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現代短篇小說的一大原則，便是表達故事含義的方法，不用「訴說」，而用「呈示」。白先勇嚴格遵守這一項原則。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裡，例如《永遠的尹雪艷》、《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思舊賦》、《孤戀花》等篇，由於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來表達故事旨意，所以相當難解。另外又有幾篇，由於呈現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們覺得比較容易瞭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橋榮記》是另一篇。
實際上，《花橋榮記》和《一把青》，頗有一些相似之處。兩篇同樣採用第一人稱敘述法；兩篇同樣藉由敘述者的觀點與口吻，道出小說主角的故事。《花橋榮記》的敘述者，是個早已邁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飯店老闆娘。她的爺爺從前在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開一家米粉店，叫「花橋榮記」，生意昌隆，家喻戶曉。後來她嫁給一個軍人，還當過幾年營長太太，不料蘇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隨軍眷撤來台灣，流落在台北，為了謀生，便在長春路底開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橋榮記」。
光顧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廣西同鄉，但只有盧先生一人，和她同樣來自桂林，盧先生是長春國校的國文老師，初來飯店包飯時，年紀不過卅五六，長得高瘦青白，舉止斯文有禮，從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長得十分清秀體面，可是頭髮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皺紋，頗看得出老。相談之下，敘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門子弟，桂林水東門外那問培道中學，就是他爺爺辦的。敘述者見他是桂林同鄉，知禮識數，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規矩，而且除了教書，又自己養雞賺錢，已有一筆積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兒秀華，和他撮合成親。（秀華的軍人丈夫，在大陸上也一樣的沒了消息。）不料盧先生一口回絕，說他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原來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錦緞商羅家的女兒，和他是培道的同學，沒逃出來。
不久，有一陣子，盧先生突然顯得喜氣洋洋。敘述者探問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羅小姐聯絡上，她本人已到廣州，只等盧先生寄十根金條去，就能愉渡逃出來台灣和他成親。盧先生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剛好抵得十根金條。於是他興奮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羅小姐重聚。卻沒料到他表哥原來是個騙子，把錢吞了，就說不知道有這回事。重聚的美夢，連同十五年的辛苦積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盧先生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他姘上一個潑辣浪蕩的洗衣婦阿春，終日耽溺於性慾之滿足，並把自己花白的頭髮染得漆黑，臉上塗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勞累自己，躬身服侍這個「囂張」「肉彈彈」的潑婦，跟在她屁股後頭走。可是沒多久，阿春就開始在盧先生房裡偷人。他回去捉好，卻被好夫一腳踢倒地上，又被阿春「連撕帶扯，一口過去，把盧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個」。他在床上養傷許久，傷好後，身上耗剩一把骨頭。一日，他照例領著一群剛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由於學生喧鬧嘻笑，他突然大發脾氣，抓住一個小女生出氣，拍她一已掌，大叫大罵，引起街上一大風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間書桌上，悄悄去世。驗屍官驗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欄上填了「心臟麻痺」。由於盧先生還虧欠一筆飯錢，敘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間，想拿他的一點東西來抵押。卻意外看見他房間牆上，懸著幾幅照片，中間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橋頭站著一男一女，男的是盧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羅家姑娘。兩人看來都異常靈秀純淨，笑瞇瞇地緊依著，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盧先生房裡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敘述者便把這幅照片帶走，打算把它掛在飯店裡，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她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這個花橋橋頭，那路口子上。
《花橋榮記》這個老闆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觀者的身份，來敘述她親眼看到的另一個人的故事。而兩篇裡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盧先生，同樣是前後判若兩人。此外，這兩篇小說的又一相似點，即這兩個敘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們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頗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樣，死了丈夫；老闆娘亦如盧先生之盼望和羅小姐重聚，夢裡想著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這兩個敘述看，雖然心懷隱痛，想念過去，卻能和命運取得妥協，接受現實過日子，所以不致於突然間判若兩人，結果或如朱青，心靈喪亡，或如盧先生，死於非命。
