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也許是我不能忘記的一年。因為從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潑了小小的波瀾。那一天，我是開往廣州去的醒獅輪船的搭客，同伴有五個。
離開學校後，我在某書館充當編輯。我這職業，使我和文學發生了關係。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獅輪船以後，我和文學的「職業的關係」就此割斷；在輪船上，我寫了一篇《南行日記》，到汕頭時寄給上海的朋友，我還預備再寫，還預計一個月後回到上海可以多寫，不料既到廣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記》無從繼續，簡直的和文學暫時絕緣。
那時的廣州是一大洪爐，一大漩渦。——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這洪爐，這漩渦，來了一個「爆發」。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沒有職業，可是很忙。那時我的身體比現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後，還不覺得疲倦，還想做一點自己興味所在的事。於是我就研究中國神話。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像有「天淵之隔」，可是我覺得這也是調換心力的一法。
同時我又打算忙裡偷閒來試寫小說了。這是因為有幾個女性的思想意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時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女學生或女性知識分子偏以為不進革命黨便枉讀了幾句書。並且她們對於革命又抱著異常濃烈的幻想。是這幻想使她撲進了革命，雖則不過在邊緣上張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釘子，於是憤憤然要革命了，她對於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點懷疑的心情。和她們並肩站著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們給我一個強烈的對照，我那試寫小說的企圖也就一天一天加強。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話，可是只想快些結束；白天呢，不論在路上走，在電車裡，或是在等候人來的時候，我的思想常常為了意念中那小說的結構而煩忙。
記得八月裡的一天晚上，我開過了會，打算回家；那時外面大雨，沒有行人，沒有車子，雨點打在雨傘上騰騰地響，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剛才開會的時候，她說話太多了，此時她臉上還帶著興奮的紅光。我們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洶湧」，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時在大雨下也會捉筆寫起來罷？
這晚回家後我就計劃了那小說的第一次大綱。
就那樣既和文學斷絕了「職業」的關係以後，我又「非職業」的再度和文學發生了來往。
那時計劃下了的小說大綱，就是後來那《幻滅》的前半部材料。從計劃大綱到動手寫，隔開了整整一年。這一年中間，我在革命的洪流裡滾。那「大綱」寫了後就沒有工夫再修改，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漢後就連這「大綱」也忘記得乾乾淨淨，就連我曾經有那樣的「創作衝動」也忘記得乾乾淨淨。
這時的武漢又是一大漩渦，一大矛盾！
而我在上海所見的那樣思想意識的女性也在武漢發現了。並且因為是在緊張的大漩渦中，她們的性格便更加顯露。
那時我的工作使我每天一定要接觸許多人，而且一定要有許多時間化在路上，——輪渡或洋車，而且有時也要等候人，那時候，我偶然也有「寫點小說罷」那樣的念頭閃過，但是只不過一閃而已。從沒繼續到十多分鐘。因為不但忙，我的身體也不像半年前那麼健康。非到午夜二時不能睡覺，第二天十點多起身後又得會客，又要跑機關，又要開會，什麼不急之務的「寫小說」自然斷了念頭。
終於那「大矛盾」又「暴發」了！我眼見許多人出乖露醜，我眼見許多「時代女性」發狂頹廢，悲觀消沉。我離開武漢，到牯嶺去養病。
襄陽丸的三等艙裡有一個舖位上象帳幔似的掛著兩條淡青色的女裙。這用意也許是遮隔人們的視線，然而卻引起了人們的注視。我才是在這「人海」的三等艙裡又發見了在上海也在武漢見過的兩位女性。她們也是要到九江。從她們嘴裡，我知道了這下水船上有我的許多熟人。於是那一年前寫下而且擱在上海寓所裡的所謂小說大綱突又浮上了我的意識。這次因為是閒身子了，就讓這「大綱」在我意識上閃動，閃動。
九江住了半天，就上牯嶺。找定了旅舍後第一件事就是再彈「老調」，好像題目就是《牯嶺通信》。
雖然是養病，幸而我的病不過是神經衰弱和失眠，我總得弄點事來度日子。尤其是到了山上不滿四天，從漢口一同來的兩個朋友都就走了，我獨個兒便想遊山也提不起興致。
那麼正可以試試寫小說了，可不是麼？然而據說寫了字的紙平常常會闖禍，特別在那時候客中。我簡單的行李中卻還帶著一本書：英譯的西班牙小說家柴瑪薩斯的作品。光景這是不會闖禍的，我就翻譯其中的一篇：《他們的兒子》。這無非因為在山上沒事做，而又不肯離開這樣空氣好的地方。
剛到山上的時候，熟人很多；一個廬山大旅社幾乎全是武漢下來的逋客。七月杪，他們都分批走了。後來又來了三位，只住一天，就到白雲深處的什麼洞去避囂。熱鬧過一時的牯嶺，暫時又冷靜了。人在那裡只看見雲霧，外面的世界鬧得怎樣，可不大明白。那時還有兩位相識者留在山上。都是女子，一位住在醫院裡，我去訪過她一次，只談了不多幾句，她就低聲說：「這裡不便說話」。又一位住在「管理局」，權充了那邊的林太太的「清客」；從她那裡，我知道了山上世界一個大概。
秋風起後，我就回上海。從亂紙堆裡翻出一年前所記的「大綱」來看，我覺得這大綱不能不大加改削了。
那時候，我坐定下來寫；結果便是《幻滅》和《動搖》。
所以《幻滅》中把三個女性做了主角，不是偶然的。稍稍知道我的生氣，但和我並不相識的人們，便要猜想那三位女性到底是誰，甚至想做「索隱」。然而假使他們和我熟識並且也認識我的男女朋友，恐怕他們就會明白那三個女主角絕對不是三個人，而是許多人，—－就是三種典型。
並且這三種典型，我寫來也有輕重之分。我注意寫的，是靜女士這一典型；其他兩位，只是陪襯，只是對照。而況我又沒有寫一個真正革命的女性。所以我是應該挨罵的。
五一節，一九三三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