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在講述的同時也在傾聽,閱讀時將我推到離事實近到幾乎無法忍受的距離。漢娜·克拉爾使我們所有的評價失語,她通過提煉和對情節的安排產生一種毋庸置疑的率直,在腦海中開始迴響。她筆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講故事。漢娜·克拉爾的高明之處在於她不加評論,卻在每個句子後面無形地參與著。她無須虛構,僅僅通過對詞語、詞序、剪裁的敏銳感覺,令人歎服地進行文學創作。在她的作品中,事件彷彿被迫回到親歷者的隱身之處。亞歷山大·沃納(AlexandruVona)則是相反的例子,他在虛構時卻給人以紀實的印象。沃納的文字無須修飾也能熠熠生輝,他這樣描寫「在家的感覺」:「??我在夜的黑暗中走進房間,認出了凳子。因為我知道,這時候它一定在那裡,(而且我知道,我)在同樣被黑暗包圍的陌生房間中不會認出它——事實上我什麼都沒看見。」還有,「整個城市像音樂會上鄰座那一動不動的剪影」,或者,「我在談話時關注自己的表情總是多於對方,而我對自己的瞭解,並不比在對方眼中折射的更多。」沃納的文字中,迷失在簡潔中發生,已經確認的事實重又變回陌生,擴展為範式。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卻讓人不得而知。句子在大腦中做了什麼,不會示人。
文章也可以是隱喻的,像安東尼奧·羅伯·安圖尼施(AntonioLoboAntunes)的作品,將文字拼成畫面,再引向迷失:「黑色的情緒和憤怒的憂鬱化為雲的色彩,在海上團成一個個靠墊,摞在一起,彷彿到處是塔夫綢的雙下巴。」這是他的小說《鳥兒歸來》中的句子。
上述三位作家的寫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們的文字都將我深深吸引,令人讚歎。他們讓我跳出自己,用他們的文字重新審視我的生活。人們在讚美散文時喜歡說,這句話很有詩意,或許是因為它單獨存在即能達意的緣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與詩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似。不論在哪裡,只有好的文字才會有相似之處。「當鳥兒死去,它們的肚皮在風中朝向天空」,這樣的句子出現在安圖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過。它聽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詩句,只因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為而非表達思想的詞彙中,已經存在太多的陷阱。然而,我又離開花邊,走上鋪著柏油馬路的地毯。我十五歲進城,接觸到許多新鮮事物,開始學習羅馬尼亞語。起初很吃力,儘管豎起耳朵全神貫注,還是什麼都聽不懂。我穿上了蜥蜴頭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卻迷失了自己。走過城市,感覺除了腳尖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別無他物。我只好盡量少說話。半年以後,一切突然變了,我似乎沒做什麼,所有人行橫道、機關窗口、電車、商店裡的貨物,一下子都為我學會了這門新的語言。
如果某個地方充斥著你不懂的語言,你就要和它一道去傾聽。日子久了,你在這裡生活的時光就為你學會了語言,這和大腦沒什麼關係。我一直以為,人們對詞語的傾聽不夠重視。傾聽是在為說話做準備,時候一到,話語會自動從嘴裡湧出來。忽然有一天,羅馬尼亞語就變成了我自己的語言。不同的是,當我——並非情願地——不得不用德語詞彙和它們做比較時,羅語詞彙睜大了眼睛。它的紛雜具有一種感性、調皮、突如其來的美。
村裡的方言德語說:風在走;學校的標準德語說:風在吹(wehen),七歲的我聽著感覺風在讓自己痛(wehen);羅語則說:風在打(vintulbate),你會立刻聽到運動的聲響:風不是讓自己,而是讓別人痛。不同語言對停止颳風的表達也大相逕庭。德語說:風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羅語說:風站住了(vintula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風」只是不同語言表達同一事物時持續換位的一個例子,幾乎每個句子都是另外一種視角。羅語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為羅語的詞彙不同,這些詞彙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織入語法的網中。
百合(Lilie),在羅語中是陽性,crin。陰性的Lilie和陽性的crin觀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樣的。人們在德語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羅語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擁有兩種視角的人,二者在頭腦中交織在一起。陰性百合和陽性百合敞開自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蕩著鞦韆,蕩進對方的身體裡去。物體內部會產生一陣騷亂,因為它無法清晰地辨認自己了。百合在兩種同時奔跑的語言中變成了什麼?一個男人臉上的女人鼻子?一片修長淡綠的上顎?一隻白手套,還是白色衣領?它散發來與去的氣味,還是讓我們嗅出超越時間之上的停留?兩種語言交匯下的百合,通過兩種百合視角,碰撞出一個神秘而永無終結的過程。雙體百合在大腦中無法停歇,不斷講述著有關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與單語百合相比,人們在雙語百合中看到更為豐富的內涵。