然而作者對這兩篇小說的處理方式，卻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兩個主角的命運轉捩點，時機不同，朱青的改變，起源於國軍與共軍交戰時她丈夫之死難。所以她的改變，和時勢暗合在一起。盧先生的改變，則源於他和羅小姐重聚幻想的破滅，而不源於當時和她的別離。來台灣以後十五年內，他一直以為別離是暫時的，一顆心緊緊攀住過去，充滿希望，充滿耐心，等著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盧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線，在於十五年後理想粉碎之時。
此兩篇小說處理方式的另一不同點，即作者對人物的呈現與刻劃，重點有異，《花橋榮記》的老闆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說裡所佔份量，重得多。這倒不是說《花橋榮記》的敘述者，和主角之間，關係比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間的關係，比起老闆娘和盧先生，要來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裡，秦老大這個角色，所佔地位，全然是附屬性的；朱青是小說裡顯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敘述中所提到的一點關於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來當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們雖也可從秦老大的敘述內容和口吻，窺知她大致是怎樣一個人，作者卻沒有意思特別去刻劃她的為人和性格，《花橋榮記》的老闆娘一角，卻不居「附屬」地位，有其獨立之重要性。她的敘述，某些部分，和盧先生完全無關。可是從頭至尾，不管她說的是自己生活圈子裡的瑣事，或是盧先生的故事，卻都同樣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個性。而且我們感覺得出，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從這一點來論，我們也很可以把老闆娘當做這篇小說的主角。
細讀《花橋榮記》，我們不禁再度讚歎白先勇寫實力之驚人。裡面的角色，不論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尋味的，還是說話人自己，因為，從她那些對別人品頭論足的閒話中，從她講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氣中，從她對人對事的反應和評價中，我們不僅看到活生生的盧先生，和同樣活生生的一批社會小人物，我們更看到她自己——一個心地不錯、驕傲於自己過去，喜與人搭訕聊天、有虛榮心、也有點勢利眼、頗俗氣、頗風趣、愛探聽別人閒事、富人情味但更關心自己目前生計的中下階級飯店老闆娘。
好一個有血有肉，逼真實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備她這般年齡的女人常有的特點，偏見和毛病：
一、喜歡追憶並誇言自己當年之風采。她追敘自己年幼時，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館人家，那些闊太太「看見我長得俏，說話知趣」，就塞給她一把把的賞錢。又，她對光顧她飯店的那批老光桿子說：「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櫃，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群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
二、喜歡做媒，做不成就懊惱。秀華本來無意再嫁，但因「秀華和盧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兩人配成了對，倒是一段極好的姻緣」，所以老闆娘苦口婆心勸誡她，一方面又去打聽盧先生的「家當」，探知他養雞賺的錢，利上加利，「起碼有四五萬，老婆是討得起的了」，便歡歡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請兩人吃飯做媒。盧先生的拒絕，「氣的我混身打顫，半天說不出話來，天下也有這種沒造化的男人！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
三、地域觀念與勢利眼。老闆娘只愛自己家鄉，看不起他鄉。米粉，當然囉，只有桂林花橋榮記的才最好，「什麼雲南過橋細粉！」專愛探人陰私的顧太大，是「那個湖北婆娘」。潑辣浪蕩的阿春，是「那個台灣婆」。同樣廣西同鄉，如果是「榮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著些苗子種。那裡拼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著幾分山水的靈氣？」秀華後來終於出嫁，而且嫁得一個富厚的商人，老闆娘才原諒了盧先生。「倒底算他是我們桂林人，如果是外鄉佬！」老闆娘不僅對人的出生地，用「勢利眼」相看，她對闊綽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記得桂林那些「大公館」的人物，並說：「能怨我偏向人家盧先生嗎？人家從前還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樣也落了難。」
四、愛嘮叨，多管閒事。老闆娘顯然是個外向人物，很喜歡同人打交道，搭訕聊天，難怪「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她向顧客吹說她以前是多麼美的一個美女，便是她「多話」之一證。那些廣西同鄉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瞭如指掌，而且喜歡品頭論足，說人是非。她嚕嚕囌囌評議李老頭子和秦癲子，就是好例子。老闆娘取笑顧太太（盧先生的房東）：「這個湖北九頭鳥，專愛探人陰私。」其實，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還不是津津樂道別人的「陰私」：什麼秦癲子「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癡」啦，又批評阿春「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勝枚舉。當顧太太告知她盧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兩人如何大白天裡赤精大條的性交，她嘴裡雖然嗔怪顧太太「包打聽，誰家媳婦偷漢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卻也聽得好感興趣的。
除了上述這些中國社會的中老年婦人常犯的「通病」，又因為老闆娘是一個小生意人，深知維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現實的眼光和作風，總是以「賺錢過活」為第一要務。她抱怨來她店裡吃飯的小公務員，「個個的荷包都是乾癟癟的……想多搾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李老頭子上吊後，「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自了一頓」。因而抱怨道：「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好難得碰見盧先生這麼一個桂林同鄉，來店裡包飯，當然她要特別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豬肉都是瘦的。每禮拜又親自下廚一次，特地為他做一碗免費的冒熱米粉，好親切！好有人情味！卻又不完全是這麼回事。「我這麼已結他，其實還不是為了秀華。」原來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兒做媒來了！盧先生的拒絕，使她氣急敗壞：「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誰不是三百五一個月的飯錢？一律是肥豬肉！」如此，老闆娘做事，常是有現實動機的。後來盧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為了去替他掉一把淚，而是想拿點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飯店的兩百五十塊錢。最後她決定拿走那幅桂林水東門外花橋的照片，還是因為「盧先生房裡，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
