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
魯迅在1932年4月寫的《二心集》（1930-31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的序言，在回顧自己的思想發展的過程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就以這樣的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之下，堅決為人民服務，堅決與各種嘴臉的反動勢力鬥爭，鞠躬盡瘁，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
正像世人共知的其他許多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一樣——在這裡，我想到了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等等輝煌的名字，——魯迅所走過的道路是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不但充滿了荊棘，而且有當道的豺狼，有窺伺在暗處的鬼蜮，也有戴髑髏而舞的狐狸。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1926年，魯迅在小說集《彷徨》的卷頭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詩句作為題詞；這表示那時的他抱著我們古代哲人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邊戰鬥，一邊追求真理。那時候，他的基本態度，可以從他後來對於《語絲》（1924年發刊的週刊，魯迅和它的關係最久）的評價得到說明；他說《語絲》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害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所以隱約起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這一段話，說明了同人雜誌《語絲》的態度和進行戰鬥的方法。自然，"應該產生怎樣的新"，魯迅當時並不是沒有目標。但魯迅之所以沒有明白的表示，正因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認識以前就有所表示，這和他"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而堅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個人有這樣的感想：如果把魯迅和羅曼·羅蘭相比較，很有相同之處。羅曼·羅蘭七十歲時，曾經為了答謝蘇聯人民對他的慶祝說過這樣的話：「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經走到了。這個旅程並不平順，然而完結得很好。"羅曼·羅蘭在解釋他"是從什麼地方，從什麼時代的深處來的"，曾經沉痛地說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一直在悲觀主義的重壓之下度過的。同樣地，魯迅也經驗過"寂寞和空虛"的重壓，而魯迅的"旅程"好像比羅曼·羅蘭的更為艱苦，因為他不但背負著三千年封建古國的"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而且他還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會所形成的"買辦文化"作鬥爭。
書香人家的子弟，幼誦孔孟之言，長習聲光化電之學，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到共產主義：魯迅所走過的這樣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們的許多前輩先生。這是中國的愛國的知識分子經過事實的教訓以後所選擇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魯迅是引導著萬千青年知識分子走向戰鬥，走向這樣的道路的旗手。
我們古代的哲人曾說：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義者）為能愛人，為能憎人。魯迅就是這樣的"仁者"，他維護「人"的尊嚴，他愛的是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他憎恨的是剝削者和壓迫者。這樣的"仁者"也一定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戰士。1930年以前魯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動，大概可以用這幾句話來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就開始了文學運動的計劃。這是打算出版一種期刊，定名為《新生》。但這計劃終於為了種種阻礙而沒有實現。後來（1922年，《吶喊》序），他回顧這一時期，告訴我們：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藝運動，因為文藝善於改變人們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變精神作為第一要著，是由於認識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這是魯迅對於那時候的中國人民的命運的最沉痛的說法。為什麼"只能做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呢？魯迅從各方面來分析，揭露了問題的本質。
他懷著無限沉痛的心情，從《狂人日記》開始，取材於「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尖銳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國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記》借了"狂人"的口說出了幾千年的"禮教"——中國封建制度的思想體系——的吃人的本質；他的發狂，正是封建禮教迫害的結果。
《藥》的意義更為深遠而痛切。"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之一，求"藥"以救生命，然而這所謂"什麼癆病都包好"的"藥"（人血饅頭）不但和騙人的巫術一樣，並且那據說是"靈效"根源的人血還是一個革命者的血，也就是為了「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而獻出來的血！在這裡，魯迅的悲憤是雙重的。他既痛心於民眾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覺醒，也批評了當時（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運動之脫離了民眾。後來魯迅自己說明《藥》的意圖道：「因為那時（五四運動時期）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而且也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被殺的革命者）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這也就是說，《藥》的深遠的寄托不在於那個"花環"而在於表現在整齊的深刻的矛盾。魯迅根據他自己目擊的辛亥革命的失敗經驗，借《藥》的故事指出了一個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眾，那麼，先驅者的血恐怕只能被當作"人血饅頭"的材料罷了；而要使群眾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開他們思想上的枷鎖，使他們睜開眼看——用魯迅自己的話，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就是"改變他們的精神"。
