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總統選舉中敗給羅斯福、並希望在1944年再次參加競選的溫德爾·威爾基，於194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一個世界》。此後，該書的內容大多已被人們所忘卻，唯獨書名還被記憶猶新。這本書用兩個詞歸納了現代的一個基本現實，即我們是第一次真正地生活在"一個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部分可以遠隔塵世，不受其他地區的騷亂的影響了。
威爾基寫出《一個世界》以來的四十年中，世界上發生了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巨大的變化。今天，如果對全球再作一次概括的話，可以稱之為"一個嶄新的世界"。
我們生活的這個新世界，是一個由新人組成的世界。現在，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
這是一個新興國家的世界。1945年創建聯合國時，只有五十一個成員國。現在，它已擁有一百五十多個成員國。其中有二十六個成員國的人口比加利福尼亞的聖約瑟還少。
這是一個富於新思想的世界。戰後大部分時期內，存在著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趨勢，即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個部分：共產主義世界和自由世界。由於蘇聯人和中國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今天，共產主義世界已不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了。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各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信仰，正在全面爭奪新興國家的人心。
這是一個由於核武器的出現而改變了戰爭性質的世界。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來說，實際上已經過時了。甚至連世界戰爭這個概念本身，以及伴之而來的、在這類戰爭中獲勝或失敗的想法，也都變得幾乎是無法想像了。
但是，隨著世界性戰爭危險的減少，小規模戰爭的危險卻在增加。一個大國已不再能夠滿有把握地對另一國提出警告說，如果它在外界進行侵略，必將同時冒遭受核報復的危險。
本書以顯著地位描述的那些領袖們，都是屬於一個特定的、史無前例的時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之一。它釋放了必將持久地改變著世界的各種能量，迎來了核時代。它結束了西歐各國對地球上其他地區的統治，推動著老殖民帝國瓦解的進程，又把東歐置於蘇聯的嚴密控制之下，並使掠奪成性的俄國變成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今天，我們不確切地把植根於西歐文化的各種思想和莫斯科製造的極權主義制度貼上了"西方"和"東方"的標籤。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兩種價值規律之間的巨大鬥爭提供了舞台。
戰前，邱吉爾在反對派中孤掌難鳴，人們把他看作一位行為古怪的人，不予理會；戴高樂雖然也在爭取群眾，但同樣是徒勞無功的，無人響應。阿登納在他本國則是一個逃亡者。他們具有同樣的品質，這使他們後來都能完滿地為他們的國家服務。但是，這些品質在當時要麼得不到承認，要麼不為世人所需。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因為時機來到。
邱吉爾、戴高樂、阿登納這樣的領袖是罕見的。這不僅因為他們都是出類拔革的人物，而且因為把他們推到前方去的環境是罕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形勢，不僅要求有非凡的領導人，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上演偉大劇目的舞台。
除了這些戰後的偉人之外，其他數以百計的領袖們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們較少為人所知，人們對他們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同樣重要的。在反對分殖民國家的?命者中，恩克魯瑪、蘇加?和尼赫魯都是傑出的榜樣。菲律賓的拉蒙·麥格塞塞要不是過早去世的話，可能會成為遠東最亮的一顆明星。戴維·本·古裡安和戈爾達·梅厄都是先驅者，他們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中東其他四位領袖——伊朗國王和費薩爾這兩位國王、納賽爾和薩達特這兩位埃及人，也都是為了使他們的國家在不被舊勢力征服的情況下加入新世界而鬥爭的領袖人物。
