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隨著隆隆的鼓樂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慶典在北京舉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從東到西經過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沿用這一慣例，鄧小平和他的親密同事們，這天也在天安門檢閱了遊行群眾。遊行共進行了三個小時。遊行隊伍前面是各個不同兵種組成的男女方陣，最後是載有彈道導彈的卡車，中間是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代表組成的隊伍。隊伍有大有小，人們大多都圍繞在造型生動的彩車周圍，徐徐地經過廣場。由二百多人組成的軍樂隊奏響了國歌，緊接著是革命進行曲。廣場上，一個由青年人組成的方陣裡反覆展示各種圖案，由圖案構造顯示出當時的一些口號。遊行結束時，成千上萬隻氣球騰空而起。整個遊行進程十分規範，有條不紊，遠遠超過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個隊伍的秩序、色彩，與攝人心魄的聲音相匯合的場面，深深地打動了國外觀光者們的心，給人以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澤東當年一樣，鄧小平在遊行開始前作了簡短的講話。隨後，他打破了慣例，乘敞篷汽車駛出天安門，檢閱正在廣場上等待的受閱部隊。鄧小平身著便裝，向每一個小方陣舉手致意，部隊中不斷響起"首長好"的聲音。剛度過八十歲生日才六個星期的鄧小平，站在緩行的設有扶手的汽車上約十五分鐘。他的精力和氣魄，與後來發生在這裡的許多事一樣，令觀光者終身難忘。
在講話中，鄧小平的語調充滿了信心，或者說是必勝的信心。關於中國的情況，他講道：三十五年前，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在這裡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宣告：我們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三十五年來，我國不但完全結束了舊時代的黑暗歷史，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徹底糾正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恢復和發展了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陸續實行下一系列適合新情況的重大政策，全國的面貌更是煥然一新。在全國實現安定團結、民主法制的基礎上，我們把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國的經濟獲得了空前的蓬勃發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認的成就。今天，全國人民無不感到興奮和自豪。
談到未來，鄧小平堅定他說：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國的工農業年總產值，要比1980年翻兩番。最近幾年的情況，表明這個宏偉目標是能夠達到的。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對妨礙我們前進的現行經濟體制，進行有系統的改革。同時，要對全國現有的企業，進行有計劃的技術改造。要大大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大大加強各級教育工作，以及全體職工和幹部的教育工作。全黨和全社會都要真正尊重知識，真正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樣，我們就一定會逐步實現現代化。１鄧小平高興他講到了同英國就香港問題談判中所取得的成績。他說："我們主張對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實行和平統一"，他認為這是大勢所趨，"祖國遲早總是要和平統一的"。不過。他還提醒："現在國際局勢嚴重惡化"，並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務必時刻保持警惕，不斷提高自己的軍事政治素質，努力掌握應付現代戰爭的知識和能力"。他還說，和平統一的政策是眾所周知和不會改變的，"並且正在深入全體炎黃子孫的心坎"２。這最後一句，充分表現出了鄧小平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這比以前在任何場合中所講的還要突出。
鄧小平這種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糧食大面積地獲得豐收，總產量超過四億噸，創歷史的最高紀錄。國內工業產值，超過197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零售價格在緩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會上無明顯的政治麻煩，也沒有任何不滿情緒。儘管鄧小平也提出嚴峻的國際形勢，但人們也並不擔心中國會受到蘇聯或其他國家的襲擊。兩年來，眾多的海外評論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佔有很大比例的中國，已經是充滿希望的國家。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發表和中英協議的簽訂，深受海內外的普遍讚揚。鄧小平重申，中國主張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中國說話是算數的。這也是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領土上五百多萬居民對未來的疑慮而必須做的。
鄧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廣大人民的愛戴。在遊行過程中，當一隊大學生經過天安門時，他們突然打開了一條自製的標語，上面寫著："小平您好"四個大字。大學生們以這種樸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他們的感情和對鄧的認可。這種事在毛澤東時代從來沒有過。許多人通過這件事會想到，如果學生們滿意的話，那麼，從社會總體來看，不可能會存在不滿情緒。
國慶三十五週年慶典盛況，對中國和中國領導人來講，都是一個頂點。在這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社會上便出現了明顯的麻煩的預兆。一些老幹部開始對經濟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後果，對作家、藝術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滿，再一次出現了學生遊行。一系列的醜聞被公諸於世，說高級幹部中有大量的腐敗行為。經濟改革的新階段也導致了國民經濟的過熱現象。