《阿Q正傳》就是在更大的規模、更深遠的意義上，來揭露"國民性"的痼疾的。就經濟地位而言，阿Q是個勞動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勞動人民的一些脾性而外，還有不少的封建階級的思想意識，而這些思想意識恰恰又成為阿Q的精神上的枷鎖和麻醉劑；但即使這樣，當中國發生了革命時，阿Q便做了革命黨，然而又"不准革命"，終於被搖身一變的假革命的新貴們拿去作為"示眾"的材料。這就不但是阿Q個人的悲劇，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有人以為阿Q終於做革命黨是不符合於阿Q的性格的。1926年，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裡，曾經這樣答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這最後幾句話，暗指著當時就要到來的1927年的革命。魯迅對於那一次革命是並不樂觀的，甚至於悲觀。這且留在下節再說。
阿Q這典型，如果只作為雇農來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來看，那就不能夠說明它的複雜性和深刻性。在舊社會中，所謂"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從「袞袞諸公"到"正人君子"（偽善者），知識分子，市民，乃至勞動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幾分阿Q的"精神氣質"。因為，所謂"阿Q相"者，其構成的因素不是別的，而正是階級社會的剝削制度所產生的等級觀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當《阿Q正傳》在報上連續刊登的時候，有些"正人君子"（偽善者）和高貴的紳士們，惴惴不安，都以為是罵到了自己。他們這惴惴不安實在是有理由的，因為在阿Q這面鏡子裡正照出了他們的嘴臉。認真說來，即在今天的我們，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說：阿Q這面鏡子裡沒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個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這是因為，社會制度雖然改變了，舊社會舊制度所產生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卻不能夠馬上在人們腦子裡消滅的。
毋庸諱言，《阿Q正傳》的畫面是相當陰暗的，而且魯迅所強調的國民性的痼疾，也不無偏頗之處，這就是忽視了中國人民脾性上的優點。這雖然可以用"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來解釋，但也和魯迅當時對於歷史的認識有關係。魯迅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而表示同情：歷史上中國人只有做穩了奴隸和求為奴隸而不得這樣兩個時代。這顯然對於中國歷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計太低了。但說這樣話時的魯迅，有的是憤激，是苦悶，而絕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現的內心思想一樣，儘管有矛盾，苦悶，而並不消沉。他還是堅決地戰鬥著，同時也不懈不怠地追求著真理。這正是魯迅之所以成其偉大。
魯迅那時候的苦悶——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虛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這段時間）他所深以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長大片來，如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的"寂寞"，性質上有相同之處，而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他把"五四"運動右翼分子的日趨反動，以及本來反對"五四"運動的人們那時也掛羊頭賣狗肉，企圖篡奪領導權等等這些事實，和他所目擊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敗象，加以比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傳》中描寫趙秀才、假洋人之類的乘機"革命"，"鹹與維新"，和不准阿Q革命，筆鋒所指，也向著"五四"以後那班投機家。）而不同之處，則在於他也目擊著或至少感覺到動盪的時代中有一股頑強的潛流，「好像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在於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進化論以外，又"擠"進了新的東西——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這不同之處，標示了魯迅思想的發展。而反映了他的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和憤激的情緒的，便是《野草》（散文詩，二十多篇，1924-26年作於北京）。後來（1931年），他自己對於《野草》作了這樣的說明：「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野草》英文譯本序，1931年11月）這裡，"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是指1927年以後當權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失掉的好地獄》用的是象徵的手法，但可以看出，這裡指的是北洋軍閥的必然倒台，而同時預言了代替北洋軍閥的蔣介石派會比北洋軍閥更壞。魯迅對於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勢和風雲人物所採取的保留態度，可以說是他"由於事實的教訓"（辛亥革命的失敗）故而頭腦比較冷靜，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但同時，也不能不說，他那時對於此後必然要求打倒"地獄"的新人，還沒有明確的信念。他的這種保留態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當時"革命策源地"廣州的時候，暫時沉默起來。
魯迅在廣州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他的思想發展上，卻很重要。後來，（1932年）他總括那一時期的自己的思想變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三閒集》序言）。魯迅不是那樣的人：昨天剛從書本上讀到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初步知識，今天便自詡為已經掌握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鄙薄那樣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長於舊社會的人，出身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當票作為本階級的叛逆者出現的時候，並不等於已經完全獲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靈魂深處已經沒有封建意識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殘餘；他們常常可能在某一點上正確而在別一點上犯錯誤，在某一時期正確而在另一時期犯錯誤。而魯迅之所以比他同時代的人更能認識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也正由於他親身的長期體驗。他常常說，"積習難忘"；又說，他雖然經常無情地解剖別人，但是經常更無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於旦夕之間，聽過一二次講演、看過一二本書，就從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他以為這樣"突變"了的知識分子是經不起考驗的。而事實上，他也目睹了不少這樣的"英雄"在小小風霜之下就現了原形。
正是由於上述的種種事實教訓，魯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於辛亥革命的失敗。《野草》時期的自我思想鬥爭得到了結論。也正因為在長期的思想鬥爭中吸取了事實的教訓，他在糾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進化論的脾氣以後建立起來的新信仰，是從心靈深處發生的，是付給了全生命的力量的；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難關頭，他堅決地走向共產主義，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開始了新的、長期的、更艱苦更勇猛的戰鬥。
