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靈魂行走在愛情的荊棘路上，孤獨地行走著，舉步維艱，尋找一條不受傷的捷徑。我沒有找到，張愛玲也沒有找到；我更沒有替張愛玲尋到那捷徑；我的靈魂在哭泣。
張愛玲不哭。她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決定面對荊棘。她是坐在水晶球裡看未來的預言者，並且早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為自己寫下了愛的預言：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這樣透，惟獨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卻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兩個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裡，她的世故全寫在臉上了。然而她的心底無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臉上則充溢著過分的熱烈，那刻意製造的返璞歸真恰恰是一種矯飾和偽裝。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東方》上，有一篇胡蘭成的評論文章《皂隸、清客與來者》，高度評價了張愛玲的《封鎖》，這是他與她的第一次公開「牽手」，在某種意義上亦可說是一種預言——
「張愛玲先生的《封鎖》，是非常洗練的作品。在被封鎖的停著的電車上，一個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銀行職員，向一個教會派的平凡而拘謹的未嫁的女教員調情，在這驀生的短短一瞬間，男的原意不過是吃吃豆腐消遣時光的，到頭卻引起了一種他所不曾習慣的惆悵，雖然僅僅是輕微的惆悵，卻如此深入地刺傷他一向過著甲蟲一般生活的自信與樂天。女的呢，也戀愛著了，這種戀愛，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為人，缺乏著一種特色。但這仍然是戀愛，她也仍然是女人。她為男性所誘惑，為更潑辣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作者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寫的一篇詩。
我喜歡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
《封鎖》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相見的「媒妁之言」，而胡蘭成在這篇文章裡對《封鎖》的解讀，則太像是一篇比擬二人關係的寓言：一個過著甲蟲生活的男人在封鎖時期吃吃豆腐消遣時光，而一個沒有戀愛經驗的女人被這潑辣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然而一旦封鎖解除，電車照開，兩人分道揚鑣，這一段愛情插曲也便無疾而終。
冰雪聰明的張愛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兒，她看了這篇文章，不會毫無所感的吧？
後人公推傅雷在《萬象》五月號上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是有關張愛玲評論文章的第一篇，並認為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是對傅雷的回應，這主要是由於柯靈的《遙寄張愛玲》的誤導：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隸、清客與來者》叫我們知道，胡蘭成評張愛玲，還在傅雷之前，早了兩個月。而張愛玲的《自己的文章》，與其說是回應「迅雨」的評論，毋寧說是對胡蘭成說「不」，且看：
「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地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
這裡特地將「時代的紀念碑」標了雙引號，因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蘭成的字眼並予以反駁，並非對準傅雷，也沒有「不很禮貌」的意思，更非「遠兜遠轉」，依我說倒是頗為「直截了當」、「理直氣壯」的。
而且這篇文章發表於《新東方》1944年5月，從時間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東方》胡蘭成的《皂隸、清客與來者》做出的反應。如果是回復傅雷，大可在《萬象》上予以回復，總不成柯靈不給她說話吧？
至於題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為柯靈所說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蘇青開的一個玩笑，因為蘇青早在1943年10月已於《風雨談》第六期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張愛玲的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蘇青的題目，遊戲筆墨的意味佔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間的一個文字遊戲。
