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孩子被這突然的慘景驚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團。但兇手向他們逼近時，他們竟不約而同地和劊子手廝打起來，然而，小小年紀，哪裡是這些四肢發達、訓練有素的殺手的對手，瞬間，兩個孩子就喪身在屠刀之下。
劊子手行兇後，刀上的血跡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了，那裡，早有白公館伙夫給他們準備好了酒肉，他們在那裡猜拳行令，哪管山上的冤魂。不僅如此，他們還瓜分楊虎城隨身攜帶的錢物。伙夫因辛苦，他們把楊將軍女兒的一塊銀牌給了他。這塊銀牌正面刻著「長命富貴」四個字，背面刻「楊先生女公子雙月紀念，張止戈」十四字。這是將軍女兒滿雙月時，息烽特務團長送作紀念的，不幸今天又落入魔掌。
毛人鳳對這次屠殺成功，大加讚揚，對各劊子手一一賞賜，他沾沾自喜地說：「老頭子對這件事情幹得如此乾淨利落，十分滿意。」
對於這次暗殺，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檔案B類144卷記載的周養浩1955年的交待中這樣寫道：
「9月10日，周養浩進城見毛匪（人鳳），毛說發點賞金給你們，因我說不要，毛說你亦辛苦了，應該發一點，你同去同來的有多少人說給我聽聽。周說去時帶副官、兩個司機、一個技工、一個助手。回來時張鵠本人及帶6個隊員，毛即拔出鋼筆在洋信紙上寫出：發賞金800百元（這個數目印象模糊，不能很肯定），署名『以炎』。隨交周說到特區拿錢，不要說何事，由你酌量分發，不必取收據。周領到錢回鄉下即約張鵠面商分發數字：周養浩200元，張鵠150元，隊員6人各50元，鄭文松50元，司機三人，技工一人，助手一人，共100元。周當時曾問毛：幾個行動員怎樣？毛說他們的我已發了，你可不管。周問每人若干，毛說每人200元。」
楊虎城父子被暗殺後，他們的遺體被特務們埋在附近的花壇裡，並種上花草。宋綺雲等四人遺體則埋在了警衛室內，打上三合土，企圖掩蓋罪證，他們以為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可幾天後，由於對將軍遺物分贓不均，發生內訌，密殺之事，便在特務中傳開。另外，白公館伙夫身上拯貴的雙月紀念銀牌，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大家推測楊虎城可能被害。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黨和政府迅速組織人力，查找楊將軍遺體下落。後根據楊欽典和李育生（曾因搶軍統物資被關進白公館，獲釋後在白公館作雜役）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將軍遺體所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檔案A類105卷保存了楊虎城舊部胡三高對發掘楊將軍遺體的詳細記載：
我和我舊日同事安志堅於1949年12月11日早晨乘被難烈士專車到達蔣匪殺人魔窟重慶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我們這一小組共是三人，除我和安志堅外，另一位是楊將軍蒲城小同鄉秦一民，由李育生引導，另外有十幾個工人和一些參觀人員，同時有中央電影製片廠兩位同志和大公報記者陳琦震先生。新民報記者周德華先生等數人則另乘一吉普車先行。
我們汽車進入魔窟特區時，即感到非常異樣，因為今天細雨綿綿，好像為楊將軍志哀，更增加了陰森氣氛。我們汽車開到一個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車，即怵目驚心，所能看到的儘是些裝有蒙難烈士屍體的棺材。為楊將軍預備的棺木，也放在那裡。此棺黑漆紅頭，分內棺外槨，很是講究。由那裡上山，一路都是烈士屍棺。最後到一蓋得很講究的所在，下邊是個院壩，上邊有好些房子，那是所謂戴公祠了。戴公祠之右，又是一連幾間房子，據說是魔鬼會客之所。就在這房子左邊，有一塊靠外邊是石砌、面上是泥土，左右長約兩丈、寬約五尺的地方，靠左這一頭泥土甚鬆，上邊放有石頭三塊、瓦片一頁。此處即系匪徒們將楊將軍忠骸埋棄之所，這消息是一個當時擔任警戒的衛兵傳出來的。將近下午1點鐘，李育生指示工人們挖土，由於惟恐將屍體毀傷，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發現衣服，再次發現頭部，臂邊並放有呢禮帽一頂，顏色不可辨別，但是很大，然後全身都看見了，並且在腳頭發現一尺寬、一尺多長小木箱一個，內裝骨灰。人是背朝石砌這邊，頭朝右方，雙手背綁，雙足也用繩索綁著，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綁於頭後。當即繼續挖掘，用白布鋪於平地，將屍抬出面向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善，額已見骨，鼻尖已塌毀。李育生和電影製片廠兩位同志及兩位記者希望我及安、秦詳細鑒別，有無錯誤。工人們則繼續挖，挖出一頭朝左方的青年人屍體，腳上穿的是膠底帆布鞋，腹部已破。經我們細細看過，認為確是楊虎城將軍父子忠骸，其確證有四：一是頭部稍窄而前後甚長，額部飽滿，顴不太大，須長多半寸，發長數寸均有白者（鬚髮長度和那位衛兵所講相同）；二是骨骼甚大，胸部發達；三是楊夫人謝葆貞女士抗戰勝利後，即被折磨發狂而死，楊將軍將遺體化灰置於左右，其腳頭掘出之骨灰一箱當系楊夫人無疑；四是與青年人同埋一處，並繫上下堆放，顯系楊虎城父子，旁人沒有這樣巧合。再拿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蝕情形來看，確係兩個多月前被害……當發掘工作進行期間，電影製片廠工作同志不斷將這慘絕人寰的景況，攝入鏡頭。我相信此一珍貴照片，將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愛惜和永遠的紀念，並毫無掩飾地暴露了蔣匪兇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