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所熟悉的周恩來總理，或者溫文爾雅、和藹可親，臉上洋溢著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嚴冷峻、堅定頑強，目光裡閃爍出鋼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蓋下的一座火山”還不是全部的周思來。在我跟隨他的幾十年中，深深感動我的還有另一個公開場合所不易見到的周恩來，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羈的周恩來。
我曾見過周恩來立在西花廳的海棠樹下，仰面觀花；樹上花開似錦霞，他獨個兒神思悠悠，四周圍人跡渺渺，就那麼久久地沉浸在靜溫無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見過周恩來躁動不已地在屋裡踱來踱去，急步聲中，兩眼時而漆黑，時而打閃一樣進出火光，由於受到內心激烈情緒的沖撞而戰栗著握緊拳頭……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極強，但是他的感情也太豐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洩的時候；喜怒哀樂都有不形於色的時候，也都有自然流洩的時候。
比如我多次見到總理淚水湧流，難過傷心，悲不自勝。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靈震顫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慶市紅巖嘴發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爺突然中風了。
周老太爺就是周恩來的父親周助綱，我們工作人員都按那時的社會風俗稱他周老太爺，鄧穎超大姐叫他老爺子。因為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重慶住的時間長，相對比較穩定，所以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都先後來到重慶。
周恩來的父親與鄧穎超的母親是風格氣質不同又一樣受人尊重的老人。鄧母主要穿旗袍，個子比鄧穎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養，有大家風度，用當時的標准衡量是比較現代派的。周老太爺與他的兒子周恩來身高差不多，但氣質上顯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綢的長袍，老實、忠厚、膽小。
南方局在重慶的公開活動陣地，主要是紅巖嘴、曾家巖和新華日報社。
曾家巖50號在城裡，是一幢三層小樓，對外稱“周公館”。周恩來住這裡時間並不多，因為它離國民黨首腦機關所在的上清寺地區太近，周圍環境相當復雜，無論去哪裡，都須經過一條通向崖邊的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磚牆的三層小樓，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館”進出之人，都要在特務頭子眼前曝曝光。為了安全起見，周思來住紅巖嘴，只有在城裡辦公辦得太晚時，才在曾家巖50號休息。
紅巖嘴是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所在地，距市中心區約5公裡，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個果園農場，由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自己動手蓋起來的一所三層樓房。周老太爺來重慶後，大家看他老實忠厚，怕他出門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安排他住在了紅巖嘴。
這裡四周住戶少，相對比較安全。
周老太爺身體本來挺好，氣色也不錯，屬於那種不生事不惹非，安分過日子的人。
除了喜歡喝點酒，沒有其他嗜好也沒什麼事要操心。我們照顧他也只是關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沒想到會鬧什麼病。
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鄧穎超、錢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來的房間裡等車。
南方局、新華社、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共用一輛車，平時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號使用，司機段廷英任勞任怨是個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開車來送周恩來住院作手術。初步診斷，周恩來患的是膀胱膿腫。
等車的工夫，大家聊些閒天，正在講話的是董必武。董老說話慢條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擠公共汽車碰上了張國燾。本來錢之光勸他不要坐公共汽車，小段忙不過來可以雇個馬車坐。那時周恩來和董必武常坐馬車，雇來很方便，比現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車還便當。
董必武說：“擠公共汽車有什麼？你看參政會那個張國燾，他不是照樣沒汽車，也跟大家一起擠公共汽車嗎？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鄧穎超說：“國民黨也用完他了，他也沒搞出啥名堂。”
錢之光撇撇嘴：“當個特務，混個參政員，連個小車也沒混上。”
當時，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位同志為中共的參政員，開參政會常碰到張國燾，雖然也點個頭算是打招呼，但張國燾自覺無顏，常常很尷尬。
“在陝甘寧邊區叫他當個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兩撇胡子，曬笑道，“他來重慶當主任，他這個主任沒汽車，雇馬車也發生經濟困難……”
“這就是叛徒的下場，就值那麼個價兒。”我在門口插一句，聽到了我們的汽車聲，“周副主席，車來了，走吧”
周恩來住進了歌樂山中央醫院。經過住院進一步檢查，決定動手術。情況報到延安，毛澤東主席給董必武打來了電報：“恩來須靜養，不痊愈不應出院，痊愈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
董老當然很注意，他與鄧穎超、錢之光等天天輪替著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可是就在這時，周老太爺突然中風，那時的醫療技術不行，送醫院沒搶救過來，很快就死了。
