎出來就為和你散散步。”
胡昭衡鑽出車，先作揖，後握手，這是他們見面的常用禮。胡昭衡是受感動的：先派人接，自己再迎到半路，攜手散步，陳伯達比康生熱情，比康生夠朋友。
“聽北京同志講，你們的工業產值和利潤都超過了他們？”陳伯達滿面春風，步子也比平常輕快。
“趕上海，超北京；我們還沒趕上上海。”胡昭衡警惕自己不要露出驕傲。上任時，天津工業落後於上海和北京，他提出了“趕上海，超北京”的口號。
“關鍵是上海抓科研，抓新技術比你們好。”
“天津科技底子薄，除加緊培養和吸收科技人才外，我們正在搞廠校掛鉤，調動各院校科技力量直接為生產科研服務。”
“要善於總結經驗。林副主席是榜樣：四個第一，五好戰士，他善於總結。天津也有幾個第一嘛。”
這是陳伯達與胡昭衡在“秀才交往”中第一次提“林副主席”。過去沒提過，過去他愛提“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
胡昭衡明白陳伯達所言天津的幾個“第一”。抓廁所，抓廢物利用，抓衛生，他發現衛生局管不了這麼多，就成立一個“第二衛生局”，後改名“環境衛生局”。是1964年初全國第一個成立的。抓半工半讀，工人技術培訓，教育局管不過來，天津在1964年成立了第二教育局，後改名成人教育局，也是全國第一家。胡昭衡在天津搞了個“日本問題研究室”，1964年與日本群馬建立“姊妹城”，也是全國第一個與外國城市建立這種關系。搞計劃生育，胡昭衡第一個提出免費做人工流產術，受到總理肯定和表揚。接著又第一個提出獎勵獨生子女，按月發獨生子女費（這項建議直到文化革命結束後才獲批准）。他們還第一個成立電子化領導小組，當上海和北京搞出單晶爐後，天津奮起直追，兩個月搞出十四套單晶爐的設計圖紙……
然而，胡昭衡不會自詡開拓型，他明白這些成績是集體努力得來，其中也包括陳伯達。
“伯達同志，要說有點成績，也跟你的幫助指導分不開。”胡昭衡誠心誠意地說。
“別提我，我是紙上談兵。”陳伯達把小而圓的手揚起來，一擺而過，這次提“紙上談兵”情緒並未沉落，聲音不降地說：“再給你提幾條建議：天津鹽鹼地多，要治鹼挖渠，可以種植養魚。要幫助河北省搞治鹼挖溝和基建兩用的機械，作出規劃。天津市要自動化，綜合利用，產品要向小型化、精度化發展……”陳伯達緩下步子，長長歎口氣，“唉——，什麼時候我退休了，我就給你們治鹼研究所當個研究員。”
“伯達同志又開玩笑了。”
“你總以為我開玩笑……”陳伯達立住腳，眼裡又出現了那種莫名的惆悵憂傷，“也許身不由己當不上這個研究員，不過，我真有這個想法。”陳伯達朝著胡昭衡點點頭，把手一伸，“進吧，這就是我新搬的家，新建胡同十二號，電話39局6292。”
一杯清茶端上來，胡昭衡喝一口便起身去參觀陳伯達的藏書。看到有些書並非鉛印，也非石印，而是陳伯達手抄。他拿起一本《馬克思唯物歷史觀概說》，是陳伯達用蠅頭小楷手抄的。忍不住問：“好像很多秀才都有這個習慣？”
“練字、休息、輔助記憶，一舉三得嘛，還可以留給後人。”
“先借我拿去看看。”胡昭衡見陳伯達點頭，便將書另放到一邊，准備走時再拿。
吃飯時，照例海闊天空，古今中外地聊個沒完，直到停筷，胡昭衡才將自己車上的疑惑提出來問陳伯達：
“我總覺得有什麼東西捉摸不定？”胡昭衡思索著措詞，好像要有什麼事？……這個這個，政治和經濟的關系，這個討論——”
胡昭衡到底沒有講明白。
陳伯達沉吟不語。
“周揚對我談過幾次文化界的事，搞革命現代戲，華北、華東、華南都很熱火，可是總有批評……康生對他也像有看法……不清楚上面。”
陳伯達嘴唇蠕動幾下，才說出聲：“你當你的市長，你抱你的西瓜，歷史評價地方官，只看你的政績。”他停了停，壓低聲音，又出現那種“通消息”講“悄悄話”的神氣，“政治思想工作，多注意林副主席怎麼講，怎麼做。這是上面講了話的，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
每逢這種“通消息”，講“悄悄話”，陳伯達照例要認真點點頭，目光裡含了神秘而又意味深長的夠人琢磨幾年的暗示。當胡昭衡似明似不明地點頭時，至少是感謝陳伯達能講這種一“悄悄話”，這是一種“友誼”“交情”的表示。陳伯達在對方有了“領情”的表示後，馬上又轉入浩歎：“唉，這不過是捎帶說說。其實，我最大的能力還是行政能力……”
胡昭衡從北京回到天津，繼續抱他的“西瓜”：抓技術革新，抓科研，抓工業體制改革……
可是，不過二十天的時間，他曾經有預感卻又說不明道不透的事情便發生了。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語氣的嚴厲，用詞的尖刻，批判一的火藥味和朝政治上牽扯的上綱上線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足以震動全國。天津各報紙的請示報告馬上就堆積到胡昭衡面前：上海發表了，天津要不要轉載？
