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自選集 正文 歲末恆河
    出訪印度之前,新德里燒了一次機場,又爆發登格熱,幾天之內病死者已經過百,入院搶救的人則數以千計,當局不得不騰出一些學校和機關來當臨時的醫院。電視裡好幾次出現印度軍警緊急出動在市區噴灑藥物的鏡頭,有如臨大敵的氣氛。

    我被這些鏡頭弄得有些緊張,急忙打聽對登什麼熱的預防辦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島以前也流行過這種病,只到近十來年才差不多絕跡。但對這種病較有經驗的醫生還算不少。一位姓凌的醫生在電話裡告訴我,登格熱至今沒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預防針,也沒有什麼預防藥品可言。考慮到這種病主要是靠一種蚊蟲傳染的,那麼唯一的預防之法,就是長衣長褲長襪,另外多帶點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的氣溫轉涼,長衣長褲長襪已可以接受。但我沒有料到,緊緊包裹全身再加上隨身攜帶的各種防蚊藥劑,用來對付印度的蚊子仍是防不勝防。星級賓館裡一切都很乾淨,只要多給點小費,男性侍者的微笑也應有盡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臉,嗡嗡蚊聲仍然不時可聞,令人心驚肉跳,令人心裡「登格」。有時,幾位同行者正在談笑,一些可疑的尖聲不知從何處飄忽而近,眾人免不了臉色驟變手忙腳亂地四下裡招架,好端端的一個話題不得不中上和失散。出於一種中國式的習慣,我對眼前的飛蚊當然決不放過。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動作總是引來身旁印度人驚訝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錯了什麼。

    中國使館的官員也給我們準備了防蚊油。他們後來才告訴我,印度是一個宗教的國度,大多數人都持守戒殺的教規,而且將這種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驅趕,但斷斷不可打殺。對於我兩手拍出巨響的血腥暴行,他們當然很不習慣。

    我這才明白了他們一次次驚訝和疑惑的回頭。

    也才明白了登格熱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們幸福了,那一百多條死於登格熱的人命怎麼說呢?人類當然可以悲懷,悲懷一切植物、動物乃至蚊子,但人類有什麼理由不悲懷自己的同類?為什麼可以把自己積善的記錄看得比同類的生命更為重要?

    在印度,不僅蚊子們幸福,人類以外的其他各種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頭常有呼啦啦的猴群從你身邊跳踉而過,爬到樹上或牆上悠閒嬉耍。每一片綠蔭裡也都有松鼠在道上來回奔竄,有時居然大搖大擺爬入你伸出的手掌。還有潮水般的鴉鳴雀噪,似乎從泰戈爾透明而夢幻的散文裡傳來,一浪又一浪拍打著落霞,與你的驚喜相遇。你無論走到哪裡,都似乎置身於一個天然的動物園,置身於童話。你周圍的一些公共服務場所也常有這樣一些童話式的公告牌:「本展覽館日出開門,日落關門。」這種拒絕鐘錶的時間表達方式早已被新聞、法律、教材以及商務文件久違,大有一種童話裡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來是各種動物雜處的樂園,後來人類獨尊,人類獨強,很多地方的景觀才日漸單調。我在中國已經很少聽到鳥叫。那些兒時的啁啁啾啾一一熄滅,當然是流失到食客們的腸胃裡去了,到中國人花樣百出的冷盤或火鍋、蒸籠或烤爐裡去了,到遍佈城鄉燈紅酒綠熱火朝天的各色餐館裡去了。中國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麼都敢吃,什麼都要吃。一個宗教薄弱的世俗國家,一個沒有素食傳統的嗜向性大眾,紅光滿面大快朵頤成了人際交往的普遍表情。人們正在吃得一個又一個物種幾近絕跡,隨著食文化的發達繁榮,眼看著連泥鰍、青蛙一類也難於倖免。我一位親戚的女兒,長到八歲,至今也只能在畫冊上認識蝌蚪。