還有一些領袖人物，如果處於別的環境下，他們可能早已揚名史冊。但由於他們是在平靜的時期擔負領導職責，或者領導著不太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的名字至今鮮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與羅伯特·孟席斯都擔任英國首相、而不是分別擔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亞總理的話，他們將會與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齊名。縱觀他們的生平，實在使人浮想聯翩：如果尼赫魯對經濟現狀象李光耀那樣瞭解，印度戰後的歷史該是多麼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國戰後的一位首相，歐洲的歷史進程又將會多麼不同！
最後，還有一些本應為人們所牢記的領導人，他們雖然受命於多事之秋，卻因為默默無聞地進行著領導工作而被人們遺忘了。我們對那些浮誇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經常記憶猶新，對默默無聞的調解著或謹慎勤勉的建設者卻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裡——拯救意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後一批領導人中，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就是意大利戰後的總理阿爾奇德·德·加斯佩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極為貧困，比歐洲其他許多地方貧困得多。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宏偉的、富麗堂皇的宮殿雖然被保存下來了，但是人們更需要食品。一點麵條，一片麵包，在戰後的意大利都是寶貴的。
人們在絕望中經常會採用極端的手段。意大利的貧困狀態為斯大林提供了機會。莫斯科把錢財灌注到意大利共產黨的保險櫃裡，企圖以此手段加強該黨，使它成為攫取意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幾乎取得勝利。但是，阿爾奇德·德·加斯佩裡這位瘦削的人卻擋住了莫斯科通往勝利的道路。
1947年，我見到了德·加斯佩裡。當時，我作為赫脫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訪問了意大利，考察重建西歐需要些什麼。那時離意大利戰後最重要的選舉還不到一年。由於意大利共產黨是蘇聯集團之外最大的、得到資助最多的黨，很多歐美評論家預言它將取得勝利。意大利的貴族們計劃一旦共產黨上台執政，他們就要逃離該國。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這次選舉將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清楚這一點，德·加斯佩裡清楚這一點，蘇聯人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來，德·加斯佩裡一直擔任總理。他的精力、才智和決心，給我們委員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傑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練的"這類經常加在偉人身上的形容詞，卻沒有一個是用來描繪德·加斯佩裡的。他身上具有某種書生氣的味道。事實上，他就是一個書生。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他的大部分時間要麼是作為一個政治犯在獄中度過的，要麼就是獲釋後在梵蒂岡圖書館裡當一名管理人員，在抄抄寫寫中度過的。他長得又高又瘦，前額很寬，一雙熱切的藍眼睛上，戴著圓形的眼鏡：嘴巴很寬，甚至在他的眼睛裡充滿生氣、告訴人們他根本不是不高興時，薄薄的嘴唇似乎也微微皺起、略帶憂鬱。直到1954年他七十三歲逝世時為止，他的頭髮一直很濃密，僅有一點灰自而已。
我在1947年的訪問中，見到了德·加斯佩裡和吉賽普·蒂·維多里奧這兩位意大利主要領導人。他們之間的差別是驚人的。蒂·維多里奧是一位共產黨人，擔任意大利勞工聯合會總書記。他也是這個國家戰後最有影響的領袖之一。我在他的辦公室裡拜訪了他。辦公室裡，過分鋪張地裝飾著時興的傢俱、豪華的紅色窗簾，以及厚厚的紅色地毯。當我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向我表示歡迎。他充滿活力，生氣勃勃，而且慇勤好客。他微微笑著，開著玩笑，而且笑得很輕鬆。開始時，他熱情外露；當話題轉到美國和蘇聯以後，他那親切和藹的態度頓時消失了，變得冷若冰霜，而且愛好爭辯。他上衣的翻領上，還別著一面小紅旗。無論就言談或態度而言，使人們毫不懷疑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地忠於俄國、徹頭徹尾地敵視美國的人。
相比之下，德·加斯佩裡的辦公室雖然也是舒適的，但設備並不過分鋪張。在接見我們委員會的成員時，他是有禮貌的，但又是文靜的、含蓄的。正如蒂·維多里奧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一樣，德·加斯佩裡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內向的人。我不能想像他會拍拍人家的後背，與別人隨便大聲攀談，或是說些帶有強烈幽默感的話。那天，他雙眼流露出近乎憂鬱的神情。在領袖人物中，這並不是一種不尋常的特徵。戴高樂和墨西哥戰後最偉大的總統阿道爾夫·羅斯·科爾蒂內斯就經常帶有這種神情。》羥的觀察家可能會打賭運動中，蒂·維多里奧將會擊敗德·加斯佩裡，因為蒂·維多里奧在必要時可以表露出開朗的性格，這對富於同情心的意大利人是有感染力的，德·加斯佩裡卻做不到這一點。但在幾分鐘之後，我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委員會中頑固的人和政治上贊成孤立主義的人，也都為他那種難以言喻的、大家一致公認的品質所打動。