蘇青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介紹人，他們倆的交往瞞著全世界，卻不瞞蘇青與炎櫻。胡蘭成在雜誌上評論愛玲，她或許拿著那雜誌又笑又罵地同蘇青議論過，又借了蘇青的一個標題寫了篇回覆文章——這三個人之間常相往來，以文會友，戲謔無拘，把報刊當自家客廳鬥鬥嘴取取樂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將胡蘭成的《談談蘇青》和張愛玲的《我看蘇青》比並著看就知道了。
蘇青曾在《天地》創刊號上寫了《論言語不通》，而胡蘭成接著在第二期裡寫了《「言語不通」之故》；第六期裡張愛玲和蘇青各寫了一篇《談女人》，彼此應和，這就像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各寫過一篇《中國人的宗教》一樣，是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張愛玲的《雙聲》，是她與炎櫻的談話記錄，但是彷彿怕對不起蘇青似的，同期又發了《我看蘇青》……
還有一個輔證，是《新東方》五月號在發表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同時，還發了一篇胡蘭成的短文《瓜子殼》。在這篇文章裡，他一改平時犀利理性縱論天下的文風，竭盡調侃之能事，寫了篇極輕巧精細的小文章：「我是喜歡說話，不喜歡寫文章的。兩個人或者幾個人在一道，隨意說話，題目自然會出來，也不必限定字數，面對面的人或是摯友，或是仇敵，親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語言來曲曲表達，也用語言來曲曲掩飾，有熱情，有倦怠，有謙遜，有不屑，總之有濃厚的空氣。倘是兩個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於平靜中有喜悅，於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從對方的眼睛裡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又倘是夾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裡，他知道自己是為誰而說話，知道有誰是在替他辯護，也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然而寫文章，是把字寫在白紙上，沒有空氣沒有背景，所以往往變成自說自話。那麼把談過的記錄下來怎樣呢？記錄下來也不過是瓜子殼，雖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經吃掉了。然而又非寫不可，好吧，就拿瓜子殼出來待客。」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裡一再說自己的作文受了張愛玲的影響，彷彿在吃張愛玲的唾沫水，從這篇「習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這是他剛認識張愛玲三個月寫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學習「張愛玲的風氣」，連立意也是張愛玲給的——因同月《萬象》上載的張愛玲長篇小說《連環套》裡，剛好有一句：「照片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嚥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大家看的惟有那滿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
胡蘭成大概很為這句雋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開來，寫了《瓜子殼》自娛，同時也是「曲曲表達」：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靜中有喜悅，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他們之間，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文中且說：「一次和一位朋友說：你的那一篇關於中國人的宗教文章我讀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種淡淡的哀愁與深刻的不愉快。」——這「朋友」是誰，呼之欲出。
一面學習著張愛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對張愛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評析——是對迅雨的回應，還是因「她的文章人人愛，好像看燈市，但我覺得他們總不起勁」，所以要聞雞起舞，讓眾人明曉她的好？
《雜誌》5、6月分期連載了他一篇長達萬言的評論文章《評張愛玲》，文中說：
「這故事（《傾城之戀》）結局是壯健的，作者刻畫了柳原與流蘇的機智與伶俐，但終於否定了這些，說道：『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讀者卻停留於對柳原與流蘇的俏皮話的玩味與讚賞，並且看不出就在這種看似鬥智的俏皮話中也有著真的人性，有著抑制著的煩惱，對於這樣的讀者，作者許是要感覺寂寞的吧!」
這裡的「有些讀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禮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裡批評《傾城之戀》不夠深刻，所以他要替張愛玲「感覺寂寞」。
至於張愛玲本人，她以悲憫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後妙筆生花，把一枝一葉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卻是不染纖塵，對坊間評論向來不放心上，報上雜誌上凡有批評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還有冒昧寫信來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卻不作答。