    印度也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決無中國這麼多對於動物來說恐怖萬分的餐館。這當然讓剛到此地的中國人不大習慣。有時候搜尋了幾條街,好容易飢腸轆轆地找到了一家有煙火味的去處,菜譜也總是簡單得讓中國食客們頗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聖物,不論野外有多少無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廚的。由於受伊斯蘭教的影響,豬肉也是絕大多數餐館的禁忌。菜譜上甚至極少見到魚類,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魚,兩地的習俗不知是否有些關聯。可以想見,光是有了這幾條,餐桌上就已經風光頓失,乏善可陳,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麼珍奇的葷腥了。在這一個齋食和節食幾乎成為日常習慣的國家裡,我和朋友們不得不忍受著千篇一律的麵餅和麵餅和麵餅,再加上日復一日拿來聊塞枯腸的雞肉。半個月下來,我們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減肥的狀態,眼球也叭噠叭噠似乎擴張了幾分。

    嚥下麵餅的時候,不得不生出一個疑問:印度的軍隊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們衝鋒陷陣的時候是否有點力不從心?印度的運動員們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證他們必要的營養和熱量?如何能保證他們的體能,足以抗衡其他國家那些牛排和豬排餵養出來的虎狼之師?難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奧運會上,偌大一個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塊獎牌。這一可悲的紀錄原來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倒讓我覺得順理成章。也許,素食者自然素心——相當多數的印度人與競技場上的各種爭奪和搏殺,一開始就沒有緣分。

    他們看來更合適走進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寺廟,在那裡平心靜氣,無慾無念,從神主那裡接受關切和家園。當他們年邁的時候,大概就會像所有我所見到的印度老人,成為一座座哲學家的雕像,散佈在城鄉各地的簷下或路口。無論他們多麼貧窮,無論他們的身體多麼枯瘦衣著多麼襤褸,無論他們在乞討還是在訪問鄰居,他們都有自尊、從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瞭解熟悉你的表情。他們的目光裡有一種對世界洞悉無餘的明亮。

    一塊獎牌的結局在印度引起爭論,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對體育政策、管理體制、文化傳統的分析和批評。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對我不無自豪地說:「我們不需要金牌。」

    「為什麼?」

    「金牌是體育的墮落。這樣的體育,以巨額獎金為動力,以很多運動員的傷殘為代價,越來越新聞化和商業化了,不是墮落是什麼?」他再一次強調,「我們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諧的生活。」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正在班加羅爾一個劇院門口,等待著一個地方傳統劇目的演出開始。由於1996年度的世界小姐選美正在這個城市舉行,他們也七嘴八舌抗議著這種庸俗的西方鬧劇。

    我們用英語交談。說實話,英語在這裡已經印度化,很不好懂,清輔音全都硬邦邦地濁化,與英美式英語的差別,大概不會小於普通話與湖南話的差別。我們代表團的譯員姓紐,英語科班出身,又在西北邊睡與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多年交道,聽這種英語也有些緊張,臉上不時有茫然之態。我比起小組來說當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聽我們的英語毫無障礙,收支失衡的語言交流大體還可以進行下去。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印地語譯員,很難深入這裡的社會底層,很難用手勢知道得更多。英語在這裡僅僅是官方語言之一,只屬於上流人士以及高學歷者,普通百姓則多是講印地語或其他本上民族的語言——這樣的「普通話」在印度竟多達二十幾種。這個國家一直處在語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分裂,也有階級的分裂。他們歷史上沒有一個秦始皇,主體社會至今人不同種,書不同文。他們也沒有諸如1949年的革命大手術,貴族與賤民的分離制度至今存留如舊。這就是說,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的大破壞,也沒有文化的大一統。我沒法知道,是社會的裂痕,阻礙了他們語言的統一?還是語言的裂痕,阻礙著他們階級的剷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著英語的引導,你當然只能進入某種英國化的印度:議會、報館、博物館、公務員的美滿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學,還有獨立、博學、優雅並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國電視和閱讀美國報紙的知識階層。但就在這些英語島嶼的周圍,就在這些精英們的大門之外,卻是殘破不堪的更廣闊現實。街道衰老了,汽車衰老了,柵欄和港口衰老了,陽光和落葉也衰老了,連警察也大多衰老了。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抄著木棍,活得沒什麼脾氣,看見哪一輛汽車大膽違章,也只是照著車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時候,他們摟著木棍或者掉牙的套筒槍,在樹蔭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車亂竄塵土蔽天日月無光。所有的公共汽車居然乾脆拆掉了門,裡面的乘塔們擠不下了,便一堆堆擠在車廂頂上去,迎風遠眺,心花怒放。乘著這樣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車駛入加爾各答市恆河大橋廣場,你可能會有世界轟的一聲塌下來的感覺。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廢墟,想像街上湧動著的不是市民,而是百萬遊牧部落正在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城市並且到處安營紮寨。這些部落成員在路旁搭棚而居,壘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積著太多的陽光。他們似乎用不著穿什麼,用不著吃什麼,隨便塞一點面渣子入口,似乎就可以混過一天的時光,就可以照樣長出身上的皮肉。他們當然乞討,而且一般來說總是成功地乞討。他們的成功不是因為印度有很多餐館,而是因為印度有很多寺廟。他們以印度人習慣施捨的道德傳統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為自己衣食的穩定來源。

