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曾任周恩來總理的軍事秘書。在延安時，他被毛主席看中，一直在中央和軍隊的重要部門工作。本文以他的切身經歷，講述了他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等共和國締造者身邊工作的情況，披露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有的發人深思，有的讓人感動不已，是一部難得的文學史記。
毛澤東帶來的機遇
一個人在事業上有多大作為，多少成就，並非單純取決於他所具備的德才，有些時候，機遇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毛澤東來到延安抗大參謀訓練隊講課，使雷英夫獲得一次機遇。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次機遇影響了他的整個一生。
那天早晨，訓練隊集合，青年班又是第一個列隊完畢。青年們朝氣足，搞什麼活動都當突擊隊，爭第一。集合聽課也不例外。雷英夫是青年班班長，按照隊列要求，班長是坐在前面第一個。
毛澤東在代總參謀長滕代運將軍陪同下來到課堂。他講課前習慣先朝學員們掃視一遍，雷英夫清楚地記得，那目光在自己臉上一掠而過，並沒有特殊的停留。
“今天我給大家講講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講這句話時，下面響起一陣翻筆記的沙沙聲。他停頓一下，待學員們都做好准備，才吮吮下唇繼續講下去。
毛澤東講課是生動的，語言生動，表情也生動。不但要講明道理，而且善於用眼神與聽眾交流感情。當他要闡明某個理論問題時，先用疑問的目光從學員們臉孔上緩緩滑過，調動他們跟自己一道來思考，接著，雙眼一眨，目光便投向遙遠的天際，臉上顯出一種哲學家那郁郁的思考之情並講出一番道理。如果談起形勢和奮斗目標，講到激昂之處就會不斷地將大手從肩上朝前劈，朝前推，仿佛要劈出一條路，推到幾座山。倘若講到了得意處，他也會很自然地將雙手背到身後，搖晃起身子，頭和右肩向上一聳又一聳……
可是，誰也不曾想到，他其實是很注意觀察課堂和那些聽講的學員們的。他注意到有的學員始終不曾抬頭，而是忙於記錄；其中不乏文化程度低，記錄吃力者；也不乏這樣的人，記錄雖然快，卻毫無重點地試圖記下所有能記下來的話。他還注意到了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就是雷英夫。雷英夫並不知道毛澤東對他產生的興趣，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上，時而凝視毛澤東，時而俯首在筆記本上迅速記下幾個字。
課堂休息時，毛澤東一邊喝茶，一邊低聲問滕代遠：“那個娃娃叫什麼？”
滕代遠順毛澤東示意的方向望一望說：“雷英夫。”
“噢。”毛澤東放下茶杯時，很隨便地吩咐一聲，“回頭你調幾名學員的筆記本給我看看，把那個娃娃的也拿來。”
果然，毛澤東閱過那些筆記本後，向滕代遠問道：“這個娃娃的情況你了解嗎？”
滕代遠看清毛澤東拿的雷英夫的筆記本，他已有了准備，不慌不忙點點頭說：“了解，他是河南人，在洛陽中學讀書，只讀了一年半的初級中學，因為家裡窮，交不起學費，差十六元錢，學校催了幾次，他湊不齊，只好退學了。”
“噢。”
毛澤東皺起眉頭，目光裡帶著同情。他當年去長沙求學也是四處借錢，深知其中的滋味。“後來呢？”
“想當鐵路上的扳道工，沒人作保，鐵路上不要。又想當小學教員，也沒活動成。考上了文書，沒保人。又沒做成。後來到西安布莊當學徒，四年才能出師。可他只做了一年就跟老板吵翻了。正是深更半夜，老板說：‘有骨氣你就給我滾，現在就給我滾。’他啐了老板一口，回頭就走了。”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毛澤東講得抑揚頓挫，很動感情。將手指在桌面上輕輕一碰，說：“等他畢業，調我身邊工作，就當參謀。”
雷英夫事後很久才知道了這個全過程。不過，他沒能給毛澤東當參謀。
1939年8月左右，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葉劍英已經在重慶展開工作，他那裡需要兩名參謀幫助工作。”
“好好，我給你推薦兩個。”毛澤東連連點頭，“參謀訓練隊有個十八歲的娃娃，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對軍事有一定研究……你看怎麼樣？”
“主席推薦的還能差嗎？就是他了。”
1939年9月，雷英夫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報到，給葉劍英做軍事參謀，對外的公開身份是十八集團軍參謀。
然而，他著手工作時，第一個打交道的人卻不是什麼共產黨的領導人物。
就在他報到不久，大約是1930年10月的一天，周公館裡忽然闖入一個陌生人。
“喂，你找誰？”雷英夫匆匆迎上去，攔住這個陌生人。戰斗在敵人的心髒，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陌生人打量著雷英夫，略猶豫片刻，吞吞吐吐說：“我——我想，找葉劍英談談。”
雷英夫沒有繼續問，默默審視對方。這個陌生人個子很高，比他高出半頭，足有一米八，面孔白皙清秀，戴一副金絲眼鏡，穿著皮夾克和筆挺的西裝褲子，褲線直直地對著鞋尖，那皮鞋也是探得油黑珵亮。看他這副長相像個公子哥。不過，目光卻是誠實的。
“你叫什麼？干什麼的？”雷英夫問話時，始終盯住對方的眼睛。
“我叫張蔚林……我找葉劍英參謀長。”
“你是干什麼的？從哪兒來？”雷英夫堅持先問明情況。
對方沉默著，與雷英夫對視，像是較量誰更有韌性。忽然，他將目光向旁邊閃開，聲音又輕又快地喃喃一句：“我從那邊來的，軍統局。”
雷英夫一下子張開了嘴巴，但他什麼話也沒說出來。
打入軍統局的女特工
位於重慶市中山四路的曾家巖五十號，是一棟三層小樓。1938年底，周恩來到重慶後，為了便於工作，以個人名義租下這棟樓房，當時被人稱為“周公館”，實際是周恩來及中共南方局在城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
周公館背靠嘉陵江，右側是國民黨軍充特務頭子戴笠的公館。左側是國民黨警察局派出所，門前為一條狹窄小街，街上游逛的茶客酒徒各色小販，有不少都是國民黨特務所扮。
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下工作，不能不一百二十分地警惕。這名自稱張蔚林的陌生人闖入，早已驚動了中共南方局的人們。特別是張蔚林將下巴朝周公館右側方向一努，說明“我從那邊來，軍統局。”雷英夫不啻聽了一聲炸雷。
“你跟我來。”
雷英夫把這位軍統特務引入一間房，馬上向葉劍英匯報了情況，並提出建議：“從接觸看，這個人態度還比較自然，誠實。不過，斗爭復雜，軍統又是我們的死對頭，不能輕易相信，但也不要輕易放過，可以做做工作，審查一下。”
“好。”葉劍英點點頭，“就由你先去擋一陣，設法搞清事實。”
雷英夫迅速回到房間，態度變得溫和，但也不掩飾疑問的目光：“你先談談，你為什麼要到這邊來？都有什麼打算？”
張蔚林明白這是必要的手續，呷口茶，輕輕歎口氣說：“我原來就是共產黨員，是上海地下黨的，由於黨組織遭破壞，與黨失去了聯系。為了解決生計，我考上了軍統無線電訓練班，畢業後被分配到皖南，以後又調來重慶，在軍統局電訊總台工作。國民黨太腐敗，軍統局內部尤其黑暗，我想回共產黨，想參加八路軍，我希望能到延安去……”
問答過程中，雷英夫已經想好了進一步審查的題目，話鋒一轉，開始詢問張蔚林有關軍統局的情況：“你了解軍統局的編制情況嗎？”
張蔚林盡自己所知作了回答。
看來，他確實是老實的。雷英夫將張蔚林提供的情況與我們掌握的情況迅速對比，並且繼續出題目，詢問了有關駐地、負責人、活動情況等。談話越來越涉及到機密。
“好吧，張蔚林，你的情況我們研究一下，過兩天你再來，那時我們再答復你。”
可以看出，張蔚林想見葉劍英，想回到共產黨組織裡來的心情是迫切的，但他還是忍住了。他明白組織審查的原則。
當時，周恩來因為在延安摔傷胳搏，到蘇聯治療去了。葉劍英負責處理此事，召集軍事組有關人員作了研究。當張蔚林第二天來周公館時，即由曾希聖和英雷夫一道接待。
曾希聖負責技術偵察工作，當時正有幾份密碼破譯不出來，向張蔚林提問一些有關機密問題後，忽然提出一個請求：“為了證明你的決心，你能把國民黨的密碼搞出來給我們一份嗎？”
張蔚林想了想，說：“可以。”
三天後，張蔚林又來了，果真搞來了密碼本，而且還帶了一個人來。
“他叫馮傳慶，是我的好朋友，我們要求回到共產黨這邊來。”
“我恨透了國民黨，一天也不想在那邊呆了。你們介紹我去延安吧！”馮傳慶迫不及待地要求。
這工夫，曾希聖已拿了密碼本去核實，立刻破譯了國民黨的密碼電報，獲得重大情報。他掩飾不住激動心情，飛報葉劍英。葉劍英聞訊，立刻來到雷英夫住的房間。
“葉劍英同志來看你們了。”曾希聖小聲介紹。
“同志們，我代表共產黨，代表八路軍，歡迎你們過來！”葉劍英邊說邊伸出兩只手同張蔚林、馮傳慶—一握手。
“葉參謀長，我要求恢復黨籍。”張蔚林眼裡閃出激動的波光，一開始就提出這個最迫切的要求。
“我也要求加入共產黨，我要去延安。”馮傳慶心裡念念不忘延安那塊聖地。
葉劍英想了想說：“按照組織原則，沒有旁證是無法恢復黨籍的，黨組織熱烈歡迎你們，重新入黨好嗎？我願意做你們的入黨介紹人。”
非常時期，入黨手續沒有現在這麼復雜。就在曾家巖五十號雷英夫住的房間裡，一次入黨儀式秘密而又簡單地舉行了。雷英夫在門口放哨，葉劍英和曾希聖做介紹人，帶著張蔚林、馮傳慶向黨旗宣誓。
這件事只有葉劍英、曾希聖和雷英夫三個人知道，並且嚴格規定，只限他們三人知道。
宣誓後，葉劍英、曾希聖同張蔚林、馮傳慶再次熱烈握手。葉劍英說：“根據斗爭的需要，你們暫時不要去延安，要繼續留在軍統內部為黨工作，這樣對黨的事業更有利，對革命工作的貢獻更大……”
以後，張蔚林和馮傳慶便經常將國民黨及軍統局的重大情報送到周公館。每當軍統局電台換了密碼時，他們便將新密碼本及時送來，使共產黨能及時破譯敵人的密碼電報。
軍統局電訊總台及張蔚林、馮傳慶的住地距周公館不遠，經常有特務盯梢，這種情況下張蔚林和馮傳慶來多了，容易暴露，工作難以長久。雷英夫將自己的憂慮報告葉劍英，葉劍英也正為此事擔憂，他思考著說：“最好能有另外一個人負責聯絡，這樣更有利於他們倆的隱蔽和安全。”
正當葉劍英想選擇一名聯絡員時，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總部特派黎琳到重慶做統戰工作。
“這不是延安那個‘干一場’嗎？”葉劍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來。
“沒錯，是她。她跟劉革非是同學。”雷英夫證實道。後來劉革非做了他的妻子。”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場’，現在真要干一場了。”
黎琳原名余碩卿，姐夫是國民黨川軍的一個師長，黎琳思想進步，是個熱血姑娘，且又性格潑辣，意志剛強。在延安學習期間，整天唱的一支歌是：“河裡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好猖狂，昨天燒了李家寨，今天又燒王家莊。這樣活著有啥用？拿起刀槍干一場！”她一天到晚唱，唱到“干一場”還常常用小拳頭往下砸去。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叫她“干一場。”並且因此而聞名於許多首長。
黎琳一到重慶，葉劍英便召集曾希聖、雷英夫研究：“我看‘干一場’是個難得的好對象，立場堅定，人又聰明機智，她姐夫是國民黨師長，她對國民黨官場上的情況也能了解一些，容易適應。”
“她姐夫的統戰工作別人可以代替，黎琳的工作任務要變動一下，可以起更大作用。”雷英夫說著，試探著說出建議，“她到川軍那裡是家屬身份，換個地方，到張蔚林那裡也可以以家屬面貌出現嘛。”
葉劍英思考片刻，下定決心道：“好，叫她變成軍統家屬，當張蔚林的妹妹，就是從上海來找哥哥的！”
於是，黎琳的任務就這樣改變了，由做統戰工作改為做特務工作。由於工作需要，她改名張露萍去見“哥哥”張蔚林。
這樣，聞名延安的“干一場”便突然銷聲匿跡了，而國民黨軍統局電訊總站的張蔚林家裡，卻出現了一位玲瓏秀麗的姑娘，叫張露萍，從上海來，在“哥哥”的家裡長住下來。
張露萍在“哥哥”家裡住下後，大批國民黨的核心機密便源源不斷地流入周公館，傳到延安。
有了“妹妹”，張蔚林便遵照組織意見，不再來周公館，可是1940年1月底，他忽然又跑到周公館，並且神色慌張。
找到曾希聖，他慌慌張張地說：“糟了，我不小心，把電台上的一個電子管燒了，怎麼辦？”
曾希聖不以為然道：“燒電子管的事經常有，買一個換了就行。”
如果張蔚林不曾秘密入黨，不曾盜走國民黨大量核心機密，燒個電子管確實不算事。但他缺少秘密工作的經驗，本來心裡有事，再燒個電子管就更沉不住氣了。自我感覺是件大事，便慌張起來：“不行，我怕他們會懷疑。我能不能離開這裡到延安去？”
“沉住氣。”曾希聖安慰鼓勵他說，“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業務工作出點差錯是常有的。你還要回去，盡快回去，一定要沉住氣，只要你沉住氣，敵人不會懷疑。”
張蔚林回去了。但他回去後仍然沉不住氣，舉止表情反常。這樣一來，果然引起敵人懷疑，馬上派人去他家裡搜查，並且查到了可疑的東西，一方面監視住張蔚林。另一方面又派人到馮傳慶家中。敵人知道馮傳慶是張蔚林的密友，要先抓住馮傳慶審明情況。馮傳慶發現敵人來包圍，便翻牆出逃，跑到周公館，氣喘吁吁，一定要見葉劍英和曾希聖。當時是周恩來的秘書、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陳家康接待的。陳家康見他點名要見葉劍英，便一再追問：“你找葉劍英究竟要干什麼？”