胡昭衡反復讀這篇文章，總感到不單是一篇文章的問題，那後面分明有著更洶湧的綿綿不斷的內容和力量。他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報》，等待《人民日報》的反映。同時也希望他所熟悉的三個大秀才能在近一兩天來津，隨便來哪一個都可以聊聊，幫助他下決心。
三個大秀才都沒來，卻先來了另一個相交更久、是老鄉加戰友的秀才——穆欣。
“伯達同志讓我轉告你，不要轉載。”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江青在上海搞的，背景還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領導都不清楚，北京各報決定不轉，你們也不要轉，還不摸來頭……”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報：不要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第九天，康生來到天津，住進“新三號”。胡昭衡馬上趕去看望，並且作陪吃午飯。
胡昭衡跟康生接觸還不同於跟陳伯達接觸。康生仿佛身上永遠穿著甲胄，極少有感情的自然流露，永遠無法有心靈上的溝通。
午飯結束時，胡昭衡感動氣氛已經松快些時，才謹慎地問：“姚文元的文章康老看了嗎？”
康生臉上毫無表情變化，聽見和沒聽見一個樣，所以回答也完全不搭界：“章士釗寫了本收，想發表。他請主席看，主席叫我也看看，提提意見。”
胡昭衡只好隨康生的話題轉：“什麼書？”
“《柳文指要》。”康生說著便立起身，這是談話結束的意思。
第二天，李先念和夫人林佳眉到天津，胡昭衡去看望，結束後又順便看看康生。
康生正在讀《柳文指要》，一搭話，就說章士別。
“章士釗反人民不反共產黨。”康生一邊用指頭在書上輕敲一邊說，“歷史上，他幫助共產黨，出過不少力，但他的立場、觀點、方法，始終沒站到人民一邊來。”
胡昭衡說：“反人民？是不是大了點……”
康生說：“帽子不大，也可以不戴。共產黨也交右派朋友，章釗是主席的朋友。”
其實，“章士釗反人民不反共產黨”是毛澤東隨口講的一句話，並非下結論，而是講對某個具體問題的具體觀點。
隔一天，胡昭衡再去看唐生。康生講話，還是遠離敏感話題。
“《午夢堂》你看過嗎？”康先生問。
“沒讀過，聽說過。”
康生大講《午夢堂》的背景，大講“葉紹袁”等一家人的遭遇，講過才問：“夫子，聽過這個故事你會有什麼結論？”
胡昭衡想想，說：“還得看過書才可能想結論。”
“我讀幾遍，有兩個結論。第一，曹雪芹不會作詩。”康生不為自己語出驚人或胡昭衡表示難以接受而有任何感情流露，用沒有起伏變化的聲音斷言，“他的詩不如葉家夫妻父女；第二、曹雪芹很可能研讀過《午夢堂》集，他的整個想法和成收，都和這一家人的遭遇不無關系。”
胡昭衡不做聲。他沒讀過，沒有發言權。
“我勸你看一看。”康生看一眼手表，說：“好，我們去逛古籍書店和藝林閣。聽說你的興趣也在這兩處？”
胡昭衡說：“每月去兩次吧。”
第四天，胡昭衡又講康生吃“起士林”萊，飯後看京昆戲曲學校學生演戲，有現代戲也有古典戲。
“現代戲給年輕人看，我們看還得看古典戲、”康生對古典戲《山門》和《小宴》大加贊賞，說：“魯智深演得好，現代戲出不來這個味……”
康生走了，周揚年底過來了。
周揚關心的是敏感話題。他說：“評李秀成也罷，評曹操和秦始皇也罷，現在評海瑞也罷，都是學術討論，學術批判，不能硬拉到政治上。往政治上發拉硬扯會產生許多嚴重後果……”
胡昭衡點頭：“還是咱們想到一處了。”
周揚走了，陳伯達姍姍來遲，過了年才在天津露面。
“有什麼消息？”陳伯達一邊握手，一邊就問。
“朱老總來了，我上專列去匯報三線建設情況，又陪他參觀塘沽碼頭和節制問，他對軍工方面的研究生產作許多指示。”胡昭衡略一猶豫，接著說，“總理在八省會議上表揚了天津，治鹼挖渠……”
“總理表揚的是天津市市長。”陳伯達顯然早已打聽清楚這個消息，他做手勢阻止胡昭衡講謙虛話，不用講陳伯達也可以明白胡昭衡會怎麼講。他繼續問：“還有什麼消息？”
“北京的萬裡、鄭天翔、鄧拓和范瑾來過，我去看他們，談了京津協作，聯手趕上海的問題。”
“還有什麼？”
“去年穆欣來，說了姚文元文章……”
陳伯達做個停止的手勢表示親近地靠攏胡昭衡，竭力跟上胡昭衡的步子走：“夫子，你還得幫我開個座談會。題目是兩個：十部參加勞動和農業機械化問題，要找明白人。”
陳伯達在津幾天，除了談干部參加勞動和農業機械化問題，就是拉胡昭衡看美國或歐洲的電影，當然也不忘去逛古籍書店和藝林閣。
二十五年後回頭看那段歷史，就從天津發生的事便不難看出：康生是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不露；陳伯達是什麼都想知道，觀來頭，查風向，但還不清楚將發生什麼事；周揚有“運動”經驗，知道文化界歷來先挨刀，但還頑強地保留著固有的願望和希望，一邊自我安慰，一邊不放棄可能的努力……
