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故鄉」這個詞,它在羅馬尼亞被兩種人佔有著。一類是村裡的施瓦本波爾卡男人和道德專家,另一類是政府的機關幹部。村莊故鄉是德意志狂的,國家故鄉屬於無主見和盲目恐懼。兩種故鄉概念都是偏狹的、懼外(國人)的和傲慢的,四處嗅著背叛的氣息。二者都需要敵人,做出的判斷籠統、敵意、最終有效,即便錯了也不屑於更改。我第一本書出版後,村裡人在街上遇見我,會朝我臉上吐唾沫,從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給我九十歲的外公刮了幾十年鬍子的理髮師宣稱,以後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員們不再和我母親同坐一輛拖拉機或馬車,他們在遼闊的玉米地裡用孤立懲罰她,只為她有個可恥的女兒。母親和女兒,因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樣的孤獨。母親進城來找我,她不想對我抱怨,但我從她的眼淚中聽出了明明白白的譴責:「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後是不用回村了,但我還得在那裡生活呀。」政府把我帶走審問時,村裡的警察把母親在辦公室整整關了一天。我不為家人的勸說所動,我不能讓別人左右我該寫什麼,該說什麼,讓我收回我對他們和政府說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從不對他們說,他們也不問,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牽扯進來,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明白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連政策下,他們也被牽連進來。我欠家人很多,但又無力改變現狀。如果說這就是我的故鄉,那只是因為我會說這個地方的語言。然而,正因為我會他們的語言,我們之間永遠沒有共同語言。在最短的一句話裡,我們要說的內容已經大相逕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喬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話上,這句話出自他的《弗德裡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別》。塞姆朗曾被關在集中營,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移民到這塊陌生的國土,塞姆朗說:「並非語言即家園,家園是被說出者。」這說明他瞭解人們內心需要與表達的內容有最起碼的認同,以便歸屬它們。在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語之所承載與他的生命格格不入,這時的西語怎能成為他的故鄉?塞姆朗的「家園即被說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賣弄有關故鄉生存的最悲慘細節。有多少人依然會因為一句話鋃鐺入獄,又有多少人從未在他們的母語中找到家園。薩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時候,他在俄語中還能找到家園嗎?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錯了,詞語也會失落。所有專制政權,不論右派還是左派,無神論的還是宗教的,都會將語言作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書描寫我在巴納特施瓦本地區一個小村莊的童年生活,羅馬尼亞出版社審查的詞語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國少數族裔移民國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詞彙。強權將詞語的眼睛牢牢摀住,意欲熄滅語言的內在理性。被置於監督之下的語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樣充滿敵意,所謂故鄉也就更無從談起。
羅馬尼亞語中,上顎被稱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發音並不顯出莊重。羅語的表達總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著它們長長的詛咒。相形之下,德語的嚴謹則中規中矩,紐扣緊鎖。我常想,「上顎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間應該很大,詛咒在這裡成為痛苦無法估量的、充滿惡毒詩意的長篇獨白。我曾經對羅馬尼亞友人說過,一個成功的羅語詛咒是上顎的一小次革命。獨裁統治下的人們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為詛咒已經平息了他們的怒氣。