對改革成果持否定態度的人批評說，不應該在農村廢除國家統購制度，說由於統購制度的廢除，使許多農戶從糧食生產轉向經濟作物的生產，他們堅決反對縮小計劃經濟的範圍，並大膽地斷言，社會主義需要把計劃經濟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對在自由的知識界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待社會主義的方式及其價值持否定態度的現象表示不安。然而，對於眾多的批評，鄧小平沒有作直接的答覆。但是，他在講話中明確地表示，改革不會停止，更不可能倒退。這說明，鄧小平有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和堅強的意志。他說："當然，在改革過程中，難免同時帶來某些消極的東西。只要我們正視這些東西，採取針對性的堅決步驟，問題是不難解決的。"３
在黨的代表會議召開的同一個月，北京發生了學生遊行事件。雖然規模不大，未擴散到校園之外，但是，所發生的事情可以說明，學生們仍舊對政治感興趣。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向平靜的校園又開始不安了。學生們抱怨他們生活的環境和前途，說他們被迫在狹窄不舒適的條件下學習和生活。並且說，按傳統的分配方式，他們之中許多人畢業後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發揮他們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們還抱怨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的經濟入侵，也抱怨高級幹部及其家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們大量的腐敗行為。
腐敗行為確實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發表一篇社論，表示對這一弊病的擔憂。此文或許受到一些領導人的支持。社論詳細地披露了幾個重大的典型案件。這些典型案件大多發生在海南一帶。海南屬於廣東的一個海島，在那裡，許多官員都參與了一種倒賣外國進口產品的活動。他們將國家計劃內的進口產品轉賣給內地官員，然後由內地官員再轉賣給用戶，從中牟取暴利。他們利用官方的外匯配給，獲取大量的外匯收入。所涉及的貨幣總量以及產品的數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間進口汽車的總數為九萬輛，摩托車十二萬輛，電視機近三百萬台，立體收音機二十五萬台，總價值約六億美元。最後，這些進口物品的絕大多數都流入了內地。在黨的上層機構中發現了這類醜聞，對特區經濟的概念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滿的是政府對涉及這類案件的領導人的懲罰並不那麼嚴厲，最多只不過是降級而已。
1985年底，通貨膨脹衝擊著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時刻談論著這個問題，甚至超過了腐敗問題。由於1984年農產品收購制度的重大調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價格迅速上漲。官方最終公佈的零售價格的通貨膨脹率為9％。但是實際的商品價格，包括肉類和蔬菜的上漲比率比官方公佈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貨膨脹當時是一個政治問題。有些國內外學者建議，宜採用固定價格制來扭(按原文譯出——譯注)轉和節制國內經濟運作。
1986年的政治麻煩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黨內領導層中的支持者發起了加速經濟改革和全面開放的運動，引起了黨內和社會上一些人的不滿。要瞭解是什麼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經濟改革。以及在黨內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爭論是不容易的。因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寵而告終，他在這一年來的講話也未被編人官方的文獻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事逐漸清楚了。在一段時間內，胡主張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義。對於這一點，在鄧小平所提拔的人選中，從來沒有一個人持有這種特殊的見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開始討論起草一份對思想與文化領域的決議，胡就力爭要使這一決議在語調上呈現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過的文件卻是一個放開和限制條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讀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傳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後來又就中國發展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學術討論會、座談會和報刊雜誌上，黨內有人討論西方經濟學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應用到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上來，並認為，那些認為西方科技的引入會影響國家完整的思想體系是沒有意義的。他們還提出，應該清楚地劃分藝術與政治宣傳之間的界限，讓藝術走自己獨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兩位作家劉賓雁和王若望（他們曾經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靈創傷）這時主張，文學和藝術對真實生活的描繪與從蘇聯引進的所謂社會現實主義原則無關。
當時。在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天文學家方勵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膽的反應。他開始給大學生們灌輸人權思想。他的講話被製作成錄音帶，在各大學輪迴播放。他認為，人生來就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權利。政治權是人民賦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鄧小平對這類言論採取了兩種反應。一方面，他反覆強調1985年以來所實行的路線，反覆強調對中國政始統一和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來自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9月，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談到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時，他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４另一方面鄧小平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發表了談話，他集中談了政治體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與法律問題。