1966年6月19日的午後，正在伏案疾書的胡昭衡忽然感覺到空氣的郁悶，感覺到四周圍那種可怖的寂靜。他想抬起頭，想起身走到窗前去，可是眼前一花，便仰靠到椅背上。只是剎那間的空白，他便清楚地感受到心髒一陣窒息，呼吸不能暢順。他竭力把腿伸長出去，靜靜地仰在椅背上不動；他已經覺出嘴裡的苦味，這說明神經又恢復一些。幾分鍾後，他呻吟似地哼出一聲，有意識地哼出一聲。於是，他想到從午前開始，天氣就熱得人透不過氣；於是，他想到一場大雷雨就要跟著降臨；於是，他的高速運轉了二十多天的大腦又無法停歇地運轉起來……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做夢也沒這麼突然。
胡昭衡幾十次，幾百遍地這樣想。
從5月15日開始，他檢查小三線建設，驅車二百余公裡，經武清、楊村、崔黃口、寶抵、下倉、上倉、到薊縣，又經黃崖關、茅山、青灰嶺，到興隆。視察了“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等重要建設，返回天津便直奔招待所，與剛剛到達天津的七機部部長共進晚餐，落實岸對艦導彈的生產問題。
導彈早已分解開，各零部件的生產廠家已確定，只剩最後確定由哪個廠負責總裝。第一杯酒剛舉起來，市科委主任問一句：“胡市長，明天還去看哪個廠？……”
同部長一道來的工作人員進來了，報告：“劉部長，北京來的長途，請你馬上接。”
劉部長放下酒杯說：“對不起，稍等一下。”
時間不長，最多五分鍾，部長回來了，一臉遺憾：“這次研究不成了，明天我也沒法跟你們去看廠了。要我立刻回北京，傳達重要文件。”
胡昭衡算日子：“今天十九號，正好明天村夫同志要和我談工業總結……”他開始掰手指頭，“明天總結，後天辦公會和港口運輸問題……”
“別掰指頭了，你也得去北京，文件傳達到你們這一級。”部長打斷胡昭衡。
“什麼文件？”
部長環視左右，都是夠級別的人。便說一聲：“《五·一六通知》。”
果然，還沒吃完飯，胡昭衡也接到去北京學習中央《通知》的通知。他沒有多想，到北京學習文件是常有的事。
要走了，他一夜趕批文件。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他一早起來沒運動，繼續趕批文件。然後同工業部李樹夫談工業總結，午飯前又抓住最後一點時間同水產局長郝生德等同志談漁輪修配廠的隸屬問題。午飯後，便和市委收記處的同志們一起出發到北京。當晚便開始學習中央《五·一六通知》。
做夢也沒那麼快；學習《通知》，也就是到京第一天的晚上，他便聽到對他所寫《老生常談》的批評意見；到京一周，華北局領導同志正式通知他作檢查，並面對面作了“嚴肅批評”；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談》的簡報已經發下來。接下來的二十天，便是四次“觸及靈魂”的檢查和大會小會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反映在胡昭衡的日記上，開始用“批評”兩字，後變成“批叛”；開始是在書記處會議上接受批判，後變成“開天津大會，批判。”從日記上摘幾段：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書記處會議上檢查，講了兩個半小時，隨後大家提批評意見……
1966年6月4日……下午開書記處會議，對我繼續批評……
1966年6月7日……開了一天常委會，繼續批評我……幾位同志重點批判《老生常談》與我的作風……
1966年6月8日……下午開常委會，繼續聽×××等三同志對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會，對我進行批判；下午常委會對我批判，晚上翻閱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開常委會，對我繼續批判……
1966年6月5日……上午寫檢查材料，下午開天津大會，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備檢查，下午，大會繼續批判，晚繼續准備檢查……
這二十天，用胡昭衡的話講：全是在淚水中滾過來。開始獨個兒流淚，後來與妻子林以行相對流淚，再後來又加一個秘書崔廣興，三個人默默流淚……
其實，無須講從九天跌下地獄，也無須說什麼向林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與損傷，只須遠遠望一眼就可以明白一切。