德·加斯佩裡流露出一種內在的力量。他越是平心靜氣地講話，號召力就越強。人們可以感覺到，他深深忠於他的人民、他的國家和他的宗教信仰。
在政治選舉運動中，華而不實的表演家們經常取勝。對這位文靜的、不裝腔作勢的人和平庸的演說家來說，他缺乏領袖人物那種非凡的魅力，在政治上要贏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卻具有偉大的領袖人物所特有的那種精力、才智和性格。幸運的是，意大利人民能夠覺察到這些品質的價值。如果當時不是這樣的話，今日的意大利很可能就是共產黨的天下了；邱吉爾經常說的"歐洲的軟腹部"也就會被致命地戳破。
德·加斯佩裡雖然舉止謙恭，但他對自己和自己的才幹也是確信無疑的。眾所周知，他願意與政敵們妥協；但是，人們也可以指望他維護基本的道義和政治標準。因此，他被稱為"我們時代最平凡的非凡人物"。然而，他又是兩千年前的羅馬共和國覆滅以來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最偉大的意大利領導人。
在戰爭結束後重建一個戰敗國，這可能是領袖人物面臨的最艱巨的任務。但是，戰爭和失敗所產生的劇變，又經常把具有卓越才幹的領袖人物推到顯著的地位。正如麥克阿瑟和吉田茂對於戰後的日本、阿登納對於德國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樣，德·加斯佩裡是重建被戰敗的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像西德的阿登納一樣，德·加斯佩裡能把意大利帶回到國際大家庭中去。因為世界其他國家看得很清楚——正如一位意大利人所說的："他是一位好人。他說話是算數的。"他那文靜的、樸實無華的舉止，與法西斯時代意大利政治中那種裝腔作勢、譁眾取寵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給本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以一種寬慰之感。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人屈從於一個浮誇的政權，其詞藻之華麗，從程度上來說，與德·加斯佩裡語言之平淡真是各有千秋。德·加斯佩裡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演講看來說，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意識到，意大利人民在聽取領袖長達二十三年的說教之後，現在寧願聽聽教授們講課了。他的演講是鬆散的，有時還有點令人迷惑不解。他從不大幅度地、戲劇性地揮動手臂，只做輕微的手勢；在講話中，他不用詞藻華麗的譬喻，而是用經過仔細推敲的、無懈可擊的推理。在講台上，他有時還停頓下來，從文稿中搜尋確切的數字以引證他的論點。
如果過了一陣還沒有找到，他就會歎一口氣，喃喃地說："噢，沒關係，讓我們繼續講下去吧。"
德·加斯佩裡用他在選舉方面像魔術師一樣的才幹來彌補他在演講方面的弱點。正如他的一位同僚在戰後頭幾年議會發生危機、政府動搖不定的日子裡所說的，"一張信任票比一百句警言還要值錢"。德·加斯佩裡設法取得了信任票，使他的歷屆政府能夠團結在一起。
戰後的形勢，使意大利政府在堅韌不拔方面也受到了鍛煉。在當時的西德和日本，最後的決定權掌握在盟國佔領軍手中，後來，佔領軍才逐步把主權移交給民選政府。因此，這兩個國家的官員在對付食品匱乏、勞工騷動以及政治上的極端主義分子的各種詭計方面，都可以得到協助。在人民不滿時，他們至少還有一個"洋鬼子"可以用來當作擋箭牌。
與這些國家不同，意大利幾乎立即就自由行動了。從1945年到1953年，儘管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共產黨人又經常施展凶殘的伎倆，德·加斯佩裡還是一直在執政。這一時期中，他在他的基督教民主黨占支配地位的聯合體的基礎上，連續地組成了八屆內閣。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輕易不為政治危機所動。有一天，他正在眾議院旁邊的一間接待室裡工作，一位驚慌失措的糾察長突然打斷了他，說，會場裡的辯論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這位總理卻泰然自若地繼續做著筆記。
起初，德·加斯佩裡的內閣中包括共產黨人。他贏得了調和人和老練的議會專家的好名聲。但是，他最後明顯地看到，共產黨人的目的是從內部瓦解政府。於是，他在1947年組織了一個沒有共產黨人的新內閣。