柯靈在1978年9月的《懷傅雷》和1984年的《遙寄張愛玲》中兩次提到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開始交往，冷不防就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衝突。那時我們祖國正處於艱苦的抗戰年代，上海已經淪陷，用傅雷的話說，那是『一個低氣丈夫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給《萬象》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話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輩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國專攻的學科之一是藝術批評，這篇文章的重點就在於探討文學創作的藝術技巧。這類問題，本來完全可以各抒己見，無關宏旨。但一則我以為他的意見未必允當，再則這位前輩遠在重慶，而我又一向主張，在淪陷區的刊物上，為避免敵偽利用，不宜隨便議論身在抗戰前線的戰友，哪怕這種議論無傷大雅也罷。鑒於傅雷的倔勁相當出名，我採取先斬後奏的權宜措施，發表時把他這一段文字刪掉了。這惹得傅雷非常生氣，提出要我在報刊上更正，並向他公開道歉。但我通過朋友向他作了懇切的解釋，也就取得了諒解。」（柯靈：《懷傅雷》）
這篇文章寫於1978年，那時國內對「張愛玲」三個字還態度模稜，這使被「文革」嚇怕了的柯靈在提起舊事時不但要著意避開張愛玲的名字，並且為了不讓人看出痕跡來，連巴金的名字也隱去了，用「前輩」代替。由此可見柯靈為人的小心謹慎。
然而他在1984年，終於大起膽子，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了——
「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柯靈：《遙寄張愛玲》）
不過，如果一定要說張愛玲有什麼回應的話，那麼我以為《傳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著些負氣的意思的。因為傅雷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結束語裡寫著：「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閒談時說起：『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這兩句話說得相當嚴重。而張愛玲在三個月後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書名就叫做《傳奇》，四天之內全部銷光。一年後她將《傾城之戀》搬上舞台，並在公演前寫了篇文章：
「《傾城之戀》因為是一年前寫的，現在看看，看出許多毛病來，但也許不是一般的批評認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會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極端的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張愛玲：《關於〈傾城之戀〉的老實話》）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國報社舉辦了一場「《傳奇》集評茶會」，席中有人問張愛玲：「對《萬象》上所刊的批評（迅雨文章）和《雜誌》上所刊的批評（胡蘭成文章），以為哪一篇適當？」
張愛玲答：「關於這，我的答覆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東方》上。」
為了這句話，後人便都以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覆迅雨的了，然而綜合當時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這明顯是耍花槍，不想正面解釋，因怕越描越黑。
——她總不能明說：不關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蘭成對話呢！
倒是在《我看蘇青》裡，她借蘇青之口把自己要說的話給說出來了：「前兩天的對談會裡，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於婦女職業。《雜誌》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了，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麼？』」
《我看蘇青》發表於《天地》雜誌1945年4月號。但我以為，這篇文章應該寫在一年前，是回應胡蘭成1944年8月發表的《談談蘇青》的。可是由於一連串的筆墨官司，加之她在這個月已與胡蘭成秘密結婚，而小報記者對她的韻事亦有所風聞，不住旁敲側擊，她不得不處處小心，於是把發表時間推遲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來做文章。
從1944年1月起，張愛玲在《萬象》雜誌連載長篇小說《連環套》，六期後忽然「腰斬」。這原因與傅雷的批評有沒有關係不得而知，但是張愛玲自己在後來的解釋是因為寫得差，「寫了半天還沒寫到最初給我印象很深的電影院的一小場戲，已經寫不下去，只好自動腰斬。同一時期又有一篇《創世紀》寫我的祖姨母，只記得比《連環套》更壞……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斬了」。