去北京時，胡昭衡滿頭黑發，紅光滿面，不到二十天的時間，頭發白了一半！他的妻子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抗戰八年經受了火線上最嚴峻的考驗，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三天，又比胡昭衡早兩天白了一長縷頭發。傳說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人人都知道這個故事，人人都以為傳說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二十天愁白了頭，可是有上百人親眼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做操，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與妻子林以行安詳地散步、聊天。這就是秀才當過兵，既有豐富的感情，又有堅強的意志力。
他失眠、頭痛、全身疲憊到極點，腦子卻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即使眼前一黑，不得不仰靠椅背靜躺，思想仍在興奮的極峰上明光閃爍。他竟想得一首詩，後來寫人日記中：
“二十天腦子裡凝結的想法記述如下：
“烈火燒身，鍛煉自己；依賴群眾，依賴組織；脫胎換骨，改造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決革命，革命到底。”
這首“詩”的時代痕跡很重，可是，有幾個時代中人能不留時代痕跡？重要的是充滿鏗鏘之聲而非頹喪之音。這詩是伴著彌漫過來的烏雲，伴著遠處隆隆的不絕雷電醞釀而成；是隨著驟然卷起的狂風，一閃驚心的電光和猛烈傾落的暴雨一道湧出……
胡昭衡立起身，走到窗前。大雨已經充實了天地之間的一切空隙，橫的豎的，白茫茫，冷颼颼；四面全亂，八方俱響，沒有一處不迷糊。屋簷上落下成排的急流，被風吹著迸濺出水星泡沫，經過紗窗，變成一種無從辨別點滴的纖小水珠飄過來，在胡昭衡的衣服、臉孔和愁白了的頭發上化作一層冰涼如苔薛樣的水分。他連續吸吮這種具有涼冰冰滲透力的水氣，頭腦更清醒幾分。他的嘴角忽然流出一絲自嘲的苦笑。
突然嗎？不。怪只怪自己沒看出問題。
迷信人講話，發生大的事變之前，都是有異兆的。
兩個月前，下午四時十二分，他正在主持市長辦公會，忽然一陣地顫，房屋擺簸，人大亂。“地震！”誰驚叫一聲，會議室裡的人出於本能地跳起來朝外逃。是他一聲大吼，像施了定身法一樣定住這些人：“站住！都給我回來！”他的目光好凶啊，聲音與其說嚇人，不如說是鎮人。“你們都是市裡領導干部，你們如果驚慌成這樣，辦公樓裡的人會成什麼樣？影響得全市又會怎麼樣？”
人心迅速穩定下來，多數人只感歎一聲：“市長到底是當兵的出身，槍炮裡出來的人有靜氣。”可是胡昭衡卻不曾細想，進入1966年後，人心越來越亢奮、浮躁、激顫、不安。這是為什麼？稍有點事便一驚一乍，這是為什麼？
陳伯達從家鄉回來，臉色不好看。喝過酒，他才吐心裡話：“可能要出事，很可能出事……”問之再三，才不自在地解釋，說他家鄉的山上有塊大石頭，協調山河立得位置很是地方。農業學大寨，石頭被破壞了，橫看豎看不協調，壞了風水……
這件事可以有多種理解：
“迷信是人類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們以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時候，它卻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裡，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萬無一失，就又突然也冒了出來。”
“不迷信的人講述信的話，往往是自我心靈撫慰的一種辦法。”
“對強人來講，迷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自慰要穩定情緒但又不致於糊塗到無所作為，於是就有了講講迷信話的樂趣。”
胡昭衡就沒有想想，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什麼事才會使陳伯達這種主張骨灰肥田的唯物論者拾起迷信話來自己嚇唬自己？
繼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有心者本應看出，無論拿誰作文章，斗爭其實發生在上層。
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寫成《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一心將“批判”限定在學術范圍內。可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對《三家村札記》的批判，1966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發生的《請看吳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等文章，分明是將“批判”引向政治方面。
