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慄
1987年我到德國後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牆的城市。有些日子這堵牆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裡了。我深信：那牆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牆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當時正值嚴冬，牆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外國人，這個詞直截了當，它既中立同時又有傾向性，就像說出這個詞的每個嗓音的聲調所表露的那樣。不同的人嘴中說出的這個詞會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們使用它的意圖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來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這麼稱呼的人。它是個集合詞，指的是那些從別處來到這個國家的單個的人。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儘管他們在自己國家所受到的威脅和所遭受的貧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他的生平經歷就是他最穩固同時又是最脆弱的財富。作為陌生人他尋找的補償則是他的國家從未給過他的或是早就從他那兒剝奪走的。
德國人，即使是出於好意，也不能稱自己是外國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鮑裡斯·貝克爾前一陣說過：我是外國人。在德國他們不是外國人。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在粉絲的關注下他們把小小的網球打過網。他們是眾人矚目的中心，比賽過後不久他們就打道回府了。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享受著特權。獲得名次登上領獎台與在難民登記簿中的登記號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變成了調侃。對外他們代表德國，與其說是代表政體國家，不如說是代表民族國家。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因為民族國家並不強迫他們非贏不可，即使輸了，他們在政體國家面前也不用害怕。這一點使他們有別於來自獨裁國家的運動員，後者接受的是偽政治任務，甚至要在真公安監視下嘔心瀝血。他們的身體屬於國家，每個獨裁政權都在運動員中喚起求勝意識，讓他們充當外交政策領域的戰士。這樣每次失敗都被咒罵為未能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而每次勝利都被當做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來慶祝，也就是說在政治層面上被濫用。在羅馬尼亞是這樣，在民主德國也是這樣。
羅馬尼亞劃手伊萬·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划艇世界冠軍。儘管他挫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在外國他卻是帶著獨裁的陰影坐進賽船的。而他的另一個與生俱來的陰影就是他的童年。因為他來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邊木樁上的茅屋，邁過門檻就進入水中了。由於目力所及到處是水，所以他就像這一帶的所有孩子一樣必須同時學會在窩棚裡走路和划小船。
一望無際的水在這一帶也意味著飢餓：吃的東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著人去採摘或收割，吃的東西在水下，而且並非靜止不動，蚌和魚人們得去捕捉。帕扎伊金帶著父母的飢餓坐進小船，為了去捕捉可吃的東西。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樣，小小年紀就坐在船裡，以致他划船時腦袋都露不出船幫。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無人駕馭，自己劃往蘆葦蕩，然後是淤泥地段。人們拚命划船，顧不上左顧右盼，幾個小時以後人們驚奇自己還活著。帕扎伊金就是從這種環境走出來的：即使劃到窩棚前，仍舊只是暫時逃離了那一片汪洋。
帕扎伊金所創造的體育成就曾經是、而且仍舊是為了尋找吃的東西拚命划船的絕對體現，這樣的划船是停不下來的。他的划船在能夠成為體育運動——為了划船而划船，而不是出於貧困——前一直是飢餓所迫。作為劃手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划船成為一種奢侈。
羅馬尼亞體操世界冠軍納迪婭·
科馬內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名字，並上了獨裁者小兒子的床，為的是能在國外站在平衡木上。獨裁者的影子跟著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動。她在外國的體育館成為勝出者，但在自己國家她仍舊是個臣僕。贏得世界冠軍賽的歡呼聲一結束，她在「家裡」就去獨裁者那裡表示感謝。她說，她在平衡木上獲得的勝利全要歸功於他的領導和智慧。齊奧塞斯庫微笑著吻了她。當獨裁者的兒子早就躺在別人的床上之後，她去了美國。後來人們聽說她在那兒給內衣做廣告。