馮傳慶焦急中，講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況，懇求說：“我已經暴露，軍統局正在抓我，希望你們救救我，送我到解放區去。”
陳家康見事情重大，便去報告葉劍英。葉劍英聽到報告，忙出來見馮傳慶，馮傳慶一把抓住葉劍英的手“幫幫我吧！”葉劍英握住他的手安慰說：“沉住氣，要堅定立場，你准備到延安去。”
事情緊急，葉劍英把自己的皮袍拿出來送給馮傳慶，又給了他文明根和墨鏡，叫他化了裝，然後吩咐說：“你趕快走，盡快過江，我們已經派人給你雇了船。”然後，葉劍英又親手交給他二百元錢，一再叮囑：“你這身穿戴是有錢有身份的穿戴，記住，沿路一定要住高級旅館吃高級飯，千萬不要捨不得花錢，不能到不符合你身份的地方去。”
本來，過了江就完全可以脫身走掉，但是馮傳慶缺少地下工作經驗，又不像某些革命老者那麼能在復雜斗爭環境中吃苦並連續戰斗。過江後，他實在太疲勞了，見江邊有個漁民搭的草棚，就鑽進去想歇口氣，一歇便睡著了。
一位早起打漁的漁民，怔怔地立在草棚口打量棚子裡的不速之客。是有些太惹眼了，穿了那麼高級華貴的皮袍，還有顯示身份的文明棍和墨鏡，在偌大一個重慶市，哪裡不能睡覺，卻委屈到這髒而又腥的小草棚裡？
漢奸？八成是漢奸！漁民警惕了，並且聯想到日本飛機的轟炸，聯想到沿江常有漢奸為日本飛機打信號，指示目標……
他放輕腳步走開，走出不遠便跑起來，很快引來警察，將仍然沉睡未醒的馮傳慶抓住了。
當時，軍統局已經在通緝馮傳慶。他被警察抓住，審問中，幾經轉折，查明不是漢奸，而是正在被通緝的馮傳慶，於是便送到軍統特務系統歸案。
消息很快被周公館的人得知。張蔚林和馮傳慶被捕，張露萍恰好去成都看她姐夫去了，幸免於難。可也十分危急，就在出事這兩天，雷英夫接到張露萍從成都發來的信，說准備回重慶。成都與重慶相距很近，接到信再通知已經來不及，張露萍已經在路上了。
結果，由於營救不及，張露萍一到重慶，即被國民黨逮捕，與張蔚林、馮傳慶一道，被關入中美合作所。
此案曾轟動重慶，蔣介石為此大發雷霆，臭罵戴笠：“娘希匹，你不是很厲害嗎？你不是能打入他們心髒嗎？現在是共產黨打進了你的心髒！”軍統特務系統由此進行了一次大清洗。張露萍、張蔚林和馮傳慶對軍統及國民黨的保密工作打擊是重大的，至今台灣出版的《軍統史》仍稱這次事件為“奇恥大辱”。
張露萍等人被捕後，受盡酷刑，始終堅持信仰，決不叛變。1944年英勇就義。但是，在延安，社會部負責人康生卻把張露萍定為叛徒。那時康生主管的社會部一旦定案便是死案。直到1983年，四川省委根據中央指示，重新審查歷史遺案，才將這個案子提出來進行正反面調查。在調查張露萍如何打入敵人內部時，四川省委找到了雷英夫，雷英夫將當時的真實情況做了證明，並立刻給葉帥打電話：“葉帥，我們在重慶時，您曾經下決心派一名女同志打入軍統特務系統內部，這件事您還記得嗎？”
“黎琳我知道，她不是延安那個‘干一場’嗎？我證明我可以證明……”
就這樣，葉帥為烈士們寫了證明，四川省委又經過調查，證明這幾位同志確實不存在什麼叛變問題，確認為烈士，為他們追加了革命烈士的榮譽，並搞了展覽。
雷英夫的愛人劉革非與張露萍是同學，又是同時由四川省委羅世文、車耀先介紹去延安的。至今筆者與她交談，一提起這位青少年時的同學和戰友，她便禁不住眼裡含淚，用顫抖的聲音重新唱起年輕時的歌：“河裡水，黃又黃……拿起刀槍干一場！”
葉劍英舌戰群儒
1940年2月，國民黨軍委會邀請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和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參加全國軍以上參謀長會議。
周恩來不在重慶，葉劍英召集中共南方局軍事組的人開會研究去不去。
“張雲逸正在前線指揮戰斗，肯定不能參加，只能由參謀處長蕭正崗代替出席。”
“蕭處長參加，只能帶耳朵不能帶嘴……”
葉劍英明白這些議論的含義。按照會議要求，只有參謀長有發言權，參謀處長是能聽發言而沒有發言權。那麼，共產黨的部隊便只剩下一個喉舌了，就是葉劍英本人。
葉劍英要不要去參加？軍事組的人有三種意思：
第一種意見是不去。理由主要兩條：一是認為國民黨的會議無非是例行公事，向來解決不了什麼實際問題，白費精神氣力。二是葉劍英有傷，他從曾家巖周公館去紅巖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路上，由於下雨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胳膊骨折，現在正好以身體有傷為理由拒絕參加。
第二種意見是可去可不去，去坐坐壓個陣也好。
第三種意見認為蔣介石的反共高潮剛接近尾聲，肯定不甘心，很可能另有陰謀。蕭正崗不能發言，壓不住陣，所以葉劍英參謀長一定要去。雷英夫說：“不但一定要去，而且應該摸清情況，做好充分准備，這肯定是一場惡戰。”
“嗯，我同意這個意思。”葉劍英作出決定，望望雷英夫，帶著思索的神情說：“你們派人去調查一下何應欽有什麼活動？各戰區都是什麼人來了？蔣介石在軍事政治上有何布置？我們的策略是‘擁蔣反何’，這樣可以爭得主動。”
軍事組研究之後，迅速將意見報告南方局，南方局也贊成葉劍英參加會議，並且立刻組織力量去摸清情況。
各種情報很快收集回來，這些情報表明，蔣介石准備在會上宣布十八集團軍的“罪狀”，主要罪狀是“游而不去”，“襲擊友軍，包庇叛軍”，“制造摩擦，殺害國民黨地方官員”，因而使友軍無法完成冬季攻勢任務。蔣介石已經召集胡宗南和閻錫山的參謀長們單獨開過會，准備以“破壞抗戰、破壞團結、違反軍紀軍令”的罪名，對十八集團軍進行“討伐”，進而發動更大規模的反共高潮。
情況緊急，軍事組的同志日夜加班，整理資料，收集證據，分析形勢，研究對策，由雷英夫執筆為葉劍英寫了個原始附件，准備好在蔣介石講話後立刻完成最後發言稿。
全國軍以上參謀長會議於三月初的一天，在重慶召開了。會議室外，幾十輛黑色轎車擠滿停車場，會議室內，一百多名將軍濟濟一堂，葉劍英掃視會場，形勢很明朗，是一百比一。他不動聲色，他的特點是每臨大事有靜氣。
蔣介石走入會場，穿一身戎裝，在主席位置上站穩，目光陰郁又不失犀利地掃一眼將軍們，將兩手輕輕一壓：“坐吧。”話音未落他自己先坐下了。
會議由軍委會參謀次長劉斐主持，他特意宣布，參加會議的人多，每人發言不得超過三十分鍾。
首先由蔣介石訓活，宣布會議宗旨。蔣介石治軍不乏形式主義的內容。比如長官訓話，部屬不僅要正襟危坐，且須始終面對長官聆聽。這是受了蘇聯軍隊的影響。蘇軍長官向部屬訓話，即要求部屬始終面對長官，如果長官換了一百八十度方向，部屬甚至要以操練動作重新跑到長官面前立正，繼續正面受訓。
將介石信奉“金口玉言”，大凡做帝王都是如此，特別在公開場合，講話都是言簡意賅，多余的字盡量一個不吐。他的講話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講長句子。文字上的長句子到他嘴裡就會變成若干個短句。如果說他善於搞陰謀，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那麼，他“唱”的都是半拍、四分之一拍的短音，聽不到那種“無限延長”的即興抒情曲。
“此次冬季攻勢，打得不好，沒有完成任務。”
蔣介石臉孔陰郁冷峻，完成三個短句的工夫，黑森森的目光已經左掃、右掃、橫掃一大片。眉宇間微微一蹙，目光轉向黯然，露出幾分漠然：“現在，要開會檢討，各部隊，為什麼沒有完成任務？”他的目光突然如射，“要嚴肅，軍紀軍令！”這一句變兩句的短句，一肅”字和“令”字都灌足了丹田之氣、肅殺之氣。他的語聲在略作停頓之後，忽爾轉緩轉低，兩只扶案的手卻收縮握攏成帶稜帶角的拳頭。“根據，很多人報告，這次冬季攻勢，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十八集團軍。”蔣介石拖長尾聲，轉動黯淡的黑眼珠，轉到葉劍英方向時，陡地熠熠一閃，臉腮鼓了一鼓，那是牙床咬緊的緣故。
葉劍英兩目平視，臉孔靜得像水，冷得像巖石。蔣介石的目光像碰壁一樣跳開，凝向空中某一點，從牙縫裡進出一股股冷氣，一截截短句音：“游而不擊！襲擊友軍，包庇叛軍！殺害地方政府官員！破壞抗戰，制造摩擦！販賣毒品，破壞經濟——等等不法行為所造成。現在，要徹查此事，整頓軍紀軍令！”
蔣介石握拳的兩手重新舒展扶案，目光再次橫掃一片。他講完話總是習慣“橫掃一片”，講完話的“橫掃”不同於講話中的“橫掃”，往往是眼球不轉，轉腦袋，像貓頭鷹那樣。可以理解為表示禮貌，也可以理解為顯示威嚴和權力。
掃畢，他很快講了一句：“我的話完了。”
這句最不含情緒的話，在一大部分國民黨將軍聽來，卻不啻是沖鋒的軍號響起，立刻群情洶湧，直呼而出。二戰區參謀長楚溪春、冀察戰區參謀長黃伯韜、第三十四集團軍參謀長羅澤闓揎臂而出，或言峻詞厲，或侃侃不絕，或吵吵嚷嚷，歷數十八集團軍犯下的“罪行”，攻擊殺伐之聲不絕於耳。
蔣介石城府深沉，始終繃緊一副面孔，只是用眼神對殺伐者表示同情、贊賞和鼓勵。政治是演戲，他是這場戲的導演。戲劇的最大魅力在於“假作真時真亦假”。
何應欽狡黠而少城府，眼球轱轆轆轉個不止，時時吊起嘴角，綻出似笑非笑的紋路。他明白這場戲，如果蔣介石是導演，那麼他就是藝術總顧問。這才走到哪一步？這只是開場鑼，好戲還沒開始……他的目光在葉劍英臉孔上稍觸即離，頻觸頻離。這位共產黨的“參座”繃緊的面孔時時掠過一絲冷笑，嘴唇抿成一條線，眼睛也瞇成一條縫兒，使人難以窺測他的全部心思。
葉劍英的特點是，朋友相處容易感情外露，喜歡聊天。一些老同志議論說：“他要是跟你親起來話就沒個完。”“摟住你肩膀話才多呢。”那才是個能講笑話的人呢，用你們文化人的語言就叫妙語連珠”……然而，遇到了戰斗場合，面對敵手，他便會表現出驚人的沉默和冷靜。有人說那是一種來勢不妙的勃然大怒前的沉默，有人說那是令人生畏的伺機猛撲前的冷靜。沉默越久，發怒愈烈；冷靜時長，撲去更狠。比如幾十年後那場“二月逆流”，不發則已，一發而不可收，傳說拍桌子竟把手指頭拍斷了。又比如對於“四人幫”，冷觀十年，不動則已，一動便是抓起來關大獄，叫你此生不得翻身。
當然，這是後話，現在葉劍英面對的是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一百多個軍以上參謀長。
他一天沒發言，沉默得甚至未咳一聲。
散會回來，他立刻召集軍事組的人分析情況，研究對策，結合會議中國民黨的攻擊言論，把原來准備好的材料進行調整補充。
他指令雷英夫完成論戰演說稿：“毛主席派你到我身邊來，就是知道我需要你。毛主席提出的原則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策略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結合南方局的實際，即以抗戰大局為重，擁蔣反何，粉碎蔣介石擴大反共摩擦的陰謀還叫他有苦不敢說，不能說！”
雷英夫心領意會，奮戰一通宵。
第二天，會議輪到葉劍英發言時，會場陡然一靜。與會者雖然各懷心思，卻個個拭目以待，要看看葉劍英如何過此一關。
“委員長，我想講兩個問題。一是作戰問題，二是摩擦問題。”葉劍英望定蔣介石，兩個人目光碰撞，各無退縮，彼此點點頭算是打了個平手。
葉劍英是儒將，發言兼有文人的儒雅和武將的聲威；慷慨而不失儀，激昂而不忘禮。
“首先談作戰問題。眾所周知，華北戰場是整個抗日戰場的重點。從戰略上講，十八集團軍堅持在華北抗戰，在這個戰場不斗爭一天也呆不住，怎麼可能游而不擊呢？必然要同敵人作全面斗爭！……”
蔣介石垂下眼簾作靜聽狀，然而，從黃埔軍校時期就與蔣介石打交道的葉劍英明白，蔣介石的習慣是，心裡“怦然”才會牽拉下眼皮聽人講話。
“十八集團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按照中共中央和蔣委員長的抗戰命令積極奮戰，花費巨大代價獲得了輝煌成績。計比較大的戰斗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殲敵八萬余人……”葉劍英侃侃道來，總結出幾十個數字。蔣介石幾次掀眼皮，終於又垂下來。對這些數字他否也不是，不否也不是。葉劍英有言在先，這是按照了蔣委員長的抗戰命令，一言不慎就要自打耳光。
“在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印發的《敵偽廣播》中，有共同社一篇廣播稿，稱阿部中將是日本的‘名將之花’，在和我十八集團軍‘三天慘烈的血戰中，作了悲壯無比的犧牲’，日本‘全軍將士，莫不切齒痛恨，立誓盡殲共軍，以饗阿部中將之英靈。’……”葉劍英借日本人之口又借蔣介石之口，“由於十八集團軍戰功卓著輝煌，多次受到到蔣委員長和軍事委員會的嘉獎……”葉劍英邊說邊取一份份嘉獎電大聲宣讀。讀罷，也將眼光左掃、右掃、橫掃一大片，“很多人報告十八集團軍游而不擊，委員長的通令嘉獎你們是沒看到還是別有用心？”
“嘀呤”一聲，主持會議的軍委會參謀次長劉斐按響電鈴，用官腔宣布：“按照規定，三十分鍾的發言時間已到。”
葉劍英並不看劉裴，只盯緊蔣介石：“委座，你要求徹查的問題我還沒講完，怎麼辦？”
蔣介石的目光再次與葉劍英相遇，這一次他沒能堅持住，避向一邊，望住劉斐：“這樣子吧，繼續講下去吧。”
“我講的第二個問題是摩擦問題。”葉劍英首先承認各戰區和集團軍所提出的摩擦事件是抗戰中的一個嚴重問題，而後分析摩擦原因。講到國民黨張蔭梧勾結日偽軍進攻十八集團軍時，蔣介石猛地掀起眼皮：“有這回事嗎？”
“有。”葉劍英馬上把繳獲張蔭梧和日偽勾結的來往電文和信件的照片從皮包裡拿出來，一件一件宣讀，然後雙手呈遞蔣介石過目。
蔣介石低頭審視，將軍們只能看見那顆剃得青亮的光腦袋，看不清表情。突然，那顆青亮的腦袋下面發出惱羞的一聲“嘿——”，隨這聲音，蔣介石的右手在青亮的腦袋上連拍三聲脆響。
喜歡剃光頭的人在動感情時大多都有拍腦袋的習慣，據科學家研究，那脆響可以表達情緒也有助調節情緒。