這是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勇敢的舉動。為此，他的政府的穩定性也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德·加斯佩裡五十四歲以前一直是一位勁頭十足的登山者。五十四歲那年，他在攀登一座白雲石山時，不幸出了事故，單繩懸掛在深谷上空達二十分鐘之久。但他抓住不放，最後終於蕩到了安全地帶。在他把共產黨人逐出政府之後，他也以同樣的韌性堅持著。結果，在1948年秋季的普選中，意大利人民給他的基督教民主黨、因而也是給他的反共聯合政府以兩百萬張選票，使他在這次關鍵性的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1948年以後，他通過靈活地運用聯合的辦法，把他的政府團結在一起，除了新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參加聯合政府。因此，從農民到工業家等各階層的人士的利益，在政府中都能直接得到反映。
1948年選舉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是庇護十二世教皇決定動員意大利二萬四千教區中所有的天主教行動志願隊支持德·加斯佩裡，反對共產主義。1947年和1957年，我兩次見到庇護，發現他與德·加斯佩裡一樣，把對人類的強烈同情和對世俗政治事務的現實主義的瞭解結合了起來。許多人抨擊他關於使用梵蒂岡的權威支持德·加斯佩裡的反共聯合政府的決定。
但是庇護認為，他是按照教皇的職責行事的。我可以看出，他認為共產主義對教廷的威脅和它對意大利政治自由的威脅同樣嚴重。
但1948年的大選能夠獲得這麼大規模的勝利，這還不能單純地用教廷的干預來解釋。如果沒有德·加斯佩裡這位誠實的、進步的、民主和自由的倡導者參加競選，基督教民主黨就會輕易地在選舉中敗北。這樣，西方將會失去意大利；意大利則會失去自由。
德·加斯佩裡瞭解他的人民。我們訪問意大利時，他動人地對我們談起他們的境況，尤其是他們急切需要食物的情況。
共產黨人除了談糧食問題外，則很少為意大利人民說話。但德·加斯佩裡相信，他的國家需要更多的東西。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這座偉大的建築物是意大利文化傳統的重要象徵，在戰爭中遭到部分的破壞。儘管意大利政府可以把全部基金或更多的錢用於購買食品，但它還是抽出足夠的資金來修復斯卡拉。
德·加斯佩裡帶著自豪的口吻談到過這項工程。他知道，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意大利人民不但在身體方面需要營養，精神方面同樣需要營養。我們訪問意大利期間，在斯卡拉觀看了一場演出。美國國旗懸掛在我們包廂上面。聚光燈照著我們，樂隊奏起了《星條旗》歌。這時，整個劇院爆發出響亮的、令人激動的掌聲和歡呼聲。此時此刻，我懂得了，德·加斯佩裡正確地理解了他的人民，共產黨人卻不理解他們。同時，我又得到了新的證據，堅信德·加斯佩裡將在下一年度的選舉中獲勝。
德·加斯佩裡即使擔任總理，也過著一種簡樸和具有獻身精神的生活。他第一次執政時，不得不提前支取薪水，才能湊足購買一套新衣服的錢。
像其他許多領導人一樣，德·加斯佩裡用散步來開始他一天的生活。他在羅馬的小山麓漫步時，總是帶著他的新聞秘書，以便聽取簡報；他還隨身帶著滿口袋的糖果，以便送給路上遇見的孩子們。他每天晚上工作到九點半，經常是他親自熄滅政府辦公大樓的電燈。他在掌權後的幾年裡，還是和妻子弗朗塞斯卡及他們的四個女兒住在一套小小的公寓裡——他在梵蒂岡當管理員時就在這裡安的家。屋裡的傢俱，則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置的。他的臥室中，唯一的裝飾品是一座耶穌受難象和一幅聖母瑪利亞的畫像。
德·加斯佩裡擔任總理的頭幾年中，他對門的鄰居是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她把意大利君主制的覆滅歸罪於德·加斯佩裡個人。（在1946年的公民投票中，他曾經是共和主義的主要倡導者。意大利人民在那次公民投票中選擇了自己政府的形式。）她把她的垃圾箱放在過道上，試圖使他絆倒，此外，她還經常使勁地彈奏鋼琴，直至深夜，想用這些辦法來發洩她對總理的忿懣。德·加斯佩裡卻以漠然置之的好脾性忍受了這些困擾。
德·加斯佩裡的權力，給他和他的家庭帶來了安逸的生活，但從來沒有給他們帶來富足。德·加斯佩裡去世後，我訪問意大利時，曾去拜訪他的遺孀，發現她還住在羅馬郊區一套簡樸的公寓裡。
德·加斯佩裡這位熱誠的天主教徒在梵蒂岡圖書館工作時，就創建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尤其是在1948年教會支持他反對共產黨以後，他有時還被人指責為按教皇的指令辦事的人。對此，他的同事通常回答："他的思想從早年起就浸透了天主教那一套東西。因此蒂岡根本沒?必要提醒他堅持基督教的教義。"
意大利和西德戰後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都高舉基督教民主的旗幟，決心獻身於恢復和維護高於一切的個人自由的事業。對德·加斯佩裡和阿登納來說，基督教的政綱在本質上是中間派的。按照這種政綱，國家對社會進行有限的干預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需要的，只要它不干涉人們在思想、行動和祈禱方面的個人自由就行了。
德·加斯佩裡每天都做彌撒。他經常是大清早就到小教堂裡去，以免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天主教教義，一直是一種無論於公於私，在各個方面都要盡心盡力的教義。
不管從哪方面說，德·加斯佩裡表明他對教會是有獨立性的。1952年，教會為了不讓共產黨人接管羅馬市政府，贊同基督教民主黨和其他所有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包括新法西斯主義者——組成聯合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加斯佩裡公然違抗教皇旨意，把新法西斯主義者排斥在外。
