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年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期間，中國的政治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閥割據的領地數量繼續增加，幾乎擴展到除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以外的整個國家，大小軍閥的數量急劇發展至數以百計。各個軍閥的外貌與個性差異很大，但卻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均統率著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軍隊並有著自己的地盤。較大的軍閥分成三個同盟或派系，他們通過陰謀手段，有時通過武力以獲得更多的地盤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實際上並未管轄任何土地，但它卻擁有著即使是最大的軍閥也不具有的資格：按照1912年共和國臨時憲法規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國政府的承認以及由這兩項屬性所產生的功能：有權向國內和國外借債。因此對軍閥來說，如果能支配總統和總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資本。
與此同時，一場新的革命運動正在悄然興起，其背景是出於對1911－1912年革命失敗和由此產生的後果的憤怒：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國家分裂。另一個原因就是民眾對外國列強繼續在中國享受各種特權的憤慨。當時世界列強繼續瓜分中國，使中國連番受到羞辱，甚至演變成在凡爾賽會議上將過去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所有權利全部轉讓給日本，第三個原因是新一代知識分子認為，為了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和獲得掌握國家命運的權利，中國必須經歷一次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此外沒有更多的選擇。新的革命運動的思想體系和目標比過去的更大激進、它的正式的思想體系仍由孫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義構成，即民族、民權、民生，但又對其作了較明確的反帝和集體主義的解釋。革命運動的一致目標是消滅軍閥，建立強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享有的各種特權。
新的革命運動在其成分和組織形式上與過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運動包括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新運動則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學校廢棄的房(此處有誤，中共"一大"召開會址當時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裡3號，李漢俊的住宅。－譯注)屋內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參加會議的有六個來自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數非常少，只有幾百人，但已開始稱自己為"具有戰鬥性和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１，並且設有在臨時中央領導下正規的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機構和支部。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及其領導的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報告，並接受來自該組織的指示。參與這一運動的另一個更大的政黨國民黨，也向莫斯科方面傾斜，並向蘇聯請教有關政治和組織問題。在1923年秋天，具有豐富國外工作經驗的布爾什維克黨員米海爾·鮑羅廷抵達廣州，按照列寧主義路線為國民黨修改了綱領並對該黨進行了改組。因此，從1924年起，這場運動便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組成，每個黨都有其下屬或聯合組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許共產黨去影響國民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並改造該黨；弊是她也使國民黨知道了誰是共產黨以及他們在做什麼。這種作法是當時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
孫中山和過去一樣，作為一個新的革命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如果沒有認識到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的話，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產生政治變革。舊的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在於它過分依賴反覆無常的軍人，除了動用軍事力量打擊軍閥以外，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打敗軍閥。在鮑羅廷的鼓勵下，孫中山轉而請求蘇聯給予幫助。1924年10月，瓦西裡·布留赫爾將軍抵達廣州，擔任孫中山的軍事顧問。他在中國化名加倫，跟隨他同來的還有其他一些蘇聯軍官。同月，首批蘇聯武器裝備用快艇從黑海的敖得薩港運達廣州。
在加倫一行到達前的五個月，一所軍事院校已在廣州南部珠江上的黃埔開辦。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孫中山任命了蔣介石為該校的校長。蔣介石是一個堅決支持孫反對袁世凱並受過日本軍校訓練的軍官。為了加強軍事紀律和禮儀細節，蔣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工作，到該年年底共培訓了兩期軍官，每期五百人。在這個階段，中國革命運動內部分裂成幾派：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致力於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左派主張社會改革，但不贊成革命；中間派是愛國者；右派是社會保守者。對這幾派，當時蔣沒有表現出政治傾向。他與加倫一起友好工作，並在1925年準備送他的兒子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
