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只要不患疾病，食物充足，就會快樂滿足。人也應該如此；然而現實並非這樣，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並非這樣。假如你是不幸的，你或許就會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並不是個例外。假如你是幸福的，請自問一下，你的朋友中有幾個是幸福的。當你對自己的朋友作了一番評論之後，你就應該學會察言觀色之術，使自己更善於感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們的各種情緒。布萊克說：
我見過的一張張臉孔，斑斑懦弱，點點愁怨。
雖然不幸的形式多種多樣，但你卻不難發現，它無處不在。上班時間廣立繁忙街頭，週末閒暇盤桓通行大道，或者良宵時光留連於歌堂舞廳，這時，請把自我從靈魂處放空，讓周圍的陌生人的性情——佔據你的視野。你將會發現，這些不同的群體都有著各自的煩惱。在趕著上班的人流裡，你會看到焦躁不安。過度緊張、消化不良，那種除了生存鬥爭以外對一切缺乏興趣的態度，對遊戲娛樂興味索然，以及對人類同伴的冷漠無情。在週末的通行大道上，你會看到男男女女，輕鬆悠閒；那些很有錢的人，則致力於追逐快活享樂。這種追逐完全以同樣的速度開始，像長長的車隊緩緩爬行。從車裡根本看不見道路或是周圍的景象，因為稍一旁視便會引發交通事故。所有坐在車裡的人時刻都在設法超越前面的車輛，但是道路如此擁擠，以致他們徒自白費心力。如果他們的心緒由此游離開去，就像那些未握駕駛盤的人那樣，一種難以名狀的厭煩就會攫住他們，使他們的表情打上微微不滿的印記。有時一輛滿載黑人的車上會爆發出真誠的快活來，但是他們的乖戾行為又引起不滿，到最後由於交通事故而落入警察手中：假日裡的快樂是非法的。
讓我們再來看看那些歡度夜晚的人們。人人都想來此逍遙一番，這種決心之堅定，就像某人去看牙醫時確保輕鬆鎮定一樣不可動搖。人們一致認為飲酒和吻抱是通向歡樂之路，於是他們開懷暢飲，根本不在乎同伴如何討厭自己。一陣狂歡濫飲之後，他們開始淚流滂淚，埋怨自己太對不起母親的養育之恩。酗酒給他們帶來的不過是犯罪衝動的宣洩，而這在人清醒的時候，往往被理智所壓抑。
這種種不幸的根源，一部分在於社會制度，一部分在於個人的心理素質——當然，後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者的產物。我以前曾有著述，討論如何為促進人的幸福而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造，因而在本書中我不準備討論戰爭、經濟剝削、恐嚇教育的廢除等問題。
我們文明時代的非常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尋求一種沒有戰爭的社會制度；然而人類如此不幸，以至於相互殺戮比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陽光顯得更為誘人c在這種情況下，再美好的制度也是難以實現的。假如機器化大生產是為了增進那些有最大需要的人們的利益的，那麼防止永久的貧困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連富人們都是不幸的，使所有的人變富又有什麼意義呢？訴諸棍棒的恐嚇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施教者自己本就是這種熱情的奴隸，他們就不可能施予其它形式的教育。然而，在此時此地，在我們這個普遍懷舊的社會裡，一個人如何去獲得自身的幸福？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一類人身上，他們沒有遭受過外來的任何巨大的痛苦。我假定他們有足夠的收入，解決了溫飽和起居問題；他們足夠健康，有可能從事日常的各種活動。我不考慮那些巨大的災變，如兒女盡亡、當眾受辱等。這類事情確實值得討論，而且確實重要；但它們屬於與我想說的是不同的另一類事情。我的目的在於、為現代文明國家裡大多數人遭受的日常不幸提供醫治的處方。這類不幸使人不堪忍受，因為它沒有任何明顯的外在原因，它一旦到來，任何人都無法逃避。我相信，這種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世界的錯誤看法、錯誤的倫理觀、錯誤的生活習慣所引起的。其結果導致了對那些可能獲得的事物的天然熱情和追求慾望的喪失，而這些事物，乃是所有幸福——不管是人類的還是動物的——所最終依賴的東西。這些事物的獲得是在個人的能力範圍之內的，我因而提出這樣一些轉變方法，只要我們有一般的好運氣，便能通過這些轉變獲得幸福。