但是，蔣介石在共產黨代表面前拍腦袋，並且連拍三響，這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不能不說是一種失控失態。
這一來，全場嘩然。委座“嘿”出聲了，拍響腦袋了，那些有民族之心的將軍們便趁勢轟然而起，大罵張蔭梧，對十八集團軍表示同情。葉劍英整整講了一個半鍾頭，講話結束時，那些比較進步正直、以民族利益為重的將軍們率先起立表示敬意。情緒是可以傳染的，在一片桌椅錯動聲中，起立的人越來越多，已經是絕大多數。蔣介石不由自主也抬起屁股，他起立得很緩慢，並且溫怒地瞪一眼何應欽。何應欽急中生智，馬上又瞪一眼劉斐。劉斐還算有眼色，立刻宣布一聲：“散會！”
這宣布太突兀、太急促，蔣介石雖然還是覺得丟了面子，不等侍從為他披上斗篷便拂袖而去。
一進周公館的門，新四軍參謀處長蕭正崗便蹦了起來，喊著：“嘿，打了個大勝仗！”眾人聞聲湧來，將他圍在中間急切詢問。蕭正崗手舞足蹈，繪聲繪色地給大家進行“實況轉播”，正講到熱烈處，電話鈴響了。
是委員長侍從室打來的，找葉劍英。
葉劍英接過電話：“喂，我是葉劍英。”
“委員長請葉參謀長來吃晚飯，請不要外出，我們去車接。”
放下電話，大家議論紛紛，對這頓飯猜測一番。有說：“打不過就和”的，也有說“輸了不服想再干一場”的。
“文對文，武對武；會要開，飯也要吃的喲。”葉劍英不失詼諧地說著，便刮胡子，換衣服，准備做委員長的座上客。
剛換好衣服，電話鈴又響了。
還是侍從室打來的。
“葉參謀長嗎？非常抱歉，蔣委員長今晚臨時有急事，這次就不請了，改日再請葉參謀長吃飯。”
半個鍾頭之內，侍從室打來兩個電話，突然改變意圖，大家為此又是一番議論和猜測，卻到底沒弄清其中之謎。
四十年後，蔣介石和葉劍英兩位當事人都已去世，這個謎才解開。日本和台灣國民黨聯合出版的《蔣總統秘錄》中，有蔣介石1940年3月7日所寫日記。他在這天的日記中親擬了一個對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的“訓示”，這是在葉劍英發言前擬定的，羅列了十八集團軍五大“罪狀”，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作輿論准備。開會前，他吩咐侍從室給葉劍英打電話。不料，葉劍英會上一篇講演，把他的計劃全打亂了。一回家他便問侍從室電話打了沒有？侍從室說剛打過。蔣介石羅列的五大“罪狀”早已被葉劍英駁倒，還搞什麼“訓示”？搞不了“訓示”還請什麼容？
葉劍英不曾吃上蔣介石的請，卻吃了董必武和博古幾句誇贊。
董必武瞇著笑眼，胡子在嘴角歡快地蠕動著說：“參座，這個這個，打了個大勝仗，叫做葉劍公舌戰群儒。”
博古在一旁點頭：“這叫大將出馬，老將（蔣）虧輸。”
“七大”召開時，毛澤東提議把葉劍英選入中央委員會。毛澤東曾講了這樣一段意思的話：“葉在歷史上有兩大功勞：在草地上反對張國燾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黨的命。抗戰時期，‘葉劍公舌戰群儒’，獲得了絕大多數同情，這就是大勝仗。他這篇發言，建議參加‘七大’的各戰區負責人都看看。我說此人大事不糊塗。”
毛澤東講了話，葉劍英自然就進了中央委員會。
但是，葉劍英從來不曾忘記這篇講話稿是誰寫的，以及這個人從哪裡來的。
他向董必武、博古誇耀這位年輕參謀：“他是毛主席推薦來的，文章是他寫的，功勞是他的。”
他向回到重慶的周恩來介紹：“英夫有水平，有能力，幫了我大忙。”
周恩來說：“他是毛主席推薦的。”
“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寫了“為江南死難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有名詩句，1月18日，周恩來感到還有很多人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弄不清楚，急需趕寫一個徹底揭露國民黨陰謀，將真相公諸於天下的傳單。
葉劍英手指英夫：“還是你來，小雷，你來搞。”
又是一個不眠的通宵，一份六千余字的傳單稿寫出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周恩來閱後連稱：“好好好。既有立場又有策略，揭了國民黨底子，恰到好處。”周恩來在草稿上親筆修改四處，立刻付印發出。傳單在重慶引起轟動，為得一傳單，有人竟出二百元！
“皖南事變”後，葉劍英奉調回延安任軍委參謀長，他對雷英夫說：“你跟我回延安去，我給你安排個合適位置。”
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薦的人
一天，葉劍英去見毛澤東，發現毛澤東桌上放著一份《解放日報》。談話中，毛澤東問葉劍英：“這篇文章你看過嗎？”
葉劍英探身過去望一眼，那是雷英夫所寫紀念蘇德戰爭爆發一周年的文章。
“看過了，是小雷寫的。”
“他現在怎麼樣了？”
“在總參謀作戰處當一段科長，後來成立資料室，又去資料室當一段時間主任。我工作中還是需要他，又調來身邊當秘書了。他還兼《解放日報》軍事副刊的編輯。”
“噢。”毛澤東點點頭。
“主席給我推薦了個好人材。”
“我想見見他呢。”
“我帶他來？”
“不要了，我到你們那裡去看看。”
在延安，能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是很大的榮譽。消息在王家坪傳開，成了大新聞。
八路軍總部在王家坪為毛澤東組織了跳舞晚會，晚會開始前，朱德和葉劍英對雷英夫說：“主席已經來了，等你呢。”
雷英夫臉孔立刻通紅。陝北六月的傍晚，涼風習習，他的鼻子上卻滲出了小汗粒，又興奮又慌張。跟著朱德、葉劍英走，一邊嘀哈：“說啥呢？我說啥呢？”
他突然住了口，那一刻他已經望見毛澤東，並且兩眼一下子就和毛澤東的目光相遇了。幾十年後，他回憶那一刻，印象仍是鮮明如新。那時毛澤東仍蓄著長發，臉色黑裡透紅，眼睛黑白分明，顯得格外亮。衣服上有幾塊不起眼的小補丁，褲腿上卻是赫然兩塊大補丁，望著他微微笑，微微點頭。
“主席，英夫同志來了。”葉劍英伸開右臂讓雷英夫上前，介紹著。
“認識認識。”毛澤東一直在打量著雷英夫，臉上始終帶著一種長者的溫和的微笑，“英夫同志，你好吧？”
“好，主席……”雷英夫胸中的熱血一個勁兒地湧動，熱潮一浪接一浪向上翻。擠滿了喉嚨竟說不出話來，全身直冒汗。當他握住毛澤東的手時，不得不張開嘴呼吸，否則簡直要暈了。
“你那篇紀念蘇德戰爭一周年的文章我看了。”
“嗯、嗯。”雷英夫機械地從鼻子裡發出應聲。
“你的文章反映了我黨的觀點，文字也通順，我看了很高興。”
“是，是的……”雷英夫附合兩聲，才突然發現不妥，汗頓時淌得更多，竟順了臉頰淌下來。“不不，寫得不好……”
“你熱嗎？”
“不，不熱。”雷英夫下意識地用衣袖在臉上抹一把。
“文章寫得好就是好嘛，不好我也不會說好。”
“是報社給我的任務，湊了一篇，也……算不上好。”
“挺好挺好。”毛澤東抬眼望一下葉劍英，想起了什麼似地問“哎，聽葉參座講，他舌戰群儒那篇稿子也是你寫的？”
“不是不是……”雷英夫忙不迭搖頭，並且源一眼葉劍英。
葉劍英在毛澤東面前還比較規矩恭敬，從沒有大笑大嚷的情況，只是微微地笑，輕聲慢語地講話：“哎，是你寫的就是你寫的嘛，在主席面前說話要老實，亂謙虛可不行。”
葉劍英這段話給雷英夫印象深，影響大。後來接觸多了，他發現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有這個特點：任何事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要講實話便好，不講實話就要挨批評，甚至被趕走。
“我動了動筆，其實算不得我寫。”雷英夫見毛澤東不再笑，認真打量自己，忙作解釋：“方針、政策和策略是毛主席黨中央制定的，報紙和文件上都有。以此為核心，結合南方斗爭實際，這種結合是周副主席、葉參謀長和南方局完成的，也都早寫成文字，我只是抄抄寫寫，剪剪貼貼，一晚上就趕出來的，好粗糙。這可不能算我寫出來的呀……”
“哈哈哈，”毛澤東重新笑了，笑出了聲，望一眼葉劍英，“天下文章一大抄，啊？就看會抄不會抄。葉參座立了一大功，也有你一份兒，文章我看過，抄抄是有，還有寫寫嘛，也不全是抄，方針、政策定了，你當然不能另搞一套，但全部文章的完成，你還是抄得少，寫得多嘛。”
於是，雷英夫眼圈紅了，毛澤東太知心了，你哪怕是做了一點工作，稍稍有些建樹，他全理解、全知道！
以後，雷英夫接觸毛澤東越多，越感到毛澤東既是普通人，又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有兩件事給他印象極深。
彭德懷為了部隊過不過黃河的問題，曾和毛澤東發生一次激烈爭吵，彭老總的脾氣是有名的，一旦上來勁，脖子便硬挺挺地伸出來，那是誰也休想扭彎的，並且虎威虎勢地瞪圓一雙眼，吼起來真是打雷一般。光吼也罷了，他平時不罵人，吼急了就會罵出口。也許他自己不覺得，挨罵的人卻不舒服。這不算完，他還拍桌子，就對著毛澤東臉紅脖子粗地拍桌子。但是，毛澤東只堅持意見，言詞尖厲，卻不拍桌子不罵人。
換一個場合就不同了。
有一次，美國派到延安的觀察組負責人同毛澤東談話。議論形勢，議論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雙方談得不大投機。
美國觀察組負責人見談不攏，便加重些語氣，略含威嚇地勸道：“你們最明確的辦法，就是解散自己的政府，到國民黨蔣介石的政府裡去做官，否則是沒出路的。”
毛澤東慍怒地望住這位美國人：“你再說一遍？”
美國人以為毛澤東沒聽清，重復了一遍。
毛澤東將手在空中斷然劈下：“那麼我告訴你，蔣介石是王八蛋！”
在延安，雷英夫工作在葉劍英身邊，認識了一大批軍隊裡的高級將領。
陳毅是個性格開朗，熱情豪放的將軍，每次見到毛澤東，必然碰響腳跟立正，用軍人特有的大嗓門說：“主席，我來了。”毛澤東只要一笑，做個手勢，他便立刻“解放”了，隨隨便便，自由自在。他講話總是夾著笑聲，說不了幾句必要哈哈大笑一陣，而且眉飛色舞，手勢翻飛。
但他從不喊報告，也討厭別人喊報告。見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上級，立正可以，報告不喊。
建國後，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頒布條令條例，其中便有這個“報告”。陳毅大反這個“報告”，說這是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有人提醒：“這是從蘇聯學來的。”他便接口一句：“學來一套形式主義！”
“總司令啊，咱們倆可快分心嘍。”陳毅一臉憂傷。
“啥子分心麼？”朱德是紅軍之父，被多數同志視為忠厚長者。
“我們軍隊上上下下都是以心相見，自然得很。鬧了這一套，以後我陳毅都不好跟你總司令談話囉。”
“哪個不跟你談喲，有啥子話就談嘛。”
“報告總司令！”陳毅一個立正敬禮，按照條例大聲報告，“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向你報告！”
朱德沒防備，怔了怔。
“遠嘍。”陳毅的手從帽簷旁離開，沮喪地一甩，“就這麼一報告，我們還怎麼談心？不談心怎麼知心？不知心怎麼一條心？”
“該報告的報告，該談心的談心，你這個胖子，啥子時候也學會鑽牛角尖了？”朱德完全像兄長勸兄弟一樣。
“遠嘍，分心嘍。”陳毅還是忍不住憂傷。當然，條令條例頒布後他也嚴格照著做了，他不喜歡喊“報告”，那是對過去戎馬生涯的懷戀。
過去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將軍們千人千姓卻完全親如兄弟，打起仗來紀律嚴明，要服從命令聽指揮。下來相處卻親密隨便得很。雷英夫說：“陳賡是有名的玩笑大王，調皮鬼。我們常見他跟大家開玩笑，有時當著朱總司令的面，就把康克清‘抓’過來開玩笑。”
陳賡是員驍將，是難得的人才。戰功卓著，有許多突出貢獻。他又是一位傳奇式的將軍。也難怪，他性格活潑熱烈，灑脫不羈，人又聰明伶俐，慘烈的戰斗之後，常喜歡來點童習未泯的“淘氣”，於是那驍將的英名上便又多了許多傳奇的色彩。
但是陳賡也有怕的時候，他怕三個人。
當然，這個怕都該是加引號的“怕”。
第一是怕毛澤東。見了毛澤東總是規規矩矩，再不敢出洋相。因為毛澤東是全黨全軍公認的無可替代的領袖。毛澤東雖然也有詼諧幽默的時候，那是“有身份的幽默”，決不是亂開玩笑。陳賡見了毛澤東歷來是“大人樣子”。
見了周恩來，陳賡就是“小孩樣子”了，“小孩樣子”雖然敢“淘氣”，畢竟他也還是怕周恩來的。
周恩來不像毛澤東那樣有脾氣。他對下級寬容體貼，但也不失嚴肅，何況陳賡是黃埔軍校學生，須叫周恩來老師呢。
多少年後，陳賡已經結了婚，成為著名將領，仍然改不了那活潑性格。哪怕是開會的嚴肅場合，他有時仍忍不住開玩笑。
一次，周恩來主持會議，別人發言，陳賡又在下面悄悄開起玩笑。上面開大會，下面在開“小會”。忽聽周恩來嚴肅地一聲“陳賡，你嚴肅一些！”陳賡一吐舌頭，便縮肩低頭不敢吱聲了。
陳賡第三就是怕彭德懷。彭德懷生性嚴厲耿直，不苟言笑，特別是對領導干部，要求極嚴。他對士兵笑的時候多，從不吼罵，對領導干部則不然，連毛澤東他都敢罵，還有誰他不敢罵？
陳賡不知厲害，有次休息時跟彭德懷開玩笑，講個“葷”故事逗樂。不料，彭德懷根本沒笑，眼一瞪，圓鼓鼓的嚇人。
“陳賡，你是個流氓！”彭德懷聲色俱厲。
從此，陳賡見了彭德懷就老實了，再不敢亂開玩笑。但也決不是心有隔閡，性格上的不同並不妨礙友誼，就連彭德懷的愛人，還是陳賡給介紹的呢。
陳賡的怕畢竟是加引號的“怕”，這一點誰都不難看出。延安許多干部怕康生，就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怕了。
在延安，康生是社會部部長，整人整出了名。有人說：康生整人比殺人還狠，整共產黨比整國民黨還狠。這話不假。
康生整人能整得你不想活，寧願自殺。有不少人被他整得自殺。他整共產黨員，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灌大糞嚴刑逼供，使不少人提起“搶救”運動便談虎色變。抓住國民黨兵還講優待俘虜呢，康生整人可從來不講什麼優待，就連雷英夫這樣的人也不放過。