那段時間可以說是張愛玲的創作全盛期，警句妙語簡直像銀河落九天那樣飛濺出來，有種跳躍可喜的生命力，諸如：
「她今年三十一歲，略有點顯老了，然而就因為老相變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臉上添了些肉，流爍的精神極力地想擺脫那點多餘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紅。」
「她伸直了兩條胳膊，無限制地伸下去，兩條肉黃色的滿溢的河，湯湯流進未來的年月裡。她還是美麗的，男人靠不住，錢也靠不住，還是自己可靠。窗子大開著，聽見海上輪船放氣。清冷的汽笛聲沿著胳膊筆直流下去。」（張愛玲：《連環套》）
「道上走著的，一個個也彎腰曲背，上身伸出老遠，只有瀠珠，她覺得她自己是屹然站著，有一種凜凜的美。她靠在電線桿上，風吹著她長長的卷髮，吹得它更長，更長，她臉上有一層粉紅的絨光。愛是熱，被愛是光。」
「旁邊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開，香得雲霧沌沌，因為開得爛漫，紅得從心裡發了白。老爹爹坐在那裡像一座山，品藍摹本緞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馬褂，闊大臃腫，肩膀都圓了。」（張愛玲：《創世紀》）
——看著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簡直連眉毛鬍鬚都根根可數。花承節鼓，月落歌扇，這些句子彷彿不是寫出來，而是從鋼琴鍵子上彈出來的，一個個音符節韻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圓。
然而也就是因為寫得太順了，又因是連載，趕得太急，疏於推敲，也就有了許多硬傷，其中陳腔濫調是最大的弊病。比如《連環套》裡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腳一段，問了句：「今兒個直忙到上燈？」雅赫雅道：「還說呢！……」完全是賈璉向王熙鳳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說著說著吵起來，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趕著霓喜踢了幾腳」，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幾分像，都是買來的妾；霓喜哭鬧著，跳腳撒潑，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說了罷：賊奴才小婦，才來時節，少吃沒穿的……」倒又轉入《金瓶梅》的調調兒了。
張愛玲顯然是對《紅樓夢》和《金瓶梅》都熟爛得太過，隨手拈來，順流而下，簡直避都避不開。胡蘭成在這前後有兩篇短文討論讀書感想，說「看《紅樓夢》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來忽又翻了一遍，覺得有些話說」；「這兩天閒來無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為什麼會忽然想要重讀呢，八成是因為和張愛玲常常談論，又多半敵不過張的嫻熟，遂發奮圖強，欲「溫故而知新」吧。而隨著他的重看，張愛玲想必也跟著溫習了一遍，即便不會完整地再看一遍，討論之際也少不得找出幾段精彩的來重新誦讀。浸淫其中，便不經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連環套》的「紅樓遺風」。（《創世紀》是隔了一年才寫的，這風氣已經洗去許多，卻也腰斬了，我以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該不是紅樓夢惹的禍。）
重複前人是鬱悶的，寫上兩三萬字過過癮還可以，久了便覺茫然；然而《紅樓夢》那樣的語言風格分明又不能用來寫短篇，注定了是要長篇大論，寫一部《隋唐演義》那樣的巨著來的。《連環套》可說是當年未盡興的《摩登紅樓夢》的再一次嘗試，卻也像「話說隋末唐初時候」的有始無終了。
這當然會使買方，也就是《萬象》老闆平襟亞十分不滿，非但在報紙上撰文影射，而且公開登報，在《海報》上寫了篇《一千元的灰鈿》，說張愛玲虧欠了她一千元稿費。張愛玲於是去信辯白，後來又寫了篇《不得不說的話》寄給《語林》的錢公俠，而錢又讓平襟亞再寫了一篇《一千元的經過》，在報上同時發出，現各引一段——
張愛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賬簿卻記下的還是兩千元。……平常在報紙上發現與我有關的記載，沒有根據的，我從來不加以辯白，但是這件事我認為有辯白的必要，因為有關我的職業道德。我不願我與讀者之間有任何誤會，所以不得不把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亞：「當時曾搜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曾經專函請其親自或派人來社查驗，一一是否均為親筆，數額是否相符。乃歷久未蒙張小姐前來察看，迄今置之不問。物證尚在，還希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願受法律裁製，並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尤以最後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張小姐本人敲門向店伙親手預支一千元，自動書一收據交由店伙為憑（現存本社）。自此次預支之後，竟未獲其隻字。故就事實言，迄今仍欠本社國幣一千元。」