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他談到黨和政府的關係這個老問題。他說，屬於法律範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直接管不合適。法律范國的問題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黨要善於領導，不能干預太多，應該從中央開始。這樣提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領導。11月，他設計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政治體制改革要向著三個目標進行：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裡說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經過整個夏秋之間的思考之後，他強調，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9月，他在與一些黨的領導幹部談話時，明確表示不考慮西方的模式。他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關鄧小平對堅持改革和反對自由化問題的觀點、論述，官方始終未作更多的公開報道。這一點使人十分不解。其後果，至少有一部分人會產生這祥的印象：不管黨中央對思想和文化的決議怎麼說，在政策的貫徹執行中，是要放鬆黨對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認為或希望，黨已不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擱淺說明那些老革命宣傳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大學生們再一次活動起來。先是合肥方勵之的那個大學爆發了示威遊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學響應。他們大多數的要求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有關。但也有很多的要求與政治有關。他們表示強烈不滿的是，他們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的學生代表，在進入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時，受到上級的歧視，並遭拒絕。很快，許多學生開始用大字報的方式（現在是不合法的），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並在大字報和小字報中揭露了官方對國民所採用的民主選舉生活的敵意，認為這一做法是有違真正民主的。
一開始鄧小平對這次學生遊行沒有發表任何講話。三個星期以後，12月30日，鄧小平才作出了明確的表示，他不贊成學生遊行。在一次中央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上，他提出，要嚴格執行關於遊行示威的新規定，並主張將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開除出黨（"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鄧小平再次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５
在公共場合中，遊行被禁止了。遊行者走到哪裡就被警察圍住，只要他們一發表演講，就會將他們送回校園。1987年1月初，學生們放棄了他們煽動性的活動，沒有達到任何目的。到頭來他們的一些頭頭被逮輔審問或處罰。凡是上街參與遊行的學生都留下了心靈的痛苦。方、劉、王被按正常方式開除了黨籍。方勵之離開了合肥，調到北京天文台一個技術部門工作。
從政治角度來講，這次遊行的結果導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鄧小平及其他老一輩領導人批評他對這次事件沒有採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檢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要求辭去黨的總書記職務。胡的講話原文未洩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認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張的錯誤。會議同意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此後，胡在公眾場合中消失了，停止了與外國人的接觸。根據1989年的傳聞，他從中南海的辦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裡，他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研究中國晚清史。或許是鄧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鄧的支持，趙紫陽被選為黨的總書記，代替了胡耀邦的職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亂了鄧小平在他之後的有關人事安排。自從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後，國內外人士普遍認為胡耀邦將一直擔任總書記職務，而鄧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將逐漸減少政治活動。現在鄧小平必須再物色一個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適的人選並不多，老的太老，年輕的，像趙紫陽，作為黨中央領導人經驗尚嫌不足，況且他曾經與胡耀邦一起工作過，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輩領導人的信任。李鵬，作為副總理，不到六十歲，政績雖然優秀，但缺少在黨內工作的資歷。