到了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不僅給“三家村”定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的基調，還發出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囂。
到了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叫喊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掃“三家村”“在新聞、教育、文藝、學術界中”的“贊賞者和追隨者”。
這些文章實際上都是配合著5月4日到5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一個人，當他“受到時代精神從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脅，最緊迫的事莫過於使他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必須選擇的方向”。
胡昭衡選擇“錯”了，他頑固地堅持著過去信奉的並為之奮斗不息的一切最神聖的原則。5月7日他去子牙新河工地參加勞動，在東效區農民住地和周官屯灌區現場辦公，發現問題解決問題。5月8日發表的兩篇文章在當時足可以說是震動全國的“沖鋒號”和“重磅炸彈”。但是在胡昭衡身上居然毫無反映。在他的日記上也一筆未記。他繼續抱住自己的“西瓜”不放。請看這一天的日記：
1966年5月8日
昨夜失眠，只睡了一個來小時。
飯後給各級干部講了市內情況和對工程最後階段的意見。
去三分支各工地看了，又去各區工棚中視察。
下午參加勞動，跟河北區小關街社會青年在一起勞動，三個半小時。
晚，給戲校京昆班談社會主義革命與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們演了《紅色娘子軍》與《黛諾》各一小段。
對“文化大革命”如此不熱情、不積極、不理解、不當回事，一門心思在那裡搞經濟建設，想多為天津市辦幾件實事，也難怪胡昭衡會“突然”受到批判，二十天愁白了頭發。正像當時習慣語言所講：社會和人群都處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之中。與胡昭衡“秀才交往”的三個人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選擇”。
周揚“選擇”了“毀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隨著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他與彭真等一道被打倒了。
自認不懂經濟，只搞“階級斗爭”的康生就無須多言了，事後令胡昭衡目瞪口呆的是陳伯達這個秀才。4月7日他們在天津共進晚餐告別時，陳伯達還在大講“工業化”、“電子化”、“技術改造”、“治鹼挖渠”、“干部參加勞動”以及“計劃生育、控制人口”。談一晚上也沒談一句“文化大革命”或“階級斗爭”。那一晚甚至有這樣一幕：
胡昭衡認真勸道：“伯達趁精力尚好，你該拿出延安那股勁，再多寫幾本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好書好文章。”
陳伯達不看胡昭衡，目光一直“陷”在茶杯裡、盯著茶水不出來，半天才喃喃兩句：“我討厭別人只把我看作夫子、秀才……這個話你不要記。”可是，一個月後，他已經成為“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的主要角色之一。多少年來，時時不忘問一句“有什麼消息嗎？”現在終於得到“報償”。他總算摸到了“來頭”，辨准了“風向”，判明了“形勢”。雖然他再三再四、再八再九地講自己“寫作能力不強，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但是，這“能力不強”的一項也足夠“出類拔萃”。只要他“動起來”，就可以“發揮了”。
於是，令人失笑的歷史鬧劇發生了。1966年6月1日，當胡昭衡為他的過去開始作第一次檢查時，過去與他聯系密切的陳伯達卻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奪權，並且從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連續發表社論，把《五·一六通知》的內容捅向全國，從而使一場全局性的、歷時十年的浩劫洶湧翻滾地展開了。