一個難題馬上擺在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這一消息告訴周恩來？如果告訴，周恩來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華民族敬老傳統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於身體且不說，還肯定會跑出醫院奔喪……“我看暫時不能告訴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說，“大前年他去紹興省親，見了族長三鞠躬，見了姑丈推至上座執晚輩禮，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長自居。現在父親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醫院。”
“先不要告訴他了，這邊的喪事我們先辦著。”鄧穎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見，“天氣太熱，屍體不好保留，先堅持幾天看看，到時候看周公身體恢復情況再決定。”
於是，周老太爺去世的消息就瞞了周恩來。
然而，周思來的目光何等敏銳，心思何等細密？瞞一天可以，瞞兩天就被他察出異常了。當時我在醫院照顧他，傍晚時，他忽然問：“董必武怎麼兩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來不滿或生氣時喜歡說這兩個字。我能感覺到他那銳利的目光正在我臉孔上掃瞄，故意裝著清理衛生，有事沒事也要干點事。可是，周恩來叫住我：“你不要亂找事了。我問你，家裡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裡咯登一下，周恩來太厲害了，他怎麼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裡出事了？
“沒聽說什麼事呀。”我努力鎮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來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們越往我這裡跑得勤，怎麼會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嗎？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們越來得勤，甚至幾個人一起來，請示商量。南委組織部長被捕叛變，帶領特務破壞了廣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鄧穎超就是當即趕到周恩來這裡，馬上商量決定將受到威脅的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調回重慶。如果又發生了什麼大事，怎麼可能不露面呢？
“他們研究什麼事，也不會告訴我呀。”我終於找出一條理由。周恩來用狐疑的眼光最後打量我一遍，揮揮手不再說什麼。他顯然不信我講的話，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該知道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能說，這是他嚴格遵循並且嚴格要求我們必須作到的原則和紀律。
第3天，吳克堅來了。他問候周恩來也罷，匯報一般情況也罷，周思來都不作聲，兩眼就那麼望著吳克堅，目光嚴肅、真誠、認真。吳克堅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來的目光，越來越不自然，臉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強問一聲：“周副主席有什麼指示？”他似乎急於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過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沒什麼事我就回去了。”
“家裡是不是出事了？”周恩來劈頭問了這麼一句。
“沒、沒什麼……”吳克堅僵笑著聳起肩膀，攤開兩手。
“要是不能說，你就不要講話。”周恩來突然嚴厲起來。他平時和藹可親，所以稍露嚴厲，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許說假話！我再問一遍，家裡是不是出事了？”
吳克堅嘴唇翕動一下，沒作聲。
沉默中，周恩來點點頭，聲音轉柔和：“這就對了，你回去吧。”
吳克堅剛走，周恩來就要下床：“小何，我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攔擋，“不行，剛拆線，你傷口還沒愈合好……”
“你不要講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這一步，誰也攔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說：“那也得辦出院手續，要車來接啊。周副主席，我現在就去聯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這個辦法，才攔住周恩來沒有當下走。辦過手續，向董必武聯系後，大家都知道攔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來車接周思來回紅巖嘴。
下車時，周恩來已經感覺到氣氛不對，臉色變得蒼白，也不多話，匆匆奔向辦公室。
他過去走路快，但現在刀口沒全長好，這樣的急步令人擔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開了，一溜小跑似地進了辦公室。
鄧穎超聽到響動，正迎出來，周思來已經搶先一步跨入辦公室，一眼看到鄧穎超臂上的黑紗，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橫出一道萬丈深淵，仿佛再走一步就會墜入黑沉沉的淵底。
片刻的驚愕，那沉甸甸的寂靜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周恩來那濃黑眉毛下的兩只本來十分精神的兩眼剎那間變癡變僵，直瞪瞪地望著鄧穎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兩三秒的時間，當鄧穎超臉上浮起一種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時，周恩來才猛抽一口氣，從惡夢中驚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戰栗了，他的嘴唇抽搐著，睫毛抖得厲害，好像內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沖撞，全身都跟著顫抖起來，終於從胸腔裡沖出一聲：
“怎麼，怎麼回事？”周恩來從來不曾這樣失控失態地顯出慌亂，以致於鄧穎超難過地低下頭，沒有敢說出話。周恩來已經左右扭動著頸項，連續問著：“出了什麼事？
到底出了什麼事？”
其實，以周恩來的聰明，早已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這一悲痛的現實。
“老爺子……去世了。”鄧穎超終於小聲地說了一句。