1942年到1943年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康生大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從四川回到延安參加“搶救”運動的人，有的受不了嚴刑拷問，被逼得亂說亂供，說四川黨是國民黨搞的，是假黨，實際上是特務組織。據此，康生就把四川黨誣之為“紅旗黨”，即打著紅旗的國民黨。進而對四川黨的人，甚至從南方局回來的大多數白區工作的黨員倍加折磨，造成嚴重後果。
雷英夫從重慶回來，自然不能幸免。康生把他列入黑名單。康生有句口頭禪，在延安就出了名，到“文化革命”中就更是盡人皆知了：“我一看某某就像個特務！”
對雷英夫的審查開始了。因為他正在葉劍英身邊工作，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所以康生不能不向周恩來、葉劍英打招呼。
“這個雷英夫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准是國民黨特務！是個戰略特務！”康生兩只眼在眼鏡片後面閃著黑森森的波光。
“不可能嘛。”周恩來解釋，“我們在重慶，好多機要工作都是雷英夫操辦的，沒出什麼差錯。他要是特務，我們還活得成嗎？”
“你不耍胡來，”葉劍英火氣要大些，語氣也硬得多，“這麼搞就亂了！”
“他是三八式。”康生不緊不慢地說著，聲音不高卻又冷又硬，“是不是特務，社會部會審查清楚的。”
延安“搶救”運動中，三八式干部是“搶救”重點，不被搶救的極少。尤其是四川黨組織在1938年受王明右傾思想影響，這是工作中的缺點，發展黨員降低標准，怎麼成為打叛徒特務的依據呢？何況雷英夫並不是在四川入黨。
雷英夫受到嚴厲審查。若不是周恩來、葉劍英講過話，他可能免不了受嚴刑逼供。雖無皮肉之苦，精神上的痛苦卻很大。
滕代運知道了這件事。他懂得怎麼對付康生，他要幫助雷英夫過關。
“康生同志，雷英夫可是在葉劍英身邊工作的人。”滕代遠一本正經提醒。
“我知道。”康生毫不在意。
“他是周副主席帶來葉參座的人。”滕代遠耷拉著眼皮繼續提醒。
“我知道。”康生語氣裡露出不耐煩。
滕代遠忽然伸出右手食指，在康生鼻子下方朝他心口窩的方向戳兩下，煞有介事地壓低了聲音：“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薦的人，主席向恩來推薦給葉參座，你——”
“這我可不知道啊！”康生一下子沉不住氣，脫口便叫出聲。滕代遠深奧莫測地一笑了之。康生明知受了戲弄，也不好發作，趕緊找有關人員宣布：“雷英夫的問題全審清了，不要再搞了。”
斯大林犯了大錯，杜魯門也犯了大錯，只有毛澤東最高明
1950年8月的一天。
在中南海居仁堂，進門樓沿一條小徑向裡去，左側是彭德懷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右側有一排戒備森嚴的平房，被人稱為“白虎節堂”。進中南海難，進“白虎節堂”更難。這裡是總參作戰室。
作戰室裡，大方桌上，玻璃板下壓了軍事地圖。牆壁上也掛滿了地圖和各種表冊資料。幾名參謀翻閱資料，研究軍事地圖，偶爾議論幾句，氣氛肅穆而緊張。
雷英夫拿了一支粗大的紅藍鉛筆，輕輕在左手心上敲，凝望地圖沉思默想。雙眉時而凝聚，時而高揚，迅即又沉落下來。
他現在已經是作戰室主任。抗戰勝利後，他做周恩來的隨從參謀到重慶。停戰協議簽訂後，隨葉劍英到北京參加執行部工作。內戰全面爆發，他要求上前線，葉劍英說：“那好，有個條件，要隨叫隨到不能講價錢。”1949年底，周恩來發電報調他進京，做了總理辦公室軍事參謀兼總參作戰室主任。
現在，他凝神注視的地圖，不是西藏地區，不是新疆地區，不是雲貴川，也不是東南沿海各島嶼，盡管那裡麻煩事情很多……
他看的是與東北毗連的朝鮮半島。
是什麼原因使他這樣專注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朝鮮半島？是各種情報還是戰爭局勢？人民軍已經打到洛東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發表文告，報紙社論也宣布八月份是朝鮮人民取得徹底勝利的一個月份，也許正因為形勢好，對形勢的估計更好，甚至是“太好”了，他本能地產生了擔憂和疑慮。這是真正軍人的本能。
參謀們也是一樣的感覺，議論聲不時傳人耳來：“主力全調到了釜山三角洲，後方全空了……”
“駐日本的這兩個師顯然是預備隊，可是至今未動。”
“朝鮮的地形很不利啊，像個冬瓜……”
雷英夫霍然一驚，腦海裡驀地跳出一副畫面：那是北京售貨員賣冬瓜，舉起刀向冬瓜猛力切下，一刀兩斷，拿起半截上了秤。
“哈裡曼和沃爾特斯已經到了東京嗎？”雷英夫急切地問。
“昨天已經到達。”有人回答。
艾夫裡爾·哈裡曼是美國杜魯門總統的顧問，弗農·沃爾特斯是哈裡曼的軍事助手。
“看來，美國人是要有大的陰謀和行動了。”雷英夫不無憂慮地皺起眉，手中那支粗大的紅藍鉛筆在面前擺一下，“我們一起討論討論，把情況匯總一下，擺出幾條來，看看他們可能干什麼？”
幾乎就是在同一天，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餐廳裡，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剛剛吃過早飯，這位七十歲的將軍用餐巾擦擦手，用貴族的姿態將餐巾向餐桌上輕輕一放，兩眼望定了哈裡曼。
這位總統顧問也丟下了餐巾，將身體朝椅背上靠去，像是要等待什麼重大事件的發生。
“我不相信像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竟不能滿足我微不足道的軍需補給的要求。”麥克阿瑟毫不掩飾他的怨憤。在美國的領導人物中，再沒有誰能夠像麥克阿瑟與杜魯門那樣互相厭惡的了。杜魯門曾詛咒：“二次世界大戰怎麼沒叫麥克阿瑟當烈士呢！”麥克阿瑟也一直指責杜魯門“忽視亞洲”。
“告訴總統，”麥克阿瑟用一種驕矜自信的大口氣說：“如果他能滿足我這微不足道的要求，我就在9月15日漲潮時在仁川登陸，以這次登陸為鐵錘，以第八軍為鐵砧，把北朝鮮軍隊砸得粉碎！”
哈裡曼怔怔地望著麥克阿瑟，半晌沒作聲。
沃爾特斯事後曾說：“當時，我脖子後面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在居仁堂總參作戰室內，緊張的分析研究延續到下午，終於告一段落。
意見歸納出六條，結論也已經產生，而且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然而，這意見只是禁閉於作戰室的文件裡，約束在作戰室的參謀之間。
要不要讓這意見走出作戰室？
雷英夫望一眼門外戒備森嚴的衛兵，開始在屋裡踱步。他猶豫，越猶豫越禁不住要反復思考作戰室討論的意見。
這種猶豫是有歷史和傳統的原因的。
從紅軍時期開始，決定戰略戰術的是統帥人物，設謀、劃策、直到具體指揮作戰，都是統帥和指揮官完成，以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更是如此，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大軍事家、大策略家，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無論戰略還是具體戰役上的決策都是由他作出。解放戰爭時期雷英夫到部隊去作戰，不在統帥身邊。跟隨毛澤東、周恩來轉戰到陝北的軍事參謀張清華向他介紹，無論西北戰場，還是全國各戰區各戰場，都是由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作出決策並實施指揮。參謀人員只為決策提供情況和意見，做一些具體技術工作，比如收發電文、統計數字、整理資料等。
“參謀人貝從未參與過決策指揮。”張清華作證說。
現在形勢在發展，總參謀部有所擴大，也不過二十來個人，作戰室的意見一提出，就意味著將開始參與決策指揮。
難怪雷英夫要猶豫再三。
無論怎麼說，建國了，統帥人物再不能像過去那樣集中主要精力將目光盯住軍事作戰。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需要他們去思考處理，總參應該按照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要求負起他的責任。
天黑時，雷英夫拿定主意，到西花廳面見周恩來。
“總理，我們作戰室反復研究，認為朝鮮戰場埋伏著很大危險。”雷英夫小聲報告。
“唔？”周恩來微有震動，望住雷英夫，“有什麼發現嗎？”
“我們發現美國人很可能要搞登陸作戰。”
周恩來的目光在雷英夫臉上停留幾秒，忽然一閃，走向地圖前，很快地說：“你講吧。”
“我們分析歸納出六條根據。”雷英夫指點地圖，“麥克阿瑟把美偽主力十幾個師都擺在了釜山三角洲的灘頭陣地上，我們計算一下，平均八平方公裡擺一個師，他的一個師差不多二萬人。這些部隊既不走，也不增援，固守陣地，干什麼？從戰略上看，勢將吸引住朝鮮人民軍的全部主力。我們怕這是有戰略意圖的。”
周恩來沉思著微微點頭。
“美國駐日本的這兩個師，是他的預備隊，戰斗力很強。根據情報，這兩個師沒有增援朝鮮戰場的動向。朝鮮如果被解放，按常理下一個就輪到日本，但這兩個師也沒作防守日本的准備。他們要干什麼？”雷英夫停頓片刻，手指在日本輕輕一點，“這兩個師，有一個師是陸戰隊。”
周恩來的眉毛一下子擰緊，顯然明白了其中的含意。
“第三，麥克阿瑟和他的第八集團軍都是登陸作戰的老手，靠這手他在太平洋戰爭中叫日本人吃盡苦頭，一敗再敗。他對登陸作戰不僅有豐富經驗，而且海空力量又占絕對優勢。還有一條，這個人綽號是‘塹壕裡的士兵’，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止一次沖在士兵前邊，一年裡兩次負傷，獲得七枚銀星獎章。這個人勇敢，喜歡冒險。戰後有一次他在紐約被一個搶劫者攔住。說：‘年輕人，有點膽量，你把手裡的槍放下，咱們公正交手，你就用搏斗來搶我的錢吧。”搶劫者聽到這聲音，忽然立正敬禮，原來他是一個退伍兵，認出了面前的老頭兒是麥克阿瑟將軍。他說：‘你穿便衣，我沒認出來，你一說話，我就認出來了。只有麥克阿瑟將軍能說出這樣的話’。”雷英夫介紹完麥克阿瑟的稟性，又把手指向地圖。“他登陸作戰，攻占尼多羅島、呂宋島以及其它幾個島嶼時，五角大樓曾說太冒險，但他都干了，並獲得成功。”
周恩來再次沉思著點頭：“他當然要千方百計發揮他的長處。”
“第四，朝鮮半島南北長三千裡，而東西最窄處只有一百多公裡，像個冬瓜。”雷英夫講到這裡，不禁又想起北京菜市場賣冬瓜的情景，他皺起眉頭，把手像刀一樣攔腰切在朝鮮半島，“最利於分割、而登陸點又很多，元山、鋪南浦、仁川、群山港……”
“會在哪裡登陸呢？”周恩來沉吟著思索。
“朝鮮人民軍打得很英勇，打到洛東江，主力全投入釜山一帶，後方很空虛。我們分析西海巖的仁川是麥克阿瑟的登陸點。這裡人民軍沒有多少部隊，是漢城的外港，又是戰略要地，這裡的湖水落差大，地勢危險復雜，容易被忽視，而麥克阿瑟恰恰是喜歡冒險並且喜歡搞出人意料的驚人之舉！”
周恩來沉思良久，眼皮一眨：“說下去，說完卜
雷英夫不再看地圖，轉望周恩來：“第六條，迄今為止，無論朝鮮還是蘇聯對敵人這一手似乎都沒有很好的精神准備。金日成發表文告，報紙社論也這樣宣布，八月是徹底勝利的一個月份。我們分析認為，表面形勢很好，實則極險，一旦美國在仁川登陸。切斷給養和退路，人民軍主力就會被包圍……那是絕境，會出大亂子。”
雷英夫話音未落，周恩來即大步走向電話機正要抓電話，恰好電話鈴響了。
“我是周恩來……”他手握話筒，瞟一眼站在原處的雷英夫，“主席，雷英夫到我這裡來，講了他們作戰室對朝鮮戰爭的一些預測和判斷……他們認為美軍有可能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登陸作戰……是的，我認為有道理。好，我這就帶他去。”
“英夫同志，你跟我一起去見主席。”周恩來招呼一聲，已經放下話筒，連工作時套的胳膊上的套袖也未摘，便朝外走去。同行的還有作戰局局長李濤。
到了菊香書屋，雷英夫將作戰室分析歸納的六條根據和判斷重復一遍。
“有道理，很重要。”毛澤東只講六個字，他起身在屋內踱幾步，“據報告，美、英艦隊正在向朝鮮海峽調動，飛機也在調動……”
毛澤東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吸了一口氣。
當他吐出憋在胸中的煙氣時，已經拿定主意，發出命令：“一、情報部門要嚴密注視朝鮮和美、英、日；二、把我們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打招呼，提供他們參與；三、東北的十三兵團要加緊准備，八、九兩個月做到一旦有事，立刻能行動。”
這是1950年的8月23日。
8月30日，十三兵團司令員鄧華也報告美國人可能登陸作戰。
總參作戰室對朝鮮戰局的預測不幸而言中，9月15日，美軍以其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為前鋒，在仁川登陸，70歲的司令官、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站在麥金萊峰號旗艦上指揮了這場戰斗。當他自以為不可一世、率領三軍向鴨綠江逼近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了鴨綠江，以排山倒海之勢將他趕過了三八線。兩個月後，這位自視常勝將軍的麥克阿瑟便被杜魯門總統解除了一切職務，包括他的朝鮮戰場司令員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職務。