在流利而準確地掌握了羅語之後很久,我依然需要豎起耳朵,傾聽它向我描繪的大膽畫面,結果還是常常令我瞠目結舌。許多詞語看似平常,卻暗藏精確的政治態度。有些詞本身就在講故事。那時的羅馬尼亞貧困遍地,到處都有蟑螂。蟑螂在羅語中叫做「俄國人」,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叫「俄羅斯吊燈」,葵花子是「俄羅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機智的詞語遊戲貶低著他們的老大哥。詞與意之間的關聯很隱諱,因而更具有諷刺意味。商店裡沒肉可賣,只有帶爪的熏豬蹄作為替代品,人們給它冠名「體操鞋」。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表達方式無法禁絕。貧困是日常生活的裝備,人們在譏諷少得可憐的商品時也在嘲弄自己,這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著渴望。這樣的語言自然獨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況:我曾在一所輕工業部門下屬的中學短期任課,一位老師把他的學生都叫做「??機組」,比如波佩斯庫機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機械廠有三個部門分散在不同城區,信差的任務就是在各部門之間傳遞文件。有個信使是侏儒,個頭還不到門玻璃,敲門時屋裡人看不見,於是得了個「不—在—這兒—先生」的綽號。再有吉卜賽人的例子,他們脫離了黏土房的苦難生活,到工廠做火夫或是鉗工,被戲稱為「穿綢衫的吉卜賽人」。
在獨裁統治下,欣賞俏皮的、幾乎天衣無縫的幽默,也意味著美化它的離題。無望中誕生的幽默,絕望之處生出的噱頭,模糊了娛樂與羞辱之間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只有不留情面才會引人入勝,綻放言語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變成笑話,他們口若懸河,敏銳俏皮,通曉變形和組合手法,是訓練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許多笑話在長期的實踐中流於低俗的種族主義,把歧視他人當消遣。我觀察過工廠的一些同事,他們可以幾個小時不停地講笑話,談笑風生的同時,居高臨下俯視著周圍的人和事,在這個過程中訓練自己的記憶力。噱頭中隱藏的傲慢成為一種非條件反射的習慣。講笑話的人像得了職業病,得意之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話的主題是顛覆罪惡的國家權力的,同時又是種族主義的。我當時真應該幫他們統計一下,在顛覆性笑話中,有多少具有種族歧視的色彩。
同樣,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順口溜的調子也非常便於記憶,詞與詞之間搭配得天衣無縫,無可爭議,很容易在坊間口口相傳。在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廣告也會運用文字和畫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國後,某搬家公司的廣告語著實嚇了我一跳:「我們能讓你的傢俱長腿」。在我的記憶中,長腿的傢俱是秘密警察來過的標誌:推開家門,發現椅子進了廚房,牆上的畫橫穿房間落到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張貼著一張女人脖子的海報,脖子上有兩個槍洞,下面的洞上淌著一滴血。這是互聯網公司的廣告。另外一張海報上,一隻高跟鞋踩在一隻男人的手上。這讓我不得不說兩句了。踩在一隻手上的鞋有什麼美可言?這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因此構成最粗暴的傷害和毫無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與死亡的荒唐遊戲。在我看來,這樣的廣告只會貶低自己的產品。我絕不會去買講述著踐踏一隻手的故事的優雅的鞋。被踐踏的手無法與鞋再分開,甚至比鞋還大,不斷折磨著我的記憶。鞋的顏色和接縫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廣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樣子。記憶的選擇並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殘酷面前美不再堅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變得猥褻。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麗的風景之上遍佈著人類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頭皮鞋,即便美麗的鞋啪嗒啪嗒讓我忍不住回頭。這則鞋的廣告總讓我想起過去,在獨裁統治下,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如何被折磨,被踐踏。在我的想像中,廣告上這只優雅的蜥蜴頭皮鞋什麼都做得出來。我永遠不想去擁有它,也絕不會接受別人的饋贈。我不能保證這只鞋,在我不經意間,不再重複它踐踏一隻手的習慣。
構思該廣告的人,一定不瞭解暴力會使人疼痛、會致人傷殘。載滿這樣故事的一隻鞋,不會使美更精緻,而是借暴力對美的一種瓦解。廣告原本應提升產品的聲譽,但這則廣告的效果卻適得其反。在等公交車,推著嬰兒車經過,或提著購物袋走過時,廣告牌靜止的樣子成了眼睛每天不變的節目,盤踞在腦中揮之不去。人們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線一天天降低,國民對暴力的認知標準也隨之降低。廣告牌執著地出現在我面前,我不禁要問鞋廠和廣告商:你們能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你們要走向哪裡?你們的蜥蜴頭皮鞋的終點又在哪裡?