1928年8月，魯迅在答覆讀者的公開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這一年，正是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展開了論爭的時期，因而魯迅這幾句話，是有感而發的。在這些話裡，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評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對的著作"，這很重要。這正表現了魯迅對於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時候，有系統地介紹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創造社和太陽社首先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初步知識，並且強調了文藝應當為革命服務，作家應當站定革命的立場，表現革命鬥爭等等，對於當時的文學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這都是應當肯定的；然而毋庸諱言，它們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討論當時文學運動的具體問題時，卻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這些具體問題，就是作品的題材問題，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問題，對於當時的進步作家的評價問題，特別是對於魯迅的評價問題等等。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時，就應當考慮到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特點，當時中國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的具體情況，以及當時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戰略——又批評又團結的統一戰線工作；但由於當時的左翼文學運動者還不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因而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每每喜歡用教條的框子來硬套。這樣的辦法，顯然是不能說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評的態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至於當時的"普羅文學"作品，則極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東西。魯迅反對這些教條主義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反對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但魯迅在那時候也還是正在開始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他後來說，他感謝創造社對他展開的爭論，因為這「擠"他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因而在這次論爭中，我們還不能看到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當時革命文學運動中所有的具體問題提出有系統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張，像他在1930年以後那樣。
反對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國粹主義"，同時也反對生吞活剝、搬弄洋教條，這是"五四"以後魯迅所極力主張的，這也仍然是1928年論爭中魯迅的基本思想，但因當時的論爭夾雜著個人問題和宗派情緒，因而這一基本論點就不很突出。可是這一次論爭，對於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對於魯迅自己的文藝思想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
魯迅的反對教條主義的主張，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1930年3月）的講話中，就更透徹了。他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這裡說的是：「左"傾和右傾，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左"傾之容易成為右傾，是脫離群眾、不瞭解革命的實際、抱住幾句教條的結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當時的革命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識敵人的底細"。他說：「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瞭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前的敵人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為了克服文學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魯迅在那時就提出了作家必須熟悉生活的問題。他以為作家所寫的，不儘是親身的經驗，也可以有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1932年後，魯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謂"雜文"。這是由於環境所迫，也由於思想鬥爭的必要。他的幾百篇"雜文"，可以說是上下古今，包羅萬象，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等方面的矛盾和鬥爭。他以極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淺出的筆墨，對各種問題和各種現象，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些"雜文"，每篇大抵不過數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嘻笑唾罵，既一鞭一血痕，亦且餘音悠然，耐人咀嚼。這些"雜文"，不僅是戰鬥性極強的政論，也是藝苑的珍珠。這些雜文，絕大多數，在今天也還有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在他的戰鬥生活的最後五年中，對當時的以各種形式出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作了尖銳深刻的批判，對廣大青年知識分子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他駁斥了御用學者"新月派"的超階級論。他引證中外古今的歷史事實，也引證"新月派"本身的行動，來證明"超階級論者"實質上是壓迫階級的走狗，他們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徹頭徹尾擁護壓迫階級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許被壓迫階級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權利。
在所謂"第三種人"要求"文藝自由"而展開論戰的時候，魯迅剝下了"第三種人"的偽裝，指出"第三種人"實在是"第一種人"，他們不向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學、迫害進步作家等等罪惡表示抗議，卻裝出了受委屈的嘴臉，顛倒黑白，反而向被壓迫的進步文學集團（當時的左聯）要求給以"文藝自由"，這是十足的含血噴人的勾當，其企圖是要欺騙缺少經驗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叫囂更為陰險。