周恩來的身體一陣悸顫，隨即搖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沒有感覺，兩眼仍然癡癡的，好像還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鄧穎超繼續小聲說：“中風，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來靜靜地站著，嘴唇微張著一直在顫栗，凝滯的眼睛裡慢慢地泌出一眶淚水；我聽到了他的呼吸聲，並且越來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嚨壅塞的原因，這種粗重顫動的呼吸終於變成抽泣呻吟的節奏，淚水已經盈滿眼眶，泉水一樣漫溢下來，豐饒地淌過灰白的面頰。
我在心裡叫著：周副主席，你要節哀，要注意身體啊。但我一句也說不出口。皖南事變時我見過他哭，但這一次的哭與那一次不同。究競不同在哪裡？我一時還說不准……驀地，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嗚——”我聽到一聲長長的淒哀的號哭，周恩來的手捂到臉上，仿佛流淚已經無法減輕內心尖銳的痛楚，他終於松開喉嚨，大放悲聲，並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場的人，有的驚愕，有的慌張失措，有的難過地跟著一起掉淚。我也流淚了，因為我終於聽出這一次的哭聲與以往的不同。這是大忠大孝的哭聲，帶著我們民族的濃厚氣息，帶著傳統和倫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氣勢，猛烈地進發而出。這哭聲使我心靈震顫，生出一種悲壯的轟轟烈烈之感；望著痛哭失聲的周恩來，我忽然對我們的民族，對我們的黨，對我們黨的領袖生出一種新的深刻一層的認識。我隱約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團結人民，之所以有長盛不衰的力量，成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極重要的一條原因就在於她繼承和發揚著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和人類五千年所創造的一切文明……鄧穎超大姐和幾位同志趨前勸慰，扶住周恩來不讓他躺倒在地。周恩來坐在地上，兩只腳前後倒動，突然地抬起頭來。悲痛、怨懣、懊悔、憤怒在剎那間爆發出來，淚飛如雨，斥聲似火：
“你們沒爹啊？你們怎麼能這麼做？啊，嗚嗚，他是我父親！”哭聲斥責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我父親死了你們封鎖我，馬克思主義也沒說不要爹！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親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嗚嗚……”
鄧穎超不敢再勸，也勸不了，趕緊叫來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說：“恩來同志，我們本意……”
“你沒有爹啊？”周恩來痛哭失聲：“嗚嗎……你們搞封鎖，我父親死三天你們不通知我一聲，他是我父親！嗚嗚，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麼共產黨員？啊！”
“恩來同志，唉，大家是為了你的身體。”董必武彎著腰，俯身小聲解釋：“大家怕影響你的傷口啊……”
“我也不是你們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嗚嗚，他是我父親，沒有父親有我嗎？這是人之常情麼……”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難過地搖搖頭，“我們考慮不周。恩來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來抹著眼淚，抬起頭：“國民黨本來就攻擊我們沒人情，不尊祖上，六親不認，你們還敢封鎖我。整整封鎖我3天！”
“我們考慮不周，都是我們考慮不周。”董必武連連自責，周恩來的哭聲減弱一些。
董必武趁機進一步解釋：“恩來呀，決定你動手術，主席很關心，專門給我們打來電報，你看麼，‘恩來須靜養，不痊愈不應出院，痊愈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電報打給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囑托啊，不能不考慮你的身體情況啊。主席說不痊愈不應出院，我怎麼辦？我也難哪，考慮來考慮去，現在看來考慮得還是不周到。事情已經這樣了，還請你原諒。主席還囑托‘出院亦須節勞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來同志，節哀吧，注意身體，這是主席的要求和囑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來流著淚看過毛澤東的電報，在董必武的勸說下漸漸止住痛哭，依然流著淚問：
“我父親的遺體呢？”
“保留著。”董必武趕緊點頭，“天氣太熱，弄冰困難，我們在山上搭了個棚子，遺體停放在山上。”
周恩來從地上站起身，一邊擦淚，一邊走到桌前，拿筆拿紙，略想想，淚水又湧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淚，開始揮筆疾書，嘴唇緊閉，受到極大委屈似地嘟著，很快寫下幾行大字，交我說：“馬上給主席發電。”
我送電文時，看了那內容。顯然，周恩來的悲痛還需要排遣。他不好繼續對大家發火，也不想再多批評，毛澤東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訴說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歸後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
電文發出，很快便接到毛澤東的復電慰問：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後在工作中節勞為盼。”
周恩來當天即拖著未曾痊愈的病體，上山為父親守靈。他戴著黑紗，邁著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團軍駐京辦事處的許多同志跟隨在後。來到停屍的席棚前，周恩來立住腳，深探地三鞠躬，而後默哀。
屍體蓋著白布，四周圍熏著香火和艾篙，因為天熱，用冰極困難，所以用了這種土法來護屍驅味。
周思來走到屍體前，自己揭開白布，最後瞻仰了父親的遺容，再次三鞠躬，然後就在靈前坐下來。沒人能勸他回去休息，也沒人敢勸他離開。他守靈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靈。
工作人員用擔架將屍體抬下山，放在馬車上，送往小龍坎。我們在那裡買了塊墓地，辦事處的人死了都埋在那裡，周恩來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以及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被國民黨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後都葬在了那裡。
周老太爺落葬時，周恩來填了第一鍬土，然後大家才開始幫忙填土。堆起墳後，又是周恩來堆最後一鍬土，仔細將墳頭拍實修理整齊。