從一種語言走向另一種語言時會發生變樣,這時母語的視角被置於外來語種的審視之下。母語無需作為,它是不經意間產生的一種天賦,在遲來的異域語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語詞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閃現。從此,母語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棲所,母語詞彙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當然,對個體而言,母語仍然是無法撼動的,即便在外語的觀照下被相對化,我們終歸還是信任母語的標準。我們知道,這儘管偶然但源於直覺的標準是我們擁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標準,它無償地將自己提供給嘴唇,無須有意識地學習。母語像皮膚一樣,隨時隨地無條件地存在著,如果被小看、被歧視、甚或被禁止,也會像皮膚一樣受傷。我從羅馬尼亞的一個方言小村走出來,操一口學校裡學到的寒酸的德語普通話,走進城市的官方語言。和我經歷類似的人,會和我感到一樣的困頓。來到城市的頭兩年中,在語言中找一個合適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區找路還要困難。羅語就像我口袋裡的零錢,貨架上的商品還沒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經不夠用來支付了。我要說的話,必須用合適的詞語來支付,可是它們絕大多數我都不認識,認識的有限幾個在用時又想不起來。
現在我明白了,將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這種漸進、這種遲疑,也給了我時間,讓我驚羨羅語為事物帶來的變樣。我知道這是我的幸運。羅語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對我是一個全新的視角,其內涵比德語中的「燕子」要豐富得多。一個鳥的名字,同時也為我們描繪出這樣的圖景:燕子黑壓壓地並排坐在鐵絲上。沒有接觸羅語之前,每個夏天,我都會看到這樣的風景。我慨歎人們能如此美麗地稱呼燕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意識到,羅語詞彙較德語更感性,和我的感覺更合拍。不論說話還是寫作,我都不願再失去這變樣的兩端。雖然我的作品中從未出現過一句羅語,但它一直伴隨著我的文字,這一點毋庸置疑。它已經走進我的視線,在那裡生了根,發了芽。
母語在外語的審視下,其偶然性變得清晰可辨,但這並不使母語感覺受傷。相反,將母語置於其他語言的目光之下,會產生一種徹底的公證關係,像成全一份無需努力得來的愛情。我愛自己的母語,從來不是因為它更好,而是因為它與我最親密。
遺憾的是,對母語本能的信任有時會遭受徹底的破壞。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之後,保羅·策蘭(PaulCelan)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即他的母語也是殺害他母親的劊子手的語言。策蘭無法抖落身上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學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德語,這種語言在他大腦中根深蒂固,無法剔除。即便散發著集中營煙囪的氣味,策蘭也必須將它當做最隱秘的言語障礙保留於心。雖然他是在依第語、羅馬尼亞語和俄語環境中長大,日後法語成為他日常生活的語言,也無法撼動德語在他心中的地位。喬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猶太人大屠殺之後拒絕再講德語,幾十年只用法語寫作。但他並沒有將德語遺忘,他最後的幾部德語作品水平之高,令許多德國作家都無法超越。我們可以說,歌德施密特的母語被長期剝奪了。
許多德語作家微醺於這樣的觀點,即母語在必要時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儘管這必要性在他們身上從未發生,他們依然熱衷於鼓吹「語言即家園」。他們的故鄉觸手可及,從來無須質疑,他們的家園也從來沒有危及過他們的生命。因此從他們嘴裡說出這句話常常會激怒我。這些文人有義務將自己與那些逃脫了希特勒劊子手的魔掌,到處顛沛流離的人相聯繫。在他們身上,「語言即家園」濃縮成簡單的自我肯定,它僅僅意味著「這世界上還有我存在著」。對這些流亡者來說,「語言即家園」成為他們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話語表達的對自我的堅持。那些腳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來去故鄉的人大可不必於此費神。從他們嘴裡說出這句話,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讓他們對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獨和永遠無法重拾的自我認同視而不見,只因為母語作為頭顱攜帶的故鄉能彌補一切。母語的攜帶不是可能,而是一種必然,除非死後,母語也隨之消失。但這又與家園有何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