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的眾多辭書裡，「醒」字都沒有貶義。如《辭源》（商務印書館1989年）釋以「醉解」、「夢覺」、「覺悟」等等，醒都是與昏亂迷惑相對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聰慧的含義。
屈原的《漁父》詩中有「舉世皆濁我獨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名句，對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馬橋人不是這樣看的。恰恰相反，馬橋人已經習慣了用縮鼻糾嘴的鄙棄表情，來使用這個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意思。「醒子」當然就是指蠢貨。這種習慣是不是從他們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時候開始？
約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認為醒的屈原，不堪無邊無際的舉世昏醉，決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惡，投水自斃於汩羅江，也就是羅江的下游——現在那裡叫作楚塘鄉。他是受貶放逐而來的。他所忠誠報效的楚國，當時「群臣相護以功，謅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引自《戰國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長歌當哭，壯志難酬，悲慨問天。如果他不能救助這個世界的話，他至少可以拒絕這個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賣和虛偽，他至少可以閉上眼睛。於是他最終選擇了江底的暗寂，在那裡安頓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線經辰陽、漵浦等地，最後沿湘江繞達羅地。其實，這是一個邊國，貶臣最不應該到達的地方。羅人曾經被強大的楚國無情地驅殺，先一步流落到這裡。當楚人被更強大的秦國所驅殺時，屈原幾乎循著同樣的路線，隨後也飄泊而至。歷史在重演，只是已經換了角色。同泊異鄉淪落，思怨復何言？
屈原當過楚國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當然熟知楚國的歷史，熟知楚國對羅國的驅殺、我不知道他淒然登上羅江之岸時，見到似曾相識的面容，聽到似曾相識的語音。身歷似曾相識的民風鄉俗———這僥倖逃脫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裡有何感想？我更難想像，當屈辱而貧弱的羅人面對侵略國的前任大臣，默默無言地迎上來，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終於援以一簞一瓢之時，大臣的雙手是否有過顫抖？
歷史沒有記載這一切，疏漏了這一切。
我突然覺得，屈原選擇這裡作為長眠之地，很可能有我們尚未知曉的複雜原因。羅地是一面鏡子，可以讓他透看興衰分合的荒誕。羅地是一劑猛藥，可以讓他大瀉朝臣內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濤聲，抽打著他的記憶，不僅僅是在拷問他對楚國的幽怨，也在拷問他對楚國的忠貞，拷問他一直自我珍視並且畢生為之奮鬥的信念。此時的他，並非第一次受貶，應該具有對付落泊的足夠經驗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經長旅蠻地日久，對流放途中的饑寒勞頓也應該習以為常不難擔當。他終於在淚羅江邊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發生了某種根本性的動搖，使他對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驚懼，對歷史之外更大的歷史感到無可解脫的迷惘，只能一腳踩空。
他還能在別的什麼地方得到更為明亮刺目的——醒？
他還能在別的什麼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視的——醒？
這是一種揣測。
屈原在羅地的時候，散發赤足，被戴花草，飲露餐菊，呼風喚雨，與日月對話，與蟲鳥同眠，想必是已經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後來《辭源》之類的看法），也確確實實是醒了（馬橋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臨江一躍，溝通了醒字的兩種含義：愚昧和明智，地獄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恆久。
羅人不大能理解楚臣的忠貞，但他們似乎諒解了已經敗落的敵手，對屈原同樣給予了同樣的悲憐——這就是後來每年五月初五劃龍船的傳統。他們拋下粽子，希望魚蝦不要吃屈原的屍骨。他們大鑼大鼓的喧鬧，希望喚醒沉睡江底的詩人。他們一遍遍聲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圓睜，嗓門嘶啞，大汗淋漓。他們接天的聲浪完全淹蓋了對楚營的萬世深仇，只為了救活一個人，一個陌生的詩人。
這種習俗，最早見於南朝時梁人宗懍所著的《荊楚歲時記》。這以前並無端午紀念屈原的說法。事實上，劃龍船是南方早就常見的祀神儀式，與屈原並沒有可以確證的關係。把兩者聯繫起來，很可能是文人對歷史的杜撰和幻想，為了屈原，也是為了自己。越來越隆重的追祭意味著：如果終究有一種永久的輝煌可以作為回報，作為許諾，那麼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點安全和欣慰？
屈原沒有看到輝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輝煌。相反，馬橋人對「醒」字的理解和運用，隱藏著另一種視角，隱藏著先人們對強國政治和異質文化的冷眼，隱藏著不同歷史定位之間的必然歧義。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羅地人獨特歷史和思維的一脈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