周恩來在墓前向父親默哀，向父親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淚花迷離的兩眼中，流出深深的憶念和哀痛……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思來的第二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等同志後；我跟隨周思來回到上清寺他的辦公室。
當時我們中共代表團已經搬到了上清寺，這也是為了國共和談的方便。
王若飛、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情況。葉挺將軍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剛被營救出獄。本來周恩來勸他多休息幾天，另乘飛機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堅持搭這趟飛機走，並且帶上了他的女兒小揚眉。鄧發是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歸國的。
周恩來在辦公室門口停下步。送別戰友時的笑容還殘留在唇際，但他的兩眼卻顯露出某種張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來，那或許是人們常說的“第六感官”給人帶來了隱隱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長而清寂的走廊裡前後掃了一掃，眼皮一眨，歎聲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順走廊一劃，像以往一樣，由於手臂的殘疾，揮手間肩膀和身體跟著動，顯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掃過幾個屋門：“小揚眉就在我們屋裡穿來穿去……鄧發和喬冠華昨天還在我那屋裡打打鬧鬧呢。”
他感慨著搖搖頭，對電台的同志說：“注意和延安聯絡，飛機到達後馬上來通知我；”
這一天周恩來沒有外出活動，就守在辦公室裡等電報。他一生乘飛機履險十來次，卻仍然酷愛乘飛機，原因就一個：快。他的時間太寶貴。正因為遇險多，所以，自己愛坐飛機卻不大放心戰友們乘坐飛機。比如建國後他就不主張毛主席坐飛機，比如身邊同志坐飛機他就始終有些提心。
這次也一樣，他無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強看過幾頁又驀地揚起頭，聽到什麼響動似地，繼而把文件推到一邊，起身圍繞辦公桌轉過來繞過去地踏步。
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有些類似“恨別鳥驚心”的情況。秘書陳浩走進來時，他敏感地一顫，立住腳問：“延安來電了嗎？”
“沒有。”陳浩搖搖頭，“飛機沒有這麼快，還沒到呢。”
“噢，還沒到。”周恩來看看腕上的表，“還要過半個鍾點多呢。”
他在辦公桌前坐下，剛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飛的愛人李佩芝進來了。
李佩芝的擔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幾分。於是，周恩來那種不寧靜的表現便被驅除了，恢復了慣有的從容鎮定，指著腕上的手表說：“還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們一起等電報。”
不安的情緒流動時，人們會出於本能地往一起湊，似乎這樣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鎮定。周恩來的辦公室裡漸漸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輕松話題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糾纏心頭的那種莫名的緊張情緒。
正處於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斗爭時期，可以說，周恩來那時最大的擔心還是怕國民黨蔣介石搞破壞。記得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雙十協定尚未簽署，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便准備奉命回國。周恩來聽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驅車去找赫爾利，見面便嚴肅提出：
“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毛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現在的協議還沒簽字，你就要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定將失信於天下人！”當時，蔣介石確有加害毛澤東的打算，盡管他還顧慮重重，不得不考慮人心及國際輿論和影響而末敢輕舉妄動，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雙十協定簽字前，又派張治中去甘肅省當省主席。
在我們看來，只有赫爾利和張治中這兩個“保人”調離重慶，他才好有作為。周思來深知其中的利害關系，當時他那種緊張、擔心、焦急更甚於現在的等候飛機消息，他聞訊後立刻去拜訪張治中。他明白，飛機上只要有赫爾利和張治中兩個“保人”，蔣介石的陰謀就無法施為。他情緒激烈地對張治中說：“文伯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則我們是不答應的！”之後，周恩來又去拜訪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提出同樣要求。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毛澤東終於安全地飛回了延安。
現在，周恩來又不能不為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同志擔心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逝去，延安那邊始終末見到飛機，李佩芝越來越焦急。
周恩來開始出於責任和所處位置，還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著，以鎮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緒，講著小揚眉的活潑可愛和鄧發的豪邁熱烈。後來，他看過幾次手表便漸漸沉默下去，話越來越少，終於再不敢提小揚眉了……早就應該到了，延安仍然沒有見到飛機。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延安緊張查找。
周恩來和李佩芝坐在椅子裡一聲不響，陳浩每進來一次，他們便急切地朝她望去。
無須語言，一望之後便又垂下頭，那神色明顯是沒消息。他們的臉色已不再是焦急，換上了一種陰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氣不好，在哪裡迫降了。”我小聲喃喃。現在我才理解，當我跟隨周恩來乘飛機到各地時，地面的同志是什麼心情；一次又一次改變航線或轉換降落機場，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現在的心情不是一樣嗎？