在這個時期，魯迅的許多雜文對於"國粹主義"和"全盤歐化論"的荒謬，都繼續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議論更為精闢。在前期，他還是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待這兩個問題，現在呢，他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了；他的這些雜文不但在當時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還有現實的意義。
從"雜文"中，可以窺見魯迅的學問的淵博。如果把他引用過的中外古今的書籍編一個目錄，將是很長。但是他和那些專靠引用別人言論來掩飾自己思想疲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徵引，有時是為了說明一個論點，但更多的是為了駁斥那些"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貌似淵博的衘學家的錯誤，或者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國學家"的荒謬。在和新、舊頑固派（他們都掛起保護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對各種革新運動）作鬥爭的時候，魯迅常用的戰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就是引用中國古代學者的話，來證明那些新、舊頑固派自詡為獨特的議論實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為古代學者所駁斥過的。
為了反對青年們埋頭故紙堆中，逃避現實，魯迅在《阿Q正傳》的第一章中就以令人噴飯的妙筆嘲笑了那些自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學者"。在許多"雜文"中，他尖銳地窮追不捨地抨擊那些以各種面目欺騙青年的國粹主義者，他指出了這班人所叫賣的"國粹"其實是糟粕。為了誘導青年努力學習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和文藝知識，為了使得青年們"睜眼看世界"，特別是反對那時候反動派的復古運動，他乾脆地告訴青年：讀線裝書沒有益處！
正因為魯迅必須和掛著國粹招牌來麻醉、欺騙青年的新、舊頑固派、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所以他不能不採用"矯枉必須過正"的戰術。他那時的文章，揭露糟粕（這正是自封的國學家以及別有用心的國粹主義者所崇奉為精華的）者多，而闡明優秀傳統的比較少。胡風反革命派曾經鑽空子，誣稱魯迅對於民族傳統文化是抱否定態度的，從而散播他們自己的對於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的謬論。但這些謬論是經不起事實的駁斥的。魯迅對於中國歷代的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度的評價，見於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對於民族的雕刻、繪畫、音樂，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的思想家，他的評價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誇。凡是中國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魯迅無不寶愛。唯有那阻礙中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封建主義的糟粕，他這才深惡而痛絕之，不斷地給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他在1918年就說過這樣的話：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
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它有無保存我們
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國粹。
這幾句話，我以為很可以概括魯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也符合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原則。
魯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和他提倡學習其它民族文化的優點的態度，是一致的。魯迅主張必須向世界各民族先進的科學和優美的文藝學習，但也屢次批評那些不問好歹，只要是歐美大國的東西就瞎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著一個外國學者作為偶像到處去嚇唬青年的所謂"學者"，因為這班人的淺薄雖然還可以原諒，而他們的貽誤青年則是不可寬恕的。
尊重並熱愛世界各民族的優秀的文化傳統，並且發展文化交流，互相學習，這是中國人民的良好的傳統。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都曾引證中國歷史事實，指出中國人民自漢朝開始就和鄰近各民族發展了文化交流，並在本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不少的外來的因素，以為借鑒，以豐富自己的文化內容。他指出：勇於吸收外國的優秀文化的精英，常常發生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王朝，如漢唐盛世，而澆薄季世的失了自信力的統治階級則往往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敢接觸外來的新鮮事物。他在《拿來主義》這篇短文中，大聲號召，凡是有益於我的東西，無論中外古今，都應該學習，都應該吸收使成為自己的血肉。在這樣的信念上，他曾以大部分的精力，介紹和翻譯外國的文藝和學術。他介紹的範圍很廣，尤其熱心於介紹那時還是被壓迫的東歐各民族的文學。在那個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魯迅的貢獻是卓越的，而它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魯迅自己的作品也證明了他是能夠十分完善地實踐他的理論的。他的小說和論文，都有獨特的風格。這風格，正是在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外國的優秀文學的精華，通過他個人的氣質而形成的。對魯迅以前的中國文學作品而言，魯迅的作品是從前未有的完全新的東西，但同時又完全是民族的，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詡是民族風格的東西是更為民族些的。
近幾年來，研究魯迅的工作，頗有成就。然而也有缺點。其中最應當引起我們警惕的，是研究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種研究方法往往不從魯迅著作本身去具體地分析，不注意這些著作產生的背景材料（社會的和個人的），而主觀地這樣設想：某年某月發生某事，對於魯迅思想不能沒有某些影響罷？然後在魯迅著作中去找證據。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對於某一問題抱著怎樣的見解，因而，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也不可能抱著另外的見解；於是也在魯迅著作中找證據。對於魯迅作品的解釋，也曾有過庸俗社會學的觀點，最突出的例子是認為《藥》的結尾處的"烏鴉"必有所象徵，因而發生了種種奇怪的猜測。企圖在魯迅的片言隻語中找尋"微言大義"，在某些人中，也成為一種癖好。這一些傾向，都有害於魯迅研究工作的正確開展，也有害於正確地學習魯迅。
為了更好地向魯迅學習，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魯迅著作時，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應當同樣重視，而且要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活躍，更加深入。
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魯迅的精神，更大力地開展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學習，為人類的文化繁榮作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