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鄧小平、鄧紹聖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儉學學生，其中約有半數來自四川，從上海乘坐"鴦特萊蓬"號郵船駛赴法國。他們都是四等艙旅客，沒有自己的客艙，也不能到餐廳去用餐。他們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風條件很差的貨艙裡，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準備三餐和用餐。從幾位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這次航行令大家吃盡了苦頭，有許多人暈船，有少數人則非常想家，以致於在遠未到達馬賽以前，便開始詢問返家的可能性。
鄧和他的夥伴們於10月19日抵達馬賽，隨即前往巴黎。華法教育會的官員把這些來自重慶預備學校的學生，每二十個人左右劃分為一個小組，並把各個組分送到許多省的中學就讀。鄧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組被送到諾曼底的巴耶中學。
在巴耶中學的一個特殊的班裡，這些年輕的中國人又重新開始中斷了的法語學習。按照原定計劃，他們必須繼續學習法語，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語知識，再學習正常的中學課程。在這個階段，他們中一些人可能轉到別的學校，另外一些人則到工廠做工，為的是獲得基本的工業技能，同時也為了掙到足夠的錢，以充作日後進一步接受教育的費用。這後一種學生都是比較貧窮的勤工儉學學生，他們到達法國後可以把錢存在華法教育會，而家裡也沒有錢接濟他們。
但這還算不了什麼事。1921年1月，教育會發出通告，說該會的費用已經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費用的學主才能繼續留在學校就讀。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會管理不善。教育會容許來法國的勤工儉學的學生眾多，而它卻未能開闢新的財源來滿足日益增加的開銷。這個危機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這時候他已回到中國）和這個活動的其他負責人能夠積極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於弄得很狼狽，然而他們沒有這祥做。在整個1920年裡，他們對這項活動逐漸失去了興趣。這或許部分是因為這件事管理起來太麻煩了，但主要還是因為他們自認為，加強中法文化聯繫，給中國帶來有用的知識的更好的辦法是按法國模式在兩國設立高等教育機構。這個設想特殊的吸引力在於有個新的前景，這是勤工儉學活動所不能提供的，就是從法國政府得到資金，這筆資金是從1901年的庚子賠款調撥的。
這些遠離家鄉的勤工儉學學生尚不瞭解這場風波是怎樣刮起來的。所以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華法教育會會長的身份在巴黎宣佈，該會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無法照顧他們，他們必須自謀生路的時候，這些留法的學生感到了極大的震動。
對鄧小平來說，這樣做的結果是他所在的那個巴耶班被撤銷了。此時他還能收到家裡寄來的錢，因此按理說，他可以請求教育會為他另找一所學校。但他或許是自己的選擇，或許是被勸說，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同意到克魯梭的施奈德工廠工作。克魯梭位於巴黎和里昂之間。在施奈德工廠，已經有幾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和約一千名普通的中國工人在工作了。
鄧小平在巴耶中學所度過的這段時間，是他在法國整整五年裡唯一的一段比較舒適、安寧的時期。在其餘的時間裡，他都是住在工廠宿舍或者收費低廉的旅館裡，做的工作往往是臨時的，而且都是沒有技術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據他的官方傳記的說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時是做"雜工"１。而這個公司的記錄表明，他實際上是在該廠的軋鋼車間當一名軋鋼工。在那裡，他和其他學徒工及不需熟練技能的工人一起勞作。他們的工作是通過傳送帶，把沉重而熾熱的鋼板運到車間的另一處。他的僱傭登記卡片上註明，他的日工資是6．6法郎比學徒工應該所得的還低，而他一個星期要工作五十個小時，甚至更長。在這種狀況下，再加上他當時只有十六歲，所以僅僅干了三個星期，便使他感到無法再承受了，他決定寧可在巴黎冒失業的危險也不再繼續幹下去了。
後來，鄧小平到一家生產橡膠輪胎和橡膠雨鞋的工廠工作。他做的活計是把鞋子的各個部分粘合起來，他還做過機車的司爐工，到餐館裡做過廚房幫手。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是在位於巴黎郊區比揚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做工。在法國，鄧小平從事過許多臨時性工作。有兩個星期，他和他的同學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種扎花的工作。他們用薄紗和綢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貼上"戰爭遺饋和孤兒所作"的標籤。他到法國後在學習工業技能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很小（他的官方傳記說他在雷諾工廠是個鉗工。而這家公司的檔案證明，他是個沒有技術的工人）。僅僅在橡膠工廠期間，他掙夠了繼續上學所需要的錢。