鄧小平經常從各種角度對外國訪問者談中國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個改革目標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談話的語調是堅定的，充滿信心的，他沒有任何智力減退的跡象，相反，在思想理論方面，他又實現了新的突破，這是過去幾年當中少有的。八十二歲高齡的鄧小平，在來訪者面前怡然自得，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縮，不能滑坡。他認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為了給經濟改革掃清道路；經濟改革之所以必要，是為了加速中國生產力的發展；發展生產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根除貧困，這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在闡述這一思想時，鄧小平沒有忘記抨擊資本主義。1987年4月，他在接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人格拉時講道：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到時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６。
鄧小平闡述了他的關於西方民主的觀點，他的主要論點是，如果中國採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麼，中國將產生許多不必要的過激的政治運動，他不是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說什麼如果採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捨茨的談話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觀點。他說：
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在於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７
1987年10月底黨的十三大的召開是黨內的一件大事，此前，鄧小平就決定不再擔任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因此，候選人名單上沒有鄧小乎，也沒有許多老革命，包括陳雲、彭真在內。由於不再是中央委員，所以鄧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候選人的資格，但是，他再次被選為中央軍委主席。許多傳聞說，鄧小平自己是要離開一切工作崗位，但受到許多人的挽留（按黨章規定，軍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員會特別修改了這一規定，使得鄧小平有可能擔任這一職務）。在這些事情的背後的原因是，軍委中的老一輩軍人不歡迎沒有軍事背景的人作為他們的主席，而鄧本人又不願意讓軍方人士擔任這個職務。
陳雲、薄一波、楊尚昆三個老幹部同樣獲得了重要的職務。陳雲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為副主任，楊尚昆擔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所擔任的這一職務是新設的，從而使趙紫陽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成為可能，這是鄧小平堅持這祥做的。
根據政治局常委的建議，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上決定，雖然鄧小平已離開了中央委員會，但作為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沒有改變。早在1987年，中國官方一再向外國人表示，鄧小平仍舊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這一點在會後官方發表的鄧小平簡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1988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們所談論的話題了。在黨和政府秘密會議上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所經常談到的話題是通貨膨脹。原料和消費品的價格仍在繼續上漲。3月，國務院代總理李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報告中承認這個問題十分嚴重。他說，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物價上漲過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響，部分城市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繼續堅持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同時也提到增加供給，抑制需求。他宣佈對重要生產資料實行最高限價。但他沒有宣佈當時通脹率是多少，不過，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脹率已經超過了20％。
物價改革的結果，使得物價猛漲，人們紛紛搶購物品，以免價格上漲得太快，供應商則囤積商品，等放開價格後再賣高價。老百姓要買，供應商不賣，越是如此，情況越緊張。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採購成了上海和許多大城市生活的一個內容，銀行開始出現擠兌存款的現象。
黨和政府採取了兩個步驟來解決出現的問題。8月，政治局決定，雖然價格繼續實行放開，但政府財政和金融必須緊縮。9月，中央委員會將價格改革暫時冷卻下來，而把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作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鄧小平在這些進程中起什麼樣的作用，至今還不十分清楚。
1989年，發生在中國大城市的一場運動震撼著國內外。4月15日，一件預想不到的事發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一周後去世。他的去世，給人們製造了發洩自我情緒的機會，於是一場運動突然發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學內學生們開始扎花園，校園的牆上或樹上貼上了大字報。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學也被發動起來。4月17日，星期一，幾百名學生離開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將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
胡耀邦的葬禮在去世一周後舉行。4月22日，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葬禮，趙紫陽致悼詞，悼詞中高度地讚揚了胡耀邦的功績，未提及他的任何缺點、錯誤以及導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會堂外，聚集了近十萬名學生，坐著或站著，每當參加葬禮的官員出現或離開的時候，他們就呼口號，不過其餘時間則很安靜。這些學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著整齊的隊伍抵達廣場的。他們從治喪辦公室得到一份保證：只要他們在追悼大會進行期間留在廣場內，就不會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他們未獲准進入人民大會堂瞻仰胡的遺容。