不過，運動剛開始之際，還沒有幾個人能看清問題的實質。當胡昭衡面對窗外扯天扯地的雷暴雨時，他還是抱了真誠的願望，想經受考驗和鍛煉，想反修防修，要脫胎換骨，繼續革命。盡管這個“革命”的輪廓很模糊，但他天真地相信：真理並非總是必須具有一個明確的外形：只要它像在我們四周輕輕飛翔並帶來和諧的精靈，只要它像莊嚴而親切的繞梁三日的鍾聲，那就夠了。
當胡昭衡回到桌前繼續寫他的檢查時，情緒仿佛隨著雷暴雨一道發洩過了那樣；窗外的雨漸漸變小，他的心也漸漸平靜。他甚至晃過一念：陳伯達已經成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組長，他總該了解我吧？最後總得說句公平話吧？……
1967年3月28日，夜幕已經不像冬日降得那麼快，伏爾加牌轎車駛入釣魚台國賓館時，透過樹梢仍能望見西天邊上的最後一抹青輝。雖是坐在汽車裡，胡昭衡仍然可以感覺到春的氣息。冬日蕭條的樹枝，如今都像浸過水一般膨脹起來，鼓突出飽滿的苞芽。可以想到風已不那麼刺膚，並且濕漉漉地增加了水分。
“陳伯達夠朋友。”胡昭衡這一刻確實充滿感謝之情。二十天愁白了頭發，回到天津後經受了批斗、抄家，到了十月份，總理辦公室來了一個電話改變這一切。正在接受批斗的胡昭衡被接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隨即穆欣來看望，轉達陳伯達的問候，說李樹夫給陳伯達寫過信，反映胡昭衡蒙冤受屈的情況。陳伯達向該打招呼的人及時打了招呼。後來解學恭去天津當革委會主任時，也證實了這一點，對胡昭衡說：“伯達同志跟我打過招呼，說天津市的工作，胡昭衡是可以依靠的。”
送走穆欣時，胡昭衡感動地說：“伯達同志過去反復跟我說，他寫作能力不強，最強的還是行政能力。我始終不理解。現在他已經成了中央主要領導者之一，看來我不會看人，他確實不只是夫子秀才呀……”
“伏爾加”停在十五號樓，胡昭衡下車便深深吸吮了一下釣魚台的新鮮空氣，與他同車而來的江楓，也深吸了一口氣。陳伯達在接見市革籌小組全體成員之前，先單獨接見他們兩位原天津市負責人，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種榮譽。
當然，陳伯達不會像過去那樣迎候在半路，甚至也沒有出樓迎新，但胡昭衡並不感覺有異。畢竟陳伯達的地位已經高高在上，不能還像過去那麼隨意……
“老相識了，找來隨便談談。”這是見面時陳伯達講的第一句話。他顯得春風得意，顯得興高采烈，與胡昭衡的握手也還熱情得“夠朋友”。
相比之下，胡昭衡要拘謹些了，過去見面的那種親熱勁已經更多地被感激和尊重所替代，握手後，在主人指示的位置上坐下來。
變化很大，卻都是自然而然。從頭至尾是陳伯達主談，胡昭衡和江楓只是偶爾插空匯報幾句情況。陳伯達從來不曾這樣健談，四小時沒停嘴。談天津情況，小站情況，干部情況，對軍隊的態度……
“伯達同志”，胡昭衡在匯報天津情況時，因為談話機會少，又不能多講，所以匆匆提出最關心的問題“過去您對天津工作有許多好的指示和建議，比如技術改造，托拉斯，還有您督促過的‘一步煉鋼’試驗和治鹼研究……”
他的話被陳伯達用手勢打斷了。
“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文化大革命。”陳伯達稍一猶豫，眉頭皺了皺，還是講出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你呀——”陳伯達拖長了聲音，搖搖頭，“雖然當過兵，到底還是夫子。”
胡昭衡看一眼江楓，不再做聲。
“你們看報了嗎？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陳伯達說到關鍵處，還是老習慣，認真點點頭，“這個最字是重要的；這一最，就沒有別人了。”
陳伯達講這段話的語調神態，不能不使人想起當年他談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時的語調神態，想起他講的那句話：“一線抓什麼，反映著二線想什麼。”
在結束四個小時的長談時，陳伯達用高高在上的訓誡語氣對胡昭衡說：“你記住我說的：勝利者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離開釣魚台時，胡昭衡是一種復雜心情，既感謝陳伯達“夠朋友”，不忘舊情，同時也明白，過去的“秀才人情”是過去了，再也不可能復回。他在日記裡含蓄地寫了一句：“遇到一些情況觸發了我對個人職務地位的一些不愉快想法……”
兩個月後，胡昭衡奉市革籌小組指派，為“天津工學院八二五”問題去京向陳伯達請示時，情況全變了。完全是“接見”的形式。胡昭衡帶秘書崔廣興坐好等候，到鍾點陳伯達才進來，看見胡昭衡就像看見陌生的地方干部一樣毫無感情流露，既不寒暄也不問任何情況，坐下來就用官場上公事公辦的語氣宣布：“我很忙，不能多講。材料我看過了，下面談些意見，你們可以記錄。”
胡昭衡一聲不響地掏出筆，同秘書崔廣興一道開始記錄。他心裡不舒服，明白友情已經全不存在，也明白最後消失干淨的原因。