我們還注意到，盧先生的房東顧太大，平時是老闆娘的麻將搭子，兩人往來甚密，總是一同說長道短，論人是非，又談又笑，不亦樂乎。可是老闆娘到盧先生房裡找東西抵押飯錢的時候，顧太太原先的「滿面笑容」卻變成了「冷笑」，說道：「還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錢，我向誰討？」便愛理不理的掉頭走開。而老闆娘，環顧盧先生空空的房間，暗想：「那個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東西！」人常是這樣的，特別是生意人。平時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衝突，就冷言冷語，互相猜忌。這真是逼真不過的寫實！
然而，現實生活撇開不論，老闆娘卻也有一顆溫暖的心，和人情味。盧先生被表哥欺騙，理想破滅之後，「我看他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便又恢復了我送給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熱米粉」。李老頭子、秦癲子、盧先生死後，老闆娘都為他們燒錢紙，這固然是為了求回自己店門的吉利，卻也不能說沒有人情的成分在內。一日，盧先生臉色灰敗，只扒一口飯就往外走，她便「趕忙追去攔住他」，問個究竟。後來盧先生兩禮拜沒來店裡吃飯，「我以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卻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關切，總是摻雜著愛管閒事的成分，但總能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雖然如此，在小說全文六節段中，只有一節段，真正展示出隱含在她現實個性裡的那麼一點「柔腸」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園納涼，偶然遇見盧先生獨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節。
由於盧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戲，這個曾是「大戲迷」的老闆娘，突然間興起了一份鄉愁。她說好說歹央求，盧先生終於調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貴回窯》。這出桂戲，是講唐朝大將薛平貴征番邦，被虜，在番邦與公主結婚，他的髮妻王寶釧在寒窯中苦守十八年，才等著平貴回窯。老闆娘聽著盧先生以清潤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寶釧」，突然間「不禁有點刺心起來」。
她之感覺「刺心」，當然，是因為聯想到自己的遭遇命運。她把自己聯想成王寶釧，苦守到老，卻又覺得連王寶釧都不如，因為人家到底把薛平貴等著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遠等不回來的了。她和盧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會，聽著他隨便拉弦，居然朦朦朧朧睡去。夢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貴又變成了我先生，騎著馬跑了過來」。
由此可見，雖然老闆娘多年前就夜裡夢過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經先走了」；雖然她勸秀華改嫁時，能夠憑著理智說「早知如此，十幾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裡卻還保留著一個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會回到她身邊來。儘管她每日在現實中過活，總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靈深處卻暗藏一份說不出口的悲哀。當她因聽到盧先生拉桂戲而偶然觸動這份悲哀，突然之間她好像性格完全改變，變得嚴肅起來，高貴起來，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敘述「語氣」傳達這一印象）。這，正和金大班回憶初得月如童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暫時刻，老闆娘的日常俗氣一滌而淨，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於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關切地（不是多管閒事地），問起盧先生關於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盧先生拉桂戲這一節（全文六節中較短的第三節），除了上面解釋的含義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闆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敘的盧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種意義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貴，就不單暗示老闆娘在夢中苦等失蹤的丈夫，也暗示盧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戀愛的羅家姑娘。（當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台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終於等著了薛平貴。可是盧先生、老闆娘等人，卻空空的白等一場。這，當然是很具有反諷意味的。
《花橋榮記》的悲劇主角，當然還是盧先生這個人。我們可以從老闆娘的瑣碎敘述描繪中，歸納得知他原是一個斯文爾雅，具有異常溫柔心腸，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潔淨善良，堅貞不渝的中年男子，敘述者平日見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護一大隊小學生過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見他那副極有耐心的樣子，總使我想起：我從前養的那只性情溫馴的大公雞來，那只公雞竟會帶小雞的，它常常張著雙翅，把一群雞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盧先生比喻為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可見他是一個頗具女性溫柔氣質的男人。後來他唱桂戲，「我沒料到，他還會唱旦角呢，挺清潤的嗓子，很有幾分小金鳳的味道」。這也暗示他多少有點女性化的傾向。