國際上有人評論說：“朝鮮戰場是世界上幾個最大的戰略家、軍事家進行的一場大較量。結果斯大林犯了大錯：對美國出兵估計錯誤，以為能輕易統一朝鮮。杜魯門也犯了大錯：對中國出兵估計不足，以為能一舉統一朝鮮。只有毛澤東最高明，一切都估計到了，實現在‘三八’線上停火協議。”
朝鮮人民軍打倒洛東江，向釜山灘頭陣地發起猛攻時，一位蘇聯軍事代表曾向周恩來說：“要不了幾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國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鮮很快就會統一。”
雷英夫在場陪同。只見周恩來輕輕搖頭：“什麼事情都要有備無患，美國人在日本的軍隊還沒動呢。”
“他不敢動，動也不行。”
“打仗不能像押寶一樣，你說不打就能不打？”
美軍壓到鴨綠江時，蘇聯人又由輕率轉為失望。對周恩來說：“看來金日成只能在中國組織流亡政府了。”
周恩來又一次輕輕搖頭：“不會的。我們出兵。”他對驚愕懷疑的蘇聯代表說，“毛主席從戰略上考慮這個問題。朝鮮就在我們身邊，美國人都占了，我們永無寧日。看著美國人要滅亡朝鮮，見死不救，按馬列主義原則說不過去。”
據說消息傳到蘇聯，斯大林深受感到，流出了眼淚。
毛澤東曾在范圍內講話，雷英夫至今記得一句：“我們出兵打掉了人家的一個懷疑，不再懷疑我們是鐵托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澤東的菊香書屋的東廂房研究決定出兵朝鮮。隨後，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軍委擴大會，地點就是居仁堂。
美軍在仁川登陸後，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聯系總參作戰室當初提出的預測和判斷，都認為小參謀可以有大作為，由此決定加強正規化建設，作戰參謀可以負起職責參與出謀劃策，這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雷英夫也參加了。
有一個場面雷英夫記得特別清楚。
林彪臉露病態倦容，聲音緩慢低沉地說：“我們打了幾十年仗，十年內戰、八年抗戰、四年解放戰爭……人心思和，現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哪，國內困難也很多，經濟是一個爛攤子，軍隊沒有改裝，還有十幾萬土匪在活動。對國民黨作戰我們有把握，美國高度現代化，加上原子彈，能否取勝我沒有把握。請中央慎重考慮這個問題。”
周恩來那時對林彪是比較尊重的，平時交往也很熱情禮貌。但這次會議上，林彪剛唱幾句低調，周恩來便立刻打斷，嚴厲批評地說：“現在不是討論出不出兵，而是討論怎麼出？是怎麼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決定！”
彭德懷像打機關槍一樣接過話頭說：“無非是等於我們解放戰爭多打兩年嘛，如果我們不出兵，美國人占領了朝鮮，我們還是不得安寧。這個兵是非出不可！”
出兵前後，為了舉國一致，同仇敵汽，周恩來對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宣傳解釋工作，調動了民主人士的積極性，紛紛向共產黨出謀獻策。其中一個典型的事例便是黃炎培。
出兵大策一定，接著便是怎樣出兵，以什麼名義出兵的問題了。
開始，毛澤東與周恩來研究，想用“支援軍”的名義出兵。初步意見定下來，決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見。在此類問題上，毛澤東歷來看重歲數比較大的民主人士：“多征求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閱歷廣，有許多經驗，此類事情他們辦法多。”
果然，一旦征求意見，黃炎培出來了，求見毛澤東。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同聽取黃炎培的意見。
“有個問題要考慮呀。”黃炎培誠懇而又關切地望望毛澤東，又望望周恩來，“自古道出師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仗就不好打。”
“我們叫支援軍，”周恩來說，“支援朝鮮人民嘛。”
黃炎培搖頭：“這樣叫是不是師出無名？這個需要考慮。”“怎麼是師出無名？”
“支援軍那是派遣出去的，誰派出去支援？國家嗎？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宣戰？”
“噢，有道理！”毛澤東伸手從筆筒裡抓起一支鉛筆，將“支援”兩字一畫，改寫兩個大字，“志願”。而後挪筆於桌，欣然道：“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宣戰，我們是人民志願的嘛，這是民間的事兒，人民志願去朝鮮幫助朝鮮人民的，不是國與國的對立。”
周恩來興奮地做了一個手勢：“對，世界上有許多志願軍的先例，馬德裡保衛戰就有各國來的志願兵。”
黃炎培頻頻點頭，笑道：“師出有名則戰無不勝！”
於是，毛澤東一道命令，聚集東北的幾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都換上了那種軋出許多道線的軍裝，當時人稱“國際服”，中國人民志願軍就這麼產生了。
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趕到東北，與東北軍區的領導們談話時，不無詼諧地苦笑道：“從井岡山到朝鮮，還是咱們這些人。咱們志願軍，其實我也不是志願的。要不是美國軍隊壓到了鴨綠江，我也不會志願的。現在他打到咱們家門口，我志願掛帥出征，你們志願不志願？”
“志願！”回答聲震屋宇。
姑娘不自願麼，他高主席還要耍混？
朝鮮戰爭期間，凡重大決策，比如是否出兵、五次戰役、打到漢城撤不撤回來、防敵空降登陸等問題，從志願軍方面來說，都是由毛澤東親自作出決定。但具體實施及大量實際事物的處理，前線主要是彭德懷，後方主要是周恩來，由他們來貫徹落實。
雷英夫曾回憶說：毛澤東作重大決策時，與他指揮打仗一樣，喜歡打殲滅戰。他總是集中全部精力去思考解決主要矛盾，連續幾天可以“目中無人”，“目中無事”，直到想透徹，作出最後決斷。這時，他才可能恢復正常的生活、工作及社會交往。
周恩來更多的是處理實際事務，所以同毛澤東又不一樣。
他的軍事參謀郭英會回憶說：“他沒有一天不會見幾十個人，沒有一天不看上百份電文，沒有一天不處理幾十幾百件大事小事。”抗美援朝初期，宣傳、統戰、彈藥、給養的生產調運是重點，這段期間周恩來幾乎天天要見宣傳部長陸定一、統戰部長李維漢、總參謀長聶榮臻和總後勤部長楊立三。郭英會回憶說：“周恩來生活和辦公的西花廳分前後院。前院接待外賓和民主人士，後院接待黨內軍內負責人。白天黑夜就看見總理忙完前院跑後院，忙完後院又跑前院。總理的辦公室跟我的辦公室一牆之隔，李維漢、陸定一、聶榮臻、楊立三每星期至少有三次，坐在我的辦公室裡打瞌睡，等總理過來……”出兵後，美國飛機瘋狂轟炸鐵路公路運輸線。於是，鐵道部長滕代遠、呂正操又成了西花廳的常客。接著，我們決定志願軍空軍參戰，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和蘇聯顧問有段時間每星期都要來幾趟。後來又是細菌戰，周恩來又親自組織醫務人員分析化驗，組織專家鑒定，搞宣傳展覽。到了邊打邊談判時，周恩來每天下午都要和住在開城的李克農、喬冠華通話聯系，聽取匯報，研究第二天的發言及斗爭策略……郭英會這樣描述周恩來的一天：他一天大約睡四小時。下午三點是他起床的時間。他動作很快，一旦被衛士搖醒，清清腦，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廁所。大約需一小時。他在廁所裡要瀏覽一天的報紙。要批發緊急電文。要將秘書標出的重要文件審閱簽發，答復一些緊急的口頭請示。有時還要接見有急事的領導干部。比如廖承志，經常在廁所坐在周恩來對面請示匯報。所以總理身邊的人都把廁所叫第一辦公室。上過廁所就去洗漱，很快，然後來到飯桌旁吃早飯。在飯桌上，要口頭答復大量的請示匯報，偶爾也有需要動手簽名的時候。所以飯桌被身邊人稱為第二辦公室。早飯後，便是大會小會接見談判等等活動。夜裡十二點回“第二辦公室”——飯桌前，吃午飯，繼續他的聽取口頭指示匯報，作口頭指示答復的工作。午飯後到辦公室——真正的辦公室第三辦公室——戴上套袖，開始批閱大量文件電報。因為下半夜除了毛澤東可能找他，別的人都休息去了，是二十四小時中最安靜的一段時間。和毛澤東一樣，他是早晨吃晚飯。晚飯後，又要處理許多那些按正常秩序上班的同志請示的問題。如果沒有大事需要加“夜班”，上午九點到十點左右他就上床休息了。但他決不是上床就睡。他和毛澤東一樣有躺在床上閱讀和辦公的習慣。他不像毛澤東那樣做個大床，床的一半放書刊報紙，他每次是抱著一堆文件上床。所以睡床被我們稱為“第四辦公室”，床頭一邊一把椅子，放衣服，放文件，還有請中南海工人用鐵管子自制的一個落地台燈，是三十瓦的日光燈，鐵皮打的燈罩，因為晃眼，後來刷了一層綠漆。將近午時，服安眠藥睡覺。但是有交待：毛主席有事，事不分大小，一定要叫醒。國內外發生大事，一定要叫醒。
其實還是有例外，就是星期六。星期六晚上如果沒有會議，周恩來要去跳一個小時的交誼舞。是運動，是休息，也是工作。
周恩來把跳舞視為廣交朋友，廣泛聽取意見，廣泛做宣傳的機會，跳舞時和舞伴談話，了解基層情況。舞間休息，他或者四處走動去見方方面面的人士，或者叫來部門負責人談話，已經成了習慣。
如果舞間休息放起了音樂，他就會停止活動，陶醉於樂曲聲中。他喜歡民族樂曲，不大喜歡“洋嗓子”。他說：“民族樂曲能使我回憶過去，得到享受，洋嗓子做不到這一條。”
跳幾圈舞，聽幾段音樂，周恩來會滿心高興地離開，精神抖擻重新投入工作。
但也並不是每次跳舞都高興。為跳舞的事，他也曾發過脾氣，氣得連飯都吃不下。
舞場上，有些領導干部活潑風趣，開些玩笑逗趣本是人之常情，無可非議。周恩來有時也抱著雙臂和大家一起笑得很開心，他高興時笑聲響亮，頭向後仰去，這是大家很熟悉的動作。比如陳毅元帥用他那四川腔和舞伴開個玩笑，又風趣又文雅，大家自然笑得開心。
但也有另一種情況。有個別干部在舞場上忘乎所以，動作極不嚴肅，不但言語粗俗，調情中還有舉動，甚至把舞伴摟在懷裡像現在某些人搞的什麼貼面舞、磨肚皮舞，兩只手也不老實，亂動作，更有甚者，個別干部跳完舞就把舞伴帶到車上不知拉到哪裡去了。
逢這種情況，周恩來便會表現出難以遏制的義憤。
有時，周恩來看不慣那些粗俗動作，突然喝一聲：“不跳了！走！”喝聲裡，全場頓時驚呆。周恩來已帶著身邊工作人員憤然退席。於是，那個別極不嚴肅的人便會收斂一些。
有次一位干部見總理到場，忙放松摟在懷裡的舞伴，找個機會想帶了舞伴上車溜走。周恩來厲聲叫住他：“×××，你站住！”
那位干部立住腳，面露赧顏，卻又故作沒什麼事似的。
“你是不是黨的干部？七屆二中全會上主席是怎麼告誡全黨的？”你這個樣子會造成什麼影響？你還怎麼帶兵怎麼去教育別人？”周恩來一連幾個責問，大聲說：“我替你臉紅！”
那位干部低下了頭，他的舞伴也悄悄溜走了。
大凡跳舞，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是為了鍛煉身體。劉少奇舞姿優美些，毛澤東和朱德的跳舞被人們形容為“走正步”。他們在春藕齋跳，基本不大參加副總理以下機關干部的舞會。所以大家少拘束。周恩來星期六晚上，中途來光顧一下，發現極個別領導干部不嚴肅的問題，總是提出嚴厲批評或憤然退席。
不過，退席的情況畢竟是極個別，不嚴肅的干部，也是極個別，並且受過周恩來幾次批評也就沒人敢“放肆”了。所以還沒發生過周恩來拒絕出席舞會的地步。
周恩來由於義憤而拒絕出席的舞會，只有高崗組織的舞會。
高崗工作能力是有的，抗美援朝期間在東北地區做出一些成績，受到過表揚。但他的工作目的和態度與周恩來完全不同。
當時東北軍區參謀長段蘇權講過自己的一些親身感受。
志願軍空軍准備入朝參戰，需要突擊搶修機場。為解決勞力和物資材料，段蘇權求見高崗，高崗立刻接見。
“高主席，錦州和安東機場近期必須搶修出來，但是材料運輸和調集工作都遇到很大困難……”段蘇權詳細匯報了現狀和要求。
高崗一邊聽，一邊用鉛筆在紙上迅速記錄著，段蘇權匯報完，高崗也記錄完了，並且明確概括出來：“蘇權同志，你看是不是存在這樣四方面問題？”他重復一邊，概括了段蘇權的匯報。然後抓起電話，給林楓作了指示和具體布置。問題很快解決了。
段蘇權說：“高崗不像李富春那樣扎扎實實做工作，他貪享樂，但大的問題還是抓得住，抓得緊。”
高崗為段蘇權解決了難題，沒過兩天，給段蘇權打來一個電話。
“蘇權同志嗎？我是高崗。”
“啊二高主席，我是段蘇權啊。有什麼指示？”高崗當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並兼有東北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職務。
“錦州和安東機場的問題都解決了嗎？”、
“解決了，解決了，林楓同志和我配合的很好。”
“解決了就好，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找我。”電話那邊略一停頓，繼續說，“喂，蘇權，你馬上給我送二萬元來，送到XXX街X號。”舊幣二萬元就是現在的二千元，以當時物價標准，這二千元是個相當大的數目。”
“是，高主席，我馬上派人送到。”段蘇權放下電話便踱步沉吟，早就風聞高主席喜歡女人，特別是白俄姑娘，所以錢總不夠花。但是跟東北軍區要錢還是頭一遭。多問是不行的，窺視大人物的秘密無疑是危險的。但是制度還必須堅持。當時實行包干制。首長需要錢還得給。他叫來管理科長，吩咐道：“你給高主席送二萬元去，記住，叫他打個收條。”
管理科長按照地址送去了，高主席要錢果然是要打發一位纏住他不放的白俄姑娘。
“高主席，段參謀長請您打個收條。”管理科長壯起膽子請求。