天津市有人舉發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材料送上來，胡昭衡按原則送交中央。康生見到後發了脾氣，下令追查背景，並點著胡昭衡的名說：“查查這是個什麼人，為什麼要這樣搞，有什麼歷史和現實背景？”
康生不認識胡昭衡了，陳伯達還能認識嗎？
緊接著便有天津“造反派”上京告狀，找陳伯達，揭發胡昭衡歷史上曾經被捕過。陳伯達向“造反派”鄭重聲明：“我過去和胡昭衡不認識。”
接見時的講話當天便印成小報，散發於天津。胡昭衡看到後，只喃喃了三個字：“結束了。”
陳伯達當眾宣布：“我過去和胡昭衡不認識”之後三天，又不得不接見胡昭衡，那情景確實是尷尬的。當他在上面講“意見”時，目光有點沒處落，因為他從來不是拿稿子講話，“聽眾”又只有那麼幾個人，又近在咫尺，不像群眾大會上那樣拉開距離很自在；目光時而望上去，時而落下地，時而遠放窗外，時而收在茶幾上。即便如此，還是有目光相遇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可以強迫自己像是什麼也沒見、目光像掃過一片曠野那樣淡漠，可是血液卻無法控制地湧上臉來，臉上的肌肉也不自在地這裡那裡地抽動一下，於是，各種神情便會由於找不到明確位置而亂成一團，陷入窘迫。
胡昭衡同情這位過去的“朋友”所處窘境，索性埋頭記錄不再向上看。他又多了一種明白，明白要斷絕過去的一切還必須有個痛苦的過程。
陳伯達講完意見，馬上又宣布：“我很忙，今天就到這裡吧。”
“感謝伯達同志的指示，”胡昭衡明智地起身告辭，“我馬上回去向革籌小組匯報。再見。”
胡昭衡落落大方地同陳伯達握一下手，落落大方地主動離開了。
天津市成立“革委會”時，陳伯達一邊表態：“胡昭衡的歷史問題審清之前就不要參加市‘三結合’了”，另一方面又托入給胡昭衡遞話：“群眾組織有意見，要避嫌。”到1970年春，對胡昭衡給中央幾位首長寫的信，陳伯達一方面將自己在信上所指示的內容讓解學恭轉告胡昭衡，以示盡了最後的一次“秀才人情”，另一方面又通過秘書及解學恭轉告說：“今後不要再給我寫信了。”
信不要寫了，面當然更不要見了。這個結束“秀才人情”的痛苦過程到此總算畫了句號。
可也不能算完。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恢復工作，調衛生部任副部長，家搬入復外大街二十二號樓。在這裡，他遇見了過去氣派的舊鄰，搬入二十二號樓的康生夫人曹瑛（即曹軼歐人胡昭衡本能地站住腳，欲言又止，想招呼又未能抬起手，舌頭恰似粘在鄂上了。只片刻的猶豫，這位當年的“曹大姐”已經低著頭走過去了。在她居住的那個單元門上，貼有許多當年受難者發洩憤怒的條子。那條子上寫的話很難聽，不講也罷。
在新居裡，胡昭衡從電視上看到陳伯達老態龍鍾，被攙扶上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審判時，仍然心情復雜地歎了幾聲長氣。他只說了一句話：“可為一切有才有能者鑒。”
1977年12月29日，“人民文學”在海運倉總參招待所召開座談會，許多劫後的幸存者趕來參加，其中就有周揚。他也白了頭，當時住中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
12月30日上午，周揚在全組大會上發言。從參加會議的《十月》副主編張守仁的紀錄上可以看出，他所關心他所要談的仍然是“兩條線”，30年代一條線，十七年一條線，到底是紅是白還是黑？
周揚的聲音混和了痛苦和欣慰，因而更顯沉重。
“很多年沒有參加這樣的會了。我能夠在這裡發言，是因為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我是文藝戰線上的老兵，幾十年來，缺點錯誤很多……我認為批判意見對我是很好的教育，很多人是好意的嘛。至於‘四人幫’搞的那一套，對我的誹謗、誣蔑、陷害很重。‘四人幫’起了反面教員作用，為了這個反面教育，全黨全國人民付出了很大代價。”
他停頓一下，沉重地問：“世界上有什麼收獲能不付代價呢？”
全場寂靜，無數閃爍出雋冷思考的眼睛宛若充滿理念的深邃的海。
“我們評價歷史，既不美化，也不能丑化。30年代，我們這幫人還年輕，文化運動一發，站都站不穩，怎麼能當成熟的人來要求？我們從世界觀上講，差得很遠，但從政治信仰講，我們是堅信共產主義。有的同志為了這種信念，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周揚的聲音開始顫抖，淚水盈眶。他突然閉了嘴，竭力想忍住什麼，把臉孔仰上天去。可是，他失敗了，兩條淚水像河一樣順兩腮落下。他就那麼哭著講下去：
“我是‘左聯’書記，‘左聯’五烈士：李求實、柔石、殷夫、胡也頻和馮鏗，他們為什麼獻出生命？夏衍為什麼寫《包身工》，為什麼翻譯高爾基的《母親》？革命嘛！國民黨把我們‘左聯’說成是30年代的文藝黑線，‘四人幫’也把我們說成是30年代的文藝黑線……就是這麼簡單一個事實！”