無論人們向哪裡看，來自民主國家的人和來自獨裁國家的人的命運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前者是民族國家的孩子，而後者是政體國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國家和政體國家的孩子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體國家的孩子腦中才會有陰影蔓延。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確實想把把埃裡希·昂納克描繪成我的同鄉，他身上有薩爾人的各種印跡和特點。我甚至於把他的邊防想法診斷為薩爾人誤入歧途的象徵。我錯誤地做出了執拗的斷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家鄉累積了太多的感受，是會把它們當做國際間的兄弟情感釋放出來的。這會導致神經病患者的失誤，這種失誤緣於被壓抑的反抗意志，鑒於有人想逃跑就會拉起鐵絲網，鑒於有人渴望回家就會建起一堵牆。」
路德維希·哈里希如此寫道。說到昂納克，對其扭曲的家鄉觀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寫只能出自某人手筆，這個人不必生活在其獨裁統治下。這種微妙的表述把獨裁者想像中的痛處風格化，卻忽略了相關國家中的現實痛苦。如果說鐵絲網和槍管是渴望回家的物質，那麼齊奧塞斯庫也是薩爾人。菲德爾·卡斯特羅、薩達姆·侯賽因、蒙博托和米洛捨維奇都是薩爾人和這類渴望回家者。如果一位獨裁者在頭腦中需要一個家鄉的話，那麼它只能是：蔑視人。這才是他唯一寄居的地方，那裡安裝著各種設備。為了他們自己作為統治者能夠病態地自尊，獨裁者狂熱而不顧一切地蹂躪著國家和人們。那位長期擔任昂納克保鏢的人的耳聾是因為狩獵。昂納克利用這位保鏢的肩膀當槍托，他送給這個耳朵變聾的人一個西方的助聽器。但他仍舊在每次狩獵時把被槍聲震聾的耳朵下面的肩膀當槍托。
萬德利茨那裡房子各處所掛的鹿角讓我想起，小鹿的角上面長著一層皮，看上去就像伸開的手指。只有當鹿角不再繼續長的時候那層皮才脫去。只要鹿還在蹭這層皮，它們就血淋淋地掛在鹿頭上，如同碎布片。如果人們需要畫面來展示獨裁者在人身上造成了哪些永久性的破壞，那麼正是這幅畫面而不是薩爾能夠暴露無遺，在專制下會發生什麼事。而這些事到處發生在每一個貌似人道的社會。每個獨裁者都能把保鏢的耳朵射聾，但沒有一個獨裁者能圓渴望回家的夢。獨裁者們在他們的國家不是幻想中的外國人，即使是流亡的獨裁者們都不是外國人。誰收留了獨裁者，都把他們當貴賓來對待。而且他們反正也不會有負罪感。他們自責時總是後悔他們的手段還不夠狠，對他們已經做過的事，他們從不追悔。通過被剝奪權力，他們更是認識到自己對權力的那種瘋狂渴望是多麼必要。昂納克的反思僵硬得如同他那老年人的拳頭，被推翻後他多次把自己的拳頭高舉過頭。只有他的拳頭做到了，讓他衰老身軀上的臉再次綻放亮光，看上去好像年輕了四十歲。
一個外國人在各種官方辦事機構先要公開自己的履歷，不是再次出於信任把履歷交付出去，也不是講述，而是公開。這與講述截然相反。鑒於公開之後或者能獲得機會，或者將失去機會，這種公開已經意味著置疑。我回憶自己在難民營度過的時光。新來的人得手裡拿著一張紙穿過一扇扇門去辦手續，先去哪裡後去哪裡的順序是規定好了的。最初要進的兩扇門是聯邦情報局的辦事處，不，門上當然沒有這麼寫，門上寫著：測試機構a和測試機構b。手裡那張紙叫檢驗單，這名字起碼還誠實。當時有的門上貼著紙條，上面寫著：我德語無懂。德國辦事員覺得這句語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許他們明著說，所以他們就用這種辦法來表達。
政治上受迫害者知道他們選擇逃跑的代價。在獨裁體制下，道德這個詞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德國並不想對受迫害者的道德給予關注。所以德國官員在他們事先印好的表格中沒有設置這一欄。在政治避難者公開他們的履歷時，沒有人會對道德問題感興趣。追求道德完美其實正是避難者選擇逃離的原因，這種追求把政治上受迫害者與其原來所在國的政治上隨波逐流者和罪犯區分開來。道德與政治上的投降主義截然相反，而且往往是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的。在把生活物化到表格裡去時，道德卻得不到體現。在德國沒人談論這一點，甚至媒體對此都不感興趣，在私人談話中更是很少涉及這個話題。冒著生命危險通過逃亡拯救了自己的人，在德國首先要學習的就是：從此不會有人詢問他逃亡的原因了。相反，一位德國女記者詢問一名波黑士兵：您是否開槍打死過塞爾維亞人？在提這個問題之前倖存者曾經講述了，他如何在自己藏身的地方目睹了那些尋找他的塞爾維亞人如何把他的祖父母折磨致死。夜間他把他們偷偷埋葬了，兩天以後祖父母的屍首又被刨出，後來被狗吃掉了。那位倖存者說，他大概打死過塞爾維亞人。但他開槍時有四五個人同時開槍，他不知道是誰的子彈打中的。
這位德國女記者的偽善道德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意義呢？面對兇手放棄自衛嗎？
避難者們的履歷不外乎是所經歷的無數細節。想要理解這些，無須從數千人那裡一一瞭解，人們只要知道為數不多的一些履歷中都飽含了些什麼。細節意味著準確性。只有這些細節才能讓人將它們和自己的生活進行比較，只有它們才能面對局外人的不切實際的欣賞和不切實際的蔑視站住腳。因為這兩種態度都是偏見，它們彼此詆毀、勢不兩立，又互相依存。
1987年我在公開自己的履歷時談到了羅馬尼亞的獨裁，這讓德國官員很煩。我出於政治原因離開了一個獨裁體制，而德國官員想知道我的德國僑民身份。當那位公務員問我，如果我是羅馬尼亞人的話，我的所作所為是不是仍舊會導致迫害，我回答說是的。結果他打發我去外事警察局，他斷言說：或者是德裔、或者是政治迫害，既是德裔，又受政治迫害，沒有印好的表格供這種情況填寫。我講述的事情打亂了他抽屜的秩序。也許人們在德國從來就不習慣提有關個人道德的問題，因為這會越界涉及到提問者的生活。而即使是這裡，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生命不會受到威脅的——國家，道德和生命安全往往也是難以協調的。當那些公務員無法循規蹈矩地處理我的避難申請，只能把我的表格推來推去的時候，我在腦子裡給自己提了個問題，他們要是處在我的情況下會怎樣呢？對這個問題我只回答了一半，另一半我禁止自己去回答。但結果都一樣，他們的表現在被禁止回答的那一半比我回答了的那一半也強不到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