我們不肯放棄的希望就是天氣不好而改變了航線或臨時換了降落機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飛機早已沒油了，不可能還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機場，現在也早該聯系上了。誰都意識到出事了，但是誰都不說，大家不肯放棄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但是，飛機失事的電報終於來了！
周恩來接到電報時，兩道濃眉毛猛地抽縮聚攏，仿佛一陣錐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臉色在剎那間變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書臉孔上停滯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轉向電報紙時，顯得猶疑而艱難。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來身邊，紀律使我不能偷看那電文，我只能從周恩來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讀”內容。我看到周恩來的目光剛觸及電文，便顫栗了一下，那些鉛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樣攜著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開始抖動，嘴角哆咳著，目光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朦朧，漸漸地，眼角開始閃爍。他突然把頭仰起來，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淚水，獨個兒承受那種痛楚。可是，眼角那顆閃爍的淚珠越凝越大，仿佛是從心頭一點一點絞出來的，終於撲簌簌地滾落下來。他張開了嘴，以便讓壅塞的喉嚨暢通一些，但眼角又開始閃爍，痛楚在他的心頭一點一點絞緊，絞出來那顆晶瑩的淚珠，然後又撲簌簌地滾落下來……無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於是，我們都垂下頭，默默地跟著流淚。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聲。眼淚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積了許久，終於急驟地流淌出來，她放聲大哭。哭聲對悲痛到極點的人是有益的，可以減輕那種哀傷的重壓。先是女同志們，接著是更多的同志，都隨著哭出了聲。
周恩來終於也跟著哭出了聲。那是一種不忘領導責任又無法完全壓抑住的沉重的抽泣聲，一邊將食指彎曲著拭抹頰上的淚水。
“若飛同志……”周恩來從胸腔裡發出一聲顫抖的呼喚，馬上以窒住聲息，憋了很久，蒼白的臉已經重新脹紅起來，那哭聲、訴說聲才再次急洩地湧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兩架、兩架飛機……我怎麼沒想到呢？我對不住同志啊……”
其實，周思來是勸說過葉挺帶小揚眉另乘飛機，只是沒有堅持到底罷了。他一生總是嚴於責己，出了什麼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責任做自我批評。老同志們一道議論時，都說周恩來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評也最多的人。
“葉挺……將軍，鄧、鄧發同志……昨天他還和喬冠華他們有說有笑……”周恩來泣不成聲地呼喚戰友的名字，“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後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著周恩來哭喊一聲，雙手重新捂臉，哭聲更痛更哀。
周恩來淚流滿面，並不用手去捂，只是偶爾將食指彎曲著擦拭一下，繼續邊哭邊訴，像是自言自語，像是訴說給我們聽，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個不公平的神靈，周恩來責怪他對人們命運的安排竟如此殘酷：“小揚眉昨天還，還在我屋裡跑進跑出，她才多大，那麼，那麼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來說不下去了，肩頭起伏，兩眼紅紅地朝我們大家張望，任憑淚水流淌，抽泣著抱怨：“我沒想到，你、你們為啥……為啥也不提個醒，啊？哪怕、哪怕分乘兩架飛機，也、也可以減少損失，你們為啥也沒提個醒啊……”
我難過愧疚地垂下了頭。我想起幾星期前跟隨周思來從西安飛重慶，過秦嶺遇險的情景。天生麗質，美麗無比的小揚眉那一次嚇哭了，周思來馬上將自己的傘讓給了她。
這一次飛機遇難，活潑可愛的小揚眉是怎樣的一種驚恐痛苦？我簡直無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後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顫，哀傷欲淚。
許多領導同志一邊流淚一邊互相勸說節哀，派幾位女同志照顧勸慰李佩芝，其他人開始准備善後事宜。4月19日，重慶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會。在追悼會上，周思來再次痛哭失聲，流著淚報告了遇難諸烈士的生平事跡。同一天，他在《新華日報》
上發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懷念戰友，另方面還有一種情緒。由於處在激烈的階級斗爭時期，國民黨暗殺行動相當普遍，許多人都認為這次空難是國民黨預謀的一次政治暗殺行動。周恩來雖然萬分悲痛，但他無論何時何地都堅持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經過調查了解，他對我們說，不應該妄猜是政治暗殺。他舉出我們過秦嶺遇險的例子，說美國飛行員都是認真負責的，不會那麼做。這次的不幸事件，實事求是講是一次偶然發生的空難，是因為天氣驟變，飛機不幸撞在了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上。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三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10月28日。
他的這一次痛哭，有個過程，是國共談判以來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悲傷的總爆發；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犧牲之後，談判終於破裂時爆發出來的。
周恩來本是個笑口常開，“宰相肚裡能行船”的人物，並且笑起來很有感染力。他開懷大笑時，常常是雙手抱臂，把頭向後仰去，笑聲響亮，熱情洋溢。建國後這種時候很多，留下的“鏡頭”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沒見過他這樣笑，反而多次見到他悲痛落淚。