單就這兩篇文章而言，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因而這件事枉打了許久的筆墨官司，到現在也沒有定論，也不可能會有什麼定論。但我以為無論真相是怎樣都好，平襟亞多少有些不厚道，張愛玲的小說已經替他賺了不少錢，莫說她不至於貪他一千塊灰鈿，就算是真，也不至於這樣紅眉毛綠眼睛地叫罵，真是越富越慳，為富不仁。我個人因為做著雜誌主編，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費發生糾纏，有個網絡推手新成立了間文化公司，為了炒作，竟然把我當靶子，也是拿稿費問題大做文章，無中生有地說已經將我告上法庭，並且把一張自製的所謂律師信在網上覆蓋了幾乎所有的論壇，一時炒得沸沸揚揚，讓我著實傷神，厭倦得想辭職，又怕更加坐實謠言，只得繼續與不喜歡的人與事糾纏下去。再見到張愛玲的這段軼事，心有慼慼，格外悲涼——文人天生就該隱居孤島，免得沾著人就沾著髒，沾著錢就更髒。可是我們又不能沒有錢。
事隔半個世紀，張愛玲在美國的好友、大學教授劉紹銘先生又提起這件事，認為：「張愛玲在錢財方面是講原則的，是她的，她堅決爭取；不是她的，她堅決不要。」並舉了一例為張愛玲鳴冤：電影《哀樂中年》歷來被認為是桑弧與張愛玲合作的又一經典名片。1990年，台北《聯合報》副刊在連載《哀樂中年》劇本時，署名為張愛玲，並要寄稿費給她。然而張愛玲回信給編輯蘇偉貞寫：「這部片子是桑弧編導，我雖然參與寫作過程，不過只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稿費謹辭，如已發下也當璧還……」
那時候，張愛玲在美國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屬於自己的錢，仍然分文不取，可見其清貞。
平襟亞實在不是一個大度的人。當時有刊社組織作家寫接龍小說《紅葉》，他便假托一個老園丁的話寫出：
「某家園中，每逢月夜，時常出現一妖狐，對月兒焚香拜禱，香焚了一爐，又焚一爐，一爐一爐地焚著，直到最後，竟修煉成功，幻為嬋娟美女，出來迷人。」
讀者們自然都知道張愛玲寫過《第一爐香》、《第二爐香》，文章裡又一再地出現月亮，這狐仙是影射誰，不言而喻。平襟亞的雜誌是發過張愛玲多部小說的，一旦翻臉立即便罵人家是「狐仙」，也夠沒口德的。
小說寫到這裡，他又點自己的好友鄭逸梅續寫下去，然而鄭逸梅卻一筆撇開，不復提「狐仙」之事，顯然是不以平襟亞之舉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亞且公開了張愛玲在1944年6月15日寫給他的商榷小說宣傳問題的信件內容：
「我書出版後的宣傳，我曾計劃過，總在不費錢而收到相當的效果。如果有益於我的書的銷路的話，我可以把曾孟樸的《孽海花》裡有我祖父與祖母的歷史，告訴讀者們，讓讀者和一般寫小說的人去代我宣傳——我的家庭是帶有貴族氣氛的。」
關於張愛玲的貴族血統，是當時她面臨的又一樁筆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個更加卑賤的人物——潘柳黛。3
張愛玲寫《私語》，寫《童言無忌》，寫《燼餘錄》，寫《存稿》，寫《公寓生活記趣》，將自己的故事說了許多，但並沒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貴族血統。直到1992年的《對照記》裡才寫道：「我弟弟永遠比我消息靈通。我住讀放月假回家，一見面他就報告一些親戚的消息。有一次他彷彿搶到一則獨家新聞似地，故作不經意地告訴我：『爺爺名字叫張佩綸。』……
又一天我放假回來，我弟弟給我看新出的歷史小說《孽海花》，不以為奇似地撂下一句：『說是爺爺在裡頭。』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漸漸看出點苗頭來，專揀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來找去，有兩個姓壯的。」
另則，她在《憶胡適之》一文裡也寫過：「他（胡適）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然而這兩篇文字都是離開中國以後寫的。張愛玲在上海發表的作品裡，並沒有關於自己血統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編周黎庵曾經寫過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載於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與愛玲見面的情形，說明他是從平襟亞那裡聽說了張愛玲的文名，並得知其身世與《孽海花》頗有淵源。「近頃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張愛玲女士，吾友《萬象》主者平君襟亞揄揚甚力，嘗見平君之文於文章，謂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為《孽海花》說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張（愛玲）女士來謁，貺《古今》以數文（張愛玲的《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和《更衣記》就是發在《古今》上的），均清麗可誦，詢其家世，初頗茫然，僅謂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頗有一段ROMANCE（羅曼史）雲。余大疑……乃詢其籍貫，則河北也；詢其父之外家，則合肥也。遂告女士以豐潤之後，亦既恍然……」
這裡面可以看出，張愛玲從前對於自己的身世並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與李鴻章以及《孽海花》有關。直到周黎庵明確地告訴她，這才有了確定的瞭解。
這段話也同樣叫我們知道，此前平襟亞本來是很欣賞張愛玲，並且很以結交貴族後裔為榮，並且早在1943年已經親自撰文大書特書張愛玲的身世——這也就是張愛玲出版《傳奇》時曾與他商量，要以《孽海花》為自己做宣傳的緣故，還是受了平襟亞與周黎庵的啟發才有的念頭。
後來張愛玲對於自己的身世越來越清晰，是一點點考據得出的成績，「因為是我自己『尋根』，零零碎碎一鱗半爪挖掘出來的，所以格外珍惜。」（張愛玲：《對照記》）