1925年是風雲變幻的一年。是年3月，孫中山赴北京參加軍閥召集的一個所謂的"國家重建會議"。當時北京控制在軍閥手中。在那裡孫死於肝癌，享年五十九歲。從2月到5月，蔣介石贏得了戰勝以廣州附近為基地的軍閥的一系列勝利。到這一時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國家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隊伍的壯大。進入1925年時，共產黨只有一干多人，到該年底已擁有大約一萬名黨員，她的青年團也有大約一方多名團員。而在6月，國民黨領導人在廣州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並宣佈成立國民革命軍。8月，極力主張同共產黨和蘇聯合作的廖仲愷先生在廣州被暗殺。這給革命運動製造了嚴重緊張的局勢，也對未來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把蔣介石捲入了政治。蔣介石任命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起謀殺案。這個委員會沒有發現是什麼組織或個人對廖下了毒手，但卻發現國民競右派正在密謀，企圖除掉所有贊成聽從蘇聯意見的和支持繼續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資深的國民黨元老，這導致了廣州的政治天平強烈地傾向於左派。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上，左派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支配了會議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執委會。已知的或受到懷疑的右翼陰謀家被驅逐出廣州，或進入北方的軍閥地盤，或用帶有詩意的說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蔣對此事未表示公開反對，在整個1925－1926年冬天，他仍與鮑羅廷和加倫密切合作。
鄧小平在莫斯科度過了十一個月。開始他就讀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這所大學是1921年創辦的，目的是培養來自蘇聯境內外的亞洲工人，讓他們瞭解革命理論和方法。它存在了幾乎二十年，為烏茲別克、哈薩克、蒙古和朝鮮培養了一支穩定的力量。這支力量操縱著蘇聯和蒙古的黨和政府的機構，推動了各地革命的發展。在20年代，數百名中國共產黨員包括曾在黨內升至很高職位的劉少奇和任弼時，都曾在該校學習過。在蘇維埃政權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對共產黨員開放，所以很少引起國際注意，也未引起蘇維埃政治的緊張。
幾周之後，鄧小平轉到中山大學。這所大學是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於1925年秋季創辦的２，後來卻成為中國內部爭論的一個焦點，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不斷的權力鬥爭的一個場所。五年後，斯大林認為這所大學帶來的麻煩多於它存在的價值，於是決定把它關閉。
按理說，這所大學由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管理，一名國民黨高級人員還擔任過該校的董事。它的經費來源至今仍是個謎，一種傳說是蘇聯黨倣傚法國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賠款基金；另一種傳說是，國民黨勸說一些中國富商，定期匯款到該校。不管錢來自何方，反正這所大學經費充足，所有的學生都發津貼，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費的。
這所大學擁有一大批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校長卡爾·羅德是位波蘭人，1917年曾擔當過列寧與德國帝國政府間的調解人。他是一個通曉多國語言的語言學家，並且有大學者的美譽，他生活不修邊幅，嘴裡總愛叼著煙袋鍋。他喜歡演講，常常一次就能講兩小時以上。儘管他從未到過中國，但他講的主題卻是中國革命運動。他的許多聽眾一定都對他的推理才能感到驚訝。
不過，羅德深受學生愛戴。二十五歲的副校長米夫，是一個非常喜歡炫耀自己的人，並不受學生歡迎。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的一名成員，他認為蘇聯境外的共產黨的首要職責是保衛蘇維埃國家，共產國際的根本職能就是保證這一目標的實施。在這所大學裡，米夫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能接受這些觀點的年輕的中國人。按照他的選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聰明伶俐、熱衷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沒有任何實際政治經驗的學生，他在其他學生身上花費的時間很少，所以學生們自然對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國統一戰線瓦解和斯大林廢黜托洛斯基的運動開始後，米夫對多位共產黨員學生進行了無情迫害，因為這些學生認為托洛斯基有關中國的政治見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確。
米夫成功地組織了一個秘密小組，在中國稱為"回國留學生"、"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或不客氣地稱為"斯大林的中國小組"。自1931年至1935年，他們的領導人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實施了現在稱之為錯誤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政治和軍事戰略。1945年，毛澤東在有關黨的歷史決議中正式否定了這次路線。這個決議是一個尖銳批評的傑作，它堅決要求錯誤路線的支持者進行自我批評。然而，這個決議並未說這個路線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說正是因為這一路線是來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隨者才不得不服從這一路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在這段時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時，毛卻成為處處維護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產黨人。因此，他對維護斯大林在中國的名譽的程度遠遠高於米夫的弟子們。
這個秘密小組的最重要的成員是陳紹禹（他革命時的筆名為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和王稼祥。他們都多才多藝。王明能寫善辯。關於博古，埃德加·斯諾的第一個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在1937年是這樣(埃德加·斯諾是美國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產黨根據地陝北採訪了四個月。之後他寫了一本名為《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西行漫記》）的著作，這是一部既可作為奇遇記又可作為生動報告的經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報道了中國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傳聞或民族主義的宣傳。