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揚言要在48小時內全殲中原解放軍。李先念等將領率部隊主力奮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圍，以此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內戰終於爆發了！
從那天起，周恩來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嚴厲。他在致電中共中央時作出判斷：
“現在形勢，邊打邊談，打又為主。”
蔣介石在發動全面內戰的同時，對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緊迫害。7月11日，國民黨特務用美制無聲手槍暗殺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15日又暗殺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員聞一多。這兩位著名民主戰士的連遭暗害使周恩來“悲憤到極點”，我目睹他“臉色蒼白，熱淚流淌”，就連葉劍英也表示，周恩來所表現出的極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動”。我跟隨周恩來去見馬歇爾時，周恩來曾義憤填膺地說：“國民黨用武力來打中共，雙方還可以對打，我們中共有武裝。民盟並無武力，國民黨有一切權力可用而不用，卻采用了暗殺的手段來對付民主人士，這已是無恥到家的法西斯作風，我憤慨得無話可說……”
周恩來講到這裡，眼圈紅了，濕施施地閃著光，卻忍住沒有叫淚水流出。
隔了幾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過深，突患腦溢血去世。周恩來和鄧穎超趕去看望，周恩來握住陶行知還未完全僵硬的手時，眼裡又溢滿淚水，強忍住沒流下來，哽咽道：“你的事業會由朋友們、你的後繼者們堅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連續攻占張家口、長春、安東和蘇北、山東等大片土地，並下令召開偽國大。至此，國共之間已經沒什麼可談的了。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國民黨打下張家口後已下令召開“國大”，證明要破裂。南京、上海為爭取時間疏散人員，擬在四五天內保持沉默，請中央嚴厲批評國民黨。
緊張的撤離疏散工作開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黨派有不少人仍對和平抱一線希望，張君勵、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館勸周恩來去南京最後爭取和平的希望。周恩來為了爭取民主黨派，讓事實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國民黨蔣介石之後，還是來到南京作最後的和談努力。
就在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刻，國民黨一方面加緊進攻解放區，一方面積極籌備召開偽國大，向各民主黨派許願封官。這種形勢下，有的民主黨派負責人為和平焦急，又為國民黨誘惑，辦了糊塗事。
月28日，民盟秘書長梁漱溟提出一個對中國共產黨極為不利的停火方案，沒和中國共產黨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孫科和美國駐華特使馬歇爾。之後，梁漱溟才到梅園新村來向周恩來解釋這個方案。
周恩來拿到方案，聽說方案已經送給了孫科和馬歇爾，臉色就開始有變。因為前不久，他剛同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一道訂有“君子協議”，記得當時談得熱烈真誠，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動時，要事先打招呼，相互關照，共同協商，共同行動，一致對付國民黨。現在，梁漱溟的行動顯然違背了這個君子協議。
周恩來看著方案，勉強聽梁漱溟解釋了幾句。當梁漱溟講到“就現地一律停戰”時，周恩來忽然把手一擺，雙眉深鎖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
他把頭向梁漱溟伸過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洩而出：“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
梁漱溟趕緊解釋：“恩來兄，現在的形勢，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國民黨的態度，目的是為了和平……”
“做人要講信義，你們不守信用。”周恩來難過地搖頭，“我們有君子協議，我們有協商好了的意見，你們單方面不打招呼就這麼做了。你們跟蔣介石打招呼，不跟我們打招呼。抗戰以來，我們一直團結得很好，交了朋友。現在我們困難，你們不是盡力幫忙，反而……”周恩來越說越激動，胸脯開始起伏。他突然憋住聲，忍了幾秒鍾，驀地迸出一聲：“你們不夠朋友！”
我記得很清楚，周思來就是講到“你們不夠朋友”時哭的。這一次的哭來得急促突然，沒有“眼圈一紅”和“淚溢眼堤”的過程，隨著“不夠朋友”的話音，淚水下下子就進濺出來，那是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悲傷在這對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噴發了。這種噴發確實驚人而激烈，不但聲淚俱下，而且帶著感情受到極大傷害的憤激的指責：
“本是多年的朋友，關鍵時刻做出對不起我們的事。你們這是出賣朋友，不講信義！”周恩來作著激烈的手勢，蒼白的臉孔在憤激中脹成通紅，眼裡有淚水湧流，更有灼人的火星進出：“你不用辯解。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一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現在你們是怎麼做的？哪一條夠我們的君子協議？你們對得起共產黨嗎？對得起李公樸、聞一多、陶行知諸烈士嗎？”
說到李公樸、聞一多、陶行知，周恩來哭得更悲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顫。因為周恩來與民主人士交往，歷來是溫文爾雅，和藹可親。
像這樣激烈地發洩情緒確實是絕無僅有。在他聲淚俱下，慷慨陳詞時，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種激烈的情緒在眼裡，在嘴角，在手勢上交織而現：
“你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游擊。我們本來就是打游擊出身的。可你們怎麼辦？沒有共產黨你們怎麼辦？你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斗，他能允許你們存在？你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你們一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你們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來兄，你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梁漱溟誠懇地自我批評，並且馬上采取行動，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都找到梅園新村來，大家一商量，一致決定將已經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來，並且立刻分頭行動。