不過這也只夠支付中學三個月的費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納——夏蒂戎中學呆了三個月）。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貧困、不安定的環境下投身政治活動的。他的官方傳記對這個過程作了這樣的記述：法國的經濟十分蕭條，就業格外困難。中國人即使是到那些較好的大工廣去的，工資也只有普通法國工人的一半。鄧小平家中己無力寄錢給池，他只能艱難度日。冷酷的現實，使鄧小平原來出國留學時的理想化為泡影。但是，一種新的革命思想強烈地吸引了這個年輕人。當時的法國，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廣為流行，一批先進的中國留學生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較年長的趙世炎；周恩來等人影響下，鄧小平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進行各種政治宣傳活動２。
這個傳記寫得非常籠統。尤其是，他沒有說明鄧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關於這個問題，唯口的證折是提到了趙世炎和周恩來。1921年4月，鄧在施奈德工廠做工時趙也在那兒工作，並且鄧在巴黎的時間也與趙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鄧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還有一個證據是，鄧在1922年的某個時候成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員，而這個組織是規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吸收黨員的條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
這個官方的傳記儘管籠統，但它明確地指出，趙和周是鄧的兩位引導者，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趙都是一個非凡、出眾的年輕人——聰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來更傑出，他除了擁有趙世炎的優點外，此時已對意識形態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釋各種原則和政策，這也是他一生獨具傑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鄧雖然個性比較拘謹，缺乏耐心，但也養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個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與周共處的這段經驗之外，大概沒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釋池為什麼會養成這祥的性格。六十年後，鄧對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說，他把周視為兄長。這是中國人使用的一種特殊的讚美詞，表示言者願以弟子自居以及對對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鄧被選入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勤工儉學的學生，而是轉為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做工也是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開始革命生涯後不久，鄧就得到了一個雅號：油印博士。這從許多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誰替他起的這個雅號，目前已無從考證了。他之所以得到這個稱呼主要是因為他非常認真地在蠟板上刻寫旅歐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並且負責油印工作。他所刻寫的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來，上面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鄧小平的。同他的個性特點一樣，他的字體也保持著清晰、有力的特點。
共青團支部的辦公室就設在戈德弗魯瓦街17號一家廉價旅館的周恩來的臥室內。它位於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廣場附近。鄧只能在這個面積僅有五平方米的空間裡工作。房間裡還擺放著周的床和別的傢俱，只能同時容納三個人。所以團執委會（有四五個人）和其他盛大聚會只好在附近的飯館舉行。在這些飯館裡，周和其他人通常只點一盤蔬菜和幾片麵包，有時只買麵包和熱水。鄧在巴黎時，有一陣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麵包。在這個過程中，他習慣了羊角麵包的味道，所以當地1974年赴紐約出席聯合國人會途經巴黎時，特意購買了一整箱這種麵包。