也許對我所要提倡的哲學的介紹，最好的方式便是從我的簡要自傳開始。我生來並不幸福。那時候，我最喜歡聽的聖歌是：「厭倦塵世，我肩頭重負罪孽。」五歲時，我曾想到，如果我能活到70歲，那我到現在才捱過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2我覺得面前漫長的無聊生涯簡直難以忍受。青春時代，我厭惡生活，一度徘徊於自殺的邊緣；而我之所以終於抑制了自盡的念頭，只是因為想多學些數學。現在，相反地，我熱愛生活；幾乎可以這麼說，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對生活更加熱愛了。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已經發現了我最想得到的東西，而且慢慢地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成功地放棄了某些嚮往的目標——例如關於事物的不容置疑的知識的獲得——因為實際上不可能得到它們。但是，幸福的獲得，在極大的程度上卻是由於消除了對自我的過分關注。像別的受過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樣，我曾有反省自己的罪過、愚行和缺點的習慣。我常將自己看作——無疑還自以為公正——一個可憐的怪人。漸漸地，我學會了對我自身缺點的漠不關心；懂得了將我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世界的狀態，知識的各個分支，我所喜愛的個人等等。的確，對外界事物的關心也有可能帶來各自的痛苦：這世界可能會陷入戰爭，某些方面的知識有可能很難獲得，朋友們可能會離我而去。然而這種痛苦不會摧毀生活的本質因素。而那些由於對自我的厭惡產生的痛苦，則往往會給生活的本質方面以滅頂之災。每一種外在的興趣都會激起某種活動，只要這種興趣仍舊存在，這種活動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厭倦及無聊意識的產生。相反地，對自我的興趣，不可能導致進取性的活動。這反倒有可能促使一個人去記日記，從事心理分析，或者成為一個僧侶。然而，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規使得僧侶忘卻了自己的靈魂之後，他才會變得幸福。他由宗教獲致的幸福，本來哪怕是一個清道夫也可以得到，只要他堅守崗位，一如既往。對於那些自我專注過於嚴重，用其它的方法治療均無效果的不幸的人來說，通向幸福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外在修養。
自我專注有多種形式。在我們看來，有三種最普通的類型：罪人、自戀者和誇大狂。
我說「罪人」時，並不是指犯了罪過的人。我指的是那種精神專注於犯罪意識的人。這種人不停地責難自己；如果他是一個教徒的話，就把這種有罪意識解釋成上帝的責難。他按照他自以為應該的那樣的去想像自我，而這與他所瞭解的實際的自我總處在一種持續的矛盾中。如果在有意識的思維中，他老早就拋棄了他在母親膝下時學得的那些道德信念，那麼他的負罪感就應該已被埋藏於無意識深處，只在酒醉或睡眠時才浮現出來。但是這已足夠使一切事物失去誘惑力了。在靈魂深處，他仍然接受了兒時所得的所有禁律。罵人是邪惡的；而首要的是，性是邪惡的。當然，他並沒有禁止自己去享受所有這些快樂，但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已被這些東西拉下了墮落的深淵。他全部身心追求的一種快樂就是受到母親的撫愛，此時所經歷的快樂至今記憶猶新。然而這種快樂之門不再向他開放，他因此感到一切都無所謂了：既然總要犯罪，就乾脆深陷到罪惡之中去吧。戀愛時，他仍在尋求著母性的溫柔，但又不能接受這種溫柔；因為母親的形象猶在，使他對任何與自己有性關係的女人都不可能產生尊重之情。於是他失望並開始變得冷酷；而當地為自己的冷酷開始後悔時，便又開始了一輪想像中的犯罪和真誠的悔恨交替變換的過程。這就是許多表面上強硬的放蕩者的心理。使他們誤入歧途的，是對不可企及的目標（母親或母親的替代者）的追求以及童年時代受到的荒謬的倫理準則的灌輸和教誨。對這些母性「貞潔」的犧牲者來說，走向幸福的第一步就是，從早年信仰和情感之中解脫出來。
自戀，在某神意義上，是習慣化了的負罪感的對立物。它包括對自我的愛慕和希望得到別人的愛慕的習慣。當然，某種程度的自戀是正常的，人們也不必為之哀歎；然而一旦這種自戀發展過頭了，它就會變成一種惡習。在許多婦女、特別是富裕階層的婦女身上，那種感受愛的能力早已乾涸並被一種希望所有的男人都愛她的強烈願望所代替。當這種女人確信某個男子愛上她時，她便覺得他對自己不再有用。同樣的現象也會發生在男人身上，雖然比較少見。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小說《危險的私通》中的主角（該書描寫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幾位貴族的愛情故事）當虛榮達到這種程度時，對任何他人都不再會有真正的興趣，因而從愛情中也不可能獲得絲毫滿足。其它的興趣關落得更加迅速。例如，一個自戀者被人們對大畫家的崇敬所激勵，他也會變成一位美術專業學生；然而，由於繪畫風不過是他為達到一種目的手段而已，因而繪畫技法從來沒有變成他的真正的興趣；除了與己有關的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別的主題。結果自然是失敗和失望，沒有預期中的奉承，卻只有一連串的奚落。同樣的情況也常常發生在小說家身上，如果這位小說家總是把自己當作理想的英雄。無論何種勞動，它的真正的成功有賴於對這一勞動的對象的真正興趣。一位接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們，其最終的悲劇就在於，他們原先對社區活動以及施政方針的興趣，逐漸為自戀情緒所取代。一個只對自己感興趣的人是不值得稱道的，人們不會如他所自認為的那樣去看待他。因此，如果一個人對這世界唯一所關心的只是這個世界應該對他表示崇敬，那麼他往往不大可能達到這個目標。就算他達到了這個目標，他仍然不能獲得完全的幸福，因為人類的本能永遠不會完全地以自我為中心，自戀者只不過是對自己加以人為的限制，正如一個為負罪感所壓抑的人一樣。原始人可能會為自己是個優秀獵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歡狩獵活動本身虛榮心，一旦超過一定的極點，便會由於自身的原因扼殺任何活動所帶來的樂趣，並且不可避免地導致倦怠和厭煩。一般情況下，虛榮心的根源就在於自信心的缺乏，療法則在於培養自尊。但是這只有通過對客觀事物的興趣，激發起一連串的成功的行動才能達到。
