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九月，我開始做小說，到現在已經整整五個年頭了。五年來，除了生病，（合算起來，這也佔據了兩年光景），我的精神時間，幾乎完全在小說的構思與寫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時並沒生病，卻也不做小說；那時，我寫了些學術的（說來自己覺得慚愧）小本子，例如《中國神話研究》之類；那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專心做小說，不要弄那些「雜著」，他們對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歡東拉西扯的我並不能嚴守朋友們的規勸，後來我又寫過一些神話方面的雜著，甚至於大膽地論述西洋文學的源流變遷等等。
現在來算這五年工夫的總帳，回頭看看，我不免「汗流浹背」了。雖則朋友們對於我的期望是寫小說，而我在五年來亦已胡亂寫成了一百萬字的小說，可是這些作品當真有點意思麼？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製濫造」；二，未嘗為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這是我五年來一貫的態度。至於我的觀察究竟深刻到怎樣，我的技術究竟有沒有獨創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點也不敢自信！雖則我常常以「深刻」和「獨創」自家勉勵，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學，可是我很知道進步不多，我離開那真正的深刻和獨創還是很遠呀！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而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確。而社會對於我們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為的反映！每每想到這一些，我異常興奮，我又萬分惶悚；我慶幸我能在這大時代當一名文藝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無社會科學的修養就居然執筆寫小說，我真是太膽大了！
然而我還是繼續在寫。因為我知道我還沒有老，我的腦神經還沒有硬化，我還能夠學習。每逢翻讀自家的舊作，自己看出了毛病來的時候，我一方面萬分慚愧，而同時另一方面卻長出勇氣來，因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評的工夫有了進展；我於是仔細地咀嚼我這失敗的經驗，我生氣虎虎地再來動手做一篇新的。我永遠自己不滿足，我永遠「追求」著。我未嘗誇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這樣的心情，使我年復一年，創作不倦。
現在總算寫了一百萬字了，其中有七十萬字是長篇小說。
我的創作才能畢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來；但在我自己，卻覺得我的創作活動還只不過開了一個頭。人家問我：哪幾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雖則無論長篇短篇，我從構思到成篇，從來不敢草率，但是過後再看，沒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現在已經發表的作品全部當作我努力上進的「里程碑」來看時，那我倒有幾句話可說。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長篇小說《幻滅》，接著又寫了《動搖》和《追求》，也是長篇。第四次的作品《創造》方是短篇。
這算是我對於短篇小說的嘗試。那時候，我覺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題材都是恰配做長篇，無從剪短似的。雖然知道短篇小說的作法和長豈不同，短篇小說應該是橫截面的寫法，因而同一的題材可以寫成長篇，也可以寫成短篇；但是那時候的我笨手笨腳，總嫌幾千字的短篇裡容納不下複雜的題材。第一個短篇小說《創造》脫稿時，我覺得比做長篇還要吃力，我不會寫短篇小說！
以後我又寫了《自殺》等四五個短篇。在題材上和技術上，都和那《創造》同屬一類，實在可說是浪費筆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後，神經衰弱，常常失眠，已經寫了三分之一的長篇小說《虹》也無力續完，（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這一歷史的時期作為背景的，但剛剛寫到「五卅」運動爆發就因為生病而停頓了）於是我又再試試短篇。這結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呢，卻覺得《陀螺》和從前寫的短篇有點不同，至少，從前那種「無從剪短似的」拘束侷促，是擺脫了一些了。
但在題材方面，這《陀螺》還是和《創造》等篇沒有什麼兩樣。那時我離開劇烈鬥爭的中國社會很遠，我過的是隱居似的生活。我沒有新題材。並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時候總沒想到應用自家親身經歷過的「舊題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幾年裡震動全世界、全中國的幾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這些「歷史的事件」都還沒有鮮明力強的文藝上的表現；我在《幻滅》，《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虹》裡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現，我應該苦心地再處理那些題材。然而寫著《陀螺》那時候的我卻從沒這樣打算過。似乎因為自家不滿意那幾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了那些舊題材。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以為那些「歷史事件」須得裝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裡這才能夠抒寫個淋漓透徹。而我那時的精神不許我寫長篇。
最後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於那些「舊題材」的從新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老調」，還不如不寫。
但是想改換題材和描寫方法的意志卻很堅強。同時我又走回血肉鬥爭的大都市上海來了，這是一九三○年春天。而病又跟著來了。這次是更厲害的神經衰弱和胃病。小說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裡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看人家……然而這樣「無事忙」的我，偶爾清早期來無可消遣，（這時候，人家都在第一個夢境裡，我當然不能去看他們）便也動動筆，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頭林沖》和《大澤鄉》等三篇就在那樣的養病時期中寫成了。這算是我第一回寫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萬字光景。在題材方面，我算是改換了，我逃避現實。自然我不缺乏新題材，可是我從來不把一眼看見的題材「帶熱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會兒，要等到消化了，這才拿出來應用。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執拗。我想我這脾氣也許並不算壞！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體方才好些。再開始做小說，又是長篇。那一年就寫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來了，以後是上海發生戰事，我自己奔喪，長篇《子夜》擱棄了，偶有時間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鋪子》和《小巫》便是那時的作品。題材是又一次改換，我第一回描寫到鄉村小鎮的人生。技術方面，也有不少變動；拿《創造》和《林家鋪子》一對看，便很顯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則頗以為我這幾年來沒有被自己最初鑄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裡有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嘗過此中味道的。
所以當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學生涯的「里程碑」來看時，我就覺得《創造》，《陀螺》，《大澤鄉》，《林家鋪子》，《小巫》等篇對於我頗顯得親切了。《叩門》等三篇隨筆因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來時也有親切之感。而我也就以這幾篇作為一個選集，應了朋友介紹的書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