但是在此前，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貴族出身顯然很在意，還專程去南京大中橋襄府巷踏看過：「張家在南京的老宅，我專為去踏看過，一邊是洋房，做過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則是舊式建築，完全成了瓦礫之場，廢池頹垣，惟剩月洞門與柱礎階砌，尚可想見當年花廳亭榭之跡。我告訴愛玲，愛玲卻沒有懷古之思。她給我看祖母的一隻鐲子，還有李鴻章出使西洋得來的小玩意金蟬金象，當年他給女兒的，這些東西，連同祖母為女兒時的照片，在愛玲這裡就都解脫了興亡滄桑。」
這座府邸，就是當年張佩綸續娶李菊耦時、李鴻章陪嫁給女兒的大宅，張廷重與張茂淵都是在那裡出生。這回「訪古」，張愛玲有沒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過第一次明確地披露了張愛玲天皇貴胄身世的人，的確是胡蘭成，但也只是在《評張愛玲》裡一筆帶過：「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這決不是因為她有著傳統的貴族的血液，卻是她的放恣的才華與愛悅自己，作成她的這種貴族氣氛的。
貴族氣氛本來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愛悅自己本來是執著的，然而她有一種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卻惹惱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張愛玲也實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處處都比她強——文章比她好，當然這個她並不承認；身世比她尊貴，這個卻是著實惹惱了她的；更關鍵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認識的那些阿貓阿狗們有名氣。
真叫張愛玲說中了——「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退職夫人自傳》裡，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稱：「這一個時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常常來找我。在這些男朋友裡，有詩人、有新聞記者、有畫家、有小說家、有理論家、有不上舞台的戲劇家、有沒有作品的作家……」——但是這些人裡，顯然沒有一個比胡蘭成更有名。
她自詡：「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彷彿隨著天氣，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人，有當時的達官，新貴，和舞台上數一數二的紅女伶，銀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幾乎每天都要出席一個以上的宴會，在那些宴會裡我總是身份最高貴的，惟一的執筆桿的小女人。」——這些宴會，顯然張愛玲沒有參加，一則張愛玲懶於應酬，極少拋頭露面；二則凡有張愛玲出席的宴會，也就輪不到她潘柳黛出風頭——看看這年3月16日下午《雜誌》舉辦的女作家聚談會實錄就知道了。
聚談會在新中國報社社宅舉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階上，圓圓地放著十來張椅子，主持人是《雜誌》的魯風、吳江楓，參與者有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汪麗玲、吳嬰之、譚正璧、藍業珍，喝著茶，嗑著瓜子，不拘形式，隨便地談著。
也就在這次會上，張愛玲說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發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報》上的個人歷險，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夢》。她以為「女人的活動範圍較受限制，幸而直接經驗並不是創作題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裡應當有男性美與女性美的調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家庭與戀愛，筆調比較嫩弱綺靡，多愁善感，那和個人的環境教育性格有關，不能一概而論。」至於取材，則是「也有聽來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張冠李戴，從這裡取得故事的輪廓，那裡取得臉型，另向別的地方取得對白。」
她說話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擲地有聲。問到「最喜歡的女作家」這個問題時，明明白白地說最喜歡蘇青——「踏實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蘇青是第一個。她的特點是『偉大的單純』。經過她那俊潔的表現方法，最普通的話成為最動人的，因為人類的共同性，她比誰都懂得。」
而蘇青也說：「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只看張愛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惱？如何不驚？
她記起與蘇青一起去張愛玲家做客的情形，當時她是怎麼樣地嘲笑譏諷張愛玲的裝腔作勢，她曾向蘇青饒舌，而蘇青亦是無可無不可地附和著的，於是她以為蘇青同自己是一路。卻原來不是！蘇青居然「只看張愛玲的文章」。那不消說，大抵自己背後詆毀張愛玲的話，蘇青也是不贊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給張愛玲的了。