鄧小平可能花了好幾天時間思考這次學生運動。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便成了官方對學生運動態度的基礎。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拜訪了鄧小平，並報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會議的精神。這次會議是在秘密的氣氛下召開的，趙紫陽當時不在北京，正在對朝鮮進行訪問，因此會議由李鵬主持。聽了李鵬的匯報後，鄧小平說他同意會議的決定，並繼續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次運動不是一般的學生鬧事，這是企圖製造混亂，以此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社論中引用了一些鄧小平的原話，並反覆強調，如果允許一小撮人繼續利用廣大群眾對胡耀邦逝世借題發揮，中國將陷入混亂，那麼人民的利益將遭受損失。
但是政府沒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時情況恐怕會更糟。計劃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門舉行歡迎儀式也被迫取消。戈爾巴喬夫不是在掛滿彩旗繁華而和平的大街上驅車前進，而是在重兵的保護之下，穿過友好，但明顯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廣場上，戈爾巴喬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學生揮舞著旗幟，歡迎這一位改革的發起人，並且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裡。後來鄧小平兩次與戈爾巴喬夫見面，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另一次在歡迎宴會上。對話進行得十分順利。但雙方一定對當時的混亂情況表示遺憾。鄧一定為無法給戈爾巴喬夫提供更好的條件表示抱歉。但令鄧小平特別難堪的應該是世界的新聞媒介的代表，包括數百名新聞記者和幾十名攝影記者，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大會堂外的對政治表達不滿的那支隊伍，他們先是把鏡頭對準人民大會堂石梯，然後才是大會堂內，吸引記者們的是遊行隊伍的標語，而不是他與戈爾巴喬夫極具重大意義的握手。
5月上旬，運動在擴大，火藥味更濃。學生們成立了一個正式的協會，開始印刷小報。5月13日在天安門開始進行絕食。5月19日晨4點，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會見遊行絕食的學生。趙告訴學生，他來晚了，希望原諒。他離開天安門廣場之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報道，他拒絕參加黨政軍幹部大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李鵬宣佈了戒嚴令。文件說趙紫陽把他與黨的分歧公開化。
由李鵬簽字的國務院命令頒發了，全城實施戒嚴。5月20日，宣佈了三條禁令：禁止遊行或聚眾罷課；命令部隊和其他安全部門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採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記者在沒有官方許可條件下在軍事管制地方進行拍照或採訪。很清楚，黨和政府準備採取行動。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生在家長的勸說下離開了廣場，另外還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害怕這樣下去會導致黨內改革派遭受挫敗，請求學生們離開，於是學生中出現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規模部隊最後進入北京。
6月9日，鄧小平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這是自戈爾巴喬夫來京後第一次公開露面。電視新聞報道說，他在戒嚴部隊指揮部向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戒嚴部隊已經佔領了首都的重要建築和主要路口。
鄧小平首先對那些在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對受傷的官兵們表示慰問，他提議在場的每個人起立為死難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這次接見中，鄧小平還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這是鄧小平的新語調。他實際的思想是，好的領導總是能夠預測政治困難，並能事先加以處理。
鄧小平特別強調年輕士兵完成了他們之職責這一點。他說，他們沒有忘記人民、黨的教導和國家的利益，他們面對死亡毫不含糊。表現了軍隊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他同時又表示他敵視那些蔑視黨的年輕人。他說："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凶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以後鄧小平講的全是有關政治和經濟的戰略問題。他好像在工作會議上給一群老百姓講話，而不是面對一群嚴陣以待的軍人。他回顧了1978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問題，然後把問題引向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否正確的問題上來。他以極具預見性的口氣肯定他說，這一戰略一定要，而且也應該要堅持。
鄧小平談話的第二部分沒有吸引外國人的注意，但這一部分談話卻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銳的政治頭腦思考問題，並且時刻提防可能會出現的兩種危機，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會把學生運動歸罪於改革政策；另一個是趙紫陽的失勢，使這一戰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擊。然而，鄧小平的政治方法並沒有改變，他仍採取了先發制人的辦法。但當時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這一談話竟暗含著這麼多的玄機。
註釋：
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9－70頁。
２同上書，第70頁。
３同上書，第142頁。
４同上書，第181頁。
５同上書，第196頁。
６同上書，第229頁。
７同上書，第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