《赤光》於1924年2月創刊。有一段時間鄧是該刊兩名編輯中的一名。年底，他開始為《赤光》撰寫文章，現存的有三篇。這三篇文章都是抨擊中國青年黨的。1924年整整一年裡，青年黨都在和共青團爭奪勤工儉學學生和普通工人，爭取他們站在自己一邊。顯然，青年黨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該黨黨綱宣稱，只有建立獨裁製度才能拯救中國。鄧的文章對此予以全然駁斥，並對國家主義者進行了猛烈而又嚴厲的鞭答。青年黨的成員都是國家主義者，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文章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論證，讀者無法從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會同他人有力地辯論理論問題。
鄧於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中共旅歐支部是旅歐團組織的母體，領導團的所有工作，雖然中共旅歐支部在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都設有分支部，但其組織規模還是比較小的，只有幾十名成員。不過，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衛工作做得腹好。法國警察一直沒有發現過她的任何機密文件。1925年警方進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無所獲。她同上海黨中央莫斯科第三國際總部之間的通訊聯繫雖然很慢，但相當可靠。並且她有足夠的經濟來源支撐其製作和散發大量宣傳品。到1993年，鄧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六十九年了，這幾乎可以斷定，他是目前全世界黨齡最長的共產黨員。
1925年初，鄧小平從巴黎去了里昂。黨派池到那裡去擔任當地的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他被指定為"里昂地區中共旅歐支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４在二十歲這個年紀，他便被賦予獨立的政治領導權。他在領導勞工運動的工作中可能曾回過克魯梭。因為那裡仍有幾百名中國工人，與巴黎相比，那裡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還可能到聖艾提尼附近的聖夏門巡視過，那裡也有不少中國工人。他自己則在里昂的一家工廠做工。
鄧在里昂呆的時間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揚古爾警察局花名冊上登記的時間是7月30日。關於回巴黎的原因，儘管在任何法國或中國的文獻中都沒有明確的解釋，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由於幾個星期以前，約一百五十名左翼激進分子離開了法國，其中人約五十人是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的。黨和團需要他的領導。
這麼多人集體離開法國，主要是左翼勤工儉學學生對五卅事件的激烈反應造成的：上海英國租界的警察同學生及大批示威者發生衝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眾支持日資紡織廠裡的中國罷工者，抗議日本警衛的暴行，要求釋放被捕的六名學生。
在巴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員（當時國共兩黨已經實現合作）迅速組成了一個行動委員會，他們不顧警察的禁令，於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法國人和中國人參加。委員會從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決定下一步向中國公使館發動攻擊。這個行動於6月21日進行，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輕的中國人衝進公使館，在公使的房間裡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文件的內容是，支持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向法國政府提出抗議。法國警方事先不知道學生們的行動，事後才匆匆趕到，馬上驅散了他們，但當初並未捕人。這引起了法國一些新聞輿論的不滿，他們對警察的作法進行了抨擊。警察因此被迫採取行動，突擊搜查了示威者的住處。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進行申訊，又根據命令立即將其餘的人驅逐出境。他們還決定，以後要嚴密注視所有留在法國的那些激進學生的行動，同時設法打入其組織。
這意味著鄧一回到巴黎，即處在警方的監視之下。從1925年下半年法國警方監視他的報告來看，鄧小平重返巴黎有兩項主要任務：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壞的黨的總支部的領導體系，設法維繫黨團繼續進行活動。他還出席了在貝勒維拉市工業區舉行的幾個會議，有時還在會上演講。同時他自己還在比揚古爾市的雷諾廠做工，這看起來有雙重目的，一是為了掙錢，二是為了同這裡的幾百名中國工人保持聯繫。在該工廠工作的許多工人是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支持者。
警方的記錄還指出，鄧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產黨人，兩名社會民主黨人士，被懷疑密謀暗殺中國青年黨領導人。其中一份密報說，這四個人企圖暗殺被懷疑與法國當局保持密切聯繫的幾個中國人，因為大批共產黨激進分子被驅逐出境就是他們促成的５。這些反共組織是否真的幫助了警察，譬如在襲擊公使館後向警察提供激進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斷定，但這樣懷疑是有道理的。說鄧和他的同伴策劃暗殺這些領導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不管當時還是後來，政治暗殺部不是他們這個黨所贊成的做法。被指責策劃暗殺的這幾個人（包括鄧）絕對懂得，他們當時正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因此這個指責好像是中共旅歐支部的政敵捏造出來的，目的在於破壞他們的名譽。