毛澤東、周恩來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領導人，都向斯諾談過他們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寫的，"他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畫則可將他勾畫為單薄、體弱、勞累過度、半病態，並戴著深度眼鏡，他厚厚的亂蓬蓬的頭髮，給人一種似乎頭重腳輕的感覺"３。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著遭逮捕和處死刑的危險，在上海幹得比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時間都要長）。他很快就承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都需要什麼，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歲，對世界的瞭解相當多。他的父親是商人兼學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學者。他在加裡福尼亞度過了兩年，上過一些大學的課程，並在舊金山的中國華僑雜誌社工作過，他英語講得很好。沒有筆名的王稼祥則是另一個勇敢的男子漢，在長征前和長征期間，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胃病的折磨，1933年當鄧小平政治上失寵時，他曾以自己的獨到的見解幫助過他。
據研究鄧小平的人介紹，鄧並不認識這些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這或許不太屬實。他一定知道副校長已網羅了一群親信，至少也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或見到過他們。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為他們會講俄語。以鄧堅定的愛國精神和很有主見來看，無論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國人說什麼都唯命是從的人有太多的來往。
鄧剛到中山大學時，該校的人數大約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約一半的學生是共產主義者，或是黨員，或是團員，或具有兩種身份。這些人當中，只有十幾個人來自西歐，其餘幾乎都是來自中國華北和華東的大學畢業生和在校生。其他學生為國民黨員，有極少數幾個同國民黨領導人有關係。鄧有兩個這樣的同學，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1925年僅十七歲），另一個是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1927年中國的統一戰線瓦解後，學生的構成就改變了。國民黨學生銷聲匿跡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國；一些人則被強制返回；少數人被逮捕，經審判被判刑做苦力。蔣經國被強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亞金礦工作了一段時間並一直留在蘇聯，直到1937年國共結成新的統一戰線後才允許離開蘇聯。這些國民黨學生離開後改由共產黨員頂替。這些黨員學生中有一些年紀較大（鄧小平在重慶所念的預備學校的奠基人吳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黨的幹部；有些是工廠的工人。為了這些工人，大學的教學都不得不簡化。
但鄧當時的課業負擔是很重的，共有七門課，分別是外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和軍事科學。在所有的外語中，俄語是必修課，英語、法語和德語被列為選修課。歷史課的內容是社會形態發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運動史。哲學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主修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主義這門課是由一系列演講稿為基礎構成的，這些演講是斯大林在列寧死後不久於1924年4月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發表的（這些演講被編成《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出版）。軍事科學包括了實踐的成分：射擊和基本戰術的訓練。現在不清楚鄧對這些課程有什麼反應，但作為一個把書本知識和馬列主義作為智慧來源的人，鄧的態度是相當明確的，這可從他在1992年春的談話中看出：
"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４
當鄧正在讀書的時候，中國的北伐戰爭開始了，並取得了節節勝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卻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權。
從1926年3月開始，蔣介石同蘇聯軍事顧問、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決裂，並壓制這三方面。這一危機起因於一艘由共產黨軍官指揮的炮艦停泊在黃埔靠近蔣的司令部的地方，艦艇升火待發，意向不明＊。蔣懷疑這是一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的陰謀，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譯注次陰謀，便在廣東發佈了戒嚴令，派遣效忠他的軍隊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並查扣了這艘炮艦，還扣留了3O多名蘇聯軍人。
蔣在掌握實權後接著要求三個他特別不喜歡的蘇聯顧問離開廣東，要求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從第一軍撤走。要求從今以後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的活動公開化。或許是為了表現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時要求幾個國民黨右派政治家也離開廣東。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已離開廣東而正在北方的加倫和鮑羅廷，只是堅持莫斯科的教條，害怕會破壞統一戰線。
蔣也得到了加倫和鮑羅廷的同意，一旦軍事準備就緒，軍隊將立即揮師北上，這是國民革命的另一個勝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軍隊留在南方，因為蘇聯已斷定，蘇聯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以維護自身的利益，這就需要國民黨不能採取行動威懾日本。在廣東的共產黨，從領導到普通士兵，都堅決要求盡早採取軍事行動，但在上海的黨中央卻站在蘇聯一邊，認為採取行動可能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後來受到黨內的批評，因為它完全附和蘇聯的立場。
北伐戰爭開始於1926年6月，在湖北發生了激戰，經過四十天的圍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會南昌經三次奪城戰鬥被佔領。一些部隊包括幾支最強的部隊遭受了嚴重的傷亡。隨著軍隊向前推進，群眾運動緊跟著發展起來，運動的主要對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土豪劣紳，以及外國人５。1927年1月，長江邊的城市漢口、九江的英國租界被收回。在湖南發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動，導致一些傳教機構撤離，大多數教會學校關閉。