到馬歇爾處，因為馬歇爾外出未回，文件還沒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順利就拿回來了。到孫科那裡，國民黨已對這個方案進行過討論。他們趕緊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條，需要補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帶回來了。
一場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第三方面的民主黨派和人士，絕大部分都是夠朋友的。蔣介石搞的偽國大，雖然推遲4天才召開，仍然沒能拿幾個“第三方面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不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也發表談話：“民盟決不參加一黨國大。”最後，國民黨搞的“國大”，只有青年黨、民社黨和少數無黨派人士參加。
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四次痛哭，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事還得從周思來與陳雲一道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講起。
歷史上，有幾次在重大問題上周恩來的意見是正確的，但不能為毛澤東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雖然有看法，但是從大局著想，為了維護團結和中央的統一，總是委屈自己，做出檢查。當時聽知情者講，周恩來反冒進激怒了毛澤東。因為有人提出個高指標，毛澤東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心切，對高指標很欣賞。周恩來不同意，說必須講平衡。
毛澤東對這個高指標比喻為：“一馬當先，才會萬馬奔騰。”
周恩來在會議之後找毛澤東談觀點。他說：“我是總理，我在具體工作上的體會是：
一馬當先，會引起全面緊張。一個方面高指標，方方面面都要吃緊，經濟建設不講平衡不行，這樣搞，我這個總理就不好當呢。”
由於周恩來和陳雲指示報紙社論提出反冒進，激怒了毛澤東。他認為反冒進就是右傾保守，就是給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潑冷水，就是不要發展生產的高速度，因此在會上會下多次嚴厲批評“反冒進”，不許再這樣提，再這樣提就是右傾。
於是，周恩來也會上會下地多次做檢查。
那天，周恩來把他的理論秘書范若愚找去了，請他幫助寫檢查。范若愚從周恩來那裡回來後，臉色很沉重。過了幾天，我們才知道，周恩來對他談了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的事。總理心裡很難過，有幾次談到傷心處，眼裡都含了淚。
那時，我們工作人員就發現了一個不成規律的規律。在搞經濟建設上，周恩來和陳雲觀點比較一致。第一個五年計劃本來完成得很好，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當時是穩步而又快速的。毛澤東批“反冒進”，直到後來搞起“大躍進”，打亂了建設步伐。當毛澤東能支持周恩來和陳雲的做法時，他們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當毛澤東不能容忍他們的做法時，周恩來總是作檢查，而陳雲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養，躲開了，他不肯作檢查。等毛主席發現大躍進搞不下去了，“家貧念賢妻”時，陳雲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當國民經濟好轉，毛澤東松口氣說：“看來問題沒那麼嚴重麼”，又要搞運動了，陳雲便又生病躲開了。
周恩來躲不開，他是總理，而且必須配合毛澤東搞工作，為大局為團結，他只能作檢討。黨內公認總理的組織觀念最強，從不犯自由主義。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沒聽到過他背後議論哪位同志的缺點，總是講這個人有什麼什麼長處，那個人如何如何好，有什麼什麼貢獻。對於缺點錯誤，他堅持當面提或公開講。這次為了“反冒進”而挨批評的事，他也一樣不議論不提別人有什麼“錯誤”，只談自己的“錯誤”，談自己的擔心和苦惱，找認識上的差距，設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幫總理寫檢查，認識“問題”，總理沒多久又不讓他幫了。說要自己寫。
後來我們才聽說，毛澤東講了話：“不要叫秘書幫忙，自己認識自己寫。”
毛澤東是想讓總理自己動手，以便真正“提高”認識。
那天，我見總理坐在辦公桌前，小臂上戴著工作袖套，左手撐在額頭上，右手提筆，對著那份檢查紙，久久不動，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變化；兩道濃眉毛莊嚴沉重地橫直在左手的下緣，眼皮有節奏地三秒鍾一夾，三秒鍾一夾，始終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紙上不移動，時而明銳時而暗淡，時而清澈，時而茫然。稿紙上無字勝有字，我從那目光的明滅閃爍之中，讀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憫；有願望有不解有決心又有痛苦……有幾次，總理似乎想通了什麼，決心了什麼，右手的筆落到紙上。可是，筆尖觸到紙上的剎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來。他幾次落筆幾次提筆，紙面上留下一些點狀和線狀的印痕，卻不成字體不成文句。
忽然，總理放下筆，將砧污了的紙揉成團，扔入廢紙簍，重新換一張紙。可是他沒有重新抓筆，將身子後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著屋頂的某一點，像是在出神。
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紅，淚水漸漸升起，潤濕了眼角。他輕輕合上眼皮，眼角始終濕潤，但始終不曾淌下淚，像一尊漢白玉的石雕……總理好難喲！我心裡酸酸地想，眼圈也濕潤了。我悄無聲地退出總理辦公室。我事後也感奇怪，總理這一次“哭”，僅是眼圈一濕便合上了眼，始終無聲無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卻如此經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淚。而且，隨著時間越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也越客觀全面時，這種感覺也就越強烈。現在，有的人對歷史上某些事情感覺不好理解時，我第一句話總是說：總理好難喲。我相信，歷史和人民最終都能正確理解這一點。