居台十五年內，他緊緊擁抱終有一天能和羅小姐相聚成親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尋常的耐心，堅貞自守，滿懷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從不自憐自艾。比如他唱《回窯》後，老闆娘還會「吁了一口氣」，感歎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貴等著了——」可是盧先生，卻連一聲歎息都不發，只「笑了一笑，沒有作聲」。
表哥從香港傳給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積的希望，提升到最高潮。他兩手「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他以為是羅家姑娘寫的信，其實是他表哥偽造的。作者如此暗示，盧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緊捏之理想，其實是一個沒有實質，不能實現的幻想。
當他終於領悟受騙，這一現實之重棒，把他的理想擊成粉碎。他喪失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就是暗示他喪失積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這份喪失，不是由於他自己的任何過錯或罪咎，卻是由於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騙」。所以他受表哥欺騙，即意味受命運欺弄。以象徵含義來解釋，表哥就是詭譎不可測的命運之「神」或「魔」。難怪盧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後，盧先生變成了完全相反的一個人。他變得自暴自棄，凌辱自己潔淨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彈彈」的阿春廝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盧先生長久壓抑的「肉性」。他之低頭屈服於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囂張作勢，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靈」，把「靈」殲滅。改變以後的盧先生，溫柔氣質沒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沒有了（拿小學生出氣），弦子也不拉了（「弦子還掛在牆壁，落滿了灰塵」）。他變得自憐起來，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頭髮胡亂染得漆黑，臉上用雪花膏塗得粉白。這種悲槍可憫的無用企圖，卻使老闆娘想起一個五十大幾的老戲子，唱扇子生，化裝表演「寶玉哭靈」，可是遮蓋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裡直難過。
「靈」的喪亡，就是人性尊嚴的喪亡。盧先生捉好，被打傷咬傷，就是作者以身體之遭受殘虐，影射靈魂之遭受殘虐，以及人性尊嚴的碎裂掃地。盧先生傷癒後，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頭髮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著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對這樣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難怪「他一進來，我們店裡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著他笑」。
這篇小說既然是從老闆娘的觀點寫成的，作者當然不曾探入盧先生的思想意識。但我們可以想像盧先生的內心，該是多麼的憎厭痛恨這個改變以後的自己。領小學生在街上走路，一個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來，他就認定是在笑他。他覺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對這一個女生洩忿，其實就是對他自己洩忿，被人架著拖走時，他還雙手亂舞，嘴冒白沫，大聲喊罵：「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卻是喪失了人性尊嚴的自己。
而他終於如願——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於死亡的，不是什麼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靈魂。難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盧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驗屍官在死因欄上寫「心臟麻痺」，並沒錯誤。
這，便是盧先生靈和肉的悲劇故事。由於他本來是那樣一個溫柔、高尚、貞潔的人，他突然間的直線墮落，以及靈肉相互的毀滅，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憫。而美好的過去，和醜陋的現在，兩者之間的對比對照，就是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
我已提過，細品這篇小說，我們會驚於作者的寫實能力。裡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躍紙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寫，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們隨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紹描寫洗衣婦阿春：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奶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裡，一個賣菜的小伙子，不知怎麼犯著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伙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蹌，辟辟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干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這樣活潑生動的描寫，不僅把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同時也釀造出一種有點誇張滑稽的語氣，反映出敘述者日常的生活態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個寫實能手，但他並不單單為了寫實目的而寫實。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偉大的作家，例如法國寫實大師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過，氣勢磅礡，令人歎為觀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脫離，獨立存在，不與情節動作或小說主題發生關聯。這卻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大忌諱。