誇大狂與自戀者的區別在於，他希望自己聲威顯赫而不是可愛迷人，希望自己被人畏懼而不是被人迷戀。屬於這一類型的有瘋子和多數歷史上的偉人。對權力的愛，就像虛榮心一樣，是正常人性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因此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它過度膨脹或是與不充分的現實感相聯繫時，它才變得令人惋惜。這時，它就會使人不幸、令人愚蠢，甚至兩者兼而有之。自以為頭戴皇冠的瘋子，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幸福的，但他的幸福不是那種任何清醒的人都會羨慕的幸福。亞歷山大大帝與瘋子在心理上同屬一類人，哪怕他擁有實現瘋狂夢想的才能，也是如此。然而，他並未能最終實現自己的夢想，因為隨著他的戰績的擴大，他的夢想也不斷膨脹，當他知道自己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時，便自封為大帝。他真的幸福麼？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氣，他對女人的冷酷無情，他的自命上帝，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他並不幸福。為了開發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犧牲所有其它部分為代價，或者把整個世界看作是為了個人自我的偉大高貴而創造出來的，這是不可能得到最終的滿足的。誇大狂，一般來說，不管是精神錯亂的還是精神健全的，往往是由過份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侖在求學時期曾為自卑感所折磨，因為他的同學大都是富有的貴族子弟，而他家境貧寒，靠獎學金才得以維持學業。在他後來允許那些流亡者歸來時，面對昔日同學的卑顏屈膝，他才獲得了滿足。這真可謂至福！這種滿足感進一步導致他去征服沙皇以便得到同樣的滿足，而這滿足卻把他送上了聖赫勒拿島。由於沒有人是全能的，一個被權力慾所徹底攫住的人，遲早總會碰到那些無法逾越的障礙。只有某種形式的瘋狂才會阻止這種認識深入人的頭腦，就像一個人權力足夠大時，他可以把向他指出這一點的人監禁起來或者處以極刑。政治意識的壓抑和心理分析意識中的壓抑是密切相關的。不管以何種明顯的方式，也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出現了心理分析上的壓抑，就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權力，當它被保持在適當的限度以內時，也許會極大地增進幸福；然而，如果把它當作生活的唯一目的，它就會給人的外部世界或者內心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
很顯然，不幸的心理上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它們都有某些共同點。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在青年時期被剝奪了一些正常的滿足，於是便把這種滿足看得比任何一種其他方面的滿足更為重要，一生只朝著這一方面苦心尋求；他僅僅對成功、而不是對那些與此相關的活動本身，給予足夠多的、不恰當的重視。然而，在今天，另外一種現象發展得極為普遍。一個人也許感到自己徹底失敗了，以至於不再尋求任何形式的滿足，只求消遣放鬆、陶然忘情。他因而成了「快樂」的愛好者。也就是說，他減少自己的活力以便使生活變得更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種暫時的自殺；它帶來的幸福僅僅是一種消極的、暫時的忘卻不幸的幸福。自戀者和誇大狂相信幸福是可能的，雖然他們為了得到它採取了錯誤的方式；但是尋求精神麻醉的人，無論採取哪種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無聞。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他的首要之點就是告訴他：幸福是值得爭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樣，總是對此表示自豪。也許他們的這種自豪與狐狸丟了尾巴時的感觸是一樣的。如果真是這樣，醫治的療法便是向他們指出，怎樣才能長出一條新的尾巴來。我相信，如果人們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會有人再去存心選擇不幸之路。我當然並不否認這種人的存在，但這類人肯定為數不多，難成氣候。因此我假定讀者諸君都寧願幸福而不是願望不幸。能否幫助他認識到這種願望，我不敢肯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嘗試總是不會有害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