鄧大姐有自己的原則，從不插手總理的工作，看到總理犯難，她只在辦公室的門外轉來轉去，不好勸，不好幫，甚至也不好進那個辦公室的門。後來她忍不住，就給范若愚打了一個電話。她不知毛主席讓周總理自己動手寫檢查的情況，在電話裡說：“總理那麼難，你就忍心丟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臉難色地說：“大姐，不是我要走，是總理要自己寫。”
“他現在寫不下去呢。”鄧大姐著急擔心地說，“他很難過，你幫幫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趕到總理那邊去。可是，他到底沒幫上總理的忙。周恩來還是堅持自己動手寫了檢查。
從批評“反冒進”，進而發展到“大躍進”，天災人禍，國家終於陷入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
記得在一次國務院召開的全體會議上，民政部匯報全國各地的災情。
總理以往聽匯報，喜歡詢問、糾正、指導。這次他幾乎沒有插話，微微低著頭，靜靜地聽，間或胸脯起伏幾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肅穆沉重，眉頭蹙緊，仿佛籠罩在蝕骨的哀傷之中。從我們這個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傷地低垂著的額和耷下眼皮的兩眼，嘴角抿緊，向裡抽回。我們了解總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進行嚴厲的自責和反省……民政部從四川講到雲南，講到一些山區窮極了苦極了，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這時，我發現總理睫毛抖得厲害，兩道淚水從眼角順著蒼白的臉頰悄無聲息地淌下來，附在臉上默默地閃爍。他稍稍抬起一些頭，淚花迷離地望住會場，喉結使大勁抽動一下，沙啞地說出一聲：“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臉上的淚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為豐饒的淚水，終於有淚珠掉在了胸襟上。
會場靜極了，靜極了，靜得能聽到總理淚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聲。於是，我心頭一酸，淚水奪眶而出。於是，會場起來一陣隱約的唏噓，大約在場的政府官員都哭了。畢竟，他們都是人民的兒子。那時的干部極少極少有人以權謀私，不敢不會甚至想也想不到。他們是一批有理想，熱衷於獻身的人，然而，現實卻殘酷地讓他們流下了淚……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不遂人願的現實又一次令我們的總，理流下了淚。
那是1970年3月，周恩來把陝西省和延安的領導同志叫來北京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北京市的領導。總理要求陝西省要關心延安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區，派科技人員，幫助延安發展5小工業。總理心情沉重地說：“延安老區，對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貢獻。我們進城了，延安還那麼苦，我還是從我身邊一個同志的小孩子口裡知道這個事……”
總理所說“身邊一個同志”就是我，所說“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在1968年才15歲就下鄉去延安地區插隊，1970年3月回京探親。總理喜歡我的女兒，在我女兒小時，他和鄧大姐多次抱著我的女兒邀請：“俐俐，住到我家裡來吧。”現在，總理聽說她下鄉回來，特意把她接到家裡來吃飯。問到延安地區群眾生活時，俐俐說了實話。說到那裡人民群眾的一些窮困現狀，總理聽著聽著，停住了吃飯，放下了筷子，難過地垂下頭。當我的女兒講完時，總理慢慢抬起頭，淚水已經俏無聲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
所有這幾次無聲的哭，都帶了青石般的隱忍，有多少說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無奈在其中呵！
這種苦澀的淚，他只能默默吞進自己的肚子裡。我明白，對於總理來說，這才是最痛的痛哭。
這一章結束時，我想附帶再講幾句。
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己。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止。毛澤東請長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總理晚年卻一次也沒有哭。發現癌症，住院，手術，戰友同志來看望；談過去，談現在，談未來；話題是工作也罷，生活也罷，他從沒流過一次淚。
總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終服侍在他身邊，那情景在最後一章將詳細介紹。在那最後的三四年間，我沒見他流一滴淚，比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顯得嚴峻、深沉、鎮定、莊重。
病重而難以下床之後，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葉帥有段時間幾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總理都是打起最後一點精神，說說笑笑，而且只談工作不談身體，那氣氛總給人一種身體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覺。
只要客人一走，總理就會一頭躺倒，頭冒冷汗，再無力氣動一動身體或說一句話。
我親眼看到，葉劍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後都要抹眼淚。他們在總理面前不流淚，打起精神說話，還可以笑。但一出門就哭。他們彼此都是強壓悲哀，安慰對方，怕影響對方情緒。那一種感人心魄的戰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記得，李先念有幾次離開病房後，一邊抹淚一邊加快步子，淚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樣子，走到樓道盡頭，再也忍不住了，嗚地一聲，號陶大哭。
見者聞者沒有一個不跟著痛哭失聲。
特別是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在總理昏迷時可以被允許進來默默看一看。出門後，好幾個放聲大哭，一頭昏倒在地。不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人，是難以理解那種情，那種痛。
然而，我們的總理始終沒流一滴淚，直至默默無聲地離開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