會後不久，周揚恢復了工作。他曾推薦胡昭衡擔任文化部長，由於當時胡昭衡還未“解放”，這個推薦未能實現。
當年的四個秀才，只剩下胡昭衡與周揚保持了友誼，保持了來往。開始是天津北京之間運動著來往，胡昭衡調北京後，兩人來往更多更頻繁。當周揚由於“異化”問題受到一些同志的善意的批評時，胡昭衡去看望周揚更勤。他說：“這是學術問題，應該允許爭論，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不能亂扣帽子。”
一杯清茶，一夜長聊，對於秀才確實是愜意的享樂。何況，人的年紀越大，越喜歡回憶過去的崢嶸歲月，過去的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
“哎，還有奉新你知道吧？”
“認識，《大刀進行曲》的作者。”
“他也犧牲了。”
“就犧牲在我們內蒙通遼一帶。”
“哎，夫子，你在內蒙工作時間久，熟人多，幫我找找麥新犧牲的材料吧？”
胡昭衡點頭：“我想辦法找，估計問題不大。”
可是，周揚病倒了，變成了植物人。即便這樣，胡昭衡仍然堅持去看望，握著這位失去思維的老朋友的手，望著那熟悉的面孔，繼續跟他聊，繼續那丟不下的秀才交往：
“周揚，你還記得麥新同志嗎？……他犧牲在內蒙通遼一帶。他跟你也很熟，你不是常念及他嗎？”
真是奇跡，周揚竟睜開了眼！
“你讓我幫忙找他犧牲的材料，我幫你找來了……”
胡昭衡略顯激動地俯身大聲說。可是，周揚卻合上了眼。胡昭衡繼續講著，他堅持已經把這最後一個消息留給了他的老朋友。
周揚逝世了，胡昭衡參加了追悼會。
他哭了。四個秀才只剩下他一個人……
1991年，一群文化人來到福建惠安縣。這是陳伯達老家。
自古以來，不論忠奸，只要成為名人，就有墨客騷人去尋古訪舊。負責接待的當地領導人聽說這群文化人居然要去看“陳伯達故居”，頓時臉變色，頭搖晃：“別去別去，千萬別去，別給我們找麻煩。”
“要去去，一定要去。”文化人都學著他的腔調，越認真越逗樂，“不給你們找麻煩。”
文化人沒有官身作累，忌諱少，越有人阻攔興致越高，一個不缺地集體去參觀。
那是山區，也算林木蔥蘢。陳伯達死後，骨灰移至老家，放在他出生的小屋裡、擺在遺像前。骨灰盒和遺像兩側有副對聯，誰若關心對聯寫什麼，不妨去信問當地人。屋裡只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花圈。
參觀者中，有我的朋友張守仁。他生來一副菩薩心腸，見那骨灰盒便問當地人：“為什麼不埋了？”
“中央沒表態。”
“埋死人不用誰表態，你們也太過謹慎了。”
“他有遺囑，讓把骨灰扔茅坑，我們也沒扔……”
陳伯達講“把骨灰扔茅坑，”這話能不能當遺囑？陳伯達生前有懺悔，秀才終歸是秀才，沖動起來講出扔茅坑的話，是不好當遺囑的。另一方面，他又是個唯物論者，不信死後有靈魂。當年胡昭衡參加“磕灰”的義務勞動，陳伯達就議論過“糞肥田”，“灰也肥田”。從這個意義上講，他願把骨灰用去肥田，也確是一種對人民的仔悔之念之舉。
張守仁在那骨灰盒前又問當地人：“你說實話，你們對自己家鄉出來這麼個人物是什麼看法？”
“你們來了，我們覺得很親。”一位老鄉策略地回答。
“反正他是干過大事的。”另一位這樣說。
“他在外面壞，在家裡還行……”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這樣，對本鄉本土出去的人，別有一種與外人不同的感情和心態。
一位老人講：“他還算個孝子。1964年他回來一次，老母死了，他在老母墳前住了三天……還行。”
又一位老人說：“他還隨和、在外面當大官，回來不敢擺架子。老百姓吃什麼他就吃什麼，跟老百姓一起撿糞，也不敢忘當年，聊起來小時候事情都記得，碰上熟人就拉過來，大街旁一蹲就下棋……還行。”
“唉，知道他就要出事。農業學大寨，他回來見山上那塊石頭破壞了，當時臉就變了色，說糟了，要出事，把風水破壞了……沒想到他真就倒台，真完蛋了。”
明白人自然不會去議論那塊大石頭，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已經預示了陳伯達的必然結局。
歷史上，“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人，從來是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行為表現和兩種命運。把時務作客觀規律來講，則識時務不易而終能為俊傑。若把時務作“來頭”、“風向”講，則投機容易而最終難免“身與名俱滅”。
你想理解：“聰明反被聰明誤”嗎？那就想想陳伯達吧。
我好像又見到胡昭衡手指電視屏幕上的陳伯達，不無惋惜地歎氣：“唉，可為一切有才有能者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