l926年1月3日，鄧在成立於夏季的行動委員會召集的會議上發言。他主張親近蘇聯政府６，以打擊帝國（根據原文譯出——譯注）主義，並要求與會者同意向中國駐法公使發出新的最後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來的會議報告後決定：搜查住在比揚古爾三家旅館中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們闖入了卡斯德亞街3號旅館鄧與另外兩人合住的房間，但裡面已空無一人。他們沒有發現任何違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設備、中文報紙及大量的宣傳材料。
當警察進入鄧的房間時，鄧實際上已經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離開法國，前往蘇聯。聖誕節前，他在雷諾廠預先通知了他的僱主，說他決定返回中國。現在看來他似乎是為了逃脫逮捕才匆匆離開的，因為他離開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動落空了，只好沒收了房間裡的所有物品，發出了一個驅逐令。驅逐令上還特別註明"待交當事人"７，但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份驅逐令恐怕永遠也送不到當事人鄧小平手裡了。
鄧小平剛到法國時是一位愛國青年，對國家的狀況感到憂慮，渴望獲得工業技能，尋求實行工業化的途徑，從而實現所有愛國者所嚮往的國家的富裕、強盛。但按照他的官方傳記中所言，他的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８。當他離開法蘭西時他已經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背和職業革命家。作為一名革命家，他已經在幾種工作中積累了經驗——開始是刻蠟紙的工人，然後擔任過雜誌的編輯、中國學生和工人中的宣傳員，黨的支部（雖然很小）的首腦。他還學會了怎樣適應在警察的監視下和在政敵中間工作。十五個月後，當池回國投身於中國革命政治活動的洪流中時，面對的是更多的陰謀和危險。
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究竟對他日後的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呢？法國歲月留給他的經驗使他不贊成某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林彪的大中國主義。在他整個的政治生涯中，特別是在他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年代，他對外國人以及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抱有極大的興趣。他同時還顯示出他很重視兩種觀念：世界不能忽視中國，中國也不能自絕於國際社會；如果中國不向世界學習，就沒有希望很快發展起來。
除此之外，國外的生活對鄧小平的影響並不大。他離開法國去莫斯科時，他一定能夠毫不費力地讀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講法語。但還沒有證據可以看出，他對法國的文學、藝術很感興趣，甚至也沒有證據表明這個講求實際的人，對法國的工程學和建築學感興趣。無論在法國政府部門、工廠和學校的檔案裡，還是其他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裡，都找不到關於鄧有法國朋友的記載。一些勤工儉學學生，或者通過在夜校瀏覽共產黨人的《人道報》，或者通過住在私人家裡，或者通過在學校同老師談論政治等等方式，逐漸認識了一些法國人。鄧好像不是這祥。
無論置身何處，鄧的性格在十六歲和二十一歲之間應該已經形成了。但難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輕就變得那麼堅強、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對於一個倒霉透頂的中國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給予支持的陌生世界裡，靠他自己的智慧度過了艱難的學校生活，否則他就不會在如此年輕時就具備了這樣堅定與自信的個性。從兩張照片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變化：第一張是他和鄧紹聖在一家照相館拍的，可能是他們在巴耶中學的時候。照片上的這個男孩身著壓皺了的西裝，姿態拘謹，面無表情（見照片1）９；第二張，即貼在雷諾廣檔案卡上的那張、展現的是一位面帶堅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翹的年輕人十。他依然身著西裝，但風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後，人們仍然可以辨認出，他就是鄧小平。
註釋：
１《鄧小平傳略》第3頁。
２同上書，第3－4頁。
３《華盛頓郵報》1980年8月31日。
４《鄧小平傳略》第4頁。
５巴曼·杜勒斯：《在法國的日子》第31頁。
６諾拉·亞：《鄧小平：法國歲月》第702頁。
７同上書，第704頁。
８《鄧小平傳略》第4頁。
９《鄧小平畫冊》第57頁。
十弗朗茲：《鄧小平》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