    面對著這些驚心動魄的景象,老警察們不睡覺又能怎麼樣?再多幾倍或幾十倍的警察又能怎麼樣?幸好,一切還沒有理由讓人們絕望。交通雖混亂,但亂中有序;街市雖破舊,但破中無險。他們的門窗都沒有鐵籠子一般的防盜網,足以成為治安狀況良好的標誌,並且足以讓中國人慚愧。外人來到這裡,不僅不會見到三五成群賊眉鼠眼的人在街頭滋事,不僅不會遭遇割包和搶項鏈,不僅不會看到色情業和強買強賣,甚至連爭吵的高聲也很難找到。印度人眼裡有出奇的平和與安詳,待人謙謙有禮。最後,人們幾乎可以相信,這裡的老警察們睡一睡甚至也無關要緊。

    一個不需要防盜門的民族,是一個深藏著尊嚴的民族。也許,印度教的和平傳統,還有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最可能在這個民族的清潔和溫和裡生長。我看過一部名為《甘地傳》的電影,一直將甘地視為我心中謎一般的人物。這個乾瘦的老頭,總是光頭和赤腳,自己紡紗,自己種糧,為了抗議不合理的鹽稅,他有一次還曾經帶著男女老少拒食英國鹽,一直步行到海邊,自己動手曬鹽和濾鹽。他推翻英帝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性壯舉,不需要軍隊也不需要巨資,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門就行。和平大進軍。他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從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他身後的隊伍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壯大直至覆蓋在整個地平線上,幾乎是整整一個民族。碰到軍隊的封鎖線,碰到刺刀和大棒,他們寧願犧牲也決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讓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鮮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場的新聞記者都閉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鎮壓者的目光和雙手都在發抖,直至他們驚恐萬狀地逃離這些手無寸鐵的人並且最終交出政權。

    甘地最終死於同胞的暗殺。他的一些親人和後繼者也死於暗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頻頻得手的暗殺並不能說明別的什麼,倒是恰恰證明了這個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經驗和能力。他們既然不曾反抗軍警,那麼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對付暗殺。

    作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彈不發地完成了印度的獨立,堪稱20世紀的政治奇跡和政治神話之一。也許,這種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處,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處:這是一種印度教的政治,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來自甘地對印度的深切瞭解。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不過是天才性地給一個貧困和散弱到極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種最可能強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種最切合民情也最易操作的鬥爭方法——比方在軍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來或躺下來就行。在尚武習兵的其他民族看來,這簡直不是什麼鬥爭,甚至不過是丐群的日常習慣。

    現在,他們還坐在或躺在街頭,抗議危及民族工業的外國資本進入,抗議舊城區的拆遷,抗議水災和風災以及任何讓人不高興的事,或者他們也無所謂抗議,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發,坐著或躺著已成了習慣。時過境遷,他們面對的已不再是英國軍警,而是一項項舉步艱難的現代化計劃。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點燃的時候,他們個個都成了赤腳長衫的聖雄,個個都強大無比。而這種坐著或躺著的姿態繼續向未來延伸的時候,也許便成為歷史的沉重,甚至會輪到一屆屆印度政府頭痛不已。20世紀末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正在鐵壁合圍,沒有一個大陸可以逃避挑戰。那麼,哪一個政府能把眼前這個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壓壓人海組織進來、管理起來並且向他們提供足夠的住房、食品以及教育和工作的機會?從更基本的一點來說,哪一個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競逐而流浪者都服從紀律?如果不能的話,他能否像創造當年的政治神話一樣,再一次創造出經濟神話?也就是說,他能否找到一種印度教的經濟,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質繁榮,並且再一次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我們將要離開印度的時候,正趕上加爾各答地區某個民族的新年日,即這個國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個。一排排點亮的小油燈排列台階,零星禮花不時在遠方的空中閃爍。節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面五彩繽紛,一朵朵在節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綻放。只是這種沙麗長於遮蓋,纏結繁複,是一種女神而非女色的裝束,有一種便於遠觀而拒絕親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裝那樣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風格來引誘衝動。