高崗驚訝地打量一下管理科長，沒說什麼，拿出筆在一張紙上寫了：“收到招待費二萬元。高崗。”
此後，在支援朝鮮作戰的軍事會議上，段蘇權見到高崗，高崗看也不看他一眼。
某一天，軍區衛生部戴部長向段蘇權報告：×××領導打電話給我，高主席讓××女醫生去……”
部長的報告很含蓄，段蘇權已經全明白了，不覺怒氣升騰：“真他媽亂彈琴！”
“女醫生哭得厲害，死也不肯去，怎麼辦？”部長請示。
段蘇權憤怒地一揮手：“人家已經哭了，你們還能強迫人家去？姑娘不自願麼，他高主席還要耍混？算了吧！”
後來這位女醫生沒有去，事情算過去了。
可也不算完，沒過多久，段蘇權被免去了參謀長的職務，待分配。
幾十年後，段蘇權回憶往事，不勝感慨：“那時我就料定高崗長不了，生活腐敗，作風不正。他後來選中的參謀長給他送去過多少錢，一次也沒讓打收條。林楓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間做了大量工作。我是親眼見的。高崗為了反劉少奇，就對林彪誣蔑林楓抗美援朝不積極。他認為林楓曾在白區工作，就是劉少奇的人。跟林彪告狀說彭真、林楓、呂正操是桃園結義，要把林楓搞下去，說到底是為了搞劉少奇。這樣的人倒台不足為怪。”
高崗曾想親近周恩來，專門在他那裡組織舞會請周恩來。
高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及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的一把手職務，請跳舞不去是不合適的。
人的本性總是難改，裝也裝不長久。舞會開始高崗還像個樣子。跳開了，漸漸就“原形畢露”，兩只手摟著舞伴不老實，像搞“按摩”，嘴裡還盡是調情話。
第一次請周恩來跳舞，高崗沒全“放開”，周恩來強忍住沒有發作。
第二次，高崗“放開”多了，周恩來忍無可忍，跳舞跳到門口時，突然停下來，向他的舞伴很有禮貌地一點頭：“對不起，我有事。”轉身就出了門，一上汽車便吩咐，“回去！”
走得突然，他的衛士們都被丟下了。
高崗不好下台，以後又打電話請周恩來跳舞，周恩來對接電話的衛士說：“不去！他的舞會我不參加！”
後來，高崗反劉少奇，反周恩來。他曾向毛澤東建議由林彪出任政府總理。
毛澤東不動聲色，問：“你是什麼意思？”
高崗知道林彪也是深得毛澤東信任的，便講他的“理由”。
可是，毛澤東仍是問：“你是什麼意思？”
連問三遍，高崗臉紅了，再也解釋不下去了。
毛澤東銳利的目光盯緊高崗，直到這時才說：“林彪現在身體很糟，正常工作都難以堅持，你到底想叫他當總理還是你想當總理？”
這時，高崗已經出了一頭冷汗，連張幾次嘴也沒能說出話來。
工作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的雷英夫曾評論說：“毛澤東高瞻遠矚，洞察力、魄力、決斷力都是超人的，誰也替代不了。周恩來高尚、純潔、正直，他思想敏銳、機智勇敢，善於處理各種最復雜的矛盾又能任勞任怨，也是沒有人能替代的。”
彭老總發火了
彭總從紅軍時起，就是以打硬仗、打惡仗著稱。在他的戎馬一生中，抗美援朝可以說是他打的最硬的一次戰爭。
由於武器裝備相差懸殊，彭德懷許多優秀的指揮藝術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對於他來說，無疑是最大的痛苦。
1951年春節前，彭德懷指揮部隊在朝鮮長津湖一帶包圍敵人一個旋，他仍是打殲滅戰的思想，准備以這次勝利向春節獻禮。
調動敵人，而後加以包圍，並且使任何援軍都只能哀歎“遠水解不了近渴，”這無疑是世界戰爭史中第一流的指揮藝術，用“甕中捉鱉，手到擒來”形容是再適合不過了。
然而，敵人雖然成了甕中之鱉，我們志願軍卻連伸手去的力量也沒有了。部隊都是從南方緊急調到北方，開人冰天雪地的朝鮮，有的戰士連棉衣棉褲都沒有，上山之後手腳全凍爛了。敵機瘋狂轟炸，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得意地宣稱：“我們獨占了朝鮮的白天和太陽。”運輸跟不上，部隊吃不上飯。偶爾以血的代價送上一點土豆和窩頭，凍得像石頭蛋子，刀都砍不動。凍、餓、病造成部隊大量減員，又怎麼能沖鋒陷陣？結果圍住敵人卻沖不上去，眼睜睜看著美國人用飛機將那些嚇破了膽的一旅官兵都運走了。
周恩來為朝鮮戰場上發生的情況焦急，在西花廳、居仁堂、勤政殿，一天召集好幾個會，並且親自去東北參加東北局會議，督促並設法解決後勤保障、傷病員治療等一系問題。他發現棉衣易刮破扯爛，親自想出了“國際服”的樣式，將棉衣軋成一條一塊的，刮破一塊不會連帶一大片。
然而，我們畢竟是剛剛建國，百廢待興，困難是巨大的。沒有什麼工業，連個迫擊炮彈都生產不出來。許多地方都在剿匪，武器來源很困難。向蘇聯買，有的給，有的不全給，給了又存在一個運不上去的問題……
1951年2月，春節剛過，彭德懷一身征塵從朝鮮回來了。帶回一大堆問題，臉色很不好看。
周恩來在居仁堂主持軍事會議，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都參加了。
宣布開會後，周恩來對彭德懷說：“彭老總啊，你先講講前方的情況吧？談談對後方工作有何要求批評？”
彭德懷板著面，也不看周恩來，陰郁的目光從總參和總政主要負責人身上掃過，又依次掃過其他與會者，會場裡頓時靜悄悄地。彭老總留給戰士們的印象是“親切”、“隨便”，留給領導干部，特別是留給高級領導干部的印象是“嚴厲”、“脾氣大”。
果然，彭德懷的講話很激烈，講到前方戰士的處境時動了大感情，胸脯激烈地起伏著，瞪著總參和總政的負責人聲色俱厲：“前方部隊衣服破了沒得換，負了傷沒醫藥，給養給養沒有，沖鋒陷陣總要有彈藥吧？連彈藥也供應不上去。前方那麼大的困難，你們干什麼吃的？好像前方的人都是豬！”這一聲吼得很大，眼圈都紅了，“好像你們都是愛國的！……”
周恩來面色嚴肅，彭德懷雖然不是瞪著他說這番話，但他明白，其實是說給他聽。他是總理，後方的工作都是他主持。
會場裡靜悄悄的，只有彭德懷的聲音在屋子裡震蕩，周恩來身邊的軍事參謀偷偷觀察一下周恩來的臉色，又悄悄瞄一眼彭德懷的臉色，周恩來神色始終是嚴肅認真，鼓德懷始終是有啥說啥，無顧忌，不隱瞞。
彭德懷講完話，周恩來輕輕咳一聲，音調嚴肅、平靜、誠懇：“志願軍在彭老總領導下，在朝鮮戰場碰到許多巨大困難，仍然取得了很大勝利，這是值得我們後方每個同志學習的。我們後方的同志工作做得不夠好，需要繼續努力克服改進，有些具體困難前方的同志不大了解，這是我們通氣不夠，說明不夠。”周恩來從國家全局上面臨的困難講到總參總政總後勤部所遇到的困難，做的努力，特別是講到國家財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用到了抗美援朝上時，彭德懷有些動容了。周恩來除了客觀講一些實際情況，從始至終沒有抱怨一句彭德懷，接著便將彭德懷提出的困難和問題，一項項一條條落實到專人頭上，並作出了具體決定或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全部處理完了，他才懇切地望著彭德懷：“老總啊，你看這樣解決落實可以嗎？”
彭德懷的火氣早消了，點點頭：“我代表前方的戰士們感謝大家。”
散會後，雷英夫一回到辦公室，便趕緊關照李傳、郭英會等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最近大家要注意一下，彭老總在前方遇到一些麻煩，剛發了火，我們不要再惹總理生氣，要多注意。”
可是，周恩來回到辦公室，毫無生過氣或余怒未消的樣子，一切都和往常無異。
“你的情報不准吧？”有人悄悄問雷英夫。雷英夫說，“我參加會親眼見了還會有錯？”接著感歎說，“總理大度，宰相肚裡能撐船。”
毛主席論武王伐紂
毛澤東提倡實事求是，表現在他自己身上有這樣一個特點：你知道的事情，了解確切後告訴了他，他會很高興。你不知道就老實說不知道，他就會盡自己所知講給你聽，講完了他也很高興。他最討厭不知以為知，滔滔不絕又似是而非，如果在他面前有兩次這種表演那就該卷鋪蓋走人了。
抗美援朝戰爭中，蔣介石曾向麥克阿瑟建議，派一支國民黨部隊入朝參戰。麥克阿瑟也狂妄地以為，給他五十萬國民黨軍隊歸他指揮，他就可以在中國大陸同中國共產黨重新一決雌雄。這無疑是不懂政治的人才會說出來的胡話，麥克阿瑟被總統杜魯門撤職也就不足為怪了。
蔣介石卻不會罷手，他通過一些人的“透露”、“宣傳”和舉動，表明要對大陸大規模地進行空降特務。毛澤東根據密報，判斷蔣介石會利用朝鮮戰爭搞空降，下令建立“反空降特務據點”。
敵人空降特務，不會降在城市村鎮，所以“反空降特務據點”都是建立在高山、叢林和荒漠之中。這種地方運輸給養困難，使我們在背了抗美援朝等沉重負擔的同時，又背了新的包袱。
總參作戰室廣泛收集情報之後，經過認真分析，判定這是國民黨搞的心理戰，雷英夫在長期接觸中深感毛澤東是能夠聽取不同意見的，只要你能說出道理他就能聽進去。於是，他寫了一份意見，交給毛澤東。
毛澤東閱後認為“有道理”。批示：同意。連同雷英夫的意見一同交給彭德懷酌辦。
彭德懷立刻下了決心，親筆批給羅瑞卿。
瑞卿同志（特派安東同志與你面商）：
根據目前情況，反空降特務據點應大大縮減。雷英夫同志意見和主席批示送上，希研究，重新布置。
彭德懷
1953年6月9日
幾次接觸，毛澤東對雷英夫印象逐漸加深，比較器重。一些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軍委會，雷英夫都是被特許參加的。
一次軍委會、雷英夫剛跨進門，毛澤東便面帶微笑說：“洛陽才子來了。”
毛澤東前後給雷英夫寫過十幾封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抄丟了。僅剩的一封影印件似乎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雷英夫的器重。
楊成武、雷英夫同志：
請找一位有政治軍事頭腦的同志，將此書研究一下，然後寫一篇評論，不要長，有一萬字左右就可以了。寫好後給我一看。又，美國一些戰略圖書也可用此辦法，可與情報部合作。
毛澤東
一月三十日
然而，這位“洛陽才子”與毛澤東談起自己家鄉時，卻自稱：“不學無術”，交了白卷。
1959年西藏叛亂，達賴喇嘛外逃。平叛結束後，中央軍委和中央書記處派黃克誠、張經武、張國華及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對於西藏問題的大致方針確定後，到了吃飯時間。飯桌上，毛澤東很高興，給四位同志敬酒。毛澤東當時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災從來不吃藥。酒可以治感冒，他干了一杯。
趁著酒興，毛澤東論《三國》、評《紅樓夢》、講《西游記》，上下幾千年，縱橫十萬裡，聽得大家如醉如癡。
忽然，毛澤東望住雷英夫問：“英夫啊，你是洛陽人，我問你個問題。”
“主席，我在洛陽上過學，其實我是孟津人。”雷英夫擔心可能回答不出有關洛陽的問題。
“噢，孟津人。”毛澤東隨口接上，“那我換一個問題問你。武王伐紂時，到孟津幾次？每次干些什麼事？”
雷英夫被問住了。他雖然看過《封神演義》，卻沒讀過有關史書。與其講點道聽途說加臆測的話，不如聽聽老人家的講述。毛澤東的知識淵博極了，沒有他談不了的話題，而且總是給人啟迪。
“主席，我看過《封神演義》，聽過民間傳說和唱戲，都七零八碎，也沒留心您提的問題。我只有交白卷了，請主席給我們講講吧。”
“洛陽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毛澤東笑問，其余幾人也笑望雷英夫。
“其實我文化程度很低……”雷英夫也笑了。回答不出毛澤東的問題他並不覺得難為情。他常說：誰能跟主席比啊？
“武王去過兩次。”毛澤東左手伸出兩根指頭，表示肯定地點點頭，“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這是第一次去。八百諸侯齊聚孟津，商量伐紂，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條件不夠成熟。首先，商紂內部腐敗了，但還沒爛透，還不到馬上垮台的時候。其次，他的兵力還比較強大。再次，過黃河的准備工作還沒搞好。最後，爭取人心還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齊不是仍然反對，出走了麼。所以，武王下決心回去做准備。做哪些准備？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質。要造輿論。統一思想，要搞統一戰線，他也是講究師出有名的。還要廣收人才，積聚糧草，打造兵甲，練兵布陣，准備舟船，用兩年時間做了充分准備。這樣，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從潼關出兵到孟津，發宣言，搞突然襲擊，打殲滅戰，瓦解敵軍士氣，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敗了商紂。你們都是搞軍事的，中國歷史上這麼大的事還是要研究的。”
當然，毛澤東的原話可以想見要比這裡寫的生動得多，這裡是靠當事人回憶敘述整理出來，記憶也許有失誤，而且換成了回憶者的語言，但基本意思還是准確的。
雷英夫聽完了長歎一聲：“唉，我這個孟津人實在是不夠格。慚愧，我簡直是個不學無術的人。”
“太過謙了，這不是老實話。”毛澤東望一眼大家，“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飯後，雷英夫借毛澤東興致勃勃之機，試探著請求：“主席談到學習，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麼時候您寫的不要的字，給我幾張好嗎？”
“別要不要的呀，寫就寫能要的。”毛澤東痛快答應道，“那好吧，我給你寫一個。”
第二在，毛澤東果然叫人給雷英夫送來一幅手寫的很大的中堂，就是《水調歌頭·游泳》這首詞，是毛澤東兩年前在武漢游長江所作。