德·加斯佩裡與阿登納一樣，熱情地獻身於歐洲的理想。
他來自於邊境省份，阿登納也如此。他們對歐洲共同的傳統也都具有同樣強烈的意識，並一致認為，一個統一的歐洲，是保護他們人民的自由，使其免受東方共產主義敵人侵犯的唯一辦法，也是減少歐洲內部對和平的威脅的唯一辦法。這種威脅來自於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
德·加斯佩裡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北約組織的堅定支持者。他為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盡了很大的力量。根據這個條約，西歐各國可以籌組一支聯合的歐洲軍隊。1954年8月，離職已經一年的、七十三歲的德·加斯佩裡在一次電話交談中，突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並請求他先前的內政部長和當時接任總理的馬裡奧·謝爾巴要使意大利忠於建立歐洲防務集團的思想。他幾天之後病逝於心臟病時，有些人認為，其實，他的心早已被法國仍然不願贊同這項計劃一事所刺傷了。
他成功地把意大利牢牢地置於西歐共同體之中，這一功績在他逝世之後還流芳百世。他離職以後，我又到歐洲進行了幾次訪問、包括1969年我任總統時的那一次訪問。我發現，北約內部好幾次出現意見分歧時，意大利人始終屬於最忠誠的歐洲人之列。事實表明，意大利的曼利奧·勃羅西奧是北約組織最有效率的秘書長之一，這是不足為奇的。如果他不是小黨的成員，很可能早就成為意大利另一位偉大的總理了。
德·加斯佩裡看起來不像一位英雄，聽起來也不像一位英雄。然而，他堪稱戰後世界上的英雄之一。他的事跡表明：政治家並不需要裝腔作勢和誇誇其談，甚至不需要雄辯的口才，領袖人物可以默默無聞地工作，沒有必要大叫大嚷；和善的人同樣可以取得成功。
在戰爭結束時，意大利面臨著一段危險的政治真空時期。
1922年，法西斯主義者掌了權。當時，意大利缺乏經驗的成年人對和平時期的政府的其它形式毫無所知。德·加斯佩裡終於給了意大利人民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一個建立在實用主義和自由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的、溫和而穩固的政府。雖然西方組織得最好的共產黨施展了計謀，德·加斯佩裡還是在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國，而且使它鞏固下來。
德·加斯佩裡1945年掌權時，工農業生產已下降到了危險的程度，失業現象到處蔓延。有一段時間，意大利倉庫中只剩下能夠維持兩個星期的糧食。然而，在他的領導下，六年之後，意大利的農業幾乎全部恢復，工業產量還超過了戰前的水平。
他還使意大利在各國中的聲譽得到全面的恢復，並與美國和西歐各國建立了永久性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有了德·加斯佩裡，意大利國民政府才能一直為基督教民主黨所控制，它與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實上，在變得非常混亂的（西方）聯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為可靠的成員之一。
1982年初發生的波蘭危機考驗著西方領導人的性格。面對蘇聯一手指揮的、對波蘭要求自由的騷動所進行的鎮壓，如果邱吉爾、阿登納或德·加斯佩裡這樣的人在世，無法想像他們會像目前歐洲某些政界和知識界領導人那樣作出反應。他們絲毫沒有留下迴避問題的餘地，也不願採取見風使舵、模稜兩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可惜這種態度一般說來已越來越成為歐洲政治的特徵，特別是成為西歐對蘇聯威脅作出反應時的特徵了。戴高樂可能是傲漫專橫的，他固執地鬧獨立性，經常是美國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之際，他給肯尼迪總統發了一份電報說："如果一旦發生戰爭，我將和您站在一起……"戴高樂、阿登納和德·加斯佩裡都是將其政治原則深深扎根於宗教信仰的領袖。他們都是嚇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國國內對西方聯盟的性質、內部團結、是否可靠等問題甚為關切；與其冒依賴於不可靠的分廾國的風險，還不如自己單獨干的想法，也在增長。歐洲人則越來越把美國描繪成為好戰的、容易感情衝動的或者危言聳聽的國家，它找出一個又一個借口，迴避採取任何行動來對付蘇聯的威脅。令人寒心的是，在這方面，八十年代的分酷似三十年代的歐洲。
問題則在於三十年代的教訓在八十年代是否會被汲泉-而且是及時地齲反殖民主義的革命者：恩克魯瑪、蘇加諾、尼赫魯對西歐各國來說，戰後這段時期意味著帝國時代的結束；對這些國家以前的許多殖民地來說，則意味著它們突然陷於走向獨立的、變幻無常的境況之中，對這些殖民地的領導人來說，又意味著這是一場非常嚴峻的考驗，有些人將通過這場考驗，有些人則可能通不過。其中特別引起世界矚目的三位是：加納的思克魯瑪，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印度的岷章場?
