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一位論文作者的信
我個人對於您的論點，有一部分器具同感（但我以為如果把阿Q叫做落後農民的典型，還不如叫做普通農民、一般農民的典型）；但是，您把精神勝利法作為這個典型的主要特徵，我則以為不然。不可否認，魯迅在描寫阿Q的精神勝利法時，其諷刺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而且他是"聯繫那時的實際"，可以說是指著那時士大夫（所謂正人君子）的鼻子指斥的。然而，從阿Q這個典型看來，精神勝利法只是起一端—-農民落後性；而在阿Q身上還有相反的東西，即要求革命的願望，即在渾噩的外衣之下的樂觀主義精神（不少人只看到他的渾噩的外衣，而忽略了他的樂觀主義的內核），以及他的勤勞、氣質等等。如果只有精神勝利法這一特徵，那麼，阿Q就不是農民的典型而是那些所謂正人君子的典型了。
同時，我們也必須記得：阿Q作為農民典型，是有他的特定的時代性的，——他是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民典型。阿Q的時代，馬克思主義還沒有來到中國，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及其愚民政策對農民還有極大的影響，表現在阿Q身上的，就是它的精神勝利法等等。不能離開了時代背景談典型性，對阿Q的典型性，亦應作如是觀。
1959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