我們如果把《花橋榮記》這篇小說，硬邦邦地解釋為盧先生的故事，則作者讓老闆娘嚕嚕囌囌道出自己生活瑣事，又介紹描寫李老頭子、秦癲子等廣西同鄉顧客，就好像也犯了巴爾扎克的毛病。小說六節中的第一節，事實上就和盧先生毫無關係。可是老闆娘這些好似無謂又無目的的絮聒，實際上都是有作用的。
貫聯這篇小說的大小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題意識。這一主題意識，從小說的開頭，一直穿流到小說的末尾。試看小說開始幾句：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說結尾幾句：
我好指（照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漓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如此，小說以爺爺的花橋榮記開始，又以爺爺的花橋榮記結束。首尾都是有關花橋的光榮過去的記述，難怪作者取名為《花橋榮記》。小說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繞一個圓圈，又回返到原來的地方。而循著情節的圓周，潛流於內的，就是「想當年」的感慨意識和鄉愁意識。
確實，這一主題意識，即「今不如昔」的感觸，在小說裡一再起伏出現。我在這篇論文開頭，已經提過，《花橋榮記》一篇，採用比較明顯的方式呈示主題。我們確可輕易從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對比的明顯例子。小說開頭，在介紹爺爺那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花橋榮記之後，敘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而她現在這麼個「春夢婆」，當然不比在桂林時那「有名的美人」。來飯店包飯的李老頭子，「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裡的房子，他佔了一半」。可是現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兒子遺棄，最後上吊一死，另一個秦癲子，「在廣西榮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可是現在，在市政府調戲女職員，被開除，又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額頭開花，最後跌進陰溝裡淹死。老闆娘一心嚮往代表「過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現在」的台北：
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過，就盧先生而言，「今」與「昔」的界線，是他來台十五年後理想之破滅。而我已詳細討論，理想破滅之前之後的他，是怎樣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帶領學生過街這同一件事，來比較今昔：從前他極有耐心，像一隻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後來他變得暴躁易怒，甚至動手打人。盧先生之前後判若二人，當然就是這篇小說今昔對比主題的最有力的呈現。
小說結尾，老闆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盧先生少年時期和羅小姐合照的相片。「盧先生還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乾乾淨淨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這樣年輕純潔的模樣，和老闆娘初見盧先生時所見的「一頭頭髮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之模樣，之間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們再拿他墮落以後染髮抹膏的小丑模樣來相較，這一尖銳對比，刺激得令人心酸。過去，盧先生心靈戀愛的羅家姑娘，長得「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這樣一個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體終於姘上的「肉彈彈」潑辣浪婦，真是有天地的差別。
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小說裡，表達「今昔對比」主題的方式，是多方面進行的：
一、藉盧先生的故事來呈現主題。
二、藉敘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來呈現主題。
三、藉李老頭子、秦癲子等配角遭遇來呈現主題。
四、藉敘述者的嘮叨和她對人對事的主觀評語來呈現主題。
而今與昔的對比，就是肉與靈的對比，就是俗垢與純淨的對比。由於時光不斷流逝，不肯暫停，沒有人能長保青春，不受年歲的腐蝕污染，花橋榮記位於「長春」路底。盧先生在「長春」國校教書，當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另有一點，也順便說一下。像這篇小說的這樣一個結尾內容，即以一張年輕時的照片來引發今昔之感，如果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流於「感傷過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卻十分機巧地迴避了這個陷阱。他迴避的妙法，是用敘述者的現實態度，來中和題材的感傷性，我說過，老闆娘來盧先生住所的動機，完全現實，便是想拿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的飯錢。她看到這幅照片，全是出於偶然的。她根本無意尋找「紀念品」。而她對這幅照片發生興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儘管她很仔細的檢視相片裡的兩個後生（如此我們才見到盧先生少年時的樣子，而得以比較今昔），並對這一對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長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可是她對照片人物的這份興趣，是一時的，鑒賞性的，無關痛癢的。要不是裡面的背景，能讓她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自己的過去，誇耀她爺爺那家「招牌響噹噹」的花橋榮記，那麼，盧先生房裡就是真的「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她也不會想到要把這幅照片帶走的。
其實，說起來，不僅是小說結尾，而是盧先生的整個悲劇故事，單就題材本身來說，過於感傷化（sentimental），過於戲劇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卻十分巧妙地藉由敘述者現實、輕鬆、風趣的「語氣」或「語調」（tone）控制抵擋住這兩種趨向。大凡一個小說作者，寫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不在於選用什麼樣的題材，而在於如何處理他所選用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