他們都具有領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擺脫殖民統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於國際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渦之中。他們事跡中的類似之點和差別之處表明，領導一場革命和建設一個國家所應該具備的條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脫委員會成員的身份訪問歐洲，發現各國領導人都在竭力進行奮鬥，以便把他們的國家從被破壞得如此嚴重、以致無法想像的廢墟上恢復過來。他們需要取得幫助來重建家園；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萬人挨餓。但是，他們並不是在叢林中創建新國家的。他們能夠求助於很多世紀以來先進的文明所積累起來的智慧，可以仰賴於在過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使他們擺脫出來的精神力量。在這片廢墟下面，還有一支非常稱職的勞動大軍，他們在管理現代化的工業經濟方面是富有經驗的。當時應該做的事情，只是給他們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們自己是完全可以勝任這個任務的。
十年後，我訪問了加納，代表美國參加該國獨立的慶典活動。儘管加納缺乏受過訓練的勞動大軍及歐洲國家那樣的工業基礎，但我聽到的簡單介紹表明，它在開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時，是有過取得成功的良好機會的。
加納是贏得獨立的第一個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過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獨立的。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克瓦米·恩克魯瑪曾在美國林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受教育。那時，加納被歡呼為英國的"創造性的退讓"政策的榜樣。值得讚揚的是，英國人像他們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樣，通過培訓加納文職人員及把他們提拔到負責崗位上來的辦法，為這個國家取得獨立進行了精心的、細緻的準備工作。
加納有充滿活力的經濟和一支受過教育的人才隊伍。由於它的可可的收穫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納還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
今天，加納卻已成為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災區。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魯瑪本人。有的人在領導革命時能夠取得輝煌的勝利，但在隨後建設國家時卻遭到徹底的失敗。恩克魯瑪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來自全世界的代表團參加了獨立慶典活動。在一家為接待來訪代表團及將會隨之而來的旅遊者修建的新旅館裡，我們度過了難忘的第一個夜晚。我對此至今記憶猶新。當時，人民在街上載歌載舞，跳著《嗨，生活》的舞蹈，通霄達旦，幾乎使我們徹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國王室參加了慶典。她乘著一羅爾一羅伊斯汽車來到會常儘管天氣炎熱，她看來還是無可挑剔的平靜和莊重。當她代表王室在議會開幕式上宣讀講稿時，加納的部長們和當時的反對黨的代表們，都戴著白色的英國假髮。整個慶典活動是在極其莊嚴的氣氛中進行的。
英國總督查爾斯·阿登一克拉克舉行的招待會，是一項盛大的慶祝活動。來自全世界的達宮貴人們都加入了長長的接見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時，一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我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難過。他是一位顯得遲鈍臃腫的人，穿著英國人要求他們的外交人員在熱帶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浹背。我們握手時，他說，"這是小憩的好時候了。"他陪我們進入一間有空調設備的接待室。人們給我們端來了冰鎮檸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監督過這次獨立的許多準備工作，因此，我問他加納的試驗是否會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聳聳肩膀，答道："成功的機會大約有百分之五十。我們是盡可能為他們把準備工作做得好一些。不過，你們也別忘記，自從我們在叢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戰的這個地區劃出來以後，至今還只有六十年的時光。你們昨天晚上見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過早地贏得了獨立。不過，我們是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被迫這樣幹的。"