    這裡的節日也同中國的不一樣:街上並無車水馬龍,倒有點出奇的燈火闌珊和人跡寥落;也沒有杯觥交錯,倒是所有的餐館和各家各戶的廚房一律關閉——人們以禁食一天的傳統習俗來迎接新的歲月。他們不是以感官的放縱而是以慾望的止息來表示歡慶。他們的飢餓是神聖,是幸福,也是緬懷。這種來自漫長歷史的飢餓,來自漫長歷史中父親為女兒的飢餓、兄長為妹妹的飢餓、兒子為母親的飢餓、妻子為丈夫的飢餓、主人為客人的飢餓、朋友為朋友的飢餓、人們為樹木和土地的飢餓,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神秘儀禮,成為了他們的隆重的節日。

    母親,你回來吧,回來吧,

    你從恆河的滾滾波濤裡回來吧,

    你從樹上的每一片葉子裡回來吧,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裡回來吧,

    你從我的睡夢裡和眼淚裡回來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這就是恆河,在印地語裡發音「剛嘎」,浩浩蕩蕩地流經加爾各答。這使我聯想起西藏的「貢嘎」機場,與之聲音相近,就依傍著恆河的上游,即雅魯藏布江。司機給我翻譯著歌詞的大意,引我來到這裡觀看人們送別嘉麗——這位恆河兩岸人們的母親,是他們每一個新年都必須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著身子,年輕而秀麗,在神位上的標準造型倒有點怪:驚訝地張嘴懸舌,一手舉劍,一手提著一個血淋淋的人頭,這樣的人頭在她的腳下還有一大串。由於語言的障礙,我沒法弄明白關於這些人頭的全部複雜情節。我只知道,在一次為人間掃除魔鬼的著名戰鬥中,她殺掉二十幾個敵手,也殺掉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顆人頭。

    直到這個時候,她才如夢初醒地伸長了舌頭。

    從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遠的驚訝和孤獨。

    已經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間慶典即將結束。人們拍著鼓,吹著號,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載歌載舞結隊而來,在恆河岸邊匯成人海,把他們各自製作的嘉麗女神送入河水,讓那一次次大小不等色彩紛呈的永恆驚訝和永恆孤獨隨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處。這是他們與恆河年復一年的約定。看得出來,這些送別者都是窮人,衣衫不整,塵土僕僕,頭髮大多結成了團,或散成了草窩。他們緊張甚至恐慌地兩眼圓睜手忙腳亂大喊大叫,一旦亂了腳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搖搖晃晃。他們發出呼嘯,深一腳淺一腳踩得水花四濺,從河裡返回時便成了一個個癲狂的水鬼,渾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閃著光亮。但他們仍然迷醉在鼓聲之中,和著整齊或不整齊的聲浪大唱,混在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中間狂舞——與其說這是跳舞,倒不如說他們正在折磨著自己的每一個骨節,一心要把自己粉碎和熔化於鼓聲。

    一個撐著枴杖的跛子也在跳躍,枴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裡回來吧,母親;

    你從我的睡夢裡和眼淚裡回來吧,母親。

    ……

    恆河的那一邊,幾柱雪亮的射燈正照亮著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照亮了那個風靡全球的紅色和巨大的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遠去的嘉麗高揚血刃回眸一瞥,她伸長舌頭永遠所驚訝的,不是丈夫的人頭落地,而是一個我們完全無法預知的世紀正在悄悄來臨。

    我抬起頭來看彼岸急速地遠退,留給我無限寬闊的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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