可惜，這幅中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再不曾找回來。
周恩來打賭
1957年，雷英夫隨同聶榮臻元帥去蘇聯談判有關原子彈和飛機等尖端武器的援助問題。
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實行封鎖，我國50年代主要是同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進行經濟技術交往。
抗美援朝時期，由於中國出兵援助朝鮮，斯大林很受感動。作為最高領導者，斯大林總是把蘇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中國的援助也總是講價錢的，志願軍入朝後，他的態度轉為熱烈，對中國共產黨的話比較尊重了。周恩來去莫斯科談判有關蘇聯援建中國一百五十六個項目的計劃時，斯大林曾對周恩來講：“過去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有不同看法，現在看來是你們對。”
斯大林這句話可以說出自內心。對朝鮮戰局的看法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他把蘇聯駐朝鮮大使撤了職，因為這個大使像個“太上皇”，實際上處處判斷失誤。以當時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論，能向周恩來作自我批評確實是難得的。
朝鮮戰爭中，蘇聯對中國做了大量援助，這是不可否認的。陸軍給了我們幾十個師的裝備，空軍給了我們幾千架飛機。這些援助有些是貿易，以物換物，有些是采用借貸方式。但也有無償援助的。斯大林就曾主動提出並很快送給中國二十幾個陸軍師的裝備。一分錢不要。對於中國提出的要求，他也是盡力給予滿足。
從這一點講，中國也始終不能同意全盤否定斯大林。
可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不同意這種作法。
1957年，世界共產黨將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赫魯曉夫需要獲得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本人的支持。他已經多次邀請毛澤東出席會議。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尖端武器的談判進展還是比較順利。協議草案完成後，聶榮臻元帥派雷英夫趕回北京報告周恩來，請中央決定能否簽字。
路上，雷英夫反復熟悉協議內容，記住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數字，他和總理很熟，正因為很熟，雷英夫每次匯報工作都要反復做好准備。
周恩來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批評人也是非常嚴厲。國務院各部部長都有一“怕”，怕向周恩來匯報工作。
周恩來聽取匯報有兩條要求：
第一，不許講“大概”、“可能”和“差不多”。你如果用了其中一個詞，他便立刻追問一句：“到底怎麼樣？”你如果還脫不掉“大概”、“可能”、“差不多”，他就命令你回去，什麼時候能講確實了，什麼時候再回來匯報。
第二，周恩來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正式宣布：“部長不許帶‘後排議員’。”聽取部長匯報就是部長匯報。問你事情細節或是數字，你必須自己答出來，不許讓司局長代為回答。曾有一位部長向周恩來訴苦：“總理，我們工作太忙，記不住那些細節和數字。”周恩來嚴肅地反問他：“你忙還是我忙，你再忙能忙過我？你只負責一方面的工作，我看不是忙，是懶。說難聽些就是官僚主義。”
周恩來記憶力驚人。你匯報中說了一個數字，繼續匯報中，說不定什麼時候需要，又重復那個數字時重復錯了，他就會立刻加以糾正，常常令匯報者吃驚。
而且，周恩來的心還特別細。天下大事自不必說，那些一般人不會留意的事也都裝在他心裡。他心裡到底裝了多少事？誰也說不清。
比如，家裡的伙食支出他也管。炊事員定期要向他匯報開支情況。
一次，炊事員匯報“流水帳”，那是叫任何人聽了都會感覺枯燥不耐煩的，周恩來卻聽得津津有味。當炊事員匯報到“成鹽一斤，一角六分……”周恩來忽然一揮手：“停停，成鹽花了多少錢？”
炊事員重新看一遍“流水帳”，說：“一角六分啊。”
“不對吧？應該是一角五分吧？”
炊事員哪裡把一分錢放在心裡，說：“沒錯，有發票呢。”
“什麼時候漲了一分錢，我怎麼不知道？”炊事員這才發現問題“重大”。他成天跟油鹽醬醋打交道，但像這樣“一分錢”的事，成鹽漲沒漲價他可根本沒留意也沒放心上。忙翻查發票，幸虧沒說錯：“總理，這是發票，是一角六分。”
就為這一分錢，周恩來召集來有關部門負責人查問了漲價原因。到這時，炊事員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才明白總理為什麼對開支情況這麼關心，聽起來津津有味。
有這些例子，雷英夫的匯報准備工作就不能不過細再過細了。
准備充分，匯報很順利。周恩來說：“很好。我們開一次元帥會，再開一次國務院會議，還是由你來匯報，叫大家討論，拿出意見”
這兩個會議分別由彭德懷和李富春主持召開，經過討論，都同意簽字。
於是，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快批了“同意”。
“你可以回去了，可以簽字了。”周恩來指示雷英夫，“明天早晨就可以上飛機。”
“總理還有其它指示嗎？”雷英夫追問一句。
“沒事了，晚上休息休息，明天一早走。”
雷英夫回到家裡。晚上，愛人下班回來，手裡拿了兩張票：“你晚上還有事嗎？”
“沒事了，全辦完了。”
“常香玉來了，婦聯給我發了兩張票。怎麼樣，有興趣嗎？”
“豫劇我當然是要看的了。”雷英夫是河南人，對豫劇是非常有興趣的。
晚飯後，夫妻倆一道去了劇院。
散戲回到家裡已是十一點，剛進門，公務員就迎上來報告：“雷副部長，國務院辦公室已經來過四次電話了，總理在找你。”
“哎呀，糟糕了！”霍英夫刷地淌下汗來，當了公務員的面便叫出聲。他是帶任務回來，而且是事關協議和國防建設的重大任務，怎麼能看戲去呢？他轉身就要往外跑，卻聽到電話鈴又響了，忙趕進去先接電話。
“喂，雷英夫回來了嗎？”是周恩來秘書的聲音。
“回來了，我就是雷英夫。”他邊回答邊擦流到臉上脖子上的汗。
“快來，你趕緊來。總理已經等你兩個多小時了。”
雷英夫放下電話一溜小跑。在總理身邊工作多年，他沒有像今天這樣慌過。“周恩來的一天”他是深知的，工作安排以分秒來計算。等兩個多小時？這可不是小事……
一進西花廳，雷英夫竭力想調勻呼吸，卻又辦不到。見到周恩來時，不但喘息，汗也流得更厲害：“總理，我、我犯錯誤了……”
“你先不要說，不要說。”周恩來似乎剛與秘書談過什麼，望一眼雷英夫，那目光有些蹊蹺，說怒不是怒，說嚴肅不是嚴肅，但認真板著面孔，盯著雷英夫不放，“我問什麼你答什麼。”
“是，總理。”
“你干什麼去了？”
“看戲。”
“看什麼戲？”周恩來把頭稍向前傾。
“《大祭樁》。”
“誰演的？”周恩來雙手抱臂面有得色。
“常香玉。”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朝後微仰，放聲大笑，邊笑邊朝秘書說：“你看我猜對了吧？這個賭可是我打贏了。”
事後，雷英夫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有關中蘇簽訂尖端武器協議的報告，毛澤東已表示同意。到了晚上八點多，這個“原則同意”的報告轉回到周恩來手裡。周恩來想叫雷英夫看看這個報告，以便吃透精神。他吩咐值班秘書叫雷英夫。
值班秘書到處打電話，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皺起眉頭問：“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問了家裡，問了總機、值班室，也給辦公室打了……”
周恩來腦子反應非常快，馬上說：“噢，是了，他一定看戲去了。”
“怎麼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因為常香玉早沒來，晚沒來，恰恰是今天到京來演《大祭樁》。你沒看報紙嗎？”
“就算這樣也未必就是看去了。”
“是呀。可是中國婦聯今天不是發票了嗎？小超（鄧穎超）也得了兩張票嘛。雷英夫的愛人在中國婦聯工作，肯定也有票。他可是‘洛陽才子’喲。”
“我不信，我打電話問問。”
“你不要打了，戲散了再說。你不信我們可以打一個賭，誰輸了誰請客。”
就這樣，鄧穎超看戲回來，周恩來叫值班秘書說：“現在你打電話吧，雷英夫准在家。”
結果，一切都如周恩來所料。他對部屬的情況太熟悉了。無論經歷、家庭還是稟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細，對周圍事情樣樣不放過，善於把方方面面的事情聯系起來加以分析思考。所以，他打賭自然要贏了。
來到莫斯科，雷英夫一見聶榮臻就說：“老總，我犯了一個大錯誤。”
聶榮臻忙問：“什麼錯誤？”
“看了常香玉的戲，叫總理等了我兩個多鍾頭……”雷英夫把經過講述一遍。
話音未落，聶榮臻也是一陣哈哈大笑：“還好，還好，總理贏了一頓飯，你也可以將功補過了。”
笑罷，聶榮臻忽又仰天感慨一聲：“總理就是總理，精明細致過人！”
周恩來批“諸侯”
查檔案你會發現，凡是周恩來批閱過的文件，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錯了，他也認真改正過來。單是國務院幾十個部委，他一天就要看多少文件，件件都是這麼認真。一次，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會議，到會百十號人，來自幾十個部委。
一位部長匯報工作。照著材料念。顯然，材料不是他寫的，念得有些吃力。念不成句子的情況時有發生。
當他念到一個數字時，周恩來眉頭一皺，插話說：“不對，看清再念。”
那位部長瞇著眼，又念一遍。
“不對。”周恩來不高興了，“立刻說出准確數字來。”
“對對，是這個數。”部長不好意思地解釋，“這裡印得不清……”他突然說不下去了，因為他的目光與周恩來的目光碰了一下，頭上便有些出汗，這樣的場面出現這種情況是令人尷尬的。准備在他之後匯報工作的某部一位主管副部長似乎沒經歷過這種“大場面”，提前出汗了。也顧不得聽別人匯報，私下裡熟悉匯報材料。
由於緊張，這位副部長匯報時也有點氣不夠用，不過念還都念對了。可是，一旦周恩來提問，他就不得不回頭再翻材料，有時翻不到，還得周恩來提醒。
當然，這些文件材料事先曾報國務院，周恩來都批閱過。問題在於周恩來批閱幾十個部委的文件，內容都記住了，什麼主要細節和數字都記住了，那些主管工作的部長、副部長卻沒記住，甚至看著文件都要說鍺。
“這些文件送國務院的時候都是蓋過章的，是經你們審定了的，為什麼還要說錯？”周恩來嚴厲責問。
那位部長赧顏解釋道：“這項工作是某副部長主持，是辦公室主任簽的字……”
“那麼，這裡的問題到底是制度不健全還是責任心不強，官僚主義？”
部長無言以對。
“有制度的問題。”周恩來放緩聲音說：“有些文件質量很差，可也蓋了章送到我這裡，我批了退回去重寫。現在我宣布一項明確規定：凡是向黨中央國務院送文件，不能只以蓋章為准，要有各部負責人，有各委辦直屬局負責人簽字才能送。這樣，以後我在文件上發現問題，部長簽字我找你部長。副部長簽字我找你副部長。你簽的字，問你情況答不上來，那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就是官僚主義，責任心不強，就要作檢查……”
事後，葉季壯、南漢宸等幾位老部長相互感歎：“唉呀，總理不得了，記性那麼好！記天下大事不說，一個個部委，部長、主任都不知道不記得，他就都能記住！”
雷英夫曾對周恩來說：“總理，有些副部長說一向你匯報工作心裡就發怵。”
周恩來笑著搖頭：“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的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稍停，又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官僚主義不克服就不得了。”
1965年，周恩來途經開羅，去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飛機到達開羅前，突然接到電報通知：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布邁了推翻本貝拉總統，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
情況不明，這次政變的背景是什麼？有無超級大國插手？是革命還是不革命的？一時都不清楚。
飛機在開羅機場降落加油時，周恩來通過總書記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情況。建議臨時改變計劃，原來沒有訪向開羅的計劃，現在是否可以改為訪問開羅，以便觀察亞非會議能否在阿爾及爾准時召開。
周恩來組織紀律性很強，大事從不擅自做主。每天睡覺前，再疲倦也要把自己一天的工作內容及大事親筆寫成報告，由衛士小張或是小高交機要秘書送毛澤東。如果周恩來外出，或是毛澤東外出，也不例外。利用通信飛機每天傳送文件之機，同時將自己的一天工作報告送毛澤東。對絕密的內容，就由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身邊人直接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報告有關牽涉“四人幫”的材料，都是由貼身衛士直接送，毛澤東那邊也是由貼身衛士直接取。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狀的材料，就是毛澤東派身邊人乘專機送到北京，周恩來派貼身衛士小張和小高准時到達機場，接下毛澤東送到的材料和信，然後護送到周恩來手中。