溫斯頓·邱吉爾曾經對我說過，他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反對殖民主義的熱情的驅使下，迫使英國、法國和其他殖民國家過早地從非洲和亞洲撤走。他相信，自治畢竟是每個國家的權利，但他又說："民主制度的政體，是政府形式中最難管理的一種。這需要讓人民有數年的準備時間，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處理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所面臨的問題。"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參加獨立慶典的美國人一樣，確實為當時那種樂觀的氣氛所深深地感染了。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們就加納未來的前景談論了一個多小時。他那極為明智、冷靜客觀的估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雙眼閃閃發光，深情地對我說，"加納只能這樣做。
全世界正在注視著它，看看贏得獨立的第一個黑非洲國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當時認為，加納一起步就這樣順利，恐怕只有精靈才能把它毀掉。我根本沒有意料到，恩克魯瑪居然發展到成為這種精靈的地步。事實上，當時他在舉止和言談方面還是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恩克魯瑪聲稱，他對美國的民主和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為欽佩。當我在贈禮儀式上宣佈，美國政府將贈送給他一份官方禮物——一所全套的技術圖書館時，他看來很高興，說，這將幫助他把西方文明中先進的科學成果在非洲推廣。他還告訴我，亞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決心按照適合於加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的方式來實行林肯的原則。
恩克魯瑪於1909年出生在英屬西非的一個偏僻地區。他的父親是村裡的金匠。他本人在天主教會辦的學校和黃金海岸著名的阿契莫塔學校求學。由於他非常聰穎，他的叔父——一個金剛石的勘探者——決定把他送到美國去學習。他在林肯大學獲得了神學學士的學位。之後，又在美國和英國進一步深造。1947年，獲得兩個大學學位的恩克魯瑪懷著對社會主義和泛非主義的強烈興趣，回到了黃金海岸。不久，他組織了自己的政黨——人民大會黨，後來，他像薩達特和尼赫魯一樣，由於參與贊成獨立的各種活動，終於被捕了，入獄服刑。1951年，人民大會黨在大選中贏得壓倒多數的勝利，阿登一克拉克釋放了他。翌年，他當了總理。
自青年時代起，恩克魯瑪就顯露出公開演講的才華，他那宏亮的聲音和深思的漂亮外表對群眾很有吸引力。我看到過他使那些聚集在一起參加1957年獨立慶典的人們入迷的情景。
儘管他在私下談話時語調溫和，但當他來到人民中間並向他們講話時，就判若兩人了。他只要說上幾句話，就能使他們激動得發狂。很明顯，他的人民是忠於他的。我與他交談時，發現他看起來也是忠於他的人民的。
但是，在獨立慶典火熱的激情消逝之後，加納又慢慢地從一個災難倒向另一個災難了。恩克魯瑪恣意揮霍，把大量錢財花費在落後國家視為現代化象徵的那些工程上，如，搞一座大壩，開闢一條航線，建一個機場。他決心使加納在經濟上獨立，企圖通過在本國生產加納所需的一切的辦法來取消進口。
這對恩克魯瑪來說，就是意味著由政府來進行生產——不管政府是否能勝任，也不管當地生產的物品比進口的還要昂貴。他對工業企業、種植園和商店實行了國有化，得到的卻是災難性的後果。他不僅把自己看作加納的國父，而且看作非洲獨立之父。他白白地為非洲統一組織總部耗費了大量資金，該組織的總部最後卻設在埃塞俄比亞。他還把加納的錢財源源不斷地傾注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獨立運動上。
加納本可以從與西方工業化國家進行緊密的聯繫中大受其益。但在這一時期中，恩克魯瑪的反西方的偏執狂和咄逼人的泛非主義卻逐步升級了。他大搞個人迷信，肆意揮霍政府正在迅速減少的資金，為自己建造了精緻的紀念碑。
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加納主要出口物品的可可的價格暴跌。加納再也沒有任何儲備可以依靠了。
當經濟情況惡化時，恩克魯瑪不僅沒有集中全力採取必要的強硬措施來扭轉局面，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轉嫁給別人。加納北方的幾內亞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包括黃金和金剛石的國家。幾內亞的領導人塞古·杜爾1960年來華盛頓訪問時，我陪他去白宮。他走了過來，看樣子很熱情、英浚不過，他是一位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強加於幾內亞，並希望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這兩個國家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幾內亞儘管自然資源豐富，其境況甚至比加納更糟。恩克魯瑪像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埃及的納賽爾一樣，雖然無法應付國內的問題，卻滋生了貪得無厭的、在國外進行冒險的慾望。他試圖把加納和幾內亞合併起來，但未獲成功。
隨著歲月的流逝，恩克魯瑪越來越脫離人民了。他自稱為"救世主"，從戒備森嚴的官邸中，向全國發號施令。1964年，所有的反對黨都被宣佈為非法，許多抨擊思克魯瑪的人被投入監獄。兩年後，加納的經濟形勢由於可可價格的波動和耗資巨大的發展項目所帶來的後果而變得更加動盪了。於是，軍方在恩克魯瑪訪問北京期間，把他推翻了。1972年，他在幾內亞流亡之時去世。
