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吳稚暉先生提出上八股洋八股的名稱以來，大家一直沿用，不曾發生過疑問，因為這兩種東西確實存在，現在給他分類正名，覺得更是明瞭了。但是我有時不兔心裡納悶，這兩個名稱雖好，究竟還是渾名，他們的真姓名該是什麼。土八股我知道即是經義，以做成散文賦似的八對股得名，可是洋八股呢，這在中國舊名詞裡叫做什麼的呢？無意之中，忍然想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這洋八股的本名就只是策論。頂好的證據是，前清從前考試取士用八股文，後來維新了要講洋務的時候改用策論，二者同是制藝或功令文，而有新舊之別，亦即是土洋之異矣。不過這個證據還是隨後想到的，最初使我得到這新發見的是別人的偶然一句閒話。我翻閱馮班的《鈍吟雜錄》，卷一《家戒》上有一則，其上半云：
「士入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閾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何義門評注雲，「此亦名言。」此其所以為名言據我輯是在於教人切勿作論。做策論的弊病我也從這裡悟出來，這才瞭解了與現代洋八股的關係。同是功令文，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論則使人謬妄，其一重在模擬服從，其一則重在胡說亂道也。專做八股文的結果只學會按譜填詞，應拍起舞，裡邊全沒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說亂道者仍靠兼做策論之力也。八股文的題目只出在經書裡，重要的實在還只是四書，策論範圍便很大了，歷史政治倫理哲學玄學是一類，經濟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類，一個人哪裡能夠知道得這許多，於是只好以不知為知，後來也就居然自以為知，胡說亂道之後繼以誤國殃民，那些對空策的把「可得而言欽」改到「可得而言也」去繳卷，還只庸腐而已，比較起來無妨從輕發落。鈍吟上邊所說單是史論一種，弊病已經很大，或者這本來是策論中頂重要的一種也未可知。我們小時候學做管仲淪漢高祖論，專門練習舞文弄墨的勾當，對於古代的事情胡亂說慣了，對於現在的事情也那麼他說，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處並不在他的無聊瞎說，乃是在於這會變成公論。朱子《語類》中有云：
「秀才好論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過了又只休，幾事皆然。」又云：
「真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卻口中說得，筆下寫得，足以動人所聞，多至敗事。」可見宋朝已是如此，但是時代遠了，且按下不表，還是來引近時的例吧。「蘆涇遁士」原是清季浙西名士，今尚健在，於光緒甲午乙未之際著《求己錄》三卷，蓋取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其卷下言公論難從節下有論曰：
「士大夫平日未嘗精究義理，所論雖自謂不偏，斷難悉合於正，如《左傳》所引君子曰及馬班諸史毀譽褒貶，名為公論，大半雜以偏見，故公論實不可憑……夫因循坐誤，時不再來，政事有急宜更張者，乃或詢公論而姑待之，一姑待而機不再來矣。百病嬰身，豈容鬥力，用兵有明知必敗者，乃竟畏公論而姑試之，一姑試而事不可救矣。濟濟公卿，罕讀大學知止之義，胸無定見，一念回護，一念徇俗，甚至涕位彷惶，終不敢毅然負謗，早挽狂瀾，而乘艱危之來巧盜虛名者，其心尤不勝誅。」注中又有云：
「山左米協麟有言，今日之正言說論皆三十年後之夢囈笑談。」自乙未到現在已整四十年了，不知今昔之感當何如，米君的意見似猶近於樂觀也。《求己錄》下卷中陶君的高見尚多，今不能多引。讀書人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又反正只是口頭筆下用力，無妨說個痛快，此或者亦是人情，然而誤事不少矣。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即是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老圃之意。何況打仗，這只好問軍事專家了，而書生至今好談兵，蓋是秀才的脾氣，朱晦庵原也是知道了的。我聽說山西有高小畢業會考，國文試題曰《明恥教戰論》，又北平有大學招考新生，國文試題曰《國防策》。這是道地的洋八股，也是策論的正宗，這樣下去大約哄哄地攘臂談天下事的秀才是不會絕跡的，雖然我們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與一般常識之養成是很不容易希望做到。
中國向來有幾部書我以為很是有害，即《春秋》與《通鑒綱目》，《東萊博議》與胡致堂的《讀史管見》，此外是《古文觀止》。孔於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本是一句謊話，朱子又來他一個續編，後世文人作文便以筆削自任，儼然有判官氣象，《博議》、《管見》乃是判例，《觀止》則各式詞狀也。這樣養成的文章思想便是洋八股，其實他還是真正國貨，稱之曰洋未免冤枉。這種東西不見得比八股文好，勢力卻更大，生命也更強，因為八股文只寄托在科舉上，科舉停了也就了結，策論則到處生根，不但不易拔除，且有愈益繁榮之勢。他的根便長在中國人的秀才氣質上，這叫人家如何能拔乎。我對於洋八股也只能隨便談談，實在想不出法子奈何他，蓋欲木之茂者必先培其本根，而此則本根甚固也。
二十五年一月
（1936年：月作，選自《風雨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