這次周恩來在開羅經過請示，獲得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意，改變計劃，留在開羅訪問，觀察形勢變化。
陳毅外長打前站，已經在周恩來之前到達阿爾及爾。遇到阿爾及利亞發生政變，許多亞非國家都很焦急，因為他們都是帶了許多問題和困難要在會議上加以討論解決的。准備了這麼久，開不成會當然著急。有不少國家就來找陳外長，打聽中國的態度。
許多亞非國家都是對中國有特殊的感情和信任。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與陳毅元帥也有特殊的友誼，都說陳毅元帥平易近人，有思想有見解；正直、熱情又富有斗爭性。比如西哈努克親王，與陳毅元帥就有深厚友誼。1962年日內瓦會議中快達成協議時，陳毅元帥建議：“簽字儀式一定要西哈努克來主持。”他特意關照韓敘：“西哈努克親王什麼時候從法國出發，什麼時候到達日內瓦，一定要搞准。我01必須准時到別墅那裡去迎接他。”結果，陳毅提前十五分鍾到達別墅等候，西哈努克與莫尼克公主由法國到達日內瓦後，第一個迎接、拜會他的是陳毅，第一個向他通報會議情況的也是陳毅，西哈努克非常感動。到會場時，他特意挽住陳毅的胳膊一同走進會場。陳毅交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朋友，看到他們焦急。自己不免也就“沸騰”了，戎馬一生，槍林彈雨闖過來的，他的情緒是容易“沸騰”的，而且“沸騰”就免不了“放炮”。
“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陳毅聲調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開好！”
他把話講死了，一炮打出沒留余地。由於形勢不明，政治動亂，意見不一，會議無法舉行，各國代表紛紛離開，周恩來也從開羅回國去了。
本來許多亞非國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國，陳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響。
陳毅自知有錯，一回北京就趕去見周恩來“請罪”。
“總理，我一炮沒放好……”
“你無組織無紀律！”周恩來聲色俱厲，聲音格外大，“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裡擅自放炮表態，誰給你的權力？”
“我錯了。”陳毅立正，痛快干脆地承認。
“你要作檢查，必須作檢查！”
“是，總理。我檢查。”
陳毅元帥走了。雷英夫曾悄悄問周恩來：“總理，你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對周圍工作人員嚴肅地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裡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到諸侯國誰敢批評他？”工作人員都深受感動。周恩來與陳毅的友情是盡人皆知的，但在原則問題上絕不放松遷就。原則就是原則。
周恩來無論批評誰，絕不會有人因此而產生隔閡和怨恨，因為他的批評都是出自愛護，對事不對人，對工作按原則要求，對人總是懷了一顆熱情友好的心。他越批評你，你越感謝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揪走陳毅時，周恩來挺身而出，喊出“除非從我身上踏過”。這就是他對待戰友和同志的態度。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保護
如果說，雷英夫的成長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個成績都得到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心與幫助。那麼，後來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便將他親自發現的“洛陽才子”推下了深淵。盡管毛澤東與周恩來親自出面保護，在那樣的形勢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幾乎被徹底毀滅。
早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周恩來就曾親自出面保護雷英夫，前面已經講過。到了廬山會議之後，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煩。
彭德懷和黃克誠受到錯誤處理，總參作戰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標，部長王尚榮和副部長雷英夫受到惡意攻擊。
有人向中央和中央軍委告狀：
“王尚榮是彭德懷的干兒子，雷英夫是彭德懷的大紅人，彭對他們信聽計從。”
“作戰部在彭直接領導下，王、雷值得中央密切注視……”
那段時間雷英夫很苦悶，他本來可以找周恩來訴說委屈，他隨時可以見到周恩來。抗美援朝時他到總參作戰部任副部長，曾給周恩來寫信，想專心搞作戰。周恩來指示：“同意。但你必須住我這裡（西花廳），隨叫隨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總參作戰部後，始終兼任了周恩來的軍事顧問。他隨時可以向周恩來訴說委屈，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認為這樣做不太符合組織原則。怎麼能因個人的事情越過組織直接找總理呢？
不過，他心裡還是希望總理能表示個態度。畢竟總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來在西花廳召集李富春、陳毅、賀龍等將領開會，叫王尚榮和雷英夫一道參加。
會前，周恩來用他那溫和的帶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說：“王尚榮、雷英夫和作戰部，與中央是一條心的。他們和彭德懷、黃克誠同志是正常的工作關系，毛主席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議論是不妥當的。”
陳毅快人快語，立刻接下一句：“總理呀，雷英夫的情況你是最清楚的了。”
賀龍跟著點頭：“他怎麼會反黨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嘛。”
李富春吸著香煙說：“是呀，誰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總理身邊工作，他的情況總理最有發言權。”
會前的這些談話，使王尚榮和雷英夫很快獲得解脫，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為了篡黨奪權，首先抓“槍桿子”和“筆桿子”，軍內斗爭很激烈。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在康生授意和指使下，寫下第一張大字報，使北京大學成了當時運動的一個熱點。到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校園鬧得厲害，兩種觀點兩派意見激烈交鋒，有幾十名學生聯合寫大字報反聶元梓。江青和康生去北大坐鎮支持聶元梓，這些反聶元梓的學生選出兩名代表與江青展開激烈辯論，這兩名學生，一名是賀龍的女兒，一名就是雷英夫的女兒。
那場辯論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實事求是講，這兩名女學生在當時只是被幾十名高干子女推薦出來，沒有什麼群眾基礎，所以很快便垮了，被抓了起來。
江青被這幾十名高干子女圍住質問、辯論三個多小時，憋了一肚子氣，回來就要求見毛澤東。
8月7日，毛澤東接見江青和康生。江青一進門就誇大其詞說：“主席啊，我在北大整整被圍困三個多小時，那真是一場惡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相當猖狂的呀……”
毛澤東不動聲色，坐在那裡吸煙。他知道江青的毛病。
“挑頭的兩個人，一個是賀龍的女兒，一個是雷英夫的女兒。”“都是娃娃兒。”毛澤東淡淡一句。
“問題就在這裡。出頭的是娃娃，他們這麼鬧，說明背後有人，就是賀龍和雷英夫這些人支持！”
毛澤東把手一擺：“你不要講了。雷英夫從小在我身邊長大的，他是我們的人，你不要把陣營都搞亂了。賀龍的情況中央也是知道的啊，快把娃娃們放出來。”
這樣，毛澤東保護了賀龍和雷英夫，保護了他們的子女。江青碰了壁，靈機一動，把毛澤東的講話傳達給了賀龍、雷英夫等人，目的無非是“拉過來”，當然，目的並未達到。
康生要比江青有頭腦。江青向毛澤東告狀時，他不多言語。在延安他就知道了雷英夫的背景，他明白，靠幾個娃娃的表現來定雷英夫這種人的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嚷多了徒惹毛澤東惱火。
康生不露聲色，從毛澤東那裡回來，心裡已想好主意。毛澤東發現的人才多了，打倒的並不多，關鍵是“變了”，蛻化成“資產階級分子”、“黨內走資派”。
他是整人的老手，立刻組織力量收集材料，羅織“罪名”，不出一個月，拋出一份“戰略特務”的“罪證材料”，那是足以定死罪的“證據”。
江青和康生一道把這份厚厚的“罪證”材料送到周恩來手中，他們要將周恩來的軍。雷英夫就在你身邊工作，現在“鐵證”如山，看你怎麼表態？
當時的混亂局面，有些問題一時不清，周恩來在問題搞清之前確實不好表態，便將材料轉送毛澤東。毛澤東看過這些材料，在當時形勢下也不好一口否定，便抓筆批下八個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這是有保留的態度，使江青和康生一下子整死雷英夫的打算落了空。
但是他們也得到了進一步迫害雷英夫的機會，將雷英夫關起來審查，並抄了他的家。
抄家中，他們抄到一張雷英夫1946年在軍調部工作時的照片。那時，在軍調部工作的我軍代表穿的衣服與國民黨一樣，還帶軍銜。江青一見照片，如獲至寶，立刻驅車去釣魚台，向在那裡開會的周恩來發難。
一進會議室門，江青便大聲宣布：“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奪毛主席對軍隊的指揮權！”參加會議的人都被這沒頭沒腦的一番宣布鬧得莫名其妙。正發愣間，江青把照片一舉：“我有證據！你們看，這就是鐵證。紅衛兵小將立了大功。抄出來了，挖出一顆定時炸彈，一個國民黨的戰略特務！”
突如其來的變化，參加會議的人不明情況，見江青手拿“證據”，都不免有些吃驚，誰也沒做聲。
江青得意地一笑，邊往裡走邊望著周恩來說：“總理呀，雷英夫早就是國民黨的小軍官，他在你身邊這麼久，你知道吧？”
“我看看。”周恩來很冷靜。
“你看，你看這張照片。”
周恩來接過照片，只看一眼便提高聲音說：“不對。這是軍調部的照片。你看，他還戴著軍調部的臂章嘛，這不是國民黨的官，是毛主席的官。”
江青怔住了，望著照片不做聲。
恰好葉劍英這個時候走進會議室。周恩來立刻招呼：“葉帥，你看這照片是不是在軍調部照的呢？”
葉劍英接過照片瞇細了眼看，點頭說：“是的，是在軍調部。”他瞟一眼江青，又說，“這還是我給照的呢。”
會議室裡嘩然，江青很有些下不來台，勉強說：“我們還有許多證據，他的問題多了，遲早會向你們公布。”
為了搞些過硬的“證據”，他們整整關了雷英夫八年，用了許多酷刑，把雷英夫的脊柱都打得流出了脊液，傷處最後變成一個瘤子。醫生向專案組報告：最多能活三個月。
專案組決定給雷英夫開刀，雷英夫不同意。他心裡明白，自己現在的情況，以“待罪”之身去開刀，是沒有任何保證的，一開刀必死無疑。
專案組把雷英夫的愛人劉革非召來，叫她簽字同意開刀。劉革非也明白其中的利害關系，堅決不簽，厲聲駁斥道：“雷英夫被關了八年，你們不叫見，現在要死了，你們想叫我負這個歷史責任？辦不到！”
回到家，劉革非情緒難平。現在已經是1973年，林彪早已折戟沉沙，“四人幫”的真實面目也越來越被人民識破。她覺得該講講心裡話了，便悄悄給葉劍英寫了一封信，訴說了雷英夫的冤屈和現在的危境，直接送給葉劍英。
葉劍英看過信，當即提筆寫下四個字：“解除監護”。然後，把批過的信送去給周恩來。
周恩來當時已確診患了膀胱癌。看到劉革非的來信，眼睛立刻濕潤了。由於病魔的折磨，他寫字手已經有些抖，卻仍然抓筆，寫下了十幾條意見。從政治問題到醫療和家屬陪護，全想到了。他寫道：“你們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態度對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監護，由劉革非同志陪住。凡屬劉革非能聽的報告和文件，都要給雷英夫同志看，讓他聽。要組織專家和醫生為雷英夫會診，手術問題要等中央批准……”
周恩來的批示下來了，醫生們看到後都落了淚。雷英夫當時不知道總理已身患癌症，他也掉了淚，只是感動和感激的淚。
經過長期精心醫治，“最多能活三個月”的雷英夫奇跡般地遠離了死亡，一直活到今天。而保護了他，給他第二次生命的周恩來，卻過早地離開了他所深愛的人民。
每念及此，雷英夫便會淚如泉湧，不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