一個人恨另一個人，往往並不是因為對方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為自己先做了有負對方的事情，預料對方是會知道而且會被得罪，於是先就把對方當做假想敵，恨起他來。
潘柳黛便是這樣莫名其妙地同張愛玲結了樑子。
「女作家聚談會」完整的談話記錄刊登在1944年4月《雜誌》第十三卷第一期，滿城爭說的，卻只是「張愛玲」三個字；緊接著5月號《萬象》上迅雨的評論與《雜誌》上胡蘭成的文章同期登場，更是掀起一股「張愛玲熱」。
潘柳黛終於發飆了。
她痛恨張愛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蘭成對張愛玲的青睞，更痛恨張愛玲的高貴，這心理就好比賈環明知不如寶玉，卻又偏自取其辱地處處要同寶玉比，並且給自己找了個理由：「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
一個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對別人的尊重與友誼一起當炮彈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顧撕破面皮，寫了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先是張冠李戴地把李鴻章和張愛玲的關係說成是「李鴻章的妹妹嫁給了某姓之後，生了一個女兒，這女兒長大之後，嫁給了姓張的男人，這姓張的男人又生了一個女兒，這女兒就是張愛玲。」（西按：其實是李鴻章的女兒嫁給張佩綸，而張愛玲是佩綸獨子的女兒。參看本書第一章。）
——故意把關係拉遠兩層，然後再在一個偽造的姻親關係上開罵，說「李鴻章既然入過清廷，對『太后老佛爺』行過三跪九叩禮，口稱道：『奴才李鴻章見駕』，受過那拉氏的『御旨親封』，那麼她的父親既要了李氏的外孫女，所謂『外甥像舅』，張愛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點『貴族』的『仙氣兒』了……這點關係就好像太平洋裡淹死一隻雞，上海人吃黃浦江的自來水，便自說自話說是『喝雞湯』的距離一樣。八竿子打不著的一點親戚關係。」
又說，「最可笑的卻是當時文壇上有一個大名鼎鼎，頗受汪精衛賞識的作家胡蘭成，本來一向是專寫政治論文的，但由於他賞識了張愛玲的文章，便因而賞識了張愛玲，並且托『仙風道骨』的邵洵美介紹相識，驚為天人，所以不惜揮其如椽之筆，寫了一篇《論張愛玲》。文中除了把張愛玲的文章形容成『橫看成嶺側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貴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噓了一番。」
「對於她的標榜『貴族血統』，我從來未置一詞過。但是這次忽然看了一向兩眼朝天的胡蘭成，竟用政論家的手筆，寫了這樣一篇神魂顛倒的軟綿綿的捧場文章，居然也一再強調張愛玲的貴族血液，便不禁一時心血來潮，以戲噱的口氣，也發表了一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的遊戲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態，把胡蘭成和張愛玲都大大的調侃了一場。」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來是「文壇上大名鼎鼎」、「本來一向是專寫政治論文」、「兩眼朝天」的作家胡蘭成居然也會對張愛玲「神魂顛倒」，「驚為天人」，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風弄月本是文壇中事，張愛玲名氣再大、風頭再健也還是圈中遊戲，然而現在政壇上的人也被驚動了出來，「揮其如椽之筆，寫了一篇《論張愛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於是，潘柳黛醋意橫流地先把胡蘭成的獨佔當時「政論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場了幾句。而後問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讚美「橫看成嶺側成峰」，是什麼時候「橫看」？什麼時候「側看」？
——話說到這一步，已經一路往下作裡走了。這種「幽默」，簡直浪蕩！由此可知，當年張愛玲身邊雖然簇擁著鬧轟轟一堆讚好捧場的人，卻多沒有什麼真心對她，連得過她好處的平襟亞與閨中女友潘柳黛也是這樣想方設法地踩她，害她，貶她，那麼胡蘭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襯得難能可貴了。
同時也可以想像當年張愛玲所承受的壓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蘭成與她的曖昧關係，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與胡蘭成是在這年8月結的婚，有些倉促，或許也與這件事多少有些關係的吧——即使不想對世人交代，也要給自己一個明白。
也許世人都認為她錯了，也許她自己也曾悔過——她整個的一生留下那麼多文字，卻無一句提及胡蘭成其人，至少是並不以他為傲的罷——然而，一個人一生中從沒做過一件錯事，那又有什麼趣味？年輕的時候不任性，不犯錯，又要等到什麼時候？犯錯是和出名一樣，都是要趕早的事，寧可做錯，也不要錯過，不然，就來不及了。
「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張愛玲：《更衣記》）
張愛玲，也不過是在菜市場一般的亂世客途中短暫地撒了一把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