我每天都暗下決心不去理會這則廣告,卻總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頗具反諷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著。我如此喜歡的蜥蜴頭皮鞋,被這則廣告名譽掃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為他們的客戶了。我擔心廣告商並不是一無所知,而只是太現實:反正多數人都不會想到壞的一面,他們不會反感,還有可能成為客戶。至於少數幾個較真兒的,放棄了也不可惜。
父親出門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後用抹布蘸著唾沫把鞋擦乾淨。被口水吐過的鞋珵光瓦亮。人們習慣在蚊子叮咬過的地方,刺扎過的地方,在燒傷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蓋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襪子和大衣上的污點,和粘在皮膚上的髒東西。我小時候常想,口水真是萬能的好東西,而且沾在皮膚上夏涼冬熱。後來,讀到有關黨衛隊和國防軍(1935—1945)的描寫,提到他們紀律如何嚴明,靴子必須保持光亮時,我想,父親往鞋上吐口水的習慣大概就是那時養成的。正是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讓人看出他身體裡的那個黨衛軍士兵。我的幾個大學前在羅馬尼亞部隊當兵的朋友,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頹敗的羅馬尼亞軍隊,士兵們同樣熱衷於這種擦鞋方式。沒有子彈可供訓練,子彈太貴了。擦鞋沒有鞋油,但有口水。訓練射擊的時間越少,練習擦鞋的時間就越多。一個中提琴手朋友奉命為他的上級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乾,手上起滿了泡,之後的幾個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讀到些有關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納達斯(PeterNadas)描寫的1968年匈牙利部隊和華沙公約國武裝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鎮壓,「匈牙利軍車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擋風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靈了。匈牙利士兵在擋風玻璃後面顫抖著、哭泣著??」這裡,口水成為平民對抗軍隊的一種武器。
在村裡,如果孩子長得和父母特別相像,大家會習慣說:這孩子像是從父親(或母親)臉上吐出來的一樣。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種奇怪的天然關係,原本貶義的詞在我們這裡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義的。不過,我們在形容一個人時也會這麼說:他簡直壞得像唾沫:一句最簡短卻是最惡毒的罵人話。吐口水和說話大有關係。納達斯的例子說明,在詞語不足以表達對他人的蔑視時,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罵人更厲害,那是一種激烈的身體衝突。羅馬尼亞語和大多數其他拉丁語種一樣,聽上去靈巧而柔軟。一個詞可以在韻律中輕快地飛進另一個詞,任何一種情況都有適合它的韻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暢的話語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轉合中穿過每一個日子。與聽笑話一樣,我們總要多聽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賽人從遠處看是人」,還有,當春天來臨,白晝一天天長起來時,他們說「白晝一天比一天長出一隻雞腳來」,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晝一天比一天短了一隻雞腳」。語言的想像力就是這樣,它在耳朵無花果(德語:耳光)和天鵝絨爪子(德語:柔軟的小爪子)之間蕩來蕩去。
德國南部的一個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戰後,小孩子們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種長捻兒爆竹,叫猶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聽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為這種爆竹和柔道運動有什麼關係。十七歲之前他一直都這麼認為。每次在商店購買或者央求大人時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賣炮的人從來也沒有糾正過他。等瞭解了它真實名字的時候,他為自己在每個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恥。這時,父親已經過世,母親還在,但他一直無法啟齒去質問她,為什麼在經歷了奧斯維辛之後,她還能隨隨便便叫出這種反猶的名字。我問他為什麼張不開口,他只是聳聳肩。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語言無時無處不是政治的範疇,因為它和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密不可分。語言總是存在於具體事物中,因此我們每一次都要凝神聆聽,探詢言語之下暗藏的深意。在與行為密不可分的關係中,一句話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難以接受,也許是美的也許是醜的,或好或壞。總而言之,在每一句話語中,也就是說,在每一次說的行為中,都坐著別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