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拚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六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五十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兌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