到1926年底，北伐軍奪取了軍閥控制的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驚，完全改變了中國的力量對比，看起來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風暴，孫中山的革命獲得了全面的成功。身為總司令和得到國際上認可的國家象徵的蔣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離開廣東之前堅實得多。他明確表示反對城市或農村的社會革命，也不希望過多傷害外國人及外國入的利益。共產黨對此種發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作了這樣的分析：
國民黨右派變得日益強大……在國民黨中當前有一股非常強的反蘇俄、反共產黨、反工農運動的傾向。
這種右的傾向首先是由於蔣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條：這個國家只能存在一個黨，所有的階級應合作，階級鬥爭應禁止，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個原因是在他們的思想中認為國家革命很快就會獲得成功，不久就會發生階級革命，當前最大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而是共產黨……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在國民黨內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共潮流……６。
促成鄧小平回國的是軍閥馮玉祥。
比起大多數其他軍閥來，馮更受到民眾的愛戴，他作為一名基督將軍而被載入史冊。他既是一個基督徒，又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中國傳統主義者。他認為以身作則，關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個領導者的責任。作為一名軍人，他衣看十分簡樸，不像絕大多數軍閥那樣耀武揚威、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與下屬官兵們打成一片。他對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濫用刑罰。他鼓勵他的部隊在行軍時唱歌並把基督聖歌作為進行曲在部隊中教唱。這部分是因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為他是一個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國家建設好。所以除了他的軍隊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愛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軍閥吳佩孚和張作霖正在混戰之際，以中國西北為基地的馮玉祥佔領了北京。隨後他向蘇聯尋求幫助，以支撐他反對吳佩孚和張作霖的地位。當時鮑羅廷從廣東來到北方，把馮玉祥作為蘇聯和南方國民黨潛在的聯盟，接受了馮玉祥的請求。根據鮑羅廷的建議，俄國決定向馮提供武器裝備、經費和軍事指揮員，同時也為他派出了他不願接受的政治顧問，並為他的軍官提供了去蘇聯軍事學院學習的機會。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決定從上海和北京選送一批年輕人包括一些已在蘇聯受過軍事培訓的人到他的部隊工作。
儘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馮的軍隊仍敗在了"東北王"張作霖的手下。馮以一個戰敗的中國將軍通常採用的姿態，宣佈辭去司令的職務。他制定了出訪莫斯科的計劃。俄國人可能不希望他這時前去訪問，但他決意要去。因為他算準了俄國人不可能拒絕接待一個曾接受過他們的援助且在政治和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人。此時北伐戰爭正要開始。他從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在那裡他和鮑羅廷會晤了幾次。如果鮑羅廷不能在馮到達莫斯科之前弄清馮的真實意圖，那麼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將受到損害。經過一個月的中途停留之後，馮在5月初到達莫斯科。
馮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個月。他幾乎每日都會見蘇聯領導人〔雖然不包括斯大林），訪問了中山大學，向學生作了演講（很可能包括鄧小平在內），講話中充滿了革命豪情，受到學生們的熱情歡迎。他機敏地打著他的牌。他知道俄國人急於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國人的焦急心情，向蘇聯爭取到了相當有利的援助條件，包括提供給他大筆經費和大量的軍事設備，並為他的軍官進行培訓。他感到滿意後，遂起草了一份公開正式支持國民革命的聲明。並且很快實現了諾言。9月17日，當他再次越過蒙古找到他的部隊時，他又重新正式擔任司令。在黃河北部沙漠城鎮五原，他領導他的軍官擬定了支持國民革命的"民眾誓言"。
陪同馮返回的還有幾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幾名共產黨員。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記載，馮曾請求共產國際"派一批中國同志到他的部隊工作"７。很有可能是共產國際說服他接受了他們，並說明在他的軍隊中應該有共產黨人，以象徵他接受革命統一戰線。不管這件事是如何決定的，他還是允許共產國際向他的部隊派遣了一批新的共產黨活躍分子。
中國小組的領導人是劉伯堅，他曾經擔任過旅法共青團的書記，在莫斯科也受過蘇聯軍事和政治的訓練。1927年春，他出任馮的部隊政治處副處長。當時馮的司令部設在西安，並在該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軍事學院。
鄧小平隨後回國。按照他的傳記所述，或許他是被共產國際選派去的，或許是劉伯堅請他去的，或許是他志願去那兒的（儘管在他的傳記中未記述他在莫斯科曾見過馮）。他的旅途開始於1926年底，先乘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的烏蘭庫德，再換汽車到烏蘭巴托和黃河上游的銀川及蘭州，最後到了西安。他開始坐火車，後坐卡車，然後騎駱駝和馬，走了很長的路途。最不舒適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輛彈藥卡車。1月的戈壁沙漠氣溫可降到攝氏零下30度，在烏蘭巴托與黃河之間有五百多英里。鄧於1927年2月抵達西安。
註釋：
１斯賓塞：《現代中國研究》第323頁。
２《鄧小平傳略》第5頁。
３海倫·斯諾：《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第229頁。
４《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2頁。?
５《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5頁。
６《劍橋史》第12卷，第607頁。
７《鄧小平傳略》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