加納在獨立以後的頭二十五年中，發生過五次軍事政變，有過三屆民選政府。可可現在仍然是加納經濟中的主要產品，但其產量僅及獨立前的一半。它的黃金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二。
國營種植園的煙草產量只為八年前的十分之一。糧食生產也下降了。在領取工資的勞力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由政府支付工資的。
思克魯瑪留下來的遺產是：他為自己建造的紀念碑，貪污腐化盛行的政府機構，以及破產了的經濟。思克魯瑪所造成的破壞，需要由國家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進行多年的努力才能夠恢復過來。
就某種意義而言，加納是一個好心辦了壞事的悲劇。恩克魯瑪在爭取獨立的熱情的驅使下，可能相信他自己能創造出奇跡。但他掌權之後卻被權迷心竅的自大狂所吞噬了。西方那些施加壓力以加快非殖民化進度的人之所以那樣做，是出於理想主義的；追思往昔，當時那些比較慎重的人，恐怕才是比較現實的。
在世界目前正在經歷的這個階段中，數以十計的殖民地前哨地區的人民，已經可以任憑那些損人利己的新領導人宰割了。舊殖民結構的瓦解為一場新的爭權奪利的鬥爭開闢了道路——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那些奪得權力的人爭奪巨額財富開闢了道路。這些以前的殖民地中，有許多人是在對民主毫無體驗的情況下獲得獨立的。所以，他們只瞭解民主的皮毛。結果，他們得到的只是專制或窮困，或是兩種兼而有之。
對加納來說，更加可悲的是：已經出現的這種境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最好的實證之一，是加納的鄰國——象牙海岸，它與加納和幾內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現在，象牙海岸由於近海石油礦藏的開發，顯然已經處於新繁榮的邊緣。然而，在此之前，它既缺乏幾內亞所擁有的礦藏資源，獨立前的經濟又不像幾內亞那樣富裕。但是，象牙海岸有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這樣一位對現實有著深切瞭解的領導人。烏弗埃·博瓦尼在法國內閣中擔任過好幾個職務，包括在戴高樂手下擔任過國務部長。儘管他極力把人民要求成立一個國家的願望當作自己的意願，但他堅持認為，驟然建立起來的"絕對的獨立"——用他自己的話講——將使這個新興國家陷入混亂之中。象牙海岸干1960年從法國獨立出來時，雖然割斷了它與法國的一些聯繫，但沒有割斷主要的聯繫。他不但沒有驅逐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反而把他們請進來。他不但沒有推行國有化，反之，給予私人企業以基本的信任。結果，象牙海岸成為西非最繁榮的國家，每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八，人均收入為加納的三倍和馬克思主義的幾內亞的九倍。
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會過渡所取得的進展，還沒有象許多人原來所希望的那樣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沒有掉進操之過急、要求過多、結果一無所獲的陷餅。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國家中，象牙海岸與別國相比，是可資利用的國相比，是可資利用的?[book自然資源較少，但獲得進步較大的國家。
烏弗埃·博瓦尼堅持說，在他的領導下，他的國家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也為將來政治上的進步奠定了基礎。只有時間才能證實這一點。不過，在一個方面取得進步，總比在兩個方面都失敗要好得多。誰要是就非洲的未來打賭的話，都將不得不承認：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鄰國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業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發達的、貧困的南方大量進行資助的問題進行熱烈的辯論。贊成這種想法的熱情鼓吹者說，我們需要有一項幫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貧窮國家的"馬歇爾計劃"，這種想法的意圖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馬歇爾計劃，美國僅向西歐各國提供了總額為一百二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美國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億美元。由於這些先進國家都具有自己的工業能力，如果它們沒有外界援助的話，自己也是可以恢復過來的。
外界的援助，僅僅是加速復興進程的一種手段。
第三世界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情況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已向這些國家提供了將近九百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筆錢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費了。總的說來，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與歐洲和日本相比，則尤為令人沮喪。恩克魯瑪的加納所發生的悲劇證明，未來應記取的教訓是：為了取得經濟上的進步，必須仰仗於技術知識和一個鼓勵私人投資的、穩定的政府。